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集名释义

第一篇：鲁迅杂文集名释义

鲁迅杂文集名释义

鲁迅先生的杂文犀利、深刻，一篇篇杂文如匕首、投枪刺向敌人胸膛。其杂文集名，同样反映出了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恨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之心。

《热风》先生前期杂文集，1925年出版。先生对于当时的黑暗现实颇为不满，写文章进行抨击，“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症究竟如何。”然而“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称之为《热风》。”

《坟》先生前期杂文集，1926年出版。先生认为“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明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棗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生愿的”，所以先生将杂文集命名为《坟》，意即将“一切一切”都埋掉。但先生又自认为没有刘伶那中“死便埋我”的放达，“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所以，命名为《坟》也是一种“取巧的掩饰”。《华盖集》收集先生1925年所作杂文。先生有诗云：“运交华盖欲何求”，华盖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是成佛作祖之兆。而在凡人则是厄运，华盖在上，人给罩住了，便四处碰壁。1925年，先生因《咬文嚼字》（yǎo wén jiáo zì）和《青年必读书》而遭到一些所谓学者文人的攻击，先生自称“碰了两个大钉子”，所以先生将这本杂文集命名为《华盖集》。而出版于1926年的《华盖集续编》则是因为“年月改了，情形依旧”。

《而已集》先生1927年所作杂文集，1928年出版。面对反动军阀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先生既愤恨，又无能为力，“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三闲集》收集先生1927年至1929年所作杂文三十四篇。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有过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成仿吾说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所以先生在1932年出版该集时，“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二心集》收集先生1930年至1931年所作杂文，1932年出版。1930年，《民国日报》载有署名男儿的文章《文坛上的贰臣传棗鲁迅》，说“鲁迅被共产党屈服”，“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首先列名；所谓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大作讲演，昔为百炼钢，今为绕指柔”等。而在此之前，亦有人说鲁迅的言动，“都由于莫斯科的命令”。所以先生“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起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来揭示“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伪自由书》1933年上半年，鲁迅用“何家干”的笔名在《申报》的《自由谈》

上发表短评，“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5月以后便不能发表，先生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所谓“„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所以将投给《自由谈》的已刊和未刊的杂文收成集子，称为《伪自由书》，于1933年出版。

《准风月谈》收集先生1933年下半年所作杂文，1934年出版。1933年5月，《自由谈》登出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鲁迅先生不得不适当改变内容，“谈风月就谈风月吧”，以隐晦曲折的手法来写。这些杂感，表面上是在谈“风月”，实质上是从“风月”来映出“风云”，所言者小，所见者大。因此先生称之为《准风月谈》。

《南腔北调集》1933年1月上海《出版消息》发表了署名为美子的一篇文章，其中写到鲁迅说：“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先生自己说：“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所以先生将1934年3月出版的这个集子命名为《南腔北调集》，是一种自嘲，更是对美子的嘲讽。《且介亭杂文》1935年，先生在上海“越界筑路”区域棗即“半租界”棗收集1934年所作杂文，命名为《且介亭杂文》，“且介”即取“租界”二字各一半而成，意喻中国的主权只剩下一半。后又有《且介亭二编》、《且介亭末编》。

《花边文学》收集先生1934年所作杂文，1936年出版。作者在该集的序言中对于命名原由作了解释：“

（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纸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

（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

第二篇：鲁迅小说散文集名释义

鲁迅小说散文集名释义

莱芜四中

段希刚

鲁迅的小说、散文、散文诗集均为自行编稿并自拟集名。这些集子的命名，或比喻，或象征，或写实。精辟深沉，意深味浓，内涵丰富。弄清这些集名的含义及由来，对于了解鲁迅的思想，学习鲁迅的作品不无裨益。今将这些集名释义撮于一处，亦可见鲁迅标题艺术之一斑。

《呐喊》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写于1918年至1922年。当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蓬勃发展，鲁迅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激流中去。作者在（《呐喊》自序）中说，他“呐喊几声”，目的在于“慰籍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用鲁迅的话说，是“喊几声助助威。”由此则可以看出，《呐喊》的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惊醒精神麻木的人们，使他们起来抗争，而发出的战斗呼喊，一是为勇猛的革命前驱助威帮阵呼喊，使他们无畏的前进。

