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地票改革试验

第一篇：重庆地票改革试验

重庆地票改革试验

2007年，国家批准重庆市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实现人、地有效联动。为此，我们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两大突出问题（城乡建设用地双增长、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实现缺乏制度通道）着手，将制度设计聚焦于盘活农村建设用地之上，借鉴增减挂钩政策，由黄奇帆市长主持，在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帮助指导下，设计启动了地票改革。主要思路是，以耕地保护和实现农民土地财产价值为目标，建立市场化复垦激励机制，引导农民自愿将闲置、废弃的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形成的指标在保障农村自身发展后，节余部分以地票方式在市场公开交易，可在全市城乡规划建设范围内使用。

一、主要做法

（一）确权颁证，夯实基础。明晰土地权属，是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前提。2010-2012年，我市全面完成了新一轮农村土地房屋登记发证工作，做到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和农村住房所有权证应发尽发，为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和地票交易创造了条件。

（二）扎实开展农村建设用地复垦，提供有保障的地票来源。2010年8月组建重庆市农村土地整治中心，建立了市、区县、乡镇三级分工明确、严格监管复垦的工作格局，出台了复垦标准体系，累计完成复垦20.1万亩，保障了地票来源真实可靠、数量充足。

（三）建章立制，依规推进。为防范改革风险，规范推进改革，我们在改革设计中十分注重守底线、定边界、建规则，以法制化建设保障改革平稳顺利推进。先后出台了《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重庆市农村建设复垦项目管理办法》等60个政策性文件和12个技术性文件，对地票涉及的复垦、验收、交易、使用各环节进行规范，形成了“自愿复垦、公开交易、收益归农、价款直拨、依规使用”的制度体系。今年，《重庆市地票管理办法》颁布实施，这是首部专门规范地票的政府规章，标志着地票制度体系进一步健全。

（四）公开交易，保障权益。地票交易主要采用挂牌、拍卖等交易方式，公正组织交易活动、公平对待交易主体，交易过程公开透明。公开举办了47场地票交易会，年均交易地票3万亩左右，与重庆每年新增经营性建设用地规模大体匹配，地票市场平稳运行，价格调控在“城镇发展可承受、农民权益有保障”的合理区间。

（五）创新管理技术和监管方式，保障操作阳光规范。我们统筹建设了地票信息管理系统与农村土地整治项目管理系统、新增建设用地审批系统，实现地票生产、交易、使用三大环节的信息化联动运行和监管。畅通电话咨询、投诉、举报渠道，落实专人负责信访咨询工作，接受各方面特别是复垦农户的全程监督。2014年以来，建立了地票价款网上查询和短信通道，截止目前，地票价款网络查询约1.6万人次，向农户发送地票价款拨付相关信息近10万条。

（六）多方协调，联动改革。在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开展地票改革，注重与户籍改革、新农村建设、农村金融改革、农业产业化等改革系统关联、统筹推进，地票成为支持和配合相关改革的重要政策工具。

二、初步成效

截至2016年5月上旬，累计交易地票17.7万亩、353.4亿元。实践中主要取得了四个成效：

（一）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第一，扭转“两头占”、“双增长”局面。地票为退出农村建设用地提供了有效路径，在城镇建设用地刚性增加、耕地减少的同时，相应收缩了农村建设空间和规模，使用地结构变化趋势逐步回归到世界城镇化普遍规律上来。第二，落实了耕地占补平衡。地票实行 “先造地、后用地”，地票生产过程中复垦产生了90%以上的高质量耕地，而地票落地使用时耕地仅占征地范围的60%左右，平均省出30%左右的耕地。截止2015年底，全市累计使用地票11.75万亩，实际占用耕地7.32万亩，实现了耕地占补平衡有余。第三，衔接“占优补优”要求，深化拓展完善耕地保护制度。为防止“占优补劣”，重庆严格农村建设用地复垦条件，坡度大于25度的不得纳入复垦，要求复垦地块必须与周边耕地相连，复垦验收合格证上记载耕地等别。同时，通过提高土层厚度、改善土壤质量等措施，确保耕地质量达到规定等级。

（二）助推脱贫增收和新农村建设发展。复垦宅基地生成的地票，纯收益按85:15的比例分配给农户和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这一制度安排：第一，助推农民脱贫增收。重庆农村户均宅基地0.7亩，通过地票交易，农户能一次性获得约10万元的收益。实践中，农民通过地票交易增加了财产性收入，地票收入成为部分贫困户实施生态移民搬迁的重要资金来源。截止2015年底，累计交易贫困区县地票13.08万亩、260.8亿元, 占地票交易总量、交易总额的75.65%、75.45%。复垦形成的耕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仍归集体所有，仍交由农民耕种，增加了农民的经营性收入渠道。第二，支持农村发展。农村集体获得地票收益约125亿元，其开展投资建设的实力增强，与财政基础设施投入相配套，促进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第三，地票复垦后，农村建设布局优化，农地相对更集中连片，便于统筹利用，有利于引导农地流转，提高农地规模化利用水平。

（三）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市场化通道。以地票为桥梁，建立了城市和农村、近郊与远郊的统筹发展机制。第一，建立了远距离、大范围的反哺通道。地票来源于农村尤其是边远山区的农村，而落地于城镇，实际相当于城市向农村特别是向远郊农村反哺了300多亿元的资金。第二，统筹优化了城乡、区域开发结构。已交易的地票中，70%以上来源于渝东北、渝东南地区，这两个区域在全市发展中承担着生态涵养和生态保护的功能，发展导向是引导超载人口转移，实现“面上保护、点上开发”。而地票的使用，95%以上落在了承担人口、产业集聚功能的都市功能区及城市发展新区。在市场引导下形成的这种土地资源配置格局，符合“产业跟着功能定位走、人口跟着产业走、建设用地跟着人口和产业走”的区域开发理念，有利于推进区域发展差异化、资源利用最优化和整体功能最大化。第三，探索建立用地指标市场化配置机制。地票制度发挥了市场在配置建设用地空间方面的作用，使得建设用地空间布局更切合实际需求，用地更加节约集约，也促使农村土地管理更加精细化。

（四）有利于与相关改革配套形成改革综合效应。地票与农村金融、户籍制度改革、农村产权改革等配套，产生改革综合效应。第一，地票发挥价格发现功能，带动金融下乡和农房价值提升。地票作为有价证券，本身还可进行融资质押，同时也为农房抵押评估提供估值参照，进而提升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能级。截至2015年底，重庆办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项目收益权质押贷款144.23亿元，农房抵押融资166.9亿元，地票质押贷款12.23亿元。第二，地票为进城落户居民处置农村财产提供了路径，助推重庆户籍制度改革顺利实施，促进人地协调、地随人走。目前已有9.7万户进城落户居民申请复垦宅基地，实现带着财产进城。第三，地票为农村产权改革奠定了基础。地票改革引导农民成为农村土地市场的主体，强化农民土地财产价值观念，有利于推动农村产权要素市场化进程。

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课题组点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贯穿我国“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主线，新型城镇化可以促进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创新要素高效配置，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平台。新型城镇化是消费需求的“倍增器”，是投资需求的“加速器”，也是促进创新创业、深化改革的综合平台。当前，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用好新型城镇化这个重要抓手，更好发挥新型城镇化对补短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培育新动能的积极作用。

