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19-1937年中国高等教育

第一篇：论1919-1937年中国高等教育

论1919-1937年中国高等教育 自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便获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没有了持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的禁锢，教育发展的模式也进入了多元化的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而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在蔡元培先生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引领下，向德国等欧洲国家进行效仿和学习。可是，并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因此，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仿德国制”理想并未实现。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这才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有了一个新的突破。

与此同时，在留美归国的教育博士郭秉文的主持下，另一所国立大学——东南大学迅速崛起。与北大的德国式不同，东南大学主要借鉴的是美国式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此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但是，进入了30年代以后，我国的高等教育从模仿美国式教育的鼎盛时期逐渐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吸收融合中不断发展，但总体走向还是偏向美式高等教育。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仿法国制”大学区制——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实际上，民国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曾有过稳步的发展，尤其是在1930年前后，教育和学术都曾有过一个相对稳定而良好的发展时期。而1931年是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年份，该年做过详细的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3年7月，民国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印出版了《二十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一书，1935年5月出版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篇“教育统计”所载内容基本上是用1931年度的数据。在当时中国有4亿7千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是44167名，在今天看来学生数并不多，且已远远落后于先进国家，但当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高等教育都很落后，印度与中国已有很大的差距，因此，1931年中国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排名还算是靠前的。可是，由于日军侵华战争的影响，到1937年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水平已明显低于印度。

总而言之，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十几年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黄金期，由蔡元培先生等教育先进分子领导下的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在失败和成功中吸取经验，虽然道路崎岖，但是发展稳健，为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打下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第二篇：高等教育三论

发展成人高等教育，构建全民终身学习大平台

高校非学历教育创新机制，着力推进

实施以市场为导向、兼顾社会效益的教育培训发展模式，以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的专业继续教育得到加强。

（所有描述应立足全省，反映整体，内容尽可能以数字、图表、照片为主，文字从介绍图片等时出现）

一、成人高等学历教育规范有序、稳定发展

稳定办学规模，为高等教育普及化贡献力量。浙江省经济高速发展与高等教育资源不足之间的矛盾，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为满足人们高等教育需求、促进浙江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几年来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发展规模图表，与普通高等教育占比。）

明确发展方向，教育目标与地方经济发展同步。近几年专业调整情况，有地域特色的专业介绍，有特色的专业培训项目介绍。（参看近年招生资料，并与相关学校，特别是各地高职院校成教联系）

二、（选取规模大或有鲜明行业特色的学校及培训项目进行展示：浙大高端培训、浙工大公务员培训、宁大女子学院、浙师大教师继续教育等）

三、现代远程教育深化改革，做大做强

建设以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为载体的远程开放继续教育及公共服务平台，为学习者提供方便、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条件。（材料由省电大提供）

四、高教自学考试发挥优势，实现升级（鉴于该方面有相对独立性，如内容太多的话也可不要）

实施基于核心课程的完全学分制改革，尝试自学考试与其他教育类型的互认和衔接。全日制自考助学发展情况。（材料由省考试院科研处提供）

五、社会力量办学夯实基础，初具规模（这一块有一定难度，且别的内容已多，故可以忽略）

民办教育力量，专修学院等。（材料由专修学院提供）

六、成教理论研究虚实结合，引领发展

充分发挥成人教育专业协会的作用，一方面致力于成人教育科学研究及对教学和管理实践的指导，一方面服务其成员，从而使促进成人教育专业化发展。

协会介绍，各分会职责及活动介绍。（材料由协会秘书处提供）

紧密结合成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教改实验、科学普及推广，为提高成人教育质量和效率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服务。

科研成果展示。（图表、照片，联系各相关人员提供材料）

第三篇：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

后国勤高等 管教理育分学会 会 关于举办“2008年全国高校节能工作高峰论坛”的通知

中高后会（2008）2号

各有关单位：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是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的关键一年，要完善和建立节能减排指标体系、考核体系和目标责任制，推进建筑节能、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资源的先进适用技术，动员全社会更加积极地投身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也将于今年4月1日施行。

为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教育部和有关部委对高校的节能工作极为重视，已着手研究制定全国高等学校节能规划和指导意见，着力推进全国高校“十一五”期间节能工作。为了帮助高校及时了解最新的政策动态、工作部署，推广节能示范项目、新技术应用和先进管理方法，及时总结交流节能工作的经验，研讨节能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促进高校节能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后勤管理分会决定于2008年5月10日—14日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2008年全国高校节能工作高峰论坛”。届时将邀请教育部、国家发改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节能协会等单位的专家对最新节能政策进行解读；邀请部分节能先进单位进行经验交流，同期还将举行节能示范项目介绍、重点推广节能技术发布、展示交流和洽谈活动。请各有关单位选派人员参加。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后勤管理分会

二〇〇八年四月三日

一、论坛时间及地点：

2008年5月10日报到，河南省郑州市。

二、论坛主题：

宣传最新政策，交流成功经验，推广先进技术，促进合作共赢。

三、论坛内容： 1.政策解读

○2008年国家节能减排的相关政策与举措

主讲人：国家发改委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司专家 ○2008年教育部关于建设节约型高校的指导意见和工作要点

主讲人：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节能工作相关负责人 2．“节约型高校”建设工作交流

