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关于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研究上
关于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研究上
自中央银行诞生以来，便面临着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本文论述和研究了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发展演变、赞成派与反对派的争辩、衡量独立性的标准、独立性现象的实证分析、国外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四种典型模式，分析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关于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法律规定，在对现行法律设计与现实运作状况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增强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若干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中央银行是一国金融体系的枢纽，它负责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肩负稳定货币和管理金融等重要职责。中央银行是由商业银行脱胎换骨来的，经历了由私人机构向公共机构的转变。作为公共机构，它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如何处理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中央银行诞生后一直存在的问题。早期中央银行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充当政府的银行，为财政提供融资服务，但又担心政府会滥用权力，毫无节制地利用中央银行为财政提供廉价资金，以至引起通货膨胀，故提出中央银行应独立于政府。所以，本文研究的中央银行独立性，实指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这个问题在国内外一直存在争议，并且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
二、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发展演变
中央银行诞生之初，无不与政府发生某种特殊关系，如被学者称为中央银行始祖的英格兰银行，其成立的目的，便是为英王垫款，同时换取银行业务的某种特权和利益。当时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1.争取政府支持以独享货币发行权;2.经办政府财政收支，建立资金往来关系;3.办理政府借款和公债筹集业务;4.为政府解决货币经济危机;5.银行总裁由政府任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一些国家认为中央银行是私人企业，他们虽然承认中央银行与社会福利关系甚大，中央银行应对社会负责，但认为中央银行不应受政治控制并保持最高程度的自由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白芝诺(W?Bagehot)在其1873 年出版的名著《伦巴特街》(LombardStreet)中，对英格兰银行应受财政部长监督的主张大加反对，认为英格兰银行的经营与管理若受到政党的干预，则将导致严重恶果;他认为，各政党即便在其他各种政策上意见对立，但对于中央银行应具有独立性一事，应可获得一致的意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时财政需要，中央银行的私人事业性质和自由原则受到严重侵权。各交战国除英国以发行国库券筹措军费外，无不利用中央银行增发纸币以供军费开支。供给国防被认为是国家的最高需要，中央银行无奈为时势所屈，其自由原则和独立性因战争而遭到破坏。战后由于多数交战国经济困难，继续利用中央银行增发纸币作为筹资的捷径，政府因战争而获取的权力得以维持。然而，中央银行被迫增发的纸币，引发了一战后大多数国家普遍发生的严重通货膨胀，加剧了经济和金融的困难。例如：1921年与1913年相比，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四国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流通量分别上升了3.5倍、5.6倍、38倍和7.6倍。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又被重新提了出来。
这次重提中央银行独立性，其要求的强烈程度为历史之最。1920年布鲁塞尔国际金融会议，曾作出如下决议：“中央银行必须不受政府的压力，而应依循审慎的金融路线而行动。”1922年热那亚国际金融会议，对上述宗旨予以同样的强调。将本世纪20年代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强烈要求加以综合说明者，乃1931年的《麦克米伦报告》，该报告指出：“健全的货币政府之主要目的，须由具有不受挑衅的独立立场者，不断地利用知识、判断及权威，自由运用其巨大的资源与各种技术始能达成。其管理当局应为英格兰银行，因为英格兰银行具有实现此一目的之各种优良工具，并独立于政治影响之外，专为公益而努力，对其发展相随而生的变化并不怀疑;并对担负新的责任而无踌躇，虽置身于追求利润的奋斗中，但却超然于私人利益之外。”〔麦克米伦报告是由英国金融和工业皇家委员会提出的，该委员会主席乃英国著名律师麦克米伦勋爵，故以其姓名冠之。该报告当时为货币银行方面的权威性文献，在英国和西方世界的影响很大。当时英国、德国、美国的中央银行首脑均赞成中央银行的独立。在国际联盟的支持下，为稳定战后金融和复
兴经济，没有成立中央银行的一些欧洲国家，纷纷成立独立的中央银行，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法还规定了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的条文，如奥地利、匈牙利、德意志、保加利亚、希腊、爱沙尼亚等国便是如此。