第二篇：重庆“地票”调查

重庆“地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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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5月30日 01:24 袁名富中国经济时报[: j-k$ Y;u

重庆低调践行土地新政，创造性盘活了城乡建设用地，但实行初期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与成都“地票”试行后遭叫停、整理后卷土重来的命运相比，重庆“地票”新政自2008年推行至今，一路低调前行30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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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中下旬，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前往重庆，深入调查采访“中国地票第一村”——孔目村，以及李市镇政府土地官员、江津区政府旗下的惠农公司、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购买地票的多家企业，从地票的生产环节——复垦、验收，到地票的交易，最后是地票的落地使用，进行了全面了解。

本报多方调查采访发现，重庆先行试验的地票制度，探索出一条解决城镇化建设中建设用地日益紧张的新路子，同时也盘活了农村闲置和废弃的集体建设用地，得到一部分村民的拥护.但调查同时也发现，重庆在摸索这种新型土地流转模式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诸如操作不透明、农民不了解政策、补偿过低，政策不完善等诸多问题。

本报报道文章所指的“地票”即是在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进行交易的“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指标”，简单说是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指标。

本报此次刊发的调查文章只针对地票交易前的两个环节即复垦和验收中的情况与存在的相关问题。在后续报道中，本报将继续刊发地票使用环节中的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 W1 p9 o, F* j* k1 c: g& w“ j2 g)L7 t7 u5 n5 S0 O

重庆首创地票模式

“以‘先补后占’替代‘先征后补’的用地模式，可有效防止现有征地模式‘占地在先是刚性的，造地在后是柔性的、时间和质量不能保证’的弊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的远距离、大范围置换，利用级差土地收益提升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土地价值，实现了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带动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有利促进资本、技术等其他要素市场建设；农村通过地票交易增加收入，提高进入城市生活和发展的能力；利用市场机制优化了农用地、建设用地的空间布局。”——这是地票交易设立初期所构想的意义所在。

2008年12月6日，地票首场拍卖会上，第一张地票——08001号300亩指标由民营企业重庆玉豪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2560万元竞得，高出起拍价1280万元，增幅达100%。自此，重庆在全国首创了一种土地市场化交易模式——地票。本报记者从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获悉，从2008年12月开始，重庆市地票交易的频率和规模逐年增多，2008年只有四宗土地权流转，而进入2011年，便有上百宗土地权交易。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则是重庆推行地票市场化交易的唯一平台。在这里，农民腾退出来的宅基地等集体建设用地指标，被需要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的单位或企业通过竞拍的方式获得，成功竞拍者便获得用地指标。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由重庆市政府出资，为市国土房管局: TW(D-w4 N(`z% f0 * Y0 {$ ])}, R3 S, ~& P: b6 w+ T” x.?(c0 3 j

直属的副局级事业单位，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履行重庆市政府赋予的相关职能。

关于重庆农村交易所的成立，本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知，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向重庆市政府申请成立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渝国土房管文[2008]310号).2008年10月，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复并批准成立农村土地交易所。12月4日，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正式成立。成立后，重庆市政府颁布一系列配套的政策和其他规定措施：诸如《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户籍改革的意见》(渝府发[2010]78号)；《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退出与利用办法(试行)的通知》(渝府发[2010]203号).国务院2009年1月26日颁布《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号)，第九条“积极推进改革试验，建立统筹城乡发展体制”中提到“设立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展土地实物交易和指标交易试验，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率先探索完善配套政策法规”。2008年1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印发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管理的暂行办法的通知》(渝府发[2008]127号)，从实物交易、指标交易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做了规定。

该交易所的主要职能，一是组织‘建设用地挂钩指标’交易、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等交易活动，提供交易场所及设施，维护交易各方合法权益，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二是依法审查交易主体的资格和交易条件及交易行为的规范性和合法性，对符合条件并且完成交易的事项出具交易凭证；三是建立和健全管理制度，实行规范的自律性管理，接受国土、农业、林业、水利、财政、税务、纪检、国资、审计等机构或部门监督；四是定期向重庆农村土地交易监督管理W员会报告农村土地流转情况和重大流转情况；五是承担市政府及有关部门交办或委托的其他任务。

地票如何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运作？该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地票的运行分为四步程序：第一步复垦，将闲置的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行专业复垦；第二步验收，经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农业部门严格验收后，腾出的建设用地指标，作为地票的来源；第三步是交易，地票通过农村土地交易所公开拍卖交易；第四步使用，地票在城市落地使用时，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总体规划，办理征收专用手续，完成对农民的补偿安置，征为国有土地后，通过“招拍挂”等法定程序取得城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L7 b/ k;^+ i6 F(h!t9 w' Y' ~/ Z;k5 ]* P+ ~$ u(H9 Y* W7 x0 V: W* q5 r% e, m: I1 @z9 n$ i$ o' R* g$ B* z* Y4 g% F8 ?, U$(P7 T+ }* F!U$ P1 ]2 W& @!m)I2 E1 x%

地票发源地

——江津区逐步退出地票交易

本报记者在重庆多地采访获悉，江津区是重庆推行地票交易模式最好的地方之一，2008年第一张地票就产生在江津区的李市镇孔目村。

“江津区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成熟的操作模式，从申请，到做项目，到规划，到工程监督，到最后验收，形成了一个健全和完整的体系。”重庆市国土部门一位人士告诉记者。

5月20日与23日，本报记者在江津区进行了调查采访。在该区的一个示范点里，当地政府立了这样一块石碑，碑文上刻着：“江津区创造性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置换，促进农户集中居住模式，达到保护耕地，改善农民生活条件，节约、集约用地之目的。”记者从江津区国土部门获知，在2008年和2009年，该区为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提供了4100多亩的建设用地指标。进入2010年后，由于国土资源部在全国试点推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江津区自身城镇化建设用地紧缺，把农村腾退出来的集体建设用地，通过增减挂钩，把指标留在了江津区，而没有提供给交易所进行市场化交易。

无论是给重庆农村交易所向整个重庆市城镇建设提供用地指标，还是留在江津区本地进 C!I6 A(n% I“ p(t5 _)Y4 Z$ ?)l# W5 U9 B' B

行就地置换的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这些指标的“生产”，是由江津区人民政府出资成立的“江津区惠农有限公司(下称惠农公司)”负责。

5月23日，该公司董事长李正清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惠农公司是江津区政府的土地整理中心，行使土地整理的职能，给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和增减挂钩项目生产并提供建设用地指标。”李告诉本报记者，“指标生产是最麻烦也是最关键的环节。第一，对放弃宅基地的农民要进行补偿；第二，复垦项目的规划、管理、监督、验收等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生产环节手续是很多的，选点，规划，测绘，设计、评审，整个一套流程很复杂，层层把关，首先是要保持真实性，必须是建设用地；其次是规划的合理性，专家的评审，项目的批复，工程公开招标，工程的监管是层层监管的；最后是验收，有三个环节，一个项目完整运行下来，花费的时间是一年的周期。”

“在地票中，惠农公司相当于生产中心，是生产环节。农民在外面打工、工作，不要旧房子了，自愿放弃宅基地，向镇政府申请；而惠农公司就是业主，来负责并组织复垦，宅基地复垦为耕地，惠农公司作为业主，将宅基地复垦的工作委托给镇政府。”李正清说，“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后，由惠农公司组织初验，随后是江津区国土房管局和农委组织验收，最后便由重庆市国土房管局和农委组织相关专家对相关复垦项目进行最后验收，合格的予以确认。”