○高校建设和管理中的节能规划编制与实施主讲人：知名节能规划专家

○“节约型高校”建设工作典型经验交流○高校节能优秀示范项目介绍

主讲人：部分高校相关主管领导和节能技术专家 3.节能融资专场

○“合同能源管理”中的世行贷款担保项目及成功案例主讲人：中国投资担保总公司世行项目部专家○中国节能项目进展与ESCO成功案融资例

主讲人：国际金融公司中国能效项目发展官员○关于银行“绿色信贷”的实施

主讲人：华夏银行总行营业部负责人○高校节能投融资项目洽谈 4.节能技术专场

○节能新技术发展与高校节能技术解决方案介绍主讲人：中国节能协会专家

○高校“十一五”期间重点推广节能技术和示范节能项目发 布

主讲人：中国高教学会后勤管理分会负责人和技术专家 ○最新节能技术展示，洽谈（能效管理、高效照明、节电技术、燃气节能、中央空调节能、锅炉节能改造、管道清洗等新技术）

四、参会对象：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领导，高校有关主管领导和节能办、后勤处、基建处、后勤实体、水电管理、饮食服务、物业管理等部门的负责人。

五、报名及联系方式：

1.报名者尽快填写回执，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发回。由于会议人数较多，大会筹备处将根据报名先后发出报到通知书。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省、市高校后勤研究会如统一组织报名，请提前电话预报人数，以便安排。

2.会议注册费680元，报到日交付。会议食宿参观统一安排，费用各单位自理。

3.报名电话：010-***9（后勤管理分会网站）

传真：010-62***179

E-mail:cnhqxx@sina.com联系人：任薇何珊 4．后勤管理分会咨询电话：0571—88206888（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内）

附件一：

《2008年全国高校节能工作高峰论坛》报名回执

（请各单位用正楷字认真填写，并传真至010—62130151或62130179）

附件二：

《2008年全国高校节能工作高峰论坛》日程安排

第四篇：论高等教育起源初探

［摘 要］高等教育是一种有分配作用的公共产品，高等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根据罗尔斯原则，高等教育公平应该遵循“普惠”和“差异”并存，坚守“正义底线”与“差异补偿”并重。本文从高等教育公平的制度基础、制度博弈和制度建构三个方面，采用案例研究、模型分析和理论推导等思维方法与演绎方式，探究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的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以寻求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罗尔斯原则；高等教育公平；正义底线；差异补偿；制度逻辑。

教育是一种重要的公共产品，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而高等教育作为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代写论文调节器，公平与否意义重大。我们知道，教育政策缺陷、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服务供给的不充分与不对等以及教育寻租的存在是导致当下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主要原因。“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1】37显然，落实高等教育公平是一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任务，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坚定不移追求的目标。同时，加强高等教育公平的制度建设是改善民生与加强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之路。

一、“正义底线”与“差异补偿”:高等教育公平的制度基础

（一）教育的公平诉求：从罗尔斯原则说起

许多理论的阐释与推演都需要一个实然存在或者无法找到没有瑕疵的实体而假设应然存在的理论发生状态，这个状态中以最质朴的形式暗蕴了整个理论体系的所需假设，并且似乎在现实中就能毫不费力的找到若隐似现的现实模型，这个状态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被称之为“原初状态”。理论的发生和发展总是在这样“实际--抽象--实际”的脉络中，而真正具有现实解释性的理论，则需要在假设模型中设置现在或者将来都不会发生根本改变的规定性条款，即如马克思指出的“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他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是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2】107-108这个规定性的条款就是基于人性的基本假设基础上的对于正义和公平的追求，从原初状态到其所推导的任一历史社会形态，都应该遵守两个基本的并且相当不同的原则：第一个原则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二个原则则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例如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只要其结果能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它们就是正义的。【3】1

4在订立契约时，存在有很多的利益纠结，而每个人隶属于不同的利益追求主体，从而产生一系列的分配问题，这是正义与否这个命题去伪存真的前提。注目到现实场域，高等教育作为绝大多数现代人走向社会获取利益的起点，在形式上标志了社会公平竞争的存在。又由于其对于当下一代以及以后数代人的巨大影响，高等教育更加成为众矢之的，在所有正义与公平的砝码的压迫下，高等教育公平开始呈现出或者一直就呈现出边缘腐蚀的现象，即使我们认为现行的教育制度是以公平为要义而设计的，在运行的过程中依然不可否认存在有不平等、腐败等打破公平的可能性要素的存在。社会应该被设计成一方面推动成员利益，一方面受到公开的正义观的监督方才是良好的社会【3】5。高等教育本来作为社会公平的门脸，为社会资源的分配提供一个公平的平台，却在实际运作中成为社会公平的短板。将高等教育比作社会的加工场所，则其在其接纳和生产产品的步骤中出现了权利的不平等和机会的不均等等问题，在产出产品的步骤中出现了“知识失业”等问题。而高等教育的产品，以大学生为例，“知识失业”的状况可以更多的从教育接纳和生产产品的步骤进行解释，所以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演化成了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环境治理及优化的问题，并且以拷问社会公平的姿态引起现实关注和学术热情。

于是命题重新回到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正义总是意味着某些平等。正义的目标指向是公平，而公平的指向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分配权利与义务的机制和制度。显然，罗尔斯原则是普惠原则与差异原则的融合，高等教育公平的制度设置也必须遵循这两条原则。由于存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事实上不平等，禀赋、财富、权力显然不尽相同，因而“原初状态”的设定未免难以掩盖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禀赋的学生接受不同等级、不同品质教育的真相。所以根据木桶原理，有必要在“原初状态”的基础上重新标示出教育的设计短板，即教育中的“正义底线”和“劣势者利益最大化”。在罗尔斯的“词典式序列”中的两个正义原则排序上，自由优于正义，在此之后正义优于效率和福利。这也就是和谐社会“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基本要义，在正义底线“一刀切”的同时，配置相应的“差异补偿”。

