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教育发展的若干问题

第一篇：中国当代教育发展的若干问题

第二章 中国当代教育发展的若干问题

一、基础教育

（一）学前教育

1、学前教育的地位问题

2、学前教育小学化问题

3、农村地区学前教育问题

（二）义务教育

1、区域发展不平衡

2、城乡发展不平衡

3、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

4、财政问题（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一个表现就是财政投入问题）

（三）普通高中教育

1、优质教育资源短缺

2、考试制度问题

3、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相分离（可在中等职业教育问题中涵盖）

4、课程改革实施现存问题

二、高等教育

（一）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

（二）民办高等教育发展问题

（三）高校质量保障问题

（四）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大众化是背景，平等和质量等才是问题)

（五）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和师兄写的内容重合）

三、职业和成人教育

（一）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

（二）中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矛盾（和第一点重合）

（三）农村职业教育现存问题

（四）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问题

（五）农村成人教育问题

四、教师教育

（一）教师教育的体制改革问题

（二）教师资格认证问题

（三）农村教师教育问题

五、民族教育

（一）民族学校建设问题

（二）双语教学问题

（三）少数民族地区教师队伍建设问题

考虑把一些内容取消或合并在其他问题当中，已经用蓝色标示了出来。

第二篇：中国当代教育发展状况

中国当代教育发展现状

一、教育体制

（1）教育方针、指导思想（来自 《2006中国教育年鉴》）

（2）教育管理体制（中央、地方分级，人大代表提案，教育法制，教育纪检、督导）

（3）教育经费（近几年的数据、来源与支出）

二、基础教育

（1）学前、特殊教育（来自 《2006中国教育年鉴》）

①学前教育

②特殊教育

（2）九年义务教育

①当前概况（近年适龄儿童入学率、在校生数、升学率、学校数量等数据支持）②课程改革与教学(例证、近年课改成果)

③农村基础教育（两免一补、教师西部、贫困地区支教等）

④素质教育(指导思想、最近成果、例证)

⑤学校德育、体育、卫生、艺术教育和国防教育

（3）高中教育

高中概况（高考情况，以不同省份为例，分类介绍）

三、高等教育

（1）高等教育现状（当前总体规模，分类、国家政策、211，985高校建设情况）

（2）高校建设（教学管理：高校评估等、高校思想建设：两课等、高校信息化建设）

（3）高校贡献（当前高校在校本科、研究生、博士生数量、科研贡献）

（4）高校学生资格认定（考试）（4、6级、各种认证考试（物流师、软件设计师等、海外

GRE TOEFL）

四、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

（1）成人教育（成人高中、成人职业学校、成人高教、自学考试）

（2）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技工学校、职业高中等的概况、农村职业教育）

五、教师教育

（1）师范教育概况（普通师范学校、教育学院等，数据）

（2）教师资格认证体系、教师职称评定

六、民族教育

（1）民族教育基本情况

（2）民族教育中小学教师培训

（3）民族教育中小学文字教材

（4）少数民族预科班

第三篇：中国当代诗歌问题研究

中国当代诗歌问题研究

201009808843 白国英

指导教师 段春旭

【摘 要】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诗歌研究处于相对边缘性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水准和它所取得的成就很低。中国当代文学中诗歌所取得的成就，绝不亚于小说，更不亚于散文和戏剧。也可能正是诗歌，才在很多方面充分体现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应用水准，也经常起到引领文学风气的先锋作用。但已有的成就并不意味着我们无事可做，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领域中仍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具体在诗歌史的研究方面，从不少学者和批评家的最新研究中，从一些不断新发掘的史料中，以及诗歌现实的巨大变动中。

【关键词】：中国当代诗歌 问题 边缘化

一、中国当代诗歌现状

风起云涌，门户林立的中国当代诗界现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末期，朦胧诗的兴起与成熟，到世纪之交网络诗歌论坛的风行，涌现出大批的诗歌作品与优秀的当代诗人，促成百家争鸣的现状。这二三十年，尤其是互联网这一交流平台，给中国当代诗歌带来更为自由的发展契机，诗人即时发表作品，诗歌刊物编辑在网络中选稿已相当普遍。自然，由于诗观不同、立场各异，争论也是在所难免，甚至出现过不小的振荡，乃至给诗坛造成负面的影响，大有群雄并起之状态。

这里和上文可合并起来不少新生代诗歌作者，以此为由，不惜脱离大众，给新诗冠以“尖锐、先锋、前卫”的意识。主要体现在：时代变迁与发展，给诗歌作者在题材选择上带来多种途径，伴随这种多途径，也使诗歌写作者在题材的运用与把握上，往往出现不应有的误解与偏离。主要引发于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误读，对凡事皆可入诗，这一古训的误解。从而，把当代诗歌引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不能回归诗歌面目的凌乱局面。

中国当代诗歌早已摆脱“五•四”之后对外国诗歌的借鉴甚至模仿的状态，以及从古代诗词演进现代诗歌的这一蜕化过程，历经百年沧桑，其中，也有停滞与迷茫甚至困难时期，但从总体上看，现、当代诗歌在中国的发展与演变，还是随着社会发展与前进的步伐，一句话，诗歌在中国绝不能脱离社会，摆脱读者。

我们回首各个不同时期，那些给中国当代诗歌带来新生的诗人，闻一多、徐志摹、艾青、藏克家、穆旦、郭小川，余光中、杨牧、抒婷、北岛、孙文波、西川、海子等等，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那一时代的代表诗人，他们曾处于中国诗歌不断演化的最前端，带动大批后起的诗人，觉悟的诗人，知道当代诗歌该如何去写的诗人。是他们真正确定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地位，在民众心目中的位置，才能在社会、在大众的期待下，不断涌现出优秀的当代诗人。

这里和上文可合并就目前中国诗歌的状态，不少诗人敢于举起“先锋”的旗帜，并非要脱离母语写作，写的还是文字与分行的诗歌，尚不能脱离身边万物，亦不能摆脱将感悟用语言来传达，至再现的过程。所谓的先锋写作，无非在视觉与感知上给人眼前一亮，使得作品进入了陌生化的起点，但，毕竟是一种超越，还算是可喜的。

