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物质需求、幸福感觉和科学技术之间变革关系的研究

第一篇：浅谈物质需求、幸福感觉和科学技术之间变革关系的研究

东南大学课外研学讲座论文

浅谈物质需求、幸福感觉和科学技术之间变革关系的研究

姜婷（14510105）

（东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南京 211189）

摘要： 本文通过多方面的探讨，研究人类物质的需求、幸福的感觉等方面与科学技术的变革之间的关系。关键词： 物质需求、幸福感、科学技术、变革

The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 of material needs, happiness,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Abstract: This paper commonly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 of material needs, happiness,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key words: Material needs,Happiness,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Change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学技术变革中究竟什么在起到推动作用是我们很少思考的问题，人类幸福感对于物质的需求依赖度程度，以及物质对于社会科学技术发展起到怎样推动作用是哲学家和社会各逐渐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如何去更好为人类发展科学技术也是当务之急。物质世界的精神幸福感

这是一个物质富饶的世界，我们得如此承认，也必须承认的是，社会等级将大部分资源富集在了极少数的顶层社会阶级中。但是，幸福感异于我们对特定物质的理解，是人皆有之的，区别仅在于其存在的强弱。

所以，人人追求物质是为了在世界立足——形体之外，更重要的，我们追求幸福，是为了求得内心安宁——身心之内。

身边的人说，物质指数都在上涨，而幸福指数却萎靡惨淡。

这句话虽有极强烈的地方主义色彩，那么若是有这样的选择——请你放弃物质以获得幸福，是否真的会有不少人甘愿如此呢？结果不言自明，选择的人一定是我们身边的人的少数中的少数。因为我们的确可以轻易明白，如果一个人生活在我们城市的贫困线的边缘，他的家庭情感，友谊，甚至生存条件都不能被很好地满足，他们缺失了寻求并且为友谊努力的可能性，家庭的美满对他们来说更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在这样的条件下，由于能力无法得到施展，政府的公共福利也常常达不到这里。难想象，贫穷作为他们物质与精神不健全的祸根，直接导致他们获得幸福的机会比更为富有的人要稀少很多，从而普遍缺失精神幸福感。所以，很少有人会去选择放弃物质以达到幸福，因为那常常是极其难以成功的。是否获得幸福是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而物质却可以被“标准化”。一个人可以查阅统计数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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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晓自己属于哪个社会收入阶层，却幸福感是自主的、主观的、非数字的，更是隐性的。

当人类在精神世界毫无方向感与目标感的时候，毋庸置疑，为了“要幸福”的这个天然使命，胡乱抓取以达到一种给自己“我正在努力”的感觉的行为，必然会持续地告诉自己的潜意识，“我的生活正遭受苦难”。这种潜意识极其容易形成一种习惯，人们习惯性地为自己的生活感到悲哀引起了自己对自己生活强烈的共鸣与怜悯，从而促使自己要“更努力，做得更好”来“更幸福”，殊不知这种努力早已成了下降螺旋中恶性循环的一部分。

在习惯上，人们总是以为幸福是某种高不可攀的东西，也是某种在彼岸的东西，是永远达不到的，也是需要毕生无限努力的，所以我们更倾向于忽视本身是幸福的一部分的生活价值，而拼命走向那个并不存在的“彼岸”。

这就是为什么曾经美利坚民族的及时行乐主义带来如此之大的狂潮，也好像这种主义比我们更明白我们作为人，在面对幸福女神的时候，需要的并非过度工作，而是那种敢放下手头工作出去看看风景的勇气。

当他们听闻“有着退休后过上无忧无虑钓鱼生活梦想的努力工作的富翁与每天无忧无虑钓鱼生活的贫穷的幸福渔者的对话”的故事后，他们面对自己的触动并且要开始考虑他们所想要的幸福是什么的时候，他们立刻将这项议程安排至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之后现在，所有人面对这种比较结果，怨声载道，因为它与人们所期望的并不相同——所有人都期望简单的、易实现的物质-幸福正比函数关系。中国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最近发表文章表达观点：中国人物质生活与幸福感未成正比。他的理由是中国人近年来的物质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但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多大的提高。因为财富分配不公，少数人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导致的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主要原因。

中央电视台“你幸福吗”系列报道，把广大受访者对幸福的理解生动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引起了强烈反响。央视的提问，对受访者来讲或许有些突兀，但却把人们对当下生活状态的认同度展现出来，也代表着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对人们生活幸福感的主动探察。也许每个人给出的答案不一样。

但大家的共识是，物质条件的改善不一定带来

幸福，但物质匮乏却肯定是不幸福的。

无论人们如何定义幸福，但可以确定的是，衣食无忧肯定比食不果腹要更幸福，住有所居肯定比露宿街头要幸福。那么，生产更多的食物、建造更多的住房，也就意味着需要更大的GDP，便是通往幸福的必要条件。尽管GDP不是万能的，但作为改善民生、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物质基础，GDP也就成了幸福感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讲，人均GDP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公共福利同高福利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不断做大经济蛋糕，仍是增进百姓福祉、提高综合国力的基本要求。

而GDP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科技生产力和创新力直接拉动GDP的快速增长。这是在任何国家当今时代的发展进程中都体现无疑。

物质的拥有和积累是人类获得幸福感的基础。物质需要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按人类需要对象的性质来分，人类需要可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

物质需要是人类为了生存、生长和生活，对外界物质材料的需要。包括饮食需要、冷暖需要、安全需要、繁衍需要、休息需要。物质需要提供了生命存在的物质基础和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物质需要的这些具体对象有的来自大自然的直接赐予，有的是人类改造大自然的劳动成果。人也不满足于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物质材料，于是人类开始设法把不能满足人类需要的事物改造成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事物。于是人类开始根据不同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对事物进行提炼、组合、分解、移动、嫁接等手段对事物进行改造和加工，让事物更加适合人类生长、生存、生活的需要，这就是人类的不断发现，不断发明，不断创造所带来的科学技术源源不断发展的永久动力。人们如吃的各种食品、住的各种楼房、穿戴的各种服饰、代步的飞机、汽车、轮船等都是人在需要的引导下对外界事物利用科学的方法技术改造加工组合的结果。

