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黑格尔的悲剧理论解读小说（共五则）

第一篇：以黑格尔的悲剧理论解读小说

以黑格尔的悲剧理论解读小说《金陵十三钗》

南京大学文学院10级李一枝

摘要：黑格尔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悲剧理论史上的另一座高峰，他的悲剧理论在西方悲剧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今天，黑格尔的悲剧理论依然没有过时，影响着当代悲剧的发展。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是一部优秀的悲剧，本文试图以黑格尔的悲剧理论来解读《金陵十三钗》，以精辟的理论和优秀的作品互相印证。

关键词：黑格尔悲剧理论《金陵十三钗》

历史上，亚里士多德首次对悲剧进行了专门研究，提出“净化说”：悲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对悲剧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其后，有众多作家、哲学家、理论家延续了对悲剧的探讨，但其中真正能与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的，只有黑格尔。黑格尔戏剧理论的中心是“冲突说”。黑格尔认为，戏剧必须有矛盾冲突才能发展，“一个动作的目的和内容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成为戏剧性的：由于这种目的是具体的，带有特殊性的，而且个别人物还要在特殊具体情况中才能定下这个目的，所以这个目的就必在其他个别人物中引起一些和它对立的目的”2，这种冲突是无法避免的，而“基本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的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因此，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中而且就通过实现这种伦理理想而陷入罪过中”3。也就是说，各有其合理性的矛盾双方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那么，这样左右为难的冲突又将如何解决呢？黑格尔提出了著名的“悲剧和解说”：通过个别特殊性的毁灭而达到矛盾的“和解”——“通过这种冲突，永恒的正义利用悲剧的人物及其目的来显示出他们的个别特殊性（片面性）破坏了伦理的实体和统一的平静状态；随着这种个别特殊状态的毁灭，永恒正义就把伦理的实

4体和统一恢复过来了”。这样，就会产生两种悲剧结果：“或是完全遭到毁灭，或是在实现

目的的过程中（假如它可以实现），至少要被迫退让罢休。”5而通过矛盾的和解，悲剧除了能引起人们的恐惧和同情之外，还会产生调解的感觉，即看到永恒正义胜利的欢慰。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小说《金陵十三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南京大屠杀前夕，一些女学生由神父保护着，住在南京城中的教堂里。一些窑姐为了避难，强行闯入教堂，与神父、女学生们发生了一系列冲突。日军攻陷南京城后，女学生们被发现，日本军官“邀请”她们去参加圣诞庆典，就在女学生和神父走投无路时，窑姐们站了出来，乔装代替女学生上了日本人的车，从日本人的虎口下救出了女学生。毫无疑问，《金陵十三钗》是部悲剧，南京的沦陷、人民的死亡、妓女的英勇就义，都是令人悲哀的。本文着重探讨其中妓女的悲剧。在这部小说中，妓女与神父、女学生的冲突贯穿始终，挑起了整个故事的大梁。主要的冲突有以下几处：

一、妓女们要闯进教堂来，而神父阻拦她们。妓女们想躲进中立的教堂以保命，而神父为保护女学生和教堂圣地免受妓女的“污染”，拒绝她们进入。妓女玉墨向神父跪下道：“我们的命是不贵重，不值当您搭救，不过我们只求好死。再贱的命，譬如猪狗，也该死个干净利落。”按照一般的伦理价值观，人们自然地就会站在神父一边，认为妓女不该妄想进入教堂寻求庇护，但玉墨的话却证明了其要求的合理性——妓女虽下贱，却也是生命，凡是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

二、妓女红菱在寻找丢失的骨牌时与女学生们发生口角；妓女豆蔻因食物与女学生发生1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2月第1版，第19页。黑格尔《美学》，朱光潜 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4月第1 版，第三卷下册，第246页。3 同上，第286页。同上，第287页。同上。

冲突。在单纯的女学生看来，妓女们的穿着打扮、言行举止就是肮脏淫秽的代名词，她们一方面对妓女群体感到好奇，一方面又轻贱、鄙视妓女。而窑姐们“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表现（逃命时还带着骨牌、南京沦陷之后还喝酒作乐等）更让她们感到妓女之下贱与不可理喻。但其实，妓女们“不知亡国恨”的态度与她们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她们大都从小受欺负，经历悲惨，苦中作乐已成为她们的本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也体现着她们的悲哀与可怜。书中也从侧面描写了这一点：神父告诉女孩南京沦陷的消息，女孩们“哭了一阵，突然听见响动，转脸去看，十几个窑姐站在后面，很想打听出了什么事，却又不敢打听”6。另有一处描写：豆蔻被十几个女学生围攻，满脸是血，嘴还硬的很：“老娘我从小挨打，鸡毛掸子在我身上断了几根，怕你们那些嫩拳头？”反观女学生们，因为听了豆蔻的污言秽语，觉得受了天大的侮辱和伤害，面色苍白，眼含泪珠。

三、主人公书娟与妓女玉墨的冲突。书娟认出玉墨就是自己父亲的情人、破坏自己家庭的第三者，而就是因为玉墨的介入，母亲让父亲出国讲学，间接导致了灾难来临时书娟的孤苦伶仃。因此，在天然的对妓女的鄙视之外，书娟对玉墨更有一种仇视。书娟把自己的遭遇算到玉墨头上，曾想用火钳子烫伤玉墨的脸来报复，到了门口，却因看到妓女们感怀痛哭的场面而放弃。

全书分量最大的冲突，是神父内心抉择的冲突，将其外化到现实生活中，就是保女孩的命还是保妓女的命的冲突。女孩、妓女选其一，神父内心肯定是倾向于女孩的，但其内心也一定是挣扎的。严歌苓在《金陵十三钗》的修订版中加入了描绘神父内心挣扎的情节：“当英格曼神父从十字架前面站起来，思维和知觉一下子远去，他知道自己处在虚脱的边沿上，疲劳、饥饿、沮丧消耗了一多半的他，而他剩下的生命力几乎不能完成他马上要说的、要做的。他将要说的和做的太残忍了，为了保护一些生命，他必得牺牲另一些生命。那些生命之所以被牺牲，是因为她们不够纯，是次一等的生命，不值得受到他英格曼的保护，不值得受到他的教堂和他的上帝的保护„„是这么回事吗？在上帝面前，他有这样的生死抉择权，替

7上帝作出优和劣的抉择？”一般的世俗的价值观把妓女们定义为下九流的生命，但神父这

里说所“次一等的生命”，却不无自讽的意味；而当妓女们自愿代替女学生时，她们就不仅不是次一等的生命，反而是最上等的、最光辉的生命了——“她们是南京城最漂亮的一群‘女学生’，个个夺目。”8