合并但是，有一些写作群体的形成，在不顾一切地疯狂的摇摆，这些声音只能加重中国当代诗歌的负担。比如一些“垃圾派”“身体诗歌写作”“口语诗写作”等等。但其中，不乏也有好的作品。

诚然，诗歌的视觉传达技巧，对于任何诗歌写作者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按审美构成来说，一部艺术作品的完成，还要最终倚赖于大众的评审，诗人作品与读者的完美结合，最终才能决定诗歌的好坏。对于“垃圾派”等当前的诗歌写作方式，大多人持观望态度，包括一些诗人及诗歌评论家，他们寄希望于多种渠道的写作方式，能给当代中国诗歌带来繁荣的局面，诗人与读者大可以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式去欣赏、去评定。

我们不能否认，有些另类的诗歌写作中，在技法与传达尝试上，的确有着突破，甚至给人一种新鲜的活力，包括一些“口语诗”。对于这些诗歌，我们不能持有全盘否定的态度去恶意地抨击；它们的出 1

现，很有可能带给中国当代诗歌新的出路，同时，负责的诗人不管存在于什么样的派系（这样说也是情不得已，诗人不该分出这些派别），他们都是坚定的独立写作者。只要不是抄袭，不是跟帮演绎闹剧，只要是肯于为中国当代诗歌体现自己的写作价值，他们的存在就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但，负面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这些变化逐渐形成两种影响，一是诗人写作的独立性意识加重，即冲破体制束缚的自由写作趋势。这种影响体现在，诗人在写作与发表作品的过程中，常以自我满足为目的，抛离社会因素，以追求诗歌内部的素质为第一要著，从而与社会之间陷入一种距离感甚至不可融合的地步。同时，在基于此的诗歌写作过程中，不愿去回应社会的问题，使诗歌沦为真正孤立的艺术形式。

二、新诗歌呈现边缘化

现在，新诗正逐渐离开社会生活的中心地带，特别是远离群众，走向边缘化。

其具体表现为:在社会上很少见到新诗。在口头上，除了有的诗歌团体内的新诗人及诗评家之外，群众不说新诗，不理睬新诗，新诗朗诵会很少举办，即使是偶尔举办，参加的人数都很少。在视觉上，出版社不愿出版新诗，出版社愿主动出版新诗集的很少，诗人要找其出版，则要书号费或包销。在综合性的日报、晚报副刊上，很少刊载新诗，偶有少量点缀，质量也较差。在市场上，处于经济生活的边缘。于是形成报刊亭很少出卖诗歌刊物，书店主要卖台，很少摆放新诗集。在高科技领域:新诗被—些以音响与荧屏为表现手段的高科技领域排斥在外，处于信息化时代的边缘地带。现在的戏剧与时俱进，电视剧占领荧屏中心位置，成为群众生活不可须臾离开的事物；流行歌曲抢占音响市场的制高点，—盘光碟上市就是数十万张。在电视与光碟领域，很少看到新诗影子。新诗的研究与评论家数量在减少。由于报刊少载新诗，以致一些文科学术性刊物不大欢迎评论当前新诗人的评论文章，导致一些新诗评论家停笔去从事其它写作活动。致使新诗评论队伍在缩小。

造成新诗边缘化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内容脱离现实生活。现在的新诗，好诗也有，但是不够多；大量是老一套，或是自我沉吟的过了时的调子；有很多人写诗是让你读不懂；等而下之是黄色下流。你不关心群众，不让大众读懂并欢迎你的诗，你的诗却要别人掏钱买，这是不公平的事！第二，诗的形式怪异。近些年有些新诗人学习现代派，或模仿后现代主义，自称为“第三代”，不是吸取其精华，而是得其糟粕，搞结构性解体与非文化的结果是新诗越来越脱离中国实际，脱离人民大众的口味，有些诗愈加散乱化与口水化。在意境上，意象模糊、颠倒黑白；在音律上，不讲音节、没有韵律。让人见而弃之。第三，诗人创作小众化。有些新诗人处于自我小圈内、或者说象牙之塔中，继续耍弄自己脱离现实的玩意儿，而自“夸大口”，自许清高，还说什么，诗是自我情感流露，不必要别人理解。处于边缘地带而自以为荣，能不悲乎？第四，新诗创作、阅读、批评存在问题。中国新诗在创作与阅读之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脱节”现象。现在有不少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声势不小，但其中大多数人的诗歌文本不仅对于业余读者来说构成了阅读接受上的巨大障碍，就是对许多有较高诗学素养的专业读者，也构成了阅读接受上的严重挑战。这些诗歌在语言运用、意象设置及诗思方式上大大偏离诗歌的阅读规范与审美习惯，整体风格过于晦涩或怪异，理解起来非常困难。这种现象实际上就是当代汉语诗界极端的“个人化”写作与“贵族化”写作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初衷与它的后果都是要让诗人的写作变成一种与一般读者无关的、高不可攀的写作。

三、如何改变不良现状

今后诗歌的出路在哪里？一是要崇高，反动崇低。诗人要写出对人生、对社会、对现实有积极意义的作品，要始终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要始终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要抒写对生命的感悟，对理想的探寻，对现实的思考。二是要建构，不能结构。也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尤其古诗语言的凝练、意境的优美、用韵的自如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当然，还应该学习外国的诗歌艺术，如象征、通感等手法。三是要审美，不能审丑。美和丑是一对矛盾，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联系。美的诗歌从形式上看比较整饬，从内容看不但言之有物，而且给人产生一种愉悦感。所以，作为一个诗人，我们就应该写出美的诗歌，借以感染读者的心灵。四是要明朗，不能晦涩。不论任何文学作品，只要发表出来，总是要让人看的，就应该写得明白晓畅，让大家读后知道自己所表达的思想。而不能故意在语言上设置障碍，让别人读不懂，这是有悖于诗歌创作的。当然，2

我们不反对诗歌写得含蓄朦胧，但总要言之有物，空洞的语言是经受不住考验的。

（一）加强新诗的现实性

新诗必须正视现实中的新情况与新问题，要改革要首先改革内容，敢于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去描写人民群众最关切的问题，深刻反映现实。一时不能发表，不要着急，歌德《浮士德》写了六十载，左思《三都赋》写十二年。要相信社会在前进，将来发表出版，说不定是洛阳纸贵。