人类具有有无限的对人类需要物质的创造才能。人类可以产生自身需要的物质，这就是人利用科学技术来满足物质需求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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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人类科学技术与物质的需要的关系紧紧相连。

迄今为止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总体上可以归纳为界限比较分明的三个阶段：

1、在广泛制造、使用金属农具，实现农业革命性变革及其以前的各个时期，即阿·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所提的“第一次浪潮”、“结束于公元1750年”的起始阶段。总体上属于认识、复制、直观地改造自然界本来就存在着的物质客体、物质联系以及它们之间遵循着必然性、规律性的初级转化；

2、以1782年瓦特发明的蒸汽机所掀起的工业革命为主要标志、结束于20世纪初期遗传学蓬勃发展的中级阶段。总体上的主要特点是：构思并实现自然界可能形成、但从未实际形成的物质客体、物质联系以及它们之间较为复杂的综合性、规律性的相应转化；

3、以现代遗传学的逐步深入研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电子计算机的制造和广泛应用为起点，至今犹在延续、方兴未艾的现代高级阶段。总体上的基本特征是：在深入认识、理解、掌握物质客体、物质联系以及它们之间按规律转化的基础上；在正确、系统、越来越完善的科学理论的切实指导下；全面而有效地控制物质客体、物质联系、以及它们之间复杂而长期的连续转化；严格而明确地按照自身的价值取向和预设目标，成效卓著地扩展必然中的自由，实现千百年来梦寐以求、掌握自身命运的伟大理想。这三个主要阶段自始至终都由于人类生存对于物质的需求的息息相关。为了满足物质需求从而深入认识理解、掌握物质客体、物质联系和规律。

因此，从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来看，人类对于物质的需求强有力的推动科学技术的变革。人类科学发展的意义和方向

现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高物质生产能力。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诸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发展和变革。技与劳动者的结合,促进劳动者的结构向非体力、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从劳动资料看工具的改进主要依赖于科技发明和技术创新。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结构的优化和生产管理水平的提高。，现代科学技术改变了经济生活的面貌。现代

科学技术通过“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过程,渗透供到生产过程中的实物因素、智力因素和关联因素中去,成为生产过程的先导。

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人类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认识能力,提高了自己的智力水平。科学技术作为观念和知识,参与人们的精神生活。科学技术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和科学化。恩格斯在谈到工业革命的后果时说:“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进头脑革命化。

科学技术发展在不断的满足人类物质的需求，而物质满足人类对于幸福感基础的需要。因此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高新技术在社会生产力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使高新技术与生产力的诸要素紧密结合在一起，技术进步是生产关系改善和社会变革的先导和动力。人类社会的发展，受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生产力变化的影响很大，特别是一些重大的高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对社会的变革起着决定性作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也会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棺互关系。科学和民主是一对双生子，二者都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一种觉醒，科学的进步使人类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和价值。科学知识，特别是科学精神，将唤起民主意识的增强。科学的昌盛、学术的繁荣，也为社会提供一种民主的环境。科学家们通过科学劳动培养起来的追求真理、尊重科学，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不畏艰险和乐于献身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也深刻地影响着全社会的精神面貌和道德规范。高新技术还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文学、艺术、生活、体育和文化活动的各个领域中，改善着人们的物质生活，为人类提供新的大众传播方式，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甚至推动整个人类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进程。

科学技术发展将带来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先进技术与人的关系最直接的莫过于电子技术。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将出现托夫勒所称的电子家庭。家庭中的一切设备和用具都由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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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集中控制。人们可以利用与外界联网的、具有通信功能的计算机在家里工作、购物，看病、学习等等。除了直接从事货物生产的工作和当面的服务之外，几乎一切工作都可以在家庭中进行。预计将来甚至会出现“国际受雇”的情况。

结束语

本文通过分析人类物质的需求和幸福的感觉之间关系，和人类物质的需求同科学技术变革之间的关系，揭示人类对于物质的需要和幸福感对于科技进步创新推波助澜作用。在目前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中，高新技术愈来愈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重大支柱，只有研究利用人类科技发展的相关因素，才能

够更好的掌握科学技术发展方向，实现社会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为人类造福。

参考文献：

[1] 吴敏 《科技进步引发生活方式深刻变革研究》 曲阜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2] 张世英 《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胜利油田广播

电视中心党政办

[3] 孟建伟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东方出版社 1998 [4] 李焰，赵君 《幸福感研究概述》 2003

第二篇：试论文体变革与小说发展之间的关系？（定稿）

试论文体变革与小说发展之间的关系？

对于许许多多的作家来说,20世纪的小说经历了一系列革命性的震撼,无论是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川端康成,还是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博尔赫斯、雷蒙#卡佛的小说,其叙述方式、智慧与智性,尤其文体的变化不断地冲击或者开启作家的表现领域,种种/常规0或既定的小说/规范0和模式逐渐遭到遗弃和改变。人们已深刻地意识到,文体是作家发现世界、解读世界、建构意义的框架,其自身具有挖掘不尽的艺术功能。对作家这一创作主体而言,文体既是一种秩序同时又是一个随时可能被打破的移动的边界、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颠覆文体的既成规则与强调文体的纯粹和自觉,构成两种相对的创作路径。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小说,特别是当代小说文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和发展。作家的生活积累、现实感悟和生命情感体验在变化、发展而丰富的文体形式中获得了更为完美的表现,也就是说,作家的写作对世界对生活的认识、把握正努力达到更理想的审美高度。尤其是近些年,小说的文体变化与发展已成为作家寻求艺术创新和探索的突破口。作家充分地感觉到,如果想在小说创作中有实质性发展或建树,就无法忽视小说文体艺术创造的本质力量。在这里,我们试图疏理当代小说文体的变化与发展,从文体的角度认识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的轨迹和脉络。