在兵荒马乱的环境中，妓女和女学生间最主要的冲突，归根到底，是有关生存和尊严的冲突。不论高贵与否，在生存权这一点，人人平等。女学生和妓女都有生存下来的合理理由，但双方中又必须有一方做出牺牲。两难的选择必然导致悲剧的结局，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或是悲剧人物的毁灭，或是悲剧人物的退让。而在《金陵十三钗》中，悲剧的结局结合了黑格尔所说的两种情况——妓女们放弃了自己排他的生存要求，又以自己的毁灭给女学生们创造了生的机会。妓女们用这种悲上加悲的方式换来了矛盾的和解，也升华了自己的形象——女孩们得以生存，妓女们得到尊重。但妓女们的选择含着深深的悲哀，就像刚开始有些妓女不愿代替女孩时，玉墨所说的话：“你们藏着是要留给谁呀？留着有人疼有人爱吗？藏着吧，藏到转世投胎，投个好胎，也做女学生，让命贱的来给你们狗日的垫背！”9尽管已经决定要代替女学生，但玉墨的话里仍然有着深深的委屈、不甘与悲哀——身为低贱的妓女，只有通过这样的牺牲，才能换来正视与尊重。用对女孩的救赎来救赎自己，真不知是幸或不幸。可以说，玉墨等人选择代替女学生赴死，除了出于对女学生的同情与保护之外，还含有为自己、为妓女正名的意图。

黑格尔提出三种悲剧效果：恐惧、怜哀和调解。悲剧使人恐惧和怜哀的效果由亚里士多6严歌苓《金陵十三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20页。严歌苓《金陵十三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第209页。同上，第214页。同上，第211页。

德首次提出，“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而黑格尔的“恐惧”则指认识到自在自为的绝对真理的威力；“怜哀”是对受灾祸者所持伦理理由的同情；调解则是看到了永恒真理的绝对威力而感到的11欢慰。妓女们的行为的伦理理由足够令人动容——用生命的价值换取人格的尊重；也令人反思自己——生命真的有高下之分？难道不是每个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妓女们的牺牲是令人悲哀的，但不得不承认，这是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由此，年幼的生命得以延续，女孩的纯洁得到保护，妓女得到尊重，日本人也得到反抗（尽管这反抗是杯水车薪的，但带来了抗争的意义）。可以说，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谓“永恒的正义”到底是胜利了，也确实带给了我们悲壮的震撼和安慰。

参考文献：

1、《美学》，黑格尔，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4月第1版，第三卷下册。

2、《诗学》亚里士多德，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2月第1版。

3、《金陵十三钗》，严歌苓，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4、《悲剧的实质和效果——黑格尔悲剧理论评述》，杨振喜，《沈阳工程学院学报》，2010年10月，第6卷第4期。

5、《黑格尔悲剧理论研究》，孙云宽，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8月第1版。

11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2月第1版，第38页。黑格尔《美学》，朱光潜 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4月第1 版，第三卷下册，第288、289页。

第二篇：小说文本解读之二

二、人物

人物是小说文本解读的核心，读者可能记不住故事情节、故事的主题、某个生动的场面，但很少会记不住人物。但是，人物也是小说最复杂的一个元素。就种类来看，有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圆形人物、扁平人物、象征性人物等，可以说，世界有多丰富，人物就有多复杂。而只要人类存在一天，人物就一天不能被写尽。理解人物这个概念，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

1、第一个含义：小说是写人的。着眼点是人物本身。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东西方文化都认为人的存在是一个谜。如著名的斯芬克斯之谜，英雄俄狄浦斯解开了这个谜，最后却落得个弑父娶母、刺瞎双眼、自我放逐的悲剧命运。这个谜意味着，人是一个谜，如果解不开就生活在盲目当中，而解开则又会招致灾祸。小说解读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对人物的把握与理解。

这里面就有一个我们对人与人物的关系的理解。人不等于人物。人是一个实体，是自为的存在，不可能进入小说的平面世界。影视戏剧中虽然有真人，但那是由演员演绎的角色（人物），是用演技来展示作者对某一个角色（人物）的理解而暂时性存在的，而角色本身只是表达作者的观念、承载一定意义的工具，是假人。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就是自传体小说，其人物也不是真人。好比《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有曹雪芹的身世，但并非就是曹雪芹本人。《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有杨沫的真实经历但并非就是杨沫本人……。这一点是由小说的本质特点——虚构性所决定了的。

只有行为艺术中的人才以真人的方式进入艺术的世界。但这里的真人也是假人。生活中的人是自在自为的，我们只有给予他一个观察的角度，他才会被我们意识到。只有捕捉到他隐藏起来的与世界（包括与他人）之间的联系，他的存在才是可以被看到被理解被言说表达的。行为艺术中的人从进入了艺术家的大脑的一瞬间，作为艺术家某种观念的载体而被设计、组织，到活动、展示，观众观看并理解的全过程，他就打破了隐藏起来的关系而进入了可以呈现各种意义的形而上的艺术状态。

归根结底，人在小说中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不是自在自为的本真的存在。他仅仅是一个替代品，是承载着作家某种观念的符号与代码，是被作家高度抽象化以后的形象。我们把人物作为核心元素来解读，一是解读者可以通过认识理解人物（假人）去认识真人（即上一节课我们讲到的：故事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事物的一种特殊方式），找到人的奥秘，建立起我们对世界对人的某种观念。二是通过对人物的认识与理解，使解读者获得一种审美的想象的快感，反过来说，通过对人物的认识与理解，解读者也可以完成对自我的某种认识、认同、发现与完善。第三是人物在小说中的存在是无比丰富多样的，通过解读各种各样的人物，我们得以认识到各种生命形态包括人的生命形态的多样性。进而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来发现世界把握世界。（即我们上一节课所讲到的：故事的意义是作家个人对世界的独特发现，与科学的那种实验的分析的论证的认识理解方式同等重要）

理解小说的人物，关键是要找到作家让这个假人承载的观念（意义），其次是要找到作家如何让这个假人活动起来的机关，也就是要找到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人物的性格、命运的理解，通过对故事情节的解读从外部入手来把握人物。这种认识是建立在人对世界完整性的认识的基础上的，是一种整体性的把握。这符合传统小说对人与世界的认识。

