第一篇：2018-2019学年高中历史一轮：魏晋至隋唐时期的政治制度 含解析
魏晋至隋唐时期的政治制度
一、选择题(每小题4分，共48分)1．(2018·河南八市重点高中高三质检)学者阎步克认为：以九品论人，盖源于汉末士林的月旦品题之风。由于名士在汉末的重大影响，在士林舆论中得到好评者，朝廷州郡便争相辟举、唯恐不及。此材料反映（）A．民间文化性评价影响政府对官员的行政性评价 B．品评官在官员选举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C．士林舆论在官员选拔中起决定性作用 D．民间评价在官员选举中的作用大于政府评价
解析 据题干中“由于名士在汉末的重大影响，在士林舆论中得到好评者，朝廷州郡便争相辟举、唯恐不及”，士林舆论属于民间文化性评价，故选A项；题目中并未提到品评官的作用，故B项错误；士林舆论是官员选拔的影响因素，但并非决定性影响因素，故C项错误；题目强调的是民间舆论性评价的作用，但并未与政府评价做对比，故D项错误。答案 A 2．(2018·湖南十校协作体、长郡中学联考)南朝梁武帝曾经下诏强调：“九流常选(其中自然包括高门子弟)，不通一经者不得出仕”；以及规定学校学生策试得第，出仕可不受年龄限制。这样的做法（）A．表明了对文化教育的重视 B．彻底废除了九品中正制 C．严重打击了门阀士族势力 D．标志着科举选官的开始
解析 据所学可知南朝选官方面实行以门第为依据的九品中正制，根据题干“九流常选(其中自然包括高门子弟)，不通一经者不得出仕”，表明梁武帝对通过九品中正制选举出的人才进行了一定的文化水平的限制，同时规定学校学生可凭借策试得第出仕且不受年龄限制，说明此时选官注重才学，同时也体现了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故选A项。答案 A 3．(2018·四川绵阳模拟)两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仿效内地官方史学活动，接受汉族文化的历史观念，进而将自己的祖先衔接于中国古史体系，自称黄帝、大禹等圣王之后裔。这有助于（）A．提升民族认同 B．化解民族矛盾 C．继承华夏传统
D．促进民族融合
解析 据题干可知，少数民族接受汉族文化的历史观念，将自己的祖先衔接于中国古史体系，自称黄帝、大禹等圣王之后裔，有助于促进民族融合，故选D项；材料能提升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但并不是主要目的，故A项错误；材料对于民族矛盾的化解有效，但是并不是主要目的，故B项错误；单纯一个称谓的变化对于华夏传统的继承有限，故C项错误。答案 D 4．(2017·山西太原期中)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由世家大族垄断用人和掌权的状况，隋唐确立了科举制之后，基本纠正了这一状况。这一变化说明科举制（）A．是公正公开的人才选拔制度 B．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C．完善了朝廷选拔官吏的机制 D．导致了世家大族势力的衰落
解析 据题干，抓住科举制纠正了“由世家大族垄断用人和掌权的状况”，把权力收归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故选B项；材料反映的只是用人权的转移，从变化中无法体现出公正公开，故A项错误；选拔官吏权不是一开始就掌握在朝廷手中，而是从世家大族收上来的，无法得出“完善了”，故C项错误；导致世家大族势力衰落的因素有很多，D项的说法过于绝对，故D项错误。答案 B 5．(2017·江西九江“十校”联考)东晋时期，社会动荡，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门阀士族的势力得以发展甚至超越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为门阀政治。皇权与士族势力的均衡与共治确保了统治秩序的平稳。材料主要说明（）A．门阀政治取代皇权政治
B．门阀政治是特殊条件下的一种变异 C．门阀政治确保政权稳固
D．门阀政治是对皇权政治的有益补充
解析 门阀政治是皇权势弱的情况下形成的，但在皇权稳定后，它又走向崩溃，故门阀政治只是
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故选B项。答案 B 6．(2018·广东肇庆调研)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门阀政治，出现“王与马，共天下”(贵族王氏同皇族司马氏共同掌握东晋大权)的民间谚语，而到了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各级政府都是由官僚而非贵族负责运转。这一变化从根本上有助于（）A．加强官僚政治
C．提高行政效率
B．削弱贵族集团
D．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解析 根据材料可知不论削弱贵族集团，还是加强官僚政治，根本上都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强化皇权，维护统治者的统治，故选D项。答案 D 7．(2017·山东临沂期中)唐贞观年间编修的《氏族志》，最初曾将只任六品官的旧士族崔民干列为第一等姓氏，唐太宗大怒，下令“以今朝品秩为高下”，将崔氏列为第三等姓氏。但是房玄龄、魏征、李勣等名臣，仍然要求和崔、卢、郑等旧贵族通婚。这反映了（）A．选官制度影响社会价值取向 B．功臣名将联合豪门望族干政 C．新旧秩序在胶着中渐进更替 D．旧的士族门阀势力根深蒂固
解析 根据材料，一方面是李唐政府对昔日旧贵族的打压，一方面是旧贵族依然拥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呈现出一种新旧秩序在胶着中渐进更替的现象，故C项正确；非选官制度影响社会价值取向，故A项错误；魏征等李唐名臣虽然依然选择与旧贵族通婚，但却并没有干预朝政的初衷和效果，故B项错误；唐太宗敢于对旧的士族门阀进行正面的打压，就说明这些旧贵族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那种世卿世禄的地位，故D项错误。答案 C
8．(2017·湖南长沙期末)汉唐明三代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宦官专权现象，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A．皇权不断加强
C．外戚势力衰落
B．长期处于分裂 D．皇权相对削弱
解析 宦官是君主专制特有的现象，他的权力来源于君权的强化，皇权越是强化，宦官为害的可能性越大，由于君主专制一直无法达到很好的状态，其依附势力宦官也就无法强大，故选D项；魏晋时期国家没有统一，故A项错误；魏晋时期曾经出现了短暂的统一，故B项错误；魏晋时个别王朝外戚势力很大，不能因此说明宦官专权的消失，故C项错误。答案 D 9．(2017·吉林调研)秦及汉初的“尚书”仅是内侍小臣，掌管收发文书，汉武帝时始让其省阅奏章参与政务；东汉光武帝将尚书扩充为“尚书台”，“天下枢要，在于尚书”，但仍为内侍机构；隋唐时设置“尚书省”掌管六部，成为执行全国政务的机构。这在本质上反映了（）A．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趋势 B．君主专制不断加强的趋势 C．内朝转为外朝的官制变革趋势 D．相的行政级别逐渐降低的趋势
解析 据题干“尚书”的发展是秦汉至隋唐中央机构的演变，体现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本质上反映了皇权不断加强的趋势，故选B项；A、C、D三项与题干材料不符。答案 B 10．(2018·黑龙江哈三中模拟)李世民的儿子李恪亲王，打猎时伤害农民，被检察院(御史)柳范弹劾。李世民责备亲王府秘书长(长史)权万纪，责怪他未能规劝阻止，罪应处死。柳范说“房玄龄也不能阻止陛下打猎，怎么能单单责备权万纪。”李世民大怒回宫，后发现自己理屈，马上再出来召见嘉勉。这反映出（）A．唐代监察机制完备
B．三省六部制下君主权力被有限制约 C．唐代谏议制度形成
D．君主个人素养影响集权体制的效果
解析 根据材料中李世民的表现，可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大权，但贤明皇帝通过自省自察，接纳劝谏会提高决策的正确性，因而君主个人素养影响集权体制的效果，故选D项。答案 D
11．(2018·湖南十校协作体、长郡中学联考)唐代公私学校通常开设的课程有《孝经》、《论语》、《礼记》、《诗》、《周礼》、《仪礼》、《易》、《尚书》、《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这些课程的开设（）A．适应了科举考试需要 B．以研读儒学为唯一内容 C．表明统治者独尊儒术 D．反映了君主专制的强化
解析 唐朝科举制发展较完善的以明经、进士为主体的分科考试制度，根据题干中公私学校开设的课程既有适合明经科考试的儒家经典，也有进士科考试的诗赋、史学教材等，因而这些课程的开设适应了科举考试需要，故选A项。答案 A 12．(2018·湖南长沙一中月考)唐太宗屡次要求查看史官记录的当朝历史，房玄龄等最终删略部分内容后上呈，翻阅玄武门之变的记录后，太宗说：“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鸠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这一做法反映出唐太宗（）A．干涉和篡改史书著述 B．不满唐朝史官的阿谀奉承 C．鼓励史官秉笔直书 D．重视修史以安定江山社稷
解析 根据题目中“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得出唐太宗干涉史书编著，故选A项；题目中房玄龄并未阿谀奉承，故B项错误；根据题意，C项错误；唐太宗的做法体现了君主专制下皇权至上对历史事实叙述的干预，故D项错误。答案 A
二、非选择题(第13题25分，第14题12分，共37分)13．(2018·山西五校联考)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自汉文帝改革刑制以来，宫刑时用时废。……秦汉以来缘(连)坐的范围甚广，特别是出嫁
女既随夫家受诛，又随父家受戮。曹魏时期所定新律缩小了缘坐的范围，并开缘坐不及出嫁女的先例。南朝《梁律》进一步缩小缘坐的范围，创缘坐妇女免处死刑的先例。……曹魏《新律》将法定刑确定为死、髡、完、做、赎、罚金、杂抵罪七种。《北魏律》规定了死、流、宫、徒、鞭、杖六种法定刑，《北齐律》承其后，最终确立了死、流、徒、鞭、杖五刑。这一时期的刑罚制度改革，为隋唐以后封建五刑的定型奠定了基础。从北魏、北齐开始，流刑已成为一种法定刑作为死刑与徒刑的中间刑，填补了自汉文帝以来死刑与徒刑之间的差等。北周又将流刑按里程分为五等，使流刑更为规范化。
——摘编自李超《中国法制史习题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刑法制度改革的原因。(12分)(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刑法制度改革的特点及影响。(13分)解析 第(1)问，根据材料“自汉文帝改革刑制以来，宫刑时用时废。……秦汉以来缘(连)坐的范围甚广，特别是出嫁女既随夫家受诛，又随父家受戮”可知，原来的刑罚不够规范、过于严酷，且随意性大；结合魏晋南北朝的时代背景可知，这一时期社会动荡，需稳定政局；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刑罚相对秦汉有所减轻，表现出了儒家“仁”的思想核心，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第(2)问，根据材料中不同时期对刑罚的改革归纳特点所在；根据材料“这一时期的刑法制度改革，为隋唐以后封建五刑的定型奠定了基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答案(1)原因：社会动荡，需稳定政局；原来的刑罚不够规范、过于严酷，且随意性大；儒家“以礼入法”思想的影响。(每点4分，共12分)(2)特点：法定刑规范化；行刑方式越来越简洁化；刑罚趋于宽缓。(每点3分，共9分)影响：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为隋唐以后封建刑法制度的定型奠定了基础。(4分)14．(2018·山西五校联考)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 秦置左、右丞相，天下之事皆决丞相府。汉武帝在中央设立“中朝”，以侍从、秘书为尚书令、侍中参与军国大事。“尚书”一职日益重要，后逐渐成为国家的中枢机构。魏晋南北朝时期，权臣特别是丞相权力过大，最高统治者遂将相权分散，使之互相牵制，形成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体制。隋唐时期确立并完善了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皆为丞相。唐朝时的中书省是掌握机要、决定军国大事的最高出令机构，负责草拟、颁发皇帝的诏令。尚书省的职权，由于中书省和门下省的设立而被削弱。其长官主要是掌握尚书省，并具体落实中书省颁布的皇帝诏旨和经门下省审阅、皇帝批准的各种奏章。
