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法院十大调解案例-最高人民法院

第一篇：全国法院十大调解案例-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法院十大调解案例

1、陈艳军等诉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赔偿纠纷系列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杭民二初字第133号）

【案情摘要】

陈艳军等127人先后以杭萧钢构与中国国际基金有限公司就安哥拉住宅建设项目上信息披露违反法律法规对股民形成误导为由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杭萧钢构赔偿原告投资损失、佣金和利息等损失。2007年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对杭萧钢构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杭萧钢构存在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和披露的信息有误导性陈述等违法行为。

杭州中院针对该案原告众多、利益牵涉面广、社会影响大，且潜在当事人多，若处理不当，会影响到资本市场和社会稳定的特点，于受案之初便制定了对127件案件进行通盘考虑、整体处理的审理思路。法院先后多次做双方当事人调解工作，释法明理，使杭萧钢构对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及法律责任有了正确的认识，只有诚恳调解、积极赔偿才能修复上市公司信誉。使原告应充分认识股市投资行为本身存在的风险以及股票市场的系统风险，逐步引导原告调整过高的诉讼期望值，接受以调解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充分发挥律师在调解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取得127位原告代理人律师的理解与支持。最终，118件案件一次性达成调解协议，原告获得了82%的高比例现金赔偿。随后，剩余9件案件也顺利调处。【调解意义】

本案因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有误导性陈述而引发，涉及受损股东众多，赔偿数额较大，且正值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资本市场震荡加剧之际。杭州中院准确把握形势和案情，正确选择优先调解的审判方法，成功调解结案：一是实现了债权最大限度的保护。100多位受损股民获得了高达82%比例的现金赔偿并已全部赔付到位，这是至今在证券虚假陈述案件受偿比例最高的案件，被媒体称为“史无前例”的高额赔偿。二是充分发挥了调解一揽子化解全部纠纷的优势，杭州中院在受案之初便制定了通盘考虑、整体处理的审理思路，采取了求同存异、分类 处理的审理方案，118件一次性调解解决，剩余9件也顺势处理。三是坚持依法调解，注重释法解疑，引导当事人理性解决纷争。法院在分清责任的前提下，引导当事人平等自愿地解决纠纷，真正贯彻了依法调解原则。四是实现了互利双赢的最佳办案效果，127件系列案件的妥善审结，依法维护了股民、上市公司以及公司新旧股东的利益，受到了地方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2、厦门立德置业管理有限公司诉江群如物权确权纠纷案（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09）海民初字第1969号）【案情摘要】

立德置业与厦门广播电视广告有限公司签订了厦门电视博饼王大赛海选场地合作协议。立德置业将主办方分给它的十个参加博饼王复赛的晋级名额以购物抽奖的方式派发给商场幸运顾客。立德置业指派江群如等六名员工代替弃权客户参赛。江群如在博饼大赛中博到状元，博到东风风神轿车一辆。江群如受立德置业委托参加中秋博饼状元王中王大赛的决赛，又博到状元，博到别克新君威轿车1辆。江群如个人向税务机关交纳了两轿车所得税60160元。后立德置业向海沧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确认江群如博到的东风风神和别克新君威轿车属于公司财产。

本案被称为“厦门中秋博饼第一案”，涉及执行法律规定和尊重民俗习惯两方面的问题，乃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健康发展的问题，审判实践中无先例可循，法院如何处理，受到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海沧法院选择调解处理本案，通过寻找“增量”解决方案，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利益；组织召开了“风俗习惯的法律适用及其规制”的司法论坛，邀请厦门地方民俗专家、市政协委员、法学教授、新闻媒体记者等参加，达成了全力保护博饼民俗文化、坚持依法办案与充分尊重传统民俗习惯相结合、尽力促成双方和解的共识；将庭前证据交换和庭审的过程以及专家意见向媒体全公开，加强媒体舆论的引导，为调解结案营造有利氛围。经过法院努力，双方达成协议，立德置业将东风风神轿车奖励给江群如，并支付轿车的所得税税款，别克新君威轿车归立德置业所有。案件得到了妥善处理，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调解意义】

本案是涉及民俗习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类型案件，社会影响很大，法院审判压力很重。该案成功调解，有三方面的典型意义：一是妥善处理了新类型案件法律适用与民俗习惯的关 系，既依法保护了当事人权利，也充分尊重了“博饼”民俗文化，充分证明了“调解是高质量审判”。二是创新地采用增量调解方法，跳出解决当事人诉求之争的定势思维，为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提出三个递进式解决方案，最终实现了双方当事人利益平衡与保护。三是公开审判营造有利于调解结案的氛围，针对案件引发社会广泛议论和媒体高度关注的特殊情况，法院没有恪守调解的保密性原则，而是通过公开庭前证据交换和庭审过程、加强与媒体协调沟通、公开司法论坛共识等措施，及时准确公布案件事实真相，澄清了不实报道，积极引导舆论，促使双方当事人理性对待诉讼，最终握手言和。

3、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施耐德电气低压（天津）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斯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乐清分公司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浙民三终字第276号）【案情摘要】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股份公司）于1997年11月11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名称为“一种高分断小型断路器”的实用新型专利，并于1999年3月11日获得授权及颁证，授权公告日为1999年6月2日，专利号为ZL97248479.5。2006年7月20日，正泰股份公司向宁波保税区斯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乐清分公司（以下简称斯达分公司）购买了型号为C65N的小型断路器二盒，每盒十二只，销售金额为420元。正泰股份公司认为，施耐德电气低压（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耐德公司）、斯达分公司生产、销售的C65a、C65N、C65H、C65L、EA9AN等五个型号的产品已落入其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侵犯了其专利权，遂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施耐德公司以专利无效以及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属于现有技术等理由提出了抗辩。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施耐德公司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施耐德公司、斯达分公司构成专利侵权，判决：施耐德公司、斯达分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施耐德公司赔偿正泰股份公司损失334869872元；驳回正泰股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施耐德公司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坚持调解优先，及时开展调解工作：首先组织双方当事人拟定了数种调解方案，从中选取了最优的全球和解方案，并确定了有关调解谈判的原则；针对该方案涉及双方当事人遍布全球的20多个诉讼纠纷及几万种的产品细目、争点繁多的特点，组 织双方当事人各自成立了由技术、管理、法律人员组成的10人左右的谈判团队，常常夜以继日地组织当事人进行谈判，对于双方有争议的问题，通过耐心细致调解，寻找利益契合点与共赢点，以达成共识。通过近半个月的艰难谈判，双方当事人形成了初步的谈判项目意见书；针对双方当事人在一些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的现状，邀请正泰公司董事长、施耐德公司总裁及首席执行官亲自参与谈判，双方最终就全球和解协议及本案的处理达成了六点共识，为双方签署全球和解协议及本案的调解协议打好了基础；同时，将该庭审作为知识产权宣传周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邀请法国驻华大使、欧盟驻华代表团等40多家境外驻华机构、境内外媒体参加旁听，强化司法公开的效果。经过不懈努力，最终促成双方当事人就本案达成了全球和解协议。基于该和解协议，施耐德公司在尊重涉案第ZL97248479.5号专利基础上，同意向正泰股份公司支付补偿金人民币15750万元，并主动全部履行了调解协议。双方达成的全球和解协议也正在履行中。

【调解意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能动司法的作用，努力促使双 方当事人达成了全球和解协议，解决了长期的知识产权争议，创造了良性竞争、合作双赢的市场环境，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本案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2009年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第一案，被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评为“十佳案例”，并被编入《中国知识产权年鉴》、《中国知识产权指导案例评注》。本案调解结案的成功实践，有以下借鉴意义：

一是实现了调解方法创新。针对施耐德公司提出的中止诉讼的申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为慎重起见，决定不中止诉讼，但依法延长了本案二审审限，为开展下一阶段调解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时间；针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积怨已久，诉讼纠纷遍布全球，以及双方在文化、法律观念上存在着的巨大差别的情况，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拟定了数种解决方案，优中选优，最终确定全球和解方案；针对各方高度关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庭审过程，将该庭审作为知识产权宣传周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邀请法国驻华大使、欧盟驻华代表团等40多家境外驻华机构、境内外媒体参加旁听，加强舆论导向引导，营造有利于调解的氛围；针对案情复杂、争点繁多，组织双方当事人各自成立谈判团队，展开逐项谈判；针对有争议的问题，求同存异，率先达 成共识，对于一些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邀请双方当事人进行高层会谈磋商，达成六点共识。由于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双方当事人最终就本案达成了调解协议，并达成全球和解协议。本案所采用的富有特色的调解方法，为处理同类案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借鉴。

二是实现了双方当事人互利双赢。2009年3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正泰股份公司涉案专利有效的行政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并未因此简单下判，而是选择调解作为结案的首选方式，力求案结事了人和。双方当事人就本案达成调解协议，并达成全球和解协议，终结了双方在国际国内的恶性竞争，修复了双方关系，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有力证明了调解在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企业发展、实现互利双赢中的独特优势。

4、刘爱龙、唐生明等诉有騄（秦皇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系列案（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人民法院（2010）山民初字第214-220号）

【案情摘要】

2004年5月至2005年4月，被告有騄公司分别与刘爱龙、唐生明等七原告签订了山海关国家森林公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签订后，七原告按约定完成了大部分工程建设施工项目，但有騄公司因后续资金不足，拖欠工程款近两千余万元，工程施工就此停滞。2010年，七原告遂起诉至山海关区人民法院。

针对本案涉及标的额大、时间跨度长、利益牵涉面广、对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影响大等特点，山海关法院院长亲自参加调解，制定周密调解工作方案，耐心地同七原告和被告进行深入沟通，不断消除双方当事人的抵触情绪。同时，法院还支持引进多家投资机构，通过将前期投入转股、吸引新资金注入等形式，缓解有騄公司的资金困难，案涉工程项目恢复施工。及时与政府及相关部门磋商，筹措资金，先行给七原告垫款以支付农民工工资，避免了施工方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在法院的不懈努力下，七起案件最终全部调解结案，拖欠数年的工程款得到清偿。

【调解意义】

本案关系国家森林公园具体项目，关系众多农民工合法权益，对当地经济发展大局和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本案的成功调解：一是践行了能动司法理念，院长亲自参加调解，积极邀请政府相关部门、有关投资方等参与案件处理和调解，案涉工程项目 的恢复施工，农民工工资及时发放，拖欠工程款得到清偿，真正做到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为民司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二是充分发挥了调解案件的优势，法院跳出案件寻求案件的有效解决，通过引进新的投资方式解决开发商资金困难，实现了债权清偿和工程复工；通过政府垫资，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及时消除影响社会稳定因素。立足案件，着眼长远，外引内联，最大限度地实现互利共赢，推动长远发展的调解结案的优势作用，一览无余。

5、严云泰等诉严嘉平等继承纠纷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沪一中民一（民）初字第74号）

【案情摘要】

本案争议遗产是上海早年赫赫有名的大隆机器厂的创始人严庆祥、李蕙君夫妇共有的上海市愚园路699号房屋。严庆祥于1988年7月去世，未留有遗嘱。李蕙君于1994年11月去世，留有遗嘱，表示将愚园路699号房屋出售，并分配了继承份额。本案的原告以及三被告是严庆祥、李蕙君的孙辈后代。三被告作为代位继承人于1996年诉至上海一中院，要求确认遗嘱无效，后经审判认定遗嘱真实有效。后原告多次组织召开家庭会议，协商出售房产事宜，但三被告均采取不配合的态度，致使无法出售 房产。原告遂诉至法院。

上海一中院经过通盘考虑，正确选择了优先调解的审判方法。承办法官通过与17位当事人推心置腹的沟通，首先取得了他们的一致信任。其次，以情入手，借助当事人的亲戚做说服教育工作，消除当事人之间的不信任，就继承份额达成了一致意见。再次，创新调解方法，采取由各继承人推荐买家的房屋变现方案，在金融危机不利影响的背景下，顺利地找到了买家。在买家因为价格过高而退缩时，法官再次与当事人和买家沟通，顺利达成统一的价格。案件最终调解结案，当事人当月领取了继承款。经过一年半的调解工作，一场纷争十多年的继承案件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受到当事人一致称赞。【调解意义】

本案是因继承遗产而引发的典型家庭纠纷。被继承人是上海当地名人，继承人人数众多且分居世界各地，矛盾重重，纷争已久，办理难度很大。本案的成功调解，对人民法院审理继承等家庭案件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一是立足亲情，准确寻找调解突破口。法院从亲情着手，耐心释法引导，唤起其对和睦家庭的回忆和向往，并借助当事人的亲戚做说服教育工作，以亲情感化了各 方当事人，消除了各方之间的对立，为调解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找准调解难点，创新调解方法。法院准确把握确定继承份额和巨额不动产遗产案变现分配两个难点，创新地采取继承人内部竞价的方式成功变现了房屋，确保了调解成功。三是最大限度实现当事人权益。法院调解化解纠纷，既实现了当事人的继承权利，更维护了亲情和家庭和睦这一更高的“利益”，同时宏扬了“和为贵”的家庭伦理和社会价值。

6、雷敏平诉福州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重庆分公司、福州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09）巴民初字第2792号）【案情摘要】

