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文明的传承与保护

第一篇：古村文明的传承与保护

古村文明的传承与保护

高碑店村是北京近郊的一个千年文化古村，有着独具特色的古韵民俗。近年来，村里在保护历史古迹、传承民俗文化、发展特色产业、打造古朴新村方面进行了系统建设，收到了明显效果。

一、高碑店村的历史

京城脚下古代京杭大运河唯一的平津闸码头是高碑店古村文明的历史见证。据考证高碑店在辽代已经成村，曾名“郊亭”、“高米店”、“高蜜店”，清代时更改为现名。有诗人以藏头诗的形式来描写高碑店村：高居皇道，碑写千年，店贾万家，村强民富。高碑店村濒临的通惠河，是当年大运河从通州张家湾到京城的重要河段，元朝时由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开凿，是北京人赖以生存的水上重要运输通道，高碑店村就是一个由漕运码头发展起来的古村落，元朝时成为皇粮商品集散地，曾盛极一时。沿岸茶楼、酒肆、商亭、作坊鳞次栉比，村西至今保留着一座闸坝——“平津上闸”，见证这个村落的繁荣历史，因此被誉为千年古村，是高碑店村的重要历史旅游资源。村民们还记得，他们祖辈差不多都是“扛大个儿的”，也就是在码头上从事装卸粮食的苦力。清末漕运废止，村里的人单靠种地是不能糊口的，只好选择靠通惠河捕鱼卖鱼，所卖的既有从天津过来的海鱼，也有在附近养殖的淡水鱼。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里摆卖鱼摊儿的人大多是高碑店人，高碑店人还专卖小金鱼儿，一个人挑担，走街串巷卖鱼，担子两边吊的是扁圆的大木盆，盆里装着水和金鱼。一声声清脆的吆喝：“卖——小金鱼儿嘞！”给人的感觉是充满水乡生活的气息。

二、高碑店村发展现状

高碑店村，位于北京市东长安街延长线上，距离天安门广场仅8公里，东至东五环，西至东四环，南至广渠路，北至京通快速，辖区面积2.37平方公里，户籍人口6200人，流动人口9100人。村党总支有党员311名，下设12个党支部。前些年，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铁路、高速公路、高压电网、污水处理厂等国家重点工程逐年占据了村中2300亩耕地，拆迁村内企业26家，发展空间越来越小，部分村民转居不转工，滞留在村里，农民又没了耕地，高碑店村陷入了“叫农村无农业、称农民无耕地、农转居无工作”的“三无”困境。

从2002年起，高碑店村党总支在市、区、乡各级正确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化挑战为机遇，变难点为亮点。稳定干部队伍，调动广大党员干部能做事做成事的积极性；成立八大专业队，让村民有事干有饭吃；成立了协会组织，增强了监督约束力，保证了干部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制定了村规民约，改变了村里的脏乱差状况，优化了村风民风；改革了管理体制，促进了特色产业发展，实现了古典家具文化兴村。走出了一条“发展产业、促进就业、完善保障、构建和谐”的发展之路。高碑店村先后被授予：北京最美的乡村、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首都文明村、全国文明村镇、北京市“五个好”村级党组织、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绿色小康村、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社区发展创新奖等荣誉。

三、优化环境，打造古典家具文化产业

1、以绿治脏，为发展古村文化产业奠定良好基础。高碑店村党总支班子近13年来，始终把美化、绿化、净化、亮化村庄放在发展古村文化产业的重要议程，每年都要对改善村容村貌、优化环境工作做出计划，每月都要专门听取工作汇报，在抓环境治理上村两委一社班子成员以“谋事不争权，工作不旁观，补台不拆台，团结加实干”的要求约束自己，形成了较强的工作合力，凝聚了全村力量。从2003年彻底清理门前堆物堆料开始，全党动员，全村努力，对村内的脏乱差状况进行了系统整治。用当时村党总支书记支芬的话说：“再也不能让老百姓在垃圾堆上吃饭了”。建成了封闭式垃圾屋，改造升级公共厕所；规定了定时定点倒垃圾，早8点至晚5点大街小巷不准有垃圾，“门前三包”、“文明养犬”、“厕所专人管理”等多项长效管理制度相继建立和完善，实现了垃圾日产日清；组织专业队对村内所有道路和空地进行硬化处理，增加沿路两边的绿化面积，使绿化面积达到1000亩，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2、治理灌渠，为发展古家具特色产业提供硬件保障。

通惠灌渠在高碑店村北穿村而过，尽管它不属村内管理，但流经村内长达1800米，是当时高碑店村最大的环境隐患，更是发展古典家具文化产业的最大障碍。30多年无人管理清障，渠内垃圾成堆、臭气熏天，渠两岸违建成片，坟头林立。治理灌渠，工程量大、困难重重、耗资很重，任务非常艰巨。但村领导班子为了加快发展古典家具文化产业，在困难面前没有畏缩，和党员干部一起带头先拆违建，再到村民家中挨户做思想工作，并提出“以树代墓”的方法，建立松柏佳园，以长青松柏代替传统坟头。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发动“千人大会战”，历时100余天，拆违3000平方米，投入资金1021万元，出动车辆180台次，清理垃圾1万余吨，迁坟头393座。终于把昔日的“龙须沟”美化亮化成了4000平方米休闲带。以后又逐年开发成“水乡茶楼一条街”，彻底改变了高碑店村脏、乱、差的面貌，为发展古村文化产业，引进更多更大的商机提供了可观的硬件保障。

3、挖掘资源，依靠古典家具产业强村富民。村庄发展环境的改变，让高碑店村人找到了强村富民的商机。村党总支通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挖掘古村文化资源。认为打造一条占地不多、投资不大、市场看好、村民受益快的古典家具街是当务之急，通过升级改造街面点铺、召开古典家具展示会、成立古家具协会，树立“老的是真品，新的是精品”的经营理念，快速拉动了高碑店村古典家具产业的发展，使原来仅有30家商户的小街，一下发展到长1800米，经营面积18万平方米，商户400余家的古典家具一条街，云集了全国的能工巧匠，产品远销海内外，形成了集收藏、修复、设计、制作、展示、销售古典家具和家居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北京市特色商业街”。现在单项年收入高达5亿多元。

古典家具产业的迅猛发展，带活了全村经济，使村里的房地租金4年间增加了10倍，集体收入和村民收入迅速增加，初步实现了强村富民的目标。在尝到“借古兴商，文化兴村”的甜头之后，村里又大胆的提出了“三区两街一园” 的科学构想和发展目标。即建设东、西和文化园三个新农村社区，现在正考虑再增建一个古街社区；建设和拓展高碑店古典家具文化一条街和以华声天桥、民俗工艺、油画、石雕、博物馆及餐饮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国粹艺术街；开发建设集中医药文化研发、交流、生产、贸易及养生、观光等于一体的大型中医药文化产业园。使村域经济逐年发展，收入连年提高，现实了从三无到三有（发展有后劲、人人有事干、生活有乐趣）。2014年完成区域经济总收入35.47亿元，总利润1.59亿元，总税金6324万元，租赁收入及物业费4500万元，分别比2003年增加了5-8倍。经济收入的攀升，保证了职工和村民生活水平的逐年提高，专业队职工工资由800元达到2650元，农民退休费从每月215元增加到1160元。人均收入从4000元增加到26000元，土地价格从原来的每年每亩5000元增长到30万元。