（二）在诗的艺术形式上，新诗要与传统结合创造新的形式

现在很多诗人以第三代或后现代派自居，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自绝于大众。而在学习吸取外国诗派时，不脱离中国国情的诗人还是有的。如像南京诗人蔡克霖那样，吸取后现代派诗之长，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与时俱进，走自己的路而上下求索，是难能可贵的。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新诗的市场，回到社会生活的中心地带去，这是走出边缘化误区的首要途径。

其途径之一是像东方诗风那样倡导新诗格律诗，以疗救目前新诗无韵无味的通病。这样作的好处是:

1、能纠正当前新诗界的反结构、反韵律的歪风；

2、使新诗能够朗诵或演唱，逐步向流行音乐靠拢，找回失去的市场；

3、建立新的诗风。再者是要与市场结合，让人民大众喜闻乐见，最好是向音乐性靠拢。向流行歌曲学习，找回诗的市场，争取能广泛在群众场合朗诵。新诗人与流行歌曲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

流行歌曲与高科技结合得很紧密。音响光碟，激光剧场，容量广阔，市场宏伟。其中有许多好诗。新诗向他们学习，可以搭乘音乐翅膀，飞向广阔市场，挽回新诗的颓势；而因流行歌手及其歌词质量有待提高。由于其创作歌词的支持者，限于水平，许多流行歌曲，千篇一律，口水化，缺乏应有的意境深度与艺术性。如果有水平高的新诗人能为流行歌手写出一些好诗，进行演唱，势必更加扩大与流行歌曲的阵地与声势，取得双赢。这种情况若能重新出现，则是能把新诗推向广阔市场、走出边缘化误区的好途径。这里没有进行修改，应补充一下：古代诗歌多有吟唱之风，可见诗歌创作与歌唱是不矛盾的，而且是相互促进的。现代诗歌创作是不是能继承这一古老的传统呢？

（三）多创办一些发表诗歌的阵地

多创办与开辟一些发表诗歌的阵地，尽量争取多办一些刊物，刊号受限制则多设立些新诗网点，以吸引和培养更多的青年人参加一些诗歌活动。

互联网上的诗网点的兴起，对打破诗刊物刊号专利资源的垄断有很大好处，既开了自由发表言论的风气；又为年轻诗人发表诗歌开辟了阵地，像安徽《诗歌报》那样，既办文字版，又办网络版，并发表了许多好诗好文章的创举，值得肯定与提倡。

（四）树立艺术民主的创作理念

当下的中国新诗只有建立并维护一个良好的诗歌生态环境，中国当代诗歌才可能真正走出低谷。自上世纪末迄今，在中国当代诗坛，搞圈子、拉山头，党同伐异的现象屡见不鲜，美学风格、诗学趣味相同或相近的诗歌群体通常对其他诗歌群体持排斥态度，并且往往互相攻讦，这是文人相轻的民族劣根性在中国当代诗坛的典型体现。这种不良的诗人人际关系务必尽快朝良好、健康的方向发展，因为诗人内部的分裂与不团结会直接恶化诗歌创作环境，并严重内耗中国当代诗人的艺术生产与创造力。进一步来说，当代中国诗人只有树立艺术民主的理念，承认并欣赏那些同行们出色的艺术创造，所有汉语诗人的艺术创造潜能才能获得真正的释放与发掘。

（五）建立相对的诗歌标准

目前汉语诗歌的标准较为混乱，只要是分行文字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被称为诗歌。“诗歌垃圾”常常也与“诗歌黄金”等量而观，许多读者与行家的诗歌判断力陷入了“瘫痪状态”，这种局面的确相当糟糕，必须使之加以彻底或较大改观。

诗歌的定义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诗歌的评判标准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但是，诗歌的标准，即诗歌之为诗歌的基本元素，却轻易不能加以否定或“颠覆”，可以把尺度理解为诗歌中变动的因素，而把标准理解为诗歌中不变的因素。就诗的标准而论，它在语言的提纯、想象力的持守及对生活的诗意发现上具有自己规范性的要求。这三项元素依然是当代诗歌基本而重要的标准。按照这一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好诗与坏诗、真诗与伪诗之间的本质性区别。

（六）重视塑造良好的诗人形象

现在有许多以先锋和前卫自居的诗人极力强调或炫耀自己的诗歌天赋，主张把诗人的人品与文本彻底分开，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有意无意地纵容自己的人格朝脱离社会的方向发展。于是，人们经常看到许多诗人以愤世嫉俗或神秘怪异的形象出现在公众场合。他们自觉可以行为乖僻，不通人情且为所欲为，殊不知，这些诗人因为外表怪异内心疯狂，缺少必要的理性，结果导致大众对诗人存在深刻的误解与偏见，认为诗人不是“疯子”就是变态的“悲观厌世者”。

诗人如果不对自己的人格形象负责，其结果不仅会让所有的诗人的人格形象受到损害，也会让当代诗歌本身遭受伤害。前两年有些年轻诗人在网络上到处播散“下半身”写作的言论，又有些年轻诗人在网络上倡导“垃圾派”写作的诗歌主张，这些偏激、叛逆的言论使得社会上的普通民众对诗人唯恐避之不及。如果诗人失去了社会的信任，自身的形象被人为地“妖魔化”了，诗歌也就失去了传播的门径与可能性了。

一首好诗，是作者深刻的反省与对现实的倾诉，相比之下，伪劣的诗歌终究会为人弃置。在诗歌生命意象形式与叙述内容之间并非不可逾越，在这一范围内，对诗歌的评论仅限于它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穿连，或者说成是美学手段的运用。但无论怎样，诗人永远不会忘记与这个世界的万物进行深刻的对话，时刻怀有悲天悯人的火热之心，时刻不忘对这个社会倾注人文关怀，时刻保持一种恭敬的内心对待自己的作品，时刻不忘与读者进行后期的沟通，只有这样，中国当代的诗歌才能继往开来，取得辉煌成就。