验收后，建设用地指标便正式产生。李告诉记者，这些生产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有两个使用方式：一种用于交易，进入重庆农村交易所，流入重庆市整个市场，这便是地票；另一种不用于交易所交易，通过增减挂钩的方式留在了江津区，用作补充自身城镇建设用地。“去年开始，形成地票的指标，江津就很少了。2008年和2009年我们向交易所提供得多，主要是当时没有增减挂钩，而且其他地方也没有地票可卖。”李正清说，“2008年最早的3000多亩的用地指标，那批土地未经我们同意，交易所就拿去卖了，当时必须要交给他们。我们给了交易所拍卖，每亩卖了多少钱，卖了多少，卖到什么地方，这些问题我们也不清楚。在拿到建设用地指标之前，交易所先给了我们一个均价。”

2010年，惠农公司用一年多的时间，在整个江津区调研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腾退前景调查以及农民的意愿情况。李正清告诉记者，在今后2-3年内，江津区可以产生18000亩的建设用地指标。

“今年大概有3600亩的建设用地指标产生，但这些新的指标再也不会拿到重庆农村交易所去交易。”李正清最后说。, P9 }% L* Y8 t/ C” Q: q* N/ Z$ H8 8 x7 d5 w9 U% h.H;b* P0 l, F* z& R2 ^$ x, Y/ f# b% F* R4 ?/ L2 d' 9 R5 s/ q$ VK% p+ p* ]'(b# V/ T;j(d;f/ f!L;P# H0 `4 N0 q_

“地票第一村”——孔目村

在江津区2008年第一批腾退宅基地的农户达到3000多户，产生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为3600亩。其中包括李市镇孔目村的32户农民产生的宅基地58.6亩。

孔目新居建设是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结合巴渝新居建设的有益探索和尝试，一些来此考察、调研的全国各地官员和专家学者给予这样的评价。

国土资源部总规划师胡存智到此做专题调研，国内知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2010年8月住在孔目新居，进行了两天的深入调查。

“孔目村是我们搞的一个示范点，也把这里确定为江津区第一张地票诞生的地方。”惠农公司董事长李正清表示。

“这对村民来说，确实是个新鲜事物。重庆市政府确定的一个原则是群众自愿，我们也是严格要求的。群众没有签字，没有申请，不管房子多烂，我们决不会要求农民放弃宅基地。”负责农民申请宅基地复垦的江津区李市镇国土所谭德禄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v4 E9 j9 _$ f7 m' Y;G.b1 Z/ Y4 Z& a!p-_)C-J+ F& Y.w1 S6 ^;n-E)Z+ B' j8 }!j;U& @: N' g& M-x# w

“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以及农村农民反映的情况，我们知道，老百姓是拥护这个事情的，从原来一文不值的烂房子变废为宝，复垦一亩宅基地得9.6万元。”他说，目前，9.6万元每亩的补偿相对较低，江津区政府正在调整分配方案。

退出宅基地农民利益受损

5月23日，本报记者深入采访了该村“孔目新居”的部分农民，实地查看了一些复垦后的宅基地，并采访了诸多想复垦宅基地但未复垦的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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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目新居里居住的村民屈胜芳，是孔目村32位退出宅基地村民中的一位，在搬入孔目新居之前，曾是孔目村六社村民。2008年，当地政府给她复垦了两块宅基地，一块是闲置多年的面积达96.2平方米的自家宅基地；另一块则是其娘家的面积达169.55平方米的宅基地，宅基地上所有财务和房屋都由她继承过来了。w* r# E+ w.q+ D2 A9 e7 ye+ ~: ]“ o% ' I/ b

“是村里强迫我退出的。”屈胜芳告诉记者，2008年村里派来铲车铲平自家宅基地时，村里没有通知她；当从别人处获知自家宅基地正在被村里铲车收拾时，她赶到现场，当时一些新闻媒体记者也在现场录像和采访。

“当时有记者采访我，但有领导交代了，命令我不要乱说。”屈胜芳说。她告诉记者，现在她很委屈，她自家和娘家的两块宅基地，总共才获得了1500元的房屋补偿。

至于村里为什么要她腾退出宅基地，她告诉记者，只知道在搞新农村建设。6 k% F* B9 d3 `5 z.S1 A!r!t9 M3 }# e

“地票是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屈胜芳说。本报记者采访了孔目新居里多位村民，没有一位农民知晓重庆市正在实践试验的地票交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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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采访，作为重庆乃至中国第一张地票的来源地的村民，他们关心的不是腾退出来的宅基地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去了哪里，而是自己宅基地退出了，是否能获取应得的那部分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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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腾出宅基地所生产出来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即所谓地票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能拍卖出来多少钱，在本报记者的采访中，没有一位农民能说得清楚，对地票的产生、交易和使用毫无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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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询问村里或镇区政府是否向他们普及宅基地退出的有关政策和补偿时，他们都表示，村民和上级领导从未向他们说过这些新鲜实物和新政策，也没有告诉他们的宅基地在交易所卖了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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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肖珍贤告诉记者，“村里只是说建新农村，愿意把老房子退出来的，可以一次性获得政府的3万元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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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还告诉记者，依据重庆市江津区政府规定的一些正常的补偿，到了他们手里，要么完全没有，要么是变少了。

屈胜芳、肖珍贤、彭勇国夫妇等多位村民一致告诉本报记者，退出宅基地的每户村民可以获得6000元一亩的复垦费，村民没有得到；6000元搬迁费减少到了4000元。

复垦了宅基地的村民们在购置新农村的房屋时，他们告诉记者，合同上规定的每平方米520元在最终交易时提高至6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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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偿给我们的3万元，基本上都搭进去了；而没有复垦宅基地的4位村民在购置孔目新居里的房屋时，每平方米为520元。”多位村民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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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市镇国土所所长谭德禄告诉本报记者，“农民在自愿放弃宅基地，而且也符合政府的要求，就可以获得三项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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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区制定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明白卡，详细提到农民退出宅基地获得的补偿标准规定。按照地票收益大部分归农户所有的原则，复垦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指标交易获取的纯收益80%，支付给放弃宅基地的农户和集体经济组织，其余用于全区耕地保护和统筹农民社会养老保险。

依据《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集体建设用地复垦切实保护耕地全力推进城乡统筹的意见(试行)》(江津府发[2010]58号)，统一复垦农户补助具体标准：}* ~6 {0 v' X” H% J)?/ z% O$ j-

1。原房补偿，农户整户自愿放弃宅基地后，对其拥有合法房地产权证书并且结构完好的原有房屋，按照江津区先行征地拆迁的房屋基本补偿标准支付原房补偿；对其拥有合法房地产权证书但房屋已破损、不完整的废弃宅基地按房屋建筑占地80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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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宅基地补助，一是按照6000元/亩的标准给予农户构、附着物补偿；二是按照6600元/亩的标准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所有权人收益，专项用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基础设施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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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住房补贴，自愿放弃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户，其本人及父母、子女到城市、集镇国有土地及巴渝新居购房或居住的，没证给予一次住房补贴，标准为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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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目村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农民都表示，按照政府公开的补偿标准，他们根本没有拿到该得的补偿水平。