四、汇集民智，建设明清风格的新农村

按照高碑店村发展特色产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村里从2003年开始禁止翻建房屋，不搞违建，为新农村改造奠定了基础。2006年高碑店村被确定为北京市新农村建设试点村，给全村整体规划的实施和拓展古村文化带来了机遇和动力。党总支决定以漕运文化为依托，采用商住一体的明清建筑风格，既古朴美观，又可创业增收，拉动产业。随后以西区为试点，启动新农村建设工程，涉及村民529个院，1528户，2576人，流动人口4000余人。党总支带领全村历经3年的探索完善，先后拿出6套设计方案，召开9次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提案25项提案，在2009年最终确定用组织村民集体翻建房屋的传统方法破解新农村建设难题。村民住宅原宅基地回缩15%，村民自筹建房资金，集体负责市政设施。2011年西区新农村共建成明清风格商住楼房660栋，市政设施全部入户，村民回迁入住，底商出租率达95%。物业公司、停车管理公司相继进入新村的服务和管理，使村民实现了人不离村可上楼，足不出户可致富的梦想。在西区改造摸取经验的基础上，东区改造紧接着也全面铺开，仍然采用明清建筑风格，涉及村民住宅850个院，2058户，3658人，现在也已基本完成。在整个新农村建设中，高碑店村围绕传承历史文化，建设古典文化产业集群，实现村庄持续发展的目标，走出了一条“支部主导、村民主体、原址翻建、商住一体”的新模式。

五、传承历史，打造民俗文化旅游产业

1、恢复民俗节日。为了让村民广泛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传承民俗文化。村里逐步恢复了正月十五元宵节、二月二民俗文化节、端午粽子节、上元河灯节、金秋艺术节等传统民俗节日。

2、设立人文讲堂。为了弘扬传统美德，提倡为民服务，优化村风民风。村里创立了国学大讲堂、人文大讲堂、知识大课堂，组织全村学习“弟子规”、党员干部学习“老三篇”等大型学习活动。让村民常年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提升综合素质。

3、丰富文体活动。村里以高跷老会为代表的传统民俗文体项目繁多，活动正常。百年高跷老会曾四次走出国门，参加了“北京风情舞动伦敦、悉尼、洛杉矶和渥太华”活动，树立了高碑店民俗文化品牌。高跷老会是高碑店村精心打造的民间花会，用精湛的技艺和成熟的表演形式成为北京地区花会活动中耀眼的明珠。2009年被高碑店高跷老会确定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还有威风锣鼓队、合唱队、舞蹈队、百人腰鼓队等群众文体队伍，经常组织文艺汇演、红歌联赛等系列活动，丰富村民生活，提高文化品位。

4、树立文化传承典型。每年金秋10月，高碑店村都要举办一次以表彰传承文化典型、弘扬正能量为主题的金秋艺术节，评选出“十星和谐文明户”、最美家庭、行业标兵、诚信商户、百年老店等进行大张旗鼓的表彰宣传，让每个典型感受荣誉、再接再厉，使高碑店人的精神和美德更好地传承下去。

5、打造民俗旅游业。高碑店村按照“传承民俗文化，丰富文化生活，扩大文化交流，发展民俗旅游”的思路，依托古村文化，培育特色民俗景观，把千年古村的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利用京杭运河上唯一保留的漕运码头，修复了历史上有记载的龙王庙、将军庙和郭守敬治水等文物古迹；为弘扬孝道文化，传承历史文化，还修建了24孝悌园、鲁班祠；为恢复老北京胡同文化，又打造了融观赏、旅游、手工艺术体验、农家乐美食为一体的“民俗体验馆”“年轮记忆”民俗旅游特色品牌；随着新农村的建成，还开发了明清建筑小区居民户内游产品；还利用学生寒暑假期联合励志堂匾额博物馆、“华声天桥·新八怪”民俗演艺团，向学生族打包推出高碑店励志文化和民俗综合演艺产品，收到较好效果。现在村旅游公司每年可接待来自中外十几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游客5000多人次，单项收入30余万元。

今日的高碑店承载着历史变迁，触摸着时代脉搏，既保留着古朴的乡土气息，又展现着城市化飞跃进程，成为农村中的城市和城市中的古朴新农村。我们在综合保护平津闸遗址、发展古典家具文化、国粹艺术和中医药文化的同时，积极拓展借古仿古、乡土民俗旅游产业，最终要把千年古村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使高碑店村走向以民俗旅游特色贯穿全村经济发展的绿色、环保、人文、和谐的京郊新村之路。

第二篇：民族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

旅游中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袁崇方

08级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20081640410

摘要：民俗本真就是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真正的文化。民族文化成为旅游资源与民族本身的本真特征密不可分的。随着旅游业的飞跃发展，以及旅游者的大量涌入，使得地区民俗文化“商品化”日趋严重。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雷认为：在旅游经济中，出于赚钱的目的，任何可以合法地吸引外来游客的文化因素，都可以被包装，被定价、作为商品提供和出售给游客，文化被当做商品来买卖。舞台化是商品的重要形式之一。

关键词：开发中保护、原始性、追求本真

一、旅游发展对当地民俗文化的影响

旅游商品化，基于一种现代经济领域发展趋势的潮流之一，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也随之出现，并在旅游业迅速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民族地区获得经济收益的主要途径。在发展旅游过程中，有很多的例子可以的出结论。例如我家乡所在地

位于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之间的泸沽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湖边的居民主要为摩梭人，也有部分纳西族人和来自木里的少数藏族，摩梭人至今仍然保留着母系氏族婚姻制度（阿夏走婚制）。自开发以来：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包括我们国内的、国外的游客。使得泸沽湖地区迅速发展起来，旅游大量增收，使得湖畔地区的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泸沽湖和永宁地区的收入差距就拉开了。泸沽湖湖畔居民的收入是永宁地区的两倍甚至是三倍（来自宁蒗旅游局统计的的数据）。然而泸沽湖吸引力不仅是那碧波荡漾的泸沽湖湖水，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当地的民俗文化，独特的摩梭母系氏族婚姻制度。【1】摩梭人世代生活在泸沽湖畔，他们至今仍保留着由女性当家和女性成员传宗接代的的母系大家庭以及“男不婚、女不嫁、结合自愿、离散自由”的母系氏族婚姻制度(俗称走婚)。在全人类都普遍实行一夫一妻制的今天，在泸沽湖却仍然保留着古代早期对偶婚特点的“阿夏”婚姻形态。独特就在这里，许多人怀着好奇的欲望来到云南的泸沽湖看看这个特殊的民族的生活和习俗。

然而由于导游及商家的吹捧使得泸沽湖发展前途是令人担忧的。随着导游的大肆肆无忌惮的乱宣传，以及一些商家的利益欲做了夸大其词，以及一些列类的宣传，对泸沽 1

湖地区的民俗保护，以及当地旅游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例如：导游把泸沽湖摩梭走婚制带上了公众舞台，民族文化商品化，舞台化，大肆鼓动游客参与一些不健康的脱离了民族文化的另类活动。这大大的侮辱了摩梭文化，摩梭女性。至今许多人听说我是来自丽江宁蒗的，就问你们的泸沽湖是不是很开放，可以和许多摩梭姑娘睡觉。我听了真的很无言，也很生气。我觉得这是泸沽湖发展旅游的悲哀。导游素质如此的低劣所造成的。有些民族的东西是不因该拿出来放在公众视野中的，民俗它具有神秘性、隐蔽性。我觉得在泸沽湖民俗文化负面传播有一个人是不得不提的，当地泸沽湖的摩梭姑娘：杨二车拉姆，因为她走出云南大山后开始大肆鼓吹他们民族的婚姻，如杨二车拉姆写的类似自传的《走回女儿国》一书中就很无知的把摩梭母系氏族阿夏走婚制度赤裸裸的写了出来，销量还很好。她是无知的，虽然她的宣传使跟多的人了解泸沽湖，来泸沽湖旅游，但她没考虑到正是她的大肆鼓吹导致了摩梭走婚制的负面宣传效应。