实质上,文体是一个极富弹性的艺术概念,我们对它应保持一种开放性的解释,在这里,我们将文体理解为作家为更加完美地表达生活与情感而寻找和运用自身体验的合适的艺术方式。有责任感、有艺术追求的作家都会努力突破既有的文体形式,创造独特的新文体。这种文体创造的自觉及作家在表现形式上对独特风格、风貌的追求,具体包括文学语言、意象、情调、话语情境、叙事策略、结构特性等审美选择。也可以说,小说文体具有传达人的经验的功能,/小说绝对由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他自己创造的,是他一个人的心灵景象0[1](P12-13),是作家对现实、历史、文化综合选择的结果呈现,是作家根据内心的要求所选择、创造出的独属自己的风格与形式。任何时代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依托,都会有自己的/言说0方式,有与之相对应的文体形式。那么,作家是如何选择或者说创造文体的?文体是否也蕴含着一个民族生活的隐秘?可以肯定的是,文体的单调、缺少变化必定是思想贫乏、缺少深邃内涵的同义语,因为真正令人震撼的思想和丰富情感必然需要恰如其分的文体来承载。而且,思想、情感的内涵与文体的新颖、创新是互动的。一方面,一定的文体创新可能为独特思想提供完善、和谐的栖居地;另一方面,思想、情感、故事本身也往往会撑破文体的限制和禁锢,寻找到两者共同繁荣的表达的生长点和出发地。作家总是试图通过让自身生存体验与叙述方式的/磨合0而创造出/有意味的形式0文本,这样,作家在文本中实现自身对形而下世界的形而上的感悟,从而达到艺术地、精神地、形象地认识和表现世界的审美层次。对文体的重视、追求和张扬并不仅仅是写作中作家对表现形式的/独钟0,也是对作家关于表现内容的理解程度、处理生活能力的全面考验。因此,文体之新就不仅是形式之新,也是思想、理念、艺术感觉之新。文体的形式感不仅在于体现出一种形式张力,还在于能够体现出艺术创造精神及思维的溢涨。实际上,一个作家所用的文体与形式,是作家与他所处的现实、他在/世界0上的位置感、存在感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隐喻或象征。文体固然受到时代文化、文学总体特征、氛围和趋向的影响,而在一个观念不再闭锁的时期,往往会为作家提供一个符合自己美学趣味和追求的契机。这也会自然导致作家进行文体变革的冲动,真正地解放文学的想像力,增强文学的叙事功能。进一步说,文体变化与发展的特质,就在于叙述方式的转变和审美格调的变迁。对一个作家来说,文体就是因人而异的、个性与成熟表达完美结合的个人写作修辞学。

综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文体发展的轨迹并评价其得失？ 进人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文体革命虽然不再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却更加深人到了小说本质内部，因而也具有了更深刻的实证意义和实用价值。从大的背景上来说，中国的20世纪90年代是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10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10年虽然仅仅不过是时光隧道中短短的一瞬，却绝对是惊心动魄又耐人寻味的。经济持续行进的景观，为疲惫的世纪末注人了强劲的活力，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机制的确立，既推动了都市化现代化的建设，引发了信息交流所需要的爆炸，提高了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又强化了西方文化的渗透影响，使政治、经济与文化因处于多边作用的结构关系中而产生了多元新变，更于无形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趣味、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从而推动整个中国文化进人了一个异常复杂、矛盾，难以预测而又充满生机、活力与希望的特殊转型时期。

作为对这种现实变化的回应，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的真实步履始终落在这莽莽苍苍、峻峻切一切的大地上川。蓉观地说，在吸纳了上一个10年甚至上溯整整一个世纪的现代文学的滋养，体味了漫长的中国人的心智历程，阅历了此消彼长的社会历史转型之后，中国小说已经开始以成熟而冷静的姿态面向世界发言了。他们的背景已不再仅仅是中国的土地、民族及浸润肌骨的本土文化传统，而是整个人类经验历史的宽广与博大。它涌动着表达的欲望和倾听的渴念，孕育着陡耸的高峰和深广的海洋仁’」。从文化深层去观察，文学的发展已不再仅仅按政治学社会学规定的路数运作，而是在多维的文化时空间展开;文学的功能已呈现全方位的状态，既是现实的表征，又是精神的消费品;文学的运作既是一种群体的行为，也是个人经验和智性的传达;文学的价值和认知，不再在单向度的泛道德化层面上进行裁决，文化背景和价值选择的不同，构成了多种多样途径、互相冲失乙混沌和合的丰富内涵;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也不再简单地取决于文本和符码，而往往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以“活动”或“传播”的方式，置于历史的、实践的、公共的阐释空间〔’〕。就文体变革而言，20世纪90年代小说给予我们的启示在整个文学领域是最为突出的，它们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叙述话语的多元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 共享空间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文坛上从作家到理论批评家大都认识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90年代的中国汉语(文化、文学和语言)语境中，冲突和矛盾依然存在于传统和现代观念之间、本土和外来文化之间、精英和大众之间、先锋和保守之间[‘]。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90年代的小说家们在创作过程中几乎是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官方的、精英的和大众的文学所构成的“共享空间”不仅在理念上给以确认，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做到了身体力行。以“五一个工程”获奖作品为标志的官方文学在高奏主旋律、反映重大题材、传达时代精神的同时，也不乏精心营构的艺术质量上乘之作，如周梅森的《人间正道》、((苍天在上》、《中国制造》，何申、谈歌、关仁山的部分作品等。精英文学在艺术上呕心沥血极尽精致蕴藉的同时，也不乏主旋律文学高昂的精神高度和大众文学的可读性特征，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王安忆的《长恨歌》等。而大众文学的精英化和庙堂化追求则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这种共享空间当中，多种文学因素纷然杂陈，以互补的方式满足着人们精神生活的多种需求。

第二，个人化写作的尝试无限扩展了小说的可能性，使小说的现实形态日趋多元，并不断得以提升就创作实践的维度来看，现代小说理论认为，“一个作家必须具有个人特点，他才能有创造，有新见。在其它类型的写作中，也许需要隐匿作者的个性，但是小说创作过程一开始就硒本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个人表现其情感的自由，这种自由对小说作家是极其珍贵的。个性的丧失将导致作品的彻底失败”川。正因如此，个人化写作在90年代的中国才成为可能并迅速蔚为大观。小说家们自身开始逐步走向成熟，这种成熟的标志在于:既纠正了艺术的过于前倾而带来的姿态浮躁和虚妄，也放弃了急功