2、另一个含义：小说是由人写出来的，也即人物是由作者塑造出来的。解读小说，也 1

要关注作者是如何写（塑造）人物的，这一点在现代小说理论中尤其受到重视。解读现代小说，除了理解故事情节所表现的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以外，更多的要把着眼点放在人物的意识与潜意识层面，捕捉人物的内心活动，情绪变化，精神心理状态，感觉与幻觉等。这是建立在作家对世界的破碎性的认识的基础上的，是一种碎片状的、零散的、跳跃性的、流动的、随意的、不确定性的把握。这符合现代后现代小说家对人与世界的认识。

3、最后我们还要落实到解读者自己。能否走进小说的世界，以何种方式去把握人物，还得看我们自身以何种观念看待世界看待自身，以什么样的心灵图式去把握世界把握自己。一句话，并没有一种一劳永逸、方便快捷的方法可以讲授，（请参考教材P142），解读者自身观念是否独特，心灵是否充盈，视野是否开阔，决定小说文本解读成果的丰富。“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意味着你可以发现属于你的那一个哈姆莱特，也可以发现属于你的十个、百个、千个哈姆莱特。同时，别人也可以。同一个文本，国王从中读到的是权力与野心，嗅到的是反叛的信号，知识分子读到的却是“知”与“行”的分裂，产生的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的思辨；同一个文本，一个女人读到了爱情的坚贞，另一个女人却读到了欲望的可怕与残酷；同一个文本，牧师读到的是对上帝的虔诚，异教徒却读到了对上帝的嘲弄；同一个文本，一个人读到了人性中的善良与美好终将获胜，另一个人却读到了人性的脆弱和世界对真善美的排斥与挤压……。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代对“哈姆莱特”的解读构成了“哈姆莱特”这个人物的全部意义与价值，并且这个意义与价值不是封闭的凝固的，而是面向未来敞开，并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不断延续下去。这就是小说的魅力！

小说文本解读示例2：欧·亨利《最后一片叶子》

一、小说主题：生命的信念与人性中的善——超越生死的精神力量

我们不难在小说里发现生与死，生活与艺术，信念与爱等诸多主题。解读的关键是怎么来梳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准确地找到小说的故事内核。这得从对人物的理解开始。问题一：人的信念与爱的关怀能否超越生死创造生命的奇迹？

比如得了重病，在医学已无能为力的情况下？答案是肯定的。《最后一片叶子》就是一篇赞美人的生命信念与爱的关怀能够超越生死的小说。

问题二：琼西的康复靠的是什么？对一片叶子的莫名其妙的联系。还有所寄托，骨子里隐藏着对活下去的信念。生命信念。而这生命信念体现在对艺术的执著追求上。两个女孩的友谊。她们的梦想。她们在贫穷中的坚持。她们对爱情的态度。老画家的梦想（年过六十，画了四十年的画而一无所成。但还是拥有对艺术的梦想，坚持着）。“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

过了一个钟头，她说道：“苏娣，我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

“男人？”苏像吹口琴似的扯着嗓子说，“男人难道值得---不，医生，没有这样的事。”

艺术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其价值是审美的，而审美本身就是一种超功利的精神价值。艺术以现实为基础但最终又是超越了现实的理想化的结果。如果生活是大地，那么艺术就是天空。如果一个人确定要以艺术创造作为自己生命的价值与自我实现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他要承受沉重的现实压力。意味着他可能会和与贫穷孤独为伍，可能会牺牲很多生活的乐趣，甚至不得不放弃世俗中所谓的幸福（比如可能就没有时间与精力去与一个男人 2

约会），意味着他得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代价，承受比常人更多的压力。

由此，我们可以推想，琼西的病倒，生命系于一线，是在疾病的打击下暂时失去了信念的支撑。她累了，坚持不了了，想要放弃，渴望解脱。

“我想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一切，飘下去，飘下去，像一片可怜的疲倦了的叶子那样。”

这时，疾病就成为了一种考验：对生命韧度与耐性的考验，对艺术的忠诚的考验，对人的精神力量的考验。一句话，对生命信念的考验。

而考验的设置就是“最后一片叶子”。这是作者独具匠心的地方。琼西并没有任何“值得她想了又想的事”，却把生命的希望寄托在最后一片叶子是否掉下来这个在苏和贝尔门看来“傻”、“胡思乱想”、“愚蠢”的事情上。最后一片叶子是联结生与死、现实与艺术、大地与天空的纽带。琼西能否活下去，与叶子的掉落本无任何联系，但琼西却在两者之间搭建了一种神秘的联系。最后一片叶子没有掉落，琼西意识到自己的脆弱，重燃生活的勇气，重拾生命的信念：

“我是一个坏女孩子，苏娣，”琼西说，“天意让那片最后的藤叶留在那里，证明我是多么坏。想死是有罪过的。”

过了一个钟头，她说道：“苏娣，我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

解读至此，我们可以说，小说的故事内核是对生命信念的讴歌。（艺术是支撑琼西与苏还有贝尔门的生命信念）。

而最后的一片叶子其实是老画家贝尔门画在墙上的，因此，解读的角度现在要转换到贝尔门这个人物身上来。

二、小说人物：苏。琼西。贝尔门。主要人物是贝尔门。

老画家贝尔门，衰老，丑陋，贫困潦倒，失意，酗酒，粗野，性情火暴，是一个执著追求艺术而被现实的重压所磨损、压榨的人。但是，他身上却有着不能被漫长艰辛的生活所磨损的东西，那就是善良与无私。给两个女孩当模特儿。自觉提供保护。无私：“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我们就可以都搬出去了。”他能想到并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为琼西画了一片叶子，自己却因此而牺牲。善滋生出爱，使得苏无微不至地照顾体贴萍水相逢的琼西，善滋生出无私，使得贝尔门冒险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小说的另一个故事内核是对人性中的善的讴歌。

三、艺术创造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杰作？

艺术创造当然需要才华与天赋，但是，最重要的是对善与爱的捕捉与表现。“操了四十年的画笔，还远没有摸着艺术女神的衣裙”的贝尔门，老说要画一幅真正的杰作却让杰作在画架上等待了25年的贝尔门，却用生命画出了一幅真正的杰作：一片以假乱真的树叶。这幅杰作不会带来钱财、不会变成贝尔门渴望的大房子，这片画在墙上的叶子很快会消褪、消失，但却拯救了一条生命。因此，具有善与爱的深刻内涵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杰作。这幅杰作震撼了苏，接着是琼西，接着是每一个读者。

四、作品的艺术魅力：

简笔与繁笔的精妙处理（对琼西生病过程的繁复描绘，对贝尔门风雨之夜冒险画叶子的简省讲述）。伏笔的层层铺垫、环环相扣，悬念的设置，最后谜底的揭开（琼西的重病能否 3

痊愈；叶子一天一天掉落，最后一片会不会掉，为什么竟然没掉……）。对比的魅力：叶子之轻与生命之重。讽刺与赞美相对比的叙述语调（对贝尔门的前后描述）。充满了内部张力。