结尾应对全文做一总结。

参考文献：

[1] 何言宏，当代文坛——《重写当代诗歌史》，2008 [2] 张柠《文汇报》当代诗歌批评及相关问题，2006，04 [3] 鲁速《关于中国现代诗创作的几点思考》2007，03 [4] 柯雨田《试论当下中国新诗的现状及发展前景》光明网-光明观察，2008，06 评语：上一稿指出的问题都没有修正过来，写作论文要认真。

第四篇：中国当代社会问题之婚姻家庭问题

关于家庭的几点事实 第一节 婚姻家庭概述（引言）

社会历史背景中的家庭

一、婚姻家庭概念

婚姻家庭之内涵

二、中国当前婚姻和家庭问题的特点

1.关于离婚 2.关于家庭暴力 3.关于独身 4.关于婚外恋

第二节 离婚问题

影响婚姻家庭稳定的因素分析

三、离婚的影响

四、离婚的对策

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

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应如何分割

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应首先确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分清家庭共同财产、夫妻共同财

产及个人财产界限。

离婚时如何确定子女的抚养费

离婚中的亲子鉴定

第三节 家庭暴力问题

百分之八十的夫妻想着离婚，百分之七十的夫妻吵闹离婚，百分之六十的夫妻办着离婚，百分之五十的夫妻真的离婚，百分之四十的夫妻离婚了还想复婚，百分之三十的夫妻为了孩子放弃离婚，百分之九九十九的夫妻在婚姻的边缘不离婚凑合中。。

很多人抱怨现在的婚姻不牢靠，我从所见所闻，得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１．现在生活水平相对较高，上层基础取决于经济基础，于是，对各方面的要求相对较以前有所提高，婚姻也是一样：有些夫妻在经济困难时，能抱成一团，而在较为富裕时，容易出感情上的问题。比较突出的现象是：生活提高，一些人就要求过的有品位，这很可能导致生活、感情不合拍。

２．现在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人在社会中难于把握自己的定位，容易迷失自己：女性受到别人追求，很可能认为自己这是有魅力，所以就有红杏出墙的事情；而男人容易在女性面前呈英雄，而有所谓“成就感”，容易在妻子之外找一个情人，以显得“是个男人”。

３．当代社会节奏较快，生活、工作压力过大，而有些问题夫妻之间是不能、也无法沟通的，这就很容易想找一个人倾诉，现实社会中，找个异性知己；如果条件不允许，就伪装自己，把自己的缺点掩藏起来，上网，搞网恋。而在这当中，很可能就是给自己的婚姻堡垒买下一颗定时炸弹，一旦有什么突发事件，这颗炸弹就会摧毁自己亲自铸就的爱之巢。

４．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潮互相碰撞，而新的主流意识尚未形成。比如男女恋爱当中性行为，现在争论很多，但主流意识尚未形成一样。而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样，处理各种问题，无论男女怎样办，都会让人理解并支持。所以，离婚率呈上升趋势，这也是以前不可想象的，从这一点，这是社会的进步。

５．不可否认，现在的传媒及娱乐圈，对婚姻的不稳定，起到了“造势”的作用：比如，像典型的“王菲现象”，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最著名的是这一句歌词“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心换此生”，而家庭，不但讲爱，更讲责任，可我们打开报纸、新闻，铺天盖地都是花边新闻、桃色事件，这样的名人，所谓的社会精英，给了我们太多的负面思考。

６．当代婚姻，本身就承载了太多不应该考虑的因素，这风险性很大，如遇到某一重大因素发生恶变时，婚姻的解体也就在所难免了。比如，中国古代对婚姻要求很严，讲究“门当户对”，是有其现实意义的，而如今，对这一条完全否定了，应该说是进步，但真正弄懂的人不多。有所谓“权力婚姻”、“金钱婚姻”、“美貌婚姻”等，这种悲剧，现在还不断地上演。

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但要在这当中，走完自己亮丽的婚姻历程，确实是个不好解决的难题。所谓恩恩怨怨到白头，是不少信男痴女的理想。我们如何去做，是对自己的拷问，也是对社会的思考。

对于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一说法我虽然不大同意，但我也不会强烈否定。就像一个渔夫在海边钓鱼，在鱼未上钩之前，他会不停的喂饵，但是当他钓上了这条大鱼，那么他还会继续为它饵吗？也许这个比喻是有些偏颇了，但终究是这个道理。我想婚姻大概就是这一段爱情的已长大的象征形式，在长大之前我们细心照料是必然的也是种责任，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知道这爱情在何时才算个长大。其实是我们忽略了，我们忽略了太多。爱情是不会死的，它有时只是被人完全忘记了而已。

而我们真能忘记爱情吗？不，那是不可能的。忘记只是好听的一种说法，我们只是不愿提及曾经的爱恋，因为每个人都有着雷同的爱情，两个人，甜甜蜜蜜，恩恩爱爱。可对于爱情所带来的伤痛，那种痕迹则是没有相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伤，而且这创伤亦因人的感情而更加的令我们难忘。爱情的确不会死，有时只是一种结束，对某个人的结束。但彻底的结束又是不存在的，即使你承认不再爱或已经恨时，往往也有丝丝爱缕在这个人身上。上帝对我们每个人是公平的，它赋予我们每个人的感情含量是相同的，只是我们在后天的环境里不断改变着或被催化着。有些人的感情只是暂时埋没了，而非无情冷血。一粒珍珠被一座沙土所掩埋，但谁又能说这珍珠已经不存在了呢。

然后的婚姻的存在是对过去的创伤的一种疗治，甚至可以是一场爱情的沉淀。但前提是正确的婚姻。可悲的是有很多人走错了路选错了婚姻。最后经受不住那种由不幸带来的打击和折磨，于是牢骚满腹各种哀怨不绝与耳。并且多年前的爱情与婚姻又是不自由的，慢慢的也就都说自己已经绝望了。可真正的绝望又是不存在的，只是厌倦深了而已。让一个人身在不合适的婚姻中并非只有抽身离开的选择。也许你可以在婚后等待爱情开花结果，正如你摘一个果子，也许你不会因为它为成熟而扔掉它，你会等，等它成熟后的甜蜜。但是如果你对这场爱情已放下或已有转移的力量了，那就离开吧。人非只爱一次，亦并非经历一次爱情便少了点感情。经历了一次婚姻只是使我们更加苍老了一点。