近利所导致的矫饰与猎奇，开始进人一种本真的个

人写作状态—这种状态所调动的是作家本人全部的生命倾注和能动，从而避开了公共话语中非文学性质的词语侵扰，既保持了对传统小说的某种承继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努力，同时也摒弃了叙述方式的浅薄、单一和趋同，开始进人现时的话语情境和个性化的叙述，使小说拥有了一种精致、丰蕴的当代意趣〔’l。这种个人化写作的直接结果，是出现了一大批卓具个性、风格独特，已开始具备某种现代经典意味的小说作品和一批优秀的小说家。贾平凹、张炜、张承志、李佩甫、二月河、刘震云、余华、韩少功的作

品是最典型的例证。而以邱华栋、毕飞宇、徐坤等为代表的一批更年轻的新锐作家的创作，其个人化写作带来的个性化风格同样显著。更值得一提的是，一大批女性小说家以纯粹个人经历与体验为指归创作的作品，成了90年代中国小说的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个人化写作的日趋成熟与完善，导致了传统小说观念的不断弱化。表现在文体变化上，则是历史表象体系和叙事策略的全面变动。这批作家以个人记忆为基础，质疑经典的历史叙事或者创建新的非历史化的符号体系。在格非的《褐色鸟群》、《青黄》，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朱文的《我爱美元》，唐晋的《夏天的禁忌》、《宋词的覆灭》，李冯的《孔子》等作品中，对经典的历史叙事的质疑与颠覆的意象随处可见。某种意义上，他们对历史的叙述其实就是关于历史的失忆〔4〕。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文学景观。他们对生活细枝末节的把握和对生活主流的把握一样，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精微和准确，反映在文本外观，则呈现出一种华美、精致、深刻、尖锐、犀利的特征。象征与隐喻成了他们创作的常备手段，而日常生活的神圣化或反讽化则构成了一个奇妙的两极世界。第三，结构和语义的复杂化、多元化，使20世纪90年代小说呈现出一种万花缤纷的审美格局作为文本的一种形式因素，一种组织和连接关系因素，“结构”对于90年代小说的文体革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抛开结构因素不谈，将无从对90年代小说发言。

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90年代占主流地位的大 批小说作品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因为它们创造出 了独特的叙述方式，尤其是作品的组织与结构方式。新颖、繁富的叙事技巧，与传统小说不同的编码方 式，对传统小说单一的线性时间和因果律、必然律的 消解和颠覆，是90年代小说结构形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这种大的文化语境下，少断裂与空缺”“重复 与循环”成了90年代不少小说所经常选用的结构 套路。

结构方式的纷纭变幻直接带来了小说语义的多 元化与复杂化。一部分小说作品不论题材重大或细 碎，篇幅是长是短，不同的读者总能够从中读出不同 的生活意蕴或艺术哲学指归。如史铁生的((我与地 坛》、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阎连科的《日光流 年》、李佩甫的《羊的门》等作品，你都很难用一个主 题、一个观念对之进行总结与概括，小说表现的可能 性被它们无限地延展了。

总之，新时期小说的文体革命在20年的发展历

程中走出了一条由遮蔽到澄明，由潜隐到彰显，越来 越鲜花缤纷，意蕴越来越深刻复杂的道路，这是中国 文学的幸运。接下去，正如一位小说家所言，时机已 经成熟了，将要出现的乃是现代经典。

第三篇：浅谈教师德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

浅谈教师德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

浅谈教师德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

俗语有云：德为人师，行为世范。在我看来，这是对老师最原始最准确的定义，教师的幸福感也恰恰源于对这句话的践行之中。“为人师”、“为世范”并不是简简单单地一种称谓，而是一种尊敬，一种认可，更是一种要求，其中也揭示了教师这项职业的幸福之源。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教师脱离了崇高的德行，那么连为人的起码要求都谈不上，更不用去教育别人。从古至今，无数教育工作者无不用自己高尚的德行，渊博的知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维持着整个社会德育的至高地。

在我看来，教师的幸福也是有着高低、深浅、宽窄之分的，如果只是以单纯的物质财富衡量的话，很多教师的幸福一文不值。

教师德行的高低，决定了幸福的高低。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理应拥有与其他职业不同的幸福观——精神富足远高于物质享受。与其他同学闲聊，有些人羡慕我，觉得教师是最清闲、最光荣的职业；也有些人看不起我，觉得教师是清贫的职业，对此，我都淡然处之，因为我很清楚，我想要的是什么。从我决定当教师开始，我就没想过会富甲一方，会名满天下，我的幸福只源于学生的满足，家长的满意，一份源于心底的尊敬，足以。

教师德行的高低，决定了幸福的深浅。工作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教师的生活会随之波动，幸福难以持久，这就需要我们用良好的心态来调整，幸福的深浅之分也恰恰在此凸显。平常人可能获得高工资、高利润会觉得幸福，但对于教师而言，获得高工资并不一定等同于幸福，因为这份幸福来得快，去得也快。要维持长久，则必须要有崇高的德行做支撑，否则，容易迷失，陷入职业倦怠。

教师德行的高低，决定了幸福的宽窄。幸福也有宽窄之分，这里我将其解释为所追求的幸福群体。近年来，社会之所以对教师、对学校存在一定的误解，除了某些害群之马自身行为失范，还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于教师工作缺乏理性全面的认识。教师的幸福，是建立在学生学有所得+家长得偿所愿+学校高度评价基础之上的一种自我价值实现，单纯只追求其中一个，可能难以实现真正的幸福。