第三篇：浅析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浅析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内容摘要]：现代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的作品有着悲剧的主题思想，悲剧意识是张爱玲生活中最重大的情感体验，这些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张爱玲的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笼罩着悲剧的氛围，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悲剧的阴影里。张爱玲善于运用苍凉的语言和独特的意象渲染悲凉的小说氛围，从而形成了苍凉的艺术风格。在她的世界中，是“虚无之物”,她永远都感到一种“惘惘的威胁”，感到天空的低迷。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彻头彻尾的悲观，她才格外地珍视生命,认真地享受生活带来的每一琐细快乐，体味着生的种种乐趣。从而，使这个原本庸常的俗世生活，散发出了诱因的光芒，也使得这个弱小的女子——张爱玲，闪耀着传奇色彩。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

张爱玲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女作家，显赫的家世、不幸的婚姻和坎坷的经历，给她的一生蒙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家庭变故和感情受挫，铸就了她复杂的心理世界和孤僻的性格，而对人性、历史和现实的悲观又促成了她独特的悲剧创作观，因此她的作品风格美艳而苍凉，笔触深刻而冷峻，塑造的女性人物总是弥漫着一种悲凉、阴暗的气息，她们蛰居在传统男权的阴影之下，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都源自于张爱玲自己悲剧人生的感悟。

一、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的概述

张爱玲终其一生都是封闭、孤独的。虽出生于名门望族，但从小就过着孤寂而凄凉的生活；曾在上海名噪一时，却又遭遇了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晚年独居海外，杜门谢客直至在故乡的中秋月明之夜客死他乡。透过热闹、凡俗的生活，她看到的是现实世界的风雨飘摇，情感世界的千疮百孔，人性的自私贪婪，生命的朝不保夕，人类文明的衰败灭绝。笼罩于张爱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学观的是无法消解的悲观。沃尔波尔有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女作家张爱玲是凭感情来领会，她把这个世界看作悲剧。因此，她的作品，一以贯川的是“荒凉”。

二、张爱玲悲剧意识的来源

（一）家庭生活的来源

张爱玲出身在名门贵族，但其祖父的煊赫遮不了父辈的衰落，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 且清丽孤傲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张爱玲的童年也因此分裂为两个世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整个儿都是懒洋洋灰扑扑，缭绕在鸦片的云雾里”，父亲另娶了太太，这更使张爱玲的生活阴云密布。敏感的张爱玲从小就在高门巨族中过着孤独而凄惨的生活，咀嚼了人世的沧桑，世态的炎凉。缺失的母爱、后母的虐待、父亲的狂暴，让她深深体会到人生的阴暗与悲哀，也逐渐孵化出张爱玲孤僻和冷淡的性格。“这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浓郁的悲观气质，张爱玲因了家庭中的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给她太多的苦楚和悲伤，形成了她自立于人世的态度，她沉默寡语，冷眼审视人生。父母的不幸婚姻，引发她对婚姻的消极态度，她笔下的婚姻是无爱的、苦涩的，带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另一方面，张爱玲接受了传统文化的陶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让她有丰富的知识和较高的鉴赏能力。封建家庭的衰败腐朽，使她对古老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有了较深切的体悟，世态人情的炎凉、无奈与哀伤，也深深刺伤了她的心灵。

（二）与胡兰成感情的受挫

在文字的世界里，张爱玲参透苍凉人世，冷峻深刻地解剖男女情感。而在现实生活中，她却所遇非人，爱了不该爱的男人。如果说家庭的变故让她看透了世事，那么与胡兰成感情的受伤则让张爱玲心中对爱情一点美好的向往都全部泯灭，加深了她创作的悲剧意识。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张爱玲就是这样通过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的。

张爱玲与胡兰成是在乱世之中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这都堪称是一场“传奇”。张爱玲的家庭给了张爱玲孤傲、冷淡的性格，可她热烈的爱着胡兰成。面对胡兰成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张爱玲无语失望。张爱玲说她对他的爱早已烧完了。可见这次婚姻对张爱玲伤害之深，促使她心理产生了对婚姻强烈的不信任。

自己的爱情悲剧，还有父母婚姻的不幸，对张爱玲精神以沉重打击，直接影响了她的悲剧创作观的形成和她以后人生道路上对婚姻的选择。这些来自情感的创伤，在她笔下表现为婚姻的消极落寞。《半生缘》里的婚姻是空壳，没有爱情，只有利益的驱使；《金锁记》的婚姻是枷锁，锁住了爱情，刺激了金钱欲。这些作品塑造的爱情悲剧都是张爱玲对婚姻的思考。由于对婚姻的消极，张爱玲小说“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三）封建男权文化的影响 男权文化不仅严重压抑和窒息女性的生存和发展，也压抑和窒息男性的生存和发展。张爱玲从小生活在一种书香与旧僚气并融的环境，她的心中深深地刻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在政治权力层面，男权文化显示出其无所不在、君临一切、强大无比的统治力量。在文化权力层面，它的能量就多少有些削弱。其直接的标志，便是男性身处男权文化阴影之下生命个体人格的委顿和个性的消失。张爱玲写透了男权社会中男性精神的萎缩乃至精神生命的相继死亡。她笔下的男性世界是一片倒塌了的废墟，飘荡的是荒凉的人性。男权社会里崇尚的男性强健的体魄、坚强的意志等在这里不复存在。在他们的婚姻中，“谋爱”不得而转为“谋生”的女性藉以依附的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一种自古而然的理念，这里透露出张爱玲对人性无以归附的深深的绝望与对女性深重的悲悯。

（四）战争经历的体验

在文化体验上，张爱玲对世界与人生的无法消解的深重的虚无与绝望予以特别的关注。她的这种态度的产生，也正是因为她自己亲身体验了这种无法消解的悲剧意识。张爱玲是否有直接的“文明的毁灭”的体验？对此最先使人想到的是她所表现的港战经验。战争经验对许多作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就本世纪的许多西方文化人来说，两次世界战争使得他们突然之间对人性与文明失去了信心。某种意义上，战争确实是文明的毁灭，至少，是文明部分的毁灭。尤其是世界性战争的发生，正说明了文明的力量不足以约束人性中的黑暗面，不能抵抗那种毁灭文明的势力。战争中个体的孤独与渺小使张爱玲生发出个体生存的危机意识，并质疑：“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张爱玲也开始怀疑人的理性，强调非理性，并致力于人性在英雄神话破灭后的自私、丑陋、苍白的刻画。