（二）高等教育“正义底线”和“差异补偿”的理论推导

就理想状态来看，一个社会应该是个体通过努力能够获取利益或者实现目标，同时通过另外机制给予能力较差者最低程度的补偿，结果是社会中的个体都能获得相应的利益。而由于资源的稀缺导致一个社会很难达到理想状态，譬如你无法为每一名落榜的考生提供上大学的机会，从而使得“结果正义”的追求蒙上乌托邦的色彩。正由于“结果正义”的不可达到，所以人们退而追求“程序正义”，即在所设计的制度流程中，并不要求所有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必须拥有追求目标和财富的机会和权利。以高等教育的起点为例，每个高中生均可获得高考的权利，但是是否能上大学要由成绩来决定，没有“过线”则自动失去了“获得”的权利而无法从另外的角度来进行补偿给予入学权利。显然，仅仅就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产品的层面而言，由于缺失补偿机制，“程序正义”过于追求效率而使得为未上线考生失去再接受教育的机会。“结果正义”的补偿机制类似于功利主义的福利观，只求后果，不计过程，剥离了人的可行能力，所以制度设计上的“原初状态”呼吁要对“结果正义”的补偿机制进行扬弃的改良以高考为例，设x为单个考生分数，z为录取分数线，x>z时则表示考生达到录取分数，x

改革不是模型的初始设计，不是“原初状态”的假设分析，而是在现实状态下的存量改进。针对于教育公平的改革，需要尊重教育作为公共品的特质，即使是高等教育也应归属于一种准公共产品。作为公共产品，它并非特权阶层的专有物，亦并非有钱人的高档品，它应该是社会所有人包括富人和穷人、男人和女人、城市人和乡村人共同享用的公共品。然而，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和地域论及教育的公平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天然而生、不可控制的天赋差异与背景差异，值得在制度设计上的所有思考都浸淫于对现实的依托与适应上。为了避免由于教育不公而导致“马太效应”并且触动到国民生活其他领域，改革则必须要排斥直觉的影响，实施“正义底线”和“差异补偿”的双轨演进。

二、“底线”突破与“差异”异化：高等教育公平的制度博弈

卢梭认为某些契约的条款也许从来就没有被正式地宣告过，但是在任何地方都会被默默承认或者接受【4】37。高等教育作为公共事业的一种，同样具有了这种契约的特质。即使本身没有做出促进社会公平的承诺，或者没有表现出能够促进公平的表象，由于其设置之初即拥有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的功用，加之人们对于整个社会设计的基础是以正义为目的的契约，所以高等教育开始运作时也被人们默认为应该且必须拥有促进公平的职能。然而，上述讨论都是对“应然”的描述，并非“必然”，我们也仅能说高等教育与公平存在关系，而无法断言其必定促进公平。高等教育作为有独立运行机制的客观实体，运行良好能沿着理想的设计促进公平，运行失误则将适得其反。所以高等教育本身的公平性是能否进公平的先决条件，只有其本身运转尊重公平，才有可能发挥其促进公平的职能；而高等教育促进社会公平的职能得到发挥，创造了更好的社会公平环境，能够对高等教育公平产生良性的反作用。

(一)作为社会公平基础的高等教育公平

“当一个社会面临严重的危机的时候，教育每每成为最方便的替罪羔羊，同时又是最简单和直接的解药灵丹” 【5】9。这句话扼要的说出了教育对于外部社会的反作用。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义是发展，效率是发展的动力机制，而效率其本身并不是目标而是手段；和谐社会的主旨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教育观也应该是“以人为本”的教育观，满足全民的教育需求，满足全社会的公平需求。教育公平状况一方面反映了对其发生作用的外部社会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另一方面通过自己对社会资源的调配作用对外部社会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公平不仅仅是教育内部运转中的终极追求，同时在整个社会运转中兼守自己的工具价值。

现代社会利益存在若干分配路径并存的局面，如继承获得、意外获得、受教育获得等。这其中影响范围最广、受众最广泛的是受教育获得。高等教育在教育公平的语境中，由于直接扮演向社会输出“成品”的角色，担负起“资源洗牌”的责任，地位尤其特殊。由于存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事实上不平等，禀赋、财富、权力显然不尽相同，因而“原初状态”的设定未免难以掩盖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获取社会利益时的悬殊地位差异。于是在“知识改变命运”的愿景下，更多的学生和家长企图通过教育改变“原初状态”。由此高等教育与更多的社会责任挂钩，并被视作维护社会稳定、给予民众安全感的社会安全阀门。然而，由于大学生就业难和起薪低的现实，“知识不一定能够改变命运”的社会事实和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影响着农村贫寒家庭学生的教育选择，同时引发了“高等教育究竟能否促进社会公平”的疑问。

（二）高等教育公平的制度博弈：几个焦点议题

如上所述，高等教育与社会公平间有相互作用关系，换言之，设计或者实施不当都有可能导致教育干扰社会公平。那么确保高等教育自身的公平也被纳入到了讨论的范围内来。在此，我们将侧重于对教育公平“实有”状态的探讨，希望能为教育公平“应有”的制度设计提供针对性的援引。行文的思路是把高等教育看做是一个人力资源“采购-生产-供给”的过程，从而将高等教育公平划分为“入学公平-办学公平-就业公平”，而案例也将以此展开。