原告雷敏平在被告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承建的工地上工作期间坠落摔伤，被有关部门评定为工伤二级伤残。重庆市巴南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支付雷敏平各项工伤保险待遇555755.88元，双方终止劳动关系及工伤保险关系；驳回原告雷敏平要求支付一次性功能障碍辅助材料费及配置残疾辅助器具（轮椅）费用的申请。原告雷敏平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赔偿医疗费等各项工 伤待遇并解除劳动关系。承办该案的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女子合议庭法官针对原告雷敏平截瘫后致本人及家庭十分困难，被告属外来企业可能导致执行兑现难等特点，没有径行判决，而是确立了“调解优先”的思路，并制订了详细的调解方案：对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先进行法律和情理正面教育疏导，着重介绍雷敏平家庭的特殊困难，促使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同意先行向雷敏平支付赔偿款6万元，缓解了雷敏平经济的困境。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分期支付雷敏平工伤赔偿金59万元。女子合议庭法官坚持调解回访制度，及时提醒督促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按期付款，确保了所有的赔偿款全部兑付完毕。女子合议庭发起爱心捐款活动，为雷敏平捐款1000元，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的代理律师得知后深受感动，也捐款500元。每一期赔偿款的如期兑付，为雷敏平的后期治疗和护理提供了保障。现在，雷敏平已经装上假肢练习行走，并上网学习相关知识。雷敏平重新树立起坚强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调解意义】

工伤损害赔偿纠纷是关乎受害人的切身利益和家庭基本生活的大事，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倡导的重点调解的案件类型之一。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女子合议庭，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中的独特优势，带着对当事人的真挚感情，怀着为当事人解难题、办实事的愿望去做调解工作，情法交融，以“情”解纷，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成功调解结案。纵观案件处理过程，贯穿一个浓浓的“情”字，是司法为民的成功实践：首先，在案件受理之初便确立了先行调解的思路，没有一判了之，而是“思民之所忧，做民之所盼，解民之所难”，选择了调解作为结案方式；其次，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做到了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建立起双方互谅互让互信的良好基础。调解协议既维护了普通农民的合法权益，也让用人单位认识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重要性；再次，在调解协议履行过程中做到了及时回访、督促落实，确保赔偿款全部履行完毕。尤其是合议庭法官为雷敏平捐款1000元的行动，感动了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的代理律师，感动了对方当事人，感动了所有关心雷敏平的人。

7、张必桥故意杀人案（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扬刑初字第0004号）【案情摘要】

被告人张必桥入赘赵家，与赵某结为夫妻。2010年11月，赵某与被害人王某某相识后离家出走，与王某某同居。同年12月10日晚，被告人张必桥在与带人上门挑衅滋事的王某某纠缠打斗中，用刀将王某某刺死。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加大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调解工作力度，促成被告人张必桥认罪、悔罪，并动员其亲属积极筹款赔偿；对被害人亲属，释法解疑，指出被害人王某某对本案的发生负有严重过错。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促使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调解方案更趋理性，最终达成调解协议：被告人张必桥向被害人王某某亲属赔礼道歉，及时赔偿各项损失12万元，被害人王某某亲属谅解并请求对被告人张必桥从轻处罚。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张必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结案后，被告人张必桥亲属、被害人王某某亲属及各自住所地的周边群众分别给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来锦旗，案件审理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调解意义】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方法，在依法惩罚犯罪的同时，按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通过积极有效的调解工作，有效化解了当事人恩怨和对抗 情绪，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该案成功调解的实践证明：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判之中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同样重要。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有利于在惩罚被告人的同时体现教育、感化和社会预防的功能；有利于迅速解决被害人或亲属经济上的窘迫，减少社会负担，实现对权利人的抚慰和保护。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利益主体多元、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案件数量大量增加的今天，坚持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优先调解，对于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意义重大。

8、黄浩翔、赵伟等抢劫案（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2009）商区法刑初字第44号）【案情摘要】

2008年10月21日晚10时许，被告人赵伟与被害人张延涛、翟鹏波、张函、卢建涛等人在被告人黄浩翔经营的台球厅玩耍，黄浩翔与赵伟合谋对张延涛等人实施抢劫。随后，黄浩翔电话通知给同案被告人张某（17岁）纠集他人准备实施抢劫。次日零时许，张某及其纠集的同案被告人张钦、南某（17岁）、牛某（15岁）和郭伟龙（在逃）在江滨大道东段与由赵伟带领的张延涛、翟鹏波、张函、卢建涛相遇，张某等人即采取拳打脚踢、搜身等手段对张延涛等人实施抢劫。郭伟龙用随身携带的匕首猛刺张延涛左大腿一刀，致张延涛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南某抢得张函手机一部，抢得翟鹏波手机电池一块。案发后，被害人张延涛的父母要求严惩凶手，并提出50万元的赔偿请求。陕西省商洛市商 州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考虑到致张延涛死亡的直接行为人郭伟龙在逃，在案的六名被告人最大20岁，最小的15岁，其中有三名是未成年人的实际情况，按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选择了民事赔偿调解作为处理此案的突破口：一方面积极主动促使被告人亲属筹款赔偿，组织被告方当面向被害人父母赔礼道歉；另一方面进行释法解疑，引导被害方理性诉讼，提出合理诉求。六名被告人流泪真诚悔罪，向被害人父母道歉，获得了被害人张延涛的父母最终谅解。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案件得到妥善处理。【调解意义】

抢劫犯罪作为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和财产权利的暴力犯罪，人民法院原则上不宜主动对其附带民事诉讼进行调解。但本案具有特殊性，致张延涛死亡的直接行为人在逃，在案的六名被告人中有三名系未成年人。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严格执 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既满足被害人亲属的合理诉求，又依法对悔罪的被告人从宽处罚，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其典型意义在于：一是以人为本，恢复性司法。把民事赔偿作为化解被害人亲属心中怨恨的突破口，积极引导被害方理性对待赔偿诉求。经过不懈努力，被害方的合理诉求得到满足，感情得到慰藉，对被告方给予了谅解；二是能动司法，促使被告方赔偿到位。从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人出发，积极向被告人亲属宣传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同时注重发挥律师在调解工作中重要作用，最终说服被告方积极筹款赔偿。对六名被告人加强法律教育、感化，促成六名被告人真诚悔罪并向被害人亲属真诚道歉，获得谅解，得到宽大处理。

9、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司诉福建省国土资源厅等行政许可及行政赔偿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闽行终字第35号）

【案情摘要】

福建省国土资源厅2005年挂牌出让处于冠豸山风景名胜区规划范围内的涉案探矿权，李元丰竞拍获得。经连城县国土资源局等部门审核后，福建省国土资源厅批准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 司受让该探矿权。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司投入费用进行探矿后，被告知探矿点与拟设置的采矿区均在禁采区，不能进行采矿。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省国土资源厅签订矿权挂牌出让行政合同的行为存在过错，请求赔偿损失378万余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司二审上诉后，针对本案涉及国家风景名胜区规划建设及产业政策调整的大局，选择了行政协调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首选途径：及时调查取证，查明案件事实，做到是非分明，打好协调基础；进行合法性评判，指出被诉行政行为不合法，以建议促自纠,改变行政机关不打算赔偿的预期；分清责任承担，依照《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依法界定损失范围和赔偿数额，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核算赔偿项目，确定协调底线。促成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司与连城县国土资源局达成了由连城县国土资源局一次性补偿上诉人人民币150万元等内容的和解协议。鑫都矿业以协议已经全部履行、争议问题已经解决为由向法院申请撤回了上诉。【调解意义】

在本案行政协调过程中，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转变观念，创新做法，妥善化解行政争议，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一是坚持合 法性审查原则，在法律的框架下探索并实行和解撤诉制度，鼓励双方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在妥善解决争议的基础上通过撤诉的方式结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二是积极探索判前司法建议，提前表明评判态度，指出被诉行政行为不合法，促成行政机关积极赔偿，彰显能动司法的功能；三是依法界定损失范围和赔偿数额，促使当事人各方调整自己的预期，缩小了差距，寻找利益的契合点，为协调结案奠定了坚实基础。

10、河北骄傲船务有限公司请求确认民事诉讼财产保全行为违法申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鲁确申字第25号）【案情摘要】

2007年4月6日，青岛海事法院在审理河北船务公司诉德州开元公司一案中，依船务公司申请，冻结了开元公司的出口退税账户。同月17日，德州中院在审理德州市商业银行诉开元公司一案中，裁定要求该市国税局将开元公司近2000万元退税款退至其另指定的账户。船务公司以德州中院行为导致其保全的出口退税款落空为由，提出国家赔偿确认申请，德州中院不予确认，船务公司向山东高院提出申诉。针对案件涉及两家法院保全裁定冲突，加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不明确，为慎重起见，山东高院选择着力做好协调工作的处理方式。法院一方面辨法析理，消除申诉人关于权利无法实现的思想顾虑，使其相信人民法院会秉公办案、妥善解决纠纷并接受协调；一方面积极与被申诉法院沟通思想，通过发公函、与院领导及案件承办人座谈等形式，统一了对问题的认识。同时，加大了对相关民事案件、海事案件执行力度，查找到开元公司尚有部分可申报退还的出口退税款，另有作为贷款抵押物的土地一宗。经过多方协调和多次努力，德州市政府、税务机关及抵押权人同意全力配合法院工作，最终该宗土地得以变现，用该宗土地补偿款和出口退税款清偿了船务公司的债权。船务公司与开元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随即向山东高院申请撤回申诉。【调解意义】

本案纠纷因案外人对法院保全行为不服而引发，背后涉及民事案件、海事案件及财产保全和执行程序，涉案及索赔数额巨大，申诉人系香港特区企业，申诉人对上级法院能否秉公执法抱有疑虑。山东高院“跳出就案办案的框子”，经反复协调努力，成功化解了本案纠纷并促成海事积案执结，及时、充分地保护了申诉人 的合法权益。本案的成功协调，有三方面典型意义：一是注意从根本上化解纠纷。山东高院在认定被申请确认的司法行为存在程序性瑕疵后，没有轻启国家赔偿程序，而是优先考虑从源头上即执行中寻求救济的思路，并最终协调成功，债权得以完全实现。二是切实保障申诉人合法权益。山东高院坚持在查明案件基本事实和明确法律适用标准基础上开展协调、引导和解，反复、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最终帮助申诉人实现了逾千万的债权。三是从大局出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山东高院坚持从大局出发，积极争取地方党委、人大和政府部门支持，最终使申诉人与国家机关“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和，切实践行了能动司法理念，取得了“一举多赢”的良好效果。

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评选出全国法院十大调解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评选出全国法院十大调解案例

同时评出100件优秀调解案例

第一届全国法院优秀调解案例评选工作日前圆满结束，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法院在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底两年期间内调解结案并已履行完毕的调解案件中，经过逐级推荐和严格审核，评选出“全国法院十大调解案例”和100件“全国法院优秀调解案例”。

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包括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层层推荐报送了421件精心挑选的调解案例。其中，民事调解案例351件（含执行和解5件），刑事自诉调解和刑事附带民事调解案例42件，行政协调案例24件，国家赔偿协调案例4件。

最高人民法院评选委员会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根据评选规程、评分标准，经过初评和复评程序，最终评选出了100件第一届“全国法院优秀调解案例”和“全国法院十大调解案例”。上述优秀调解案例是全国法院和广大法官深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具体实践和典范，是广大法官审判艺术和司法智慧的结晶，是全国法院调解工作成功经验和调解方法的具体呈现，为各级人民法院做好调解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借鉴，对于引导、规范人民法院调解工作实践意义重大。

据悉，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将印发“全国法院优秀调解案例”和“全国法院十大调解案例”，供全国法院学习借鉴。

全国法院十大调解案例

1.陈艳军等诉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赔偿纠纷系列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杭民二初字第133号】

【案情摘要】

陈艳军等127人先后以杭萧钢构与中国国际基金有限公司就安哥拉住宅建设项目上信息披露违反法律法规对股民形成误导为由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杭萧钢构赔偿原告投资损失、佣金和利息等损失。2007年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对杭萧钢构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认定杭萧钢构存在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和披露的信息有误导性陈述等违法行为。

杭州中院针对该案原告众多、利益牵涉面广、社会影响大，且潜在当事人多，若处理不当，会影响到资本市场和社会稳定的特点，于受案之初便制定了对127件案件进行通盘考虑、整体处理的审理思路。法院先后多次做双方当事人调解工作，释法明理，使杭萧钢构对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及法律责任有了正确的认识，即只有诚恳调解、积极赔偿才能修复上市公司信誉。使原告充分认识股市投资行为本身存在的风险以及股票市场的系统风险，逐步引导原告调整过高的诉讼期望值，接受以调解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充分发挥律师在调解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取得127位原告代理人律师的理解与支持。最终，118件案件一次性达成调解协议，原告获得了82%的高比例现金赔偿。随后，剩余9件案件也顺利调处。

