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纪检领导体制的改革

第一篇：浅析纪检领导体制的改革

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2班冯宗元20093330204

浅析纪检领导体制的改革

纪检体制机制建设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我们党适应反腐败工作的需要，不断进行纪检领导体制改革，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但随着反腐倡廉实践的发展，纪检领导体制不科学的问题日渐显现，成为制约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的重要因素。因此，探讨进一步深化纪检领导体制改革，对提高党反腐倡廉的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进一步深化纪检领导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现行纪检领导体制主要包含着两种领导模式：一部分是主要的，普遍实行的双重领导模式，即“块”上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以下各级纪委，接受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的双重领导；另一部分是次要的，刚刚在局部地区和有限层面上推行的垂直领导模式，即“条”上的，它是2004年以来中央纪委和各省区市纪委对派驻机构实行全面统一管理。从在纪检组织内实行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上看，双重领导模式占有主导地位，而垂直领导模式由于尚处于探索阶段等原因，其影响力远不及双重领导模式。因此，我国纪检体制就其根本属性而言是双重领导体制。

不可否认，自1980年中央确定，各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关系，由受同级党委领导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来，党的纪检系统的双重领导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处于初级阶段的背景条件下，对于充分运用各种组织资源，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0多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所呈现出的特点和规律与计划经济时代已大不相同，主要是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交换的普遍要求相碰撞，导致权力寻租行为大量滋生和蔓延。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需要大力转变党的执政方式和政府职能，合理分解公共权力，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对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机制，以权力制约权力。但在双重领导体制下，各级纪检组织所发挥的监督作用是有限的，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同级党委及其主要领导干部无法实施有效监督。党章和其它党内法规赋予了各级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职责。但在双重领导体制下，各级纪委实际上以横向的同级党委领导为主，主要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其人权、财权、事权等都主要掌握在同级党委和政府手中，对于同级党委及其主要领导干部基本处于不能监督、不敢监督、不准监督的尴尬境地。对这种组织监督无力的状况，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曾经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他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原山东省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更是露骨地说：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监督的了。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高官落马，主要不是同级纪委揭露出来的主要原因。

二是对其他党员干部能否实施有效监督，主要取决于同级党委主要领导的态度。按照干部层级管理的原则，各级纪委监督检查的重点对象主要是同级党委选拔任命的党员干部。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党员干部和上级党委领导之间一般都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工作关系。而在双重领导体制下，纪检组织查办这些党员干部违法案件又都必须取得同级党委的同意。因此，实践中，这类案件要不要查，查到什么程度，对违法的党员干部该给予怎样的处理，主要不是取决于纪委的意见，而是同级党委主要领导的态度。一般来讲，当纪委的意见与同级党委主要领导的态度相左时，纪委难以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无疑助长了一些违纪违法人员想方设法寻求保护，逃避党纪国法的制裁。由于一些不正之风的干扰，纪检部门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能时，常常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据一份权威报告统计，在有资料可查的36起高官违纪违法案件中，有29件是被牵连发现的，比例高达80.6%。事实上，这些高官在案发前，都曾经被举报过，有的反映还比较集中。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举报要么是所谓的查无实据，要么是石沉大海。有的举报人和揭露者甚

至为此负出了沉重的代价。反思这些教训，不难看到领导体制因素是制约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进行的重要因素。

二、加快纪检领导体制改革的条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纪检领导体制进行了数次改革，为全面建立垂直领导体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思想理论基础。十年**结束后，我们党对自身领导体制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深刻而明确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里说的组织制度就包含着体制改革的内容。胡锦涛同志也多次强调要大力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积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需要。党的十七大更是把“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写入报告，并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党的纪检领导体制进行深刻反思、改革，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2、体制机制基础。自1978年各级纪委逐步恢复以来，党中央一直在积极探索纪检领导体制改革，其中一个十分明显的方向就是不断增强纪检组织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现行的纪检“双重领导体制”就其内涵而言包含着垂直领导的因素。中央明确各级纪委要接受双重领导以来，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都不断加强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工作。如，中央纪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都指定某个纪律检查室对一定区域的纪检工作实施全面归口指导。上下级纪委各业务室之间也建立了十分密切的指导关系。这种工作体制机制已经运行多年，为实行全面垂直领导打下了良好的体制机制基础。