本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出现大恐慌，面对经济大萧条和大规模失业，中央银行束手无策，导致人们对中央银行的信心大减;另一方面，财政政策的各种调整经济循环措施，却发挥了相当的效果。中央银行因此渐失独立性，成为财政的附属。1931年9月21日，英国放弃金本位制，英格兰银行听命于政府任由英镑贬值，独立性丧失殆尽。法国中央银行总裁因拒绝贴现国库券而被迫辞职。德国重新制订国家银行法，使中央银行成为推行政府政策的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普遍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必须服从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总目标和总要求。因此，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应受政府的控制和监督。为此，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对中央银行实行了国有化，不允许私人利益在中央银行中占任何特殊地位，这样便加强了对中央银行的控制。然而，中央银行保持独立性的呼声并没有因此灭绝。1957年，本着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严重通货膨胀的深刻反省，西德颁布了新的中央银行法，创立了世界上独立性最大的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
经过战后经济快速增长阶段(1953年—1972年)以后，资本主义进入经济滞胀阶段，经济增长缓慢与严重通货膨胀结合在一起，人们这时又开始重新思考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呼声又起。
综上所述，中央银行拥有独立性作为传统理念曾在其诞生初期得以确立，而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中央银行独立性便受到了怀疑及某种程度的否定。带有普遍性的一个现象是，一旦发生战争或严重经济金融危机，国家安危受到威胁时，政府便会出面干预经济，控制金融，中央银行便无独立性可言。故中央银行独立性一般维持在经济平稳之时，支持中央银行的力量在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时得到增强。
三、赞成与反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理由
(一)赞成派的理由
中央银行诞生以来，赞成与反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两派争议便没有停止过。赞成派的主要理由是：
1.中央银行听命于政府会使货币政策带有通货膨胀的偏向。在赞成派看来，民主社会的政治家是目光短浅的，他们总是为下次选举获胜的需要所左右，他们不再能重视诸如稳定物价这样的长期目标，相反，他们对寻求诸如高失业和高利率之类的问题的短期解决方案有兴趣。赞成派相信，一个政治上被隔离的中央银行，将更可能关注长期目标，从而成为健全的货币和稳定的价格水平的保卫者。赞成派还提出了所谓政治产业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每当选举即将来临时政府便实行扩张性政策以降低失业率和利率，一俟选举过后，上述政策的不良后果(即高通货膨胀和高利率)便会出现，需要采取不得人心的紧缩性政策，但由于距下次选举尚远，政治家便希望选民在下次选举之前忘却。大量证据表明美国便存在此类政治产业周期。
2.把中央银行置于政府的控制下，使之更多地受财政部的影响，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样做为财政部利用中央银行筹资或直接从中央银行融资以弥补财政赤字提供了便利。中央银行直接购买财政部债券，会使货币供应增大，导致通货膨胀发生。而独立的中央银行则能较好地抵制来自财政部的压力。
3.货币政策太重要，因而不能把它交给一群政治家去控制，这些人一再表现出缺乏对重大经济问题做出坚定决策而需要的专业知识。事实上，有些政治家可能宁愿有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作为一个公共的“代过者”来分担自己肩上的某些压力。一些政治家可能为了当选而支持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却在私下里反对这种政策。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能够推行政治上不得人心然而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
(二)反对派的理由
与上述论点相反，反对派提出下列理由反对中央银行拥有独立性〔8〕：
1.把影响社会经济中几乎每个人的货币政策交给一个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少数精英集团控制是不民主的。假如中央银行工作业绩不佳，对其成员并没有象对政治家那样的可以撤换的规定。货币政策确实要注重长期目标，但政府官员也就长期政策(如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进行决策。
2.公众认为应对本国经济福利负责的是政府，故政府应控制在决定经济健康运行方面很可能是最重要的机构-中央银行。此外，为了协调经济决策，促进经济稳定，货币政策必须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只有把货币政策交给同时控制财政政策的政府掌握，才能防止这两种政策为相互矛盾的目标而行事。
3.独立的中央银行并非总是成功的运用其自由。如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是独立性较大的中央银行，它在60年代和70年代实行过一种过度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助长了这一时间迅速的通货膨胀。
对于中央银行应否拥有独立性，历来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至今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四、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衡量标准及实证分析
(一)衡量标准
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所说的中央银行独立性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以什么标准进行衡量和判断。在衡量标准的设定方面各国并不完全一致。1980年英国考察金融机构职能委员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中央银行独立性：1.它归谁所有，是私有还是国有;2.它的总裁与理事的职权及其任命和任期;3.它在执行货币政策方面有哪些法定职责，履行这些职责时是否受政府支配，双方有矛盾时如何解决;4.它同政府有关部门有否人员交换或人员之间的联系，政府在中央银行理事会中有无直接代表;5.它是否直接向议会汇报工作。〔9〕
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麦克多诺提出的衡量标准是：1.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方面对政府享有多大程度的自由;2.任命和撤销中央银行领导人的程序;3.中央银行筹措资金的方法，是否依赖政府或议会的拨款。〔10〕