【调解意义】

本案因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有误导性陈述而引发，涉及受损股东众多，赔偿数额较大，且正值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资本市场震荡加剧之际。杭州中院准确把握形势和案情，正确选择优先调解的审判方法，成功调解结案：一是实现了债权最大限度的保护。100多位受损股民获得了高达82%比例的现金赔偿并已全部赔付到位，这是至今在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受偿比例最高的案件，被媒体称为“史无前例”的高额赔偿。二是充分发挥了调解一揽子化解全部纠纷的优势。杭州中院在受案之初便制定了通盘考虑、整体处理的审理思路，采取了求同存异、分类处理的审理方案，118件一次性调解解决，剩余9件也顺势处理。三是坚持依法调解，注重释法解疑，引导当事人理性解决纷争。法院在分清责任的前提下，引导当事人平等自愿地解决纠纷，真正贯彻了依法调解原则。四是实现了互利双赢的最佳办案效果，127件系列案件的妥善审结，依法维护了股民、上市公司以及公司新旧股东的利益，受到了地方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2.厦门立德置业管理有限公司诉江群如物权确权纠纷案【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09）海民初字第1969号】

【案情摘要】

立德置业与厦门广播电视广告有限公司签订了厦门电视博饼王大赛海选场地合作协议。立德置业将主办方分给它的十个参加博饼王复赛的晋级名额以购物抽奖的方式派发给商场幸运顾客。立德置业指派江群如等六名员工代替弃权客户参赛。江群如在博饼大赛中博到状元，博到东风风神轿车一辆。江群如受立德置业委托参加中秋博饼状元王中王大赛的决赛，又博到状元，博到别克新君威轿车一辆。江群如个人向税务机关交纳了两轿车所得税60160元。后立德置业向海沧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江群如博到的东风风神和别克新君威轿车属于公司财产。

本案被称为“厦门中秋博饼第一案”，涉及执行法律规定和尊重民俗习惯两方面的问题，乃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健康发展的问题，审判实践中无先例可循，法院如何处理，受到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海沧法院选择调解处理本案，通过寻找“增量”解决方案，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利益；组织召开了“风俗习惯的法律适用及其规制”的司法论坛，邀请厦门地方民俗专家、市政协委员、法学教授、新闻媒体记者等参加，达成了全力保护博饼民俗文化、坚持依法办案与充分尊重传统民俗习惯相结合、尽力促成双方和解的共识；将庭前证据交换和庭审的过程以及专家意见向媒体全公开，加强媒体舆论的引导，为调解结案营造有利氛围。经过法院努力，双方达成协议，立德置业将东风风神轿车奖励给江群如，并支付轿车的所得税税款，别克新君威轿车归立德置业所有。案件得到了妥善处理，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调解意义】

本案是涉及民俗习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类型案件，社会影响很大，法院审判压力很重。该案成功调解，有三方面的典型意义：一是妥善处理了新类型案件法律适用与民俗习惯的关系，既依法保护了当事人权利，也充分尊重了“博饼”民俗文化，充分证明了“调解是高质量审判”。二是创新地采用增量调解方法，跳出解决当事人诉求之争的定势思维，为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提出三个递进式解决方案，最终实现了双方当事人利益平衡与保护。三是公开审判营造有利于调解结案的氛围，针对案件引发社会广泛议论和媒体高度关注的特殊情况，法院没有固守调解的保密性原则，而是通过公开庭前证据交换和庭审过程、加强与媒体协调沟通、公开司法论坛共识等措施，及时准确公布案件事实真相，澄清了不实报道，积极引导舆论，促使双方当事人理性对待诉讼，最终握手言和。

3.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施耐德电气低压（天津）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斯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乐清分公司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浙民三终字第276号】

【案情摘要】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泰股份公司）于1997年11月11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名称为“一种高分断小型断路器”的实用新型专利，并于1999年3月11日获得授权及颁证，授权公告日为1999年6月2日，专利号为ZL97248479.5。2006年7月20日，正泰股份公司向宁波保税区斯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乐清分公司（以下简称斯达分公司）购买了型号为C65N的小型断路器二盒，每盒十二只，销售金额为420元。正泰股份公司认为，施耐德电气低压（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耐德公司）、斯达分公司生产、销售的C65a、C65N、C65H、C65L、EA9AN等五个型号的产品已落入其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侵犯了其专利权，遂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施耐德公司以专利无效以及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属于现有技术等理由提出了抗辩。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施耐德公司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施耐德公司、斯达分公司构成专利侵权，判决：施耐德公司、斯达分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施耐德公司赔偿正泰股份公司损失334869872元；驳回正泰股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施耐德公司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坚持调解优先，及时开展调解工作：首先组织双方当事人拟定了数种调解方案，从中选取了最优的全球和解方案，并确定了有关调解谈判的原则；针对该方案涉及双方当事人遍布全球的20多个诉讼纠纷及几万种的产品细目、争点繁多的特点，组织双方当事人各自成立了由技术、管理、法律人员组成的10人左右的谈判团队，常常夜以继日地组织当事人进行谈判，对于双方有争议的问题，通过耐心细致调解，寻找利益契合点与共赢点，以达成共识。通过近半个月的艰难谈判，双方当事人形成了初步的谈判项目意见书；针对双方当事人在一些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的现状，邀请正泰股份公司董事长、施耐德公司总裁及首席执行官亲自参与谈判，双方最终就全球和解协议及本案的处理达成了六点共识，为双方签署全球和解协议及本案的调解协议打好了基础；同时，将该庭审作为知识产权宣传周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邀请法国驻华大使、欧盟驻华代表团等40多家境外驻华机构、境内外媒体参加旁听，强化司法公开的效果。经过不懈努力，最终促成双方当事人就本案达成了全球和解协议。基于该和解协议，施耐德公司在尊重涉案第ZL97248479.5号专利基础上，同意向正泰股份公司支付补偿金人民币15750万元，并主动全部履行了调解协议。双方达成的全球和解协议也正在履行中。

【调解意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能动司法的作用，努力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全球和解协议，解决了长期的知识产权争议，创造了良性竞争、合作双赢的市场环境，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本案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2009年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第一案，被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评为“十佳案例”，并被编入《中国知识产权年鉴》、《中国知识产权指导案例评注》。本案调解结案的成功实践，有以下借鉴意义：

一是实现了调解方法创新。针对施耐德公司提出的中止诉讼的申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为慎重起见，决定不中止诉讼，但依法延长了本案二审审限，为开展下一阶段调解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时间；针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积怨已久，诉讼纠纷遍布全球，以及双方在文化、法律观念上存在着巨大差别的情况，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拟定了数种解决方案，优中选优，最终确定全球和解方案；针对各方高度关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庭审过程，将该庭审作为知识产权宣传周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邀请法国驻华大使、欧盟驻华代表团等40多家境外驻华机构、境内外媒体参加旁听，加强舆论导向引导，营造有利于调解的氛围；针对案情复杂、争点繁多，组织双方当事人各自成立谈判团队，展开逐项谈判；针对有争议的问题，求同存异，率先达成共识，对于一些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邀请双方当事人进行高层会谈磋商，达成六点共识。由于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双方当事人最终就本案达成了调解协议，并达成全球和解协议。本案所采用的富有特色的调解方法，为处理同类案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借鉴。

二是实现了双方当事人互利双赢。2009年3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正泰股份公司涉案专利有效的行政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并未因此简单下判，而是选择调解作为结案的首选方式，力求案结事了人和。双方当事人就本案达成调解协议，并达成全球和解协议，终结了双方在国际国内的恶性竞争，修复了双方关系，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有力证明了调解在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企业发展、实现互利双赢中的独特优势。

4.刘爱龙、唐生明等诉有騄（秦皇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系列案【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人民法院（2010）山民初字第214-220号】

【案情摘要】

2004年5月至2005年4月，被告有騄公司分别与刘爱龙、唐生明等七原告签订了山海关国家森林公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签订后，七原告按约定完成了大部分工程建设施工项目，但有騄公司因后续资金不足，拖欠工程款近两千余万元，工程施工就此停滞。2010年，七原告遂起诉至山海关区人民法院。

针对本案涉及标的额大、时间跨度长、利益牵涉面广、对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影响大等特点，山海关法院院长亲自参加调解，制订周密调解工作方案，耐心地同七原告和被告进行深入沟通，不断消除双方当事人的抵触情绪。同时，法院还支持引进多家投资机构，通过将前期投入转股、吸引新资金注入等形式，缓解有騄公司的资金困难，案涉工程项目恢复施工。及时与政府及相关部门磋商，筹措资金，先行给七原告垫款以支付农民工工资，避免了施工方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在法院的不懈努力下，七起案件最终全部调解结案，拖欠数年的工程款得到清偿。

【调解意义】

本案关系国家森林公园具体项目，关系众多农民工合法权益，对当地经济发展大局和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本案的成功调解：一是践行了能动司法理念，院长亲自参加调解，积极邀请政府相关部门、有关投资方等参与案件处理和调解，案涉工程项目的恢复施工，农民工工资及时发放，拖欠工程款得到清偿，真正做到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为民司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二是充分发挥了调解的优势，法院跳出案件寻求案件的有效解决，通过引进新的投资方式解决开发商资金困难，实现了债权清偿和工程复工；通过政府垫资，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及时消除影响社会稳定因素。立足案件，着眼长远，外引内联，最大限度地实现互利共赢，推动长远发展的调解结案的优势作用，一览无余。

5.严云泰等诉严嘉平等继承纠纷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沪一中民一（民）初字第74号】

【案情摘要】

本案争议遗产是上海早年赫赫有名的大隆机器厂的创始人严庆祥、李蕙君夫妇共有的上海市愚园路699号房屋。严庆祥于1988年7月去世，未留有遗嘱。李蕙君于1994年11月去世，留有遗嘱，表示将愚园路699号房屋出售，并分配了继承份额。本案的原告以及三被告是严庆祥、李蕙君的孙辈后代。三被告作为代位继承人于1996年诉至上海一中院，要求确认遗嘱无效，后经审判认定遗嘱真实有效。后原告多次组织召开家庭会议，协商出售房产事宜，但三被告均采取不配合的态度，致使无法出售房产。原告遂诉至法院。

上海一中院经过通盘考虑，正确选择了优先调解的审判方法。承办法官通过与17位当事人推心置腹的沟通，首先取得了他们的一致信任。其次，以情入手，借助当事人的亲戚做说服教育工作，消除当事人之间的不信任，就继承份额达成了一致意见。再次，创新调解方法，采取由各继承人推荐买家的房屋变现方案，在金融危机不利影响的背景下，顺利地找到了买家。在买家因为价格过高而退缩时，法官再次与当事人和买家沟通，顺利达成统一的价格。案件最终调解结案，当事人当月领取了继承款。经过一年半的调解工作，一场纷争十多年的继承案件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受到当事人一致称赞。

【调解意义】

本案是因继承遗产而引发的典型家庭纠纷。被继承人是上海当地名人，继承人人数众多且分居世界各地，矛盾重重，纷争已久，办理难度很大。本案的成功调解，对人民法院审理继承等家庭案件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一是立足亲情，准确寻找调解突破口。法院从亲情着手，耐心释法引导，唤起其对和睦家庭的回忆和向往，并借助当事人的亲戚做说服教育工作，以亲情感化了各方当事人，消除了各方之间的对立，为调解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二是找准调解难点，创新调解方法。法院准确把握确定继承份额和巨额不动产遗产案变现分配两个难点，创新地采取继承人内部竞价的方式成功变现了房屋，确保了调解成功。三是最大限度实现当事人权益。法院调解化解纠纷，既实现了当事人的继承权利，更维护了亲情和家庭和睦这一更高的“利益”，同时弘扬了“和为贵”的家庭伦理和社会价值。

6.雷敏平诉福州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重庆分公司、福州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09）巴民初字第2792号】

【案情摘要】

原告雷敏平在被告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承建的工地上工作期间坠落摔伤，被有关部门评定为工伤二级伤残。重庆市巴南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支付雷敏平各项工伤保险待遇555755.88元，双方终止劳动关系及工伤保险关系；驳回原告雷敏平要求支付一次性功能障碍辅助材料费及配置残疾辅助器具（轮椅）费用的申请。原告雷敏平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赔偿医疗费等各项工伤待遇并解除劳动关系。承办该案的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女子合议庭法官针对原告雷敏平截瘫后致本人及家庭十分困难，被告属外来企业可能导致执行兑现难等特点，没有径行判决，而是确立了“调解优先”的思路，并制订了详细的调解方案：对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先进行法律和情理正面教育疏导，着重介绍雷敏平家庭的特殊困难，促使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同意先行向雷敏平支付赔偿款6万元，缓解了雷敏平经济的困境。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分期支付雷敏平工伤赔偿金59万元。女子合议庭法官坚持调解回访制度，及时提醒督促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按期付款，确保了所有的赔偿款全部兑付完毕。女子合议庭发起爱心捐款活动，为雷敏平捐款1000元，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的代理律师得知后深受感动，也捐款500元。每一期赔偿款的如期兑付，为雷敏平的后期治疗和护理提供了保障。现在，雷敏平已经装上假肢练习行走，并上网学习相关知识。雷敏平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调解意义】