3、改革实践基础。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纪检领导体制改革不断迈出新步伐。2004年，中纪委启动改革步骤，对派驻部委的纪检监察机构实施统一管理。其显著的特点是“两个不再”，即：各部委的纪检组长、监察局长不再从所在部门产生，而由中纪委监察部直接委派；各试点单位不再受同级党组领导，而受中纪委监察部直接领导。此举是我国纪检领导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步骤，推动了党内监督“关口”的再次前移。2005年，中纪委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要对派驻机构实施全面垂直管理，进一步扩大改革的覆盖面。最近，海南省澄迈县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率先在全国进行镇一级纪委实行全面垂直领导。这些改革虽然只局限在一定区域和层面，但为实行全面垂直领导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积极推进纪检领导体制改革

实践证明，只有从改革领导体制入手，实现各级纪委全面垂直领导，建立强有力的纪检组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监督乏力的现状。这既是反腐败斗争的客观需要，更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必然选择。但由于这项改革涉及党的地方各级组织领导权力的重新分配，涉及体制机制的重大调整，涉及广大纪检干部的切身利益，政治性、政策性强，社会影响大，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确保改革实效。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一个完善的、成熟的监督体制应具有以下三个最基本的客观条件：一是必须对其监督对象进行全面的监督；二是监督制约的力度必须与监督对象的职位和权力相适应；三是监督制约过程必须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因此，打破双重领导体制的框架，革除制约反腐败深入进行的体制弊端，全面实施某种程度的垂直领导，是未来纪检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

当前，建议重点做好三项工作：一要做好调研论证工作。对纪检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分专题进行调研论证，拿出系统的论证报告，为领导决策提供建议。二要抓好改革试点工作。在一定层面或区域内扩大进行全面垂直领导先行试点，做好经验积累和舆论准备。三要做好党内法规的修改、制定工作。重点明确

反腐败垂直领导体制原则，明确各级纪检组织的职责和进行监督检查的权限、方式和手段；明确省、区、市及以下各级纪委在党内的政治地位；明确各级纪委和同级党的代表大会、同级党委的关系以及纪委和监察部门的关系等。

四、纪检体制改革的六个阶段

1、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大”的重建正名阶段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央纪委并重建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机关。

1979年3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联合发出通知,规定:省和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报上级党委批准。明确纪委设在同级党委内，名称为某某党委纪委。

1980年2月，中央纪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一份请示中提出，为有利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纪委同志提议，将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的领导关系，由受同级党委领导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而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同意向中央建议做这样的改变。中央如同意 以上意见，请批转各地执行。中共中央在收到《请示》的第11天，即正式发文:中央同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改变省、市、自治区和省、市、自治区以下各级纪委领导关系的请示报告，现转发你们，请照此执行。这是中共中央对中央纪委的请示，批复最快且规格最高的一次。

2、“十二大”至“十三大”的理顺关系阶段

1981年11月3日,中组部对北京市委办公厅同年11月2日给中央办公厅的来信进行了答复:经研究,北京市党的顾问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全称应是：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顾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特复。这可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央机关公文运转最快的一次批复。党的“十二大”后不到两个月,纪委在名义上取得相对独立。

有了这一地位的中央纪委一方面行文提升下属地位，规定:“各级纪委的书记一般应由同级党委常委担任。”同时报请中共中央行文明确职级待遇，中央办公厅1984年9月发文，转发中央纪委《关于纪律检查机关组织建设几个问题的请示》的通知。中央纪委在这个请示中要求“省、地、县一级纪委的书记，应是同级党委副书记一级的干部，纪委副书记应是同级党委部长一级的干部”。

3、“十三大”至“十四大”的提升内部机构规格阶段

1988年6月，中央纪委、中组部联合颁发通知，规定中纪委室主任“配备正局(司)长级或副部长级干部”。地方各级纪委正副室主任按文件规定的职务设置。中央纪委室主任按文件规定的职务设置，在2004年开始逐步落实。

4、“十四大”至“十五大”的监督关口前移探索阶段

依靠中央行文或与中组部联合行文来前移监督关口的做法开始改变。开始探索通过全会报告形式使监督关口前移，提出“三重一大”和加强党内监督“五项制度”。

1994年9月，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提出“重视加强事前事中的监督检查，纪检监察机关的负责人要参加地方和部门有关重大问题决策的会议，了解决策的情况以利于进行监督。”

1995年中央颁布了旨在加强监督和预防腐败的三项制度(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礼品登记制度、国有企业业务招待费报告制度)。