1990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中央银行研讨会指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具体体现是，它必须独享货币发行权;发行货币根据经济的客观需要而不受政府财政透支的干扰;能独自解决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无需向财政部报告自己的工作;重大决策不由某一部门或个人决定，而由中央银行理事会决定;享有充分的对金融系统进行监督和管理;拥有资金来源与运用的支配权而不依赖财政拨款，等等。”〔11〕
笔者认为，应从三大方面来衡量中央银行的独立性：1.从组织上衡量，即中央银行是否隶属于政府，其领导人的任免程序和任期;2.从决策上衡量，即能否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如何解决货币政策与政府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3.从经济上衡量，即是否依赖于财政拨款，能否抵制财政透支及其他不合理融资要求，有无可供独立支配的财源。
(二)实证分析
上述衡量标准本身是客观中立的，其中并不含有赞成或反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价值判断。在作出我们自己的价值判断之前，对各国中央银行独立性进行一番实证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实证研究由哈佛大学的学者于1990年完成。该项研究使用的资料是17个工业化国家从1951年至1988年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研究采取的衡量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标准有两个：一是政策独立性标准，即通过政府对货币政策决策的干预程度及中央银行行长行使的权力来判断独立性;二是经济独立性标准，即依中央银行对财政赤字提供财务支持的额度和范围来判断。通过这两个标准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分成非常高、比较低、非常低四个等级，以此来研究中央银行独立性与经济总体发展有关联的一些主要因素之间的联系。哈佛研究报告的结论是：只有中央银行保持高度的独立性，才能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实现适度的经济增长和低的失业率。其具体数据详见下表：〔12〕
各国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情况对照表
中央银行独立性
代表国家
通货膨胀指数
经济增长率
非常高
德国、瑞士
3.1%
3.1%
比较高
美国、荷兰、4.4%
4.3%
日本、加拿大
比较低
法国、英国、6.0%
3.4%
丹麦、瑞典、比利时等
非常低
澳大利亚、7.5%
3.8%
新西兰、爱尔兰等
注：通货膨胀指数为1951年至1988年期间的平均值;经济增长率为1955至1987年期间的平均值 你好哦啊，
第二篇：政府与企业关系研究
政府与企业关系研究
——以北京中关村科学园区为例
摘要：高科技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具体代表产业，也是现今国际上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各国政府都在不遗余力的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期待使国家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本文通关客观描述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现状（以中关村为例），探寻政府与企业关系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从而进一步分析政府与企业关系背后的原因，为建立良性的、共生的、互联的政企关系提供科学有效的建议，以此期待促成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优化政府在决策中的地位，最终形成优质高效的政企互动关系。关键词：政府；企业；知识经济；关系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2015年12月16日至18日在浙江乌镇举行，大会的主题是“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大会的胜利召开使得世界的焦点再次聚焦到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上。高科技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具体代表产业，也是现今国际上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各国政府都在不遗余力的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期待使国家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
我国自1979年经济改革以来，经济制度朝着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修正，使人民的生活不断获得改善。政治与经济在现实世界中，密不可分。十九世纪末期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逐渐分道扬镳，到了二十世纪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学术分工也愈来愈明显；但另一方面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密，许多经济学者投入政治学领域进行研究，也有部分政治学者投入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学出现。
政治经济学通常有三个层次，一是国际层次的政治经济学，二是国家层次的政治经济学，三是国内层次的政治经济学，三者讨论的焦点都是所谓国家（政府）与市场（企业）的互动。在现今科技强国的背景下，高科技产业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如何更好的发挥这些产业的功能与作用，使得高科技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为政府带来更优化的经济利益，促进和谐共生的发展，是一个从理论到实际都值得探讨的问题。以中关村为例，在科技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政府在企业的发展中不仅扮演前导性的角色，设立相关研究机构，并进一步制定适宜的政策与建议，同时还为企业提供经费补助与政策性支援。由此可知，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关系牵动着我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与成长。