工伤损害赔偿纠纷是关乎受害人的切身利益和家庭基本生活的大事，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倡导的重点调解的案件类型之一。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女子合议庭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中的独特优势，带着对当事人的真挚感情，怀着为当事人解难题、办实事的愿望去做调解工作，情法交融，以“情”解纷，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成功调解结案。纵观案件处理过程，贯穿一个浓浓的“情”字，是司法为民的成功实践：首先，在案件受理之初便确立了先行调解的思路，没有一判了之，而是“思民之所忧，做民之所盼，解民之所难”，选择了调解作为结案方式；其次，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做到了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建立起双方互谅互让互信的良好基础。调解协议既维护了普通农民的合法权益，也让用人单位认识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性；再次，在调解协议履行过程中做到了及时回访、督促落实，确保赔偿款全部履行完毕。尤其是合议庭法官为雷敏平捐款1000元的行动，感动了福州三建重庆分公司的代理律师，感动了对方当事人，感动了所有关心雷敏平的人。

7.张必桥故意杀人案【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扬刑初字第0004号】

【案情摘要】

被告人张必桥入赘赵家，与赵某结为夫妻。2010年11月，赵某与被害人王某某相识后离家出走，与王某某同居。同年12月10日晚，被告人张必桥在与带人上门挑衅滋事的王某某纠缠打斗中，用刀将王某某刺死。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加大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调解工作力度，促成被告人张必桥认罪、悔罪，并动员其亲属积极筹款赔偿；对被害人亲属释法解疑，指出被害人王某某对本案的发生负有严重过错。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促使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调解方案更趋理性，最终达成调解协议：被告人张必桥向被害人王某某亲属赔礼道歉，及时赔偿各项损失12万元，被害人王某某亲属谅解并请求对被告人张必桥从轻处罚。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张必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结案后，被告人张必桥亲属、被害人王某某亲属及各自住所地的周边群众分别给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来锦旗，案件审理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调解意义】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方法，在依法惩罚犯罪的同时，按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通过积极有效的调解工作，有效化解了当事人恩怨和对抗情绪，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该案成功调解的实践证明：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判之中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同样重要。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有利于在惩罚被告人的同时体现教育、感化和社会预防的功能；有利于迅速解决被害人或亲属经济上的窘迫，减少社会负担，实现对权利人的抚慰和保护。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利益主体多元、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案件数量大量增加的今天，坚持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优先调解，对于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意义重大。

8.黄浩翔、赵伟等抢劫案【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2009）商区法刑初字第44号】

【案情摘要】

2008年10月21日晚10时许，被告人赵伟与被害人张延涛、翟鹏波、张函、卢建涛等人在被告人黄浩翔经营的台球厅玩耍，黄浩翔与赵伟合谋对张延涛等人实施抢劫。随后，黄浩翔电话通知给同案被告人张某（17岁）纠集他人准备实施抢劫。次日零时许，张某及其纠集的同案被告人张钦、南某（17岁）、牛某（15岁）和郭伟龙（在逃）在江滨大道东段与由赵伟带领的张延涛、翟鹏波、张函、卢建涛相遇，张某等人即采取拳打脚踢、搜身等手段对张延涛等人实施抢劫。郭伟龙用随身携带的匕首猛刺张延涛左大腿一刀，致张延涛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南某抢得张函手机一部，抢得翟鹏波手机电池一块。案发后，被害人张延涛的父母要求严惩凶手，并提出50万元的赔偿请求。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考虑到致张延涛死亡的直接行为人郭伟龙在逃，在案的六名被告人最大20岁，最小的15岁，其中有三名是未成年人的实际情况，按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选择了附带民事赔偿调解作为处理此案的突破口：一方面积极主动促使被告人亲属筹款赔偿，组织被告方当面向被害人父母赔礼道歉；另一方面进行释法解疑，引导被害方理性诉讼，提出合理诉求。六名被告人流泪真诚悔罪，向被害人父母道歉，获得了被害人张延涛的父母最终谅解。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案件得到妥善处理。

【调解意义】

抢劫犯罪作为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和财产权利的暴力犯罪，人民法院原则上不宜主动对其附带民事诉讼进行调解。但本案具有特殊性，致张延涛死亡的直接行为人在逃，在案的六名被告人中有三名系未成年人。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严格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既满足被害人亲属的合理诉求，又依法对悔罪的被告人从宽处罚，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其典型意义在于：一是以人为本，恢复性司法。把民事赔偿作为化解被害人亲属心中怨恨的突破口，积极引导被害方理性对待赔偿诉求。经过不懈努力，被害方的合理诉求得到满足，感情得到慰藉，对被告方给予了谅解；二是能动司法，促使被告方赔偿到位。从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人出发，积极向被告人亲属宣传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同时注重发挥律师在调解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最终说服被告方积极筹款赔偿。对六名被告人加强法律教育、感化，促成六名被告人真诚悔罪并向被害人亲属真诚道歉，获得谅解，得到宽大处理。

9.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司诉福建省国土资源厅等行政许可及行政赔偿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闽行终字第35号】

【案情摘要】

福建省国土资源厅2005年挂牌出让处于冠豸山风景名胜区规划范围内的涉案探矿权，李元丰竞拍获得。经连城县国土资源局等部门审核后，福建省国土资源厅批准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司受让该探矿权。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司投入费用进行探矿后，被告知探矿点与拟设置的采矿区均在禁采区，不能进行采矿。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省国土资源厅签订矿权挂牌出让行政合同的行为存在过错，请求赔偿损失378万余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司二审上诉后，针对本案涉及国家风景名胜区规划建设及产业政策调整的大局，选择了行政协调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首选途径：及时调查取证，查明案件事实，做到是非分明，打好协调基础；进行合法性评判，指出被诉行政行为不合法，以建议促自纠,改变行政机关不打算赔偿的预期；分清责任承担，依照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依法界定损失范围和赔偿数额，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核算赔偿项目，确定协调底线。促成连城县鑫都矿业有限公司与连城县国土资源局达成了由连城县国土资源局一次性补偿上诉人人民币150万元等内容的和解协议。鑫都矿业有限公司以协议已经全部履行、争议问题已经解决为由向法院申请撤回了上诉。

【调解意义】

在本案行政协调过程中，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转变观念，创新做法，妥善化解行政争议，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一是坚持合法性审查原则，在法律的框架下探索并实行和解撤诉制度，鼓励双方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在妥善解决争议的基础上通过撤诉的方式结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二是积极探索判前司法建议，提前表明评判态度，指出被诉行政行为不合法，促成行政机关积极赔偿，彰显能动司法的功能；三是依法界定损失范围和赔偿数额，促使当事人各方调整自己的预期，缩小了差距，寻找利益的契合点，为协调结案奠定了坚实基础。

10.河北骄傲船务有限公司请求确认民事诉讼财产保全行为违法申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鲁确申字第25号】

【案情摘要】

2007年4月6日，青岛海事法院在审理河北骄傲船务有限公司诉德州开元公司一案中，依船务公司申请，冻结了开元公司的出口退税账户。同月17日，德州中院在审理德州市商业银行诉开元公司一案中，裁定要求该市国税局将开元公司近2000万元退税款退至其另指定的账户。船务公司以德州中院行为导致其保全的出口退税款落空为由，提出国家赔偿确认申请，德州中院不予确认，船务公司向山东高院提出申诉。

针对案件涉及两家法院保全裁定冲突，加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不明确，为慎重起见，山东高院选择着力做好协调工作的处理方式。法院一方面辨法析理，消除申诉人关于权利无法实现的思想顾虑，使其相信人民法院会秉公办案、妥善解决纠纷并接受协调；一方面积极与被申诉法院沟通思想，通过发公函、与院领导及案件承办人座谈等形式，统一了对问题的认识。同时，加大了对相关民事案件、海事案件执行力度，查找到开元公司尚有部分可申报退还的出口退税款，另有作为贷款抵押物的土地一宗。经过多方协调和多次努力，德州市政府、税务机关及抵押权人同意全力配合法院工作，最终该宗土地得以变现，用该宗土地补偿款和出口退税款清偿了船务公司的债权。船务公司与开元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随即向山东高院申请撤回申诉。

【调解意义】

本案纠纷因案外人对法院保全行为不服而引发，背后涉及民事案件、海事案件及财产保全和执行程序，涉案及索赔数额巨大，申诉人系香港特区企业，申诉人对上级法院能否秉公执法抱有疑虑。山东高院“跳出就案办案的框子”，经反复协调努力，成功化解了本案纠纷并促成海事积案执结，及时、充分地保护了申诉人的合法权益。本案的成功协调，有三方面典型意义：一是注意从根本上化解纠纷。山东高院在认定被申请确认的司法行为存在程序性瑕疵后，没有轻启国家赔偿程序，而是优先考虑从源头上即执行中寻求救济的思路，并最终协调成功，债权得以完全实现。二是切实保障申诉人合法权益。山东高院坚持在查明案件基本事实和明确法律适用标准基础上开展协调、引导和解，反复、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最终帮助申诉人实现了逾千万的债权。三是从大局出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山东高院坚持从大局出发，积极争取地方党委、人大和政府部门支持，最终使申诉人与国家机关“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和，切实践行了能动司法理念，取得了“一举多赢”的良好效果。

第三篇：2017全国法院破产十大典型案例

全国法院破产典型案例

案例1:浙江南方石化工业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

破产清算案

（一）基本案情

浙江南方石化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石化）、浙江南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系绍兴地区最早一批集化纤、纺织、经贸为一体的民营企业，三家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其中南方石化年产值20亿余元，纳税近2亿元，曾入选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由于受行业周期性低谷及互保等影响，2016年上述三家公司出现债务危机。2016年11月1日，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柯桥法院）裁定分别受理上述三家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通过竞争方式指定联合管理人。

（二）审理情况

由于南方石化等三公司单体规模大、债务规模大，难以通过重整方式招募投资人，但具有完整的生产产能、较高的技术能力，具备产业转型和招商引资的基础。据此，本案采取“破产不停产、招商引资”的方案，在破产清算的制度框架内，有效清理企业的债务负担，阻却担保链蔓延；后由政 府根据地方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以招商引资的方式，引入战略性买家，实现“产能重整”。

三家企业共接受债权申报54.96亿元，裁定确认30.55亿元，临时确认24.41亿元。其中南方石化接受债权申报18.58亿元，裁定确认9.24亿元，临时确认9.34亿元。鉴于三家企业存在关联关系、主要债权人高度重合、资产独立、分散以及南方石化“破产不停产”等实际情况，柯桥法院指导管理人在充分尊重债权人权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展债权人会议职能，并确定三家企业“合并开会、分别表决”的方案。2017年1月14日，柯桥法院召开南方石化等三家企业 本案是在清算程序中保留有效生产力，维持职工就业，实现区域产业整合和转型升级的典型案例。审理中，通过运用政府的产业和招商政策，利用闲置土地70余亩，增加数亿投入上马年产50万吨FDY差别化纤维项目，并通过托管和委托加工方式，确保“破产不停产”，维持职工就业；资产处置中，通过债权人会议授权管理人将三家企业资产可单独或合并打包，实现资产快速市场化处置和实质性的重整效果。此外，本案也是通过程序集约，以非实质合并方式审理的关联企业系列破产清算案件。对于尚未达到法人格高度混同的关联企业破产案件，采取联合管理人履职模式，探索对重大程序性事项尤其是债权人会议进行合并，提高审理效率。

案例2：松晖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执行转破产

清算案

（一）基本案情

松晖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晖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10日，主要经营工程塑料、塑胶模具等生产、批发业务。2015年5月，松晖公司因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等问题被迫停业，继而引发1384宗案件经诉讼或仲裁后相继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在执行过程中，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宝安法院）查明，松晖公司名下的财

产除银行存款3483.13元和机器设备拍卖款1620000元外，无可其他供执行的财产，459名员工债权因查封顺序在后，拍卖款受偿无望，执行程序陷入僵局。2017年2月23日宝安法院征得申请执行人深圳市宝安区人力资源局同意后，将其所涉松晖公司执行案移送破产审查。2017年4月5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裁定受理松晖公司破产清算案，松晖公司其他执行案件相应中止，所涉债权债务关系统一纳入破产清算程序中处理。

（二）审理情况

深圳中院受理松晖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后，立即在报纸上刊登受理公告并依法指定管理人开展工作。经管理人对松晖公司的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审核后发现，松晖公司因欠薪倒闭停业多年，除银行存款3483.13元和机器设备拍卖款1620000元外，已无可变现资产，而负债规模高达1205.93万元，严重资不抵债。2017年6月28日，深圳中院依法宣告松晖公司破产。按照通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1623645.48元，优先支付破产费用685012.59元后，剩余938632.89元全部用于清偿职工债权11347789.79元。2017年12月29日，深圳中院依法裁定终结松晖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执行不能案件移送破产审查，从而有效化解执行积案、公平保护相关利益方的合法权益、精准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典型案例。由于松晖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权，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激烈，尤其是涉及的459名员工权益，在执行程序中很难平衡。通过充分发挥执行转破产工作机制，一是及时移送、快速审查、依法审结，直接消化执行积案1384宗，及时让459名员工的劳动力资源重新回归市场，让闲置的一批机器设备重新投入使用，有效地利用破产程序打通解决了执行难问题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对所有债权的公平清偿，其中职工债权依法得到优先受偿；二是通过积极疏导和化解劳资矛盾，避免了职工集体闹访、上访情况的发生，切实有效的保障了职工的权益，维护了社会秩序，充分彰显了破产制度价值和破产审判的社会责任；三是通过执行与破产的有序衔接，对生病企业进行分类甄别、精准救治、及时清理，梳理出了盘错结节的社会资源，尽快释放经济活力，使执行和破产两种制度的价值得到最充分、最有效地发挥。