1996年1月，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提出“反腐败领导机制”、“三重一大”(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不准个人或少数人专断)和加强党内监督的“五项制度”。

5、“十五大”至“十六大”的监督关口逐步推进阶段

此阶段提出了战略思路——提出了源头治理和“三公开”(村务、厂务、政务公开);确定了抓手——《关于实行党风廉政责任制的规定》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正式出台;制定了措施——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巡视制度，对派出机构实行统一管理、直接领导的试点;对地县党政主要领导任免实行党委全委会票决制，纪委书记列席同级党委书记办公会、参加书记办公会、担任同级党委副书记，改派出机构的双重领导为直接领导;突出了重点——治本抓源头，着重推进权、钱、人三项制度的改革。

6、“十六大”以来的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向阶段

十六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的吴官正，高度重视并努力发挥制度建设在反腐败中的作用,提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2003年2月17日,吴官正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报告中指出:“积极稳妥地开展对派出纪检监察机构实行统一管理的试点工作,调整职能，理顺关系，通过改革，切实加强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这是进行试点以来，首次向社会公开这个问题。

此前，国家工商总局、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成为接受中央纪委统一管理、直接领导第一批试点的3个单位。国家工商总局的9名 纪检监察干部成为了最早从本单位脱离出来，接受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领导的纪检干部。派出机构的领导体制由中纪委、监察部与驻在部门双重领导改为由中央纪 委、监察部直接领导，这是派出机构领导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为此，中央纪委监察部还专门成立了统一管理试点办公室。商务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改委、国 土资源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共8个单位先后参与试点。

2003年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十六大报告关于“反对和防止腐败”的要求进一步具体化。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4年4月7日，在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工作会上，吴官正宣布，中央纪委监察部今年要全面实行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

第二篇：纪检体制改革不是做表面文章

纪检体制改革不是做表面文章

——谈纪检体制改革（上）

王琳 《 中国青年报 》（2014年07月16日02 版）

观察近年来与反腐败相关的制度反思，解决方案多聚焦在“加强监督”这四个字上。就中国的反腐体系来说，其实并不缺乏监督的制度设计，举凡组织监督、纪检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检察监督、媒体监督等等，不一而足。但腐败依旧，问题在哪儿？

所有腐败本质上都是权力的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遏制腐败唯有让绝对权力变成相对权力、规范的权力和受限的权力。在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上，方向并没有错。问题出在监督的效能上。民间如是调侃，“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险，司法监督太晚”。这个流传颇广的段子道尽了各种监督的尴尬。

而在反腐败体制和机制上，问题首先出在机构职能分散，无法形成合力；查办案件外来干涉太多，腐败频发但责任追究不到位。作为对当下反腐形势的回应，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明确提出：“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

针对“同级监督太软”的问题，“决定”拿出了“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的药方。毫无疑问，“线索处置”是纪委查办反腐案件的关键环节，在以往的习惯性程序中，地方纪委若发现本地的重大腐败案件线索，必须向同级党委主要领导报告，在得到首肯后才能进行初查。这无疑给地方主要领导干涉办案提供了机会和便利。压案不查、瞒案不报、举报人信息泄露多是在线索处置环节就频繁发生。

不难看出，“决定”在明确各地纪委应将案件的线索处置和查办同时向上级纪委报告，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如此具体的改革措施直接写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显示出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求真务实的执政风格。

2013年11月，三中全会刚闭幕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就专程赶赴位于湖北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旧址。王岐山在这次调研中强调，纪检监察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逐步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改革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一定要唯实，不能做表面文章！”这是王岐山对纪检体制改革的明确要求。而没有务实的纪检体制改革，哪来反腐败的真实成效？

坚持标本兼治，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与此相适应，中纪委明显加大了办案力量。各类改革举措也围绕着强化办案而展开。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已将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从125个清理至14个；在机构、编制和人员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整合了6个内设机构，增设4个纪检监察室，使负责具体查办案件的纪检监察室由8个增至10个。

而业已启动的、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纪检改革举措，非“巡视”莫属。当然，巡视早已有之，但从十八大以来的“巡视”成果看，中央巡视组在巡视过程中发现领导干部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的有价值线索，就比过去明显增加。