第三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重大创新 重庆首创地票交易

家住江津区李市镇孔目村的村民肖侦贤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能够住上崭新明亮的房子。肖侦贤告诉记者，她家的祖屋原来在距离新居大约300米左右的山腰上，有260平方米，虽然面积很大，但早已破旧不堪，成了危房。去年以来，当地政府对农村建设用地实施复垦，她家才有换房的机会。

肖侦贤家乔迁新居得益于重庆市正在试点推行的“地票交易促城乡统筹发展”试点。2008年12月4日，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庆市，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全国首个农村土地交易所———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在重庆市远距离、大范围置换的“地票”交易，解开“城市发展扩张缺乏空间，农村建设用地闲置”的疙瘩。截至2010年6月8日，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共交易“地票”20000亩，成交额为21.36亿元，成交均价10.68万元/亩，最高成交单价14.50万元/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院长周其仁认为“地票”制度设计属全国首创，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政策创新。

“地票”与住房梦

江津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主任李正清介绍，江津区从2007年开始就开展农村宅基地复垦，把分散的废弃宅基地复垦成耕地，增加耕地面积4180亩。

肖侦贤给记者算了笔账，买新房获得了四个方面的优惠或补贴。第一，可以持宅基地复垦证在村里新建的居民点(即巴渝民居)按照成本价的80%买一套住房，也就是说巴渝民居的成本价是650元/平方米，面积180多平方米，相当于政府补助24000元左右；第二笔是购房补助，一次性补贴30000元，按260平方米计算，大致是按照115元/平方米的价格进行补贴；第三笔是响应“巴渝民居”建设，市、区两级部门补助6000元；第四笔是原宅基地复垦成耕地后，除去原房屋占地面积之外的复垦地，每亩可获得1000元补助。按孔目村“巴渝新居”建设标准，一套房子11万多元，肖侦贤家购房省去了一半多的购房款。

孔目村村支部书记张福云告诉记者，目前，全村已有32户村民通过宅基地复垦，获得购房优惠或补助，住进了村里统一规划建设的新居。新居配套齐全，通了水电气，建筑设计符合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他说，原来山坡上错乱无序的房子已经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耕地。通过复垦，全村腾出了数十亩耕地。

江津区算了这样一笔账：目前全区人均宅基地占地达198平方米，如果将之减少至国家规定的150平方米以内，就可以腾出建设用地指标8.25万亩，长远如果全部作为“地票”交易，以每亩9万元计，将获得资金70多亿元。如果再加上大量废弃和闲置的农村公共用地，可带来近百亿元的资金，投入到农民收益、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

农村土地交易所从事“地票”交易

所谓“地票”，指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指标，以票据的形式通过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拍卖。

地票购买者包括土地储备机构、园区建设单位、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自然人。

重庆“地票”交易制度创新的一个大背景是：征地矛盾愈演愈烈，而广大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却大量闲置。虽然我国实行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土对策”层出不穷：未批先占，多占少补，占优补劣，甚至刷绿漆、挂绿网“迷惑”国土部门的卫星遥感。如何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张定宇说，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存在几大亟待解决的矛盾。

一是城乡建设用地失衡，城市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而农村用地增减率与城镇化进程极不协调，造成了大量闲置浪费。重庆市近十年来城镇化率提高了25%，但农村居民点用地减少率不到1%。以记者走访的江津区为例，全区近40万农户中约有23%已经完全放弃了农地耕作，闲置或半闲置的建设用地粗估可达近3万亩，不少农民进城镇生活后，农村老宅无法处置变现只能任其闲置。

其次，城镇建设用地“先占后补”的模式，占地在先是刚性的，补地在后是柔性的，往往“只占不补”“占优补劣”“多占少补”，很难保障补地的数量和质量，长此以往必然造成耕地总量减少和生产能力的下降。正因如此，“地票”交易制度已是大势所趋，不仅有利于城乡土地大范围置换，更重要的是催生了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有效破解了城乡二元用地矛盾。

“如何改革完善城乡建设用地管理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

黄奇帆表示，2008年8月上旬，国土资源部与重庆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支持重庆探索土地利用新机制和耕地保护新模式，支持重庆设立农村土地交易所。该交易所是重庆市政府出资成立的，注册资金5000万元，主要从事“地票”交易。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总裁董建国介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除为全市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提供交易平台外，最重要的创新就是推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在重庆市远距离、大范围置换的“地票”交易。

走出县域“挂钩”

国土资源部几年前推出“农村建设用地减少与城市建设用地增加相挂钩”的政策，并在四川、浙江等省的8个县市试点。

2005年国土资源部发布了“关于规范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减少相挂钩试点工作的意见”。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试点，是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若干拟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即拆旧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即建新地块)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复垦，最终实现项目区内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用地布局更合理的土地整理工作。

重庆的“地票”交易制度与其他试点地区的“挂钩”试验有所区别：

一是重庆的“地票”交易超越了传统的“挂钩”试验的行政区界限，把远郊区纳入“挂钩”试验的范畴。

二是实现价格统一化。“地票”将不同区域的挂钩指标打包进行拍卖，然后按照面积分配拍卖收益。“地票”价格的高低与项目区无关，与级地租无关，仅与拍卖价格有关，实现指标价格的统一化。

三是把土地的交易转化为票据化的模式。“地票”模式是把挂钩指标票据化。通过“地票”形式，土地从空间上不可转移的实物形态资产转化为可交换的票据，使固化的土地资源转化为可流动的资产。

四是先复垦后占地，减少了“挂钩”风险。“地票”模式是先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行复垦，验收合格后增加的耕地指标。通过“地票”在交易所进行拍卖，实行“先造地后用地”的操作模式。

防止“圈地潮”

“地票”思路产生后，一定要辅以稳妥、严格、科学的程序，才能保证这一制度创新不突破国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保证耕地保护的量和质，有效维护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权益，防止以此为名形成新一轮“圈地潮”。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张定宇向记者介绍，“地票”交易运作共有4道程序。

首先是将闲置的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建设用地进行专业复垦，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按增加的耕地面积由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向土地使用权人发给相应面积的“地票”，实际上是“先补后占”。他解释说，“地票”实际上就是建设用地指标，并不指某一个具体的地块。地票交易的主体没有严格限制，但交易活动必须在土地交易所内进行，购得的“地票”可以纳入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增加等量城镇建设用地；在城市落地使用时，则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总体规划，办理征收转用手续，完成对农民的补偿安置；对“地票”交易总量，市政府根据用地计划、经营性用地需求情况等合理确定。

“地票”制度尊重了农民对土地的“发言权”。重庆市明确规定，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由农民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凡申请农村宅基地及附属设施用地复垦的农民家庭，必须有稳定工作或稳定生活来源，以避免交易后农民生活困难、流离失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

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必须经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成员代表同意，防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益受到损害。

“地票”制度凸现多赢局面

一些专家和业内人士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重庆农村土地交易制度创新和“地票”交易模式设计，作为中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的一次重要探索，可能会对于解决进城农民的宅基地处置，助推户籍制度改革带来十分有意义的尝试。

激活城乡要素市场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表示“地票”交易制度是“先造地后用地”，农村闲置土地资源依法有序退出，先把农村建设用地转化成耕地之后，才在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对耕地的保护力度更大、保护效果更好。同时“地票”交易制度创新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期，城市建设用地紧张的矛盾，而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总量不减少。