案例3：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钢铁）于1997年8月11日登记注册，主要从事钢铁生产、加工和销售，其股票分别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以下简称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挂牌交易。截至2016年12月31日，重庆钢铁合并报表资产总额为364.38亿元，负债总额为365.45亿元，净资产为-1.07亿元。因连续两年亏损，重庆钢铁股票于2017年4月5日被上交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经债权人申请，重庆市 据重庆钢铁发布的2017年报告显示，通过成功实施重整计划，其2017获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亿元，已实现扭亏为盈。

（三）典型意义

重庆钢铁重整案是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化解企业债务危机，从根本上实现企业提质增效的典型案例。该案因系目前全国涉及资产及债务规模最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重整、首例股票同时在上交所和联交所挂牌交易的“A+H”股上市公司重整、首家钢铁行业上市公司重整，而被认为属于“特别重大且无先例”。该案中，人民法院发挥重整程序的拯救作用，找准企业“病因”并“对症下药”，以市场化方式成功剥离企业低效无效资产，引入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利用资本市场配合企业重组，实现了企业治理结构、资产结构、产品结构、工艺流程、管理制度等的全面优化。另外，人民法院在准确把握破产法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积极作为，协同创新，促成了重整程序中上交所首次调整资本公积金转增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联交所首次对召开类别股东大会进行豁免、司等六家公司破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其下属的五家控股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轻纺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服装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机电进出口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针织进出口有限公司、无锡新苏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江苏省纺织及外贸行业内有较高影响力的企业，经营范围主要为自营和代理各种进出口业务及国内贸易。在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背景下，因代理进口化工业务的委托方涉嫌违法及自身经营管理等原因，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其五家子公司出现总额高达20余亿元的巨额负债，其中80%以上为金融债务，而六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仅为6000余万元，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二）审理情况

根据债权人的申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分别于2017年1月24日、2017年6月14日裁定受理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五家子公司（其中无锡新苏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经请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南京中院管辖）重整案，并指定同一管理人接管六家公司。管理人对六家公司清理后认为，六家公司存在人员、财务、业务、资产等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据此申请对六家公司进行合并重整。南京中院在全面听证、审查后于2017年9月29日裁定省纺织进出口公司与五家子公司合并重整。基于六家公司在纺织及外贸行业的影响力及经营前景，管理人通过谈判，分别引入江苏省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母公司等作为战略投资人，投入股权等优质资产增资近12亿元，对债务人进行重整并进行资产重组，同时整合省纺织进出口公司与子公司的业务资源，采用“现金清偿+以股抵债”的方式清偿债权。2017年11月22日，合并重整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经过分组表决，各组均高票或全票通过管理人提交的合并重整计划草案。经管理人申请，南京中院审查后于2017年12月8日裁定批准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五家子公司的合并重整计划；终止省纺织进出口公司及五家子公司的合并重整程序。

（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探索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实现企业集团整体脱困重生的典型案例。对分别进入重整程序的母子公司，首先在程序上进行合并审理，在确认关联企业人格高度混同、资产和负债无法区分或区分成本过高以致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并全面听取各方意见后，将关联企业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合并重整中，通过合并清理债权债务、整合关联企业优质资源，同时综合运用“现金清偿＋以股抵债”、重整的同

时进行资产重组等方式对危困企业进行“综合诊治”，不仅使案件审理效率大为提升，债权人的整体清偿利益得到有效维护，还化解了20余亿元的债务危机，有效防范了金融风险，实现了六家企业整体脱困重生，凸显了破产审判的制度功能与社会价值，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供有益经验。

案例5：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破

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化工集团）系云南省国资委于2005年8月组建成立的省属大型集团企业，下辖近百家企事业单位，并系上市公司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维股份）的控股股东。2012至2015年煤化工集团经营性亏损合计超过100亿元，涉及经营性债权人1000余家，整个集团公司债务约650亿元，云维股份则面临终止上市的紧迫情形。如债权人维权行为集中爆发，煤化工集团进入破产清算，集团旗下4.3万名职工中大多数将被迫离开工作岗位，72亿元债券面临违约，数百亿金融债权将损失惨重。

（二）审理情况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全国首例在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系统）和NET系统（以下简称“两网”系统）流通转让股票的股份公司破产重整案。1999年9月，上述“两网”系统停止运行后，“两网”公司普遍存在经营困难、股份流动性差等问题，但由于存在着可能申请公开发行的政策优势，因而仍具有一定的重整价值。本案中，京中兴公司通过重整引入优质旅游资产，实现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配置，培育了发展新动能，并为公司在符合法律规定条件时申请公开发行奠定了基础，也为其他“两网”公司通过重整重返资本市场提供了借鉴。同时，对拓宽企业投融资渠道，落实北京金融工作会议关于“促进首都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把企业上市作为一个重要增长点来抓”的要求，对于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首都营商环境亦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本案中北京一中院采用预重整方式，通过对识别机制、重整听证程序、沟通协调机制的综合运用，大大提高重整的效率和成功率，充分发挥了预重整的成本优势和效率优势，实现了多方利益的共赢。

案例7：庄吉集团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破产重整

案

（一）基本案情

庄吉服装是温州地区知名服装品牌,庄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庄吉集团)、温州庄吉集团工业园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区公司)、温州庄吉服装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公司)、温州庄吉服装有限公司服装公司(以下简称服装公司)四企业长期经营服装业务,且服装业务一直经营良好。但因盲目扩张,投资了并不熟悉的造船行业，2014年受整体经济下行影响,不但导致投入造船业的巨额资金血本无归,更引发了债务人的银行信用危机。2014年10月9日,除服装公司外,其余三家公司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温州中院）申请破产重整。

（二）审理情况

2015年2月27日,温州中院裁定受理庄吉集团、园区公司、销售公司三企业的重整申请,并根据企业关联程度较高的情况,指定同一管理人。本案中债权人共有41人,申报债权约20亿元,确认约18亿元。2015年8月20日,管理人请求温州中院将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三个月。2016年1月27日,服装公司亦进入重整程序。由于四企业存在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符合合并重整的基础条件，且合并重整有利于公平清偿债务，符合《破产法》的立法宗旨。温州中院在经债权人会议决议通过四企业合并重整的基础上，经过该院审委会讨论决定，对管理人提出的实质合并重整申请予以准许。随后管理人制定整体性的重整计划草案，并在债权人会

议表决的过程中获得了绝大部分债权人的认可,仅出资人组部分股东不同意。经与持反对意见的股东沟通,其之所以反对主要是对大股东经营决策失误有怨言,对重整计划本身并无多大意见。2016年3月17日,温州中院强制裁定批准该重整计划草案。在重整计划草案通过后,温州中院及时根据《中共温州市委专题会议纪要》[（2016）9号文件]对重整企业进行信用修复,使得重整企业隔断历史不良征信记录、恢复正常使用包括基本户在内的银行账户、正常开展税务活动、解除法院执行部门的相关执行措施,为重整企业营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法院依法审慎适用重整计划草案强制批准权、积极协调保障企业重整后正常经营的典型案例。实践中，一些企业在重整计划通过后，因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又重新陷入困境。因此,重整是否成功,并不仅仅体现在重整计划的通过上，虽然重整司法程序在法院裁定批准后终止，但重整后的企业能否迅速恢复生机,还需要在信用修复、适当的税收优惠等方面予以支持，使其顺利恢复生产经营活动，才是完整发挥重整制度价值的关键。本案中，在庄吉服装系列公司重整计划通过后,温州中院积极协调，为重整后的庄吉服装系列公司赢得良好经营环境。此外，法院依法审慎适用强制批准权，维护了各方主体利益平衡以及整体利益最大化，庄吉

服装系列公司在重整成功后的 中茶农债权人83名，债权金额合计约776万元）。管理人采用公开遴选的方式，引入投资人向铁观音集团增资2.2亿元，持有铁观音集团股权76.2%，原股东的股权稀释为23.8%；铁观音集团普通债权清偿率7.54%（其中10万元以下部分清偿率30%），比清算条件下的清偿率提高三倍；安溪茶厂普通债权清偿率16%（其中10万元以下部分清偿率40%），两案重整计划草案均获得高票通过。2016月11月3日，泉州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2017年8月31日重组方投资全部到位，2017年10月31日，泉州中院裁定确认两案的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通过破产重整制度促进传统农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典型案例。安溪茶厂、铁观音集团等企业共同形成了茶叶种植、生产、研发、销售的产、供、销一体化涉农企业。重整成功使“安溪铁观音集团”这一著名商号得以保留，带动茶农、茶配套生产商、茶叶营销加盟商相关产业发展；且投资方“互联网+”思维模式、合伙制商业模式、“制茶大师工作室”等创新模式的引入，对传统农业企业从营销模式、产品定位、科研创新等方面进行升级转型，同时化解了金融债权约5.8亿元，有效防控金融风险。此外，本案中，经审计机构和管理人调查，两家企业在主要财产、交易渠道、账册等方面不存在高度混同情形，故未采用实质性合并重整的

方式，而是采取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审理模式对于安溪茶厂和铁观音集团两个关联企业进行重整。基于两家企业母子公司的关系，招募同一个投资人作为重整案件的重组方，最大限度整合两家企业的资源，提高重整的价值，实现债务人和债权人利益最大化。

案例9：中顺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一）基本案情

中顺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顺汽车）成立于2002年，主要业务为轻型客车的制造、销售。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企业陷入困境。2009年开始停产，诉讼集中爆发，职工大规模上访。至2017年1月，累计负债27亿元，其中拖欠职工工资、社保1440人，普通债权人130余家，相关执行案件130余件，严重资不抵债。2017年1月13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根据债权人申请，裁定受理中顺汽车破产重整案件。

（二）审理情况

法院裁定受理后，基于该企业停产时间长、社会稳定压力突出、协调审批事项复杂等现实情况，法院通过“沈阳工业企业依法破产（重整）工作小组”会商后决定指定清算组担任管理人。在重整工作中，法院牵头抓总，主导重整程序

推进；清算组除管理人基本职责外，侧重解决职工安置、维护稳定，协调、审批，产业政策把握等事务。

针对企业的困境成因，在重整计划草案制定中，一方面立足于化解债务问题，保证公平清偿；另一方面着眼于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增强盈利能力。在重整投资人引入过程中，采用市场化招募方式，将引入新能源产业作为目标，指导管理人利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招募公告，将符合国家政策支持导向并具有技术创新能力作为核心要件，通过严格的招募遴选程序，从报名的主体中择优选定威马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沈阳思博智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作为重整投资人。威马汽车作为致力于新能源汽车研发、生产的企业，给中顺汽车注入活力，构建绿色出行，智慧出行，实现了中顺汽车由传统汽车制造企业向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的转型升级。2017年6月30日，债权人会议各组均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2017年7月6日，沈阳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2018年1月，中顺汽车管理人提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报告。

（三）典型意义

中顺汽车重整案是充分发挥政府与法院协调机制的优势，以常态化工作平台有针对性指导个案，同步化解困境企业债务和经营问题，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实现振兴的典

型案例。中顺汽车案件审理中，充分利用“沈阳工业企业依法破产（重整）工作小组”平台优势，判断企业的救治价值和可能性，把握重整产业发展方向，搭建引资平台，促进项目落地，并在重整计划执行阶段，督促、协调有关部门快速完成变更、审批事项，在法院依法完成程序推进工作的基础上，共同实现成功重整，助力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

案例10：桂林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

案

（一）基本案情

桂林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维公司）拥有全球 确定相关债权数额并将出资人权益调整为零,明确文投公司义务。享有担保权的债权组，代表债权金额275,892,800.36元，表决通过该草案；普通债权组过半数同意，代表债权金额761,128,974.33元，占该组债权总额的77.30%，超过三分之二以上；出资人组表决未通过该草案。2017年12月4日，广西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终止重整程序。2018年1月份，文投公司出资资金到位；1月26日，广西高院裁定确认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15位债权人债权共计1,469,526,673.18元，其受偿金额分配共计589,207,646.36元；2月中旬，文投公司完成股权过户。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全国首个直接由高级法院受理的破产重整案件。由于考虑到公司经营项目为国际知名大型实景《印象·刘三姐》剧目，对广西旅游业、地方经济影响较大，且公司所有资产被国内、区内数十家法院查封、涉及职工人数众多且成分复杂等情况，广西高院依据我国《企业破产法》 力，确保800多名演职人员就业机会也解决关联公司548名职工安置问题，相关产业通过《印象·刘三姐》项目实现升级改造，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

第四篇：2012年法院十大经典案例

2012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来源： 张维林†的日志

由人民法院报编辑部评选的2012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今天推出。这十大案件均为本报2012年所报道的社会关注度高、案情疑难复杂或审判结果有重大突破、借鉴作用的典型案件。

这十大案件分别是：天津许云鹤驾车撞人案（即网民热议的“天津彭宇案”）、赖昌星走私行贿案、吴英集资诈骗案、足球系列反腐案、iPad商标权属纠纷案、信宜紫金溃坝系列索赔案、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案、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西安投资者诉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

