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职务犯罪防范与控制制度分析

第一篇：高校职务犯罪防范与控制制度分析

开课学院：刑事司法学院任课教师：何正泉

课程名称：现场勘查课程号及课序号：B0500440-0 使用对象：治安、职侦10级等考核时间：第十九周（20130111）考生姓名：林婉璐学号班级：1005050107职侦1001班

高校职务犯罪预防和控制体系的构建

前言

在我国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今天，各大高校合并和扩招后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但我们的高等院校不再是反腐的净土了，近几年的数据显示，出于社会大环境影响、个人觉悟不高、法律制度不完善和监督不力等原因，我国高校职务犯罪的发案率逐年上升，呈现出犯罪主体文化素质高、反侦查能力强、职务级别高；发案部门集中，犯罪领域扩大；犯罪团伙化、群体化突出；犯罪手段智能化等特点。如何构建一个完善的高校职务犯罪预防和控制体系，成为当下必须要攻克的难题。

一、研究背景

（一）高校的权力急剧膨胀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合并和扩张的逐步开展，以往的精英化教育逐渐转变成为大众化教育，学校的改建，大型基础工程的建设，各种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的购置，以及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高校的权力急剧膨胀。高校职务犯罪的实质就是发生在高校系统内部的权力犯罪，高校的自主权越来越大，越来越集中，相应的导致的权力腐败将会愈加严重。

（二）高校职务犯罪高发

近几年，高校职务犯罪的案件屡见不鲜，呈现出明显的多发趋势。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罪被判囚10年；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160多万；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副校长李汉昌涉嫌受贿78万元受审，广西大学附中原校领导班子贪污受贿被“一锅端”，全部获刑，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海婴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被判无期。诸如此类的案例表明，高校职务犯罪已经不再是个别的微不足道的犯罪，而逐渐演变成一种频发的高发的犯罪类型。

二、研究意义

（一）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有利于保持国家工作人员的清正廉洁。

保持清正廉洁是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面对高校职务犯罪多发频发的情况，构

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可以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拒腐抗变心理，牢固其思想防线，自觉保持清正廉洁。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自觉遵守着相关法律法规，真正做到用手中的权力为广大师生谋福利。

（二）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有利于保护高校公有财产和校外有关人员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有利于保障专款专用，防止“账外账”和“小金库”的出现，避免了各级部门的领导滥用手中的职权，在审批的各个环节做手脚，从中牟取不正当的利益，这样不仅保证了高校公有财产的安全性，也保护了校外有关人员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三）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有利于高校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高校职务犯罪现已成为阻碍高校改革的一大障碍。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减少高校职务犯罪的发生，还高校一片反腐的净土，使高校的管理可以正常进行，各类基建项目得以顺利完成，各位教职工可以安心专研学术教学，从而促进高校改革朝着一个正确的轨迹向前发展。

三、如何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

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对于减少高校职务犯罪的发生有着突出的作用。构建一个完善的高校职务犯罪体系，教育防控是前提，法律防控是根基，制度防控是关键。

（一）教育防控

1、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觉悟。

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从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根源入手，加大反腐倡廉的工作力度，使其认识到手中握有的权力并不是给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要拿来为人民谋利益，从而树立抗腐拒变的心理，形成牢固的思想防线。另一方面，我们要号召国家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脱离低级趣味，多培养高雅的情趣爱好，陶冶自己的身心。

2、加强法律意识教育，提高对职务犯罪的认识。

高校可以与监察机关相联合，定期开展预防高校职务犯罪的宣传活动，如进行法制宣传等，使广大教职工加深对高校职务犯罪相关构成要件以及法律后果的理解，杜绝他们的侥幸心理，使他们意识到，多行不义必自毙，在强大的法律面前，即使前面一两次侥幸躲过去没被发现，总有一天罪行会败露的，到时候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二）法律防控

我国的法制建设起步较晚，现如今各种法律体系和各项管理制度仍不够完善，在许多方面，法律还没有能够涵盖权力设置、运行、监督、制约的各个环节。为了减少高校职务犯罪的发生，我们要加强法律防控。现如今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职务犯罪预防的立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青少年犯罪法》这个先例我们可知，有关职务犯罪的立法具有可行性。

我们可以从下面两方面入手：一是在刑事实体法律方面，法律规定不够具体，全面，可操作性不强。我国现有《刑法》对贪污贿赂罪的处罚是以额数作为定刑标准，致使一些图谋不轨的人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如果将数额犯改为行为犯则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威慑性。二是刑事程序法律方面，我们要规定针对职务犯罪专门的审判程序，以便更好的发挥刑罚的作用。

（三）制度防控

1、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从根本上解决高校职务犯罪问题。

高校的行政化管理正是高校职务犯罪问题的根源所在。高校各级部门的领导在各种审批环节上相互包庇，相互勾结。在一个高校职务犯罪案件中，一般都是是部门正职、副职以及具体办事人员同时收受贿赂，行政化特征明显。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相互平衡和有效制约，使教育改革回归正常的轨道。高效管理体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要逐步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打破行政权力在高校的垄断地位，从根本上解决高校职务犯罪问题。

2、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规范高校管理。

进一步落实和完善高校内部管理制度是高校防控职务犯罪的重要保障。我们要结合高校实际，以管人、财、物制度建设为重点，完善校内规章制度和财务会计制度，使其行之有效。一方面我们要重视抓好领导班子的决策机制建设，做好堵漏建制的工作，抓好干部人管理，财务、基建、采购监管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加强招标工作机制建设，规范校园管理。另一方面要规范财务管理，防止私设“账外账”、“小金库”，同时要定期对高校的财务状况进行检验，保证专款专用，以保护高校的公有财产以及校外相关人员的合法财产。如对于采购物资所得到的回扣款，我们应以学校名义建立专门账户进行统一管理，确保回扣款管理使用的公开化、合法化。