另一个方面：就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许多古老的文化和民俗逐渐消失。

旅游业的发展收市场经济的冲击，许多具有历史见证背景的古老建筑被拆毁，被大量新兴的现代建筑所取代，还是以我们丽江为列，对于国内人来说，人人都基本上知道彩云之南有个丽江。现在丽江的旅游业发展得很火，就像当年的大理一样，来云南的游客基本上是走：“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这条线，而由于丽江的发展是的大理逐步变得像一个“中转站”一样。在大理停留的时间很少，大多数游客把时间花费在丽江的游览上。丽江如此发展，使得西双版纳与大理都不敌，使得到丽江投资做生意的人很多，外商等等。然而不要光看目前的状况，我们要考虑的长远些。丽江会不会重蹈大理的覆辙呢。【2】许多丽江当地的特色在消失，古香古色的立即爱那个古城逐渐被喧嚣嘈杂所代替，如今你去古城看看，人多如牛毛。酒吧舞厅的喧嚣会使你内心如何静下来休闲。这就是旅游所带来负面的一个方面。纳西文化也逐渐在消逝。丽江本地的纳西居民被边缘化了。另外由于政府鼓民居迁出使得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古城缺少了民族的文化元素。一个民族除具有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本质特征外，还有它的外在表现形式的不同。外在表现形式主要就是民族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和民族建筑文化，这是让人一眼就能识别你是哪个民族的一个显著标志，然而，这一切都比较商业化了，在丽江古城里，如今你很少看见丽江本地居民穿着他们本民族的服饰呢，几乎没有了（除个别年纪大的纳西族妇女）年轻人都是休闲或牛仔裤等等，在重大民族节日会穿下。

（一）、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许多民俗节日和民俗活动逐渐消失，民族民间文化生存已处于濒危境地。在许多民族的节日业逐渐消逝，本来是要求宗族的人才可以参加的（例如在【3】宁蒗地区的毕摩祭祀活动,以及泸沽湖和宁蒗拉伯乡的摩梭和普米族的转山活动）但现在由于旅游业发展，宗教，民族宗族节日也成为了商业链上的一个部分；例如在丽江许多老东巴穿着东巴祭祀服饰与游客合影等。现在人人都有了商业意识了，但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却缺乏意识。民族文化是旅游业的载体和发展的基础。

(二)﹑游客“落空感”产生，失去二次旅游的可能(回头客减少)。游者外出旅游、到何地旅游，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除了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和金钱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旅游者对旅游地的了解，了解的途径包括游客自我知识经验的积累、旅游地宣传等等因素。然而这些都不是旅游者亲身感知到的，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片面性，夸大化，从而导致旅游者从先前获得的信息中形成的对东道主社会的“预期感受”与现实旅游过程中的“实际感受”之间出现了一种差距

（三）、民族文化的趋同化，失去地方特色。旅游地的借鉴式发展模式就导致了文化的趋同性。民族旅游及其文化商品的出现，在某中意义上说是检验一个民族自我认同能力的，也是体现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的认知能力的。当民族对本民族文化达到一定的自觉的时候，就会产生自豪感，但当外来旅游活动所带来的利益以及为迎合游客旅游需求的时候，东道主社会在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人为地加以改造，形成各种具有代表性的旅游产品，这些旅游产品千篇一律，再加上现代化国际化标志在里面，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只是一种旅游产品。这时候的旅游产品不再是地方文化的代表，只是一种经济产品，更严重的是产生民族文化的趋同化，失去了地方特色

少数民族地区以民族特有的文化资源优势为依托开发各种旅游产品（泸沽湖摩梭文化、丽江纳西民族、东巴文化、纳西古乐等）形成旅游过程中的商品交换行为。旅游商品化现象是现代旅游业中不可避免的，它给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益处，同时，针对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发展保护而言，它又是一种威胁，如何使旅游商品化在民族文化的“生态发展”与民族地区经济的永续增长两者之间得到平衡，是我们研究民族旅游与民族经济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实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少数民族被三化：【4】王因权：在“三化”上下功夫中讲到：现在旅游景区的民俗文化在经过包装后趋向于“商品化、功利化、虚伪化”。文化本身脱离了它的母体，变成赤裸裸的金钱骨架。因此这样的旅游发展是可悲的。

二、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保护传统民俗文化

民族民间文化应走与旅游资源开发相结合的路子，以旅游作为平台，保护、传承与弘扬民族民间文化。只追求商业利润而忽视古老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因该做到相互协调，相关促进的。旅游业的发展因为传统文化的开发与保护提供资金支持，物质保障，反过来对于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又能更好持续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而后完善。保持和增加更大的景点吸引力。各大旅游景区应将民俗节日文化通过一定形式展示给游客。像如对待泸沽湖的民俗文化，我们应该尊敬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婚姻制度，在开发过程中，应当正面进行宣传，适当加以引导，应让母系社族社会走婚制度要有正确的看法。应当保存它固有的那种区域性的神秘宗族特性。以及只是在内部宗族流传的隐蔽性。因为这是一方面继续会保持它的吸引力，因为神秘隐蔽才会有吸引力，如果搬上大众舞台，那就失去文化的韵味，失去地区民族所特有的性质。另一方面在于保护民俗文化不被现代文明侵蚀以致消逝殆尽，当旅游过程中过多的度当地民俗注入过多的商业因素和权力因素而被高度组织化，机构化，舞台化后，民俗旅游越来越脱离民俗原生态环境和生存的土壤，民俗生活被置于戏剧化、仪式化的场景中、人们用一种典型化的或者缩放的方式甚至是一系列符号或民族服饰、民族物品、商业化的歌舞表演来展示被扭曲的历史底蕴的民俗文化，深厚的民俗文化演变成了高度商业化下快速复制的伪文化商品。格林伍德说过：“文化商品化只需几分钟，而几百年的历史却毁于一旦。”

三、旅游业发展未来走向

（一）、杜绝纯商品化现象，走文化保护与发展道路。

我认为商品化是旅游过程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它是链接旅游东道主社会与游客的桥梁，不仅传递着旅游地的社会、文化信息，还是社会经济流通的手段。旅游过程中的商品是民族文化的代表，同时也给地区带来经济利益，我们要是这种文化得以持续下去，就必须走文化销售的道路，杜绝旅游活动过程中的纯商品化交易。【5】“旅游商品不仅一种旅游证明的纪念品，也是一种对地方文化起到宣传作用的文化标志物。”在出售旅游商品的时候，做好文化包装工作，使每一件商品出售的同时，也让该商品的文化底蕴被游客所知晓。