今年3月，中纪委又提出，要实施组织制度创新，机动灵活开展专项巡视，首次专项巡视对象为科技部、复旦大学、中粮集团，涵盖科技、教育、农业等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这“决定”提出，要“实现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以及巡视制度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7月7日，5个中央巡视组通报了在河南、辽宁、甘肃、复旦大学、中粮集团发现的问题。“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等触目惊心的词汇，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河南甚至还被指出，“买官卖官问题突出，跑官要官、拉票贿选问题一度也比较严重；干部带病提拔问题时有发生”。

短期的巡视每一轮都能有所斩获，这一现象本身也令人深思。一是每一轮巡视均有固定期限，时间并不长；二是每一轮巡视均以谈话为主，使用的都是常规方式，既没有“窃听风云”式的“高大上”侦查方式，也没有任何特别的手段。但就在这样的短期内，以这样常规的方式，却查出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等严重腐败问题。这一方面说明了查处腐败问题的紧迫性，另一方面也警示着地方各级纪检机关在发现和查处身边的腐败现象上还存在诸多漏洞。虽然中央巡视组的巡视对象主要是省部级领导干部，但从巡视组发现的省部级领导腐败行为中，总有一批低层级领导干部和商人卷入其中，有的腐败行径在当地甚至是公开的秘密。为什么地方纪检对这些腐败行为无动于衷？如果曾发现但忌讳这些“小老虎”的保护伞太大，为何不上报寻求更高层级纪检组织的支持？毋庸讳言，一些地方和部门在保证既得利益优先的前提下，对待“改革”阳奉阴违并不鲜见。诸如以文件贯彻文件，以材料汇报替代实质改革举措的官场陋习，至今仍绵延不绝。纪检体制改革面临的任务，不但要指向“上级监督太远”，同时也要指向“同级监督太软”，还要防范上级派驻下级的纪检人员与被监督对象勾连，成为腐败利益共同体。

加强对纪检监察系统干部行为的监督和管理，也是这一轮纪检体制改革的亮色之一。长期以来，纪检人员备受“谁来监督监督者”的质问。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强调：“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对纪检监察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监督、严格管理，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中纪委也新设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用纪委内部的“纪委”来对准自己。一个严格监督的改革思路是，让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保持适当的开放性，引入外部监督、异地监督等有效的监督机制来监督纪检人员。

第三篇：求解纪检体制改革

求解纪检体制改革：重提垂直领导

近日，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做客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中央纪委的历史沿革和地位、职能、作用”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强调，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是一个改革、探索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实质上逐步加强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

吴玉良在回顾纪委的领导体制时表示，七大、八大和十一大党章规定，各级纪委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工作；1980年2月，中央批准地方纪委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但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十二大党章规定地方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不再沿用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的表述。

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一些专家也表示，目前纪委体制的同级监督不利于有效发挥监督作用，导致机构独立性不够。

事实上，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便是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曾在十八大后，被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邀请参加反腐座谈会，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位于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可能会在近期有所突破。

纪委改革历程

在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纪委得到恢复和重建，十二大党章规定地方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不再沿用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的表述，吴玉良认为这一过程逐步加强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

吴玉良表示，十二大党章同时规定，“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党的纪律检查组或纪律检查员”，至十三大召开前，中央纪委共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有关部门派出了21个纪律检查组。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共有53家派驻机构，这些机构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到六大，党章中都设有“纪律”专章。七大到十一大党章，写法有所改变，不再设立纪律专章，但在“总纲”和“党的组织制度”中都强调了党的纪律。1982年，十二大党章专门增加了第七章“党的纪律”和第八章“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后来经过6次党代表大会的修改，形成了现在十八大党章的表述，核心思想是“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

历史上，纪委机构的产生方式也有不同变化。吴玉良说，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的产生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有变化的，主要有选举产生和决定成立两种。选举产生的方式有3种：一是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比如五大、六大和十二大至十八大。二是由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比如七大、八大和十一大。三是由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决定产生是指1949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地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这是由于还没有召开八大的原因。

同级监督之辩

改革开放以来，民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越来越关注，中央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委也表现出越来越开放的姿态。实际上，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目前已初露端倪。

9月2日，由中纪委、监察部主办的综合性政务门户网站——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改版开通。除了网站改版开通外，中纪委、监察部第一次“晒”出了自己的组织架构。

中纪委、监察部内设27个职能部门，与原来相比增加了2个负责案件工作的纪检监察室。上述官网还首次公布10个纪检监察室的职能分工，有4个室负责中央国家机关和国有大型企业的纪检监察，6个室分别负责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地方的纪检监察。