3、建立健全法制化、民主化的监督制度。

（1）强化内部监督。① 摘引自2010年6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第一、全面推进校务公开。高校应该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党务公开、人事公开、项目资产公开、财务公开，做到信息公开透明，使学校教职工能全面了解学校的相关情况，更好地行使自己的知情权。

第二、完善教代会和工会制度。扩展校内教职工表达意见的渠道，通过网络、信访接待等及时答复问题。明确教代会的职权，实行质询制度、民主决策和民主评议制度，突出教师作为主人翁的地位，保障广大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与监督的合法权益。

第三、要加强纪检、监察、审计检查工作，建立、健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在职权范围内，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组织协调作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通过定期审计、任中审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查处，防患于未然。

（2）强化外部监督。

第一、加强社会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日常活动中，各高校要加大信息公开程度，比如公开各种招标信息和任何招生信息，特别要把那些利用学校或招生人员的自主权招上来的学生情况在互联网上公开，自觉接受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特别是其他考生及其家长的监督，使任何黑幕在阳光下无所遁形。

第二、加强检察监督。我国许多高校尝试在实践中采用依托检察机关进行事前防范、事中同步预防、事后惩治纠正的做法，得到了不错的成效。做好事前预防工作，是指在参与高校的基建、招标、采购和招生等工作环节中，发现问题及时提醒，并给予相关的司法检察建议，从而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事中同步预防，特别是对基建等大型工程进行长时间的跟踪监督，确保整个项目顺利进行，防止出现权力寻租等状况。开展事后预防，即要大力惩治高校的职务犯罪行为，为他人敲响警钟。

第二篇：试论职务犯罪与控制方略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在评析几种不同学术概念的基础上，对职务犯罪的概念作了新的界定；然后根据犯罪原因系统论的观点，剖析了我国当前职务犯罪猖獗的原因，将其分为深层原因、宏观原因、中观原因、微观原因四个层次；最后从道德控制、社会控制、司法控制三个方面着手，阐述了从总体上控制职务犯罪的方略。

〔关 键 词 〕 职务犯罪 公职人员 原因 控制方略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向纵深方向发展，腐败的魔影也在不断扩展，特别是职务犯罪的泛滥和蔓延已引起党和国家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预防职务犯罪惩治腐败已成为我国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在此，本人就职务犯罪这个课题作一尝试性的论述。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界定

科学地界定职务犯罪的概念，是研究职务犯罪及其控制方略的前提和基础。对此，诸多领域的学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作出了阐释。例如，有人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职务犯罪是运用公共权力来实现私人目标的行为；[1]有人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职务犯罪是公职人员违背公认规范，背离既定的管理目标的行为；[2] 还有人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职务犯罪是社会道德尤其是公务人员道德的堕落，[3] 等等。这些从不同角度所下的定义，对拓宽研究思路、深化关于职务犯罪现象的认识十分有益。近年来，法学界研究气氛相当活跃，然而在何谓职务犯罪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还存在不少争议。下面举几种有代表性的定义稍作分析：

1.职务犯罪是指具备一定职务身份的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与其职务之间具有必然联系的触犯刑律应受刑罚惩罚的各种行为的总称。[4]

2.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或视同公职人员的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滥用职权，不尽职责，破坏国家对职务活动的管理职能，并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5]

3.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滥用职权或者放弃职责、玩忽职守而危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及其公正、廉洁、高效的信誉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6]

以上几种定义，均有可取之处。三种定义在客观方面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都强调了职务犯罪的职务关联性特点，它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犯罪主体的界定上。第一种定义将主体表述为“具有一定职务身份的人”，外延显得过大，可能会不适当地扩大职务犯罪的主体范围。因为“职务”一词，《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工作中规定担任的事情”，照此理解其范围是相当宽泛的，一个车间的班组长、一个学校的班主任等等，都可以说担负着一定职务，但刑法意义上“职务犯罪”一词所指的“职务”，理解为公职即公共职务更为妥当。所谓公职，是指行为人依法或受委托代表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资格和权限。刑法意义上的职务犯罪，实际上称为“公务犯罪”更严谨一些，“公务犯罪”也就是基于公共职务而实施的犯罪。第二种定义，将职务犯罪主体表述为“国家公职人员或视同国家公职人员的人”，也是值得推敲的。这里的“视同国家公职人员的人”，实际上相当于刑法第93条第2款所指的“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理论上也可称之为“准国家工作人员”。我们认为“国家公职人员”一词，在外延上足以涵盖刑法第93条所指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准国家工作人员，因而在职务犯罪的主体表述上没有必要再加一个“视同公职人员的人”。本人赞同第三种定义对职务犯罪主体的界定。“国家公职人员”一词内涵相对明确，而且是多数国家通用的一个称谓。

然而，第三种定义虽然较为准确地界定了职务犯罪的主体范围，但它将犯罪客观方面限定为“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却是值得商榷的。刑法上的重大损失都是针对犯罪行为已经造成的实际后果而言的，而现行刑法并未将造成实际严重后果规定为所有职务犯罪的共同要件。有的职务犯罪如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确实要求造成一定的严重后果为构成条件，但也有的职务犯罪，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等，只要行为人实施特定行为即可构成犯罪。因此，以造成“重大损失”来描述职务犯罪的客观方面有以偏概全之嫌，尤其不利于惩治职务犯罪的行为犯及未遂犯。

在对以上各种定义比较和鉴别的基础上，本人提出如下定义：所谓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利用职权谋取不法利益，妨害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损害公众对于政府的信赖感，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的总称。

二、职务犯罪的原因探析

在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此，本人对职务犯罪的原因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人性的局限性与权力的二重性：职务犯罪的深层原因

职务犯罪并非今日中国特有的现象。可以说，职务犯罪是与公共权力相生相伴的一种现象。虽然各个国家或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形成腐败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作为公共权力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必然有其共同性、根本性的原因。我认为，人性的局限性与权力的二重性正是职务犯罪的本源所在。