（二）、加强民族意识和普及民族文化知识教育。

民族旅游产品的开发，首先是对文化的开发。相对而言，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受到其他较之更为发达地区的影响，而且起主导作用的是发达地区的开发商及旅游者，这些本土的、原

4始的、族文化受到外来因素的冲击而变得非本土化，造成民族文化的变迁、涵化、时为了迎合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和需求进行文化的再创造，增强民族意识，让人民有民族文化的自觉，是避免这些问题的关键，只有民族意识增强，才会让人们有自信心，才能从根本上开发出真正意义上的旅游商品。要增强民族意识，就必须有多层次、全方位的文化知识教育。同时，做好旅游宣传，尤其是服务人员，他们的服务过程就是展现民族文化的一个过程，这能体现一个民族地区旅游质量，同时也是文化宣传的一个途径，让旅游者了解本地文化，从而形成旅游中的文化产品销售氛围。

从泸沽湖和丽江古城的例子可以的出：旅游商品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效益，文化是旅游商品开发的基础，所以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要永续发展，归根结底是对地方独特文化的保护。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忽略文化价值的旅游活动及其商品化现象必然带来一定的代价，所以我们要以文化为基点，发展旅游文化商品，走生态文化的道路，同时要增强民族意识，做到民族文化的多层次、全方位的普及、教育，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的永续发展。

感谢泸沽湖管委会和丽江摩梭传承文化交流中心等单位对本次实习提供帮助和提供大量的资料，以及丽江假日酒店的提供资金帮助。

参考文献：

【1】李彬、包磊：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

【2】杨二车拉姆：《走回女儿国》

【3】杨晓敏：《凉山的呼唤》.民族出版社

【4】王因权：在“三化”上下功夫

【5】杨萍：再论民俗旅游资源保护、层次、措施

第三篇：关于我市历史文化古镇古村保护情况的调查报告

关于我市历史文化古镇古村保护情况的调查报告

时间：2009-08-04作者：【来源：】

一、我市历史文化古镇古村的资源状况

我市（常武地区）曾经拥有建制乡镇70多个，由于行政区划的多次调整，现有建制镇19个，行政村628个，其中部分村历史上曾是乡（镇）建制。随着历史的演变和发展，常武地区的古镇古村已所剩无几，目前尚存的具有保护、开发价值的古镇古村主要有以下几个：

1.孟河古镇

孟河位于常州西北30公里处，由小河与孟河合并而成的建制镇。孟河因唐代常州刺史孟简开凿通江运河而得名，又因明代嘉靖年间筑城抗倭俗称孟城。镇区内著名的小黄山，延绵数公里，山上曾有九龙禅寺、棋檀禅院等古迹，是我市北部不可多得的风景和人文资源。镇域内有文物点84处，古遗址13处，孟河老街尚存300多米，多为清代和民国建筑，其中，东亚饭店、衙署官邸图公所、顺来园茶馆、益泰酱园基本完好，保持了比较完整的街区风貌。特别是孟河医派马培之、马伯藩、费伯雄、巢崇山，著名画家马万里等名人的故居幸存，费伯雄故居已经修复，丁甘仁的故居正在修复之中，是难得的众多名人集聚之地。万绥距离孟河3公里，原为乡级建制，现为孟河下属的村。万绥素有“兰陵古县、齐梁故里”之称，尚存古迹较多，东岳庙、渡善桥、罗妃桥、北街、志公井、古银杏、古戏楼以及齐梁萧氏皇帝的家庙等遗迹历历可数。目前，孟河（万绥）古镇的整体保护规划正在制定之中，规划突出了齐梁文化、中医文化、宗教文化、军事文化、民俗文化、农耕文化等要素，并得到海内外萧氏宗亲的支持，部分文物开始修复。

2.焦溪古镇

焦溪古镇位于常州东北部，距离市区25公里，地处江阴、武进交界，鹤山、舜过山、芳茂山座落镇域，三山港流经镇区。古镇临龙溪河而建，店铺沿龙溪河而筑，素有“九桥十八弄”之说，石板街道、弄堂码头和青龙、中市、三元、咸安等古桥基本完好，“面街背水户通舟，台榭高低临水际”是焦溪的真实写照。目前，古镇实际面积约为0.8平方公里，1106户人家，2765间房屋，大部为清与民国时期建筑。现存古街3条，全长1650米；弄堂18条，长1200米。焦溪民居别具特色：黄石砌成半墙高，黛瓦粉墙临水照，显得更为古朴。另外，名人故居保存比较完好的仍有近10处，如奚日宗的“进士厅”现存三进，规模较大。焦溪历来人才辈出，人文资源丰富，传说中的人文世祖舜帝曾到过这里（有舜过山为证，山上曾有舜庙等古迹）；春秋吴国君子季札曾躬耕于延陵山（焦溪周围的丘陵）；唐代诗人刘长卿在这里留下过“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的著名诗句；明清期间有进士4人，秀才36人；五代儒医承槐卿留有医案6卷，民国时期焦溪号称“中医之乡”。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文资源。

3.杨桥古村

杨桥村位于常州市南25公里处，民国时期为武进与宜兴交界处的一个乡，形成市镇已有数百年历史，现为武进漕桥镇下属的一个村。杨桥古街形制保持基本完整，前街后河，前店后屋，临水而筑、临水而居，水乡特色十分显现。村域内拥有古建筑30多处，市级文保单位6处。南杨桥、五洞桥、百岁庄、太平桥、风情院、牧斋院、朱宅、丁宅、新四军地下交通站等一批历史建筑虽然破败，但旧貌尚存，有的基本完好。历史上，由于南杨桥地处东太湖与西太湖之间，是常武地区通往宜兴、无锡的必经之路，商贾云集，街市繁荣，目前尚存部分酒肆茶楼和码头港湾等遗迹，水体仍然保持清澈。南杨桥地处太滆湖网地区，抗战时期曾经成为新四军的重要活动区域，“中共太滆工作委员会”就设在这里，陈云、谭震林、罗忠毅等老一辈革命家亲自指挥过这里的斗争，地下交通站等历史建筑仍在。同时，南杨桥地区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较多，著名的《火烧红莲寺》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

二、我市在保护历史文化古镇古村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

2008年4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第3次会议通过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并于同年7月1日起施行。为认真贯彻《条例》精神，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下，我市按照2008年第7号《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的要求，围绕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有关部门在规划编制，修缮维护、保护利用等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制定了一系列历史文化保护的规定和相关配套政策。《条例》出台后，我市规划部门会同市法制办、建设局、文广新局、房管局等相关部门，在认真学习《条例》精神和开展历史文化保护专题调研的基础上，迅速出台了《常州市市区历史建筑认定办法》、《常州市市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实施办法》、《常州市市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方案》，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政策和技术支持。

2.成立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管理机构。根据2008年第7号《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的要求，我市成立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由市分管领导任主任，相关区和市相关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具体负责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的指导和协调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下设规划和保护利用两个专业组，主要负责市区范围内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建筑的普查、认定、申报、建档、规划编制工作及负责保护修缮维护的技术支持、政策研究、计划制定等工作的组织协调，从而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提供了组织保障。

3.开展了历史建筑和文物普查工作。规划局会同市文广新局等相关部门于2007年6月起组织开展了历史建筑的普查工作，目前在核心区范围内共普查出175处有价值的老建筑，已按照《常州市市区历史建筑认定办法》中的认定程序公布了第一批历史建筑33处。文广新局精心组织进行了第四次全市文物普查，通过开展乡村拉网式普查，新发现1000多个有保护价值的文物点，并新公布了第二批历史文化街区1处（杨桥村）和第四批市级文保单位68处，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合理保护和利用奠定了基础。

