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关于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

第一篇：一次关于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

一、意识到法律对于自身工作的重要性，对法律知识有强烈的需求和渴望

二、基本认同普法对提高法律意识的意义

三、应加强法律知识的系统培训与学习，并将法律培训经常化、制度化

被调查者普遍认为，法律变化快，专业性强，数量多，单纯依靠自学还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经常的、系统的培训和学习非常重要。调查结果显示，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法律知识来自于系统的学习和培训。有91.3%的人认为在行政学院或党校培训课程中设置法学专题有必要或很有必要。并有近一半（48.7%）的人希望法学课程内容占到全部培训内容的1/3以上。

四、领导干部普遍认为：法的生命在于法律被人们信赖，这既是法本身的要求也是提高政府官员法律意识重要途径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领导干部在学法的问题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领导干部学法的主动性不强，功利性明显，重实用轻理论，重法条轻法理。二是尽管普法教育对提高法律意识有意义，但大多数领导干部认为这些年来普法的效果不十分理想。三是尽管领导干部对法律学习的积极性很高，但与上级指示和政策的学习相比，法律学习仍处于次要地位。通过调查，我们发现，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有了加强和提高，法律正日益成为领导干部判断是非、行使权力、实施管理的重要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但另一方面，调查结果也显示出我国政府官员法律意识的现状不容乐观，对领导干部法律意识的培养途径和方式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提高领导班子干部依法执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能力。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和任务，首先就必须实现领导干部从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转变，全面提升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唯有如此，我国的法治方略才能得到实施，我们的民主才能真正得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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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对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与思考对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与思考

对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与思考对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与思考

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就是指领导干部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的法律精神要素，是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内容。由于领导干部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处于“为首”的地位，其法律素质的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本文中笔者试图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状况进行评价和分析，为干部的法制教育和法律素质的提高尽些微绵之力。

为进行本项研究，我们将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分解为法律知识、法律评价、法律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四个方面，围绕这四个方面设计了包括29个封闭式问题的问卷，随后对某省的领导干部进行了抽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350份，收回251份，收回率71.7%.在收回的251份问卷中，地厅级干部34人，县处级干部59人，科局级干部158人，分别占被调查者的13.5%、23.5%和63%.一、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状况及特点

1.普遍认识到学法懂法的重要性，但知识准备不足。知识是素质的基础。领导干部法律知识的多寡，决定着其有无成熟的法律心理和观念，对法和法律现象有无正确的看法和评价，同时也是能否依法办事的重要条件。从调查情况看，当前领导干部已经充分认识到法律知识对于作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性，有94.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有必要把具备相应的法律素养作为任用干部的基本条件，而且几乎所有的被调查对象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学习过法律知识。多数被调查对象对有关法律法规内容的掌握还是比较准确的。这说明经过十几年的普法，干部的法律知识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是，调查中也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一，对“三五”普法规划中要求的领导干部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法律法规重视不够。被调查对象中，除宪法外，系统学习过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的不足一半，学习过行政复议条例（法）和国家赔偿法的甚至不及30%（分别为26%和20%），系统学习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仅有37%.调查中发现，有27%的领导干部竟没有学过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堪忧的现象。

第二，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不深入，对有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存在严重的偏差。例如，对于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样一个宪法常识问题，回答的正确率仅有56%，除了1.6%的人回答不知道外，有17.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是地方各级党委的执行机关，2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就是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当问及是否学习过行政诉讼法时，有49%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但能正确回答出在行政诉讼中主要应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证据规则的人，却仅有15%.另外，不少领导干部对“行政执法”的内涵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检查、处罚这类限权或剥夺权利的行政行为认为是执法，而对为公民法人登记、发放抚恤金这类赋权的行为则有相当多的人不认为是行政执法。

以上情况表明，领导干部虽然充分认识到法律知识、法律素养在市场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性，但自身的知识准备不足，尤其是宪法、组织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等有关国家体制、法治原则、领导干部职权的产生、运作、界限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知识和素养严重缺乏，对宪法和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问题了解不够，把握不准。

2.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但观念尚显落后。法律意识是人们有关法和法律现象的心理、评价、观念的总和。法律观念是高层次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现存的法律规范、法律活动和法律关系等法律现象的概括、抽象和总结。正确的法律观念的形成会指导人们对法和法律现象作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评价和采取正确的态度，同时也会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封建传统法律心理。