《徬徨》鲁迅1924年至1925年所写的小说集。“五四”运动后，新文化统一战线发生分化，正像作者在（《自选集》自序）中说，写这些小说的时候，“五四”时代的战士，“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因此使自己产生一种“成了游勇，布不成阵的感觉，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他说：“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徬徨》，愿以后不再折模样。”作者后由题《徬徨》诗句：“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可见鲁迅当时这种心境的由来和本书题名为《徬徨》的含义。

《故事新编》历史小说集，写于1922年至1935年。它们都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是“故事”“新编”为演义，演义则为历史小说，所写的是古人古事，但又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而是借古人古事为当时的现实斗争服务，在古人古事的基础上，又表现了新意义，故名为《故事新编》。

《朝花夕拾》散文集，收鲁迅1926年2月至11月间散文十篇。原名为《旧事重提》，结集出版时给为《朝花夕拾》。鲁迅在本书《小引》中说：“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的。”这里的意思是指作者中年以后回忆青少年时代的往事。

《野草》散文诗集，写于1924年至1926年。1927年4月26日由作者编辑成集。其实正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的半个月，面对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情势，鲁迅表现了极大的愤怒。他把自己的作品比作野草，虽受尽“践踏”和“删刈，”但还是顽强的生长。鲁迅盼望新的革命运动重新起来，箱底获从地下喷出一样，烧尽地面上旧有的一切，包括他的“野草”在内，去迎接地下火的到来。他说：“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鲜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由此可见，集名《野草》歌颂了革命者顽强的斗争及其为了革命而自我牺牲的精神。

第三篇：鲁迅杂文集名诗及作品

鲁迅杂文集名诗及作品

热风华盖坟而已，三闲二心南北集；

自由风月花边文，且介三编集外遗；

译文古籍两序跋、续编补编莫忘记。

《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坟》、《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译文序跋集》《古籍序跋集》

第四篇：鲁迅杂文集名称的由来

鲁迅杂文集名称的由来

在鲁迅先生一生的文学创作中，杂文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那风雨如晦的黑暗社会里，他用一支犀利的笔，共创作了700多篇杂文，编为16个集子，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鲁迅作品集子的名称，或比喻，或反语，或引用，或拆字，诙谐风趣，精辟深沉，如同那些杂文一样，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折射出作者的生活、心境及时代的风貌，充分体现了鲁迅先生高超的命名艺术。《热风》（1918年——1924年）1925年编定,收入杂文41篇。对于集名,鲁迅曾解释说:“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编集时,鲁迅对当时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感到“寒冽”,以“热风”命名集子,正反映了鲁迅主张深刻批判社会,促醒人们去改革社会的强烈愿望。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1925年——1926年）分别于1925年12月和1926年10月编定,收入杂文31篇、32篇。旧时迷信说法,将人的运气好坏称为“交华盖运”。鲁迅将自己的这本杂文集命名为《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其中的原因他曾做过解释:“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在那险恶的斗争环境中,鲁迅可谓命运多舛,钉子常碰,真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自嘲》),但他“偏不遵命”,“偏不磕头”,诙谐地将自己的杂文集取名《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先生杂文的锋芒大多指向反动政府及当时的一些所谓学者、名流和正人君子，因而招致了政府的迫害和文化帮凶的围攻。先生将此迫害和围攻比喻成交华盖运，在调侃中体现了辛辣的讽刺，借此表达对敌人的蔑视和嘲弄。

《坟》（1907年——1925年）1926年10月编定,收入杂文23篇,鲁迅早期杂文多收其中。为什么取下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晦气的集名?鲁迅曾在他的文章中解释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坟》收了作者十余年间创作的杂文,说它是“糟粕”,当然是自谦之词。对那些旧制度的维护者,“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他面前,使他有时不舒服”,“得到一点呕吐”,这也许正是鲁迅将自己的早期杂文编辑成集的目的所在,也是《坟》真正的命名意图。先生又说，“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命名为《坟》也是一种“取巧的掩饰”。