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从政治制度发展的角度对材料进行解读(述评)。(12分)解析 第一步，归纳材料中秦朝、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央决策机构的基本史实。第二步，比较概括尚书省职能的变化以及不同时期君主集权的措施。
答案 材料表明：秦设置丞相，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汉武帝设立“中朝”任用亲信参与国家大事，尚书地位日渐重要，成为中枢机构；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分割相权，形成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体制；隋唐时期创立三省六部制，尚书省转化为执行机构。(8分)据此可知，尚书省由中枢机构逐渐演变为执行机构，丧失了决策职能；秦至唐朝通过分割相权及任用亲信取代丞相以加强皇权。(4分)
第二篇：高中历史隋唐时期(教案)
高三一轮第二阶段复习
中国古代史
教案
隋唐时期（581年—907年）
知识结构表
一、政治：
1、唐朝的三省六部制：①内容：唐朝中央的三省____、____和____，分别负责____、____和____。隋唐时期在____省下设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六部，确立并完善了三省六部的管理体制。②作用：三省的长官都是____，相权____。三省相互____和____，削弱了____ ．保证了____。三省六部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创造，此后历朝基本沿袭这种制度。
2、科举制（唐朝的选官制度）：①形成：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____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政府开始设立____，科举制形成。唐宋元各朝____并____了科举制。②特点：它把____、____与____紧密联系起来，把____和____的权力，从____的手里集中到____。③作用：有利于打破____、扩大____，提高____。加强了____。这一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
二、经济：
1、官营手工业：①制瓷：至唐朝，已形成____两大制瓷系统；____起，中国瓷器大量输出国外，远达欧洲、非洲；②纺织：唐朝丝织技术高，以轻盈精湛著称，还吸收了_____的织法和图案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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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
教案
民间手工业：恢复和发展。唐朝朝廷赋税户调的布、绢、锦等，多数出自农夫织妇之手
2商业：① “市”的形成与发展：宋朝以前，县治以上的城市，一般都在特定的位置设市，用于货物聚集和商品交易。市四周有围墙，与民居严格分开。官府设市令或市长，对市场交易进行严格的管理，按时开市、闭市，闭市后不许交易②主要商业城市：古代的长安、洛阳等大城市，既是不同时期的政治中心、军事重镇，也是著名的商业中心。____的开通、____的开凿、经济重心的逐渐____等，也催生了一批批城市的兴起与繁荣。____经济的发展，使____、____等一批南方城市成为当时最繁荣的大都会，以至出现“____”的说法。除都市商业外，____ ____也发展起来，为商业服务的柜坊和飞钱相继问世。唐朝时，____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政府在这里设有____，专管对外贸易。
三、文化：
1。四大发明（科技）：①隋唐之际，中国出现了____印刷术 ② ____，火药开始用于军事。最早的火药武器有突火枪、火箭、火炮等
2。文学：①唐诗： ____时，诗歌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____ ____，____ ____促进了诗歌的繁荣。初唐的著名诗人有____、____等；盛唐时边塞诗____、____ ；孟浩然、王维的____诗； ____、____和____的诗是唐诗发展繁荣的丰碑。李白以____的创作，赢得“____”的美誉；杜甫以____的“诗史”，被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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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
教案
“____”。中唐的白居易创作了大量平实浅近，针砭时弊的____诗。②唐代出现了诗的另一种形式——____③唐朝情节曲折离奇的短篇小说____ 3。艺术：①唐代楷书步人盛世，____、____、____的楷书各具特点，分别被称为欧体、颜体和柳体；唐朝的____、____等，都是草书大家；唐朝____等人的行书② ____、____等画家在继承前代基础上，吸取____、____等外来美术风格，创作出____和____等许多优秀作品：这一时期，____的壁画，更是盛极一时。
阶段特征
阶段特征:第二次大统一时期,也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政治表现: ①国家统一，疆域辽阔，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典章制度先进完善；
②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进一步完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选修）。
经济表现:吸取前朝教训,调整统治政策（选修）,封建经济呈现繁荣景象
思想文化：思想、科技、文学、艺术等领域全面繁荣，领先世界，兼容并蓄
民族关系: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选修）中外交往:呈现前所未有的盛况（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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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
教案
知识巩固
1、唐代中枢机构中书省、尚书省和门下省的精细分工体现了
A．施政观念上的民主追求
B．剥夺相权的创新设计
C．行政运作程序的有效制衡
D．弱化君权的重要进步
2、《前唐书·百官志》记载：“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然自汉以来，位号不同，而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宰相事无不统，故不以一职名官。自开元以后，常以领他职，实欲重其事，而反轻宰相之体。”上述材料反映出唐代()①三省长官皆为宰相 ②实行宰相集体负责制 ③宰相分管事务较多 ④宰相不被重视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③④
3.历史上曾有“天下之盛，扬为首”之说，扬州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是在 A.东晋 B．唐朝 C．南宋 D．明朝
4.筒车在中国古代南方农业生产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一灌溉工具创制于 A．三国时期 B．南北朝时期 C．唐代 D．南宋 5．下图反映的现象最早可能出现于
A、春秋战国
B、两汉
C、唐
D、明清
6．银行在今天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中介机构。假如要编写我国银行的发展史，最早可追溯到
A．唐
B．宋
C．明
D．清 7．《唐会要》卷八六记载：“贞观元年十月敕：五品以上，不得入市。”这说明
A．政府禁止商业活动
B．政府禁止高官从事商业活动 C．政府鼓励官吏经商
D．政府鼓励高官从事商业活动
8.“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杜甫的这句诗描述了当时一位书法家的创作情景，这位书法家是
A.王羲之
B.张旭
C.颜真卿
D.柳公权
9、汉藏之间自古就建立了血浓于水的紧密联系。《步辇图》(见下图)以贞观年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的历史事件为题材，描绘了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来迎接文成公主的使臣禄东赞的情景。关于《步辇图》的说法正确的是
①作品是唐代风俗画②作者是阎立本③作品画风奔放、水墨淋漓④作品中的人物刻画细致、形象传神 A.①② B.②④ C.③④ D.①③
10.传统文化是现代流行文化的重要灵感源泉。《青花瓷》这首歌在同学们中间广为传唱，“素坯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于碗底”，传神地表达了青花瓷的特点。下列关于青花瓷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青花瓷的出现要早于青瓷、白瓷
B.青花瓷的烧制成功，使瓷器与书画的结合更为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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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
教案
C.青花瓷是一种彩瓷，景德镇是其重要产地
D.元代以后，包括青花瓷在内的瓷器大量销往海外 11．西方学者查尔斯·默里在《文明的解析》一书中以下图表示公元600～1800年中国绘画的发展状况，约每200年间出现一个高峰。处于该图第一个高峰期的著名画家是 A．顾恺之
B．吴道子
C．张择端
D．郑板桥
12．“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和“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是唐代一位著名诗人的诗句。这位诗人最有可能是
A．陈子昂
B．孟浩然
C．杜甫
D．杜牧
13、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唐初，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省做定（做出决定）将上（皇帝），得者再下中书，中书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上中书，中书又将上，得者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得主书填“奉行”而已。（引自《朱子语类》）
材料二：唐太宗说：“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有的）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引自《贞观政要》）
材料三：唐太宗发现有一人诈伪做官，便下令处死。但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唐太宗被迫收回成命，对他说：“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引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指出唐朝初年皇帝的旨意主要包含了哪些人的意见? 皇帝和三省大臣的综合意见；
(2)根据材料二，说明唐朝初年政治制度的特点。
皇权之下的民主制度。民主程度取决于皇帝的个人品质并受到唐朝政权建立初期的历史背景的影响；
材料三所述故事实质上是哪两种权威之间的冲突?结局说明了什么? 皇权与法律权威之间的冲突；法律的权威在当时占了上风；
(4)结合上述材料，指出唐朝初年君主的权力受到哪些方面的制约。结合我国封建制度的政治特点谈谈你对这一现象的认识。
受到大臣和法律的制约；
我国封建制度的特点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皇权是至高无上的；但在唐朝初期皇权并不是绝对的权威，这与以后各朝代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