“地票”模式在解决城市建设用地紧张矛盾的同时，也降低拆迁成本，减少了拆迁矛盾。“地票”模式实现了在远郊区县偏远地区进行拆迁安置，在近郊区县用地。在远郊偏远地区，农户对集体建设用地的增值收益预期不高，降低了拆迁难度。在城市近郊区，农民对土地特别是对房屋的增值预期很高，政府和开发商不愿意面对近郊区对村庄和宅基地的高拆迁成本以及引发的社会矛盾。据荣昌县测算，在县城旁边，仅房屋拆迁补偿和住房货币安置费用就要超过30万元/户。如果是重庆主城区城乡接合部，拆迁补偿价格更高。而“地票”价格每亩在10万元左右，目前最高每亩也不超过20万元。

在黄奇帆看来，“地票”模式还有利于激活城乡要素市场，完善城乡市场体系。土地交易所成立后，通过开展远距离、大范围的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使固化的土地资源转化为可以流动的资本。土地作为农村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它一旦流动起来，必然带动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有力地促进资本、产权、技术等其他要素市场建设。

反哺“三农”

黄奇帆认为，“地票”模式可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理清“地票”收益反哺“三农”的思路，必须算清两笔账：

第一笔账：政府账。即政府如何分配地票收益，如何提升农村土地价值，如何实施耕地保护？

目前，“地票”价格也随之走高，目前每亩最高达18万多元。“地票”交易价款分配办法规定，“地票”收益全部用于“三农”。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总裁董建国说，如果是农民宅基地复垦所得的“地票”，交易成功后，农民可得到三笔收益：农民的房屋及其构附着物

按当地征地拆迁补偿标准进行补偿；按复垦区县100平方米乡镇房屋市场价的20%给予农民购房补助；复垦增加的耕地仍由该农户承包耕种。

而属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地票”(比如乡村公用设施或乡镇企业废弃的建设用地)，首先按照乡镇国有土地出让金标准给予所有权补偿，主要用于村民的社会保障；其次在地票收益中还将拨付给复垦区县一笔耕地保护基金或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基金。此外“地票”落户区县还将获得约占“地票”交易总额10%左右的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用于改善当地农村发展条件。

第二笔账：农民账。即农民如何从“地票”交易中增加土地收益，如何促进农业发展？

由于“地票”交易，使难以从城市发展的土地级差地租中获益的远郊区农民从中得到好处。江津区的李市镇孔目村，距离重庆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即使到江津区政府所在地，开车也要半小时。村支部书记张福云对记者说，村里的宅基地和建设用地，如果没有“地票”交易，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利用价值。但是通过“地票”交易后，价值提高了很多，解决了新农村建设中资金短缺的问题，使得部分村民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改善，还配套了水、电、燃气(沼气)、闭路电视、信息网络、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进行了相应的配套，并配套了生产用房。

助推户籍制度改革

专家们认为，重庆市正在推行的“地票”模式，是对中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的一次重要探索。如果把“地票”的形式和农民进城落户的城镇化政策结合起来，可能会对于解决进城农民的宅基地处置上带来十分有意义的尝试。

如果由中央政府出资，结合户籍制度改革，统一购买进城落户农民的宅基地，通过“地票”的形式出让给用地的城镇，并把基中一部分收益补偿给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进城落户的农民、农民落户的城镇政府，可能对中国未来的城镇化政策以及相关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农民工外出的增多，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家乡城镇购房现象已经比较普遍。如大足县高升镇先进村不足50户的11组已有10多户农民在城镇购置了住房。江津区的统计显示，江津城区每年30%的商品房是由农民购买。这些在城镇购房的农民，对农村宅基地的交易愿望较高。对江津区李市镇的调研发现，在第一批137户参与“地票”交易的农民中70%已在城镇购房。推进农民进城落户，“地票”是利用市场化手段激励他们彻底切断与农村联系的政策工具。

本版稿件由记者刘健、徐旭忠、施智梁重庆报道

第四篇：课程改革试验

20世纪西方课程改革实验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现代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现实，对学校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国家都在开展课程实验，改革的浪潮方兴未艾。

一、三次课程改革实验的高潮

20世纪西方课程实验与教育改革、课程改革节奏趋于同步，经历了三次实验高潮。第一次发生在20～30年代，在进步教育运动中兴起的以活动课程为主的活动课程实验；第二次高潮发生在50～60年代，在反进步教育运动中掀起的以结构课程为主的结构课程实验；第三次高潮发生在70、80年代至今，在人本主义教育运动中掀起的以追求课程个性化为主的人本主义课程实验。三次实验高潮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具体内容和鲜活的时代特征，标志着课程实验的科学化历程。

(一)第一次课程实验高潮：活动课程、综合课程实验

20世纪20～30年代，由于受实验科学的影响，兴起了儿童科学研究，形成了实验心理学、实验教育学，这为第一次课程实验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提供了可靠的方法论支持。

第一次课程改革与实验高潮发生于进步教育运动中，主要集中于活动课程、综合课程实验。其目标是打破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的“三中心”(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树立以杜威为代表的新的“三中心”(儿童中心、活动中心、社会中心)，典型的实验有欧洲“新教育运动”中的课程实验，前苏联在20世纪20～30年代围绕《综合教学大纲》进行的全国性的教材实验、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杜威芝加哥实验学校的活动课程实验、“八年研究”中泰勒的综合课程实验，其中尤以芝加哥实验学校的活动课程实验和泰勒的综合课程实验最为典型。

芝加哥实验学校的活动课程实验。芝加哥实验学校由杜威于1896～1906年在芝加哥创立。杜威反对传统教材中所使用的以既有知识为中心的教材和由这些教材所组成的学科课程，极力主张教材的源泉应该是儿童自己的活动所形成的直接经验，认为“学校科目相互联系的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本身的社会活动”。山他主张按儿童自己本能生长的要素去决定教学内容，主张学校即社会，在学校中开设实验室、商店、菜园等，给学生创设一个类似社会生活的学习情境。实验学校采用活动课程，由各式各样的作业组成，如木工、铁工、烹调、缝纫、经营物品、修理门窗、粉刷墙壁、安装水管等，在低年级以各种竞技与游戏为主，高年级多为自由活动。②经过多年的实验，杜威终于成功建构了一套以作业为中心的活动课程体系，并取得了丰富的教育理论成果。他的门徒S·胡克认为芝加哥实验学校做的是“美国整个教育史上最重要的大胆的实验”。

“八年研究”与泰勒的综合课程实验。“八年研究”是美国教育史上规模最大、意义最为深远的综合课程实验与教育评价实验，“八年研究”由进步教育协会发起开展，从1931年起，共有300多所大学、30多所中学参与了实验。实验中以泰勒所主持的工作最为显著，成效最大。“八年研究”在实验学校进行了综合课程实验。在实验学校，学生接受了一套新的课程体系，这套课程体系的宗旨是；强调学生的认知和情感相互协调的完人发展；寻找打破学科之间界限的办法，建构以综合课程为主的课程体系；建立一种师生合作的教学制度，鼓励学生的自我指导，提供个别化教学；寻找协调中学和大学关系的有效途径，建立科学化和公平化的升学考试制度。③通过实验，泰勒还总结了课程编制的原理和方法，认为课程编制活动必须回答四个问题：第一，学校应该达到哪些教育目标?第二，提供哪些教育经验才能实现这些目标?第三，怎样才能有效地组织这些教育实验?第四，我们怎佯才能确定这些目标正在得到实现。④对这样四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就是课程编制的四个步骤，即确定目标→选择经验→组织经验→评价结果。泰勒所总结出的这套课程编制原理，既是在八年研究中提炼升华的，同时又极大地保障了综合课程的有效实验。