（1）入学公平：绝对公平与相对公平的现实容许

［案例1］李洋是2005年海南省理科状元，但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却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大悲。李洋先是被告知高考分数海南理科第一名，眼看就要实现上清华大学的梦想，但因为有人举报，他在海南就读未满两年，不符合海南省报考本科第一批院校的要求，省教育厅决定取消其报考一批次院校资格。最后高考移民是中国分省录取制度的产物。根本原因是我国地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办学发展不均衡。如果采取“全国一套题”、“全国一条线”将导致许多省份生源占有绝多多数教育资源，部分省份获得更少资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将加剧。中国采取不同省区不同分数线的录取方式，根据不同地区的考生人数，下达不同的招生指标的做法，是为了保证不同地区青年人相对均等的受教育机会，是实现教育平等的积极做法。

普遍认为高考移民侵害了教育公平，然而恰恰是中国教育地区间的不公平方才导致高考移民的出现。不公平出现的原因比较复杂，涵盖有历史、地理、经济等多方面因素。解决初始状态不公平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绝对的公平也许只有在理想的假设模型下才能够达到，所以在现实中只能诉诸于对相对公平的构建。分省录取保护了落后地区的“底线正义”，而制度上的漏洞也为高考移民所利用。在对理想状态的追求中，“相对公平”的处理方式将长期存在。

从另外的视角来看，李洋作为优秀人才，实际上不在普遍意义上的“高考移民”的讨论范畴之内，然而由于其“状元”身份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众矢之的。如果鲁莽取消其报考资格，将是其个人和国家的双重损失，也是对人才的不公平对待；如果不加以处理，则等于对高考移民的部分默许，也是“正义底线”的退让。最后李洋被香港城市大学录取，引发内地高校招生的疑惑，即大国的高校人才选拔机制是否能在严格的制度约束下衍生对于真正人才的特殊对待政策？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的高校能否拥有更大的自主选拔权利？“李洋事件”的始末，从教育地区不公到“高考移民”的产生，从制度漏洞的被利用到对特殊制度的呼唤，无一不体现了“绝对公平”和“相对公平”在复杂的具体操作中的难言之隐。

（2）办学公平：效率取向与压制公平的默认

［案例2］首批985高校教育部所给予经费排行：1，北京大学、清华大学（18亿）； 2，浙江大学（7亿）；3，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6亿）、4，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4亿）、5，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重庆大学、兰州大学（3亿）； 6，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华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采取向重点院校倾斜的政策，开始“211工程”、“985工程”等高校建设项目。集群式的高校建设规划本来值得称道，但是通过“985”工程首期拨款却体现了严重的政策偏斜。清华、北大作为中国高校的领头羊分别获得了18亿的投入，是排第二的浙江大学的两倍以上。在高等教育稀缺的情况下，重点建设几所高校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也应该引入公平竞争机制，让更多的优秀大学都有博取重点建设的机会，并且差距也不宜过分拉大。

重点院校内部尚且有如此差距，更遑论与普通院校之间了。重点学校之间的对立、重点院校与普通学校的对立实质是效率与公平的对立，而对于二者的选择需要追溯到什么是教育的目的。1982年墨西哥爆发债务危机，并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有学者认为，爆发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墨西哥在对教育目的的理解上本末倒置，将人力资源的培训置于提高民族素质、促进民族团结和增强民族凝聚力之上【6】14-15。当经济学作为显学体现其话语霸权地位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为各行业所遵循的准则，并默认为达到了滴水不漏的正义。然而，教育做为准公共产品，并不完全适用于经济学“投入－产出”的分析，并且建设和谐社会的高等教育需要公平和效率同时具备而不是进行孰先孰后的字典排序。

（2）：就业公平：制度外途径与机会的供给异化

［案例3］一篇《父亲就业时代到来了?》的文章认为,家庭背景不同,导致子女找工作冷暖不均。父母社会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子女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一位青少年研究专家指出,父亲的能力决定了孩子的工作,现在不是孩子找工作,更多的是父亲在找工作,“父亲就业时代”到来了（《中国青年报》2008年2月18日）。

就业“父时代”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普遍现象，也是在转型社会中较为明显的社会资本与理性公平的迭演博弈镜像。当父母的社会地位和关系资源决定子女的就业选择和资源分配时，于是“父时代”开始成为激烈讨伐的焦点。而就业“父时代”显示的是罗尔斯“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不可能，最后的结果更可能是“强势者利益最大化”而非“劣势者利益最大化”。“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教育达尔文主义促使“教育能否促进社会公平”的大众疑虑不断地被放大。无疑，在教育的设计肇始，初衷是增长知识、习得技能，缩小知识、权利和收入上的差距。作为“纯粹的程序正义” 【3】86，高等教育被视为社会公平的工具。然而，当人们对于父母参与下一代的资源分配习以为常时，教育以及教育的结果所代表的社会公平系统也将受到广泛地质疑。

三、“底线”坚守与“差异”补偿：高等教育公平的制度建构

毫无疑问，问题意识是解决高等教育公平的逻辑起点。同时，只有从具体问题出发而产生的教育公共政策才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生命力。显然，在当下的基本国情和教育语境当中，围绕高等教育公平的公共政策设计和调整，必须建立在“正义底线”的基础上，以“劣势者利益最大化”的“差异补偿”原则为参照，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合理配置校际之间的公共教育资源，规范各种教育制度以及铲除各种教育腐败。