调查显示，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和法制建设的实践，领导干部的法律心理渐趋成熟，在立法目的、守法的内涵等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尤其在“民告官”这个较为敏感的问题上，有了一种平等、平和的诉讼心理。但就高层次的法律意识――法律观念来讲，调查所显示的情况还不是令人满意的。例如在权威观念上，仅有67.3%的人认为，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应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甚至还有8%的被调查者选择“法律的权威不能大于人的权威，尤其不能大于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这样一种人治论的观点。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上，只有41.8%的人回答是公民权利产生国家权力，而42.6%的人回答是国家权力产生公民权利，另有15.6%的人回答“不知道”。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以及“国家公务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授予的”这样的法治观念在一些领导干部心目中还相当淡漠。有71.6%的被调查对象对“依法治国”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管理主义的水平，而对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是“依法治吏”采取认同态度的仅仅有25.9%.3.对实现法治国家寄予厚望，但对法制建设的现状评价不高。一个领导干部如何评价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和前景，这关系到他能否建立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又反过来影响他的法律观念和法律行为。因此，领导干部对法律现象的评价，应是其法律素质的重要内容。

调查资料显示，对我国依法治国的前景和现存法律制度的作用，被调查对象均作了较为肯定的评价，如在回答“您

注重法治精神、法治观念的培育，并且持之以恒，那么在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提高上就会事半功倍。

思考之二：对干部的法制教育是重“管理主义”还是重“控权主义”。现代法治是以法律对权力的限制、约束与规制为其逻辑起点的，没有对权力的一种制度化的理性约束与驾驭就很难有法治化。因此，法治的核心问题是控权，对干部的法制教育也不应该离开这个核心。在我国，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以控权主义为核心的法制教育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几千年来，我国一直是一个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大于法是中国典型的传统政治文化。由此产生法乃治民工具的认识和消极守法观念，也造就了一大批被动的法律承受者及一小撮滥用法律的特权阶层。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我们通过修宪，确立了权力须在宪法和法律控制之下运作的法治原则，但作为一种文化，尚未在人民心中扎根。本这次调查显示，相当多的领导干部还是在工具意义上看待法的价值和功能。对这样一种法律观，有学者称之为“管理主义法律观”。③这种观念的形成当然有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但是当前干部法制教育中没有突出“控权”这一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问题，也是造成“管理主义法律观”历经三五普法而“岿然不动”的重要原因。

思考之三：关于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这次调查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领导干部对法治的理性认识与在实践中坚持法治原则的坚定性之间的落差。我们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领导干部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有关。什么叫法律信仰？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现行法所持的一种尊重、信赖并积极认同的态度。法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规范，但仅靠国家强制力是不能实现法所蕴含的全部价值的。况且仅建立在强制力基础上的法其合理性和公正性也值得怀疑。国家强制力可以惩治不法，但无力塑造一种法治文化。真正能确立法律权威地位并保证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的，不在于国家强制力，而在于人们能理解并接受现行法律制度，在于人们对现行法的态度，“法若不被信仰，则形同虚设”④。有些干部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由于对法律缺乏应有的信仰，缺乏那种为法律而献身的精神，就很难顶住来自各方面尤其是上司的压力和干扰。可见，法律的至上权威，对宪法和法律的信仰还没有在领导干部心目中真正地树立起来。当前我国领导干部法律信仰失却的原因，据笔者调查中的体会有两个方面：其一，我国缺乏信仰法律的文化传统。在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以仁政为核心的德治等思想是占主导地位的，除一段短暂的秦代以外，法律只占辅助的地位。秦灭亡后，法律的繁苛被归结为其迅速灭亡的原因。所以在秦以后我国很少出现对法律依赖的思想。建国以后，由于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⑤等导师名言的极端崇拜和对旧法统的义愤，造成了长期的法律虚无主义。毛泽东同志甚至说：“法律那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⑥。在当时领袖对法律的蔑视所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其二，是现行法律运行中的缺陷。一方面，处在由传统体制向现代化过渡中的宪法和法律缺乏应有的稳定性，法律体系的内在矛盾消融其内在的公正与效率，立法技术的粗糙使法律形同政策，缺乏应有的操作程序使执法者无所适从⑦。信仰本来是对一种稳定的、内在合理性价值的尊重与信服，而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现状，使人们不由不对其神圣性产生怀疑。另一方面，现行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的不理想状态，也对人们的法律信仰产生了消极影响。可见，法治文化需要长期的实践来塑造，这就包括立法的规范化和执法严肃化，人们企盼着立法法和监督法的出台。