人类社会普遍地存在着公共权力，这是维系社会有序运转的基础。但迄今为止，公共权力实际上只能由社会成员中的少数人来掌握和行使，这样就使公共权力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性，它一方面同社会整体利益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同掌权者的个体利益相联系，这两种联系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而人性天生是存在弱点的，尽管人性善恶的命题几千年来争论不清，但“人无完人”的道理不容否认。公共权力内在的矛盾性加之人性的局限性，决定了权力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权力具有造福社会的趋向；另一方面，权力本身潜藏着一定的侵犯性和腐蚀性。当权力的扩张逾越一定的界限，即背离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时，就产生了所谓的“权力异化”现象，职务犯罪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的异化。尽管人类设立了各种制度来防止权力异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只要社会存在公共权力并且这种权力掌握在个人手中，权力腐败与职务犯罪现象就不可能绝迹。

（二）体制转轨与社会失范：职务犯罪的宏观原因

权力及人性的本性决定了职务犯罪的普遍存在性。但是为什么在今天的我国会出现空前的腐败高潮，而建国后的前30年腐败行为相对较少呢？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比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问题还要严重？为什么政府为严惩腐败作出了艰苦不懈的努力，至今仍未能扭转职务犯罪蔓延扩散的势头？

我认为，我国当前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这是形成腐败高峰期的宏观原因。我国在90年代初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市场开始启动，而计划尚有余威，从而形成了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也在客观上给权力腐败带来空前的“机遇”。正如有人所言，现在许多腐败分子是在“用计划经济的权力发市场经济的洋财”。[7]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是加剧腐败问题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权力系统朝着“放权、松绑、给好处”的方向改革，以往那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被逐步打破，这对于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由于相应的配套措施如规范体系、监督机制等没有跟上，结果造成权力运行中自上而下的约束管制减弱，权力的横向制约与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又不到位，从而为腐败的滋生留下了大量的空隙和漏洞。此外，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受到严重冲击，而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尚未被普遍接受或正在形成之中，社会整合力降低，出现了社会学家所称的“社会失范状态”，腐败泛滥正是社会失范状态的一种表征。

（三）监督乏力与法网疏漏：职务犯罪的中观原因

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它内含着无限扩张的倾向，因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至关重要。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对这一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建立起一套健全而有效的权力制衡体系，导致权力失控的现象严重。尽管我国设置了诸多的权力监督机构，如人大的监督、政协的监督、执政党内的纪检监督、政府内部的监察部门的监督以及专门的检察机关的监督等，监督机构之多，在世界上都是鲜见的，但是由于体制没有理顺，致使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甚至形同虚设。监督不力的另一种体现是舆论监督的能量远没有释放出来。舆论监督包括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是社会中最具活力也是运行成本最低的监督形式，国外许多腐败丑闻就是由媒体和公众参与揭露出来的，如日本的“里库路特丑闻”、美国的“伊朗门事件”等等。在我国，群众当中流传着一句话，称腐败官员“不怕内部通报，就怕公开见报”，这充分说明舆论监督的重要性。一个缺乏舆论监督的社会是很危险的，正如有人指出，“这样的社会无疑是一种缺乏‘体内自动平衡机制’的有重大缺陷的社会，是一个失去自我警报系统的社会。”[8]

法网疏漏也是职务犯罪猖獗的重要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廉政法制不够完善。例如，号称“阳光法案”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千呼万唤而尚未出台，目前只有一个缺乏权威性和操作性的政策性文件，致使财产申报这一重要制度至今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其他如《行政程序法》、《政务公开法》、《举报人保护法》等，在我国廉政法制体系中均付阙如。与此同时，已有的法律中，立法粗疏、概念模糊、可操作性差的问题大量存在，立法质量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反腐实践。

二是执法不严问题相当严重。职务犯罪的实施者都是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人，此类案件的查处难度往往比较大。然而在我国现行体制之下，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权威性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加上部分司法人员素质低下，致使相当一批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另外，一些地方的个别党政主管领导，自己本身就是腐败的领头将军，上行下效，大小腐败成了一条龙，也严重影响了对职务犯罪的惩治。

（四）价值错位与心理失衡：职务犯罪的微观原因

职务犯罪的产生既有社会外界环境和因素的影响，也同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和心态有关。为什么处在大体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有的人能恪守节操，有的人却变节沉沦？这正是微观原因所要揭示的内容。

从思想根源来看，职务犯罪的滋生源于行为人价值观念的错位。受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及西方社会“个人至上”、“拜金主义”等观念的影响，同时由于放松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行为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个人与社会的错位，他们把自我当成社会的中心，把公共权力视为私人特权，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在面临外界的各种诱惑之下，价值错位必然导致行为人的贪欲膨胀和心理失衡。心理失衡的具体表现有：

1.吃亏补偿心理。一些公职人员看到别人发财，就觉得自己吃亏，“我辛辛苦苦几十年还不如人家搞一年”，从而产生了以权谋私，趁势“捞一把”的心理。

2.投资回报心理。有人把权力看成“一本万利”的致富工具，通过跑官、买官谋到一定职位后，便迫不及待地把权力作为资本投入不正当交易，以获取巨额回报。

3.人之常情心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主义、“面子文化”根深蒂固，而人情化和关系网很容易使人丧失原则，不少公职人员正是在“人之常情”、“情面难却”等心理驱动下而丧失心理防线的。

4.为公无过心理。一些人头脑中存在“只要为公，自然无过”的认识，“我不是为了自己”成为理直气壮的辩解。在这种心理支配之下，他们滥用权力谋取地方利益和单位利益，置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顾。

5.法不责众心理。“法不责众”意识在传统法文化中由来已久，它在某种程度上为腐败分子提供了一个心理保护层，同时在客观上也成为反腐败的心理障碍。目前，“集体腐败”成为职务犯罪的一种新动向，其实质就是行为人期望通过集体决策分散责任以逃避惩罚。