而中关村科技园区是中国大陆科技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地区，拥有一流的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此寄予厚望，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发展始终保持30% 以上的增长速度，也是北京税收主要来源，也是中国大陆53个国家 级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表现最傲人的地区。一九九九中国大陆国务院对北京市政府和科技部《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报告》作出批复，于是，国内第一个高新技术园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成为新经济的代名词，成为国内资讯产业和高科技的象征，和最受关注的区域。这也是本为选择中关村科技园区作为分析的主要动机。
本文的目的在于客观描述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现状（以中关村为例），探寻政府与企业关系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从而进一步分析政府与企业关系背后的原因，为建立良性的、共生的、互联的政企关系提供科学有效的建议，以此期待促成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优化政府在决策中的地位，最终形成优质高效的政企互动关系。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方法
介于此种研究背景，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有四个：一是客观描述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现状；二是探寻政府与企业关系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三是分析政府与企业关系背后的原因；四是为建立良性的、共生的、互联的政企关系提供科学有效的建议导向性建议。
本文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案例分析，即通过具体的物质实体中关村科学园区的发展现况来分析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限制
本研究的范围是以中关村科学园区的发展来探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因此本文的亮点在于具体而细微的分析，能够以具体的事例来展现政府与企业的互动，2 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深究原因，从而为未来的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以此同时，本文的的限制在于仅以中关村作为案例分析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本文探讨对象的“全面性”，如果说限制的话，这算是本研究的一个限制。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知识经济与政府竞争力
高科技产业与政府的关系探讨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相关，值得被现代的学术研究所重视，政府期待依靠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高竞争力，但知识经济在为政府创造有力发展的背景下，也对政府以及国家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使得我们不得不重视，这正也彰显出本文探讨此问题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一、知识经济的冲击
一般认为，知识经济时代是根植于一九七零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而却发源于二十世纪终结前十年的一九九零年代。90年代以来，以知识导向经济为特色的全球化趋势，影响各国的企业竞争优势、技术创新和新的就业关系，对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和改变国家角色地位起到重要作用。
一九九零年代的经济全球化，根源于一九七零年代以来欧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危机，以及针对此危机而由国家与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所采取的后福特主义式重组策略；尤其以英美为主的新自由主义国家策略强调国家解除管制与经济自由化，其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更具有推波助澜的效果，并为一般政府带来剧烈的挑战而使其有弱化，甚至虚拟化的现象。此外，二十世纪末知识经济的发展强调企业创新、互动学习和工作弹性，也让我们必须重新从理论上思考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随著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一九七零年代中期以后高科技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及工业与金融部门的国际化，促成传统资本主义的解组；其具体表现在工业、财务金融与政治上的变迁。工业解组显现在工业产品必须导向资讯化、市场多元化，讲求个人品味与自然主义；工业也因利润下降而必须外包其生产者服务的部分或缩小公司规模以从事弹性特殊化的生产。在金融方面，自一九六零年代开始欧洲金融体系的发展与金融国际化凌驾了美国的金融影响力；一九七一年尼克森切断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兑换关系；加上一九七三年美国采用浮动汇率，更造成国际资金快速流动与国际金融的不稳定；这同时也代表冷战时期在“美国霸权 3 下的和平”所形成以美元为本位的布列敦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之崩溃。