思考之四：关于干部法律素质与体制。具备了相应的法律知识和信仰，就一定能在实践中坚持法治原则吗？从调查的情况看，尚不尽然。调查结果还显示，领导干部们面对的问题越具体，其法治原则流失的越多。这种情况在基层，尤其是科局乡镇一级更为严重。这一级干部年青，其文化素质是比较高的。按一般规律而言，他们的思想中更少人治传统，而更多法治理念，对实现法治应有更强烈的渴望。但是，在权和法的较量中，他们表现的更易于放弃法治的原则而屈服于权势的压力。这是为什么呢？

如前所述，干部的法律素质是一种精神要素，其成长和发育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处在权力网络中的各级领导干部，其法律素质尤其是坚持法治原则的坚定性，往往被制度的不合理性所扭曲。王人博、程燎原两位先生指出：“任何法治观念在一定国家的传播及其对传统法观念的变革，都需要一种适当的制度模式和组织结构的支持”，“法治观的转变，必须以法律制度和组织结构的转换为依托；法律制度和组织结构的支持，是法观念变革与启蒙成功的条件。否则，那些具有合理性的新观念，只能被碰得头破血流”。⑧当我们透过上面的统计数字，把目光注视在体制层面时就会发现，官员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的选择既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无奈。何增科先生曾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基层政权体制存在的弊端：第一，上下级政权组织之间“一手乌纱帽，一手高指标”的压力型体制；第二，人事制度上各级领导干部事实上的任命制；第三，财政体制上的权能脱节；第四，领导机关（党委）、执行机关（政府）和监督机关（人大、政协、监察、检察）之间权力和责任配置不平衡，等等。⑨在这样一种体制中，有些领导干部唯上是从，唯权是崇，地方保护，藐视法律，滥用职权就不足为怪了。尤其当屈从于权力可以获得更大利益，起码是避免更大损失的时候，法治信仰、法治原则都会在这种选择面前低下高贵的头。看来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不仅仅是个教育问题，以权力配置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对干部的法律素质发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以崇尚权力为导向的政治体制是抑制法治精神张扬，影响干部法律素质提高的主要原因。

近些年来，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问题已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三个五年普法规划中对领导干部法律素质提出的要求自不待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讲座更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是，我们切不可忽视了以法治为取向

第三篇：对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与思考对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与思考

对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与思考对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调查与思考

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就是指领导干部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的法律精神要素，是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内容。由于领导干部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处于“为首”的地位，其法律素质的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本文中笔者试图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领导干部的法律

素质状况进行评价和分析，为干部的法制教育和法律素质的提高尽些微绵之力。为进行本项研究，我们将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分解为法律知识、法律评价、法律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四个方面，围绕这四个方面设计了包括29个封闭式问题的问卷，随后对某省的领导干部进行了抽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350份，收回251份，收回率71.7.在收回的251份问卷中，地厅级干部34人，县处级干部59人，科局级干部158人，分别占被调查者的13.5、23.5和63.一、当前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状况及特点

1.普遍认识到学法懂法的重要性，但知识准备不足。知识是素质的基础。领导干部法律知识的多寡，决定着其有无成熟的法律心理和观念，对法和法律现象有无正确的看法和评价，同时也是能否依法办事的重要条件。从调查情况看，当前领导干部已经充分认识到法律知识对于作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性，有94.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有必要把具备相应的法律素养作为任用干部的基本条件，而且几乎所有的被调查对象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学习过法律知识。多数被调查对象对有关法律法规内容的掌握还是比较准确的。这说明经过十几年的普法，干部的法律知识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是，调查中也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一，对“三五”普法规划中要求的领导干部必须学习和掌握的法律法规重视不够。被调查对象中，除宪法外，系统学习过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的不足一半，学习过行政复议条例（法）和国家赔偿法的甚至不及30（分别为26和20），系统学习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仅有37.调查中发现，有27的领导干部竟没有学过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堪忧的现象。

第二，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不深入，对有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存在严重的偏差。例如，对于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样一个宪法常识问题，回答的正确率仅有56，除了1.6的人回答不知道外，有17.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是地方各级党委的执行机关，2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就是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当问及是否学习过行政诉讼法时，有49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但能正确回答出在行政诉讼中主要应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证据规则的人，却仅有15.另外，不少领导干部对“行政执法”的内涵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检查、处罚这类限权或剥夺权利的行政行为认为是执法，而对为公民法人登记、发放抚恤金这类赋权的行为则有相当多的人不认为是行政执法。