在提及目前纪检监察体制存在的弊端时，马怀德表示，整个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力量分散。既有纪检监察机构，也有检察机关的反贪机构，还有政府机构中的监督机构，比如审计。从机构的类别上来讲力量很分散，而且各个力量分布于不同属性的机构中，行政机关、党的机关、司法机关等。

第二个问题是，从监督的体制机制来看，纪检监察同级监督。同级纪委监督同级党委，这个难度比较大，不利于有效发挥监督作用。派驻机构的运作中也有差异。派驻各部委的纪检组长是直属中纪委管理的，但其个人与派驻所在单位之间又有很直接的联系，不能保障其发挥很好的作用。

马怀德分析认为，中央制定的制度反腐目标是“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十八大之后已经查出了10名左右的副部级以上高官，其中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惩处腐败力度加大，效果明显。但制度反腐、健全体制机制，才能“治本”。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健全和完善四个体系：党内监督体系、民主监督体系、法律监督体系、舆论监督体系，中纪委和监察部开通新网站，就是健全舆论监督体系的一项举措。此外，派出中央巡视组、清理会员卡行动等，亦是对制度反腐的有益尝试。

对于未来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方向，马怀德认为，可以在两方面着力：第一，搞纪检监察的大部门制，把分散的力量整合起来。把相关部门合并起来，或者形成合力。第二，从同级监督变为提级监督，省级领导由中纪委监督，市级领导由省纪委监督。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也认为，当前纪检监察体制的主要问题在于，机构独立性不够、相对松散，机构授权也不足。

他表示，能否达到“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的目标，还要取决于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能否完成。纪委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目前不断有新的尝试，比如十八大后中央巡视组的首次巡视强调要“一次一授权”。这些变动都是制度不健全没有形成定型的完善制度的表现。这也能看出，现有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在发挥党内监督和法律监督的功能方面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任建明等专家学者呼吁纪检体制“大部制”改革，设立类似“国家反腐委”的纪检机构，整合纪检力量。作为体制内的中纪委驻国家粮食局纪检组长、党组成员赵中权在今年6月的《学习时报》发表文章——《反腐败要走法治化道路》。他在文中提出，根据我国反腐败的需要，可以考虑对现有分散在纪检监察机关（预防腐败局）、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局）等的反腐败专门机构进行整合，建立“国家反腐败委员会”，作为反腐败相对独立的专门机构。

马怀德说，“大部制”改革是学界提出的方案之一。此外，还有两个方案，像海关、税务机关一样实现垂直管理；上提一格，由上一级纪委监督下一级政府。（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第四篇：论我国领导体制改革

论我国领导体制改革—— 公共管理系 09711107 贾萌

摘要： 领导体制是在领导活动中为完成领导职能、实现领导意图所设置的机构体系、运作机制和规章制度的总称，领导体制是领导活动的载体。当前，改革我国领导体制中与社会不相适应的方面和内容，对于实现领导活动科学化，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字：领导体制改革

领导体制是在领导活动中为完成领导职能、实现领导意图所设置的机构体系、运作机制和规章制度的总称，领导体制是领导活动的载体。当前，改革我国领导体制中与社会不相适应的方面和内容，对于实现领导活动科学化，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逐步建立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领导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和深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我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改革的大潮中，我国的领导体制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一、我国领导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领导体制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从古代社会的原始民主制、中央集权制到现代社会的一长制、民主集中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特别是以民主集中制为代表的现代领导体制，是我国历史上截止目前最为先进的一种领导体制。

但是，领导体制也有个不断完善和不断发展的过程。我国现今的领导体制虽然是历史上是最为先进的一种体系和制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领导体制中的一些缺陷和不足也开始逐步暴露出来，它们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领导职能相互混淆。在当前，我国领导体制中领导职能划分不清是一个突出问题，比如党委，政府，人大这三个机构，它们之间的职能究竟应该如何区分，长期以来没有一个科学严格的说法和做法。再如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问题，理论上尽管洋洋洒洒多有呼吁，但在体制上这些年一直是似分不分，以至于时至今日我们一方面大力倡导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另一方面对企业负责人的任免，还仍要以代表党委政府的组织人事部门认可为准。

2、领导权力过于集中。领导权力是领导体制的核心，权力实施以权限划分为前提。权限划分包括党政权限的划分、国家机关横向与纵向权限的划分，以及政府与企业、事业和其它社会组织之间的划分等。当前，我国领导权限的最大弊端是权力过于集中，即领导权过分集中于领导机关和领导部门，在领导机关和领导部门中，又过于集中在为数很少的几个主要负责人身上。由于权力下放不足和过于集中，使基层单位和基层群众缺乏工作上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也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在我国，掌权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