14、（必修﹢选修）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尚书省，尚书令一人，正二品，掌典领百官。其属有六尚书……门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掌中纳帝命。相礼仪……中书省，中书令二人，正二品，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凡王言之制……皆宣署申覆，然后行焉。
——《新唐书》卷46、47 材料二：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缙绅虽位及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王定保《唐摭言》
材料三：
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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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
教案
调随乡土所产绫绢各二，布加五分之一……凡丁岁役二旬，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大唐六典》 根据上述材料，指出隋唐时期确立的主要制度，并结合这些制度的作用分析唐朝前期出现盛世局面的原因。
①三省六部制使封建官僚机构形成了严密的体系，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统治的力量。（3分）②科举制扩大了官吏的来源，提高了官员的素质，加强了中央集权。（3分）③租庸调制保证了农民生产的时间，减轻了负担，保证财税收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3分）④隋唐在制度上多有建树并不断革新是盛世出现的重要原因。（3分）
15、（选修）阅读下列材料：
唐太宗说：“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贞观政要》
请完成：
(1)唐太宗的这番话体现了他的什么思想?他提出这一思想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存百姓”的思想。隋末农民战争动摇了隋的统治，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给唐太宗提供了历史教训。
(2)上述思想体现了我国先秦时期哪一思想派别的主张?。请结合具体史实加以说明。儒家思想(或儒家的“民本思想”)。孔子提出“仨”的学说，主张以德}台民；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实行“仁政”，反对苛政，反对统治者“虐民”“暴民”。
(3)唐太宗在实践中是如何贯彻上述思想的? 一是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二是戒奢从简。
第三篇：魏晋至隋唐时期几个佛教故事的历史化
魏晋至隋唐时期几个佛教故事的历史化
王青
内容提要 魏晋至隋唐正史中的很多记载往往源于佛经中的虚构故事，这些故事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被本土化之后，载入这一时期的正史。论文举出一些个案，如王戎识果、陶母剪发待宾、武后驯马等著名的史实都不是他们本人的行为，很可能是本人或记录者对佛教故事的转述或模仿。
关键词 佛教故事 魏晋南北朝隋唐 历史化
在历史事实与虚构故事之间从来不存在一条绝对的鸿沟，两者之间往往互相转化。正史中的人物事迹经过演变与夸大，成为故事与传说的主角和情节，而故事与传说经过不断流传演变为历史，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佛教故事与历史之间同样存在着这种转化关系。一方面，佛教将历史传说化、神话化。如印度的某些先王事迹首先演变为民间传说，然后，又被佛教所吸收，成为佛教的本生故事，这比较典型的例子如“顶生王本生”、“大善见本生”等；另一方面，当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中一些故事被充分本土化，进入历史，成为中国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后一种情况，一个众所周知的情况是陈寅恪先生业已指出过的曹冲称象故事[1](p157-162)。此事最早见载于《杂宝藏经》卷一《弃老国缘》，明显是一个印度民间的智慧故事①，后来被《苻子》采用，开始了本土化的过程。在《苻子》中这个智慧人物尚没有落实具体的人名，只是说“朔人”，但文中的另一个主角则演变为燕昭王——一位古代的真实君主。这个变化有着很好的分寸把握。它具备了故事历史化的动机和端倪，但尚未完全历史化，我们可以说是故事演变成了传说。当此一故事的主角落实为曹冲，并进入正史之后，它也就彻底演变成了历史。如果不是眼光敏锐的学者的揭示，几乎为所有的人相信。
中国史官向来有“实录”的优良传统，但也必须承认，要做到完全真实的记叙也绝非易事。各种原因使得史官有意无意中在历史中杂糅了神话、传说、故事等种种非真实的记载。第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比如说对本朝君主的神化是史官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连“成一家之言”、言论不完全受官方控制的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也不能例外。而在神化方式上，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具有不同的手段。季羡林分析中国史书中对于帝王异相的描述就经历了种种的演变。《史》、《汉》、纬书与三国两晋南北朝诸史就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中的关于帝王异相的描述，如“垂手过膝”、“顾自见其耳”、“齿白如玉”等异相，显然不是帝王形象的真实记载，而是佛教“相好”(世尊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观念影响下的附会[2](p91——100)。这种编造是史官自觉的、有意识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作者采信了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类似情况史官并不自觉，是无意识的，也就更难发现。上文所说的曹冲早慧故事及华佗神医故事就是典型例子。在中古历史中，类似情况尚有许多，而且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下文我们就来揭示一下中国史籍中一些颇有影响的记载的印度渊源。
一
印度故事进入中国史籍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主要情节基本不变，只是将人物、地点以及重要背景本土化，演变为本土传说。这些传说通过杂史、笔记等记载后，喧腾众口，然后为史家采信，进入正史，成为史实。《世说新语·雅量》篇，记载了王戎七岁时的一段轶事：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此事刘孝标注引《高士传》即已记载，至唐朝又被收入《晋书》，成为官修正史中一段著名的早慧事迹。实际上，此事源自于印度的智慧故事。《本生经·愿望品》第五十四个故事《果子本生因缘》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大意)：
菩萨前生是商队主，一树果实长得很诱人，但他禁止商队成员去吃，指出这是一棵毒树，因为：“此树不难攀登，离村亦不远。树上有佳果，圆熟累累无人摘。由此我知道，这定非好果树。”[3](P225)这个故事在《本生经》中并不是只出现一次，第八十五个本生故事《有毒果本生因缘》与此也约略相似②。很显然，这是后人将佛教的智慧故事附会在了王戎身上，并被不太慎重的史家采信，最终完成了从故事传说到历史事实的转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似这样的早慧故事是非常之多的，光是《世说新语》中记载儿童的条目就有67条之多，而这其中大部分是成人化的早熟、早慧故事③，那么，是不是这一时期我国士大夫的智力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呢？显然不是，因为按照常识，人类智力的发展只能是逐渐进化的。既然智力水平没有跃进的可能，这一时期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早慧故事，而且基本上集中在少数几家高门大族的子弟身上呢？很显然，这是后人夸饰、附会的结果。在高门士族垄断一切资源的门阀社会，士大夫的门生故吏、子弟亲属乃至社会上的其他好事者为了种种目的，编造、附会、增饰他们的事迹。现在我们知道，佛教传说为这种编造、附会与增饰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东晋还有一个更为著名的故事，即陶侃母亲“剪发待宾”。《世说新语·贤媛》篇载：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于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马仆甚多。侃母湛氏语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为计。”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髲，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剉诸荐以为马草。日夕，遂设精食，从者皆无所乏。
刘孝标注引《晋阳秋》、又引王隐《晋书》都载此事，可见极早进入史书。湛氏因此事又被收入《列女传》，其影响进一步扩大，甚至成为当地地方风物传说的一部分。据《舆地记胜》卷二十三载：
饶州延宾坊在萧家巷，世传为陶侃所居。《陶侃传》：孝廉范逵尝过侃，仓卒无以待。其母截发得双髢，以易酒炙。乐饮极欢，故后世以延宾坊名之。
后世不少戏曲、小说都以此为题材，如元曲中有秦简夫《剪发待宾》一戏。但我总觉得此事不太合情理。首先一点，再穷，也不需要“斫诸屋柱，割半为薪”、“剉诸荐以为马草”，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这显然有夸张的成分。第二，更为关键的是，截发待宾也是佛经中常见的一段故事。《经律异相》卷四十五引《十卷譬喻经》卷三“长发女人舍发供养佛”载：
昔有一女，端正绀发，发与身等。国王夫人请头发，与千两金而不肯与。见佛欢喜，愿设供养，请其父母乞为呼之。父母言：“家贫无以饭之。”女言：“取发直以用供养。”父母白佛，愿佛明日暂顾微饭。女割发与王夫人，夫人知其悬急，但与五百两金。女取金买食，欢喜无量：“悔昔悭贪，今世贫穷。愿令我后莫值此苦。”女见世尊，金光五色，照其门内，头面著地，绕佛三匝。头发还复如故。
以后此女得到荣升忉利天的果报。《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二十一记载此事更为详细： 城中有一婆罗门，是尊者故旧知识。家有一女，仪容端正，美色超绝。发彩光润，无与比者，因此立名，号为妙发。有音乐人从南方来，见女妙发头发奇好，诣婆罗门所，告言大婆罗门：“此女头发是我所须，可卖与我，以一千金钱用酬价直。”婆罗门答曰：“婆罗门法不应卖发，何故汝今作非法语？”彼不遂心，默然而去。後於异时父便命过。母闻圣者大迦多演那与五百人来至此国不远而住，为夫新死心怀忧慼，闻尊者来，更加思念，掌颊而住。其女妙发见母忧愁，问其所以：“母今何故以手掌颊，怀忧而住？”母曰：“圣者大迦多演那，是汝亡父故旧知识，今来至此。汝父身故，家复贫穷，不得一中供养，故我怀忧。”女曰：“若尔乐人买发，酬直千钱，可取其价，以充供养。我发後时更复生长，愿母勿忧。”母闻语已，知有净信。诣乐人所告言：“仁者，我女头发仁先求买，酬直千钱，必其须者，可还前价。”答言：“老母，当时我等要须此发，今乃无用。若其出卖，可取半价。”答曰：“任意。”即便酬直，取发将去。尔时尊者行至其城，於一静处安心而住。婆罗门妻诣尊者所，顶礼足已，白言圣者：“行途安不？我夫在日，与尊者相识，幸见慈愍。明日午时，受我微请。”尊者曰：“我众极多，卒何能济？”问言：“圣者，众有几多？”答：“有五百人。”报曰：“甚善。”尊者默然。尔时老母知受请已，礼足而去。即于家中办诸供养。类似事件发生在印度是合情理的。因为印度、西域风俗，男子截发④。而印度的戏剧历史悠久，演员基本上是男性，很多场合需要男扮女装，因此有制造假发这一产业，所以，印度女子的长发能卖出好价钱。而在中国不论男女一律蓄发，假发的需求量并不大，因此头发的价值远低于印度，陶侃母亲的长发是否能卖出酒炙的价钱，是令人怀疑的。我怀疑根本没有此事，只是后人利用佛教故事解释陶侃为何能出身贫穷而得居高位。即便有，陶母的这种行为似乎也是受了佛经的影响。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六有个故事：