以上情况表明，领导干部虽然充分认识到法律知识、法律素养在市场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性，但自身的知识准备不足，尤其是宪法、组织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等有关国家体制、法治原则、领导干部职权的产生、运作、界限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知识和素养严重缺乏，对宪法和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问题了解不够，把握不准。

2.法律意识有所提高，但观念尚显落后。法律意识是人们有关法和法律现象的心理、评价、观念的总和。法律观念是高层次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现存的法律规范、法律活动和法律关系等法律现象的概括、抽象和总结。正确的法律观念的形成会指导人们对法和法律现象作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评价和采取正确的态度，同时也会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封建传统法律心理。

调查显示，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和法制建设的实践，领导干部的法律心理渐趋成熟，在立法目的、守法的内涵等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尤其在“民告官”这个较为敏感的问题上，有了一种平等、平和的诉讼心理。但就高层次的法律意识――法律观念来讲，调查所显示的情况还不是令人满意的。例如在权威观念上，仅有67.3的人认为，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应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甚至还有8的被调查者选择“法律的权威不能大于人的权威，尤其不能大于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这样一种人治论的观点。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上，只有41.8的人回答是公民权利产生国家权力，而42.6的人回答是国家权力产生公民权利，另有15.6的人回答“不知道”。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以及“国家公务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授予的”这样的法治观念在一些领导干部心目中还相当淡漠。有71.6的被调查对象对“依法治国”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管理主义的水平，而对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是“依法治吏”采取认同态度的仅仅有25.9.3.对实现法治国家寄予厚望，但对法

制建设的现状评价不高。一个领导干部如何评价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和前景，这关系到他能否建立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又反过来影响他的法律观念和法律行为。因此，领导干部对法律现象的评价，应是其法律素质的重要内容。

调查资料显示，对我国依法治国的前景和现存法律制度的作用，被调查对象均作了较为肯定的评价，如在回答“

您对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景有何看法？”这一问题时，只有10.4的人选择了根本实现不了或说不清楚，其余89.6人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在回答“您认为现存的法律制度对国家的稳定和社会发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一问题时，选择否定性评价的仅有4.8，其余95.2的人作出了较为肯定的评价。但同时，调查对象也看到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艰巨性。在回答上面第一问题时，仅有3.6的人认为我国的法治国家目标会很快实现，而86的人则认为虽然能够实现，但很艰难。在回答上面第二个问题时，只有48.6的人认为，我国现存的法律制度，对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另有46.6的人认为，虽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作用不大。作出这样的评价，主要由于被调查对象对目前的执法现状不满。例如，只有21.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实践中一个行政执法案件能够以法定程序公正解决，另外的近80的可能性不是权压了法就是钱买了法，而且，有51.8的人认为权力对公正执法的干扰最大。可见，现实生活中尚存在的权大于法、以权压法和权钱交易现象，不仅亵渎了宪法和法律的尊严，破坏了法制的统一，而且还会对人们的法治观念和法治信仰的形成产生极为消极影响。

4.对法的公正价值有了深刻认识，但尚需树立信仰。法的根本价值在于公正，而公正价值的实现又有赖于实施法律的人们对这一价值的认识和信仰。对于领导干部而言，依法办事，公正执法不仅需要知识、观念，更需要信仰。信仰不仅是领导干部法律素质中内潜素质①的重要内容，也是领导干部法律知识、意识、观念表现为外显素质的桥梁。

从调查统计的情况看，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对社会主义法的公正表示信服和尊重，对法的内在价值有了深刻的认识。如当问到“您遵守法律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时，有83.2的被调查对象选择了“公正的法律即可以创造一种公平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个人的发展”。在问到“对要求领导干部严格依法办事有什么想法”时，有73.3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我赞成依法办事，并在工作中坚持依法办事”。可见，依法办事作为现代政府（广义上的）的工作原则，已为大多数领导干部所接受。但是，这一比例比认识到法的公正性的比例却低了近10个百分点。在问到“您处理违法行为时，您的上司来电话说情，这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表示能继续坚持依法办事的比例进一步降低为66.1.比表示在工作中坚持依法办事的比率又下降了7.2个百分点。准备迎合领导意图或为了给领导个面子而办事时而违心地打点折扣的占到了被调查对象的33.9.这种情况说明，作为执法者的领导干部，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持，一遇到权势的压力或与个人利益、地方利益发生矛盾时，其执法的坚定性将大打折扣。同时也说明，目前严重存在的以权压法、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等，对法律的公正实施和领导干部法律信仰的建立产生着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