3、领导机构高度膨胀。领导机构是实现领导职能的组织实体，是领导体制的组织表现形式，机构设置合理，领导工作才能完整有序地运转，达到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的统一。长期以来，我国领导机构尽管历经多次精简，但每一次精简过后又迅速膨胀。因此可以说，在当前，机构臃肿仍然是我们当今领导体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顽症。

4、领导管理严重滞后。这里的“管理”，主要指对领导者和领导机关的管理。我国领导

体制中一直缺乏对领导机关、尤其是领导者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领导者一手遮天，唯权为

大的情况在不少地方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由于领导管理制度严重滞后，以权谋私、贪污腐化

等权力异化现象时有发生，涉及领导者的各类刑事案件无论在职务级别上、案件数量上还是

案件影响上，这几年都呈逐步上升的趋势。

5、用人制度缺乏活力。干部人事制度是我国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工作活力，提高工作效率，离不开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然而在目前，我国的用人制度改革却远远落后

于社会其它领域的改革，尤其在干部选拔任用上，主体上仍然沿用的是几十年一贯制的做法，由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这种社会意见很大的问题仍然没有多大改变，公开、公平、公正这些现代用人思想和观念在人事制度上仍然没有成为基本的操作行为。用人制度缺乏活

力会严重挫伤人的积极性，会阻碍人才的正确选拔、培养和使用，对社会经济建设和社会全

面发展的负面影响更是不言而喻。

我国领导体制存在的上述弊端，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我们没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民主与集

中的关系所造成。民主集中制包含着民主与集中两个方面，它们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

制约，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就是要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使民主与集中达到相

互呼应。但是，由于我们在领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着把人管得越紧越好，把权握得越死越牢这

样一种极左认识，因而在领导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权力高度集中起来，而现代社会的开

放性特点，客观上却要求扩大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的民主化成分，使权力适当分流或下放。

这样一来，我国领导体制中民主不够、集中有余的情况便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了。

二、我国领导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建立起的领导体制具有三个特征：一是人民的主人地位；二是共产

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三是高度集权式的领导和管理。这种领导体制基本上适应了我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也逐步暴露出一些弊端。在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领导体制改革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我国领导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主要是：

第一，领导体制改革是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治本之策。我国领导体制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等弊端，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导致了官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以及

家长制和搞特权、特殊化等现象。为了防止“文化大革命”一类错误重演，切实加强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对领导体制进行改革。

第二，领导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紧迫要求。我国的改革是全面的，包括经济体制

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紧迫需要和

切实保障。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

人的障碍。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大体同步，两者相互依赖、相互配合。

第三，领导体制改革也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毫

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社会基层单位的领导体制。

三、如何对我国领导体制改革

对我国的领导体制改革，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着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1.领导体制的宏观层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完善领导职能分工，理顺各种

关系；二是合理设置机构，克服机构臃肿；三是进一步健全法制，实行依法治国。

首先，要完善党委、人大、政府三个不同机构的关系。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机构，是我国的不同领导机关，这三者的领导职能和工作方式是不一样的，但三者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并不十分明确。党委、人大、政府三者之间关系不明，权力

运行上必然会相互交叉。因此，改革中应该明确：第一，党委与人大的关系，既是一种领导

关系，也是一种工作关系，党的各项决议和政策要按科学的程序提交人大讨论和建议实施，坚决克服过去那种不讲程序，不尊重人大，使人大仅仅成为“举手机器”、“橡皮图章”的情

况。第二，党委与政府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分工负责的关系，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

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党不要过多地干预政府工作，而应在如何充分发挥监督和保证作

用上下功夫。第三，人大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决策和执行的关系，政府对人大

定期报告工作应成为一种制度，人大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与检查不能留于形式。第四，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权力组织形式，要进一步加强立法、监督、考稽职能，要逐步创造条件，扩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范围。在不违背现有法律前提下，加强和完善“普

选制”，逐步扩大对民意代表和政务领导的“直选”范围，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

利。

其次，坚持政企分开。通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现在国有企业一般的经营自主尽

管已经实现，但政府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情况仍时有发生。政企分开是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政企不分，企业对政府的依附关系就必然存在，企业自主经营、自我管理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所以，政企不分在当前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