6.侥幸过关心理。这是腐败分子较为普遍的一种心理特征，其实质是一种心里自慰。正如有人指出，如果行为的后果给自己带来的利益要大大高于受惩罚的恶果时，如果在他之前的类似行为在逃避处罚方面都获得成功时，就会促使犯罪分子实施某种行为。[9]在职务犯罪中，行为人的职权身份、靠山与关系以及作案手段的隐蔽性等，更是强化了其侥幸心理。

三、职务犯罪的控制方略

通过以上对职务犯罪原因的剖析，我们需要明了以下两点作为设计职务犯罪控制方略的前提：一是职务犯罪的深层原因决定了其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欲将职务犯罪彻底消灭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理性的目标应当是将其控制在社会可以容忍的程度和范围之内。二是职务犯罪既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因而职务犯罪的控制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采取各种手段综合治理，方可取得最佳的控制效果。此外，职务犯罪只是一系列犯罪的总称，它本身包含多种不同的犯罪类型，对不同类型的职务犯罪应根据其具体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控制策略。例如对贪污贿赂罪的控制方法就应当同玩忽职守罪有所区别。这里只是在总体上探讨各种职务犯罪的共同对策。

（一）职务犯罪的道德控制

道德控制，是指通过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其抵御外界各种致罪因素的免疫力，以达到所谓的使人“不想犯”的境界，这是预防职务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建国之初的50、60年代，我国职务犯罪发案率很低，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思潮的多元化致使传统的道德控制有所削弱，出现了所谓的“道德滑坡”现象。与此同时，反腐败斗争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即过分推崇法制的作用，以为只要订立了完备的法律和制度就能根治腐败，而忽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道德是软弱无力的。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对于法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而言，道德固然是一种“软约束”，但是道德规范一旦内化为人的信念，其作用是不容忽视也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任何法律和制度都是靠具体的人去操作的，如果人的道德素质低下，再好的法律也可能变成一纸空文，再严的制度也会被钻空子。从国外来看，反腐工作搞得好的国家莫不重视对公职人员的道德教育，有的国家在大学乃至中学就开设有关从政道德的课程，还有的国家将从政道德法制化，如美国在1978年通过的《从政道德法》、韩国在1993年颁布的《公务员道德法》等。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于“德治”是极为重视的，这在今天仍是有借鉴价值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最佳对策应是“软硬兼施”，即把道德的“软约束”同法制的“硬约束”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功能互补，而不是厚此薄彼。

（二）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就是“把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到尽可能高的有序状态，”“控制犯罪的最优方案就是控制社会。”[10]对于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而言，核心是制度建设，即以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来约束权力的运行，这是遏制职务犯罪的根本途径。如果把道德控制称为“严教”，把司法控制称为“严惩”，那么，社会控制可以称为“严管”。严教、严管、严惩三者各有侧重，不可或缺，但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严管，严管的目标是使人“不能犯”，这是治本之策，前些年我国的反腐斗争侧重于“严惩”，但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人们逐步接受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略，治理腐败的重心开始向社会控制倾斜，这无疑是明智之举。社会控制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其中最关键的有三点：

一是深化体制改革。当前腐败现象大面积蔓延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转轨带来的社会控制弱化，因此，抑制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加速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前几年，“价值双轨制”取消后，猖獗一时的“官倒”现象近乎销声匿迹，这说明深化改革对于遏制腐败有着巨大作用。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会影响整个改革大业的进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避免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从而为市场和社会留一个适度的独立空间。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直接干预的减少，必然会带来权力滥用机会的减少。

二是强化权力监督。首先，要健全权力的内部制衡机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理顺各权力监督机构的组织和运作体制，以实现最佳的监督效益；其次，要完善权力的外部监督体系，即以权利制约权力，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大力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纳税人意识和参政议政督政意识，同时制定法律保障新闻自由，强化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最后，要实现权力监督的全程、动态运作，即从权力的授予、权力的运行到权力滥用的责任追究一系列过程，都纳入权力监督网络之中，尤其要严格监控权力授予环节，避免权力落入腐败分子手中。

三是完善廉政法制。要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加紧制订和完善有关立法，以弥补廉政法制的空白；同时要特别注重立法质量，我们不仅要实现廉政建设法制化，而且要使廉政法制走向科学化。

（三）职务犯罪的司法控制

司法控制，是指国家刑事司法系统通过惩罚犯罪与改造罪犯对犯罪实行控制。司法控制是控制职务犯罪的最后屏障，其目标是借助于刑罚的强大威慑力，达到使潜在犯罪人“不敢犯”的效果。相对于道德控制和社会控制而言，司法控制比较容易操作，见效也比较快，因此，在实践中倍受青睐，实际上居于犯罪控制系统的中心。但司法控制毕竟是一种治标之策，它本身存在着被动性（因属事后控制）及运行成本高等缺陷，因而不能对司法控制的期望值过高。在缺乏道德及社会控制有力配合的情况下，司法控制所取得的成效很难维持长久。多年来，我国刑事司法系统所发动的多次“严打”斗争并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效果，以至于形成了实践中犯罪量与刑罚量交替上升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但是，在当前职务犯罪形势依然严峻的状况下，继续贯彻“严打”方针以保持对犯罪的高压态势仍是必要的。同时，一要严密立法，对职务犯罪的规定不断完善改进法网粗疏的问题。二要严格司法，强化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提高定罪概率，使职务犯罪去除任何侥幸心理，提高刑事司法的效能。三要严惩威慑，从上层抓起，集中精力抓大案要案，对职务犯罪人员始终处于高度打压之下，提高严厉刑罚的威摄力。

〔参考文献〕

[1][2]童星.世纪末的挑战——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3][9]李建化，周小毛.腐败论[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4]张穹.职务犯罪概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5]樊凤林，宋涛.职务犯罪法律对策及治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6]王昌学.职务犯罪特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7]马郑刚.反腐败：跨世纪的对策[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8]萧功秦.监督的缺位[A].中国国情国力杂志社.中国热点[C].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10]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第三篇：加强银行内部管理和控制,防范职务犯罪