第一次课程实验高潮的特点在于：第一，课程实验的独立地位得以确定。20世纪前的课程实验大多包含于教育家们所开展的教育实验活动中，独立实验设计的课程实验几乎

很少甚至没有。然而步入20世纪，独立的课程实验设计得以重视，并产生了像杜威的活动课程实验、泰勒的综合课程实验等典型实验。第二，实验的范围广、规模大、场面热烈。近代教育时期的课程实验大多以欧洲为中心，20世纪初的课程实验不仅形成欧洲中心，而且扩散到美国；形成以美国为中心，同时前苏联的课程实验也已形成比较独立的体系，具有自身的特色；所进行的实验，不仅有各教育家们以一所实验学校为阵地单独开展的实验，而且有全国范围内的跨校、跨州、跨部门统一领导，联合开展的实验；实验的参与度广，既有教育与课程的专业工作者，又有社会的广泛资助，有政府的推动和支持，实验气势宏大，持续时间长，效果显著。第三，实验的科学化水平显著提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运用实验方法水平的提高，课程实验中，无论是实验的标准化测量、数量统计还是自然观察水平都能熟练掌握与普遍运用；二是不仅能开展自然实验，而且还进行了实验室实验(例如杜威早期的实验就具有实验室实验的性质)；三是产生了像“八年研究”那样涉及几百所大学、数十所中学，遍及全国的经典性课程实验，实验的计划、组织、管理、领导都上了一个新的水平。

(二)第二次课程实验高潮：结构课程实验

20世纪50­—60年代，世界各国政治上进入冷战时期，经济上开始恢复，科技上经历了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思想上科学主义精神重新抬头，人们期待以工业革命时期实证科学的精神来拯救惨遭战争破坏的经济。在教育领域，各国普遍关注教育改革。以美国在1958年颁布的《国际教育法》为标志，西方各国掀起了教育改革的热潮，主要包括教育技术改革和课程改革与实验。

第二次课程实验高潮发生在反进步教育运动的浪潮中，它强调课程的高难度、高强度。在美国，有布鲁纳的结构课程运动、斯金纳的程序教学实验、布卢姆的掌握学习实验。奥苏伯尔的有意义学习经验；在前苏联，有达维多夫和艾利康宁的“智力加速器计划”实验、沙塔洛夫的“纲要信息法”实验、赞科夫的“小学教学新体系”实验、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实验；在英国，有“纳菲尔德理科课程设计”实验、“开放学校”实验；在法国，有“模范中学”实验、“开放学校”实验；在德国，有根舍因的“范例教学”实验；在瑞典，有综合教育课程计划；在保加利亚，有诺扎洛夫的“暗示教学”实验等等。它们有的是独立的课程实验，有的是教学实验涉及课程领域，其中影响较为广泛的有美国理科课程实验和持续时间最长的赞科夫的“小学教学新体系”课程实验。

布鲁纳结构课程理论与美国理科课程实验。布鲁纳结构课程论认为：“不论我们选教什么学科，务必使学生理解学科的结构”；④“任何学科都能够用在智育上是正确的方式，有效地教育任何发展阶段的任何儿童”；⑧课程编制上采用“螺旋型课程”，“螺旋型课程”具有连续性和发展性特点，既利于知识的掌握和巩固，又符合人的认识发展能力；学习论上提倡“发现学习”，教学上采用“发现教学”，以保障结构课程的有效实施。布鲁纳的结构课程论思想既推动了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科学课程与教材实验，同时又是这场课程与教材实验的指导理论。美国科学课程实验从物理学科开始，继而深入到化学、生物学、地质学、数学、天文学等多门科学学科。率先面世的是1960年美国物理科学研究会编制的高中物理课本—— PSSC物理，其系列教材还有实验手册，补充读物、教师用书、习题集、实验器具、教学用电影等。继而，美国化学学会、化学教育学会编制了高中化学教材——CBA化学；美国生物科学课程研究会编制了高中生物教材--BSCS生物，分蓝版、绿版、黄版三种；初中教材有ESCP地学、ZPS物理、ISCS理科，小学教材有SCIS理科、ESS理科等。⑦科学课程与教材实验范围广，实验跨度大，参与人员多，配套性强，持续时间长。

赞科夫的“小学教学新体系”课程实验。赞科夫于1957～1977年间领导俄罗斯教育科学院普通教育研究所“教学与发展”问题实验室进行了 20年的“小学教学新体系”实验研究。实验的目的在于揭示教学与发展关系的规律性。实验采用实验研究法，进行比较严格的实验控制。“小学教学新体系”实验中，依靠高难度、结构化的课程与教材进行高难度，高强度的教学以促进学生的发展，调整了教学科目，减少了俄语学科的周学时，增加了地理学科，将历史、自然常识课从五年级提前到四年级开设；各科教学大纲都扩大丁知识面，提

前学习概念及规律性知识，注重知识间的联系，还自编了主要实验学科的教学大纲和实验教材。⑧这次实验，不仅适应了当时国际形势对前苏联教育的需要，代表了前苏联教育实验的方向，而且使前苏联的教育、教学、课程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与第一次实验高潮相比，第二次课程实验高潮影响更大，科学水平进一步提高。其特点表现在：第一，政策导向力度大，政府对教育改革、课程改革与实验需要紧迫，要求高，介入多，支持多。布鲁纳的结构课程与教材实验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认同、财团的支持、各种全国性专业研究机构的配合，赞科夫的“小学教学新体系”得到前苏联政府的支持和地方各级部门的配合。第二，课程实验有较完整的理论假设。美国理科课程实验有布鲁纳的结构课程论作理论支持，赞科夫的“小学教学新体系”实验以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为基础。实验以理论假设为前提，提高了实验的科学性。第三，课程实验具有系统性，整体性。这一时期的课程实验往往与心理实验相结合。赞科夫从20世纪 50年代开始的心理研究逐步转向教育研究，并把心理实验中那种比较严格的实验室实验方法运用于他的“教学与发展”实验中；布鲁纳的结构化教材实验与他的发现学习实验相结合；斯金纳的程序教学与他的行为主义心理实验相结合。课程实验与心理实验相结合提高了课程实验的科学性。第四，实验往往由点到面，以小见大，逐步推广。实验中，皮亚杰以少数几个儿童为对象进行临床实验；布鲁纳的实验室开始只有4名儿童，通过对他们的临床研究从而实验结构化课程；赞科夫的小学课程体系构建最先只在第172学校的一个班开展实验，后才逐步扩大范围以至发展到各疆域。以小见大、由点到面的策略，使得第二次课程实验的科学性明显提高。

(三)第三次课程实验高潮：人本主义课程实验

20世纪70年代后，人本主义思潮在全世界重新盛行并渗透到教育领域。主张教育追求个性目标和情感目标，注重学习者对教育活动过程的内心体验，注重环境的熏陶、感染作用，强调构建民族平等、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师生关系等。