另一方面，企业也同时纷纷要求政府解除资金进出管制。因此，在工业与金融均呈现国际化的趋势下，政府对其国内经济的控制力大幅降低；而国内政治的变迁则表现在新社会运动与地方主义的兴起，政治发展不再完全基于阶级差异，而是由依多元因素，如种族、宗教、意识形态（如环保与妇女运动）等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影响政治。总之，高科技公司的全球运作、政府解除管制所助长的跨国投资与投机，和开发中国家的工业化，都同时造成全球市场的扩张与不稳定；尤其当前资本市场具有的三大特徵，即证券化、解除管制和电子化，更使资本市场（包括货币资本和生产性资本）延伸至全国与国外空间，而不再被镶嵌或局限于具体时空。
另一方面，面对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企业界也分别从技术创新、组织形式及生产方式等变革，去除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与机械化管理等僵化现象，期待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微观管制实现政府与企业的双赢。
二、政府的应对措施
面对知识经济大浪潮的冲击，政府究竟该如何面对呢？
政府到底如何应对全球化知识经济发展呢？提倡国际竞争力、创新以及企业家精神；而就工作福利国家而言，则是着重在创造工作机会、工作弹性、再训技能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反身性（即依审美观和认知而决定生产和消费）。故政府必须在全球层次与国际脉络下针对这些重点而对国内做策略性、供给面的介入。
关对知识经济的看法，有学者认为知识经济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人才、法制、社会伦理而发展；知识经济尤其需要有创新能力和冒险进取精神的人才；知识经济的重点不在知识，而在转知识为利润，也就是利用科技产品和服务以创造利润。因此，他强调在发展知识经济之前，需要有配套的教育改革、金融改革、政治改革、伦理建设及法治建立等，这显然表示政府仍须在知识经济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科技武装强国的战略武装下的我国，必须以科技力量为武装，核心技术为依托，合作共赢为前提，大力发展知识经济，为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增加筹码。
第二节 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影响
社会文化环境指一个地区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基本条件。它的内容 4 比较广泛，主要包括民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教育水准、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及人口素质等。在一些人的意识或潜意识裡认为影响投资的，只是地区经济实力、政策环境以及现代化设施等可以量化的指标。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是一种吸引力和凝聚力，对于优化城市投资环境、经济环境、人才环境、商业环境有着重要影响，是一种无价的无形资产。在一个有着良好社会文化氛围和传统的地区，虽然社会文化环境是一种软环境，但仍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在某些方面甚至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社会文化会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
我国的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相应的社会文化环境比较复杂，立足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经济等背景之下，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影响也不尽相同。共生于政治、文化、经济的综合使用体，需要考量多重因素，以求制定出最科学合理的政策，因为面向未来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可调控的发展。以税收为例：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的精神发出通知，从自行开发软件产品、技术转让、科研资助、高新技术产品有关的进出口和科研机构转制等5个方面规定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通知》自1999年10月1日起开始执行。《通知》的下发执行，将会有利于引导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对推动我国高新技术向产业化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通知》明确规定，对企业自行开发生产的计算机软件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后，实际税负超过6%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对小规模纳税人生产销售计算机软件按6%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对经过国家版权局注册登记的计算机软件产品，在销售时一并转让著作权、所有权的，征营业税，不征收增。
国家这项政策的出台，有利于高科技企业在“纳税筹划”的过程中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优势和角色。
税收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一般的需要，以此达到社会财富重分配之目的。税收是现代国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国家众多机能的运作全部有赖与税收收入的支应。因此，为确保国家机能正常运作，宪法乃将纳税订为人民之义务。宪法规定，人民之自由权利，在不妨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时，均受宪法之保障。综上所述，根据宪法所保障的一般的行为自由，原则上，纳税义务人得自由安排其事物，减 5 少税额支出，就是说在多数法律形式中，可以选择最有利于自己之税法上效果的形式。简而言之，这是人民的权利。人民应该重视重税，这是国民应尽的义务，而纳税义务人所缴纳的税额，多数为纳税义务人辛苦赚取的收入，若未进行任何规划，或因不谙税法之规定而多纳税额，无疑于白白放弃自身的权利。所以，基于维护自身权利的前提下，怎可轻易地放弃节税的权利。努力钻研税法的相关规定，用心设计节税之策略，以减少税捐的支出，也可视为一种重要的收入增加，因此，纳税学者谓“纳税筹划”指为使纳税负担达到最适最轻，所为之规划，就是即对纳税负担进行的规划。