良好的教师应当做一棵树，向幸福要高度，向幸福要深度，向幸福要广度，那就需要把根——德行留住！德高福厚，德低福薄。

第四篇：关于外商投资和公司法之间关系的协调研究

摘要：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始于1979年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之后又配合改革开放政策，各项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立法层出不穷，至今已形成一个内容丰富、结构繁复的庞大体系。这对完善我国的投资软环境，促进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诸多因素，尤其是随着公司法的出现，外商投资企业法在内容和结构上也日益暴露出一些局限性，已不能满足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吸收外资的需要，亟待对其进行重构。

关键词：外商投资 公司法 缺陷 冲突 改革

一、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缺陷

1、立法导向失误

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以企业为本位进行立法，这种立法导向并不科学，导致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在相当多的问题上产生冲突，不利于法律的施行。主要表现在：

（1）资本的缴付

世界各国关于公司资本的缴付有两种立法体例：一种是“实缴资本制”，另一种是“认缴资本制”。前者指公司的资本必须规定于章程并经全部认足缴清才得以成立公司的制度;后者指公司的资本记载于章程并在登记机关注册，但设立时只需缴足其中一部分公司即可成立，其余部分根据需要并依法律规定分期缴足。这两种制度利弊相左，前者强调资本的充实，有利于安全，但往往有过于呆板僵化之嫌，不利于公司的设立和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而后者注重效率，以灵活见长，但却不利于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

（2）公司资本的减少

在此问题上外商投资企业法和《公司法》的规定也是截然对立。资本的扩张固然是企业发展的追求和主流，但由于经济周期的变化和企业自身的特殊情况，企业有时也面临减少资本的需要。《公司法》规定公司依法定决策程序并履行相应的通知和公告义务后，即可减少注册资本;外商投资企业法对减资基本持否定态度

（3）出资额的转让。外商投资企业法和《公司法》在此问题上的规定也是宽严不一。《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股东向股东之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反之则视为同意转让;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转让就更加自由，股东转让股份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而根据《合资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合营一方向第三方转让其股份，必须经合营他方同意，合营他方不同意的，也不承担购买义务。

2、结构混乱，顾此失彼

外商投资企业法对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资企业分别立法，这种立法思路缺乏科学的标准，导致三部法律出现了较大面积的重叠。为了节省立法资源，对于相似的问题往往又采用“准用”的立法技术，这种作法既不严肃，又往往顾此失彼，挂一漏万，实非万全之策。此外，在本应统一规定的一些问题上，三部法律往往又规定各异，不利于法律的遵行。分述如下：企业形式的采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4条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9条规定，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经批准也可以为其他责任形式;《合作法实施细则》第14条规定，合作企业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的，为有限责任公司。由此可见，外商投资企业法对三种企业分别进行立法的标准并不是企业的组织形式。因为这三种企业均可以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即使是作为“契约性合营企业”的合作企业也可以采取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典型的“股份式合营企业”的组织形式，反映出立法指导思想的混乱。

3、立法技术不成熟，有悖科学

就立法技术和立法用语而言，外商投资企业法也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合营企业”来指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即是一例。我们知道，合营企业可分为股份式合营企业和契约式合营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应归入股份式合营企业，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是契约式合营企业的典型代表。也就是说，“合营企业”是上位概念，“合资企业”与“合作企业”是下位概念，《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合营企业”的用法显属不当。此外，外商投资企业法对于三种企业设立审批期限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对于中外合资企业是三个月(《合资法实施条例》第10条)，中外合作企业是45天(《合作法实施细则》第7条)，外资企业为90天(《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2条)。对中外合作企业规定较短的审批期限其意不难理解，但对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审批期限却分别使用“三个月”和“90天”这两个严格上讲法律意义并不相同的用语，纯属立法用语择取的随意。

二、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法律冲突

外商投资企业本是一类法律性质多样化的企业组织，除其中的合资企业属于确定无疑的有限公司外，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既可能采取法人型的有限公司形式，也可能采取非法人型的其他企业形式。外商投资企业与公司之间的这种互相交叉关系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则是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之间的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即对于一个有限公司性质的外商投资企业来说，其设立、组织机构及其活动，到底遵循外商投资企业法，还是公司法？

在此问题上，尽管《公司法》第18条作了协调性的原则规定，即：“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但仍然无法完全消除它们之间的冲突。同时，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法本身的先天不足，其原已存在的问题在公司法颁行后也暴露的更加突出：

1、法律适用对象的冲突

公司法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公司法，但何为“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合资企业肯定属于此类没有疑义，但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中，究竟哪些属于有限公司，迄今却没有更清晰的标准。有限公司的基本法律特征是它具有法人资格，那么又如何确定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法人资格呢？

在此问题上，《民法通则》第41条的规定自该法颁布以来，就是一个看起来清楚、实际上极为模糊的条文。它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具备法人条件的，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取得中国法人资格。”这里首先将外商投资企业分为具有法人资格和没有法人资格的二类，而区别的标准则是是否具备法人条件。如果法定法人条件比较严格和具体的话，也许这一标准可以真正地将外商投资企业作实质性的划分。然而，民法通则所确定的法人条件却是较为宽松和抽象的。它要求的条件不过是：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毫无疑问，规定法人条件的目的是为了将法人与非法人加以区别，然而，依据上述的法人条件，却很难实现这一立法目的。事实上，非法人的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同样也需要依法成立，财产条件同样也有必要，甚至数额超过法人企业的财产，而且也当然应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这三个条件并不成为它们区别于法人企业的标志。至于第四个条件一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确是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的根本差异，但这一差异究竟是因某一企业已取得或意欲取得法人资格而确定自己承担独立责任，还是因其客观上具有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而产生，换言之，独立的责任，到底是一种主观条件，还是客观条件。假如是一种主观条件的话，那么企业是否能够独立承担责任就是设立者的一种纯主观的选择，如此而言，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考虑，恐怕没有多少企业的设立者愿意选择企业的非独立责任，即投资者的无限连带责任，而只会选择企业独立责任和投资者的有限责任。假如独立民事责任是一种客观条件的话，那么这种抽象的条件根本不具有衡量企业责任能力的作用，撇开法律的强制规定，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同样也可以以其营业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这种独立能力的强弱实在不取决于它是独资、合伙，还是法人。因此，无论把独立责任作为主观条件，还是作为客观条件，都难以成为界定企业法人资格的惟一的标准。