魏徵为仆射，有二典事之。长参时，徵方寝，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职，总由此老翁。”一人曰：“总由天上。”徵闻之，遂作一书，遣由此老翁(人)者送至侍郎处，云：“与此人一员好官。”其人不知，出门心痛，凭由天上者送书。明日引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怪之，问焉。遽以实对。乃叹曰：“官职禄料由天者，盖不虚也。”
到了南宋人笔下，此事的主角换了宋仁宗。吴曾《能改斋漫录》载： 仁宗尝御便殿，有二近侍争辩。仁宗问之。甲言贵贱在命，乙言：“由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书数字藏于内曰：“先到者，保奏给事有恩推劳。”封闭甚严。先命乙携一往内东门司；约及半道，命甲携一继往。无何，内东门司保奏甲推恩。问之，乃是乙半道伤足，甲遂先到。帝叹曰：“信有命哉！”
曾敏行《独醒杂志》同记此事。赵与时《宾退录》卷四已经指出此两事同为一事，而清人周亮工更进一步指出，《金史》中海陵闻二卫士争富贵在天，还是君赐，也是同一事迹的演化。然而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原始出处并不在中国本土，《杂宝藏经》卷二“二内官诤道理缘”早就载有这一故事，其云：
昔波斯匿王，于卧眠中闻二内官共诤道理。一作是言：“我依王活。”一人答言：“我无所依，自业力活。”王闻此已，情可于彼“依王活”者而欲赏之。即遣直人语夫人言：“我今当使一人往者，重与钱财、衣服、璎珞。”于是寻遣“依王活”者，持己所饮余残之酒以与夫人。尔时，此人持酒出户，鼻中血出，不得前进。会复值彼“自业活”者，即倩持酒往与夫人。夫人见之，忆王之言，赐其钱财、衣服、璎珞。还于王前。王见此人，深生怪惑，即便唤彼“依王活”者而问之言：“我使汝去，云何不去？”答言：“我出户外，卒得衄鼻，竟不堪任；即便倩彼，持王残酒以与夫人。”王时叹言：“我今乃知佛语为实，‘自作其业，自受其报’，不可夺也。”
《大庄严论经》卷十五与此略同。这实际上是一个流播全世界的故事。在波罗的海各国和爱尔兰甚至墨西哥的坡怯拉塔(应该是来自于西班牙)流行的故事题目为《一个乞丐信上帝，另一个信国王》(One Begger Trusts God, the Other the King)。说是国王把两个面包给两个乞丐吃，想念国王的乞丐得到的那个面包中有金子，而乞丐预先并不知道，他们互换面包以示命运光顾信赖上帝的人。这一故事在AT分类法中属于类型841。汤普森说，作为教谕故事，它主要在中世纪文学和东方文学中流行[4](P170)。
这个例子能够较为典型地说明一个外国故事如何经过漫长的本土化过程而进入正史。可以看出，在故事演变为历史的过程中，记录传闻轶事为主要内容的笔记小品起了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
二
第二种情形是正史中的人物转述、引用佛教的故事或语言当成自己的故事或语言，由于讲述者有意无意地隐瞒了出处，记载者习焉不察，真把它们当作本人的事迹与语言。例如《北史》卷八十九《艺术上·綦毋怀文传》载：
綦毋怀文每云：“昔在晋阳为监馆，馆中有一蠕蠕客，同馆胡沙门指语怀文云：‘此人别有异算术。’仍指庭中枣树云：‘令其布算子，即知其实数。’乃试之，并辨若干纯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剥数之，唯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实。” 这一神奇数术被綦毋怀文说成了亲身经历的真实事迹，实际上，这也是源自于印度的神奇故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三：
(阿难陀)著衣持钵入室罗筏城乞食。时有一婆罗门，于中路逢阿难陀，作是念云：“我先闻此沙门乔答摩弟子，善能占相。今应试之，为解不解。”便问阿难陀曰：“今此路傍胜叶波林凡有几叶？”阿难陀报曰：有如许百如许千如许万如许拘胝。报已便去。时彼婆罗门即於林中取一把叶数之，知有七百七十七叶，弃之林外，默然而住。時阿难陀乞食已，复还归来，由於旧路。彼婆罗门问曰：”圣者，今此林中凡有几叶？”报曰：“前者有如许百千万拘胝，今者欠七百七十七叶。”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此书译为汉文迟至唐朝，但在印度编订成书大致上是在佛灭后三百年左右，也就是说不晚于公元前三世纪。这一传说本来大约也是民间故事而被佛教采用。綦毋怀文的话倒是很真实地表现出方术之士大言欺人的职业习惯⑤。类似以佛经语为己语之事更为著名的是《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则天后圣历二年”所载的武则天的自叙：
他日，顼奏事，方援引古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饫闻之，无多言！太宗有马名师子騣，肥逸无能调逸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檛，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
武则天的这番壮语并不是她本人的发明，《法苑珠林》卷四十八《诫马部》第二引《中阿含经》云：
佛告调马师：“聚落主。汝以几种方便调伏於马？”马师白佛言：有三种法调伏恶马。”“何等为三？”“一者柔软，二者粗涩，三者柔软粗涩。”佛告聚落主：“汝以三种方便调马，犹不调者当如之何？”马师白佛：“有不调者便当杀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⑥
同卷引《法句喻经》云：
佛问象师：“调象之法有几？”答曰。“有三。”“何谓为三？”“一者刚鉤鉤口，著其羁靽。二者减食，常令饥瘦。三者捶杖，加其楚痛。由铁鉤鉤口，故以制强口。由不与食饮，故以制身犷。由加捶杖，故以伏其心⑦。”
此事又见于《出曜经》卷十九：
马调御者，如彼调马人，见恶马悷不调，著之羁靽，加复策捶，然后乃调，随意所如，无有疑滞。
毫无疑问，武则天看的并不是《中阿含经》、《法句喻经》或《出曜经》的原文，她看的是道士所编撰的《法苑珠林》，因此才有“调马”与“调象”之间的混淆。但《法苑珠林》成书于总章元年(668)，武则天做太宗才女是在637-649。这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武则天属于双重欺骗，她根本没有在太宗时期说这话，她是临时编造故事以威胁吉顼。如果这样，拿此事来论证武则天年轻时即如何果断有见识乃是大大的受骗了。第二、我们看到的资料不完全，武则天另有所本。第三、史家有误记之处。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一种可能。《宋书》卷八十九《袁粲传》记载，袁粲曾经对周围人说：
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并狂，反谓国主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如一，众乃欢然。我既不狂，难以独立，比亦欲试饮此水。袁粲用这个寓言来表达他愤世嫉俗的心情。但这个寓言也不是他自己的创造，同样来自于佛经，在道略集《杂譬喻经》的第十七个譬喻故事：
外国时有恶雨，若堕江湖、河井、城池水中，人食此水，令人狂醉，七日乃解。时有国王，多智善相，恶雨云起，王以知之，便盖一井，令雨不入。时百官群臣食恶雨水，举朝皆狂，脱衣赤裸，泥土涂头，而坐王厅上。惟王一人旬不狂也，服常所著衣，天冠璎珞，坐于本床。一切群臣不自知狂，反谓王为大狂：“何故所著独尔？”众人皆相谓言：“此非小事！”思共宜之。王恐诸臣欲反，使自怖惧，语诸臣言：“我有良药，能愈此病。诸人小停，待我服药，须臾当出。”王便入宫，脱所著服，以泥涂面。须臾还出。一切群臣见皆大喜，谓法应尔，不自知狂。七日之後，群臣醒悟，大自惭愧，各著衣冠而来朝会。王故如前赤裸而坐。诸臣皆惊怪而问言：“王常多智，何故若是？”王答臣言：“我心常定，无变易也。以汝狂故，反谓我狂。以故若是，非实心也。”此故事又见于《经律异相》卷二十八引《杂譬喻经》卷四[5](p73)。与綦毋怀文、武则天有意识作假不同，袁粲不像在剽窃，因为平日闲谈不需注明出处，但记载者却把它当成袁粲本人创作的故事而载入正史。
三
第三类是受佛经故事的启发，经过二度创作，由此完成外来故事本土化的过程。这类方式最为普遍，乃是吸收异域文化的通常途径。由于经过了二度创作，与外来故事之间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差异，因此往往很难判断它的真正渊源。下面提出的几个例子只是作为讨论。《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末传》曰： 帝常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
明帝的这个回答十分巧妙，用诗歌评论的语言来讲叫作“物我交融”，既是说鹿，也是喻己，“宛转附物，怊怅切情”。甄后赐死是在黄初二年(221)，此时明帝只不过15岁⑧，宽泛的讲，这也是一个早慧故事。然而，鹿母的爱子之情打动了猎者的“鹿母本生”故事是佛教中最流行的故事之一，它出现在各种不同的佛经中，并有专门的经籍讲述这个故事，那就是西晋竺法护译的《佛说鹿母经》。在此经中，佛陀述说其前世为鹿母时，生有二子。一日，鹿母不慎落于网中，因对其子关爱心切，故而向猎师请求允准其返所，将二子安顿妥当，即还来就死。后鹿母如言赴约，猎者为鹿母之笃守信义所感，遂释放鹿母归去，并告请国王，令禁狩猎，王亦感于鹿之仁义之行，终禁杀猎⑨。曹叡的进言太巧妙，不像是在当下情景的临时应对(大部分切合当下情景的妙语往往是深思熟虑的产物)，我以为这是后世好事者的编撰，而他们编撰的灵感则来自于当时深入人心的佛经故事。据《世说新语·排调》载：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
余嘉锡指出郝隆此举颇类似边韶的一句妙对[6](p803)。《后汉书》卷八十上《文苑列传·边韶传》载：
韶口辩，曾昼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韶潜闻之，应时对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
两者都是炫耀腹中藏书之富，然而第一个作类似炫耀的是一印度人。《大智度论》卷十一《释初品中·舍利弗因缘第十六》载： 是时南天竺有一婆罗门大论护师字提舍，於十八种大经皆悉通利。是人入王舍城，头上戴火，以铜鍱腹。人问其故，便言：“我所学经书甚多，恐腹破裂，是故鍱之。”
此事又见《法句譬喻经》卷三《奉持品》第二十七。边韶、郝隆是自己独立创造，抑或受佛经影响，确实不易判断。实际上，类似二度创作之后的作品，应视之为本土产品，已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围了。
前人早已经指出《晋书》喜欢采用小说家言，现在看来，在中古时期的很多历史记载中，这一现象还是比较广泛的。因此，我们在运用中古正史材料时，有必要作审慎的考辨。
注释：
①直到今天，“巧称象重”故事依然在印度民间广为流传，并被附会在不同的智慧人物身上。广为人知的异文是《商人的儿子》，收录于王树英等编的《印度民间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和雷东平等编《印度民间故事》(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此一本生故事有数种汉译，重要的有夏丏尊1944年根据日译本的转译和郭良鋆、黄宝生直接根据巴利语文本的译文。后者收录于《佛本生故事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此故事也收录于雷东平等人编译的《印度民间故事集》(云南出版社)及王树英等编的《印度民间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然而，一本将“菩萨”(梵语bodhi-sattva，巴利语bodhi-satta)译成了“波提萨多”，一本则译成了“鲍提·瑟得沃”。③见朱立《〈世说新语〉中的儿童形象》，打印稿。这一时期早慧现象的普遍性又可参见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④《魏书·西域传·康国》载：“丈夫剪髪，锦袍。”《大唐西域记》说是象主之国，“断髪长髭。”；黑岭已来，“断髪裂裳。”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载罽宾、犯引、吐火罗、波斯、大食以及安、曹、史、石骡、米、康诸国，“并剪鬚髪。”
⑤前人说，南北两史出，余七史几废。总体而言，南北两史的水平较其余诸史高，但就此事来说，《北齐书·方伎·綦毋怀文传》就没有记载，不知是李百药识见高于李延寿，还是掌握史料不如李延寿丰富。
⑥此事不见于今本《中阿含经》，载于《杂阿含经》卷三十三。
⑦《法句喻经》即晋代法炬与法立共译的《法句譬喻经》，此事见于卷三《象品》第三十一。