加强银行内部管理和控制、防范职务犯罪

银行是经营货币的特殊行业,货币是一种价值符号,谁拥有它,谁就拥有了等量的财富。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银行不时受到不法分子的侵蚀。在银行内部，有些人利用职权和工作之便贪污、盗窃、侵吞银行财产，或违规经营，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防范职务犯罪和违规操作的发生，维护银行资金的安全，是银行稳健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防止职务犯罪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查防结合，从严治行，始终把防范职务犯罪工作作为银行工作的重中之重，坚决遏制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

一、银行内部管理和控制的主要存在缺陷分析

（一）对内部控制的认识存在偏误。在实际工作中，许多金融机构普遍把内部控制等同于各项业务规章及工作（管理）制度，这种认识说明诸多商业银行及其人员并未真正理解内部控制的根本含义，忽视了内部控制是一种机制，是一种业务运作过程中环环相扣、监督制约的动态控制。事实上，一个企业的内部控制，是指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的系统，包括为保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所采取的一系列必要的管理措施。它贯穿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只要存在企业经营活动和经营管理，就需要有相应的内部控制。从其表现形式来看，内部控制不仅包含了成文的规定，甚至也包括企业中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如企业文化中的一些核心内容，也构成了企业内控的重要指导。

（二）重建设，轻执行。衡量内控体系有效与否的标准并不在于银行制定了多少制度。这种认识偏差反映在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过程中，只注重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而忽略了这些规章制度的执行，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认识。作为高风险行业，银行在贯彻企业文化等不成文规范的同时，更加要执行成文的法规、制度。制度执行不力，内控形同虚设，为不法分子作案提供可能。如XX银行XXXX支行行长巨额金融诈骗案中，尽管票据的审批程序中有着至少5个关卡，而他之所以可将客户的资金挪用，就在于他采取了“飞单”（又称“跳票”）的融资手段，即用高息揽存的方法，把企业的大额资金套进指定银行，然后通过各种手段把固定期限的存款划转至另一家企业使用，到期时再把本息回笼。而这种做法是被监管机构明文禁止的。

（三）缺乏领导监督约束机制。各级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一般是“控下不控上”，对各级领导的约束主要靠他们的觉悟和道德约束。事实上不可能每一个管理者都有很高的自我约束能力，往往会出现个别人员滥用手中权力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在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的组织架构下，分支行行长往往被赋予过多的权利，包括财务管理、核算管理、授权管理、人事管理和行政管理，涉及支行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从理论上讲，有更多的作案机会和可能。如果没有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在利益诱惑、私欲膨胀的情况下，支行行长轻而易举会走上犯罪道路。如XX银行XXXX支行“XXX”案中，连续三任行长合谋贪污4.85亿美圆，就属于典型的关键人员作案。

（四）没有做到内控先行，或有违规现象产生。市场竞争激烈，产品创新层出不穷，对业务开展前缺乏细致的规划和研究，仅作原则性规定，摸着石头过河，各级机构根据不同的市场环境和出于不同的利益驱动，即使在同一银行、同一业务中，操作方式也五花八门。这既不利于统一管理，也不利于控制风险。如去年各商业银行规范教育储蓄时就出现了各种问题。此外，当前个别商业银行，由于

银企关系和经营机制扭曲，造就了一些劣质客户，有的甚至和银行形成了腐败的利益共同体，银行经营环境不容乐观。

（五）稽核力量薄弱，内控制度牵制乏力。集中表现在：有些银行尚未设立专门的稽核监督部门；设有稽核部门的人员配备不足，尚不足总员工数5%的国际一般水平；稽核部门容易受到行政干预；稽核人员专业水平不高等。以XX黑龙江XX案为例，该行此前针对支行的稽核监督明显缺失，如果不是上市公司XX高速到银行对帐，恐怕该案还不会被发现。此外，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实行系统领导的稽核管理体制或者总稽核负责制，作为同级行的内部机构，地位不超脱，职能不独立，难以对领导决策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稽核，结果是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对审查出的问题不经领导同意还难以上报。

（六）不相容岗位制约失灵。如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在部门与部门之间相互割裂，甚至相互抵触。各部门为其自身利益盲目行动，没有进行应有的风险核算或成本核算，导致存款结构、存贷结构越来越不合理，不良贷款日益增加，大大增加了银行的风险。

（七）不合理激励约束机制的逆向激励。不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逆向激励和道德风险问题。比如，大多数银行仍存在“重发展，轻内控”的思想，表现在激励约束机制上就是总行对各级分支机构的考核指标仍以规模指标和速度指标为主。此外，大多数银行都设立了数额不等的营销奖励基金，业务拓展费等经费项目，对那些营销突出的分支机构和个人进行奖励，但却很少有银行设立类似的基金来奖励那些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做得好的分支机构。

二、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约机制，形成一个对权力的制约、控制制度。要从体制、机制上构建防范案件发生和防止违规经营的防护墙，纵横结合，疏而不漏，使犯罪分子伸不了手，违规经营者操作不了，因此要从以下几方面加以防范：

（一）银行要设立对重大经营问题的决策机构和决策机制。银行要建立和健全较完整的防范、监控机构，还要建立一套防范案件和违规经营发生的相互制约的机制。根据《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的要求，相互制约机制要按照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反馈系统互相制衡的原则设置。按决策系统设置成立的机构如“贷款审查委员会”、“资产风险管理委员会”、“财务管理委员会”，负责全行重大问题的讨论决策，制定各机构的工作制度、职责权限、议事规则，有利于防止重大问题的决策少数人说了算，独断专行。

（二）加强内部制度建设、做好整章建制工作。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营管理水平、资产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保障依法、合规、稳健经营，根据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要求，要着力于加强内部制度建设，做好整章建制工作。对不适应经济发展和银行经营安全的旧规定要及时废弃，新业务的开展，必须做到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先行的原则，每项新业务的开办一定要全面衡量风险，制订风险的防范措施和应急方案，最重要的是要严格执行国家和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方针、政策，做到依法稳健经营。