（五）西方文学的影响

除了自身主观的因素外，生活的客观环境也极大地影响了张爱玲的创作心态。但她毕竟生于“五四”以后，又从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母亲身上得到一种现代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浸染，在香港读书期间，她更直接、更广泛地接受了西洋式的教育。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张爱玲有机会对东西方文化重新进行审视，张爱玲潜意识中的文化心理是在特定时代对中西文化悲剧性体认的结晶。张爱玲从西方作家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强烈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文艺复兴时期西方 的主要文化是人文主义，提倡以人为本，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世界是由无理性的“权力意志”所决定的。西方文学在20世纪的发展表明“人也死了”。也就是说人的本质，那个可以拥有本质的坚硬的人如壳般碎去 了，“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人被抛到这世上来，谁也无法逃脱。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化固有的征服欲、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彻底击 碎了人类永恒、进步、富强的神话，整个西方文学开始关注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困境：人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可爱，人是自私、冷酷、脆弱的动物；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显然受到了这些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譬如威尔斯、劳伦斯、赫胥黎、毛姆这些带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的作品，尤其对威尔斯的“预言”，她曾经有过极其强烈的共鸣。

三、张爱玲创作的悲剧意识的在作品中的体现

(一)张爱玲作品中的虚无感

有句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说明人的一生不可能永远是坦途。身处顺境时，人们往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一旦落入困境逆境之中，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生活的态度，却是因人而异了。有些人“穷则独善其身”，仍然积极乐观地去生活、去奋斗，以图东山再起；另一些人则会因之而消沉下去，沉溺于人生的无常，进而发展为一种消极悲观的人生态度，以为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不可定的，无法把握的，个人的力量在命运面前是渺小的。张爱玲就属于后一种人。张爱玲早年的不幸的家庭生活，及后来不成功的情感经历，都对她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她形成了虚无主义的人生观，而这种观念在她的小说创作里也充分地反映出来。

(二)主人公对生的不可预测和对生存状态的绝望。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就有一种弥散在整个故事空间里的“虚无感”，其中的环境就给人以一种虚幻异样的印象。主角葛薇龙为了物质上的诱惑，她整个的人，从肉体到心灵，最终全都网在虚空之中。这一点可以从她的一段心理感受中看得十分清楚。那是在闹市与人群之中，她感到：“在这灯与人与货之外，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再如《沉香屑·第二炉香》，张爱玲写这篇小说仿佛专为表现人类命运中的虚无感，甚至把它扩展为整个宇宙的本性。当主人公罗杰感到彻底绝望，准备自杀的时候，她这样写：“黑暗，从小屋里暗起，一直暗到宇宙的尽头，太古的洪荒——人的幻想，神的影子也没有留过踪迹的地方，浩浩荡荡的和平与寂灭。屋里和屋外打成了一片，宇宙的黑暗进到他屋子里来了。”这里所说的“宇宙的黑暗”，是亘古长存的人类命运的底色，是广大的无所不在的虚空，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心灵恐惧和重压，被笼罩在虚无感中时。

张爱玲认为，人都是在劫难逃的。这种在命运面前感到无能为力的绝望心态，在《茉莉香片》中有更多的表现。主人公聂传庆希望借助心灵的力量，改变自身的境遇，但最终还是失败。他虽有抗拒命运的努力，也不过是在封闭的心灵深处，只是接近于“白日梦”的幻想，而在现实的人生中，不可避免要遭遇心灵的幻灭。在聂传庆的生活境遇里，有一 句话可以作为他的主题，那就是小说结尾处的“他跑不了”。他母亲一生也未能逃脱。张爱玲以一个精心设计的象征，深刻而形象地写出了她命运的残酷：“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至于聂传庆的命运，就是在屏风上又添上了一只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在他身上，张爱玲把人生虚空中的无力感，强化到了最大限度。

（三）凄凉情景的表现

《倾城之恋》中读者非常熟悉的一段话，最典型地表现出那种文明毁灭后、人们毫无物质与精神依傍的情境：在夜晚的清醒中，主人公感到“莽莽的寒风”像“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随着这寒风逝去的都有什么呢？一切。“什么都完了”。文明也完了，甚至对文明的记忆也已失去了——“剩下点断墙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好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这种什么都完了的感觉，在小说里被描绘为流苏在劫余所得到的唯一的一点精神上的觉醒。小说里两次出现的“墙”的意象都伴随着文明的毁灭与世界的虚无的主题，而这两次出现的意义，可以更清楚地揭示“文明的毁灭”这一主题。在这里一开始就通过“墙”的“冷而粗糙”、“死的颜色”与“人”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构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可以说正是“生命”与“无生命”的对比。

（四）封建没落的描述

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繁荣与破败，高贵与暧昧，眩目与阴冷交织的大上海，敏感的张爱玲对朝代更迭之间一个古老文明的荒凉与毁灭，有一种迫在眉睫的恐惧，更有一种洞烛先机的预言。《倾城之恋》借白流苏与范柳原“精刮”的爱情故事，透射出倾城亡国的悲凉气氛。“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变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香港的陷落表面上成就了一对平凡的夫妻，却也在更深层次上预示了古老文明的衰落。在经历战争所带来的沦陷后，张爱玲更明显地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与霉臭、封闭与疯狂，于是，封建遗老遗少、阴暗的屋子、鸦片、晚袍等不断地出现在作品中。张爱玲在《传奇》中揭示出了顽固存留的中国式封建心灵在现代环境下的文化错位，剖露了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的种种病态。

(五)人性描写中的体现

张爱玲习惯于从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来发掘人性的本质，因为“在世界上，最具悲剧 性格的是爱。爱是幻象的产物，也是醒悟的根源”。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必然的关系，能充分地展示人性的残酷、自私。尤为深刻的是，张爱玲敏锐地将凄怆、悲凉，而且揭示出男权社会对男性自身的腐蚀与戕害。

《金锁记》中的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背负着黄金的枷锁，在人性的挣扎中被挤扁最终 失去人性的可爱一面的可怜可恨的艺术形象。七巧以一个麻油店铺老板的女儿的身份做成簪缨望族的姜家二奶奶，只因为二少爷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在那样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狰狞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她的梦，迫使七巧一点点失望下去，一步步走向变态的边缘，一步步泯灭了良知和人性，她蜕变成了另外一个七巧，她不顾一切地捞取物质的东西，企图以此弥补感情上的亏损。如果说对三少爷季泽的渴望是七巧人性中渴望爱情的表现，那么泯灭了那最后一点爱后，她更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完全丧失了人性，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疯子。她的疯狂不仅使自己走向毁灭，而且还将身边的人拉来殉葬。她纵容儿子长白吸毒、纳妾、逛妓院，像当年自己遭受折磨一样摧残了长白的妻妾；对于女儿长安也一样，她断送了女儿读书的权利，还让女儿抽上了鸦片，并小施计谋随随便便断送了女儿的一生幸福且没有丝毫的愧疚。七巧小小的“胜利”便是道德和人性的沦丧。这种亲子关系中人性冲突的描写，更能显示作者浓烈的悲剧意识和小说巨大的悲剧力量。