⑧曹叡生年有三说，此从陆侃如的考证，见《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⑨此经有详略两个版本，《佛说鹿母经》较详，《鹿母经》校略，均收于《大正藏》第3册。
参考文献：
[1]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A].陈寅恪.寒柳堂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季羡林.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传说与印度传说[A].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3]夏丏尊译.小部经典·本生经[Z].蓝吉富.大藏经补编(第六册)[Z].台北：华宇出版社，1985.[4]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5]张友鸾.古译佛经寓言选[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转自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 02
第四篇：魏晋隋唐时期民间祭祖制度略论
魏晋隋唐时期民间祭祖制度略论
马新 齐涛
2013-05-03 15:08:10
来源：《民俗研究》2012年5期
内容提要：魏晋隋唐时期的祭祖之制，正处在中国古代社会祭祖制度的转折期。这一时期，随着墓祀的衰歇，祭祖之式一分为三：一是朝廷所设定的庙祭与家祭；二是兴起于民间的寒食扫墓；三是因佛教传入而引发的佛教式祭祖。在此后的发展中，庙祭与家祭汇合，演化为宗祠祭祖；寒食扫墓与佛教式祭祖继续流行。这一演化过程的总趋势就是祭祖的官方色彩不断减弱，民间色彩逐渐强化。
关 键 词：魏晋隋唐时期 祭祖 庙祭 家祭 寒食
作者简介：马新，山东大学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齐涛，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古代社会的祭祖，既是宗族中的大事，又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一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祭祖之制，正处在中国古代社会祭祖制度的转折期，它上承汉代墓祀之制，下启宋明祭祖活动的民间化。深入研究其演化轨迹，对于把握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的实质，具有重要意义。
一、厚葬的转变与墓祀的式微
汉代民间的祭祖方式主要是墓祀，它包括两大基本内容：一是墓前祭祀，即洒扫、祭酹、植树、筑祠、立碑等活动；二是墓内祭祀，即墓内祭祀空间的开拓和祭奠。这是一种盛行于汉代的独具特色的祭祖形式。
墓祀之盛行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它与这一时代的厚葬之风互为表里。墓祀之盛既是厚葬的重要体现，又是厚葬之风的重要动因；而厚葬之风既助长着墓祀的盛行，又延伸着墓祀的功能与价值。就其发展而言，墓祀与厚葬的去路也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成于斯、败于斯。就墓祀而言，它所引起的一系列墓前设施及祭仪葬式，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民众所能承受的能力。如《后汉书·崔骃附崔寔传》载，崔氏家族因竭力建坟茔、修碑祠而倾其所有，导致家业败落，贫困如洗。其传曰：
寔父卒，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贫困，以酤酿贩鬻为业。„„(寔)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从殡殓。又如《许安国祠堂题记》所记祠主许安国仅为掾属秩百石，官小位卑，其卒后，父母及三个弟弟“以其余财，造立此堂”，“作治连月，功扶无亟，贾钱二万七千”，而且修得比较讲究。①以许安国的家境，耗资二万七千钱，历经数月修造此祠，可能要倾其所有，甚至部分资金要举贷大家。即便是中家的经济条件，也往往要倾囊而出。如《汉从事武梁碑》碑文就记道：
孝子孝孙躬修子道，竭家所有，选择名石南山之阳，擢取妙好色无斑黄，前设坛墠，后建祠堂，良匠卫改，雕文刻画，罗列成行，摅骋技巧，逶迤有章。②当时人对修筑祠堂之重视可见一斑。所以，当时民间“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③；“人力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技巧费于窀穸”④，不惜“发屋卖业”⑤，倾家荡产。王符《潜夫论·浮侈》对此也抨击道：
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糜。主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麋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
这样，盛极一时的汉代墓祀必然会走向其反面。
东汉末年，政局动荡，战乱不息，经济凋敝，流民无数，使民间社会的厚葬之风难以为继。至曹操时代，为恢复经济、兼并诸侯，力倡俭约。建安二十三年(218)，曹操更是一反汉代的寝陵制度，提出对自己的陵墓“不封不树”：“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⑥此后，他又进一步强调其西原高陵“禁立碑”⑦，反对厚葬。《晋书·礼志中》载：
魏武以礼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豫自制送终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
当然，曹操死后实际上还是遵循的汉制。这从后来魏文帝时“亲祠谯陵”和将“先帝高陵殿皆毁坏”之举及曹操遗嘱家人“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之语可以看出。只是受财力限制，规模不及两汉诸帝陵而已。尽管如此，也是开了魏晋薄葬的先河。
魏文帝时，继续提倡薄葬，并将两汉时期的陵寝制度予以废除。黄初三年(222)诏曰：
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葬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⑧东汉以来的上陵礼遂被革除。魏文帝在营建自己的寿陵时，又进一步规定：
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⑨
这样，魏文帝以“古不墓祭”为借口，将曹操陵墓上的陵殿及其设施全部毁掉，把祭祀活动都安排在宗庙进行，还力主自己死后薄葬。陵寝制度由是衰微，“自后园邑寝殿遂绝„„终于魏世”⑩。而且，曹魏帝陵墓前设施一律不置，诸如寝殿、便殿、园省甚至墓表、碑碣，一概取消；墓圹多依山傍水而建；而且规定不得墓祭。另外曹魏时期的上陵活动亦十分稀疏，仅有的一次上陵还发生了司马氏诛曹爽的高平陵事变，此后更无上陵之制。故沈约说：“自后至今，陵寝遂绝。”(11)有的学者对此总结道：“三国时期，秦汉盛行数百年的礼仪繁缛，建筑豪华奢侈的陵寝制度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地面‘不封不树’，地下‘敛以时服’，随葬瓦器的薄葬制度。”(12)
曹操父子的薄葬主张和行为对当时的社会上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东汉以来的厚葬之风无疑是有力的否定和约束。从此，厚葬之风锐减。
晋代承袭曹魏遗风。《晋书·礼志中》载：晋宣帝“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到东晋时，又依然如此：“江左初，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明帝、成帝等即是如此。在统治者的倡导下，上下皆以薄葬为尚，并逐渐成为社会风气。如东晋桓温的坟墓则“平坟不为封域”(13)；另外像颜含、庾冰、孔愉、杜夷等死后均行薄葬之礼。南北朝时期同魏晋一脉相承，薄葬风气依然。著名者如刘宋时王微，南齐张荣，梁人顾宪之、王敬胤、刘杳、刘歊等，他们不但身体力行，而且还著书立说，遗命后代薄葬。(14)
另外，自魏文帝废除上陵制度后，后代基本上沿袭了这种做法。如晋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15)。这样，从此直到南北朝时期，除个别皇帝进行过此类活动外，谒陵制度一直废而不用，陵园设施也自然不置。《通典》卷五二《礼十二·沿革十二》“上陵”条载唐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云：
自魏三祖以下，不于陵寝致祭。„„至于江左，亦不崇园寝。及宋、齐、梁、陈，其祭无闻。
在皇室废除寝陵及谒陵制度的同时，也废除了王公大臣及民间在墓前列置石刻的制度。西晋以来诸朝均承魏制，如西晋即明文规定：“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表、石兽。”(16)十六国石勒时期又进一步下令：“禁州郡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17)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官员、儒者，也在乡间不懈地做这方面的工作。譬如，《北史·苏琼传》言其“每年春，总集大儒卫凯隆、田元凤等讲于郡学„„禁断淫祠，婚姻丧葬，皆教令俭而衷礼”。一些士大夫、官员也教令子孙从简而葬，不得修筑墓前设施。如《晋书·皇甫谧传》载皇甫谧著《笃终》云：
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唅之物，一皆绝之。又如《南史·顾宪之传》载其临死前诫子孙曰：
„„不须常施灵筵，可止设香灯，使致哀者有凭耳。朔望祥忌，可权安小床，暂施几席，唯下素馔，勿用牲牢。蒸尝之祠，贵贱罔替，备物难办，多至疎怠。祠先自有旧典，不可有阙，自吾已下，止用蔬食时果，勿同于上世，示令子孙四时不忘其亲耳。
士大夫这种不修筑墓前设施的行为，对民间社会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在这种氛围下，汉代曾经盛行一时的墓前建祠、树碑、立石人兽等习俗受到了空前的遏制。检魏晋南北朝诸史，虽然也有修筑墓祠、碑、兽的事例，但规模与数量远不及汉代。要么是个别人想借机沽名钓誉之为。如《宋书·孝义·郭原平传》记其“父丧既终，自起两间小屋，以为祠堂。每至节岁蒸尝，于此数日中，哀思，绝饮粥”。要么是皇帝所赐或是少数世家豪族所为。如《南史·吴明彻传》载：“秦郡降，宣帝以明彻旧邑，诏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仪甚盛，乡里荣之。”又，《北史·司马裔传》载，裔为司马休之曾孙，其死后，“诏为起祠堂焉”。再如，《南史·齐宣孝陈皇后传》载：“后尝归宁，遇家奉祠，尔日隐晦失晓，举家狼狈共营祭食。”也有一些是民间百姓出于对某个官员的爱戴、怀念所立。如《北史·张华原传》载：“(张华原)卒官，州人大小莫不号慕，为树碑立祠，四时祭焉。”实际上，这类祠堂已脱离了汉代宗族墓祠的本意。
随着法律对墓前建祠堂的禁止，墓祀之风也告衰歇。这一时期，南北诸史中虽有一些墓侧居丧的记载，但率族墓祭的事例已较为少见，民间一些人甚至根本不去墓前祭拜。如《北史·孝行·吴悉达传》载：
(悉达)昆弟同居四十余载，闺门和睦„„刺史以悉达兄弟行著乡里，板赠悉达父勃海太守。悉达后欲改葬，亡失坟墓，推寻弗获。号哭之声，昼夜不止，叫诉神祇。忽于悉达足下地陷，得父铭记，因迁葬曾祖已下三世九丧。倾尽资业，不假于人，哀感毁悴，有过初丧。
从以上悉达欲迁族墓却找不到墓地所在之事，说明民间百姓对墓祭的忽视。需要说明的是，在汉代繁缛的墓祭衰歇的同时，前往先人坟茔扫墓、谒墓之俗渐渐流行。如《魏书·高阳王传》载：“任事之官，吉凶请假，定省扫拜，动历十旬。”《北史·来护儿传》载来护儿富贵后，“谒先人墓，宴乡里父老”；樊子盖也“谒坟墓，宴故老”。(18)这一点被隋、唐两朝承袭下来。另外，墓前设施的禁令到南北朝后期也有所恢复，一般在墓前设置一对或多对石兽。学界有人就此指出：
北魏迁洛以后，迄北齐、北周之世，东汉在墓前树立神道碑、石人、石兽以及兴建高大坟冢，布置家族墓地的做法又渐渐恢复发展起来，磁县北朝墓群中就多次发现墓前石刻，如石人、石羊、石虎等等，尤其是这次司马兴龙墓前石羊的发现，更证明东魏北齐之世墓前神道石刻正处在恢复发展时期。(19)但是，宗族祠堂直到宋代才真正得以复兴，然已大不同于汉代了。
二、家庙与家祭
自魏晋以来，由于统治者对薄葬的倡兴以及对墓前设施的禁止，民间社会对祖先的祭拜地点及其方式渐渐发生转变：那些有权势的官僚贵族多将墓前祭祀改由家庙进行；一般民众则将墓前祭拜改为在家中寝堂进行。晋人卢谌《祭法》谈到：
凡祭法，有庙者置之于座；未遑立庙，祭于厅事可也。(20)南朝宋崔凯论祔庙时也讲道：