（三）加强金融队伍建设，提高全员政治觉悟、道德水平。一是对机构负责人和新员工任职前要进行严格的审查，纯洁金融队伍；二是加强专业素质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当前要在全体员工中开展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八荣八耻”教育，努力提高员工的政治思想觉悟和职业道德水平；三是要严禁员工参与赌博、吸毒、嫖娼等行为，杜绝以上行为在银行员工中发生并把它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坚持下去，因为长治才能久安；四是要构筑员工遵章守法的思想防线。使员工明

确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提升全体员工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的重要性的认识。要进一步增强员工的风险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五是业务管理中坚持每天进行库款核对，加强节假日的营业管理，坚持领导带班制；六是要经常了解管理员工的思想、工作、作风状况，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提醒告诫，督促改正。要了解员工8小时内外的思想行为动态，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使不良行为在员工中深恶痛绝，不敢为、不想为。

（四）在完善银行监管体系，强化其职能的同时，应明确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责，保证其自身的纯洁和正气，只有如此，才能实施有力的金融监管。推进廉政建设，做到防查结合，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行为，净化内部作风。要设立正常的工作机构，专职监督、检查职能。防范案件和违规经营的发生。就目前来说，城市银行应设置监督部，专施内部监督的职能。在内部按稽核、检查员、总会计、事后监督员职责设置岗位，由监督中心调派到各个岗位任职，并经常轮换。向监督中心负责并汇报工作，通过设立以上机构和岗位，实行相互监督约束、共同负责的责任制度，使城市银行内部形成顺序递进的三道监控防线，这三道防线的主要工作是：

1.设立柜台业务岗位的双人、双职、双责为基础的第一道互

控防线，属于单人单岗处理业务的，要有相应的授权和监控系统。要重点加强岗位职责划分，实现岗位相互制约；事中加强双人管理、换人复核及对重要岗位、重要环节的控制,事后加强检查。要实行以“权限管理”为核心、以业务活动为主线、以事前审查、事中检查复核、事后监督为重点的业务全过程控制，将独立、严格、及时的监督寓于业务处理的各个环节之中。信贷业务，要执行审贷分离，从审贷岗位的内部分离到审贷机构的彻底分离，使不同的信贷岗位、机构各施其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调查、评价每一笔信贷业务，做出合理决策，防范信贷风险。信用等级的评定，要由基层行信贷员根据核实的企业财务报表，执行总行统一的评估标准，报信管部门复查。在统一授信工作管理中，要按照总行《中国工商银行统一授信管理制度》的规定，根据借款人的资产负债率、行业资产负债控制线，确定全行业授信基数。按借款人的信用等级调整系数，调整授信额度；最后结合对借款人的定性分析，决定对该企业的最高授信额。通过授信管理，建立起银行防范贷款风险防线，强化内控，防止同一借款人的无限度信用扩张。

2.设立相关部门、相关岗位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工作程序，形成第二道监控防线。即会计、出纳、储蓄专职检查员，对银行相对应业务进行经常的定期和不定期的突击检查；实行前台业务事后监督集中处理，票据凭证集中存放；设立“中心金库”，确保出纳业务安全高效运作；资金汇划清算实行三级审批，由会计部门划帐；财务费用开支控制，要按职责权限逐笔审批；大额装修、采购实行公开招标制度。

3.形成以内部监督部门对各岗位、各部门各项业务全面实施监督反馈的第三道防线，即监督管理部门，对全辖实施定期的检查监督和不定期的专项稽核，使检查经常化，制度化。及时制止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违规经营行为。对违反规章制度，违规经营的责任人进行严格的经济处罚和行政处分，落实整改工作。

（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防范职务犯罪。银行要成立“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对全行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施领导、监督。认真组织广大员工特别是领导干部、基层负责人学习、贯彻中央金融工委《金融系统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要按照党和国家金融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银行案件防范责任制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规定，做到一级抓一级，级级有责任，要确定各级经营机构在党风廉政建设和案件防范工作

中的责任和权利，促使“两个责任制”的进一步落实，有效地防范腐败现象的滋生。要认真搞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根据《廉政准则》和廉政自律其他规定，进一步规范党员干部的从政准则和从政行为。

（六）结合实际，围绕“权、钱、人”三个重点，从体制、机制、制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实施“查处、教育、改革、建制、监管”的综合治理措施，全方位最大限度地遏制各种案件的发生。就向江泽民同志在视察中国人民银行清算中心时讲的“金融活动必须用纪律、法治来保证，整个经济活动也必须用纪律、法制来保证。当然，这些纪律、法制要反映和体现客观经济规律、市场规律的要求。没有严密的纪律、法制，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的发展，都不可能有秩序地顺利运行。”

在我国已全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金融机构经过5年的培训即将到期，因此金融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要尽快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体制。要创造更加严谨、适用的金融工具，同时要搞好软硬设施的配套。在依靠国家营造外在氛围的同时，强化银行内部管理，有效防范案件事故的发生。要始终坚持依法合规经营，维护金融秩序，维护国家、存款人的资金安全。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2]刘胜非，李雪娇，银行治理之本是优化内控环境[N].中国证券报，2006-2-6

[3]李洪涛，以内控建设为平台提高商业银行管理水平[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04）

[4]江泽民，视察中国人民银行清算中心讲话，中办通报，1993，（15）

[5]丘金用，陈文椿，韦华腾，《法学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

第四篇：高校基本建设合同管理与控制分析论文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院校基本建设一直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内，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高校事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高校基本建设的滞后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高校的发展，为此，必须重新定位及改善高校基本建设管理模式。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工程建设造价控制也成为了高校基本建设管理的重要内容，为达到造价控制的目标必须遵循工程建设合同管理的相关规定，建立以合同管理为核心的管理模式，这就为高校基本建设造价控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高校基本建设中合同管理的地位