2、法律规则的冲突。

将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法律规则加以综合比较，可以归为以下三种情况：

（1）二者的法律规定完全相同或类似

由外商投资企业与公司的交叉关系所决定，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存在着与公司法完全相同或类似的规定。如合资企业法和公司法中关于合资方式或股东出资形式的规定、关于股东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的规定、关于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的规定。然而，这种情况在合资企业法中为数不多而在合作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中则更为少见。

（2）二者对同样法律事项作出不同的法律规定

这种情况构成了外商投资企业法和公司法相互关系的主要特点。在关于企业或公司的设立制度、资本制度和组织机构以及清算、解散制度的规定中虽然二者所规范的法律事项是基本相同的，但其各自的规范内容却大不相同。如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需要主管部门的批准，而公司法则没有关于批准程序的规定。同样是董事会，外商投资企业的董事会与公司的董事会职权并不完全相同。

（3）二者又各有自己的特定事项和内容

这些事项和内容为外商投资企业法或公司法所独有。如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关于合资合同、合作合同的规定、关于外国合营者投资比例的规定、关于设立合资企业的行业限制的规定、关于外汇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的规定等，这些在公司法中都没有、也没有必要予以规定。反过来，公司法中也有许多外商投资企业法中不曾有的内容。如有限公司最低资本限额的规定、无形资产出资比例限制的规定、股东出资验资及出资证明书的规定、股东会、监事会的设置、经理的具体职权等。

上述三方面情况的存在，必然导致法律规则适用上的冲突。虽然公司法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公司适用公司法，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但何谓“另有特别规定”，以上三种情况中，在第二种情况下，对同样法律事项作出不同法律规定时，可以理解为“另有特别规定”。但在第三种情况下，对于公司法有规定而外商投资企业法未予涉及的内容是否也同样理解为“另有特别规定”。比如，公司法规定了股东会、监事会的设置，而外商投资企业法中没有涉及，公司法规定了最低资本额，而外商投资企业法中亦无要求，这些是否都属于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特别规定。

如果如此理解的话，那么公司法中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中没有涉及的内容就都成了“特别规定”，如果这样，所谓的“外商投资的有限公司适用公司法”的原则性规定岂不成了空话，公司法中哪里还有可以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内容。反之，如果不把上述情况看作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特别规定”而适用公司法，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也要设股东会、监事会，也要实行最低资本额制度，也要给合营者签发“出资证明书”，这显然又走到了另一个荒唐的地步。然而这却正是公司法的冲突条款所带来的两难结果。由此看来，公司法的冲突条款表面看来似乎解决了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冲突，而实际上这种冲突依然存在，解决这一冲突靠这一简单的条文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三、外商投资企业法的改革

1、双轨并行

外商投资企业法的自成体系及其与公司法的前后倒置，当然有其历史的客观原因。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成分比较单一，企业形式基本就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为数不多的经济法律法规，也基本上是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制定的，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适用不同的企业法。因而，作为新兴的外商投资企业，无法与既有的企业形式对号人座，一开始就不得已走上了一条独立于内资企业立法的路子，除了三部完整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之外，还分别制定了涉外经济合同法、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登记、会计、财务、劳动、工资、保险、福利、工会、外汇收支管理等专门性法律、法规。由此可见，形成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并行的格局，并非企业法科学体系建构的要求，也非立法机构的刻意安排，而完全是顺应当时吸引外资和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法律调整的迫切需要，其根本的原因则在于:第一，在企业形态上，当时内资企业中尚无典型的、为外商投资企业所采用的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是三种外商投资企业形式催生了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第二，为吸引外资，从公司的设立到公司的组织机构和管理，的确需要建立和实行一套外商投资企业特有的制度和规则，如可行性论证与合资合同、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出资的分期交纳、董事会的单一管理等。虽然这一立法的历史进程背离了按部就班的立法逻辑，但它又是无奈的权益安排，是不得已的立法选择，时势造法，是谓这一历史过程的真实写照。

其实，有违立法逻辑和顺序的又何止外商投资企业法，整个中国企业立法走过的都是一条崎岖、异常的道路。中国的企业立法从来就不是在明确界定企业法律形态和类型的基础上，沿着先普通法再特别法，先高位阶法再低位阶法，先法律、法规再规章、规则的立法轨迹推进。相反，由于追随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应对社会急剧变革中的各种企业法律问题，中国企业立法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间，曾一直处于概念和分类不明确、调整范围不全面、体系和内容不完备、性质和效力不统一以及相互之间不协调的混乱状态，企业立法的交叉与重复、缺陷与空白、矛盾与冲突同时并存。而导致此种状态的原因除缺乏通盘考虑的立法热情和唯领导意志是听的主观随意以及狭隘的部门意识和利益之外，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企业立法一直未能确定中国自己的企业法律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企业分类标准和形成企业立法完整、科学的体系。在如此的立法背景之下，外商投资企业法先行于公司法并与之长期双轨并行的局面也就不足为怪。

2、公司法的统一

公司法的统一性首先源自于其组织法的基本属性。公司法属于商事法中的商事主体法或商业组织法，是对公司这种企业组织的设立和终止、组织机构及其活动范围、活动规则等关系进行全面调整的法律规范。组织法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公司法制度的统一性要求，决定了一国之内的相同的公司形式应适用同样的公司规范予以调整。这种统一性又是作为企业法律形态立法的共同性要求，企业法律形态的确定就是从企业立法的任务出发，选择最具有立法意义的分类标准，以有限的形式理顺众多的企业组织关系，将其抽象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若干法律形态，并统一适用于所有的企业组织。公司是企业法律形态中最为普遍而重要的一种，公司法是对各种公司组织进行一体调整的法律规范，各种以股东出资方式设立、采取股权结构、公司具有独立法人地位、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的企业组织都属于公司，都应受公司法的调整，现代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在商事领域的表现之一就是公司法的统一性。