祔祭于祖庙，祭于祖父，以今亡者祔祀之也。以卒哭明日，其辞曰：“„„用荐祔事，适尔皇祖某甫以隮祔。„„今代皆无庙堂，于客堂设其祖座。”(21)这表明这一时期的祭祖主要是庙祭与家祭两种方式。
庙祭就是祭祖于家庙。晋代规定，诸侯王及各品级官僚均可设立家庙，“宗庙之设，各有品秩”(22)。其标准尚无严格规定，大多参照先秦宗庙之礼；祭祀时间、次数也无严格规定。以设立宗庙为例，比如晋武帝时，中山王司马睦与其兄司马逊并为诸侯，依先秦之礼，司马睦只能以其兄立为大宗，但司马睦却希望能立祢庙。结果引起争论。虞喜在论及此事时说：“今士庶始封之君，尚得上祭四代，不拘于嫡，以贵异之，况已尊同五等，更嫌不得其均用丰礼，并祭四代，所以宠之。”(23)西晋太尉荀觊也因“秩尊，其统宜远”，故“亲庙有四”(24)。看来设庙往往因事、因人、因时随机而变，没有一定之规。
一般来说，那些无官无品的平民百姓不得立庙，当然也无法祭先祖于庙堂，只能将家中的厅堂作为祭祖的地点，这也就是所谓的家祭。《晋书·皇甫谧传》载皇甫谧著《笃终》，其中涉及家祭时云：
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含之物，一皆绝之。„„礼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百日而止。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树，愚也。若不从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伤。魂而有灵，则冤悲没世，长为恨鬼。王孙之子，可以为诫。死誓难违，幸无改焉！该文否定了汉代以来的墓前祭祖，主张“于家设席以祭”，“不得墓次”；做法是“百日而止。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过，对家祭的方式没有更为详细的陈述。
东晋贺循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当时家祭的情况。其曰：
今无庙，其仪：于客室设亡者祖座，东向；又为亡者座于北，少退。平明持馔具设及主人之节，皆如卒哭仪。先向祖座拜，次向祔座拜，讫，西面南上伏哭。主人进酌祖座，祝曰：„„又酌亡者座，祝曰：„„皆起再拜，伏哭尽哀，复各再拜，以次出。妻妾妇女以次向神座再拜，讫，南向东上，异等少退，哭尽哀，各再拜还房。遂彻之。自祔之后，唯朔日月半殷奠而已，其馔如来时仪，即日彻之。(25)由上可见一般百姓多无庙，无法祭祖先于庙堂。所以祭祖之日，须将祖先牌位置于客室，祭拜完毕再撤去。前引卢谌《祭法》及崔凯之论也说到在“厅事”、“客堂”进行家祭之语。一些虽有官爵尚未立庙者，祭祖之礼也在厅堂进行。如《通典》卷五二《礼十二·沿革十二》“未立庙祭议”条云：
晋安昌公荀氏《祠制》云：“荀氏进封大国，今祭六代，暂以厅事为祭室。”
殷仲堪问庾叡：“„„依《礼》，祭皆于宗子之家，支子每往助祭耳。又如吾家五等封，乃应有庙。今既无庙，而共家常以厅事为烝尝之所。”自晋以后，大体遵循以品秩尊贵制定祭祖的权力的做法。“自后齐、后周及隋，其典大抵多依晋仪，然亦时有损益矣。”(26)如北齐武帝河清三年(564)所制定的祭祖制度：
王及五等开国，执事官、散官从三品已上，皆祀五世。五等散品及执事官、散官正三品从五品已上，祭三世。三品已上，牲用一太牢，五品以下，少牢。执事官正六品已下，从七品已上，祭二世，用特牲。正八品已下，达于庶人，祭于寝，特用特肫。(27)北齐规定，从七品以上官员可以立庙祭祖；正八品以下乃至庶人，祭祖于寝堂。较之晋代更加严密、规范。隋代在北周基础上稍有更改：“新制„„一品已下，五品已上，自制于家，祭其私庙。”(28)进一步将家庙的设置下限定在五品。
唐代基本继承了隋代的做法，但比前代更为缜密、完善。按照唐《开元礼》的规定，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得以祠家庙，官品不同，家庙的数量、规模也各不相同；六品以至庶民不得立庙，祭祖的场所只能在家中寝堂进行，即“祭祖祢于寝”。《通典》卷四八《礼八·沿革八》“诸侯大夫士宗庙”条云：
大唐制，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庙；三品以上须兼爵；四品外有始封者，通祠五庙。
五品以上，祠三庙„„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祭祖祢于正寝。
从有关史料看，这一规定也确实得到实施。官品不达者，民间社会未见立家庙者。《太平广记》卷一八二《颜摽》载：
郑侍郎薰主文，举人中有颜摽者，薰误谓是鲁公之后。时徐方未宁，志在激劝忠烈，即以摽为状元。及谢恩日，从容问及庙院，摽曰：“摽寒进也，未尝有庙院。”“庙院”，即家庙。颜摽“未尝有庙院”，恰恰说明民间社会对这一规定的遵循。
如果官员晋升后达到了立庙标准即可依制立庙，申请核准。(29)如李绅立家庙，其家庙碑曰：“斋戒沐祇慄，拜章上言，请立先庙，以奉常祀。于是得请于天子，承式于有司。”(30)又如王涯立家庙，其家庙碑曰：“上章曰，臣涯官秩印绶，品俱第三，请如式以奉宗庙，制曰：可。”(31)
至于建庙的样式、规模也有规定，但是从目前所能掌握的史料看，除了《新唐书·礼乐志三》针对三品官员的规定外，其他尚不清楚，我们只能从中窥其大概。其云：
庙之制，三品以上九架，厦两旁。三庙者五间，中为三室，左右厦一间，前后虚之，无重拱、藻井。室皆为石室一，于西墉三之一近南，距地四尺，容二主。庙垣周之，为南门、东门，门屋三室，而上间以庙，增建神厨于庙东之少南，斋院于东门之外少北，制勿逾于庙。官品达到了立庙之制，一般来说就必须依制设庙祭祖，否则，会遭世讽甚至被罪。《新唐书·王珪传》记王珪“独不作家庙，四时祭于寝，为有司所劾，帝为立庙愧之，不罪也”。
家庙的设置由于受地位的限制，只能五品以上官员设置，民间百姓无权立庙，而唐代规定朝廷命官均不能在故乡做官，所以，唐代的家庙大多设于官员的治所，亦即都市。据甘怀真先生对唐代42例家庙地点的分析，其中38例设于长安和洛阳，4例设于故乡兼治所。(32)常建华先生对这两种立庙情况也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前一种所设置家庙的官员，从唐初起，已渐渐离开其原有郡望所在的族居地，在长安、洛阳立家庙。因京城土地狭小，人口居多，家庙多不与居处相连。在长安，一般设于皇城南六坊、朱雀街、沿街两旁以及曲江等显要地区，他们视立家庙于京城为荣耀。后一种情形的家庙与宗族有很大的关系。家庙所祀主人必是其宗族的始祖，一般来说，立庙的后代多在家庙附近繁衍。如《游城南记》云，杨瑒在长安城南立家庙，“杨氏苗裔，太和年间尚盛，人呼‘庙坡杨’”。(33)
在墓祀转化为庙祭与家祭的同时，这一时期的祭祖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一般来说，宗族的祭祖要由族统的继承者为之。汉代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对此也有明确规定。但是，汉代的后子继承的总原则虽然张扬的是血缘亲等关系，重视的是嫡亲，但它又不排斥庶亲。在墓祀之制下，嫡子并不能专擅祭祖，庶子同样可以行墓祀之礼。到魏晋时期，宗子对祭祖的专擅已较为普遍。如前引《通典》卷五二“未立庙祭议”条载：
殷仲堪问庾叡：“依礼，祭皆于宗子之家，支子每往助祭耳。„„今既无庙，而共家常以厅事为烝尝之所。”依晋制，祭祖时，由宗子率领进行，支子要到宗子家去“助祭”。殷仲堪为长子，所以其以下诸弟要至仲堪家祭祖，“共家常以厅事为烝尝之所”。
到唐代，祭祖中的传统宗法礼制进一步被打乱，率领宗族祭祖的主祭者不一定非要嫡亲的宗子为之，而以尊贵者为之。如果宗子官秩不如支子，那么由支子主祭，兄陪于位；若兄弟同尊为官，则各自祭祖于寝。《新唐书·礼乐志三》：
凡祭之在庙、在寝，既毕，皆亲宾子孙慰。主人以常服见。若宗子有故，庶子摄祭，则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执其常事。”通祭三代，而宗子卑，则以上牲祭宗子家，祝曰：“孝子某为其介子某荐其常事。”庶子官尊而立庙，其主祭则以支庶封官依大宗主祭，兄陪于位。以庙由弟立，己不得延神也。或兄弟分官，则各祭考妣于正寝。
因立庙取决于官品，故即使为官者在家中为庶子，也可以立庙，拥有大宗地位，率族人祭祖，处于主祭之位，兄长只能居于陪位。对此，唐后期的吕温曾说道：“近世祭多及旁亲，虽近爱而无义。”(34)这一点与汉魏时期有很大的差别。这样，“唐代的嫡子并没有绝对的政治地位保障，所以，在可考的立家庙诸例中，多是庶子立庙。立庙后，立庙者的家内须实行宗法制，严格分别宗子与支庶”(35)。
另外，祭祖的时间与程式也已固定化。前已述及，汉代的祭祖方式多是墓祀，所以祭祀时间呈现出不固定的特点。而在魏晋时期，随着墓祀的衰微，祭祀时间趋于固定。四时祭祀，魏晋时期已成风俗。《颜氏家训·终制》云：“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北史·崔士谦传》：“卒于州，阖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时祭飨。”《北史·崔浩传》也有“朝夕养姑舅，四时供祭祀”之语。《南史·顾宪之传》载其临死前所诫子孙曰：“祠先自有旧典，不可有阙，自吾以下，止用蔬食时果，勿同于上世。示令子孙四时不忘其亲耳。”至唐代，则将四时之祭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新唐书·礼乐志三》载：
祭寝者，春、秋以分，冬、夏以至日。若祭春分，则废元日。然元正，岁之始；冬至，阳之复，二节最重。祭不欲数，乃废春分，通为四。这样，元日、夏至、仲秋、冬至为祭祖日，也就是祭祀四次。
与之相应，有关祭祖的规范与要求也形之于文字，层出不穷。诸如王肃的《祭法》、贺循的《祭仪》、卢谌的《杂祭法》(又称《祭法》、《杂祭注》)、《家祭礼》、范汪的《祭典》，以及后来傅隆的《祭法》、崔浩的《家祭法》、释僧祐的《杂祭文》、卢辩的《祀典》、徐爰的《家祭》、孟诜的《家祭仪》、徐闰的《家祭仪》、范传式的《寝堂时飨仪》、贾顼的《家荐仪》、卢弘宣的《家祭仪》、周元阳的《祭录》，等等，都对当时民间的祭祖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墓祭的异化
庙祭与家祭取代了墓祀的祭祖功能，但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祖先们的缅怀与纪念，因而，墓前的追思与祭扫在魏晋以来一直存在。对于民间社会而言，低品官员与普通百姓无权设置家庙，许多百姓在寝堂祭祖往往受场所所限，难以寄托哀思，因而墓前的扫祭仍是乡村百姓祭奠先祖、凝聚族人的最好方式。所以民间社会一直不能断其俗。在陈、隋之间，民间已相对固定在寒食节进行墓祭活动。到唐代，对这一既成事实的风俗予以承认，在法律上规定寒食节为拜祖扫墓日期。《唐会要》卷二三《寒食拜扫》载：
开元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敕：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用拜扫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馔讫，泣辞，食馀于他处，不得作乐，仍编入礼典，永为常式。此诏一方面“因俗制礼”，将寒食上墓这一来自民间的风俗加以肯定，并把它纳入礼教的范围，“永为常式”；另一方面，又将这一风俗制度化、礼仪化，比如规定“不得作乐”。后来，历玄宗、穆宗、文宗等又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制度。《唐会要》卷二三《寒食拜扫》载：
(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敕：凡庶之中，情礼多阙，寒食上墓，便为燕乐者。见任官与不考前资，殿三年。白身人决一顿。
„„
长庆三年正月敕：寒食扫墓，著在令文，比来妄有妨阻。朕欲令群下皆随私诚，自今以后，文武百官，有墓茔域在城外，并京畿内者，任往拜扫。但假内往来，不限日数，有因此出城，假开不到者，委御史台勾当，仍自今以后，内外官要觐亲于外州，及拜扫，并任准令式年限请假。
太和三年敕：文武常参官拜扫，据令式。五年一给假，宜本司准令式处分。如登朝未经五年，不在给假限。„„《唐会要》卷八十二《休假》对寒食扫墓休假制度也有明确记载：
(开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敕：寒食清明，四日为假。至大历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敕：自今已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至贞元六年三月九日敕：寒食清明，宜准元日节，前后各给三天。官员可以“五年一给假”，日期由最初的四日升至六日。由此可见唐人对于寒食节的重视。官方对寒食节的肯定和扶持，使这一祭祖习俗空前兴盛。《新唐书·柳宗元传》曾描述民间寒食节扫墓之情形：
近世礼重拜扫，今阙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马医、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者。寒食扫墓的具体程式，《通典》卷一二一《礼八一》“王公以下拜扫(寒食附)”条有一段描述：