1.1工程合同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工程合同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对市场秩序进行维护及对相关单位经济利益进行充分保护的主要手段。在工程合同管理与控制中，应有效与高校基建工程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确保制度完善的前提下，规范施工流程，为高校基建工程事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合同形式是指与当事人表达意识相同的外在表现形式。书面形式、口头形式与其他形式是合同的主要形式类型。书面形式的内容包括合同书、信件、数据电文等。口头形式的内容主要以口头语言的形式出现。公正、审批及登记等都属于其他形式。

1.2工程合同管理体系建立的意义

高校基本建设中工程项目价格、工期及质量等都需要通过合同进行确定，对合同双方的权责利三方关系有着明确的规定。因此必须重视工程建设和合同管理，有效控制工程整体造价。合同管理贯穿于整个高校基本建设的过程，为达到施工建设的预期目标，必需将合同管理落实到高校基本建设的整个过程及各个阶段，确保合同管理与其他管理内容紧密联系，一起为工程项目管理系统的构建提供可靠的保障。合同分析、资料、时间、实施控制及索赔管理等都是合同管理的主要内容，只有将各项内容充分结合，才能实现高校基建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2高校基本建设过程中合同管理存在的问题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与市场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保障，工程造价管理水平的提升对高校基建事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工程合理管理已经成为高校基建施工单位迅速发展及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因素，同时对施工单位经济效益提升起到关键性作用。合同管理的重要性与艰巨性由工程建设的复杂性所决定。因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高校基本建设过程中合同管理存在滞后的现象，如合同法律意识较低、合同管理体系不完善及缺乏专业合同管理人员等都是高校基本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合同管理问题。

2.1合同法律意识较低

合同成立的重要条件就是合同当事人主体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合同当事人必须具有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高校基建管理部门的合同主体不明确，为此必须对其项目法人与法人委托等有关规定加以完善。为规范建筑市场的合同管理，国家工商局与建设部制定了《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对双方责任、权利及义务进行了明确地规定。但大多数高校基建过程中，不选用标准合同文本签订合同，签约时选用的文本一般为自制，具有不规范性当文本条件较为笼统、含糊，将导致合同条款存在诸多漏洞，这种合同无法对施工建设各个阶段起到制约作用。

2.2合同管理体系不完善

合同风险规避与风险转移意识较低，对合同保险、担保及索赔不重视，或缺少相关条款等都会加大高校基建施工中的风险系数。因学期学年制的特性，各大高校极为重视建设工期，对合同管理制度的执行则极为忽视，这种情况的大量出现，导致合同管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的产生。归档管理、分级管理及授权管理机制在合同管理中的不健全，加大了合同管理的难度。

2.3专业合同管理人员的缺乏

工程建设涉及较多内容，其专业面极为广泛。在合同管理中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技能，与相关的造价管理知识等。但现阶段，高校基建施工中存在专业合同管理人员缺乏等问题，在设计变更、合同变更等方面无法做到得心应手。

3高校基本建设过程中合同管理水平的提升

在高校基本建设过程中合同管理与控制是其核心内容，为确保工程建设的正常运行，必须进行以合同管理为核心的项目管理体系的建立，通过提升合同管理水平，可以对高校基本建设中的工程造价进行有效控制，更是确保基建项目工程整体质量的重要保障。

3.1加强合同法律意识

在高校基础建设工程合同签订时，合同双方应认真审查合同的合法性与严密性，确保合同文本签订时具有全面性、准确性等特点。在法律意识强化的过程中，应对合同纠纷产生的因素进行有效控制，在最低范围内控制合同纠纷率，确保全面履行合同相关条款。为实现市场经济秩序的有序性，相关部门必须合同管理加以重视。在正常履行合同过程中，严禁在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进行招标工作，避免施工许可证在没有备案与审查施工合同的情况下发放，必需做到有法可依。

3.2完善合同管理体制

高校基本建设工程中，通过合同管理模式的建立，可以对合同管理体制进行有效完善，也是合同管理水平提升的重要方式。工程建设中施工双方应对合同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合同归档管理工作加以重视，在签订、审查及履行合同中，必需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根据相关建设程序，达到合同管理行为规范的目的。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工程担保的推行及工程保险制度的建立，是对市场秩序进行维护及对相关单位经济利益进行充分保护的主要手段。在工程担保与工程保险制度推行中，应有效与我国高校建设工程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确保制度完善的前提下，进行担保制度的运用。3.3提高合同管理人员素质在强化高校基本建设工程合同管理队伍建设中，应加大培养合同管理人才。目前高校基本建设工程合同管理人员素质的提升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首先，合同管理人员由优秀人才担任；其次，组织加强学习；最后，岗位责任制的建立，特殊情况下，应遵循持证上岗制度，进行合同管理人员的选择。

4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高校工程建设事业也得到了极大发展。在工程建设项目造价控制全过程中必须重视合同管理，并在此基础中加大造价控制及管理力度，根据高校基本建设工程的实际情况，必需加强合同双方的法律意识，完善合同管理体制，并有效提升合同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只有这样才能为工程建设质量的提高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第五篇：积极防范银行业职务犯罪

预防银行业职务犯罪调研报告

一、银行特殊性

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的金融企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金融秩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由于银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其内部人员涉嫌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呈现出逐年增多趋势，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究其原因主要是其主观上法制观念淡薄，价值观念扭曲、拜金主义、极端享乐主义滋生蔓延所造成的。但从客观方面来讲、银行系统在体制、教育、管理、监督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漏洞，也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二、银行业职务犯罪产生的主要原因

1、社会因素。商品经济的消极因素是滋生金融犯罪的温床。交换的属性和市场价值规律会产生某种盲动性，必然有竞争，而犯罪也受竞争支配，因此，即使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的消极影响仍然是产生犯罪所不可忽视的一大因素。这些因素表现为：拜金主义、追求盈利不择手段、个人本位和利己动机。银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细胞，商品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也经常会侵蚀到银行从业人员队伍中来，这是金融系统违法犯罪案件发生的社会因素。