......(省略）

说到爱情与婚姻的悲哀，我认为张爱玲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有时候我甚至会想她这一生是不是就为了这种问题的探讨与解剖而存在的。当然它亦有自己的爱情一婚姻，即使亦是不幸的。她的伟大是记下了另一种情况，即并非拥有真正的爱情与婚姻的那一群人的生活。他们认定的是利益，相信的也是利益，因此便把自己的感情与责任视为工具。可能是他们的爱情观与婚姻观出现的问题，亦可能他们真的很怀疑，并因这怀疑而茫然，又终因人性而蠢蠢欲动了。爱情与婚姻在他们眼中是腐朽的，只是自己欲望的外露而已，最终这爱情这婚姻失去了贞洁的面目，慢慢的他们的心被腐蚀，成了非心，即后的爱情与婚姻也就可有可无了。

家庭是社会的重要组成细胞，它与社会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一方面，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就有一定的婚姻和家庭。人类社会每一次变革，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不可避免地给婚姻家庭提出新的要求，灌注新的内容，赋予新的形式，强化新的功能，更换新的观念；另一方面，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的分系统，也是能动的、积极的，时刻对社会各系统给予强大的反作用。幸福的婚姻家庭也不仅造福人类自己本身，还会促使整个社会形成和谐的风气，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氛围，也会为社会带来无尽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从而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

既然家庭与社会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一方面社会要创造提供必要的环境，提供有效的途径以保证婚姻家庭价值的实现和功能的发挥。婚姻家庭法学也应深入研究婚姻家庭的价值规定性，揭示现实社会中其应该价值与实际功能发挥的差距及其根源，为婚姻家庭法有效诱导和确认婚姻家庭的正向价值，调整婚姻家庭的结构、形式，创造社会环境，保证婚姻家庭适应并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提供科学指导；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人应该充分发挥家庭的积极作用，珍惜和组建幸福的家庭，以实现个人和他人幸福，实现社会最大效应。

现在，让我们探讨一下怎样的基本家庭模式才符合健康积极并能带给人幸福满足感的家庭模式。

按社会学划分，家庭结构可分为核心家庭（由一对夫妇，未婚子女组成），主干家庭（由父母，已结婚子女及其未婚子女组成），联合家庭（两对已婚夫妇及其未婚子女组成）三种。不管在何种家庭结构中，都包含了老年人问题，夫妻问题即婚姻问题和青少年问题这三个最基本问题。一,老年人问题。

根据上海老年人研究中心的报告，中国大约10%的老年人承认自己有紧张感，26%的老年人感到沮丧。在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六十五岁以上的人有八千八百万，占全国总人口的6.96%，这意味着老年人问题今后会更加严重突出。在每一个家庭中，每个人都有义务赡养自己的父母，解决父母的老年生活问题。尊敬父母，赡养老人，也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家庭道德的重要内容。古人也把“孝”视为家庭伦理道德的首位。认为“孝悌为本”。“孝”即为善待父母，“悌”即为尊敬兄长。这种绵延几千早的孝悌观，至今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仍为传统家庭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儿女赡养爹娘，同父母抚育子女一样，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自然也就有赡养老人的义务。我国目前养老保险事业尚不成熟，养老仍以家庭为主。即使将来完善了养老保险制度，作子女的也不能忘了养育老人的义务。

那么，怎样才能使老人在家庭中感觉温暖，产生幸福感呢？

笔者认为，首先要全面理解赡养老人的内容：孝敬老人不仅要进行经济供养，保证老人有充足的生活来源，过上富足幸福的晚年生活，而且还要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特别是要重视精神慰藉。老人们在晚年最需要的是儿女的亲切问候和晚辈的尊敬陪伴，特别是在病中，亲人慰藉更为重要。应该摒弃旧俗中不好的一面，要清楚孝敬老人重要的是生前的关怀照顾，而不是死后的厚葬和场面，那毫无实际意义，要提倡厚养薄葬，丧事新办的风气。然后要全面形成赡养老人的风气和全面落实赡养老人的法规。孝敬老人是一种传统美德，更是一种世俗风气。要在全社会造成一种“孝敬老人光荣、虐待老人可耻”的风气。家庭之间可以经常组织一些孝敬老人的讲和睦、讲新风的活动，弘扬传统美德；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阵地和文艺节目开展宣传活动，造成一种深厚的舆论氛围。二，夫妻问题。

家庭首先由夫妻两个人组成。夫妻关系即婚姻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密切最长久的一种，也是客观的社会关系。处理好夫妻的关系有利于解决老年人问题和子女成长问题，从而也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而据有关方面统计，中国离婚率从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离婚率上升也不能单纯地说是好事或坏事，应该具体分析。除了婚姻道德观念的变化，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冲击外，最主要的是现代人对婚姻品质的期望值远远高于上一辈，一旦婚后的现实与婚前的期望产生矛盾且不可调和，离婚就是必然的选择。在这里，离婚也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只要婚姻还有一线希望，就应该尽力挽救。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离婚问题也会有逐步完善的解决途径。

婚姻关系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的，双方在经过不太短的时间考验以后，才能考虑到组织家庭。一个家庭要长久地生活在双方的人际关系之中，不但要抚养自己的儿女，还要奉养双方的父母，而且还要亲切和睦地处在双方的亲、友、师、生等等之间。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更亲密的、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开始。“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也是中国人民几千年的智慧的结晶。

作者认为，夫妻间应该互助互爱，互相尊敬，保持忠贞而精诚的爱情。在坎坷的路上，能够扶掖而行，互慰互勉，相濡以沫；在平坦的路上，能够携手同行，一起分享快乐，享受宁静柔畅的生活；对家庭共同承担责任，尊敬双方父母，善于教育自己的子女，要努力为家庭创造民主和谐的气氛。只有这样，才不会有什么人为的“划清界限”，什么离异出走，不会有家破人亡，也不会有那种因偏激、怪僻、不平、愤怒而破坏社会秩序的儿女。三，青少年问题：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人类的希望。教育子女，培养后代，是父母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应当把教育好子女作为家庭美德的重要方面，树立正确的教育观点，采取有效的家教方式，认真搞好子女教育，为祖国培养栋梁之材。