具体对于企业的步骤如下：
首先，确立明确目标。选定负责筹划的负责人之后，必须与该人确立所需进行筹划的范围，也就是说针对何种税目进行筹划进行明确的目标确定。
其次，完整评估环境。在进行纳税筹划时，除考量纳税义务人本身所具有之条件外，还必须要估量整体的税收环境。
再次，增加相关法律的熟悉程度。纳税筹划，是纳税义务人为使纽税负担达到最低、最合适的程度，在适法之范围内，选用最有利的规定或方法。因此纳税义务人必须十分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才不至于违法。
最后，保证计划的有效落实。完成纳税筹划可行的租税策略后，为达到所预期的效益，必须确实执行，但纳税筹划有时长达数年之久，必须保证策越具有弹性，以适应环境的变化 或法令的变更，如此，才能在政府相应政策的支持下做可持续的纳税筹划。
第三章 中关村科学园区简介 第一节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概况简介
“第三次工业革命”迈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并且以知识产业为主导产业。中关村科技园区为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首，北京市经济核心，中国大陆之知识产业首先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略见雏形。但仔细比较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差距悬殊，中关村科技园区之知识产业发展机制存在严重问题，建立适宜的制度和环境是决定中关村未来走向的关键。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起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经过20多年的发展建设，已经聚集以联想、百度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近2 6 万家，形成了下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新一代移动通信、卫星应用、生物和健康、节能环保、轨道交通等六大优势产业集群，集成电路、新材料、高端装备与通用航空、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四大潜力产业集群和高端发展的现代服务业，构建了“一区多园”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成为首都跨行政区的高端产业功能区。
第二节 中关村科学园区的发展预测
中关村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没有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关村科技园区不可能达到如今这种发展规模，未来，中关村将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顺利经济发展潮流，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应该努力的方向，而中关村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也一定长久占有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的新领地。对于中关村来说，未来的方向是一定明确的。
一、从自发走向自主
美国硅谷的掘起为世界各国和地区树立了科硏、教学、生产紧密结合，科技与经济同步发展的新典范。但是由于自发性科学园区缺乏总体规划和协调管理，造成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和住房紧张等问题。为此，后来者以此为鉴，政府积极参与到科学园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当中，把园区发展方向、基础和公共设施布局、市政、交通、通训、环境等问题同时考虑的总体规划的作法，它也成为各国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设计新建科学园区所遵循的原则。
二、从模仿走向独创
科学园区对当地科技和经济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世界上 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对兴办科学园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由于，经过一番模仿美国硅谷的热潮以后，各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 府悟出，发挥自己的优势，从事一个或几个高技术领域的硏究开发，进而生产具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是建设科学园区的经验。
三、从国内走向国际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科学园区呈现出明显国际化 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合办硏究开发机构，到国外科学园区设立分支 机构和企业、成立国际科学园区组织。
这也是中关村园区未来的发展趋势，分析这一趋势，可帮我们更好的把握政 7 企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关村来说，未来处理好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必须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政策的支持下，中关村才有可能走的更远，发展的更好，助力于我国科技事业的国际化发展。
第四章 政府与高科技企业关系的现状-问题-原因分析
第一节 高科技企业与政府关系的现状分析
为了充分有效了解高科技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现状，就必须要明白三个问题，一是政府对高科技企业的看法与态度，这一先导看法将影响政府的一系列决策；二是政府在政企关系中所实际扮演的角色，这一实际印证政府对其的看法与态度；三是高科技企业在政企关系中的地位。以下将分别论述：
一、政府对高科技企业的态度与看法