先期卜日如常。
前一日，掌事者设次于茔南百步道东，西向北上。备芟剪草木之器。赞礼者设主人以下位茔门外之东，西面，以北为上。
其日，主人到次，改服公服，无者常服。赞礼者曰：“再拜。”主人以下俱再拜。礼赞者引主人以下入，奉行坟茔，至于封树内外，环绕哀省三周。其荆棘虑与荒草连接者，皆随即芟剪，不令火田得及。扫除讫，礼赞者引主人以下复门外位。礼赞者曰：“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礼赞者引之次，遂还第。
若解满或远行辞墓，若外官解满或京官辞墓，哭而后行。
其寒食上墓礼如前拜扫仪，唯不占日。(注：„„即今之上墓，义或有凭，然神道尚幽，不可逼黩茔域，宜于茔南山门之外，设净席为位，遥祭以时馔，如平生所嗜。若一茔数墓，每墓各设位席，昭穆异列，以西为上。主人盥手奠爵，三献而止。彻馔讫，主人以下泣辞茔。食馀馔者可于他僻处，不见坟所，孝子之情也。)文中“主人”是率领全家或全族祭祖者，当是家长或族长，此仪式基本与开元诏的规定相一致。由文中所述可知，寒食祭祖仪式比较简单，恐怕“泣辞茔”后的“食馀馔”是其主体活动，而且在先人墓前“复为快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36)。上引开元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敕令规定“泣辞，食馀于他处，不得作乐”以及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敕令所说“凡庶之中，情礼多阙，寒食上墓，便为燕乐”，即说明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官方之所以采取禁断的态度，仅是从礼仪教化而言的。实际上，当时即使在宫中，寒食节拜扫之余的娱乐活动也十分盛行。如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三载：
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立竖秋千。令宫嫔辈嬉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士民相与仿之。民间百姓在拜扫后宴乐歌舞、郊游踏青、击球走马、荡秋千、镂鸡子„„更是不亦乐乎。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三《支诺皋下》云：
荆州百姓郝惟谅„„武宗会昌二年寒食日，与其徒游于郊外，蹴鞠角力，因醉于墦间。在唐代诗歌中也有不少反映寒食拜扫情形的，如白居易的《和春深》诗：
何处春深好，春深寒食家。玲珑镂鸡子，宛转彩球花。
碧草追游骑，红尘拜扫车。秋千细腰女，摇曳逐风斜。可谓写尽寒食节的娱乐风光。
后世沿袭这一风俗。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云：“五代礼坏，寒食野祭而焚纸钱。”《欧阳修集》卷一五三《书简》：“今因寒食，遣人力去上坟„„为地远，只附钱去，与买香、纸、酒等浇奠。”《金史·董师中传》：“以寒食，乞过家上冢。”明范成大《吴郡志》卷三：“寒食则拜扫坟墓。”
另外，从上引《通典》卷一二一《礼八一》“王公以下拜扫”条中“若解满或远行辞墓，若解满或京官辞墓，哭而后行”一句，可看到，除寒食节的拜扫墓祀外，离家远行者也可拜墓。
总之，一度衰微的墓祭风俗到唐代以后又得以复兴，但这已不是对汉代墓祀的简单回复。唐人将上墓这种敬终追远十分严肃的大事与一系列娱乐活动结合在一起，所谓“今年寒食好风流，此日一家同出游”；“拜扫无过亲骨肉，一年唯此两三辰”(37)。宋庄季裕《鸡肋篇》卷上云：
寒食日上冢，亦不设香火，纸钱挂于茔树。其去乡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冥帛于空中，谓之掰钱。而京师四方因缘拜扫，遂设酒馔，携家春游。(38)这就是说，寒食扫墓祭祖的旨归已不再是虔诚、虚无的祭拜，而更多的是一种世俗的、功利的要求。当然，唐人的这种张扬个性、注重现实享乐的态度，要比汉人一味追求名声、仕途的铺张做法更容易使人接受。从唐代以后，扫墓祭祖成了民间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需要，因而同时也具有了一种娱乐意义。由此看来，寒食祭墓不仅能给人们追念先人、禳灾祈福的心理安慰，而且还通过祭祖之余的宴乐、游玩，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得到释放。
由于清明节在寒食后三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将二节合而为一，当然寒食节的一些习俗尤其是上墓祭祖之俗也移植于清明节中。这样，清明节遂由原来单纯的农业节气演变成为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节日。
四、外来佛教对传统祭祖风俗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播和深入，中国古代的传统祭祖丧葬习俗中吸纳了一些佛教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七七斋”，佛法中又称为“斋七”、“七七斋”、“累七斋”，缘自佛法的轮回观念。即丧家亲属从人死之日起，每隔七日都要为其营斋作法，要斋僧、诵经、超度，进行祭奠，到七七四十九日止，共为七七，故称“七七斋”。《北史·外戚·胡国珍传》载其死后，其女(北魏胡太后)“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七人出家”。《北齐书·儒林·孙灵晖传》亦云：“(南阳王)绰死后，每至七日及百日终，灵晖恒为绰请僧设斋，转经行道。”到隋唐时期，成为乡间风俗。
“盂兰盆节”。佛家的《盂兰盆经》的目连孝母之事与中国古代的孝道相结合，因而被引以为祭祖的日子。“盂兰盆”为梵语Uilambana的音译，意为“救倒悬”。最早见于西晋竺法护译《佛说盂兰盆经》。据载：
大目乾始得六通，欲度父母，报乳哺之恩。即以道眼观视世间，见其亡母生饿鬼中，不见饮食，皮骨连立。目连悲哀，即以钵盛饭，往饷其母，母得钵饭，即以左手障钵，右手搏食，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莲大叫，悲号啼泣，驰还白佛。„„佛告目连：“十方众僧，于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时，当为七世父母及现在父母厄难中者，具饭、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锭烛、床敷卧具，尽世甘美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众僧。„„行慈孝者，皆应先为所生现在父母，过去七世父母，于七月十五日，佛欢喜日，僧自恣日，以百味 饭食，安盂兰盆中，施十方自恣僧，愿使现在父母，寿命百年无病，无一切苦恼之患，乃至七世父母离恶鬼苦，升入天中，福乐无极。”(39)
所以，宋人志磐《佛祖统纪》卷三二解释道：“盂兰此翻解倒悬，言奉盆供于三宝福田，用以解饥虚倒悬之急。”佛教的目莲救母故事以及这种鼓励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主张一入中国本土，即与中国传统孝道结合起来，被中国人所接受，并经过加工、改造，成为中国祭祀祖先、追荐亡灵的日子。据《盂兰盆经》所言，在七月十五日，以百味饭食，安盂兰盆中，供奉佛僧，而在南北朝时则改为供奉死去的父母(40)等。如《颜氏家训·终制》云：
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求诸内典，则无益焉。杀生为之，翻增罪累。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悲，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供奉品也由素食而改为鸡鸭鱼肉等。(41)
到唐宋以后，盂兰盆节与中元节合而为一，成为民间节日，而且祭祖活动成为其主要内容。如唐代杨炯《盂兰盆赋》云：“上可以荐于七庙，下可以纳群动于三事。”《太平御览》卷三二亦载，代宗大历元年(766)“七月望日于(宫)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设高祖以下七圣神座，备幡节龙伞裳之制，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地点设在宫内。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引韩琦《家祭式》云：“近俗七月十五日有盂兰斋者，盖出释氏之教，孝子之心，不忍违众而忘亲，今定为斋享。”又云：“律院多依经教作盂兰盆斋，人家大率享祭父母祖先。”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云：“故者残暑，不过七月中旬，俗以望日素馔享先，织竹为盆盎状，储纸钱，乘以一竹焚之。”这一习俗一直沿袭到清朝。如清乾隆《辉县志》云：“俗于是日，祭先祠，祭墓，或放路灯、放河灯以照孤魂，亦古人设‘盂兰盆’之意。”另外，像二月八日“佛浴节”、四月八日“佛诞节”也都为成为追悼先人、祭祖祈福的节日。
当然，因佛教传播的影响而出现的佛教式祭祖习俗往往流行于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人群中，与寒食清明这种举国一体的祭祖之俗相比，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汉代的祭祖方式是墓祀，墓祀又是当时社会各阶层祭祖的通式。魏晋以降以至隋唐，随着墓祀的衰歇，祭祖之式一分为三：一是朝廷所设定的庙祭与家祭；二是兴起于民间的寒食扫墓；三是因佛教传入而引发的佛教式祭祖。在此后的发展中，庙祭与家祭汇合，演化为宗祠祭祖，寒食扫墓与佛教式祭祖继续流行。这一演化过程的总趋势就是祭祖的官方色彩不断减弱，民间色彩逐渐强化。这既是中国古代社会宗法血缘关系变迁的直接反映，又是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注释：
①济宁文物组、嘉祥县文管会：《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1982年第5期；宫衍兴编著：《济宁全汉碑》，齐鲁书社，1990年，第12～13页。
②洪适：《隶释》卷六。
③《汉书·贡禹传》。
④《后汉书·赵咨传》。
⑤桓宽：《盐铁论·散不足》。
⑥《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⑦《三国会要》卷一二《礼中》引《宋志》。
⑧《晋书·礼志中》。
⑨《三国志·魏志·文帝纪》。
⑩《晋书·礼志中》。
(11)《宋书·礼志三》。
(12)刘炜：《三国时期陵寝制度的衰落及其根源》，《四川文物》1986年第1期。
(13)《太平御览》卷五五六引谢绰《宋拾遗》。
(14)以上薄葬人物转引张承宗《六朝民俗》，南京出版社，2002年，第265页。
(15)《晋书·礼志中》。
(16)《太平御览》卷五八九引《晋令》。又见程树德《九朝律考》卷三《晋律考下·丧葬令》，中华书局，1963年，第304页。
(17)《晋书·石勒载记》。
(18)均见《北史》本传。
(19)司小青：《司马兴龙、司马遵业墓志铭考》，《文物春秋》1993年第3期。
(20)《太平御览》卷一八五《厅事》。
(21)《通典》卷八七《礼四七·沿革四七》“祔祭”条。
(22)《晋书·范宁传》。
(23)《通典》卷五一《礼十一·沿革十一》“兄弟俱封各得立祢庙议”条。常建华先生由此条得出结论：“当时异姓诸侯不论嫡庶，皆可上祭四代。”(常建华《中华文化通志·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8页)亦即设立四庙。此说虽然没有更多史料的支持，但在目前情况下，还是可信的。
(24)《通典》卷八一《礼四一·沿革四一》“孙为祖持重议”条。
(25)《通典》卷八七《礼四七·沿革四七》“附祭”条。
(26)《隋书·礼仪志二》。
(27)《隋书·礼仪志二》。
(28)《隋书·礼仪志二》。
(29)参见常建华《中华文化通志·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3页。
(30)《全唐文》卷六七八，白居易《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赵郡李公家庙碑铭》。
(31)《刘梦得文集》卷二八《代郡开国公王氏先庙碑》
(32)转引自常建华《中华文化通志·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6页。
(33)参见常建华《中华文化通志·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6～77页。
(34)《全唐文》卷六三○。
(35)常建华：《中华文化通志·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1页。
(36)《唐会要》卷二三《寒食拜扫》，中华书局，1955年。
(37)《全唐诗》卷四七六，熊孺登《寒食野望》。