(六)殖民地的失望

生活在英属殖民地香港，张爱玲近距离地洞察出英国文化的缺陷。大英帝国辉煌的历 史，使英国人产生一种根植于他们心中的民族自豪情绪。亨利七世时期，一位威尼斯使节写道：“他们认为除了他们之外就没有别人，除了英格兰之外就没有别的世界：每当他们看到一个潇洒的外国人，他们就说‘他看起来像个英国人’，并说‘很遗憾他不是英国人’。”即使到了辉煌不再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人心中仍然残存着种族歧视和殖民意识。对此张爱玲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在香港的天主教修道院里同为尼姑，开饭的时候，“几个中国姑子上灶去了，外国姑子们便在厅堂里等候”。连一个老得不中用的英国尼姑都有着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它(狗)又不通人性，它怎么懂得英国话 ”(《连环套》)，执意不用英语招呼小狗。张爱玲目睹了殖民地文化导致的人性的扭曲和精神的颓废，塑造了范柳原、哥儿达、乔琪升等“洋场社会的浮浪子弟”。对英国人冷漠、矜持的“绅士风度”，张爱玲也加以幽默的讽刺，“英国学生派是一种潇洒的漠然。对于最要紧的事尤为潇洒，尤为漠然”(《红玫瑰与白玫瑰》)，“英国人住在非洲的森林里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进晚餐”。张爱玲对于现代文明的认识都是悲剧性的。

（七）悲剧女性形象的塑造 由于骨子里的悲观气质，她的作品呈现出惊心动魄的深刻。社会的波澜壮阔是时间中的点，而唯有那些饮食男女的平凡悲欢，才是生命的原生态。就在这短暂的人生之程中。也处处是荒凉。构成人的世界的是人。而就是对于同类，她表现出了清醒的认识。她说，“人是脏的，”人世间没有爱，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爱在寸寸的磨损中毁灭了，这世上的情感哪样不是千疮百孔。在她的作品《花凋》中就给我们塑造了个悲剧女性形象。川嫦是常中最好的女子。本应受到家中特殊的关爱，然而。她的父亲是个封建遗老。因为不承认民国，自民国纪年起，就一直不再长岁数，是酒精缸中泡着的孩尸。但仍忙于醇酒，美妇。鸦片；母亲是苍白。绝望的女人。生了一堆孩子。在无爱无钱的家中过着琐屑的日子。姐妹们明争暗斗，你枪我夺。川嫦中学毕业。渴望再读书，但父母不愿把钱花在她的学费上，而这样家庭的女子，不能当店员。不能当女打字员，于是只能做“女结婚员”。但刚爱上。又得了病。父亲不肯出医药费。因为这年头馓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无法养活，而生病了的女儿还得一天两个苹果。父爱，母爱，手足之情，还有一份似乎本是唾手可得的爱情，一个个弃之而去，在这个没有爱的人生间，花季少女郑川嫦无声无息的死去。然而，这郑家的男男女女，又分明都是杀手，在他们的挤压中，川嫦死去了，在冷酷的感情，死去了。四﹑结语

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她用自己传奇式的一生和传奇性的作品演绎 了一个个悲剧故事。这种仿佛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悲剧意识，促使她以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手法解剖了人性的自私、卑鄙与扭曲，揭示了芸芸众生的孤独漂浮感、命运的困顿和生命的虚无幻灭感。

【参考文献】

[1]仝彦芳．洋场才女张爱玲[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2]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3]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4]夏志清.张爱玲小说述评[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5]易光.男性关怀：从母性到文化策略[J].文艺评论，1998，(3)：64.[6] 张爱玲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112、224、48、165、268、114、107、260、96、267.[7]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N].文汇报.2000—11—07.8

第四篇：浅析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的悲剧观

浅析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的悲剧观

黄洁琼（文史系0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六班 01b10640806）

[摘要]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是西方悲剧理论史上的两位巨人，他们之间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强调故事情节的营构是悲剧的灵魂, 而黑格尔则把悲剧冲突的根本动力归结为矛盾冲突。在悲剧产生的原因、悲剧效果等方面，尤其能见出两个理论体系的不同特点。但实际上,他们虽然一从情节视角展开理论建构,一从伦理冲突形成理论框架,却仍体现出了其伦理实质的一致性。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 黑格尔 悲剧观

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是西方悲剧理论史上的两座高峰，他们之间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但两者在悲剧产生的原因、悲剧效果两方面存在许多可比之处。布鲁克斯和卫姆塞特在他们的批评简史中把亚里士多德归结为一个结构主义者,认定他并不看重悲剧英雄的伦理观念,而斤斤计较于悲剧的行为与情节,即情节结构悲剧观;而黑格尔的悲剧观可以说起于伦理,终于伦理,悲剧精神在两个同等的伦理观念力量的冲突中体现出来,即伦理冲突悲剧观。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悲剧观念都不脱离“善”——即道德、伦理的范畴,这集中表现在他们的悲剧人物及悲剧效果的特性上。