这十大案件的评选，力图对2012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的多种类型案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做一次认真的梳理，发挥典型案件辐射效应，回应人民群众对重大典型案件审理结果的关注，提升审判质效；集中体现人民法官在过去的一年中，通过依法审理、执行的刑事、民事、商事等案件，努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所做出的努力。

应法院报之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杨立新、肖建国，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黎宏分别为十大案件做了精彩点评，对十大案件的典型意义和重大影响予以深刻诠释。（记者 刘吟秋）

① 天津许云鹤驾车撞人案

2009年10月21日，天津市民许云鹤驾车与王秀芝老太太之间发生纠纷。王秀芝称自己被许云鹤驾车撞倒在地；许云鹤则认为自己是主动停车，下车搀扶从护栏上摔下来的王秀芝，是助人为乐。事发后，受伤的王秀芝被送往医院治疗，之后向法院起诉索赔。

2011年6月16日，红桥区法院一审判决许云鹤承担40%的民事责任，赔偿王秀芝10.8万余元。许云鹤不服，向天津市一中院上诉。二审期间，一中院以抽签方式确定了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所送鉴定材料亦经双方认可，最终得出鉴定结论：“王秀芝腿部伤情单纯摔跌难以形成，遭受车辆撞击可以形成。”

二审法院认为，可以由鉴定结论、事故现场图、当事人述称等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认定王秀芝腿伤系许云鹤驾车行为所致。遂于2012年1月19日作出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许云鹤案事发南京彭宇案之后，在案情方面具有相似性，故又被称为彭宇第二案，引起民间广泛关注。单纯就案件本身的裁判来看，主要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即王秀芝的受害是否因许云鹤的行为引起，这也是该案最大的疑点。需要说明的是，在诉讼活动中，案件事实的判断是依据证据规则进行的，由此形成的法律事实与事情的真相即客观真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前者则是具有主观色彩的认识，法律事实只能尽可能地接近真相，却无法重现客观事实。这是现代法治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而社会民众却怀有朴素的真假、善恶观念，将对案件真实探求的责任完全赋加于法院法官之上，因此，法官依据案件事实裁判难免会遭致社会公众的质疑。而此际法官应当做好裁判的说理工作。

对此，《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明确将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和《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也明确要求裁判文书应当充分表述当事人的诉辩意见、证据的采信理由、事实的认定、适用法律的推理与解释过程，做到说理公开。这是推行法制、塑造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方式。就该案而言，从公开的判决书内容来看，该案的裁判是合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也是有证据可循的。对于社会公众为此而产生的质疑，则应当通过公开、透明的释法方式加以化解，做好心证公开与裁判说理工作，使其了解法院裁判的运作原理，增强法院裁判的正当性。如此，法院方能回答社会民众的质疑，提升社会公众的认同，并承担起法制宣传的作用。

反思本案，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主要在于该案可能引发的道德危机，助人为乐却要冒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传统的社会道德行为面临着现代社会法制的挑战。如何协调传统社会道德与法律责任之间的冲突，挽救日益凸显的道德滑坡成为隐藏在该案背后亟需我们深思的问题。

② 赖昌星走私行贿案

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赖昌星走私普通货物、行贿犯罪一案，2012年5月18日上午在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法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行贿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违法犯罪所得依法予以追缴。宣判后，赖昌星未提出上诉。1999年案发后，赖昌星畏罪潜逃至加拿大，后被成功遣返。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逃亡国外十余年的赖昌星终究还是未能逃脱中国法律的制裁。该案展示了我国打击犯罪的坚定决心。近年来，我国与外国缔结了百余项引渡和司法协助条约，建立双边和多边司法合作机制，通过引渡、遣返等司法合作方式，有力地打击了犯罪。赖昌星的成功遣返在一定程度上为追逃犯罪开辟了新的路径。

更为重要的是，该案也见证了十余年来我国刑事法治与人权保障事业的进步。赖昌星逃亡距被遣返前后长达十二年之久，这期间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国际方面对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人权保障情况的质疑。在国际司法合作方面，有一项重要原则，即“死刑不引渡”原则。由于在2011年以前，我国刑法规定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是可以判处死刑的，这就成为遣返赖昌星回国的最大障碍。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国的刑事法治一直在不断地向前推进，2004年我国明确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2011年，修正后的刑法取消了包括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在内的很多经济犯罪的死刑。这些努力成为赖昌星能够成功遣返回国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赖昌星的成功遣返意味着国际社会对我国人权保障努力的认同。2012年，刑事诉讼法经过修正，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第二条，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制度、侦查程序等方面都做了重大修改，进一步体现了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努力与决心。

就该案而言，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还包括赖昌星外逃后违法所得的处理问题。按照以往的规定，我国没有缺席审判制度，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法到庭的情况下是不能作出裁决的。外逃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无法归案，其违法所得亦缺乏有效的法律途径加以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打击犯罪的力度。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创建了财产罚没程序，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后违法所得的处理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这就解决了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法到案的情况下违法所得的处理问题，有助于挽回国家和社会的损失，提升打击犯罪的力度。

③ 吴英集资诈骗案

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浙江省金华市中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英于2003年至2005年在东阳市开办美容店、理发休闲屋期间，以合伙或投资等为名高息集资，欠下巨额债务。为还债，吴英继续非法集资。2005年5月至2007年1月间，吴英以给付高额利息为诱饵，先后从林卫平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余元，用于偿付集资款本息、购买房产等，实际诈骗金额为3.8亿余元。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浙江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综合全案考虑，对吴英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裁定发回浙江高院重新审判。

2012年5月21日，浙江高院经重新审理后认为，鉴于吴英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并主动供述了其贿赂多名公务人员的事实，其中已查证属实并追究刑事责任的3人。综合考虑，对吴英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曾经的亿万富婆到如今的阶下囚，吴英的命运恰似冰火两重天，令人扼腕叹息之余也给人们留下不尽的深思。单纯就案件事实来看，吴英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以及如何处刑成为该案法庭辩论以及民众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人认为吴英的行为是民间借贷，并无入罪的必要性。就构成何罪而言，从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表述来看，集资诈骗罪的前提是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在具备此前提下，行为人还应具有将集资款占为己有的目的才构成集资诈骗罪。对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做了相应的界定。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判断吴英的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该案中吴英集资的对象是否属于公众也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而这种事实认定与主观判断的差异恰是导致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观点分歧的主要原因。此外，在死刑的适用问题上，民意与法意也存在着激烈的冲突，民间反对判处吴英死刑的声音占据压倒性的地位。

反思该案，死刑的存废与改革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在刑法修正案

（八）已经逐步废除经济类犯罪死刑的前提下，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罚结构体系，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适用是摆在法律人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然而，该案更加令人警醒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下，民间资本、民间融资的未来之路究竟在何方。一个吴英倒下，是否还会有无数个“吴英”冒出来？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民间融资已经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力量之源。对此，我们是一如既往地予以扼杀，制造更多的“吴英”，还是反思制度体系本身的问题，转向引导民间资本的法治化？显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④ 足球系列反腐案

辽宁丹东、铁岭、鞍山、沈阳四地中级法院2012年6月13日对7起涉足球系列犯罪案的11名被告人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其中，谢亚龙、南勇、蔚少辉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元，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申思等4名前“国脚”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至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不等刑罚，并均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万元。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黎 宏

历时3年多的涉足球系列犯罪案件，自2009年4月前沈阳队球员王鑫被辽宁警方逮捕到延伸案件的依次侦破，从众多案件被提起公诉到谢亚龙、南勇等前足协官员被依法重罚而尘埃落定。如此大规模地使用刑罚手段来治理体育行业，在我国的刑事审判历史上，不能说是绝后，但肯定是空前的。舆论一般认为，中国此次严惩足球腐败行为，不仅是对饱受诟病的中国足坛的一次强力整治，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国家反腐倡廉的力度正在继续加强。

以上评论固然不错，但情况却决非如此简单。足坛反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首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仅仅说是因为低下的竞技水平和糟糕的国际比赛战绩，令许多民众极为不满，通过这种大规模的刑罚处罚，一定程度上或许能暂时满足公众的愤怒心理。但是，如果说是为了迅速提升我国的足球竞技水平的话，单纯靠

一、两次运动式的反腐，恐怕有些勉为其难。从此次足坛反腐系列案的审理中所揭露的事实来看，过去几年中，我国足坛的腐败，可谓是触目惊心。涉及人员不仅限于主管官员，还包括裁判以及球员在内；涉案内容从赌球、操纵比赛到贪污、受贿；不仅涉案人数多，而且犯案行为还呈现出经常性、日常化的特征。由此看来，我国足球的腐败，不是偶发性的，而是具有制度性的特征。对这种制度性腐败，如果不从体制上进行脱胎换骨，单靠用刑法惩罚几个人，可能还是无济于事的。这一点，从去年尽管足坛反腐力度极大，但我国足球成绩并未有明显起色的情况来看，就可以窥豹一斑。西方刑法学大儒李斯特有一句名言经常被人提起，“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在以刑罚这种最为严厉的手段治理足球这种并不涉及我们普通人的基本生活的行业活动时，尤其值得我们回味。

⑤ iPad商标权属纠纷案

iPad商标归苹果还是唯冠？这场备受关注的苹果有限公司、IP发展有限公司与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iPad权属纠纷案终于尘埃落定。2012年7月2日，苹果公司与深圳唯冠就iPad商标案达成和解，苹果向唯冠支付6000万美元。

2009年8月，IP发展公司向英国唯冠公司提出收购唯冠在各国登记注册的所有iPad商标的意愿。后经多次辗转，谈判主体变成IP发展公司与台湾唯冠公司。双方于同年12月23日签署商标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标的为10个iPad商标，其中包括深圳唯冠公司在中国大陆注册的涉案的2个iPad商标，转让对价为3.5万英镑。

2010年2月，IP发展公司以10英镑的价格将上述10个iPad商标转让给苹果公司。之后，苹果公司要求深圳唯冠公司变更涉案两个商标权属的注册登记时遭到拒绝。深圳唯冠称，台湾唯冠无权处分深圳唯冠公司商标。

iPad商标权属纠纷于2010年5月正式诉诸深圳中院。一审认为，订立转让合同的台湾唯冠无法代表深圳唯冠，苹果公司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上述表见代理成立，并以此为由驳回两原告诉请。两公司提起上诉。广东高院最终调结此案。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苹果公司与唯冠公司关于iPad商标的争执，曾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随着双方在法庭上握手言和，本案双方当事人的孰是孰非，已经变的不重要了，而通过和解化解商家纠纷，保护商家利益，实现利益最大化，促进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更加引起各界的重视。

本案争议对于双方当事人而言，不可谓利益关系不重大，特别是有的当事人已负债累累，其债权人达到数百人，而其最大的财产估值主要集中在iPad商标的价值上，诉前就已被数个银行申请轮候查封。如果其价值发生贬损，不仅对争议的当事人是重大损失，而且会导致所有的债权人受到严重损失。这样的情形实属牵一发而动全身，案件审理不可以掉以轻心。

值得称道的是，承办案件的合议庭并非简单地就案论案，就法论法，而是认为，为使纠纷双方利益最大化，调解是最佳选择，因而认真全面地做好调解工作。在调解中，也不是无原则地和稀泥，而是坚持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出发，充分听取苹果公司、唯冠公司代表的意见，创造条件让双方充分交换意见，最大限度地满足双方当事人的合理诉求，最后终于达成调解协议，圆满解决纠纷，使双方当事人对于案件的审理结果都表示满意，他们的债权人也都满意。

我关注本案，最为看重的有两点：第一，公正调解是处理民事纠纷特别是商事纠纷的重要方法。其实，对于利益对立的重大争议，依法作出裁判并不难，但是有时候一裁了之并不能保护好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进行公正调解，当事人各自后退一步，就会使对抗化为合作，不仅解决了纠纷，而且更能够保护各方利益，促进经济发展。当然，调解应当依法进行，而不是通过调解而压制一方保护另一方，须知违法调解压制的总是理直的一方，而获得利益的总是理屈的一方。只有公正调解，才能够达到人们所期待的结果。第二，当事人也应当看到，利益的保护和公司的发展，并不是以邻为壑，睦邻才是根本。在商业竞争中，有的商人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甚至不利己，表现的是短视的、唯利的、贪婪的心态，不论是恶意挑起诉讼，还是在诉讼中恶意中伤，反映的都是这样对私利的追求。而正当的商人，完全懂得经营之道在于和谐，即使商业竞争亦得有道，必须依法进行。即使发生纠纷，也应当求和解，求发展，听得进调解的意见，以保护自己的最大利益。在这一点上，本案的双方当事人是值得称道的，值得各位商家借鉴。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纠纷不难解决，法官也就好当得多。

⑥ 信宜紫金溃坝系列索赔案

历时1年多、涉及1.8万多名灾民切身利益的“9·21信宜紫金矿业溃坝事件”引发的财产损害索赔系列案终于得到圆满解决。2012年9月12日，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政府、钱排镇人民政府作为代表，与信宜紫金矿业有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根据协议，被告信宜紫金公司将在9月20日前一次性先行支付赔付金额2.45亿元，由政府统一分配给受损个人和单位后，原告申请撤诉结案。

2010年9月21日发生的信宜紫金矿业有限公司银岩锡矿高旗岭尾矿库溃坝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信宜市法院先后受理“9·21”系列案件2502件，诉讼标的3.4亿元。