（一）正确处理高等教育领域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教育“效率优先”的依据是“精英教育”，是与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大众化、均衡化原则相背离的。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公平论更加注重公平在“过程”的作用而不是“结果”，“程序正义”优先于“结果正义”。而对效率的过分追捧将产生两种结果，即重点学校的特权与教育产业化。我们认为，一项教育政策的制定,既要考虑到效率,又要考虑到公平,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政府的首要职能是保护公平。为此，遵循罗尔斯“底线正义”原则，当前需要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第一，优势偏向型的政策配置需要适当调整。需要处理好重点高校之间、重点高校和普通高校间的关系，在改革中增加投入，在改革中增加公平，【7】114处理好高等教育校际差异、区域间差异扩大所带来的逆反作用。

第二，清理“教育产业化”政策。“教育产业化”曾经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步的标识为人褒扬，但随后暴露出巨大的问题。“教育产业化”并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一个压力的转嫁。政府的财政压力通过“产业化”政策转嫁到教育购买者身上。在卖方绝对强势的教育领域，教育作为一项生产公共产品的公共事业，虽然教育的消费需求旺盛，但不可遵循“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原则。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人民实际教育购买力不高，许多贫困学子无法完成学业，“产业化”政策不足以使高等教育由卖方市场进入理想的买方市场，反而加大了教育的不公平。因此，清理“教育产业化”政策势在必行。

第三，考虑受教育者的差异选择。按照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多种教育培养模式需得到鼓励，从而寻求差异化和个性化教育设置，以满足社会的不同需求。公立教育重点保障公平，私立教育落实教育选择，从而充分反映“同一尺度”和“多元尺度”的公平基础上的选择取向以及显现教育平等主义和教育自由主义的有机结合。因此，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教育发展、扶持和鼓励私立教育与职业教育是有必要的。

（二）合理配置区域之间的高等教育资源

由于我国地区间教育水平的差异，使得一系列诸如“同卷不同分”、“同分不同线”乃至“高考移民”等不公平现象出现。为此，遵循罗尔斯“差异补偿”或“劣势者利益最大化”原则，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大对弱势地区的教育财政投入。要改变落后地区的教学条件、师资配置的局面，使落后地区学生与发达地区学生在教育质量上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同时，在教育财政制度上必须实行积极的差别化倾斜政策，加大中央和各级政府部门在落后地区高等教育上的统筹以及转移支付和扶持力度。

第二，建立合理的教师资源流动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不同地区、不同基础的学校都有可能“轮流”得到优秀教师。这种政策已经在韩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实行多年。同时，在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建立师资力量的对口支援关系，帮助边远地区、薄弱学校教师提高业务水平。鼓励教师在一定时期内有义务到落后地区和薄弱学校工作一定的时间定期教学。

第四，实施非垄断的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政策。打破高等教育资源特别是师资资源学校垄断的边界，通过就近学校之间的联合与整合，实现优秀教师资源的校际共享。同时，网络媒介、信息技术的运用和现代科技的发展，促使教育空间的隔阂逐渐消解，这意味着高等教育资源可以在不同空间上共享。因此，大力发展远程教育、网络教育，用信息化带动落后地区教育的发展，使优质的教育资源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重点院校和一般院校之间共享，从而不断缩小“信息鸿沟”和教育领域的“贫富分化”。

（三）规范各种教育制度、克服教育寻租行为

高等教育公平的制度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它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它要照顾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教育公平的政策设计、执行和监督，必须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充分吸收教育研究者、教育工作者、受教育者以及普通公民的合理意见和建议。为此，针对当前的高等教育问题，还必须完善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第一，完善考试招生制度。杜绝“机动指标”、“定向指标”等政策缝隙的存在，推行电子录取、阳光录取的政策，推行高考平行志愿填报的办法，以确保录取的公平。鼓励公众、大众媒体参与到教育公平事业的监督中来，对招生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进行曝光，对招生工作中的寻租行为实施严惩。

第二，健全学生资助制度。切合普通家庭的实际教育购买力，适当降低大学的收费标准；切实解决寒门学子“入学难”问题，国家应加大对贫困学生的政策扶助力度；引导企业在大学设立奖学金和助学金；鼓励慈善基金以及其他非营利性组织对贫困学生的教育救济和教育扶助。能让经济困难家庭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第三，实施平等的就业政策。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市生源和农村生源、发达地区生源和落后地区生源、富裕家庭子女和经济困难家庭子女平等就业的制度，反对“以出身论英雄”的各种就业偏见和歧视，反对以各种利益关系介入的就业指导和资源分配。更为重要的是，要完善所有家庭经济困难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援助制度，采取措施帮助他们解决就业困难。

总之，“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已经成为共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用制度完善和保障高等教育公平，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从而才能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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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论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经费供求