课程实验关注课程同社会生活和学生生活实际的联系，追求课程的人文化或个性化。在美国，有布鲁纳、费尼克斯、温斯坦、马斯洛、罗杰斯等人进行的人本主义课程实验；在英国，有20世纪60年代“综合学校运动”中的综合课程实验、“纳菲尔德校本课程”实验；在法国，有“觉醒学科”课程实验；在德国，有“比勒菲尔德综合课程”实验；在日本，有“社区课程”的开发与实验；在前苏联，有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实验，阿莫纳什维利的“没有分数的教育”实验，其中尤以德国的“比勒菲尔德综合课程”实验和苏霍姆林斯基长达22年的“和谐教育”实验最为典型。

德国的“比勒菲尔德综合课程”实验。比勒菲尔德大学是德国一所年轻的大学，始建于1969

年，该大学有两个课程研究所：一所由教师、学生和家长代表共同组成，主要任务就是对假设性目标和教育内容的选择进行探索；另一所由实验学校和课程教学实验的参与者组成，主要任务在于将所拟定的目标和选择的教学内容付诸课程教学实践，并根据现有的检查结果进行教学实践控制，进而系统地修订课程目标。⑨两个课程研究所由哈特穆特·封·亨梯希主持和领导，由此形成了以亨梯为核心的比勒菲尔德学派。该学派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创办实验学校来推广和实施其课程研究所的“产品”，边实践边探索课程发展的方向。1974年9月初，他们在比勒菲尔德市郊创办了一所实验学校，旨在寻求一种新学校类型，让不同社会阶层出身的儿童享受教育机会均等的权利。实验学校所实验的课程分三大类．包括必修，选修和项目课程，选修课程根据全校学生兴趣和学科特点而设计；项目课程以问题为中心，将学习内容以问题形式来编制若干学习单元，并依据学年和学生程度进行施教。课程实施强调教授不同学科或相同学科的教师间的密切合作。比勒菲尔德的综合课程实验比较成功，创造了综合课程设计模式，带动了德国的课程实验，所形成的比勒菲尔德课程理论流派对当时德国的课程改革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实验。帕夫雷什中学是一所十年制乡村学校，苏霍姆林斯基从 1948年起担任该校校长直到去逝。“和谐教育”实验是一种整体性教育教学实

验，在教学任务、教学方法、作息制度、教师现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实验。在课程与教材领域，苏氏则实验了两套教学大纲：一套教学大纲是国家颁布的正式教学大纲；另一套教学大纲则是苏霍姆林斯基设计的非正式的“校本”教学大纲。“校本”教学大纲主要是对课外阅读和其他知识来源所提供的知识要求。怕夫雷什中学不仅是前苏联的优秀学校，也是世界著名的实验学校，被公认为“教育学实验室”。

第三次实验高潮凸显出以下特征。第一，课程目标人本化。美国罗杰斯的“融合课程”实验、前苏联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实验、法国的“觉醒学科课程实验”、英国的校本课程实验、日本“社区课程”实验等，无不体现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将智力发展、知识传授与个体的个性结合起来，将国家需要与地方特色、学校特色有机统一起来。课程目标人本化必然要求课程结构多样化，课程管理民主化，课程实施科学化、艺术化。第二，课程结构多样化。其主要体现在：调整基础学科与选修科目、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的结构比例，大量增设选修课，课程分类增加；重视综合课程的设置，如英国的“综合课程”，美国的“融合课程”、“广域课程”，日本的“社区课程”等都是综合性课程；重视开设道德教育课程，以解决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各种精神问题，扭转道德滑坡现象，如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分别实验并设置了公民课、现代社会课、伦理课、道德价值教育课等课程；普教课程与职教课程有机统一，英国的综合学校运动、美国的生计教育运动、日本的扎根社区教育运动都很注重教育同社会生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职教与普教的有机统一，以满足不同个性学生的不同需要。第三，课程管理的民主化。各国课程实验在课程体制上增强了地方学校的课程开发权利；在管理主体上增强了学校教师进行课程开发、参与课程决策的机会；在课程行政上采取权力分享，达到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的协调平衡，强调尊重地方特色和学校特色、学生个性。第四，课程实验得到社会广泛支持。课程实验有政府的推动甚至是全国性的、强制性的改革，有财团或基金会的资助，有社区的配合，有广大教师的积极参与。当然，也正是因为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与群众基础，课程实验才取得成功，获得推广。20世纪末期以来，经久不息的课程实验高潮既是课程现代化对课程实践的要求，同时又推动了西方各国课程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和课程现代化的进程。

二、对我国开展课程实验的启示

在西方课程实验的近百年历程中，既有独立设计的课程实验，又有作为教育教学实验因子的课程实验；既有单因子，单项实验，也有关于课程的整体实验；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

(一)课程实验应立足本国，发扬传统

20世纪西方课程实验的道路告诉我们，课程实验乃至整个课程都要立足本国，发扬传统。立足本国，就是要从本国的历史传统、政治制度、经济状况、社会心理、地区差异以及教育现实出发，有选择性地借鉴外国先进的课程理论和课程实验模式，就是要善于从本国的课程改革、课程实验的历史长河中去挖掘、提炼、升华，形成理性认识，对现实课程与课程改革补偏救弊；发扬传统，要注重三个结合，即课程传统与课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相结合，课程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相结合。

(二)课程实验既要适应社会需要，又要适合学生身心特点

20世纪20年代，许多国家进行了活动课程的实验，而进行活动课程设计时，往往偏重儿童的需要和兴趣来设计课程，对社会的需要与可能、知识的完整性与系统性考虑较少，结果导致了课程实验失败；20世纪60年代，许多国家进行了学科课程的实验，但所设计的学科课程，往往过分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强调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可能，而不顾及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和身心特点，结果也导致了课程实验失败。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境下进行课程实验，都应当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可能为出发点，以经过“精制”的课程为载体，以学生的身心全面发展为落脚点，既要适应社会，又要面向学生。

（三）课程实验应处理好继承与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

概观西方教育家的课程实践活动和课程实验．我们惋惜地看到有些很好的课程实

验因战乱、人员间的相互配合差甚至政府负面干预等原因而失败，也看到20世纪初欧洲一些教育家进行的个别课程实验，有的被迫要辗转多个国家才能有个稳定的实验环境；而无论是芝加哥实验学校还是“八年研究”，无论是赞科夫20年的课程实验还是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22年的课程实验，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就是较好处理了继承与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没有继承性，实验就不能源远流长，根深叶茂；没有改革，课程体系将封闭、僵化，落后于时代，课程就没有发展，没有稳定，就不可能很好地继承。所以，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继承是基础，稳定是保障，四者缺一不可，处理好了这四者的关系，就等于为课程实验创设了良好的运行机制，这是我国今后开展课程实验要汲取的重要经验。

(四)课程实验要有广泛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参与

“八年研究”之所以取得成功，是与政府的支持，“学校与学院关系协调委员会”、300多所大学、30多所中学、数以万计的参与人员密切配合、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布鲁纳的结构课程实验，不仅有科学家、教授参与，还有中小学教师参与，不仅有全国性研究机构的参与，还有政府部门的参与；赞科夫长达20年的“小学新体系”的实验离不开前苏联政府的政策支持，财力支持，也离不开3干多个实验班的配合；日本的“社区课程”实验，假若没有日本政府的推动、社区的支持与配合，实验是不可能成功的；英国20世纪so年代的综合课程运动、80年代的国家课程实验假若离开了政府的推动、推广，实验就难以开展：“纳菲尔德校本课程”的开发，离开纳菲尔德财团的支持是无法进行的。所以，课程实验要想取得成效，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全方位保障，需要政府的推动、政策保障和良好的教育机制，需要统筹规划，有条件、分步骤、由点到面有序推进，需要学生、教师、学校、家长以及整个社会的支持。今天，我们迎来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舆论氛围、教育制度与课程技术支持，有着广泛厚实的社会基础，可以也应该迎来课程实验的繁荣局面。注释：