高科技产业是科技与文化的融合，透过科技与文化，创造出利润，同时，利用其经济商机，尽可能的进行商品化，并在商品化过程中，以科技为媒介，生产出文化性的产物，即文化商品。其实，如今高科技的科技产业包含两种观点，即科文化与经济，从文化观点上看，文化商品集聚人类的知识、感性、想法以及创意力等文化性因素，且透过对外传播本国文化，提高国家形象，从经济观点上看，由于智慧经济、服务产业的核心领域，创造出高附加值、雇佣、新产业、新市场，且随数字技术与媒体发展而成长，能响应全球水准的 IT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多频道、多媒体时代以及环保型工业(无烟窗工业)时代。因此政府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高科技产业。政府改变了对于既有科技产业政策态度，其政策重点从督查与限制更多的转换为扶持与支援，但由于不齐全的法律和政策手段及产业环境，科技产业政策并未获得成效，在1997年末期所发生的东亚金融风暴，导致中国高科技产业处于萎缩的困境中。政府开始重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且界定其角色与任务为扶杭文化产业，展开科技产业的支援政策。政府营造有利企业活动的周边环境，同时，让具有创意性想法与规划的企业开发与制作科技产品，提高科技商品的竞争力，且拓展国内外市场。
同时，政府助力于高科技小微企业的发展。
2014年国务院曾印发《关于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切实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其中明确提出要“鼓励大型银行充分利用机构和网点优势，加大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 8 建设力度。引导中小型银行将改进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和战略转型相结合，科学调整信贷结构，重点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2014年9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扶持小微企业发展，他说，“这里既有服务业增长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通过改革激发了大众的创业激情。”李克强强调，从眼前看，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战场”，是顶住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一招”；从长远看，通过扶持小微企业，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招”。
二、政府在政企关系中所实际扮演的角色探讨
我们可能会想当然的认为政府在政企关系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事实绝非如此简单，因为开放民主的政府既期望和谐稳定的关系，又总试图掌控企业的发展。所以，和谐的表面下也经常涌现着诸多矛盾。总的来说，政府在政企关系中，主要有先进理念的倡导者、价值选择的引导者、行业标准的主导者、市场行为的监管者、价值冲突的协调者五类角色。
先进理念的倡导者：不同于以往高科技企业注重投资环境和利润，如今政府主要以引导推动的方式积极促进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制度，为企业社会责任搭建舞台，并将其提升为国家持续发展的理念中，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效果，让社会民众也来关注企业社会责任。
价值选择的引导者：高科技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树立，一方面需要企业的自觉，更需要外来力量的驱动，必须加强扩大并帮助企业树立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并且提高企业覆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行业标准的主导者：主要指的是一个技术联络和管制的工具，企业必须从此规范里来得到保障而才能从中得到发展，也能做到交易公平合理、减少纠纷。
市场行为的监管者：各个国家经济市场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对于企业市场行为的规范，主要有三个层次，其一是企业自律此实施主体为企业，其二为行业自制此实施主体为行业协会，其三为政府管制此实施主体为政府，一般理想的状态是此三种层次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价值冲突的协调者：现今社会的价值取向多元化趋势，但是价值取向多元化也容易造成负面、消极的影响，给社会发展带来不稳定的因素，这就需要政府公共理性的角度出面协调，促进并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为核心的现代商业价值。
三、高科技企业在政企关系中的角色分析
相比政府在政企关系中灵活而多元的角色，高科技产业在政企关系中则要被动得多。实际上，这种被动似乎是企业与生俱来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这种被动主要表现在对政府政策的执行、对市场风险的背负、对社会责任的履行等三方面上：
政府政策的执行者：政策执行可分为三大模式，包括：第一代的由上而下模式、第二代的由下而上模式与第三代的整合模式。一个立意良善的政策如果没有执行，就无从达成其政策目标，如执行不力或选择错误执行工具，轻则政策成效不彰，严重则可能导致政策失败，甚至产生负面效果，可见政策执行的重要性。执行是一种将政策付诸行动的过程，包括组织活动、解释活动、应用活动三方面。这就要求企业制定合理的策略，诠释政府的政策、并能有效的执行。
市场风险的背负者：与政府的多种角色不同，任何企业的经营都是以生存为主要任务的，其中环境风险是企业营运时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企业为了有效管理个体，需要尽量在合理可行的代价下，尽最大可能消除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使得预期的结果与实际的结果之间的差距能够减到最低。所以，企业在对风险进行管理时，有可能会悄悄的避开政府的政策，或者执行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而规避有可能承担风险的政策，潜在的可能造成政企矛盾。
社会责任的履行者：首先，不必说，政行执行何种的权利就也应予以承担责任，政府在执行权力上必需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达成社会福祉；其次，高科技企业一方面要作为社会公民它除了要面对政府、市场与整个社会且为公众利益不断努力，制度的行成以及公共利益的实践，此为政府的公共责任。另一方面，高科技企业覆行社会责任也需要政府给予的舞台才能发挥，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那么企业就没有覆行的条件与背景。