4.编制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利用规划。我市规划部门按照2005年2月2日省政府批准的《常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要求，编制完成了《常州市城市紫线规划》、《孟河镇文化和自然资源保护利用规划》、《常州市第二批历史文化街区和第四批市级文保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规划》，武进区杨桥村保护的详规也正在制定之中，这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利用和开发提供了依据。

三、我市历史文化古镇古村保护存在的问题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南城市如果缺失江南水乡的特色，也就失去了城市的韵味。2001年我市已经列为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然而，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中却忽视了历史文化镇（村）的保护，至今，我市尚未有一镇一村列入省级保护的名录。由于历史文化镇（村）长期没有列入保护范围，加上人们对古镇古村保护的意识淡薄，因此，在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发展中，我市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古镇古村逐渐在现代化浪潮中淹没，如果再不加重视，仅有的少量遗存可能在5-10年内也不复存在。我们呼吁政府和有关方面必须加以重视，否则，造成的损失将无法挽回。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

1.没有及时编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规划。长期以来，我市有关部门比较重视文物（点）和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而忽视了农村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主管部门也仅重视村镇的现代化改造和建设，缺乏对古镇古村保护的规划指导。加上过去缺乏对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法律支撑，致使这一工作相对滞后。《文物法》颁布以来，人大、政协虽然进行过一些调研，两会期间部分代表委员也提出过相关的提案和建议，但未有实质性的进展，历史文化镇（村）的保护一度游离于我市城镇建设的规划之外。

2.普遍缺乏历史文化村镇需要保护的意识。调查中我们发现，人们在村镇建设的过程中普遍认为历史遗存的古街老镇是落后破败的象征，有碍地方形象。有的甚至认为保护古村古镇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有许多地方领导不愿意向上申报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在创建卫生村镇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许多领导还把历史老镇当作改造的重点，石板街道统一浇成水泥路，木质门窗换上金属框，街后的河道有的干脆填埋掉，改变了原有的历史风貌。

3.相当部分的历史文化村镇已经遭到破坏。我市历史文化镇村的资源与苏州、无锡、湖州等沿太湖地区相比，本来就显得数量少、规模小、知名度低，再加上缺少统一的规划，仅存的又一再遭到破坏，进而使这一不可再生的资源显得更为短缺。湖塘桥、雪堰桥、横山桥、戚墅堰、奔牛镇等地曾经是我市历史上的经济、文化重镇，上世纪80年代时历史风貌保存的还比较完好，进入90年代才开始在核心区域内进行改建，老街改成马路，弄堂变成新巷，百年古桥纷纷拆除，明清建筑变成水泥楼房。

杨桥、焦溪、孟河等地有些历史建筑包括古桥、古庙、古祠、古宅非常具有保存价值，有的已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缺乏修复的资金，正处于危在旦夕之中，有些富有特色的古宅更是摇摇欲坠，如南杨桥的6处文保单位和焦溪的“进士厅”、孟河的马伯藩、巢崇山故居等都已成危房，仅杨桥一地在去年的特大雪灾中就倒塌老宅数十间。

四、对保护和开发历史文化古镇古村的几点建议

在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我市的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工作，2000年已经成为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我市的历史文化名村镇创建虽然相对滞

后，但毕竟在全市的区域内古镇古村存在的历史长、数量多、积淀厚。特别是近几年的乡镇合并，有些古村古镇处于边缘化，居民纷纷向中心村镇集聚，这给规划与保护历史文化资源创造了机会，只要抓住机遇，突出重点，搞好规划，逐步开发，一定能成为常州文化建设新的亮点。

1.迅速制定我市历史文化古镇古村保护的规划。

保持和延续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维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的根本宗旨，贯彻好国务院关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关键的是要从规划抓起。如果说过去在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上还有职责不明的话，那么，国务院这次制定的条例明确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建设（规划）主管部门会同文物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实施。根据这一精神，建议我市规划部门会同文物部门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基础上，确定部分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镇古村和历史建筑列入名录，通过政府向社会公布；特别有价值的如焦溪、孟河建议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或名村。同时，由规划与文物部门会商后详细做好名镇名村的规划，并拿出具体的实施意见。一经确定，就要加大保护的力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以任何名义破坏。

2.重点保护开发若干有历史价值的文化古镇古村。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传承和利用。我市可以借鉴周边城市的经验，先保护一批，后开发一批，特别是重点选择2-3个进行重点保护和建设。无锡把建设历史文化名城视作城市发展中的一次转型，把城市的竞争视作文化的竞争，因此，在2006年评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上，今年继续加大力度，全市上下重点抓好四大历史街区和一个历史古镇的修复，同时，江阴与宜兴也各抓特色和重点；苏州除周庄、同里、甪直、锦溪、千灯外，也再次公布了一批市级的历史文化名镇和名村。我们建议政府采取适当的措施，启动一些项目的保护和建设。上店为恽氏故里，阳湖古镇，区域内尚存春秋时伍子胥所掘运河、百米老街、古桥、清代常州画派恽南田故居及墓园等。南杨桥地处淹城与滆湖周边，现已列为常州市的历史文化街区，能否在制定西太湖建设的过程中，将上店、南杨桥的保护和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并由武进区负责具体实施。同时，建议南杨桥保护面积适当扩大（目前仅为4公顷），历史文化街区也应改为历史文化古村，这样更为合理。孟河是我市西北地区的历史文化重镇，齐梁文化、孟河医派是其文化特征，在搞好规划的基础上，可以采取政府与民间的投入，启动部分项目的建设。焦溪是我市东部的历史古镇，保存的文物古迹较多，古镇古街的形制最为完整，又是舜帝驻足之地、常州文化始祖季札躬耕之乡，境内有延陵山，常州第一个名称延陵就源于此。建议市和武进区建立相关的保护机构，并着手编制具体的保护规划。

3.建立保护和开发历史文化古镇古村的运作模式和协调机制。

我市对历史文化古镇古村的保护和开发已落后于周边城市，目前还仍处于规划阶段，历史文化古镇古村如何保护和利用，目标尚不明确。各级政府应充分认识历史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历史文化古镇古村的保护和开发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抓手，加大古镇古村的抢救保护力度，推动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议政府在科学合理编制古镇古村保护开发规划的基础上，抓紧做好古镇古村保护利用的历史文化资料、材料的收集工作和前期策划等准备工作；学习借鉴周边地区和城市在古镇古村保护开发的成功经验，加快建立适合我市实际的古镇古村保护利用的运作模式，防止已定规划因长期未能实施而成为一纸空文，也防止不依规划而任意破坏或改造。是否可借鉴周边地区的成功经验，成立专门的保护和管理的机构，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滚动发展，使古镇古村既能妥善保护又能取得良好效益。同时要建立健全古镇古村保护开发的综合协调机制，成立古镇古村保护开发机构，组织规划、建设、文化、旅游、国土、水利、环保等部门共同参与，密切配合，综合开发，以更好地协调解决在古镇古村开发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确保古镇古村的保护开发工作得以顺利实施。