论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经费供求

摘要：本文论述了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而日益紧缩的高等教育财政，以及私人教育成本对受教育者个人及其家庭进行高等教育选择的影响。1997年我国高等教育成功实现了从免费高等教育向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制度的过渡，但迄今为止，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依然面临着严重的经费供求矛盾，同时居民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没有满足的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近年来，随着成本补偿水平的逐年提高，经济因素包括家庭收入、求学成本、学生资助和预期收入等逐步成为影响个人及其家庭进行高等教育选择的重要因素。根据1999年的城市居民入户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城镇居民对高等教育个人需求的成本弹性系数是0.562，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高等教育私人成本提高1，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能够支持其接受高等教育者在总体中下降的比例为0.562.而且，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对私人教育成本的变化越敏感。高等教育私人成本的变化对城镇居民中最低收入户的影响是最高收入户的两倍多。这表明，在公共财政预算约束的条件下，加大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力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满足居民对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但另一方面较高的学费水平可能会挫伤低收入家庭接受该类型教育的积极性，因此必须采取适当的学生资助政策以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和效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中国有普通高等学校205所，本专科在校生数为11.65万人。1978年中国有普通高等学校598所，本专科在校生数为85.63万人。1998年中国有普通高等学校1，022所，本专科在校生数为340.88万人。自1949年至1978年再至1998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程度的发展。197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数约为40万，1998年达到108万，平均年增长率为6.11.1978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约为85万，1998年达到340万，平均年增长率为7.41％。据统计，1997年中国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数约占适龄人口的7.6.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重新修订的统计口径和毛入学率的计算方法，1997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9.1.1999年，这一指标达到11.5.

从改革开放到1998年，中国的经济一直处于迅猛发展的时期。在八、九十年代，国民生产总值以8－9的速度增长。同时，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逐渐逼近，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这些现象似乎向人们表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蕴涵着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1998年以来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一度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学者认为高等教育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最有潜力的市场；高等教育投资不仅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而且还是扩大有效需求，改变消费不足的有力手段。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呼声下，1999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在1998年招生规模的基础上扩大了约44，年招生数约为156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11.5。2000年继续扩大招生规模，年招生数达到约220万。2001年招生数达到约250万人。

一、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和经费供求矛盾并存

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必须以高等教育经费水平的提高为依托。否则的话，高等教育的质量将会有一定幅度滑坡。而事实上，自8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就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制约。为弥补经费需求与供给的缺口，中国政府和有关教育部门正在采用两种解决办法。一是扩大财政来源，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二是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挖掘高等教育办学潜力。在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实践中，成本补偿政策的推行被认为具有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价值。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收益，而且会带来巨大的私人收益。而且，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对受教育者个人实行成本补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以及发展多种教育形式是中国政府和有关教育部门扩展高等教育规模以满足社会和个人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政策选择。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不同于物质生产领域。高等教育提供者向受教育者收取的学费不同于商品或服务买卖的价格，而是由受教育者个人或家庭分担一定比例的高等教育培养成本。因此，高等教育收学费是由高等教育的受益方－受教育者个人－向高等教育的供给方提供的成本补偿。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成本是由公共和个人共同承担。个人分担部分主要体现为由受教育者个人或其家庭交纳一定数额的学费。

成本补偿合理额度（即学费水平）的确定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依据的原则应该是高等教育目的的达成。Bowen（1971）曾从多维度阐述了高等教育的目的，并对其经济目的和非经济目的做了详细的阐述。Leslie和Brinkman（1993）做了重新归纳，认为高等教育的目的包括[1]：（1）扩大教育机会，（2）促进经济发展，（3）为社会提供有职业技能的劳动者，（4）达到特定的社会目标：公平、效率和规模扩展，（5）发展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6）创造知识和激励人们学习。

那么，高等教育的学费水平是否会影响到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进而影响到高等

教育公平、效率和规模扩展等社会目标的达成呢？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还不充分。曾对美国高等教育需求做过重要分析的Leslie和Brinkman（1988，1993）认为，对高等教育需求的研究或者说对学费水平和高等教育规模之间关系的研究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扩展和均等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很久以来就是一个主要的政策目标，而高等教育学费制度的运用和实施是达成这一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但是，如果学费增加的幅度大大超过了学生及其家庭的付费能力，那么这句话的真实性和运用价值将大打折扣[2].二、免费高等教育向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制度的过渡

从建国到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系统走过了一条从国家负担全部高等教育费用的免费加助学金的高等教育体制，过渡到由国家和个人分担高等教育费用的学费加奖助贷学金的新体制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高等学校办学所需的费用全部由国家财政负担。高等学校不仅不向学生收取学费，而且要拨出相当一部分资金作为“人民助学金”，用以补贴学生学习期间的部分生活费开支。除此之外，还需要用部分高等教育事业费支付学生宿舍所需的各项开支。过去，免费加助学金的高等教育体制曾被认为可以很好地与公平、公正和机会均等等社会道德原则和谐共存。然而逐渐地，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免学费或过低学费的高等教育体制具有以下弊端[3]：

1、由于国家负担全部高等教育费用带来的低私人成本，造成私人高等教育过度需求的存在，这种现象在私人收益较高的学科领域中更为突出；

2、收入分配公平性的下降；

3、高等教育较少的入学机会；

4、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和高的生均成本。相反，实行高等教育收学费政策不仅可以提高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增加高等教育经费，而且还可以促进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激励高等教育的内部效率和外部效率。

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高等学校“可以在计划外招收少量的自费生，学生应交纳一定数量的培养费”。在此前后，一些高等学校已经开始了降分录取少量自费学生的尝试，揭开中国高等教育收学费的序幕。1989年，国家教委等三部委联合发出《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定》，从政策上肯定了高等教育应该实行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制度。从80年代中期到1992年，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实行的是公费生和自费生“双轨”招生制度。在此期间，自费生的比例和学费水平在逐年提高，公费生的学费水平也在逐年提高。1992年，国家教委提出逐步实行公费、自费并轨的思路。经过1993至97年的“并轨”过渡后，1997年全国高等学校公费、自费普遍并轨，中国高等教育全面实行收学费制度。经过几年的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实践，从高等学校的收支情况看，学费收入占高等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的比重在逐年上升，1996年达到20，已经成为财政预算内拨款以外的最重要的经费来源渠道。而对于受教育者个人来说，随着高等学校收费水平的逐年提高，学费占私人教育支出的比重也在逐年增加。