5.提高干部法律素质任重道远，而基层任务更重。

本次调查显示，被调查对象中三级干部的法律素质呈现从地厅、县处到科局逐级下降的特点。例如在法律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和重视程度方面，系统学习过宪法的比率，地厅级是85，县处级是90，科局级仅有65；系统学习过民法通则的分别是56、49和36；系统学习过行政诉讼法的分别是68、47和44；系统学习过行政处罚法的分别是59、47和39.正是由于知识的不足，对法律问题的把握也存在着类似差别。例如，在回答“什么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时，地厅、县处、科局三级干部的正确率分别为91、86.4和78.5.在回答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时，三级干部的正确率分别为23.5、17和12.7.对当前执法现状的评价，基层干部显然要悲观得多。在有关法律的信仰和依法办事的坚定性方面，干部级别越低，赞成并坚持依法办事的比例越低；在遇到权势的压力时，而准备放弃法律原则迎合领导意图的比例却越高，在科局级干部中，这个比率竟高达41.1.看来，基层领导干部不仅法律知识较为欠缺，法律观念仍显陈旧，而且，由于其在权力结构中处在较低的地位，在权和法的冲突中，更易于屈从于权势的压力。

几点思考

从上面的调查统计资料可以看出，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还远远不能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要求。这种状况不能不使人对当前的领导干部法律素质问题做更深层的思考。

思考之一：干部法制教育的重点是知识还是观念。当前，领导干部学习法律知识的热情是空前的，这一点从上至最高领导机关的法律知识讲座，下至基层的学法规划即可见之一斑。但是，十几年的普法过后，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法律观念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存在着许多错误认识。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干部的法制教育如何定位？即干部法制教育的重点知识还是观念？笔者认为，知识的学习固然重要，但是通过学习法律知识，领会法治的精义，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法治观，则是提高干部法律素质的关键。大量的现代实证研究表明，想通过法制教育使大多数官员都达到具有很全面的法律知识的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现代国家中都尚无先例。这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发达的分工基础上的，由于生活节奏加快，管理范围的拓展，使官员们无暇深入研讨汗牛充栋的法律文献和考察法制的运转。他们宁愿以交换的方式换取法律方面的咨询和代理而不愿投入更多的精力去从事全面、深入的法律认知。这种事实表明，在干部法制教育中，要想通过短暂的学习使他们全面地获得系统的法律知识实属不易。“努力向公众传播新的权利义务观念和法律的基本原理和精神，似乎比向他们灌输大量的法律条文更容易收到预期效果”。②从不少的普法文件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法制教育机构还没有树立明确的法治精神导向意识。如果我们的法制教育、法制宣传能够在普及知识的同时，更注重法治精神、法治观念的培育，并且持之以恒，那么在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提高上就会事半功倍。

思考之二：对干部的法制教育是重“管理主义”还是重“控权主义”。现代法治是以法律对权力的限制、约束与规制为其逻辑起点的，没有对权力的一种制度化的理性约束与驾驭就很难有法治化。因此，法治的核心问题是控权，对干部的法制教育也不应该离开这个核心。在我国，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以控权主义为核心的法制教育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几千年来，我国一直是一个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大于法是中国典型的传统政治文化。由此产生法乃治民工具的认识和消极守法观念，也造就了一大批被动的法律承受者及一小撮滥用法律的特权阶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我们通过修宪，确立了权力须在宪法和法律控制之下运作的法治原则，但作为一种文化，尚未在人民心中扎根。本这次调查显示，相当多的领导干部还是在工具意义上看待法的价值和功能。对这样一种法律观，有学者称之为“管理主义法律观”。③这种观念的形成当然有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但是当前干部法制教育中没有突出“控权”这一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问题，也是造成“管理主义法律观”历经三五普法而“岿然不动”的重要原因。