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产生的原因的理论是先从悲剧人物的特点谈起的。他认为，“喜剧总是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悲剧则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好的人。”[1]“今天的人”指的是古希腊时期的普通人，悲剧人物则是“比今天的人好的人”，他们“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这些人声名显赫，生活顺达，如俄狄浦斯、劳厄斯忒斯和其他有类似家族背景的著名人物。”[2]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就悲剧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著名的“过失说”。悲剧人物由于无心的过失铸成大错，导致厄运降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十五章中集中地提出了悲剧性格的四点要求：一是性格必须善良。亚里士多德认为应该看言行举止来判断，性格好的人说话和气，为人善良。二是性格必须适合。悲剧人物性格应该符合年龄、身份，说话做事有分寸、看场合，做到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三是性格必须多元统一。一个人物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性格侧面，这些多元的性格因素应该为一个主要的元素统摄，从而做到性格的多元统一，寓丰富性于整一性当中。黑格尔也主张人物性格应该多样统一，且人物性格应该是特殊、明确的。四是性格前后一致。即使性格前后不一致，也要寓一致于不一致当中。黑格尔也主张人物性格应该是坚定一致的。伦理力量的普遍性与必然性通过情致决定了人物性格的坚定一致性：体现、代表某种普遍伦理力量的情致是人物性格的中心。在三、四两点上，黑格尔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将悲剧的发生归结于人物的过失，提出了“过失说”；黑格尔则将悲剧的发生归结于伦理冲突，提出了“悲剧冲突论”。伦理实体通过情致作用于悲剧人物，于是人物之间，不同的人物性格之间，不同人物所代表的伦理力量之间发生冲突。黑格尔在论及冲突的情景时继承了亚里士多德“过失说”论点：“„„，人不自觉的无意的做了某一件事，后来他才认识到那件事在本质上破坏了某种应受尊敬的道德力量„„，后来他对他的行动有了认识，承认他原先没有认识到的那种破坏行为还是出于他自己的，这样，他就被迫进入分裂与矛盾。”[3]关于悲剧冲突，黑格尔认为最常见的有三种类型。第一，由物理的或自然的情况所导致的冲突。例如由自然所带来的疾病、罪孽和灾害等。第二，由自然条件下产生的心灵冲突。黑格尔这儿所说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指与人生命运密切相联系的家庭关系、阶级出身、天生情欲等。第三，由心灵性的差异产生的分裂。黑格尔认为“这才是真正重要的矛盾”，才是最理想的悲剧冲突。具体又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由无意识的行动导致的冲突，如俄狄浦斯无意中杀父娶母，后来得知真相陷入内心冲突。二是有意识的行动导致的内心冲突，如阿伽门农的儿子杀母为父报仇的心灵冲突。三是行动本身并不引起冲突，而是由其他关系与情境所决定的人物内心冲突，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恋爱本身并不破坏什么，只因双方家庭的世仇，使之造成冲突。[4] 亚里士多德曾经给悲剧做过一个在世界文艺理论史中十分著名的描述,他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一句是指在悲剧效果上，可以通过悲剧所体现的怜悯和恐惧使人原来的过强或过弱的怜悯和恐惧之情得以调整，从而达到适度和平衡。这就是说，悲剧在效果上能够使人的情感达到纯正境界。[5] “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6]能对一个不应遭受厄运的人遭受厄运的处境产生怜悯之情是道德感的体现，能对一个和自身一样的普通人的险恶处境产生恐惧之情是切身感的体现。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效果应是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从而净化人的感情。

黑格尔是通过批判的借鉴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确立自己的悲剧效果论的。在黑格尔看来，关于悲剧效果最肤浅的一种看法是“能否引起快感”，黑格尔提出了“两种恐惧与两种同情”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的恐惧不可克服，因为伦理力量是人们所要实现的目标，而人总是一心去维护和实现这种目标而不是去克服它。因此，人们面对有着巨大威力而自己又无法克服也不能克服的伦理力量，感到了真正的恐惧。真正的同情是对人物所代表的实体性因素的同情。真正的恐惧与同情在永恒正义克服了各方的片面性后得到升华，成为“调解的感觉”，即欣慰。毕竟伦理实体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黑格尔的悲剧效果论是以伦理实体和伦理力量为中心的，这与他的伦理中心说是一致的，也暴露了他客观唯心主义的本质。

同时，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虽然一从情节视角展开理论建构,一从伦理冲突形成理论框架,却仍体现出了其伦理实质的一致性。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成因的“过失说” 是他在伦理学方面的中道理论在悲剧中的具体应用，为了说明悲剧理论中有关“善”的问题。而他的悲剧效果的“陶冶净化说”事实上会产生道德上的教育功用,即“要达到教育的目的,就应选用伦理的乐调”。[7]这表明他以善作为衡量艺术的标准,而悲剧的净化效果也服从于善的标准，而悲剧的道德教育作用便寓于“怜悯和恐惧”这种情绪之中,净化由此而得到生发和实现。而黑格尔对亚里斯多德的悲剧观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正,道德观念与悲剧的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均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黑格尔,他们的悲剧理论的共同取向都在于“善”,即都倾向于伦理道德,不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还是黑格尔的“冲突论”,都是建立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之上的,也即是悲剧中所传达的一种对人的生存价值的关注。这一自亚里士多德至黑格尔以来所形成的西方古典悲剧的实质和内核,经由近代西方悲剧实践的发展,进而得到了更大的关注和深化,并已转移到生存论层面的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深层思考上来。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诗学:第二章.[2][6][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诗学:第十三章.[3]罗国杰，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4][5]孟庆枢，杨守森.西方文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第五篇：老人与海悲剧意识解读

从桑提亚哥的形象刻画看《老人与海》的悲剧意识

摘要：《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的命运实质上是海明威人生经历的艺术表现，老人的悲剧特质带有作者深层心理体验的影子。“迷惘”是海明威一以贯之的创作个性，《老人与海》不仅把痛苦迷惘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把它升华为英雄精神背后的落寞与软弱。老人出海捕鱼的曲折历程本身就是一个失败的过程，而老人的外貌、语言、行动也披上了一层悲剧色彩。着笔较少的曼诺林是老人最亲的人，老人出海前后他陪伴在身边，但在老人最困难的时候却由于现实的阻力而离开了老人，曼诺林的离开给《老人与海》蒙上了人情悲剧的灰尘。因此，《老人与海》显现出强烈的悲剧观念和悲剧意识。

关键词：桑提亚哥 形象刻画 老人与海 悲剧意识

一、引言

《老人与海》无疑是海明威最杰出的作品，也是美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1954年，凭借《老人与海》独特的艺术魅力，海明威一举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老人与海》虽然只有几万字，但其中丰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技法让它的研究变得厚重。老人桑提亚哥的形象与曲折命运昭示的那种悲剧意识处处显现人的生存及精神状态，而“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能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的硬汉子精神背后的落寞、孤独则把对老人的敬佩、同情上升到哲学层面。从这个角度看，《老人与海》的英雄主义赞颂是次要的，老人与大自然的拼搏只是他走上悲剧命运的一块跳板。下面从海明威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迷惘”文学主题总特征的体现、老人形象的悲剧暗示、老人曲折的斗争历程、曼诺林的世俗人情、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精神特质等六个方面来阐述《老人与海》的悲剧意识。