①赵麟，王承绪．杜威教育论著选(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6.②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外国教育史(上、下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14.⑧靳玉乐．和学新．教育实验论CN)．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7O．④[美]拉尔夫·泰勒．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导言)[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7.⑤⑥布鲁纳，教育过程[M]．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31、49.⑦白月娇．课程变革概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66—67.⑧田本娜．外国教学思想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506—521.⑨单丁．课程论流派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670一679，教育研究

2003年第3期（总第278期）

第五篇：地票的简述

地票的简述

摘要：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使得我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也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成为解决我国城镇建设用地紧缺的关键。地票即是在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具体形式的探索中产生，作为一种典型模式，其在具有极大创新意义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解决。所以，本文就对地票作一个简述。关键词：

所谓地票，是指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过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所产生的指标。企业购得的地票，可以纳入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增加相同数量的城镇建设用地。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地票制度。1.地票的产生与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对城市建设用地的需求急剧上升；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加快推进，城乡建设用地的合理分配已成为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的巨大难题。为了缓解土地供求矛盾,促进城镇化发展与保护粮食安全、保持农业发展两方面考虑，统筹城乡土地利用就显得尤为关键。促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向城镇建设用地合理有序有效流转，实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减少与城镇建设用地增加挂钩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重庆市于2008年12月建立了我国第一家农村土地交易所，并首次提出了“地票”的概念，旨在建立一个面向全国统筹配置城乡和区域土地资源交易平台。

因此，我国也就此出现了地票交易、地票制度等等的运用。而我们所说的地票制度，也就是地票交易里面一些规定和法则。

2.地票交易制度的方式和规则 2.1地票交易的方式

土地交易所主要从事地票交易。虽然地票交易主体没有严格限制，但交易活动必须在土地交易所内进行。交易方式上，地票持有者可以自己交易，也可以委托代理机构代理交易，土地交易所对申让方进行资格条件审查后，将待交易地票纳入交易信息库，并及时向社会发布，申购者从土地交易所公布的交易地票公开竞购，交易成功后在土地交易所进行交易确认，并到所在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

购得的地票可以纳入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增加等量城镇建设用地，并在落地时冲抵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当然，地票在落地使用时，必须符合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必须办理征收转用手续。2.2地票交易的规则

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耕地复垦，必须经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成员代表同意，防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受到损害。二是凡农户申请宅基地复垦，必须有其它稳定居所，有稳定生活来源，而且有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复垦的书面材料，避免宅基地复垦交易后出现农民生活困难、流离失所的问题。

四个环节：首先，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规划，编制相关专项规划，经市政府批准后实施。其次，由农村土地权利人向区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复垦立项申请，经批准后复垦所立项的土地。第三，在土地复垦完毕后，复垦方向区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农村土地复垦质量验收申请。第四，区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按照重庆市土地复垦有关规定，向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确认，并由其核发地票。

3.地票的意义

地票的建立，是我国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而地票交易制度设计又是其中的重大创新，它将在四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促进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确保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总量不减少。第二，促进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发展。第三，促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巩固完善，依法保障农民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第四，促进城乡要素市场活跃，完善城乡现代市场体系。

此外，“地票”的出台占据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先机．农村土地交易所的成立向城镇农村土地统一交易迈出了重要一步。“地票”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城镇开发土地供应不足与农村建设用地闲置荒废的矛盾。在地票制度推出后。农村的建设用地指标和城镇的建设用地指标“挂钩”，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制度化选择。使城镇的发展与农村的调整结合起来；通过“拆旧建新”，新型农村、新型的农村居民小区将取代自然村落，社区功能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同时耕地质量和数量得以保护，城镇发展得以健康进行，达到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

同时，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但是，由于土地无法通过市场流通实现其价值，土地的价值无从体现。土地，是一个社会、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要素，但市场对如此重要的资产的忽视，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缺陷。在农业改造和土地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地票制度，首先使土地的价值得以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得到承认。这为拥有土地但并不富裕的广大农村居民打开了一扇大门。在“地票”制度的完善中。“地票”的价值和土地的特性、土地信息等联在一起，土地及其权利的价值将通过“地票”的市场得以实现．解决土地流转的制度瓶颈。更重要的是，“地票”使得城镇土地和农村土地在一个市场上得以无障碍地交易，打通了另一条城市“反哺”农村的渠道，对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发挥重要的制度价值。

4.地票制度存在的缺陷

首先、农村土地交易主体。①复垦主体。重庆的土地复垦目前是由区县政府指定的建设用地复垦机构来运作的，其作为直接参与交易的主体，将单一的、分散的土地进行复垦。但复垦机构要一次性支付农民复垦费用和宅基地费用，担负的资金压力太大，如果分期支付，则有可能造成拖欠，也不利于农民复垦的积极性。②交易主体。地票的复垦主体和交易主体均是政府，农民从提供土地到取得收益时间相对较长，不能完全实现其作为权利人的相应权利。其次，随着地票价格的走高，要进一步提高农民在地票制度运行中获取的经济效益。尤其是要提高城市边被征地农民的收益，以市场价格为指导，对其进行合理的补偿，保护其权益不在“征地”过程中收到损害。

最后，在实行地票交易制度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减少不能影响农村发展。一方面，要通过科学合理的农村产业发展规划、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等，为农村发展留足空间；另一方面，地票收益的分配要体现促进农业农村发展这一要求，通过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业产业化等措施，促进农村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综上所述，解决交易主体与利益分配问题，地票交易制度进一步完善的当务之急。改变以国家征地方式来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使农民、农村集体组织真正成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主体，利分配坚持体现农业农村发展与保护农民利益这一要求。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做好城乡统筹的土地规划，为增减挂钩提供交易平台、政策引导、信息服务和法律保护，这样才有利于我国的发展。

参考文献：[1]邱继勤,邱道持.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解析.安徽农业科学.2010,38(17).[2]陈悦.重庆地票交易制度研究.西部论坛.2010,20(6).[3]姚佳威.重庆“地票”继续试.财经.2011,(2).[1]张晏.面对1.2亿亩建设用地缺口,民革中央呼吁——关键是推进集体建设用地流转[N].中国国土资源报.2008,3.[2]郭振杰.地票的创新价值及制度突破[J]重庆社会科学.2009,4:71-75.[1]杨 涛，王雅鹏．农村耕地抛荒与土地流转问题的理论探析[J]． 农业经济导刊，2003，(05)．

[2] 买晓森，杨庆媛等．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分析 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为例EJ]． 安徽农业科学，2007，(08)． [3]杨德才．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及其选择[J]．当代经济研究，2005，(12)．(4]倪 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土地集约利用问题及对策[J]． 经济纵横．2006，(n)．

[5]史清华．农户家庭农地流转及形成根源[J]． 农业经济导刊，2004，(O1)． [63黄宁生．广东耕地面积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初步研究E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99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