促进投资、交易便利和保护交易安全是公司法统一性的又根据公司的性质和形式是公司基本法律地位的标志和公司内外法律关系的综合性反映，是商事活动中当事人作出相互了解和商业判断的基本依据。以统一规则对公司进行的法律调整，将使各种不同公司的法律地位和内外关系在类型化的基础上规范化和格式化，使公司的投资者或设立者只需从法定的类型中作出对号人座的选择，而免去了公司关系自我设计以及为此而彼此防范和讨价还价的烦累和矛盾。使公司的交易者从公司的类型和既定的公司法规则中一望而知对方的法律地位和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等，而免去了不同的交易者个别进行的、复杂而艰难的一般商业审查和信用判断。

使所有的市场主体都能遵循最起码的行为规则，无论在正常的营业活动中，还是在减资、合并、分立、终汁等特殊情况下，都能提供给外部当事人尤其是公司的债权人以最低限度的保障，防范可能发生的商业风险。这一切消除的不仅是商事主体的心理疑虑，更是许多具体商业行为的实际障碍，它使得投资和交易行为更为顺畅、便利、快捷和高效，商事交易更为安全、可靠，社会经济更为有序和稳定。

第五篇：教师专业化发展和教师幸福之间的关系

教师专业化发展和教师幸福之间的关系

黄德洁

我们在谈论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时候，往往会忽略对如下问题的追问：教师作为活生生的个体，其生存境遇如何?作为社会场域的一分子，教师的生活现状该如何估价?教师的人生又该赋予怎样的意义?其实，对绝大多数献身教育的人而言，教师作为一种职业，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和方式；在这个基础上，教师才是一种专业，这个时候才可能谈及献身教育的问题。因此，关爱教师不是空话，教师是可爱的可敬的可塑的，但教师的需求、教师的发展、教师的地位需要得到实实在在的体现，这是其作为“社会人”最基本的价值归属。如果这些基本问题都未解决，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就可能只是空谈。

一、教师职业与人生之疑问

人们常说“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这种看似富有意义的说法确无挑剔之处。然而，过于抽象的意义面对困惑的现实情境时往往束手无策，也因此使得教师对自我、对职业、对人生选择产生矛盾和更多的怀疑。我们通过与很多中小学教师对话和访谈了解到，他们对自己的职业选择和人生价值充满了探思兴趣，他们由职业特性决定了的对人、对学生的人本关注回归到对自我的关注，进而激发对意义、职业、人生、价值的深层的理性问对，这本身构成一种真实的教师生活和生存的主题。

然而，在倾听教师对人生、对职业的反思过程中，不少教师的困惑和内心矛盾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在此称之为教师的“身份认同危机”，就是教师对自我职业、对人生的意义、对自我实现等存在着主体上的焦虑感、不信任感、失落感和危机感。为了准确了解和把握农村教师的工作和生存状态，有研究者从教师职业满意度、收人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和对继续教育的满意度等方面入手，对某省农村地区10个县的教师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农村教师职业化进程仍然缺乏外部系统的有效支撑，不完善的制度基础是农村教师专业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教师在付出与回报之间往往存在很强的攀比和职业期待。这也从实证的层面证实了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状况：教师在专业化发展的背后，其实有更多的职业困惑和人生忧患。

教师职业是一种分工、一种职位，不过就不同的教师主体而言，有的是主动选择的，有的则是被动选择的。教书育人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教师引导学生做事、做人、做学问的意义和价值。教师职业是特殊的，教师人生也是特殊的。我们通过访谈和观察了解到，教师在职业和人生之间往往存在不同的取向：有的教师是“职业：人生”，即把职业作为人生的最大目标和追求；有的教师是“职业<人生”，即把职业影响力缩小，超越教师的界限寻求更多的发展空间；有的教师是“职业>人生”，即只有教师的天职而忘却人生的反思和守望。三种境界，孰优孰劣，尚需继续追问。

二、生存、生活、生命：教师职业

与人生三境界之设问如上所述，教师作为职业存在职业体验和职业认同问题，教师作为人也有意义定位问题。那么，职业和人生之间是直接的线性相关呢，还是由职业的社会意义上升到人生的终极意义，还是职业阻滞了人生意义的表达和升华?在此我们把教师的职业和人生二者之间建立积极相关，从教师的生存(exist)、生活(1ive)和生命(being)三个境界来解析教师的职业，继续追问教师的人生课题。

1．从教师的生存维度分析。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生存对任何人都是最基本的需要，对教师而言也不例外。在我国的职业体系分类中，教师职业处于中间水平，这因此也决定了教师的生存状况和底线标准。从访谈中我们发现，对绝大多数教师而言，生存无外乎两个最基本的衡量指标：一是生存的条件问题，它是由教师职业的地位、资源和供给决定了的，是积极的、正向的生存素质；二是生存的压力问题，它是由教师职业本身的局限、社会分工差别决定了的，是反向的生存素质。教师职业提供的条件，包括工资待遇、社会福利、社会地位等，是否能使教师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具有强势的话语权，这无疑关系着教师生存的质量问题，这个问题在教育经济和人力资本市场方面有积极的关注；而教师职业所致的压力问题，则在一定程度上投射出生存的困难程度，它导致教师由最初的职业旨趣变为职业倦怠，消解了教师职业本身的魅力和吸引力。有研究者指出，教师承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问题：超负荷的工作使教师疲于应付； 目前各种评价体系存在不少的问题，加重了教师的工作压力；“饭碗”问题、学历压力等基本压力也紧逼教师；媒体的“眼睛”也时时刻刻监督着教师和教育事件，等等。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当教师的生存真正成为“问题”的时候，教育的理想也就失去了说服力； 当为师者为着生存处心积虑的时候，“学高为师、行为示范”的教育真义也就难免带有异样的味道； 当职业的尊严感递减而挫败感递增的时候，教师对职业和人生的追问也就成为一种“乌托邦”了。