每个青少年对于自己成长的家庭，都有不同的回忆。家庭塑造人的个性，影响人格成长、人际关系、管理情绪的能力，以及对人与人之间情绪互动的了解，童年时从家庭所受到的影响，会延续到日后所经营的新家庭、塑造出的下一代，所以，在孩子青少年时所受到的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根据调查显示，当前青少年犯罪的比率逐年上升，案件性质的严重程度不断加大，特别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低龄化趋势的问题已越来越严峻。许多学者从家庭、学校、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作了许多颇有深度的探讨，但无论是从学校的教育不当，还是从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消极因素来看，虽然都与青少年犯罪有一定的关系，但追根溯源，不良的家庭因素，才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首要因素。不良个性的形成也是家庭影响青少年犯罪的关键；问题家庭对青少年个性影响更大。那么，怎样才能使青少年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呢？

笔者认为，首先要提高父母的认知水平，使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个良好的心态，这样才能对培养孩子良好的个性起到积极的作用。其次，父母要给孩子树立榜样，善于与孩子交流和沟通，尊重孩子，重视他们的想法并帮助他们辨别是非，使他们能够意识到被爱，被尊重，被接受。家长还要培养他们自主，自主，自强意识，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总之，教育子女是父母一辈子非常艰巨而又喜悦的任务；能够使自己的孩子健康茁壮成长，也是父母们的责任和光荣。看过《成长的烦恼》的人们都应该知道，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可以带给人们至高无上的快乐。将中西方家庭比较，西方家庭温情似乎要多一些。在一个民主自由充满爱的家庭里面，夫妻之间生活和谐，孩子处处充满生机与活力，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中西文化虽然有很大差异，但是仍然有很多地方值得家长们去学习与模仿。我们大多数都会成为父母，也都会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我们努力工作为家庭做贡献，但是如果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能够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人才，能够善待我们身边的老人，那我们也就是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人生的道路上，不但有“家难”而且有“国忧”，也还有世界大战以及星球大战。但是由健康美满的恋爱和婚姻组成的千千万万的幸福家庭，就能勇敢无畏地面对所有这一切！

第五篇：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问题论文

小说如何表现思想，这是一个被很多作家、评论家反复谈论过的问题，但在当今的长篇小说创作和评论中并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表现之一，是一些作家在写作中一味地追求所谓的思想深刻，大都喜欢用“百年”的宏大视角来勾勒作品，似乎不粘上一点“百年”的宏大视角，小说的叙述就没有力度。

还有，一些评论家喜欢用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来衡量长篇小说的艺术质量，似乎越是在小说叙述中表现出强烈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倾向，便越显示出作家的思想深度，小说的写作也越有价值。然而，我对于上述这些表现有不同的看法。

小说在中国文学中，是有自己的传统，与“文”的载道传统，与“诗”的言志传统相比，小说出于“稗官”的“残丛小语”传统（参见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中国小说传统的梳理，清楚地揭示了“小说”具有“街谈巷说”、“细碎其言”的特点。这样的小说传统，除具有供统治者以观民风的资政功能外，从小说自身的需求看，主要是娱乐。鲁迅先生在《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一文中，指出小说源于杂戏、市人之口述和庆祝及斋会时用之。这种娱乐为主的小说传统，与诗教为主的文史传统，在道统上是有区别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功能差异，小说一直是文学正统之外的末流，徘徊于文学的边缘地带。但这种边缘地带的小说创作成就了小说文体自己的文学气象，它的叙事娱乐功能胜于教化功能，而且，不像诗歌抒情言志那么郑重其事，也不像文以载道要担负那么多的社会功能，小说文体的卑微，甚至显得有点不登大雅之堂的琐碎特色，让这一文体始终保留着较多的世俗生活的面相和民间的乐趣。但这种小说文体的传统特色，到近代发生了变异，变异的原因，主要是一些具有政治抱负的现代知识分子加入到小说作者的行列之中，在倡导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他们意识到小说愉悦功能可以作为一种思想工具，来担负启蒙的任务。从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到鲁迅“改造国民性”的理想追求，小说在现代启蒙者的思想视野中，超越诗歌、散文，一跃而成为现代文学中最受社会关注的文体。这种文学功能的大转换，使得中国原有的小说传统也发生了转变。小说以娱乐为主的传统价值认同，让位于借小说来表达民意的社会批判功能。

从 20 世纪开始，凡是重要的社会政治信号的文学释放，几乎都与小说创作链接在一起。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到鲁迅的《狂人日记》，从茅盾的《蚀》三部曲，到 1930 年代的《子夜》的写作，凡此种种，早在中国文学走进当代之前，意识形态的思想实验，早已自发地进入到作家的写作视野之中，甚至像鲁迅在《药》中，也不惜在革命者夏瑜的坟头添上一个亮色的花环，以寄托作者的哀思。但这样的现代小说传统在成就20 世纪中国文学成就的同时，也不能不对中国传统的小说艺术有所限制。最突出的现象，是现代政治在文学结构关系中的强势介入，打破了原来以娱乐为主的小说欣赏习惯。中国古代小说有说教的功能，但也只是停留在寓教于乐的层面，没有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上的强制性要求。到 20 世纪，小说成为文学中的主导文体时，载道和诗教的重负统统转移到小说身上，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对小说的功能就作了种种规定，以此来拔高小说在社会上的地位。从五四开始，李大钊引入意识形态概念，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艺术，不再是游离于国家意志之外的个人吟咏和唱叹，而成了组建民族国家文化共同体的有力环节。