题。只有政企真正分开了，政府把属于企业的权力完全交给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

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2.领导体制的微观层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组织人事制度，二是权力制约

与监督。

首先，在用人制度上，当前应重点抓好这样几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在公务员序列之外全

面推行聘任制。二是减少关卡，允许干部自然流动。三是坚决打破论资排辈，实行干部能上

能下。四是增加透明度，体现“三公开”，即除少数特殊职位以外，要把任职岗位、条件、拟选拔对象的情况向群众公开，并接受群众的评议与监督。五是实行竞争式选拔，提高群众的参与程度，达到好中选优。

其次，关于权力制约改革。在政治理论中，权力制约是一条重要的纪律原则。人类政治

史早已证明，权力不受制约必将遭致滥用，而权力一旦滥用，必然会产生政治腐败和作风专

横。因此，为了加强对领导者手中权力的管理，在人事制度上还应把权力制约提到议事日程，通过一系列约束机制的建立和实行，把领导者的权力确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权力制约可以从静态与动态两方面进行考察。在静态上主要是从空间结构，即来自社会的各种力量上进行考察。在动态上主要从权力的产生与运行上进行考察，这又包括三个环节：

一是权力获得制约，主要表现为各种不同方式的选举、考试及限任；二是权力运行制约，主

要表现为通过各种规定性限制，使领导者在掌权中不出现权力“越位”的情况；三是权力废

除制约，主要表现为弹劾、罢免和法律惩处。在三个环节上，无论哪种形式的制约都应突出

群众性、社会性、自下而上性，也就是说，权力制约不仅是一种组织或制度制约，更主要的它还是一种群众制约和社会制约。这样，领导者真正置身于群众和社会的监督之下，权力滥

用的情况才有可能大为减少。

四、我国领导体制改革应体现四个原则

领导体制改革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这项工作，我们要坚持以下

四个原则：

第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自然它也是我们进行领导

体制改革的基础和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如果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不加分析地盲目照搬西

方领导体制上的一些做法，改革就会偏离轨道，偏离由我国政治制度所决定的政治属性。所

以，我们所进行的领导体制改革，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前提下的改革，离开了这个前

提，改革不可能成功。

第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可见，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我国的根本组织制度，也同时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改革我国的现有领导体制，并不是要削弱这一根本的领导制度，而是要更加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真正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民主，实现领导目标与各种社会利益、社会目标相一致的集中。同时，由于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还可以使我们的各级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组成团结一致的整体，以保证领导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第三，坚持持续稳妥原则。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安定，这是各项事业发展的保证。领导体制改革触及政治上层建筑，一着不慎就有可能全盘皆输，引起社会不稳，因此，改革必须要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所谓有领导，就是改革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离开统一领导，把握不住改革的方向，领导体制改革就会改变性质；所谓有步骤，就是改革部署必须周密考虑统一安排，改革措施分轻重缓急逐步实施；所谓有秩序，就是在时机和方式上，既大胆又慎重，做到及时总结经验，稳步推进前进。

第四，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原则。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领导体制的改革，同样要把保证全体人民充分享受政治民主、领导民主，保证人民群众能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如果改革不能赋予领导者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新的内容，领导者仍然高高在上，颐指气使，那么这种改革就很难获得群众的认可，也不可能真正成功。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21-343.[2]陈丽凤.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1-136.[3]闫颖.邓小平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思考与探索[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1）:14-18.[4]贺善侃.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关键[J].领导科学，2010:4-6.

第五篇：如何领导深入推进纪律检查体制改革

9月4日，省纪委监察厅召开深入推进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纪委领导的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方案内容。会议要求，省纪委监察厅机关和派驻机构全体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上来，从具体问题抓起，扎扎实实推进纪检体制改革。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怀臣出席会议并讲话。纪委作为我国约束权利的重要组织，要充分发挥纪委的监督责任，身为纪委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担当起责任，要勇于和腐败势力作斗争，随着时代的进步，纪检监察机关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进一步改进工作方式，增强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要落实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一方面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党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班子其他成员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领导责任，既要管住自己，更要敢于担当，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另一方面，落实纪委监督责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把不该管的坚决交还相应责任部门，该管的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出出成效。

深入推进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的召开有利于进一步加强监察工作的进行，改革的路还有很远，希望纪委部门积极推进改革攻坚。把纪委打造成约束权利贪腐的一把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