2．从教师的生活维度分析。生活界说也许并不能千篇一律，但可以肯 舆论和宣传只会给教师职业带来“灾是具体的、生动的，解读生活的关键在 定的是，这是对教师职业和人生的一 难”，比如产生教师的不信、虚假、盲“活着”，包括活着的方式、情趣和幸 种可行性解读。其中，生存是物质层面 目竞争及急功利等等。应该认识到，福感。生存是生活的基础，但生存不能 的，生活是感受层面的，而生命可以归 教职业的崇高不是“空中楼阁”，它替代生活。教师的生活世界有着丰富 属于精神层面和哲学层面。没有物质 需要扎实的地基和坚厚的土地。的内涵，除了衣食住行外，还当有别样 层面不行，光有精神层面也不行三种 从现实性的意义上反思，教师职的图景。我们通过观察看到这样的一 层面的关系如何协调才能更接真实 业和人生发展模式遵循“生存>生幅教师生活图景：教师是清贫的，但是 的教师生活常态，才能解答现实中不活>生命”的层级关系。即教师生存“清贫，中有乐趣；教师的生活圈子相 少令教师、令教育界惑的难题?这需 高于生活，而生活又高于生命层次。教对狭小比较单纯，这是好事也有不足； 要就教师的业和人生的境界问题继 师只有生活富裕了，生活幸福了，才能教师注重文化享受和生活品味，具有 续进行一些反问和反思 真正地追问生命的意义，也才有资格其他职业所不具有的艺术层次的美学

三、生存<生活<生命?教师职 这样追问。这不是教师研究者的“立体验；教师的生活规律较正规，按部就 业与人生之反问场”，而更多是现实的教师本人及其班的时间较多，职业决定其“模式化” 只从抽象的意义上理解教师职业 周围人的“立场”。

那么，又当如何评的生活方式；教师的生活节奏比较紧 和教师人生，是不证的，也注定是失 议此种认识?从民主和权利的角度看，张，但有时间充裕的假期可以自由支败的而只从现实性的角度去评价教教师追求富足的物质生存条件和良好配；教师生活的起伏不大，很多时候老师的职业和人生，则是苍白的，更是缺 的生活环境无可厚非，从知识经济的澜不惊，也因之往往造成了保守的个 乏厚重感的。故反问和反思教师的职 本义看也是对教师能力和知识的体性和效率的低下，等等。从职业分工 业和人生，抽象性和现实性成为两个 认，只要是合法合理的付出和劳动就看，教师这种职业的魅力表现在具有 重要的维度，这也便于回答和廓清现 当得到适当的回报，而且这本身也有其他职业难以替代的自主性、宽松性、实的不少疑问。利于提高教师的职业满意度，我们对思想性、文化性，具有儒雅淡薄的格 从抽象性的意义上反思，教师职 之持积极态度，更希望能得到政府、社调，当然也同时滋生了松懈、效率低 业和人生发展模式遵循“生存<生会的支持。这对教师发展和教师工作下、不计成本的一些行为方式。无疑，活<生命，的层级关系，即教师生存 本身也是有益的。但问题在于，这种现对教师生活层面而言，根本的衡量指 让位于生活，而生活又让位于生命层 实性的看法往往受到道德和公众的检标就是看教师的幸福指数有多高。

教次，三者存在一个自在的等级和递进，人们总以为教师“物质化”成分过师的幸福问题已有不少人谈论过，我 关系。反思当下的一些关于教师发展 多是对教师神圣职业的侵害，既然是们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教师要找回 的研究，此种逻辑思路并非少见，上文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蜡烛”、是自我，找回做教师的尊严，坚定做学生 的三境界的分类也有受此影响之嫌。“春蚕”，就当远离物质层面。其实，很的朋友的自信心。那么，如何评价和看待这种现象人们 多发达国家的教师职业都是非常受人。

3．从教师的生命维度分析。教师 对教师发展和教师的研究根本上是人 敬重的，这在待遇、社会地位、工作满是社会一种特殊的分工和职业，这种 本意义上的，多从教师的工作对象、教 意度等方面都有体现。当然，我们要让职业归属感对教师(作为个体)的价值 师的工作、教师的产出等解读教师职 教师得到人们的敬重，还需要制度和回应和自我暗示程度标识了教师生命 业的特殊性，却往往忽视了教师主体 立法，需要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对教意义的广度和深度，除了生存、生活，的职业旨趣、职业体验、职业选择动机 师的现实需求、对教师的生存和生活教师需要回答的人生问题还很多。我 和人生价值这些 元问题”的追问，抽 给予更多的支持，更重要的还要转变们在访谈中常常能倾听和体会到教师 掉了教师丰满的个性和主观能动性，长久形成的对教师的认识惯性和传统对生命本体的叩问，对这种职业本身 置教师于一种真空状态而空喊其职业 观念，提高社会对教师的认可程度，这的自豪感，对培养人的教育工作的职 价值。政府也罢，社会也罢，家长也罢，样才能更好的激发教师对职业的自信业价值留守，以及对自身生命世界的 学生也罢，都对教师诉求了很多理想 和热爱，对自我人生的自豪和荣光。肯定陈述和理性审思。时间是最好的 化的、超时代性的标准和要求。

这种抽总之，教师是学校发展的第一资见证，选择教师、身为教师的决定和价 象性地理解教师的职业和人生，固然源，促进教师发展当从关注教师的生值很难用对与不对、好与不好、是与不 给了教师本人、社会各界以积极的暗 存和生活开始，要从现实性的角度为是来评议，因为生命的体验在其中，而示，但这是需要条件的，需要首先满足 教师发展提供应有的基础和条件；同不同个体的价值和体验难有同一个标 教师作为社会人、作为能动个体的基 时，要积极引导教师反思人生，要从抽准，很难得出归一的结果。恐怕只有时 本需求，或者不过分地说需要更好的 象性的角度，从教师作为一种神圣职间才能最终告诉教师本人：什么才是支持性和扶助性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条 业和无悔人生的角度来回答生命的意无悔的人生选择。件。这也是符合社会学意义上的教师 义。这样才能激发教师的从业乐趣，提教师的生存、生活和生命之三境 角色自信和职业满足感的。否则，这种升教师的幸福感，维护教师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