2、管理因素。应该来讲，我国银行系统的规章制度是比较健全和严密的，但从绝大多数的发案情况看，“十案九违规”，多与执行规章制度不严、内部管理松懈有直接关系。由于管理上存有许多漏洞，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这是之所以发生职务犯罪案件的一个重要内部

原因。如，有的内部存在会计、国库、发行等重点岗位人员的印鉴、凭证、票据保管不严，对过期作废的重要凭证不及时清理，随意摆放；有的不严格执行各种电子化管理系统，不按保密要求管理使用和定期更换密码口令。这就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诱发贪污、挪用等职务犯罪。

3、用人机制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量迅速扩大，与之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也象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新设金融机构、扩大营业网点，员工队伍迅速膨胀，也带来注重扩张，相互竞争，用人失察、失教、失管的问题。在选人、用人上把关不严，人员上岗定位后疏于教育管理。只注重业务培训，忽视职业道德和廉政教育。

4、个人因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以及社会利益日趋多元化，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也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价值目标。在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也必然产生一种异化，这就是对利益特别是对不正当物质利益的追逐，随之而来的是拜金主义的价值观、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不切实际的消费观等各种消极腐败思想在侵蚀和影响着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由于金融行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的经济环境使金融业成为人们经济活动的矛盾焦点，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获取资金，千方百计拉拢腐蚀金融干部职工。而在金融队伍中，有的本身政治、思想、文化素质就不高，缺乏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与社会上消极腐败思想一拍即合，同流合污。随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滋长和膨胀，于是部分金融从业人员贪婪成性，不顾政策、法律的约束，公然把贪污、受贿、挪用、侵占公款作为实现个人价值目标的直接手段，最终沦为人民的罪人。

三、防范职务犯罪的有效对策

1、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体制创新来预防和减少金融职务犯罪。当前金融活动失范、金融秩序混乱、金融职务犯罪上升，从根本上而言是体制不健全、机制不顺畅、监管不严密所至，是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出现的“阵痛”。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业都处于国家的高度保护之下，主要担负执行国家金融货币政策的职能，导致政企不分，金融机构的市场主体地位不突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管理经验缺乏，防范金融风险和违法犯罪的能力不足。同时，在推行金融体制改革，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漏洞，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只有适应市场经济的特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体制完善，建立科学化、规范化、国际化的金融监管体系，将金融体制和管理中的漏洞减少到最低限度，消除金融职务犯罪分子的可乘之机。

2、加强内控文化建设，融入到企业的文化氛围之中

管理者是一个行的核心，素质的高低、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对一个单位、部门有效防范案件风险起着重要作用。一是管理者应强化自身对所辖范围案件防查的领导意识，建立健全案件防查工作机制，认真落实上级各项案件防查工作要求。二是建立健全制度，提升执行力。工作中应加强对重要岗位员工的管理，抓紧落实对基层机构（网点）负责人和重要岗位员工的轮岗和强制休假制度，并深入有效地开展对

员工不良行为排查和走访座谈等活动，全面把握以上员工的行为动态；对业务检查发现或从案件反映出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处理，并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对屡查屡犯的问题，严肃追究检查人员和违规人员的责任。三是应加强对银行业务稽核的监管和参与管理的力度，制止银行管理中违章、违法行为和人员管理中的不正当竞争问题。四是对各项业务活动，必须建立一套规范的操作流程和对整个业务活动的监控、监督、稽查机制，减少业务的风险隐患和案件的发生。

3、重视选人用人，加强队伍建设

银行系统在招录工作人员时，应该保证招录过程的公平、公开，保证用人质量。选拔高级管理人员不仅要考察业务能力和工作业绩，还要十分重视对思想道德素质的考察。重点岗位人员要实行岗位轮换、定期交流、定期稽核、强行休假等制度。银行系统在业务工作之外，要注重对所有工作人员尤其是重点岗位人员的党性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广泛宣传廉洁自律典型，弘扬正气，而且应关心员工的思想动向，加强对员工异常行为的预警分析，及时发现并遏制职务犯罪的苗头。要开展经常性的政策法规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信息技术教育、法制教育和警示教育，消除因不知法而犯法、不知规章而违规的盲区，逐步提高员工职业道德素养，促使员工队伍建设健康发展。

4、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不断提高员工队伍素质。面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消极腐败思想的侵蚀和影响，必须加强对全体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以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在思想上筑起坚固的遏制和防范职务犯罪的屏障，保持队伍的健康肌体。银行系统开展职业道德教育要和政治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结合起来。首先，要认真组织职工学习习近平几年国家颁布的金融法律法规和有关经济法律法规，特别是要学习《商业银行法》、《刑法中的金融犯罪》、《金融违法行为处罚规定》等法律法规，以增强职工的法制观念，自觉抵制来自各方面的诱惑。其次，要在职业教育的同时，加强法规建设。一方面制度的制定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与有关法律法规相衔接；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有效形式，教育职工自觉遵守各种法规制度。第三，要结合职业教育，在职工中筑起一道抵御金融犯罪的坚固防线。要教育职工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掌握防范要领，讲究防范策略，实行有效防范。第四，要运用典型教育法，教育职工廉洁自律，遵纪守法。要结合金融犯罪典型案例，以案说法，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同时定期聘请检察机关、司法机关为银行职工开设法制教育课，以及开展形式多样的案件防范警示教育活动，选择典型案例进行剖析，追根求源，使银行职工提高法律素质，在本职工作岗位上把好关，达到学法、知法、用法、守法的目的。第五，各商业银行应结合本行业特点，制定一套健全完善的《员工行为准则》以及违规处理办法，做到“一项业务一本手册，一个流程一项制度，一个岗位一套规定”，是职工循有轨，韬有矩，自觉规范自身行为。

总之，银行系统要通过坚持不懈地抓教育，抓监督，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健全多方位防范机制等有效对策，防范各类案件事故的发生，有力地促进各项业务工作的全面健康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