思考之三：关于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这次调查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领导干部对法治的理性认识与在实践中坚持法治原则的坚定性之间的落差。我们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领导干部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有关。什么叫法律信仰？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现行法所持的一种尊重、信赖并积极认同的态度。法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行为规范，但仅靠国家强制力是不能实现法所蕴含的全部价值的。况且仅建立在强制力基础上的法其合理性和公正性也值得怀疑。国家强制力可以惩治不法，但无力塑造一种法治文化。真正能确立法律权威地位并保证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的，不在于国家强制力，而在于人们能理解并接受现行法律制度，在于人们对现行法的态度，“法若不被信仰，则形同虚设”④。有些干部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由于对法律缺乏应有的信仰，缺乏那种为法律而献身的精神，就很难顶住来自各方面尤其是上司的压力和干扰。可见，法律的至上权威，对宪法和法律的信仰还没有在领导干部心目中真正地树立起来。当前我国领导干部法律信仰失却的原因，据笔者调查中的体会有两个方面：其一，我国缺乏信仰法律的文化传统。在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以仁政为核心的德治等思想是占主导地位的，除一段短暂的秦代以外，法律只占辅助的地位。秦灭亡后，法律的繁苛被归结为其迅速灭亡的原因。所以在秦以后我国很少出现对法律依赖的思想。建国以后，由于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⑤等导师名言的极端崇拜和对旧法统的义愤，造成了长期的法律虚无主义。毛泽东同志甚至说：“法律那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⑥。在当时领袖对法律的蔑视所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其二，是现行法律运行中的缺陷。一方面，处在由传统体制向现代化过渡中的宪法和法律缺乏应有的稳定性，法律体系的内在矛盾消融其内在的公正与效率，立法技术的粗糙使法律形同政策，缺乏应有的操作程序使执法者无所适从⑦。信仰本来是对一种稳定的、内在合理性价值的尊重与信服，而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现状，使人们不由不对其神圣性产生怀疑。另一方面，现行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的不理想状态，也对人们的法律信仰产生了消极影响。可见，法治文化需要长期的实践来塑造，这就包括立法的规范化和执法严肃化，人们企盼着立法法和监督法的出台。

思考之四：关于干部法律素质与体制。具备了相应的法律知识和信仰，就一定能在实践中坚持法治原则吗？从调查的情况看，尚不尽然。调查结果还显示，领导干部们面对的问题越具体，其法治原则流失的越多。这种情况在基层，尤其是科局乡镇一级更为严重。这一级干部年青，其文化素质是比较高的。按一般规律而言，他们的思想中更少人治传统，而更多法治理念，对实现法治应有更强烈的渴望。但是，在权和法的较量中，他们表现的更易于放弃法治的原则而屈服于权势的压力。这是为什么呢？

如前所述，干部的法律素质是一种精神要素，其成长和发育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处在权力网络中的各级领导干部，其法律素质尤其是坚持法治原则的坚定性，往往被制度的不合理性所扭曲。王人博、程燎原两位先生指出：“任何法治观念在一定国家的传播及其对传统法观念的变革，都需要一种适当的制度模式和组织结构的支持”，“法治观的转变，必须以法律制度和组织结构的转换为依托；法律制度和组织结构的支持，是法观念变革与启蒙成功的条件。否则，那些具有合理性的新观念，只能被碰得头破血流”。⑧当我们透过上面的统计数字，把目光注视在体制层面时就会发现，官员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的选择既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无奈。何增科先生曾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基层政权体制存在的弊端：第一，上下级政权组织之间“一手乌纱帽，一手高指标”的压力型体制；第二，人事制度上各级领导干部事实上的任命制；第三，财政体制上的权能脱节；第四，领导机关（党委）、执行机关（政府）和监督机关（人大、政协、监察、检察）之间权力和责任配置不平衡，等等。⑨在这样一种体制中，有些领导干部唯上是从，唯权是崇，地方保护，藐视法律，滥用职权就不足为怪了。尤其当屈从于权力可以获得更大利益，起码是避免更大损失的时候，法治信仰、法治原则都会在这种选择面前低下高贵的头。看来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不仅仅是个教育问题，以权力配置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对干部的法律素质发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以崇尚权力为导向的政治体制是抑制法治精神张扬，影响干部法律素质提高的主要原因。

近些年来，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问题已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三个五年普法规划中对领导干部法律素质提出的要求自不待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讲座更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是，我们切不可忽视了以法治为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对干部法律素质的引导与塑造。如果说“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⑩的话，那么干部法律素质的现代化最根本的还有依赖于政治体制对法治精神的倡扬。

第四篇：关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问题

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特点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质，而重中之重是要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质。在新的形势下，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才能肩负起领导责任，做好工作。本文对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问题谈点肤浅认识。

一、法律素质是新时期对领导干部的客观要求

江泽民同志指出：学习和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努力提高各级领导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本领，这是新时期党对各级领导干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保证深化改革，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要求。这一精辟论述，对我们理解新时期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重要性、紧迫性具有深刻的意义。