1920 年代，太阳社在文学批评领域尝试文化批评，强化国家意识在作家创作中的影响力，一直到 1930 年代“左联”以组织的方式成功建构起文学意识形态。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包括知识分子道德理想的文学诉求，合理合法地走进了现代文学。在传统小说创作中，写作者的身份是才子和文人，写作完全是他们个人的事，反思传统，批判社会，不是说没有，但很个别，而且点评家们对此常常会以浅、显、露、直等概念加以否定。到了现代，因为道德立场和批判意识在意识形态视野中的特殊地位，小说创作中作者跳到前台，扮演道德传道者的身份角色，已经让读者不再感到陌生。这种立场在先、姿态在先的现代文学景观，在五四白话文、1920 年代的革命文学以及 1930 年代的左翼文学中，是一抹光彩夺目的时代色彩，形成了中国新文学传统的符码系统。

进入到 1949 年之后的当代中国文学阶段，从文学艺术层面来考察小说创作和评论的实际状况，可以看到，在思想立场和批判现实的价值认同上，新文学与当代文学并没有根本分歧，差别只在于具体内容上当代文学赋予了小说创作、文学评论以更加明确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斗争的内涵。新时期以来，这种现代文学传统也没有弱化，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日常世俗生活场景在小说艺术中逐渐增多的同时，招致左右两种思想营垒的共同不满。这些批评都认为当下的中国文学越来越缺乏思想了。其实这种批评包含的潜台词是小说应该是一种关注社会、批判现实的大说，而不应该专注于鸡毛蒜皮的日常琐事。小说是不是一定要承载社会批判功能，这本来是作家、评论家的个人趣味问题，但在一些论者看来，小说根本就不存在“小”说的传统，似乎小说一旦进入“小”说的传统，便意味着小说的末路。但从当代中国小说创作情况看，立足于“小”说传统的文学创作，并不是没有探讨之可能，像汪曾祺的小说《受戒》等等，时至今日很多人还喜欢，只是很多评论者的阐释至今还停留在人性的解释层面，很少有人从中国小说传统方面加以阐释。我以为这部小说最大的意义，就是摆脱了新文学批判传统的约束，回归到传统小说的娱乐、趣味世界。汪曾祺晚年有过两篇文章，专门谈中国小说传统，一篇是《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还有一篇是《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收入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这两篇文章加之汪曾祺自己的小说实践，都清楚地表明新时期以来，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在重新复燃，并且构成了一种文学探索。汪曾祺自己的创作谈，很多都是借助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术语，来解释小说的特性。如他认为小说要自然本真，要当行，而不是真实，这就是一种俗文学的传统说法，而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

所以，他的小说写得像话本、传奇，接近市井闲谈的飘逸风格，说的都是好玩的事情，意趣和谈资是小说立意中最重要的部分。假如忽略了汪曾祺的这种努力，一味地在人性问题上强调汪曾祺小说的价值，那与汪曾祺创作的本意是有一定距离的。

再说对人性问题的文学探索，同时代人中，比汪曾祺写得更加深入、更加执着的大有人在，像谌容的《人到中年》、戴厚英的《人啊，人！》等，对人性的呼唤，几乎是到了呼之欲出的境地，汪曾祺的小说与之相比，人性的强度显然要弱多了，所以，我认为人性的表现不是汪曾祺小说的强项。但汪曾祺的小说另有一功，优势在别处。当很多当代中国作家都在眼睛向外，往社会、历史等宏大方向探讨小说艺术时，汪曾祺却是从俗文学的“小”说传统里小心翼翼地寻找中国小说发展的路径，尝试着将当代中国小说创作与这个“小”说传统对接起来。这种探索，让一些注重知识分子价值立场的写作者有一种虚无感，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当代小说的探索方向应该是朝着西方现代化的路子走，好像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没落的东西，需要现代西方文化来改造。但汪曾祺的小说不但没有朝着西化的路子走，反而退向中国传统世界，这种复古后退的审美取向产生的审美效果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腐朽不堪，反倒是活色生香、熠熠生辉。这让一些在西化道路上急步奔走的知识分子写作有些尴尬。的确，中国传统小说的小道并不比现代化的阳关道逊色，尤其从小说艺术上来考虑，汪曾祺的小说不仅没有失去小说的思想灵魂，而且在小说艺术上远比那些将立场、价值、反思、批判挂在嘴边的写作更具思想魅力。

汪曾祺在小说中不大谈论批判现实问题、道德良知问题、思想启蒙问题，他笔下呈现的是花花草草、吃吃喝喝、平民百姓，整个小说的探索似乎是朝着反现代的美学方向发展。

他没有选择他熟悉的知识分子做小说的人物，而是选择小尼姑、小和尚，就像《受戒》中出现的人物，都是一些时代身份感比较弱的人物，但这样的人物经过汪曾祺的艺术处理，有一种玉树临风、独树一帜的风姿和意趣。

读汪曾祺的小说与近年读毕飞宇的小说，有一种近似的阅读感受，这就是小说写得本色，很温暖人心。他们的小说与那些强化“百年意识”,强化知识分子道德立场的小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汪曾祺、毕飞宇追求的是审美的快感，是讲故事的乐趣，而不是将社会问题、思想问题、价值立场摆在小说世界的首位。在今天很多作家的创作中，写小说的主要任务不是讲故事，而是探讨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宗教问题，说到底，他们是以审视而不是审美的眼光打量着当代世界。

汪曾祺、毕飞宇的小说世界给读者以温暖，这种温暖并不是他们在作品中提供了廉价的社会解决方案或虚高的道德正义立场，而是他们从最基本的生活体验中捕捉到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和生活细节，有滋有味地讲给你听，就仿佛是朋友间推心置腹地交流，全没有群情激愤的宣讲和指点江山的乌托邦激情。譬如毕飞宇的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写的是“文革”时期的乡村生活，照一般的小说模式，一写“文革”就是搞阶级斗争，但在毕飞宇笔下，一个乡村少年却怀着一腔放眼世界的豪情，带着一群鸭子，准备闯荡世界去了。这是“文革”时期乡村少年的视野和想象，小说写得轻松有趣，但像那么回事，是“文革”时代的记忆，但为什么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描写呢？同样是关注当今城市底层生活，在一些底层文学中，意在笔先的慷慨激昂，常常让读者忘了小说是一种艺术。而在毕飞宇的《推拿》中，你得承认，尽管他作品中的人物也属于底层，但小说与底层文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不是借创作来呼应底层问题，加入正义问题的集体行列，而是老老实实讲他觉得很有意思的几个盲人的故事。推拿师王师傅和他的恋人小孔以及徒弟小马，在南京一家推拿店里讨生活，这样的小人物我们常常会遇到，但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对此发生太大的兴趣，毕飞宇的《推拿》将这样一群人的生活置于小说艺术的视野之中。人们阅读了他的小说，对这群人的生活有了新的认识，而这种认识的起因是毕飞宇故事讲得有意思，很生动。