《而已集》（1926年——1927年）:1928年10月编定,收入了1927年创作的杂文29篇,附1926年创作的杂文1篇。当时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如1926 年的“三·一八”惨案，次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面对反动军阀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先生既愤恨，又无能为力，先生愤然命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后来他就将写于这一年的杂文集命名为《而已集》,把自己“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表达了他对国民党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决心用手中的笔同他们斗争到底的决心。这个虚词“而已”虚中有实，表现出先生强烈的愤慨之情，真可谓“出离愤怒”了。

《三闲集》（1927年——1929年）:1932年4月编定,收杂文34篇。《三闲集》的命名脱胎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文学论争。1928年,就“革命文学”问题,鲁迅与创造社展开了论争。创作社成员成仿吾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指责“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以趣味为中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里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针对这种指责,鲁迅反驳道:“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是一种“锻炼周纳法”。“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二心集》（1930年——1931年）:1932年4月编定,收入杂文51篇。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刊载了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文,文中描绘了鲁迅既受反动文人的攻击,又受“左联”内部宗派主义者指责的处境,恶毒讽刺和攻击鲁迅为“贰臣”,“为了卢布”,“被共产党屈服”。对此,鲁迅先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御用文学家给我这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是有皇帝的。”不但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男儿”之类御用文人的幕后主子,还公开宣告“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干脆用“二心”作为集名,其反意而用之,表明了自己对反动统治者怀有“二心”,与他们势不两立而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决心和勇气。

《伪自由书》（1933年1月——1933年5月）1933年7月编定,收1933年1月至5月创作的杂文43篇。本集中的杂文均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尖锐指出：“《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是一句反话。“即以鲁迅的文章而论,凡针砭时事,揭露黑

暗的,要么被删节,要么被禁止。名集为《伪自由书》,意思是并无言论的自由,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有力揭露。

《南腔北调集》（1932年——1933年）:1932年2月编定,收入杂文51篇。当时上海有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一文中攻击鲁迅:”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而且是'南腔北调'。“对此,鲁迅迎头反击道:”我不会说绵软的京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表明了自己不愿随波逐流,鄙薄无聊文人的立场,信手拈来的这个集名,诙谐幽默之中,寄托了对敌人的鄙视,表示了不妥协的态度。

《准风月谈》（1933年6月——1933年11月）1934年10月编定,收杂文64篇。从1933年5月开始,国民党加紧了对《自由谈》的控制,审查日严日多,于是,编者”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但鲁迅仍用各种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结集时,鲁迅总结道:”想以一个题目限制作家,其实是不可能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鲁迅的杂文,借谈“风月”之名而行谈“风云”之实,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风月谈”。因此,所谓“准风月”者,其实是一句反语。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1934年——1936年）1935年12月编定,两本杂文集分别收杂文36篇和48篇。先生在《序言》末云：“记于上海且介亭。”鲁迅当时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当时被称为“半租界”。在杂文集的命名中,鲁迅运用了“损形”的修辞方法,“且介”分别是“租界”二字的一半,是“半租界”之意。“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间”。他以此集名告诉读者,这些杂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巢'杂文'的笔的刀下的结集”。以这种方法为集子命名，不失幽默诙谐，亦见先生标题艺术之一斑了。《花边文学》（1934年）1936年1月编定,收1934年创作的杂文61篇。作者在该集的序言中对于命名原由作了解释：“

（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纸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

（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 鲁迅当时发表文章多用笔名,文学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详,化名“林默”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对“花边”颇有微词。鲁迅后来说:“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当然,这里有些误会的成份,鲁迅以“花边文学”为集名,亦不无讽刺之意。

第五篇：鲁迅杂文集名字的来历

鲁迅杂文集名字的来历

《热风》:1925年编定,收入1918年至1924年间创作的杂文41篇。对于集名,鲁迅曾解释说:“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为《热风》。”编集时,鲁迅对当时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感到“寒冽”,以“热风”命名集子,正反映了鲁迅主张深刻批判社会,促醒人们去改革社会的强烈愿望。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分别于1925年12月和1926年10月编定,收入了1925年、1926年创作的杂文31篇、32篇。旧时迷信说法,将人的运气好坏称为“交华盖运”。鲁迅将自己的这本杂文集命名为《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其中的原因他曾做过解释:“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在那险恶的斗争环境中,鲁迅可谓命运多舛,钉子常碰,真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自嘲》),但他“偏不遵命”,“偏不磕头”,诙谐地将自己的杂文集取名《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借此表达对敌人的蔑视和嘲弄。