4.继续积极申报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

在市委和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市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取得过重大进展，2000年已是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为创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奠定了一定基础。虽然在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中出现过一些挫折，但我市创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条件是基本具备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条件为：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保留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历史上曾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2个以上历史文化街区。以上条件我市基本符合。只要市委和政府继续高度重视，继续加大文物和历史文化街区和古镇古村的修缮力度，创建的目标是能实现的。现在，全市上下都在围绕市委提出的五大建设而齐心协力，创建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生态城市的目标一个个在实现，如能继续提出创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目标，定能推进我市的文化建设，改善我市投资的软环境和生态环境，进一步增强文化的竞争能力。

第四篇：祠堂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祠堂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古时的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祠堂有多种用途，除了“崇宗祀祖”之用外，各房子孙平时有办理婚、丧、寿、喜等事时，便利用这些宽广的祠堂作为活动之用。另外，族亲们有时为了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也利用祠堂作为会聚场所。祠堂是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族人的后辈应传承与保护，让古老的民间文化发扬光大。

一、有关祠堂历史的演变由来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家族观念相当深刻，往往一个村落就生活着一个姓地一个家族或者几个家族，多建立自己的家庙祭祀祖先。在日本祠堂也经常出现，这种家庙一般称作“祠堂”，其中有宗祠、支祠和家祠之分。“祠堂”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当时祠堂均建于墓所，曰墓祠；南宋朱熹《家礼》立祠堂之制，从此称家庙为祠堂。当时修建祠堂有等级之限，民间不得立祠。到明代嘉靖“许民间皆联宗立庙”，后来倒是做过皇帝或封侯过的姓氏才可称“家庙”，其余称宗祠。

祠堂除了用来供奉和祭祀祖先，还具有多种用处。祠堂也是族长行使族权的地方，凡族人违反族规，则在这里被教育和受到处理，直至驱逐出宗祠，所以它也可以说是封建道德的法庭；祠堂也可以作为家族的社交场所；有的宗祠附设学校，族人子弟就在这里上学。正因为这样，祠堂建筑一般都比民宅规模大、质量好，越有权势和财势的家族，他们的祠堂往往越讲究，高大的厅堂、精致的雕饰、上等的用材，成为这个家族光宗耀祖的一种象征。祠堂多数都有堂号，堂号由族人或外姓书法高手所书，制成金字匾高挂于正厅，旁边另挂有姓氏渊源、族人荣耀、妇女贞洁等匾额，讲究的还配有联对。如果是皇帝御封，可制“直笃牌匾”。祠堂内的匾额之规格和数量都是族人显耀的资本。有的祠堂前置有旗杆石，表明族人得过功名。一般来说，祠堂一姓一祠，旧时族规甚严，别说是外姓，就是族内妇女或未成年儿童，平时也不许擅自入内，否则要受重罚。

追溯历史的沿革，解放后特别是60年代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农村的老祠堂基本都被推倒砸烂或改造成了办公场所等。祖宗排位包括有些藏于其中的家谱等皆被焚烧破坏，后世之人不知祠堂为何、作何之用者比比皆是。据有关资料记载，在我们安徽省的皖南山区――古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及宣城市绩溪县和江西省婺源县）等少数地区，由于过去交通不便等某些原因，大部分祠堂才得以保存，令人欣慰。

二、目前，县内留存祠堂的文化及其状况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每个宗族姓氏都有自已家氏的祠堂，只不过大姓有权人家的祠堂建得豪华气派；而小姓人少建造的祠堂则简单。肥东地处江淮分水岭，人杰地灵，历史上曾出现两位风云大人物，宋代包拯，清代李鸿章。文革之前，在肥东境内完好祠堂据不全统计也有几十座，如石塘地区有黄氏祠堂、大李集祠堂、小李集祠堂、周冲祠堂、茆油坊祠堂，当地留传着一句顺口溜：“周冲祠堂一枝花，马士龙祠堂赛过它，大李集祠堂破猪圈，茆油坊祠堂开饭店”。相比之下马士龙祠堂设计风格独特，胜过其他的祠堂。而这些原有的祠堂因历史上数次动荡和岁月侵袭，或在“文革”后被拆除重建学校或建粮站等，留下来的已经很少了，而马氏的马士龙宗祠保存较为完整。

据村里的老人介绍，为感念祖上恩德，乾隆甲戌年（1754年），马氏十三世孙郡庠生马嘉谋决定修建该享堂，“共费两千余金”，13年后也就是乾隆丁亥年（1767年）才修成。据马氏家谱记载，1800年、1910年、和1932年享堂曾三次大修。马氏宗祠虽历经2４0年余年风风雨雨，却依旧雕梁画栋，气韵犹存。

祠堂是三进五开间，占地约有500多平方米，白墙青瓦，流檐翘角，既有徽派风格建筑又有江淮地区建筑特点。木质正门上，享堂初建时所制的“马氏享堂”题匾高高悬挂，雕刻着龙、虎、麒麟等吉祥物的石灰岩石鼓分立在门的两侧。整个建筑为木质结构，精美的木雕栩栩如生。一色青砖砌成的山墙气势恢弘，30余米长，近6米高，看不见一丝岁月侵袭的痕迹，墙钉颗颗可见，东山墙的侧门上方石刻“紫气东来”四个大字流畅醒目。建造该享堂的古人有消防意识，在享堂空旷的广场的右前方有一水塘，南约100米处还有一口约建于1480年左右的古井，井口为花岗岩加工而成，古井的绳索拉痕竟深1厘米。享堂西侧还曾建有武圣庙、迎水庵，可惜都先后毁于历史上的多次**战火。

解放后祭祀祖宗被当作一种“封建事物”废除了，旧时的宗祠成了教书育人的学校，继续为家氏子孙造福，培育了一代代族氏后人。据近年来续修谱资料统计：从马氏祠堂出来的大学生有１２０多人，研究生、博士生３0人，高级工程师16人。正因如此，在那场的文化大革命中，祠堂正因为被一所小学所占用才逃过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成为省城难得的一座保存原汁原昧的古迹。马氏祠堂，有几块叱咤在中国近代史上几位名人题写牌匾。马家在近代大革命时期曾经出了一位毕业河北保定军官学校的直鲁军中将参谋长马敦源，他与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宗昌等交往甚厚，所以享堂里曾经悬挂由他们题写的牌匾，但由于历史动荡，牌匾现已不知去向。后经村里几位老人回忆，他们无意中看到小学教室里的那几块黑板，突然记起这好像就是那几块题匾。由于学校把题匾的反面油漆作为黑板挂在教室中，由此才逃过文革那场破扫“四旧”的浩劫，八块题匾中有四块保存下来。它们分别是1767年所置“马氏享堂”、裔孙马敦源所题的“功高望重”、曹锟所题的“泽流云福”和段祺瑞所题的“本支百世”；而张宗昌、吴佩孚、当时曾任过安徽省省长的王揖唐和当时任湖北省省长的夏寿田所题匾已难寻踪迹。保存下来的题匾上至今仍可见到字体上的镀金。