不起眼的推拿，在毕飞宇笔下，那么精彩有趣，真是不读《推拿》，不知道推拿中有那么多的学问、故事。读《推拿》，读者一定会记得其中的人物、情节和故事。其实，这是小说艺术最最基本的要求，但对照当代的一些长篇小说，有几位读者还能记得住其中的细节和人物呢？的确，我也常常无法理解，一些评论者在既记不得小说篇名，又记不得小说人物名字的情况下，只要小说中有作家的思想立场、批判姿态的强势出场，他们都会高调认可。可能，一些作家和评论家是看重所谓思想在场，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场小说的思想秀，作家只是在小说中摆了一个思想的 PO SE,至于具体内容，没有人记得。我明显感到毕飞宇的《推拿》与这类小说是不一样的，艺术趣味和表达方式根本就是天南地北。读《推拿》，你觉得一点都不喧闹，作家在慢慢地叙述，读者在耐心地等待，一切都有章法，不会随心所欲。你不会因为阅读《推拿》而激情燃烧，或情绪失控，但一曲终了，放下小说，你会由衷地赞叹这是一部有意味的小说。这是常态的文学阅读最好的回报。它不需要借助题材和道德姿态来虚张声势，一个优秀的作家有充分的自信，靠语言文字的力量来吸引读者。这种由作品文字所触发的更为丰富的阅读感受和思想联想，我以为是属于小说思想范畴的最有力的东西，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思想深度。

小说中的思想深度表现为作家对生活的艺术敏感，它是有趣味的发现和有滋味的叙述，单单是感觉到问题存在，对小说家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生活中敏感的人很多，有思想的人也不少，甚至是作家当中，有思想家气质的人也不乏存在，但艺术的敏感是属于美学范畴的东西，它是思想，但不是抽象的思想，是在小说形式控制之下的思想情感有序表现，它不是宣泄，不是情感失控，而是审美净化和升华，用汪曾祺的话说，就是“浅处显才”（见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这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思想类型的存在方式。由此我也联想到对毕飞宇《推拿》的一些肯定性的评论中，有一些解释也是似是而非的，评论者强调毕飞宇是在用小说的方式探讨人类尊严问题，体现了人性的温暖。这种论述的基点其实是社会学或是其他社会科学的，与小说艺术之间隔膜得很。假如毕飞宇的《推拿》不是以小说的艺术方式来处理一群盲人的生活，而是像新闻纪实那样记录一些盲人自强自立的事迹，岂不是更加励志，更加彰显盲人的尊严和人性的抗争力度吗？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毕飞宇的小说了，说到底，作家在《推拿》中所表现的是一种生活中的感触，是由感触而引发的讲故事的冲动，尊严问题、人性问题当然包括其中，但这些都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一种最普泛的说法，对小说艺术而言，有更直接的目标和追求，毕飞宇恪守着最基本的小说家法，从人物、细节、故事着手，让读者获得阅读的快感。

如此说来，小说要像小说，不要让小说变成了演说、宣传，或是社会问题研讨和思想问题专论。但遗憾的是，眼下很多小说追求的就是社会问题、思想问题研讨会的格调和气氛，弄得小说不像小说，思想研究又不像思想研究。在当今的小说创作和评论中，有关小说思想性问题是可以区分出两种类型。一种是传统小说的价值认同，以为小说的思想性不在于取材的大小和批判姿态的呈现上，而在于艺术表现力上，所谓艺术表现力，最集中地体现在作家对人物、细节和故事结构的把握上。有表现力的，小说就有思想性，而没有表现力的，很难说作品有思想性。另一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认同，认为小说的思想性重在批判，重在对社会重大事件的关注。有关注，有担当，就是有思想。我倾向于小说思想性的把握应该与传统的小说方式靠近起来，不要大而空，要小而结实。这不是放空炮，不着边际想当然地划出一条标准，而是从当下创作和评论的实际情况看，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在创作和评论中的问题最多，实绩最少。这不是说当代小说创作不要批判功能了，不要关注社会重大问题了，而是小说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有自己的规定性。无视小说艺术的规则，随心所欲地以思想的名义，道德的名义，以批判现实的名义来改变小说艺术的规则，眼下就不乏这样的做法，但导致的结果就是小说没有艺术性可言。小说的社会批判功能，其实都是因小说深厚的表现力而获得的社会效应。

如果小说没有艺术表现力，再强烈的批判精神，对于作品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说在小说创作问题上这样的理解还比较抽象的话，那么，联系到音乐、绘画这些技术性比较强一点的艺术类型，或许会比较好理解一些。音乐如果不讲究程式，绘画如果不讲究构图，再好的音乐、绘画思想都是无法表达出来的，同样的道理，小说艺术中的思想性问题，首先是艺术之中的思想，而不是思想和社会问题对小说的置入。对照当下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和评论，批判意识其实并不见少，但有活力、立意高远的批判力，在当代小说和评论中极其少见，那是因为很多人都忘记了小说是一种艺术，满足阅读快感是最基本的。

当作家们在作品中毫无节制地宣泄自己的情感，而自以为是思想能力的扩张；过度膨胀的小说篇幅，被一些人盲目地评价为创造力的爆炸时。如果能够有一点小说史的常识，对这些怪诞的当代小说创造现象就会有一种警惕。小说艺术不是随心所欲写到哪里算哪里，而是有它自己的规则和章法，数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写作惯例，有变异之处，但也有彼此相通的经验教训。

如果对照创作和评论的现状，需要提出一些质疑的话，我想说眼下还不是小说创作和文学评论有没有思想的问题，而是在文学的思想性的理解上，今天的作家、评论家达到了怎样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