首先是深入学习运用邓小平理论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五大确定了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而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指引我们国家逐步走上法治之路，它也是我们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就是要学习邓小平法制理论。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一方面，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是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理论支柱，对邓小平民主法治思想的深切领会，有利于确立民主理念和法治观念；另一方面，依法治理工作的推进，又有赖于以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为思想武器。

其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还是政府的宏观调控，都需要法律法规的规范、实施、引导、制约和保障。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开拓多种形式的合作和交流，处理涉外关系，无一离不开国际法律、规定、原则和惯例。因此，不具备一定法律素质和理论的领导干部，是难以担负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重任的。

第三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内在要求。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地方的法规规章，使其成为广大人民的行为规范；以依法治理为龙头，协调立法、依法行政、司法、普法、监督和法律服务等各个工作环节；党组织自觉地在宪法及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活动；领导工作中的决策方式、议事规则、工作方法等逐步制度化、规范化等等，都体现了党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国家事务，这也相应对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提出了新要求。

第四是健全人民民主制度的本质要求。要求领导干部善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发挥工青妇等组织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作用；扩大基层民主；推进居民自治等，做好这些工作都需要法律素质为保障。同时，随着法制建设进程的深入，领导对象的状况也发生了变化。一是越来越多非公经济实体出现，作为行政管理的相对人，靠行政命令已难奏效，只有靠法律引导和规范。二是公民对权力的崇尚已转变为对法律的遵守。三是生产关系的表述已相当程度上显示为法律关系，法律在人际关系中的协调规范作用越来越大。试想，领导干部法律素质若不能棋高一着，何以实践三个代表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呢？

第五是改变目前少数领导干部法律素质不尽人意状况的现实要求。经过三个五年的普法，广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有较大的提高，但又不能估计过高。当前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有：少数干部对学法用法的认识尚待提高；有的同志缺

乏基本法制理论和法律知识，学习自觉性不高；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化、规范化有待完善；由于历史原因，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法律功底并不深厚，很难说大部分同志已掌握法律知识并能熟练运用法律的手段了。

二、领导干部应具有怎样的法律素质

对公民来说，法律素质的构成是了解必备的法律知识、树立必需的法律意识、掌握必要的用法途径。而对领导干部而言，就是应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可这样表述：掌握必需的法律知识、确立崇高的法律意识、通晓必要的用法途径。

领导干部必须掌握履行领导职责需要的法律知识。对领导干部来说，学习法律知识，一是法律知识面要广，除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社会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的基本知识外，还要着重掌握上述法律部门中有关指导思想、立法依据、基本原则以及行政、组织、管理方面的规定；二是更深入。对法律精神的理解更深刻，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法学基本理论、立法理论等内容；三是要专业。熟知与领导工作密切相关和本系统的专业法律法规；四是要务实。结合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学习和思考国企改革、中国入世、科学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维护*安定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法制建设课题。

领导干部必须牢固确立崇高的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的总称。领导干部树立法律意识，首先在于认清法的本质和作用，特别要注意防止把党的政策与法律对立起来，充分发挥法在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其次要善于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中的变和制定法律法规工作中的定的关系，使现行法律体系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更好地结合起来。同时，逐步改变法律滞后于改革、发展、稳定的状况，促使改革、发展、稳定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再次是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方面，要善于历史地、客观地、辩证地观察和思考，以做出正确的决断，使法律手段的运用与其它手段的运用更为科学合理；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法治观念的增强。法律意识中最核心的是弘扬法治精神，使依法治国的意识成为领导干部的根本理念、追求和信仰之一。领导干部要树立如下法治观念：宪法和法律有极大权威的观念；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观念；法大于权的观念；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观念；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的观念和程序法并重的观念等等。在此基础上，把遇到问题学法、重大决策依法、开展工作合法、处理问题靠法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基本习惯。

领导干部必须善于通过法律途径实施领导。在宏观上，要善于把领导意图通过法定程序变成法律、法规、规章乃至政府的规范性文件，通过加强对依法治理的领导，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路贯串于法律、法规、规章的实施中；在工作手段上，要在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过程中，更多地引导广大群众步入法律途径和运用法律手段；在工作要求上，应明确各级组织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员要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在具体操作中，可以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可以强化内部法制工作机构，可以在决策前听取法学专家、学者和司法工作者的论证意见等等。