尽管如此，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仍然面临着严重的经费供求矛盾。一方面是社会和个人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推动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另一方面是高等教育生均成本的逐年提高和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逐年下降。教育需求和公共经费供给的矛盾成为提高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水平的主要压力。

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个人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巨大压力下，1999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扩大了招生规模，招收本专科学生156万人。为配合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出现了高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不仅可以接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而且可以招收中职（包括职业高中、中专和技校）毕业生。高职学生在高校“扩招”中占了相当的比例。高等职业教育的兴起使得中职毕业生有了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事实上自1996年某些高校就已经开始了高等职业教育试点。但是如何实施高水平的高等职业教育仍然是中国高等教育正在探索的问题。1999年招收的高职学生的管理办法不同于普通本专科，如1999年全国大部分普通本专科学校的学费在2，000－4，000元之间，而高职的学费在5，000－6，000元左右；普通本专科学生的就业方式是“双向选择”，毕业生由教育管理部门统一发放就业报到证（原派遣证），高职生的就业方式是自谋职业。

据媒体报道，在2000年的春季高考中，北京地区计划录取1，755人（其中高职1，552人，普通本科203人），报名者仅1，100人。与此相对照的是，安徽计划录取6，300名考生，报考者高达3.5万余人。从历年的人均GDP看，北京的人均GDP均高于安徽。因此很难说，北京考生对高职的冷落是由于其难以承受较高的学费水平引起的。另一组数字表明，1999年北京参加高考的总人数为49，205人，招生计划总数为35，728人，报考与录取比达到了72.6，在全国位居第一。所以，北京考生对高职的冷落只能理解为，由于地区差异，北京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优于其他省市。而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新的高等教育形式，其教育条件、师资水平、教育质量和就业前景很难被求学者认可。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还需要逐步完善，高等职业教育的被认可需要一个过程。

不仅是高等职业教育收取的学费水平高于普通本专科学校，而且普通本专科学校的学费水平也在逐年提升。1989年，全国大部分普通高校只收取每年100－300元的少量学费，1999年，全国大部分普通本专科学校的学费水平在每年2，000－4，000元之间。普通高校学费水平的提高和新的高等教育形式的出现，不仅扩大了高等教育机会，而且进一步缓解了高等教育经费供需之间的矛盾。但是，成本补偿合理额度（即学费水平）的确定，最终还要考虑居民对高等教育的有效需求，同时还要兼顾不同收入阶层受教育机会的公平。

三、经济因素对个人及其家庭高等教育选择的影响

对个人而言，其受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生活机会。个人的终生收入、健康、家庭构成和社会生活无不与其受教育水平息息相关[4].尽管如此，人们对个人或其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选择过程的了解仍然很贫乏。事实上，许多因素会影响到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选择。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会形成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家庭的收入水平会影响个人支付高等教育的能力；某种能力指标，如高中的学习成绩，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个人对高等学校的选择。

在影响高等教育选择的众多因素中，一类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包括家庭收入、求学直接成本、学生资助、机会成本和预期收入。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对高等教育的选择受高等教育成本影响的程度用私人高等教育需求的成本弹性来度量。弹性表示反应程度。在经济学中，需求的价格弹性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种物品的需求量对于其价格变动作出反应的程度。其准确定义是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除以价格变动的百分比。私人高等教育需求的成本弹性指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高等教育私人成本提高1，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愿意支付其接受高等教育者在总体中变动的比例。

作者曾采用国家统计局城调队1999年在全国范围内城镇住户中抽样调查的数据，运用高级统计学中的逻辑回归分析发现，家长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高等教育预期收益和私人成本对高中毕业生追求高等教育的可能性的影响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家长受教育程度越高，求学者追求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越大。家庭收入水平越高，求学者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越大。对高等教育的预期收入越高，追求高等教育的可能性越大；而高等教育的私人成本对追求高等教育的可能性的影响是负的，即高等教育私人成本的提高，会负面地影响求学者上大学的可能性。

这表明，其一，与家长受教育程度类似，父母收入较高的家庭，更倾向于为孩子制造一个对接受教育有利的学习氛围，因此表现出追求较高教育程度的偏好；而对低收入家庭而言，眼前的收入远比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更现实；其二，尽管中国实行奖学金、助学金、困难补助、学杂费减免、学生贷款、勤工助学等多元学生资助体系，但是，在受教育者上大学期间的经费来源中，家庭仍然是受教育者支付教育费用的首要承担者。所以低收入家庭子女在面临高等教育选择时，家庭财政约束最大，对逐年提高的教育费用的承担最吃力；其三，劳动力市场产生的价格信号会传递给求学者，使其产生对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而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影响着其对高等教育的选择。当求学者接收到劳动力市场传递的有利于受高等教育者的市场信号时，求学者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增强；当求学者接收到的市场信号不利于受较高教育程度者时，其求学意愿下降。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1）中国城镇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随着私人教育成本的提高而下降，但总体而言是弱弹性。城镇居民对高等教育个人需求的成本弹性系数是0.562，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高等教育私人成本提高1，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能够支持其接受高等教育者在总体中下降的比例为0.562.（2）高等教育个人需求的成本弹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在当前的私人教育成本水平下，10最高收入户高等教育需求的成本弹性系数为0.330，10最低收入户高等教育需求的成本弹性系数为0.738.这表明，高等教育私人成本提高同样的幅度，对来自不同收入阶层的受教育者及其家庭的影响程度不同。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对私人教育成本的变化越敏感。高等教育私人成本的变化对城镇居民中最低收入户的影响是最高收入户的两倍多。