二、《老人与海》的悲剧意识

1.海明威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以及个人生命体验复活了桑提亚哥形象。海明威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他的迷惘个性的产生与他的人生经历有莫大的关系。捕鱼是海明威的爱好之一，老人的海上航行及捕鱼的经验源自海明威的实践。他曾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是以见习记者的身份参加的，一开始他踊跃报名参加时因为眼疾未能如愿。到意大利参战时他又被炮击全身共取出277块弹片，在涉猎、飞机失事中也多次身负重伤。感情生活也并不顺利，他共结过四次婚。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创伤，给他带来巨大的折磨和痛苦,所以造成他多次自杀以及最后走向毁灭。海明威一生波澜起伏，苦难、战争、爱情失败的压力接踵而来，他一直在压力面前昂首挺胸勇敢拼搏，但是最后他仍然未摆脱身体和精神疾病的困扰。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和精神追求，就是向命运屈服的表现，顽强地拼搏却无可奈何，更显失败悲剧的必然。老人桑提亚哥是海明威一生坎坷的经历和自身桀骜不驯的性格在艺术上的折射反映。[1]老人把海明威的生命历程生动地演绎出来。桑提亚哥一出场便是灰色的，“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中的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至今已去了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有逮住”，人们认为他倒了血霉。和他最亲的小孩曼诺林由于他的倒霉被父母叫上了另一条船，而立马“捕到了三条好鱼”，比较之下老人的出现起点就低人一等。远航出海只好去比别人远的地方，这时终于有大马林鱼吃鱼饵，但老人却等待了两天两夜，“钓索勒在背上疼得几乎超出了能忍痛的极限，进入了一种让他不放心的麻木状态”，背痛、身体麻木、抽筋、手割破了皮，直到筋疲力尽他才战胜马林鱼。可是当老人还没喘过气来，成群的鲨鱼已经迫不及待地赶上来了，老人还没有体验到胜利的快乐就又面临更大的挑战，甚至是生命危险。老人还未从与马林鱼搏斗的疲劳中恢复过来，就不得不投身与另一场更艰苦而又遥遥无期的争斗。先是鱼叉、刀子等工具在搏斗时被鲨鱼身体带走，接下来连棍子、舵把也派上了用场，最后所有能用的工具都用光了，靠殊死搏斗的力量终于把凶恶的鲨鱼赶走。这里似乎胜利了，可是留给老人的并不是大的马林鱼，只剩马林鱼的骨架。老人带回住所的只有一身的疲惫和奋斗过后精神的憔悴、困惑、孤独。老人面临的挑战正是海明威生命的多难，海明威可谓是借桑提亚哥来重新游历自己的生命体验。他生命最后身体与精神的折磨，也与老人搏斗后的疲惫与孤独相映衬。海明威是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他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悲剧,而死亡是人的唯一结局。[2]所以海明威用自身的生命验证了人生悲剧论，老人桑提亚哥作为他在作品中的形象代言人，必然会染上他的人生观，所以《老人与海》本身就是一部人生的悲剧史。

2.海明威的“迷惘”文学主题贯穿着《老人与海》的始末，《老人与海》是其迷惘文学观念影响下的作品。“迷惘”是海明威创作个性的显著特征，是笼罩他全部作品的统一风格。[3]（67）《在我们的时代里》表现尼克对充满暴力的世界的恐惧与困惑，《太阳照样升起》描写了杰克·巴恩斯在战争中丧失性爱能力后感情中的苦闷与迷惘，《永别了，武器》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亨利与凯瑟琳的爱情与幸福表达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情绪，《丧钟为谁而鸣》中乔丹炸毁桥梁的难以完成、和玛丽亚的纯洁爱情阻挡不了他身负重伤，虽然最终完成了任务但也流露出迷惘的情绪。《老人与海》是海明威最后的作品，它仍然有迷惘观念的影响，作品中经常表现出老人桑提亚哥的苦闷。“不过一个人在黑夜中，没有武器，如何能对付它们呢？”在与鲨鱼的搏斗中老人失去了可用的刀、棍子，面对有可能发生的成群鲨鱼的攻击，他开始了对明天的担忧与无奈，有时也发出“我希望不用再斗了”的感叹。“你的选择是呆在远离陷阱和套索的深海,我的选择是孤身一人来这儿抓住你。自中午起我们俩就绑在了一起,没人来救你我。”“真希望那孩子在这里”，“但愿那孩子在这里，而且现在有点儿盐就好了”，“什么也没有，只怨我出海太远了”[4]老人在与马林鱼、鲨鱼的搏斗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心理斗争，老人的精神状态一直在变化。一个人漂泊在黑夜中，老人只有与敌人鲨鱼为伴，向它诉说自己内心的孤独和心理的怯弱。对孩子曼诺林的想念，或是争斗中对他的念叨，都表现出老人的无助和苦闷。这是海明威“迷惘”理论在《老人与海》中的体现，老人的迷惘在于他一直处在无尽头的挫折中、远离人群的孤独寂寞、不断抗争后的无所得，老人处在迷惘中得不到释放也是一种悲剧。3.老人形象的悲剧暗示。《老人与海》中老人的外貌、语言、行动蒙上了悲剧色彩，在人物描写间可以明显看出。老人的船帆用面粉袋打了补丁，在作者眼里是“永远失败的旗子”。“老人憔悴而消瘦”，“腮帮子上有些褐斑”，双手有“刻得很深的伤疤”，老人被岁月毫不留情地布上了阴影，他虽然不肯“认输”，但他还是显现出衰老的迹象。“但愿孩子在这里就好了”，“真希望那孩子在这里”，“但愿那孩子在这里，而且现在有点儿盐就好了”，在老人捕鱼过程中他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就会想到小孩，希望得到帮助。但是这恰恰是一种奢望，需要帮忙时孩子不在身边，他只有靠自己，这表现他的无助和无可奈何。于是他又转向寻找精神支柱，“可是我愿意念诵十遍《天主经 》和十遍《圣母经》，让我能逮住这条鱼，我还许下愿望，如果逮住了它，一定去朝拜科布莱的圣母”，“万福童贞圣母，请您祈祷叫这条鱼死去”，“假如有鲨鱼来，愿天主同情他和我吧”，坚强的老人不服输，但是他也会对自己的信心产生动摇，在与马林鱼争锋相对谁也奈何不了谁时，他把希望寄托在运气上，对上帝的保佑满怀希望。这是老人对现实困境的认识，这种对自我的否定实际反映出作者认为人类无法控制命运主宰的悲观态度。[5]“老人感到头晕恶心，看不太清楚东西”，马林鱼给了老人巨大的压力，老人不堪承受，他只好“放松鱼叉上的绳子”。拼尽力气老人终于赶走了最后一条鲨鱼，但是他也“喘不过气来，感到嘴里有一股怪味儿”，老人在动作上的变化以及日渐无力的行动，也显示了他的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