信宜市法院分两批对20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分别于2011年12月27日和2012年3月18日全部成功调解结案，22名遇难者家属全额领取了赔偿款1267万多元。之后，法院又集中力量对余下的2400余起财产损害赔偿案件进行开庭审理，并成立了由院长梁旭有任组长的调解工作组。

整个调解工作历时五个多月，法院每天均安排两场以上的调解，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信宜紫金公司先后赔付金额超过3亿元。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肖建国

大规模侵权纠纷的诉讼解决，历来是各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的难点。我国民诉法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虽然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但在处理紫金矿业溃坝系列索赔案之类的案件时，仍然存在着捉襟见肘的技术难题：一是受害人人数众多，多为山区村民，信息沟

通不便，举证能力普遍较低；二是受损情况不一，受损原因复杂，多因一果，致害方和责任人较多，责任大小和责任分担的认定具有挑战性；三是主要责任人经济实力雄厚，在当地乃至全国都具有影响力，受害人获得救济的难度和阻力很大。

本案中，信宜法院绕过代表人诉讼，化繁为简，采取“分批审理、集中庭审、集中举证、个案结合”的方式，逐一化解了上述技术难题。一是上门立案，方便1.8万名灾民起诉。二是结合受损原因和损害类型，对约2500件案件进行分类分批处理，总体思路是先易后难，先人身后财产，注重轻重缓急。例如，法院先处理尾矿库下方的达垌村5名死者的5件案件，接着处理与石花地水电站有关的涉及双合村17名死者的15件案件，最后再处理涉及公共财产和灾民个人财产损失的2477件案件。三是创新举证和质证方式，把近10吨重的证据材料进行分类，先书面交换证据、固定证据，然后集中庭审、集中质证，依据证据共通原则，认定事实。通过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来实现受害人利益的最大化。

本案的最大亮点在于政府以众多灾民的利益代表身份参与了争议的解决过程，并且在同责任人的赔偿谈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避免了受害灾民与责任人之间力量相差悬殊的一对一谈判，保证了谈判结果的自愿性和公平性。实际上，溃坝事件使信宜市政府在公路、河堤、学校等公共财产上蒙受了巨额损失，因而具有参与谈判的足够动力和动机。信宜法院正是看到了信宜市政府与广大灾民利益的高度一致性，而建议由政府出面与责任人进行一揽子的赔偿谈判，并最终获得了皆大欢喜的处理结果。这种处理方式彰显了信宜法院的司法智慧，对于各地法院处理利益结构与本案相似的大规模纠纷具有强烈的示范价值。

⑦ 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

2012年8月20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薄谷开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被告人张晓军有期徒刑九年。薄谷开来和张晓军当庭表示不上诉。法院查明，2011年下半年，薄谷开来及其子薄某某与被害人尼尔·伍德因经济利益发生矛盾，尼尔·伍德在电子邮件中言辞威胁薄某某，薄谷开来认为尼尔·伍德已威胁到其子薄某某的人身安全，决意将其杀害。为此，薄谷开来安排重庆市委办公厅原工作人员（其家中勤

务人员）、同案被告人张晓军邀约并陪同尼尔·伍德到重庆，于2011年11月13日安排尼尔·伍德入住重庆市南山丽景度假酒店16栋1605室。当晚薄谷开来安排张晓军携带毒药陪同其前往尼尔·伍德住处，双方一起饮酒、喝茶。薄谷开来趁尼尔·伍德呕吐后要喝水之机，将毒药倒入其口中，致尼尔·伍德死亡。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黎 宏

对薄谷开来等故意杀人一案，人民法院认定其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应当说，这是一个充分体现了法治原则的睿智判断。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以故意杀人罪对薄谷开来起诉和定罪，定性准确。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关被告人的作案情况，在审判开始以前，就已经被各种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使得本案充满了神秘色彩，大家都在拭目以待。在这种众目睽睽的形势之下，司法机关选择以故意杀人罪这种处罚最为严厉但又和种种案外传闻无关的普通刑事犯罪对其起诉并结案，无疑是一个聪明的选择。一方面，可以对被告人的行为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避开此前的各种猜测和流言；另一方面，还能保持对被告人进行最严厉谴责的可能。这种定罪过程充分体现了司法机关的睿智和守法精神。

二是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量刑妥当。众所周知，死缓是我国刑法独创的一种死刑执行方式，在刑法评价上，就是死刑，其适用的对象是“罪大但恶不极”，尚有改造可能的罪犯。作为本案被告人的薄谷开来因为和他人发生纠纷而邀约同伙，使用氰化物毒杀他人，后果严重，手段恶劣，罪当处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法院同时考虑到，其患有精神障碍，对本次作案行为性质和后果的辨认能力完整、控制能力削弱等对其有利因素，故对薄谷开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种判决结果，或许会让一些人觉得意外，但仍然是在刑法规定的范围内的处理，体现了我国刑法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精神，符合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⑧ 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案

2012年9月24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四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王立军当庭表示不上诉。

法院查明，王立军身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违背查禁犯罪职责，徇私枉法，明知薄谷开来有故意杀人重大嫌疑而故意包庇使其不受追诉，情节特别严重；其作为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外国驻华领馆，情节严重；其滥用职权，未经批准或者伪造批准手续，先后对多人使用技术侦查措施，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以四项罪名追究刑责。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盘点典型案例，对于王立军案件，更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研究他究竟犯了哪些罪行、应当怎样量刑这样的刑法观念，而在于研究他作为一个执法官员，是怎样明知违法犯罪而故意实施这些犯罪，进而破坏法治的。在王立军所犯的四宗罪中，徇私枉法罪和滥用职权罪都是这样的罪行。

作为一个执法官员，特别是作为政法机关的重要领导人，应当严格执法，依法办案。但是，按照判决书认定的犯罪事实，王立军在薄谷开来杀人案件中，出尔反尔，开始为徇私情，明知有重要证据证明犯罪，却指派亲信负责侦查该案，隐瞒重要的录音证据，明知侦查结论违反客观事实却予以认可，甚至将监控录像硬盘交给犯罪嫌疑人处置，以使其免受刑事追诉。继而，由于与嫌疑人产生矛盾不断激化，却又翻云覆雨，要求有关人员重新调取、整理案件证据，交出隐匿的重要证据，最后向有关部门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同时，王立军违反

国家法律规定，授意有关工作人员，不履行合法审批手续，先后对多人使用技术侦查措施，严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这样知法犯法，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犯罪行为，发生在一个身居高位、权倾一时的公安局局长、政法委书记的身上，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王立军案件带给我们的思考，一是政法官员特别是政法机关的领导干部，如何形成法律思维，养成遵法、守法的素养，进而成为执法的模范和守法的楷模。如果政法机关的官员都不执法、不守法，甚至戏弄法律，将法律视作儿戏，国家法律还有何尊严？人民的权利还有何保障？可是，王立军之类的官员还在不断被揭露出来，并且没有被揭露出来正在玩弄法律的官员还大有人在。因此必须警醒！二是人民不允许历史倒退。尽管曾经有人说过“文革”每七八年就要搞一次，但人民是不准开历史倒车的。王立军以及跟他有一样思想的人，复辟“文革”只能是短暂的，最终落得叛逃和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后果。本案的法院判决书，既是对王立军所犯罪行的裁判，更是对人民不准历史倒退所作出的宣言。

⑨ 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

2012年12月2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进行二审宣判，即对糯康等6名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故意杀人、运输毒品、绑架、劫持船只案的上诉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对糯康、桑康·乍萨、依莱、扎西卡的死刑判决，维持并核准对扎波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维持对扎拖波有期徒刑八年的判决。

云南高院审理查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认定糯康犯罪集团为报复中国船只和船员，勾结泰国不法军人，于2011年10月5日在湄公河缅甸和泰国水域劫持中国船只“玉兴8号”、“华平号”，并枪杀13名中国船员，运输大量毒品的犯罪；为劫持往来船只、索取财物，于2011年4月2日至6日在湄公河缅甸水域劫持中国船只、绑架中国公民、勒索巨额赎金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黎 宏

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法院第一次公开审理的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对中国公民实施犯罪的案件，糯康案释放出了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中国政府有责任、有能力保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不论这种侵害是发生在我国领域内还是之外。尽管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刑法都规定，外国人在本国领域外对本国国家或者公民实施犯罪的，可以适用本法，但各国立法者都心知肚明，这种规定，只是一种宣示性规定，其实现不仅仅取决于该国政府的决心和意志，更有赖于该国的综合国力，即是不是有能力将在本国领域之外、侵犯本国国家和公民利益的罪犯抓捕归案、绳之以法。在糯康案中，6名武装劫持中国船只、放置运输毒品、杀害13名中国公民、绑架人质勒索赎金的罪犯均为外籍人员，长期盘踞在湄公河畔的“金三角”地区，和当地各种势力之间盘根错节，关系极为深厚，因此，要捉拿这样的罪犯到我国，依照我国法律进行审判，其困难可想而知。但让人欣慰的是，我国政府不仅将他们悉数捉拿归案，而且依照我国法律，向全世界公开审判。这一举措不仅展现了我国政府的意志和决心，更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提升，也使得我国刑法第八条的保护原则规定没有沦为一个空设条款。

“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汉将陈汤在给汉元帝的上奏中的这句话至今让每一个中国人热血沸腾。这句话是对我国刑法第八条规定的最好说明，也是对糯康案审判意义的恰如其分的阐释。

⑩ 西安投资者诉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

原告王霞琴等148名小股东以东盛科技的虚假陈述行为使其在投资东盛科技股票中遭受包括投资差额、印花税、佣金及利息等损失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损失。2012年6月18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法院经审理查明：东盛科技于1996年11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代码600771。2010年4月13日，因东盛科技2002年至2008年期间，没有按规定披露将资金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未按规定披露对外担保事项，未按规定披露银行借款事项，中国证监会对东盛科技及郭某、张某等15名责任人因虚假陈述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

对于这起小股民诉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西安中院非常重视，决定调解此案。2012年12月7日，经法院主持，148名原告与被告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东盛科技于和解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向王霞琴等148名小股东共支付1295.84万元，逾期各原告可依法申请强制执行。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肖建国

本案是2012年最大的虚假陈述索赔案，是继东方电子、大庆联谊、杭萧钢构、科龙电器等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成功案例之后的又一经典案例。因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等虚假陈述行为而引发，往往涉及众多受损股东，赔偿数额较大，对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影响甚巨，而西安中院处理的东盛科技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系列案就是这种情况。

对于这起小股民诉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西安中院准确把握形势和案情，本着调解优先、鼓励当事人和解的原则，经过长期细致的沟通协调，最终达成和解协议，成功调解结案。一是充分发挥了调解一揽子化解全部纠纷的优势。西安中院院长任高潮等院领导制定了通盘考虑、整体处理的思路，亲自参与制订调解方案，采取了分类处理的方案，逐一确定了148件案件的具体赔偿及补偿数额，一次性调解解决。二是坚持在分清责任的前提下，依法调解，针对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的揭露日时点、系统风险等主要焦点问题积极引导当事人作出正确的判断，适度平衡双方利益，引导当事人平等、自愿、理性地解决纷争。尤其是本案两个虚假陈述揭露日的认定，对今后处理类似案件具有借鉴意义。三是实现了债权最大限度的保护。148位受损股民获得了1295.84万元的赔偿，是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受偿比例较高的案件。四是实现了互利双赢的最佳办案效果，148件系列案件的妥善处理，综合平衡了股民、上市公司以及公司法人股股东等各方的利益，极大地提升了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增强了人民法院在社会公众、广大投资者心目中的公信力

第五篇：全国海事法院船舶扣押与拍卖十大典型案例

全国海事法院船舶扣押与拍卖十大典型案例

案例5 “三湖蓝宝石”轮系列扣押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6月9日，申请人阿联酋阿曼国际贸易公司（OMEN TRADING INTERNATIONAL LIMITED）因与被申请人韩国三湖海运株式会社（SAMHO SHIPPING CO.，LTD）债务纠纷向武汉海事法院申请扣押被申请人所属的“三湖蓝宝石”（SAMHO SAPPHIRE）轮。此后，又有六家境外债权人，申请对该轮采取扣押措施，债权人涉及七个国家和地区，债权总额达600余万美元。此外还有该轮抵押权人韩国釜山银行的抵押债权超过4000万美元。

（二）裁判结果

武汉海事法院于2011年6月11日在南通对“三湖蓝宝石”轮实施扣押。船东三湖海运株式会社由于有两条船连续遭到索马里海盗劫持，公司经营遭受重创，已被韩国法院列入破产保护。由于船东无力提供担保，依照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船舶依法将被拍卖。部分船员在船舶被扣押后，情绪极不稳定，要求弃船回国。韩国驻武汉领事馆向湖北省外事办发出照会，对被扣船舶和船员的安全表示关注。

由于当时国际航运市场并不景气，该轮的拍卖价格估计只有1000多万美元，远不够抵押权人一家受偿。同时，拍卖船舶还要支付检验、评估、拍卖费用，船东将会承担巨大的损失。因此拍卖结果无论是对船东、抵押权人还是普通债权人来说均无一受益。