四、规模扩展、受教育机会公平和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我国高等教育市场中存在着巨大的没有满足的有效需求，若从市场需求的角度考虑，学费在当前的水平上进一步提高时，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不会受到负面影响。同时，城镇居民高等教育私人需求对私人成本的弱弹性表明城镇居民对高等教育有着一定潜力的付费能力，因此，在公共财政预算约束的条件下，加大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力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满足居民对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

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得到这样的结论：高等教育的学费水平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到较高的水平。这是因为，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和学费水平的提高还要兼顾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如果学费水平提高过快，而学生资助配套措施不能及时跟上，由于较低收入阶层对高等教育私人成本变化的敏感程度要大于较高收入阶层，那么学费水平的提高对较低收入阶层受教育者入学可能性的影响要大于对较高收入阶层的影响。因此，学费水平提高的幅度，要兼顾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收入阶层受教育机会的公平。学费和住宿费支出占人均GDP的比例、学费和住宿费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保持相对稳定，是关于学费水平提高幅度的值得考虑的方案。

多渠道筹措经费是80年代末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增加收入的主要举措。多渠道筹措经费的途径包括财政预算内拨款、教育税费、社会服务收入、其他财政性拨款、社会捐资集资、学杂费和其他经费。在多渠道筹措经费的途径中，主要的两个方面就是财政性拨款和学杂费收入。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资料》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自1993年以来，财政性经费占普通高等学校经费收入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学杂费收入占普通高等学校经费收入的比重在逐年上升。财政性经费与学杂费相加约占普通高校经费收入的90左右。如此看来，普通高等学校的经费收入仍然要依靠政府财政和私人支付两个主要来源。对公立高等学校而言，其主要经费来源是财政性教育经费中的政府拨款。为了维护公立教育的产品属性，学费占生均教育事业费应当维持一个适当的水平，如目前我国普通高校学费占生均事业费比重的政策目标值为25.即使有提高，也应当以不超过30或在30左右为宜。

显然，要满足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需要，政府财政仍然要增加投入，同时还要广开源多节流。当公立高等学校中学费水平占生均成本的比重已经达到或超过相应的教育财政政策目标却还不能满足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时，则需要考虑其他途径。发展非公办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政策选择。发展非公办高等教育的途径有三：（1）一部分条件成熟的公办高等学校转制，（2）公办高等学校中建立民办学院，这样新建的民办学院可以享受其母校的已有资源，母校有基本的质量和声誉保障，民办学院的生源就有了基本保障。（3）鼓励民办高等学校的发展，给予教学条件好、教育质量高的民办学校政策支持，逐渐消除民办高校和公立高校在生源和毕业生就业方面的市场分割，使条件成熟的民办高校与公办普通高校在同一级市场竞争。

从公平和效率的角度分析，零学费和负学费（或者说免学费和大范围的助学金）情况下，较高的个人教育成本也意味着教育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和不效率，如私人收益率较高而社会收益率较低的教育类型被赋予了大量补助。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不同产品特征的教育类型实行统一的低学费或免学费制度。因此对具有较多私人产品特征的教育类型收取较高的学费，而对具有较多公共产品特征的教育类型收取较少的学费，可以提高社会福利[5].但是，收取较高学费的教育类型会限制入学机会，而挫伤低收入家庭接受该类型教育的积极性。因此必须采取适当的学生资助政策以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和效率。

2000年，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和学费上涨的同时，国家助学贷款开始全面推行，实行无担保（信用）贷款，简化贷款手续，由国家财政对贷款学生应承担的利息给予50的贴息，成为国家资助贫困学生的一项重要举措。就北京的情况而言，北京市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由北京市商业银行独家办理，北京市政府承诺向18所市属院校贴息，根据实际需求不限额度。2001年5月28日，北京市为鼓励学生及时还款推出一项政策，如果学生能够在毕业时归还全部贷款，政府将负担全部利息。从全国范围看，截止2001年5月底，全国53.4万名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16.9万名学生获贷，获贷率为21.6.申请贷款金额为33.4亿元，已签贷款合同金额为12.6亿元[6].也就是说，尽管政府对学生的贷款利息补贴一半并优先安排，仍然有三分之二强的申请贷款的学生未能与经办银行签订贷款合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银行对于学生还贷没有信心。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学生毕业后流动大，个人信用体系还没有建立。尽管政府出台了呆坏帐核销办法，但对商业银行而言，核销呆坏帐就等于说是商业银行本身拿出一部分资金。

尽管发展中国家学生贷款的经验比工业化国家更有限，但是目前运作的学生贷款项目在拉美国家遍及，而且在非洲和亚洲国家越来越多。许多发展中国家遇到了管理方面的严重问题，特别是高拖欠率使得批评界一致认为学生贷款在缺乏有效的银行系统或者其他财政机构的国家中是要慎重推行的[7].我国目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从免费教育向有偿教育过渡的条件下，并无现成学生贷款管理经验可供采纳。我国金融体制缺乏有效的个人收入监督机制，银行无法确切获知贷款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也无法追踪调查贷款人的去向和收入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什么样的回收方案和机制才能够降低贷款制度的管理成本、提高贷款回收率，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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