(38)《元氏长庆集》卷二○，元稹《寒食日》。
(39)《大藏经》卷十六。
(40)有人认为当在唐代宗以后(见谢婉若：《浅析盂兰盆会在中国的民俗化》，《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6期)，笔者认为不妥。
第五篇：2018-2019学年高中历史(岳麓版)一轮复习知识点分类练习卷魏晋至隋唐时期的经济和思想文化
魏晋至隋唐时期的经济和思想文化
一、选择题(每小题4分，共48分)1．(2017·广东汕头期末)魏晋南北朝时，一些佛寺“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招揽农民，建立起规模很大的庄园，产品主要供内部享用，政府按惯例对其免征徭役、兵役和赋税。这些庄园内的农民被称为“佛图户”。后来，北周武帝开展了大规模的灭佛禁佛运动，北周实力大大增强。这说明（）A．佛教冲击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B．佛教庄园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C．佛寺庄园的存在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D．佛教势力的膨胀威胁到中央集权
解析 据题干材料信息说明佛寺庄园的存在影响国家财政收入，故选C项；材料信息没有提到对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的冲击，故A项错误，材料信息也不能说明佛教庄园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故B项错误；材料信息没有提到佛教势力的膨胀威胁到中央集权，故D项错误。答案 C 2．(2018·江西九江“十校”联考)东汉末年，由于中央集权的衰落，少数民族开始进入中原，农牧经济格局逐渐受到冲击。西晋灭亡后，游牧民族大批进入中原，畜牧带大幅度向南推移。由此推断魏晋时期（）A．北方形成农牧并重局面
C．少数民族完成汉化过程
B．南北经济的互补性增强 D．北方生态环境相对恢复
解析 少数民族以游牧经济为主，大举南迁，农业经济会造成土地过度开垦，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但发展畜牧业，可退耕还牧，恢复生态环境，故选D项。答案 D 3．(2018·湖南师大附中月考)北魏时期政府多次下诏，规定：“百工技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这主要反映出（）A．政府注重保护传统的手工业技艺 B．世袭制有利于手工业技术传承 C．北魏政府严格限制私立学校发展 D．官府对工匠人身控制非常严格
解析 材料“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主要反映了政府注
重对工匠的管控，说明官府对工匠人身控制非常严格，故选D项。答案 D 4．(2017·广东珠海模拟)从唐朝起，钱就不再以重量为名称，而改称宝。唐高祖武德四年，铸造开元通宝。开元意思为开创新纪元，通宝的意思是“通行宝货”，以后历代沿用，并常在“通宝”二字前冠以年号、朝代或国名。通宝的出现说明（）A．钱币成为政府聚敛财富的工具 B．以金银钱币为主所以珍贵为宝 C．商品经济发展使货币影响增大 D．古代货币制度出现了根本变化
解析 据题干材料“从唐朝起钱就不再以重量为名称而改称宝”及“通宝的意思是‘通行宝货’”可知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货币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故称为“宝”或“宝货”，故选C项。答案 C 5．(2018·四川资阳模拟)唐朝继承发展前代均田制，将无主土地分配给流民及王公、贵族、官僚。《通典·田制》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残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亩；杂户受田如百姓。工商业者、官户受田减百姓之半。受田民户要承担租庸调。这一措施（）A．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B．化解了土地兼并带来的矛盾 C．实现了土地的平均分配
D．有利于土地和人口资源的开发利用
解析 根据题目中“将无主土地分配给流民及王公、贵族、官僚”信息，可知均田制把无主土地分配给各阶层的人，有利于实现土地和人口资源的有效利用，故选D项。答案 D 6．(2017·湖北荆、荆、襄、宜四地七校联考)唐朝时已出现白瓷，邢窑白瓷名满天下。《匍说》记载：古代烧制白瓷，必先用磁石在釉水中搅动，吸走铁屑，这样烧制出的白瓷才不会有黑斑，这种方法开创了现代磁法选矿的先河。这表明（）A．中国古代科技推动手工业发展 B．南青北白两大制瓷系统形成 C．中国古代手工业水平享誉世界
D．中国古代科技应用十分广泛
解析 据题干材料用磁石“吸走铁屑，这样烧制出的白瓷才不会有黑斑”，表明中国古代科技推动手工业发展，故选A项；材料没有反映出唐朝制瓷业的成就，故B项错误；材料没有体现唐朝瓷器的世界影响，故C项错误；材料只反映出中国古代科技应用于制瓷业，并没有体现十分广泛，故D项错误。答案 A 7．(2017·湖南长郡中学月考)汉代长安东西两市规模比后世更大，商贾多居住于市内，唐朝的市逐步变成单纯的营业区，商贾日常生活散落到各居民坊区了。这主要反映了（）A．坊市制度逐渐被打破
C．抑商政策逐渐在加强
B．坊市结构的变迁 D．市场监管的加强
解析 据题干可知，汉代“商贾多居住于市内”，唐代“商贾日常生活散落到各居民坊区”，但都是坊市制度，故选B项。答案 B 8．(2017·湖南十校协作体调研)唐代中前期，朝廷对在各级官市内列店肆经营的工商业者建立专门的市籍，责令市场主管部门详细登录入籍工商业者的财产。唐代采用市籍制度意在（）A．限制商人势力过快发展 B．为征收资产户税服务 C．实现对工商业者的管理 D．保证市场秩序的稳定
解析 根据“对在各级官市内列店肆经营的工商业者建立专门的市籍，责令市场主管部门详细登录入籍工商业者的财产”，可知国家对工商业的造籍登记，本质就是强化对其管理，故选C项。答案 C 9.(2018·甘肃兰州模拟)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结构更新主要表现为一个方面：主导文化从儒学式微转变为儒、释、道三教并立；胡汉两种异质文化从冲突渐进到兼容；地域文化从中原一脉发展成南北分明。这主要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A．中国古代文化向多元化的格局发展 B．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并获得迅速发展 C．道家思想实现宗教化以后才被认可
D．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汉文化相互吸收
解析 据题干材料中“儒、释、道三教并立；胡汉两种异质文化从冲突渐进到兼容；地域文化从中原一脉发展成南北分明”表明文化多元化，故选A项。答案 A 10．(2018·山东淄博模拟)下图为唐代襄阳城内外里坊示意图，从中可以看出其命名的主要特点是()
A．强调内外有别
B．注重风水迷信 C．侧重地理因素
D．彰显教化功能
解析 据题干材料，可以看出这些内外里坊的命名，“崇教”“明义”“旌孝”“靖安”，都流露着明显的儒家教化色彩，故选D项；内外有别，这并不能由材料中的命名来看出，故A项错误；“注重风水迷信”，材料中同样没有体现，故B项错误；地理因素只是襄阳城的选址考虑因素而非命名考虑条件，故C项错误。答案 D 11．(2017·广东清远期末)唐太宗：“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而“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从材料中可看出（）A．儒学长期受到唐朝统治者的重视 B．道教在唐朝遭到灭顶之灾 C．唐太宗重视儒学 D．唐朝实行三教并行政策
解析 根据题干材料“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而“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可知唐太宗重视儒学，故选C项。答案 C
12．(2018·陕西榆林模拟)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中说“人肉治羸疾”，中唐以后割股疗亲成为普遍现象。孝子们割股千年，清代的《江南通志》记载了2 000多个受到朝廷旌表的孝子，其中有过割肉(含割肝，剜眼等)疗亲行为的多达500个以上。导致材料所述孝子行孝现象的主要原因是（）A．政府、社会鼓励 B．儒家思想尊崇孝道 C．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影响 D．“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推动
解析 在古代，朝廷推行孝道，往往还有配套的物质刺激，被公开旌表的孝子不仅直接受赏，还能终身免税，例如材料中清代《江南通志》记载了2 000多个受到朝廷旌表的孝子，故选A项。答案 A
二、非选择题(第13题25分，第14题12分，共37分)13．(2018·湖南常德模拟)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基本的经济政策，然而中国古代商业在特定时期仍取得长足发展。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
材料二(唐代开元十三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通典·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概括指出汉代商业发展的基本状况和原因。(10分)(2)结合材料一、二，概括唐代商业与汉代相比有何发展。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唐代在商业市场上的新变化。(15分)解析 第(1)问，第一小问，依据材料一中“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信息来概括作答；第二小问，从材料一中“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来归纳总结。第(2)问，第一小问，依据材料二“夹路列店肆待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来概括；第二小问结合所学知识，从夜市、草市的出现来回答。答案(1)状况：商品运输活跃，富商众多，商品交易广泛。(4分)
原因：国家统一；疏通交通，有限度地开发山林川泽。(6分)(2)发展：具有较为健全的商业保障措施(或交通发达、店肆众多)。(5分)变化：出现夜市；草市发展为地方商业中心。(10分)14．(2018·四川南充调研)解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唐代经过百余年的经营与发展，学校教育制度已相当完备，在我国和世界学校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附：《唐代学制系统图》
解读《唐代学制系统图》，围绕“唐代学制的特点”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简要阐述。(12分，要求观点合理，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解析 根据材料唐朝教育体制分为中央和地方官学，结合所学不同学校的学生的前途不尽相同，体现出唐代官学封建等级性强，如观点一。根据材料国子监、中书省下学习门类的多样性和中央到地方的学校系统，得出教育体制系统化和学校形式多样化的特点，如观点二。答案 观点一：唐代官学封建等级性强。(3分)唐朝时中央地方各级都办有学校，如中央贵族学校崇文馆和弘文馆，公侯卿大夫学校国子学、太学等，地方州县也有相应学校。弘文、崇文学生的门荫地位优越，仕进多途；国子监学生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入仕；而职业教育诸学校的学生，大都从事所学专业工作。因此，唐朝前期仍盛行重贵族士族的风气，强化了等级性。(9分)观点二：教育体制系统化，学校形式多样化。(3分)唐代教育已经形成体系，分中央和地方两大层次。县州府学业优胜者参加科举考试或进入国子监的中央学校深造；儒学经典成为各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出现了卜筮、医学、兽医、天文等实用性的职业教育，为社会输送了各种实用性人才。(9分)(言之有理，酌情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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