武汉海事法院积极地与各方当事人进行联系沟通，释明中国法律，分析拍卖的成本和结果，经过耐心细致而艰苦的调解工作，终于促成各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同意由“三湖蓝宝石”轮抵押权人釜山银行拿出45万美元按普通债权人的债权比例进行支付，各普通债权人同意解除对“三湖蓝宝石”轮的扣押。2011年9月23日，武汉海事法院解除对该轮的扣押，“三湖蓝宝石”轮安全驶离南通，开往釜山。

（三）典型意义

“三湖蓝宝石”轮系列扣押案，涉及多个国家的多方当事人，协调难度大。加之该轮为化学品船，船长、船员均为外籍人员且来自多个国家，扣押期间的船舶安全与船员安抚工作都是巨大挑战。武汉海事法院充分发挥调解这一中国经验在解决复杂纠纷方面的独特优势，促成当事各方达成和解，使涉案船舶得以解除扣押，恢复营运，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得到涉案各方当事人的好评。案件审结后，韩国驻武汉领事馆领事专程到法院致以谢意，对中国法院公正高效保护韩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司法行为予以高度赞赏。申请人阿曼国际贸易公司向武汉海事法院南通法庭赠送牌匾一块，上书“优质高效调解”。

案例6 丹麦供油有限公司申请扣押“星耀”轮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丹麦供油有限公司（A/S Dan-Bunkering Ltd.）于2012年12月12日在香港海域为被申请人所属的巴拿马籍“星耀”（Xing Yao）轮提供485.1820公吨Fol80Cst及158.5280公吨Gas-Oil的船用油，费用为461238.21美元。被申请人仅支付人民币100万元（折合美元为158730美元），仍欠302508美元。后该轮驶入广东汕头水域，被申请人已联系好买家正准备向新的船东交船。为防止债权落空，申请人于2013年1月22日紧急向广州海事法院提出诉前海事请求保全申请，申请扣押“星耀”轮，并责令被申请人提供302508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担保。“星耀”轮因吨位大无法靠泊码头，在汕头港离岸约25海里水域抛锚，随时可能驶离。

（二）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收到申请后，立即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要求申请人提供被扣船舶的具体地点；另一方面制作扣押船舶裁定书及扣船令。根据法律规定，海事请求权人应向船舶所在地的海事法院提出诉前海事请求保全申请，本案海事请求权人提供了“星耀”轮已驶离香港海域进入广东汕头海域抛锚的证据，应由广州海事法院依法行使海事司法管辖权扣船。经审查，广州海事法院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二十一条第（十二）项，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准许申请人的诉前海事请求保全申请；扣押被申请人所属的停泊于汕头港的“星耀”轮；责令被申请人提供302508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担保。2013年1月24日，法官乘坐交通艇往返近七个小时，冒着海上风浪，在离岸25海里水域登轮扣押了六万吨级的“星耀”轮；扣押船舶后，法官又积极促成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进行协商。在法院主持下进行了诉前调解，1月29日，申请人即从被申请人处得到全额赔款。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宗涉及丹麦、巴拿马等不同国家当事人及中国香港法域的纠纷，涉案船舶进入中国广东海域后，中国内地海事法院通过及时有效地行使司法管辖权，诉前扣押船舶，并开展诉前调解工作，仅用5天时间便高效地解决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2013年3月26日，广州海事法院收到申请人致函，对中国法院及时高效扣船解决纠纷表示感谢。该感谢函称：“贵院法官有效的扣船工作，使我司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最快的保障，是帮助我司实现债权的关键”，“按照国际上一般诉讼程序，这一过程将会十分漫长”。国外当事人选择在中国法院进行诉讼活动，通过及时扣船并成功调解，使其合法权益得到了最快的保障和实现，增强了国外当事人对中国海事司法的信任度，树立了中国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和中国法官的良好司法形象。

案例7 德国航运贷款银行申请扣押拍卖“阿明”轮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德国航运贷款银行（DVB Bank SE）与马耳他共和国艾斯姆阿明航运有限公司（ISIM Amin Limited）等签订贷款协议，后者以“阿明”轮（MV Amin，后更名为MV Amin2即“阿明2”轮）作为担保，双方签订了《抵押协议》等法律文件并办理了第一顺位船舶抵押权登记。2013年10月29日，德国航运贷款银行以艾斯姆阿明航运有限公司违反合同诸多约定，拖欠债务本息27777581.76欧元为由，向厦门海事法院申请诉前海事请求保全，扣押停泊于漳州港的伊朗籍“阿明2”（MV Amin2）轮，并责令被申请人提供金额为27777581.76欧元的担保。

（二）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经审查认为，德国航运贷款银行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于2013年11月4日裁定予以准许，该行随后向厦门海事法院提起诉讼。由于被申请人未能提供担保，德国航运贷款银行申请拍卖船舶，并于2014年5月5日得到准许。

2014年10月28日上午，来自挪威、巴拿马、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利比里亚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竞买人参加了拍卖，经过157轮叫价后，载重近16万吨的超级油轮“阿明2”轮以人民币3.24亿元的价格成交，超出起拍价近8000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船舶价值巨大，双方当事人均为外国企业，竞买人也多为外国企业。中国法院在扣押与拍卖船舶过程中，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依照维也纳领事公约，及时通知船籍国驻华使领馆。积极协调外轮代理、边检部门，提前制定工作流程，充分满足中外竞买人实地察看船舶的要求。严格依法裁定、果断执行、认真负责、细致周到的专业水准、敬业精神和工作作风，也充分树立了我国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彰显了我国海事司法的良好形象。

案例8 五矿国际货运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扣押“海芝”轮案

（一）基本案情

2000年9月6日，五矿国际货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公司）与海南龙珠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珠公司）签订光船租赁协议，承租龙珠公司光租经营的“海芝”轮，租期为1年+1年+1年，由五矿公司选择。2000年11月，双方达成还船协议，五矿公司将“海芝”轮交还龙珠公司，但龙珠公司拖欠五矿公司光租保证金及其他款项3483887.37元。2002年1月18日，五矿公司向宁波海事法院提出诉前海事请求保全申请，要求扣押龙珠公司光租经营的停泊在温州港的“海芝”轮，责令龙珠公司提供400万元的担保。

（二）裁判结果

2002年1月21日，宁波海事法院作出裁定，准许五矿公司的诉前海事请求保全，并在温州小门岛液化气码头扣押了“海芝”轮。经查，“海芝”轮登记为圣文森特和格林纳汀斯的力涛航运有限公司（OCEAN LINK SHIPPING LIMITED）所有，1999年8月5日光租给龙珠公司经营，并在海口港监办理了船舶光租登记，属海关监管船舶。“海芝”轮扣押后，五矿公司、船舶抵押权人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船舶管理人珠海市宏舟船务有限公司分别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起诉讼；全体船员因得不到劳动报酬，商定由船长作为代表起诉讨要工资；海口海关申请债权，要求在船舶拍卖过程中，扣缴相关税款。五矿公司与龙珠公司光租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判决生效后，宁波海事法院根据五矿公司的申请，裁定拍卖“海芝”轮，以2338万元（含税款）成交。在优先拨付诉讼费用、国家税收、船舶保管、拍卖等费用后，余款由各债权人依法受偿分配。

（三）典型意义

一是以具体案例明确海事请求权人可以申请扣押并拍卖承租人光租的当事船舶，较好地衔接了光租船舶的扣押和拍卖程序，有力地保障了海事请求权人的合法权益。二是明确境外船舶光租入境因拍卖转为国内船舶，进口环节国家税收应予优先拨付。“海芝”轮光租入境，属于海关监管船舶，因法院司法拍卖转为国内船舶时，依法缴纳相关国家税收（包括海关关税、代征增值税和光租税共计4762785.75元），且该笔费用应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为海事请求人的共同利益而支付的其他费用”优先拨付。本案在妥善分配处理多项债权的情况下，依法保护了国家税收收入，维护海关监管制度。

案例9 巴拿马天裕轮船有限公司申请扣押“姗妮1号”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巴拿马天裕轮船有限公司（TENYU SHIPPING S.A.PANAMA）所属“天裕”（TENYU）轮于1998年9月装载3006吨铝锭从印度尼西亚库拉天琼港起航前往韩国仁川港，1998年9月27日，船、货及船员全部失踪。1998年12月17日，一艘悬挂洪都拉斯旗名为“姗妮1号（SANEI-1）”的货轮，配备16名印度尼西亚船员，装载3000吨棕榈油，驶进中国张家港。经国际海事组织调查，怀疑其为失踪的“天裕”轮。天裕公司于1998年12月23日向武汉海事法院递交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书，请求扣押停泊在中国张家港的“姗妮1号”轮。

（二）判决结果

武汉海事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准许申请人天裕轮船有限公司的诉前财产保全请求；扣押被申请人所属“姗妮1号”轮；责令被申请人提供1亿日元（83.3万美元）的担保。武汉海事法院将扣押船舶裁定书送达该轮船长后，“姗妮1号”轮船舶证书上记载的船东一直没有任何反应。1999年1月11日，天裕公司向武汉海事法院提起船舶所有权确认之诉，并随后向武汉海事法院提交了先予执行申请书，请求将“天裕”轮先予返还。1999年4月6日，天裕公司向武汉海事法院提交了由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国际业务部出具的先予执行担保。1999年4月15日，武汉海事法院作出（1999）武海法通执字第25号民事裁定书，将扣押在中国张家港的“姗妮1号”轮即“天裕”轮返还给天裕公司。1999年11月22日，武汉海事法院作出判决，确认“姗妮1号”轮即为天裕公司所有的“天裕”轮。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因国际海事欺诈或海盗袭击导致船舶失踪引起的扣押船舶案件。天裕公司是日本船东在巴拿马注册的一家单船公司，“天裕”轮的船壳保险人是日本共荣火灾海上保险株式会社，货物保险人是英国劳合社，失踪船员来自韩国和中国。“天裕”轮在马六甲海峡失踪，被改头换面成“姗妮1号”轮来到中国，其上船员是印度尼西亚人。本案案卷文字涉及到日文、韩文、英文和中文等多种文字。

通过本案中的船舶扣押与审判，有效打击了国际海上欺诈及国际犯罪集团的嚣张气焰，树立了中国法院公正、高效的良好司法形象。天裕公司及其日本母公司向武汉海事法院赠送了“断疑案、伸正义、维护司法公正”的锦旗。世界著名保险协会劳合社时任主席马克思·泰勒先生，代表保险人致函武汉海事法院称：贵院站在公正的立场，给予了我们迅速和不偏不倚的支持。我们相信凭着对正义的高度责任感，贵院已经为中国法制建设进程，特别是为中国致力于成为亚太地区海事审判中心的目标，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案例10 马绍尔群岛伊克利普斯财产股份公司申请扣押“SL-710”轮案

（一）基本案情

2006年12月1日，申请人马绍尔群岛共和国伊克利普斯财产股份公司与被申请人中国福建圣龙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温州润洋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签订《船舶建造合同》，约定由两被申请人在福建福安为申请人设计建造一艘57000载重吨的单壳散货船（建造船号为“SL-710”），价格3800万美元，分五期预付，每期760万美元，双方约定争议提交英国伦敦仲裁庭解决。申请人在支付第一期购船款760万美元后，以两被申请人违约为由取消合同。2009年7月，两被申请人向英国伦敦仲裁庭申请仲裁，请求裁决申请人无权取消合同、无权要求返还预付款。申请人则提出反请求，请求裁决其已依约解除合同，有权请求返还760万美元预付款及利息；或裁决两被申请人构成毁约性违约，赔偿经评估得出的损失额。2010年9月，申请人得知两被申请人准备出售在建中的“SL-710”船，遂向厦门海事法院申请扣押该船，责令两被申请人提供908万美元可靠担保。

（二）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我国扣押船舶的法定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十三）项、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扣押了停泊于福建省福安市的“SL-710”船，责令两被申请人提供价值908万美元的可靠担保。船舶扣押期间，英国伦敦仲裁庭裁决申请人有权依据普通法解除合同并请求损害赔偿。随后两被申请人与申请人达成和解并履行赔偿义务，厦门海事法院依法解除对“SL-710”船的扣押。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外国当事人在其纠纷由外国仲裁机构进行仲裁过程中，向我国法院申请扣押船舶的海事请求保全案件。仲裁程序从申请仲裁到承认执行往往历时数年，期间容易因当事人转移资产而使胜诉裁决不能执行。我国作为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缔约国，负有依法在我国承认、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际义务。应外国仲裁当事人的申请，对位于我国的船舶采取扣押保全措施，有助于保障外国仲裁裁决的顺利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十四条规定，“海事请求保全不受当事人之间关于该海事请求的诉讼管辖协议或者仲裁协议的约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进一步明确，“外国法院已受理相关海事案件或者有关纠纷已经提交仲裁，但涉案财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当事人向财产所在地的海事法院提出海事请求保全申请的，海事法院应当受理。”本案中，厦门海事法院依法裁定准许伊克利普斯财产股份公司的扣押船舶申请，及时制止两被申请人对船舶的处分，促使相关外国仲裁裁决确定的权利义务得以顺利实现。展现了我国海事法院严格适用法律，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理念和胸怀，赢得国际认可与赞誉，希腊籍船东为此专程赶到厦门海事法院表示感谢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