《坟》:1926年10月编定,收入了1907年至1925年间创作的杂文23篇,鲁迅早期杂文多收其中。为什么取下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晦气的集名?鲁迅曾在他的文章中解释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坟》收了作者十余年间创作的杂文,说它是“糟粕”,当然是自谦之词。对那些旧制度的维护者,“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他面前,使他有时不舒服”,“得到一点呕吐”,这也许正是鲁迅将自己的早期杂文编辑成集的目的所在,也是《坟》真正的命名意图。

《而已集》:1928年10月编定,收入了1927年创作的杂文29篇,附1926年创作的杂文1篇。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犯下了累累罪行。当时目睹了敌人暴行的鲁迅先生愤然命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后来他就将写于这一年的杂文集命名为《而已集》,把自己“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表达了他对国民党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决心用手中的笔同他们斗争到底的决心。

《三闲集》:1932年4月编定,收1927年至1929年间创作的杂文34篇。《三闲集》的命名脱胎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文学论争。1928年,就“革命文学”问题,鲁迅与创造社展开了论争。创作社成员成仿吾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指责“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以趣味为中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里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针对这种指责,鲁迅反驳道:“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是一种“锻炼周纳法”。“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

《二心集》:1932年4月编定,收入了1930年至1931年间两年间创作的杂文51篇。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刊载了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文,文中描绘了鲁迅既受反动文人的攻击,又受“左联”内部宗派主义者指责的处境,恶毒讽刺和攻击鲁迅为“贰臣”,“

为了卢布”,“被共产党屈服”。对此,鲁迅先生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御用文学家给我这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是有皇帝的。”不但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男儿”之类御用文人的幕后主子,还公开宣告“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干脆用“二心”作为集名,其反意而用之,表明了自己对反动统治者怀有“二心”,与他们势不两立而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决心和勇气。

《伪自由书》:1933年7月编定,收1933年1月至5月创作的杂文43篇。本集中的杂文均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尖锐指出:“《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是一句反话。”即以鲁迅的文章而论,凡针砭时事,揭露黑暗的,要么被删节,要么被禁止。名集为《伪自由书》,意思是并无言论的自由,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有力揭露。

《南腔北调集》:1932年2月编定,收入了1932年至1933年间创作的杂文51篇。当时上海有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一文中攻击鲁迅:“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而且是'南腔北调'。”对此,鲁迅迎头反击道:“我不会说绵软的京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表明了自己不愿随波逐流,鄙薄无聊文人的立场,信手拈来的这个集名,诙谐幽默之中,寄托了对敌人的鄙视,表示了不妥协的态度。

《准风月谈》:1934年10月编定,收1933年6月至11月发表于《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的杂文64篇。从1933年5月开始,国民党加紧了对《自由谈》的控制,审查日严日多,于是,编者“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但鲁迅仍用各种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结集时,鲁迅总结道:“想以一个题目限制作家,其实是不可能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鲁迅的杂文,借谈“风月”之名而行谈“风云”之实,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风月谈”。因此,所谓“准风月”者,其实是一句反语。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年12月编定,两本杂文集分别收了1934年、1935年创作的杂文36篇和48篇。在杂文集的命名中,鲁迅运用了“损形”的修辞方法,“且介”分别是“租界”二字的一半,是“半租界”之意。鲁迅当时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是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以外修筑马路的区域,当时被称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间”。他以此集名告诉读者,这些杂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巢'杂文'的笔的刀下的结集”。

《花边文学》:1936年1月编定,收1934年创作的杂文61篇。报纸的短评,刊出时往往圈以花边,以示重要;“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鲁迅当时发表文章多用笔名,文学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详,化名“林默”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对“花边”颇有微词。鲁迅后来说:“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当然,这里有些误会的成份,鲁迅以“花边文学”为集名,亦不无讽刺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