在随后不久，经过村民们的寻找，又发现被学校老师当垫脚用的石碑《祠堂碑记》和《祭田碑记》，其中一块因碑面朝下，字迹竟完好清晰，另一块因长期垫脚已成了无字碑文。随后又有新的发现，惊喜接连不断，文革中被藏在稻草堆中才免于一劫，有着2４0年多年历史。可以反映清朝年间祭祀风俗的古物—“神主”牌位，被村民拿了出来；1880年、1916年、1948年三个版本的原版家普出现了。村民们还取出自己并不知道真正收藏价值的新四军的烈士证书、由蒋介石颁发的国民党少校军医的退役证和十九世纪由毛笔书写在毛边纸上、可以反映当时清朝民间田亩制度的《大公祠田种册》的原件。这些发现惊动了县、市、省文物管理部门，他们特意派专业人士到村里拍摄照片归档。2008年，马氏马士龙祠堂（享堂）被肥东县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西山驿昂集，小小山村走出父子进士，宗祠大门八字门左右各立有一只雕刻精美的石鼓，门前的石碑上写着“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父子进士宗祠”。在这座小山村，经历２００多年风雨的昂氏宗祠记录了这个家族的传奇和荣光。昂集祠堂是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年）所建，共三进四厢，面积达５００平方米。据资料介绍，祠堂后堂曾有御赐匾额，题为“承先启后”；中堂上有翰林院赠匾题为“亦叶蒙庥”；前堂上还有庐州府赠匾，题为“父子进士”。但“承先启后” “亦叶蒙庥”等匾额在文革中被毁。

据查有关资料，肥东的“父子进士”有史可查的有三对，一般人都熟知其中的包令仪与包拯、李文安与李鸿章，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小小山村祠堂里也出了一对父子进士，他们就是这座祠堂的主人――昂绍善、昂天曾父子。

关于昂绍善父子能够成为进士，当地有许多传说。有人说泉山作为凤凰山，所以山脚下要出贵人，还有人说那是祖上积德。在昂氏的先祖中，有一位老太太邀请土地神来家吃饭，这位土地神很是感动，于是土地神承诺，只要老人的后人做到“黄鳝打鼓鱼上树，羊毛落地野鸡飞”这些高难度的事情，就能让他们家族出贵人。而老太太的后人也着实有才，集体完成这一系列高难度的动作。

有一次发生在集市的纠纷中，一个赶集的人劝架时，把买来的黄鳝砸在了说书人的的鼓上，成就“黄鳝打鼓”；拉架的时候，有人把用茅草串起的的一串鱼挂上树梢上，这样“鱼上树”也就做到了；而“羊毛落地野鸡飞”则是穿着羊皮衣的人，把皮衣脱下来往地上一扔，正好扔到了野鸡窝边，野鸡被吓得全飞走了。这样土地神的要求全都做到了，昂家就出了昂绍善父子进士。这个民间传说虽然荒诞不经，但这一连串难度极高的小概率事作的发生也似乎说明，古时考公务员，比现在还难，脑筋急转弯这一关很难通过。

事实上，昂氏父子飞黄腾达的原因，既和他们的聪明勤奋有关，也和当时的时势分不开。昂绍善家庭贫困，自幼丧父，但聪颖过人，好读诗书。顺治八年（１６５１年）朝廷颁文选贡，庐州府学选拨最好的贡生昂绍善到朝廷。但昂绍善能够官居内阁中书，这在清初满族官员当政的时代，是非常罕见的，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清初出现了“人才荒”。

顺治八年，顺治帝清除多尔衮同党，自己掌权，朝廷亟需“新鲜血液”补充，而昂绍善从庐州府学入朝，与上层旧派无瓜葛，按现在说法就是“背景简单”没有后台，所以他被特别恩准的皇帝身边，顺治十八年昂绍善在宫内教皇家子弟，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年）考中进士。而其儿子昂天曾在父亲教导下也于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中了进士。

三、祠堂保护采取的几点措施

如今，马氏宗祠、昂氏宗祠分别有多处开始出现残破的痕迹，无人正常看管（因为没有经费发工资），这就迫切需要文物部门牵头调查、论证，或出资进行一次大的修缮，还祠堂本来的真正面目，使祠堂长久的保存下去。老祠堂虽然“贵”为文物，但如果不采取必要的保护性措施，拿出具体的意见或建议，拨出一定的保护经费修缮费，只是让保护工作停留于口头上而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是无济于事的。当前，分布农村的老祠堂反映了这个地区乡村文化和古建筑特色，特别是一些始建于明清的祠堂更是宝贵中的文化遗产。近年来，一些乡镇、街道、姓氏家族有组织的开始重修祠堂，过去的老祠堂的风格特色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变甚至被破坏，应引起有关文物部门重视。人们呼吁，重修老祠堂时应注重保护它原有的风格，修旧如旧，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是一件都不能少，这是它的历史价值体现，也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作为后人一定千方百计加以保护，这是历史赋予的光荣责任。

１、建立古祠堂长效保护与管理机制。上级文物部门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每年对现存的祠堂进行一次调查摸底，要建立和完善各种保护管理制度，祠堂中各种物品要逐件登记造册，做到有图片和文字记载，有编号，有专人保管，方便人们的查阅。

２、建立看管与居住配套制度。有一定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是古祠堂、或是那些古民居、古屋类的建筑最怕的就是无人居住，因为长期不住人，不透光线，屋内潮湿，对屋内和设施有较大的朽蚀作用。没人住的房子会因缺乏人的照看而缩短寿命，而有人居住的房子，反因有人居住而被悉心照看和护理而延长寿命。因此，有专人看管和长期居住祠堂内，对老祠堂的保护起到重要作用。

３、改建、维修祠堂必须维持其原风格。要使历史珍贵文物不遭受到肆意破坏，族亲们的关注最为有效，可在道路要道口或祠堂周围要建立永久性宣传牌，积极宣传文物保护知识和意义，让全社会关注爱护祠堂文物，文物部门要在保护历史文物原貌的前提下，提出合理化的维修建议，各级政府也要出面协调，落实相关资金来源，采取多方筹集的办法：一是主管文物部门拨一点，二是地方政府支持一点，三是祠堂姓氏的族亲老板们赞助一点，保证祠堂看管和维修有充足的资金。

４、加强与旅游部门合作，开拓旅游景点。对古祠堂文物要面向游客开放，这样做一举两得，既可收取部分费用，作为祠堂的维修资金，又可让更多的人的了解祠堂丰富的文化底蕴，凭吊古迹，日月生辉，把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不断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注：庠（xiáng）庠序，古代乡学的名称。

庥（xiǖ）庇荫，保护。

第五篇：浅谈非遗的传承与保护

浅议溪港乡非遗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中国的非遗民间文化遍布在960万平方公里的黄土地上，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非遗民间文化，是在当前的实践过程中将历史形成的特色显现出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表现形式，体现了文化创造的群众创造性。溪港乡紧紧围绕浙江省非遗旅游景区[非遗主题（实验）小镇]的建设，重视辖区内非遗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投入人力、资金挖掘本土非遗民间文化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非遗民间文化活动，特别是保护、传承好清音寺庙会这一非遗民间文化，将未来的溪港打造成独具“非遗”特色的乡村文化旅游“慢生活”体验区。

一、溪港非遗民间文化传承的意义及现状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悠悠长河中，非遗民间文化被烙上社会各时期的文化变迁与融合，展示着社会在前进与倒退中艰难且有活力的顽强发展足迹。通过非遗民间文化，我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到人类演变以及对新生活的追求，赋予人们心灵的滋润，同时也给人们在新时代的文化创新与发展中予以指导和鞭策，在创造不同形态文化的人类发展中，促进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传承非遗民间文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背景下，对了解文化民情，促进文化创造，增强溪港经济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在生活方式日益西化的今天,许多古老、传统的非遗民间文化后继无人、面临消亡。对非遗民间文化的重新认识和传承，有助于我们找到民族性在文化和精神上的本位，更有助于赓续民族的文化血脉。