三、怎样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

法律素质中最重要的是法律意识。领导干部要把着眼点和切入点放在增强法律意识上，把掌握必需的法律知识作为前提，把增强法律能力，自如地运用法律手段作

为衡量学法成果的标准。

首先是提高认识。江泽民同志在谈及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时，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务必加强对法律和法学知识的学习，努力掌握和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本领，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全社会形成学法、用法的良好风气，为坚持依法治国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一论述给我们有三点启示：一是领导干部是推进依法治国的能动因素，把众多的法律法规内化成为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才能推进法治的进程。不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就有可能失去领导资格；二是新时期领导干部在领导对象、领导内容、领导原则、领导手段、领导目标、领导方法等面临着诸多变化，归根结底是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三是领导干部还须以自己的率先垂范、身先士卒去带领、引导、指导广大群众去认真实施法律法规，这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

其次要落实措施。首先确定任务。领导干部学习的重点应该是：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和江泽民关于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论述及法学基本理论；新颁布法律法规中与领导工作相关的内容要及时补充更新；宪法和基本法律中与领导工作相关的知识；探索研究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关的法制保障课题。其次巩固阵地。传统的学习中心组、举办法制讲座、党校干校开设法制课三大阵地要不断巩固，并加强党校作为法制培训主阵地建设。再次丰富形式。部分单位已探索了不少领导干部学习法律知识、考核巩固学习成果的做法，如：举办法制培训专题班；进行法律知识测验或考核；列入述学内容；撰写法制论文；对任命的领导干部进行任前法律知识考试；

7、对政府组*员届中法律知识测试；举办以领导干部为主体的法律专业专科、本科、研究生班；规定自学内容并辅以必要的考查等等，都可视情推广。最后健全制度。如学习制度、责任制度、考核制度、督查制度、评比制度，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再次坚持学用结合。要着重为领导干部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上下功夫、花气力。就法制宣传教育的主管部门而言，衡量和检验领导干部学法成效的标准是法制宣传教育同法治实践结合的状况，在树典型、评先进方面，依法治理的好坏应具有一票否决制的作用；就领导干部而言，要认清学法同用法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只有在法治实践中才能真正学好法律，也只有认真学习法律法规，才能更好地推进法律法规的实施。所以，要把带着问题学法与通过学法解决问题相结合，真正做到学用并举，学以致用。就学习形式而言，要发挥法治实践本身的教育效应，有利于法律意识的强化，可组织领导干部旁听法院庭审、召开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经验交流会、领导干部带头宣讲法律、通报领导干部依法和违法的正反面典型案例等。

第五篇：大学生法律素质的调查总结

南阳理工学院

关于大学生法律素养调查的总结 组长：冯思勇

思修实践课第一组全体成员联系方式：*** 系别：软件学院 专业：软件工程 班级：11级软工java2班2011年12月

关于大学生法律素养的总结

公民法律素养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我国高校大学生法律素养如何,将直接影响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我们的法制建设,影响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所谓素养,是指人们在经常修习和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知识的内化和融合,它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处事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具备一定的知识并不等于具有相应的素养。只有通过内化和融合,并真正对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处事原则、行为习惯等产生影响,才能上升为某种素养。重视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法制建设”。通过大学法律教育,使大学生拥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较强的法治文明意识,这对于提高全体国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对于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动我国法制进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又必须看到法律教育内化为法律素养的诸多制约因素一是功利性极强的就业至上评价体系。高校扩招后,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加,一些高校为给非法律专业学生挤出更多时间应付各种有利于就业的资格证考试,主动降低包括法律在内的其他软素质课程的教学与考查标准,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生法律素养的提高;对于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律教育,由于将主要精力放在法律条文的解读和案例分析上,忽视对个人法律素养起综合性、潜质性作用的哲学、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课

程和知识的学习,相当一部分法律专业的学生虽然十分熟悉各种法律条文和案例,但法律素养不高。二是泡沫化明显的法律专业重复建设。近年来,受高校扩招、合并和人才市场需求拉动等多方面影响,法学教育泡沫化倾向相当明显,不少院校匆忙建立的法律系,师资力量薄弱。一些所谓的法学专家从未参加过法律实践,对现实法制缺乏感性认识。这些学校本来法学渊源不深,加上法学教师素质不全面,无法引导学生将所学法学知识内化为深厚的法学素养。三是现实社会尚不健全的法制环境。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制建设尚待进一步健全,法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严肃性较差,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现象和特权观念还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成型成熟期,对外界信息吸收能力强、反应周期短,严肃性较差的现实社会法制环境对他们还相当薄弱的法律素养的消解作用也十分明显。

因此，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要充分学习、掌握法律知识，为做一个积极先进的大学生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