溪港乡因地处永、缙、仙三县交界地带，也是金、温、台三个地区的交界，地理位置特殊。在古代，这个地方是通向内地的交通喉舌，过往周转人员云集在此，所以非遗民间文化丰富多彩，兼有仙居地方特色，又融入了瓯、婺等外来文化色彩。境内众多深厚的非遗民间文化，如仁庄村的板凳龙，塘弄村的三十六行说唱、跳跳马，安山村的金银舞龙，麻车坑村的滚地狮子、轿里狮子等等均依托清音寺七夕庙会这一平台展现。

清音寺七夕庙会文化是当地民众在农历七月七前后举办的大型非遗民间文化表演活动，是一种“自娱自乐型”的文化。它立足于民众生产、生活的具体背景，以一种通俗活泼的形式，自发创造出来的以祭祀和娱乐相结合的表演形态，活动内容丰富，有朝拜、求签、许愿、看戏、非遗民间文化表演、逛庙会等，延续了原始的表演风格、历史风貌，传统文化特色鲜明，更彰显了溪港久远的厚重人文，展现了独特的传统非遗民间文化魅力。清音寺庙会于2010年列入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同时，该乡也于2015年10月正式入选第三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景区（非遗主题（实验）小镇）。

二、非遗民间文化传承面临的问题

伴随着乡域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外来文化的涌入，不断冲击着非遗民间文化，其中有些珍贵的非遗民间文化已失传，有的正面临着消亡的危险。我乡非遗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主要存在以下问题:文化的融合和发展同时也导致许多传统的非遗民间文化面临着消亡的危险，其主要表现在：

1．对非遗民间文化价值认识不高。社会对非遗民间文化的认知度不高，广大群众对非遗民间文化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不了解，对它的显性价值和潜在价值认识不足，没有形成应有的保护传承观念。非遗民间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涉及到人类社会形态的各个领域，包括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手工技艺、民间信仰等等文化知识产品。目前，尚未出台有针对性的长效的工作机制以激励保护非遗民间文化，没有具体举措使文化遗产得到较好的传承。

2．非遗民间文化保护传承队伍力量薄弱。当前现有的非遗民间文化保护传承力量薄弱，缺乏专业人士，尚未形成专业管理机构，并且缺乏自上而下的规划管理。由于一些非遗民间文化传承中需要的手工艺制作费工费力，致使参与者不多，传承人匮乏，尤其是年轻一代更是鲜有问津者，如麻车坑村“轿里狮子”手工技艺现只有少数几位60多岁的老人能掌握，目前面临技艺失传的危险。各非遗民间文化的传承人断层、年龄老化现象严重，培养新生代传承人难度大。

3．非遗民间文化保护传承经费投入不足。非遗民间文化保护传承经费无法满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日常需要，特别是对民间手工技艺、传统古村落等缺乏专项保护资金，而是主要依赖当地向上要一点、群众集资一点，以解燃眉之急。例如，仁庄古石头村年代悠久，遭受侵蚀，损毁严重，由于资金问题一直无法得到修缮；各村每年都有一部分开支用于参加清音寺庙会表演所需的表演器材的制作，但由于没有展示厅和适当的存放处，等到来年活动时，很多器材已发潮腐烂，需要重新制作，费时费力又费工，造成很大的浪费。

4．非遗民间文化保护传承力度不够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古建筑、古村落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经常受到建设性破坏，如新农村改造村——金竹岭脚村的几处古老四合院在拆除与保留之间引发了多方激烈讨论，最终在不影响全村建设的情况下保留了1处。此外，大部分处于野外的文化遗产，如麻车坑古树群落、美女松、猫耳涂高山湿地等原生态文化遗产更易受各类自然、人为因素破坏，保护前景不容乐观。

三、保护和传承非遗民间文化的对策和建议

保护非遗民间文化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需要社会各方、各组织的共同参与，培养、加强全民保护民族非遗民间文化的意识，发展旅游与保护传承活动紧密结合，通过文化持有者和文化共享者的共同努力，才能使非遗民间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

1．加大宣传强度，提高保护意识。政府提高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认识，坚持文化遗产工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传承发展”的方针，切实把非遗民间文化保护传承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群众对民族非遗民间文化的认识度普遍偏低，要提高人们的主动参与的热情度。利用现代媒体力量宣传非遗民间文化的基础知识和存在意义，包括“秀溪锦港·逸境乡居”的微博、微信、微信公众平台等等，长期、不间断的向群众进行非遗民间文化知识的普及教育和宣传，充分发挥非遗民间文化在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树立人们尊重和保护民族非遗民间文化的意识，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爱护并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氛围。

2．健全管理制度，壮大传承队伍。非遗民间文化需要依托于传承制度的完善，将这份历史责任的接力棒传递好。首先，制定完善的非遗民间文化保护制度是文化传承的前提，不仅包括技艺的传承人，还包括技艺的保护方案、抢救方案、申报方案，系统全面地进行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次，建立良好的传承机制，加强非遗民间文化传承人的人才培养，鼓励文化持有者将具有价值的技艺带徒授艺，避免非遗民间文化的消亡；组建了一支非遗民间文化普查队伍对非遗民间文化项目的历史沿革、人文背景、传承发展、表现形式、道具制作等内容进行研究、整理，编辑成《溪港乡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材料汇编》。再次，将非遗民间文化的保护与当前的学校教育结合，开展非遗民间文化进课堂活动，培养当地学生对非遗民间文化的热爱，为非遗民间文化的传承注入新鲜的血液。

3．加大资金力度，释放文化经济效应。重视溪港非遗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每年投入资金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非遗民间文化活动，并积极吸纳社会资金，建立乡贤理事会，鼓励广大乡贤对非遗民间文化保护传承的捐赠，努力形成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经费投入机制。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先民留给今人和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鼓励各方对非遗民间文化的活用，从民俗表演到旅游开发，进一步促进清音寺庙会这一“非遗”资源与旅游产业的融合，依托下岸水库旅游及抽水蓄能电站兴建、绿色生态无工业污染、仙居西部运动康养版块兴起四大优势，立足全乡生态资源，通过在清音寺游步道两侧栏杆雕刻古今中外爱情故事，种植红豆、紫薇、樱花等象征爱情的植物，悬挂情人锁等各种项目深化清音寺传统爱情圣地建设，烘托中国传统爱情节日氛围，多手段全方位的释放非遗民间文化的经济效应，促进民宿旅游产业发展。

4．加强经济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在保护传承好文化遗产的前提下，应妥善处理保护传承与经济建设、人民生活需求的矛盾，依法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纳入乡域建设规划，通过规划编制，科学定位，避免新农村建设和传统非遗民间文化的断裂,注重保护传统建筑文化的地域特色，明确保护传承利用的发展方向。如金竹岭脚村对发展村级经济的需求很迫切，但是他们更清醒地意识，发展经济和保护非遗民间文化遗存并不矛盾，两者可以互相依托，共存共荣，因此该村在新农村建设中三次修改村庄规划，把村里的古祠堂、老四合院和清音寺游步道增加到村庄规划中，兼顾保护开发非遗民间文化和发展村级经济，在经济建设中摸索着自己的“发展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