从政府与企业的不同角色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复杂的、模糊的，不是一两句简单地话可以概括的，这一点既反映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又为我们优化政企关系提供了现实性依据。而社会责任要求政府和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遵从双方可能的、潜在的利益，走上相互合作的道路。下面我们具体探讨一下政企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除此之外，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还与诸多因素有关，比如说银行的资金支持，10 银行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监管部门各项高科技企业信贷支持政策，不断创新高科技企业金融业务产品和经营模式，全力帮助高科技企业客户成长壮大。深入洞悉高科技企业客户金融需求，全面推出相应的服务品牌，建立完善高科技企业信贷机制，推进专营机构建设和业务服务流程优化，为高科技企业客户提供更加快捷、灵活、专业的金融服务。建立高科技企业批量经营模式，提高融资效率。
但因服务的定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由一连串内在心理因素与外在行动的程序表现交错组成出来的结果，是一种无形的产品、没有固定的标准模式，但能使消费者满足其需求；服务通常与实体产品一样，是由互动的双方透过某种程度接触，进而达到双方的目的。品管大师曾说，“服务”是“为他人而完成的工作”。银行服务品质乃是银行提供正确、迅速的业务服务，并且对于顾客的应对及建立互动关系的维持，甚至包含营业环境及银行提供无形及便利的服务以满足顾客期望需求的满意程度。也是因为银行业亦属于服务业之一，有四大特性，即无形性、不可分割性、可变性、易逝性。当市场需求变动很大时，银行服务则立即面临考验，例如月底和发薪日以及假日症候群，不仅银行营业厅人满为患之外，金资中心也常因为处理资料过多乃至拥塞而发生突发事件。
第二节 高科技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问题探讨
任何一种关系的背后牵扯到的都不仅仅是有关双方，更是多种综合因素的博弈。在政企关系的背后，所加持的不仅是政府和企业双方的核心利益，更是相关问题方的正面较量。因此，我们难以忽视政企关系背后所隐藏着巨大的问题。具体来说，从政府方来看，问题有政策制定的滞后、行业标准起草存在漏洞、市场监管的缺失三方面。从企业方来看，主要是政策执行的不利的问题。而双方在背负公共利益时，都偶有疏忽。
首先来看政府方面存在的问题。政府需要管理的是复杂而多元的国家实体，尤其在我国面临全面发展转型之际，更是如此。因此政府需要处理大量棘手的问题，对民众和企业来说，政府是坚实可靠的保障，对国家来说，政府是忠实可信的执行力量。但在处理与高科技企业的问题上，政府需要面对的是三方面的问题：政策制定的滞后、行业标准起草存在漏洞、市场监管等问题，限于篇幅有限，本文不在此赘述。
同时政府还要确保共同资源的分配，共同资源是指所有权不属于任何人的 11 资源。因为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大众，所以人人都有权可以使用，人人不必支付代价或支付很低代价就能使用，故大多数人可能都倾向尽情使用，最后造成使用过度或无法有效使用。此外，当不同企业共同开发同一资源时，如石油或鱼群，将无任一企业有足够的经济诱因去维护这些资源。在管制不存在的情况下，业者将争先开发原油或鱼群，而政府之管制将可避免过度开发或浪费，以延续共同资源使用年限或有效使用。
而外部效果不管有利或不利，都会造成缺乏效率的市场结果，因其会造成边际私人成本不等于边际社会成本，以致造成市场失零。所谓外部效果是指市场交易的结果对非交易的第三者所形成的影响，又称“第三者效果”，亦非交易第三者承担了交易成本或效益。当此一影响为有害时，称为负的外部效果或外部成本。外部效益的例子如：教育、国防、道路等。外部成本的例子如：水污染、空气污染、噪音等。不论是有利或有害的影响，受影响的第三者都是非自愿的。当这些成本被外部化且由社会大众來共同负担，并未直接转移给购买这些产品的消费者，产品价格未能反映出真正的生产成本。外部效果的出现会造成无效率的资源配置，因外部效果的出现会造成过少（具外部效益）或过多（具外部成本）的产出，市场交易中的成本与效益只反映了市场交易双方的成本与效益，没有把受影响的第三者之成本与效益列入所致。所以，只有在污染此一外部成本必须加诸于企业生产成本的情况下，企业才会设法减少污染。当外部成本能反应在产品价格中时，消费者将会避免消费高污染的产品。
一般而言，经济管制是政府为了解抉造成市场失灵所的公共材、外部性、自 然独占，以及资讯不对称之问题，以维护大众利益，经由立法及其执行，管制企 业行为，以期提高经济效率的一种干预方式。
其次来看企业方的问题。
一方面，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因主体不同是分开的，政策执行过程乃是政策制定之后的过程，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两者之间有其任务界限，政策执行者是非政治性之技术官僚，政策执行的性质是中立、客观、理性与科学的。也就是说，政策执行的关键在于基层的企业，企业的执行能力与行为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这也是落实政策的关键步骤。另一方面，政策执行是行动者的复杂互动结果，高科技企业不仅仅接受上级指挥命令，而是具有裁量权，政策执行是决策者与执行者互动的过程与产出，决策者与执行者透过妥协、议价、协商或结盟的活动达成共识，故彼此互惠远比上下指挥更为重要。
企业的经济责任被视为是企业传统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对企业股东的责任。大致而言，企业经济责任所指的是“追求组织最大利润”，这是企业经济责任的首要目标，企业得利，其股份持有者、公司员工等也会因此而受惠。“利润先行”的主导原则让企业在全面深入的渗透市场进行发展的时候，难免会有所牺牲。除此之外，企业还背负法定、道德等责任。
最后，政府和企业都必须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对政府来说，政府并非“非营利组织”，政府是运行管理国家的重要媒介与工具，除了可获得有形的实质经济赞助之外，还可以从中学习企业部门的经营精神与技术，更希望能够透过彼此合作互动的机会，让企业部门感受到政府内在的使命与理想，进而愿意负起社会责任，为社会整体贡献出更大的力量。同时，政府是高科技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提供者，这对企业而言，过去企业部门参与公益活动只是纯粹扮演金钱或物资的赞助角色，对于公益活动的实质内容鲜少深入关切或参与讨论。受到外在环境改变，以及企业理念也以经济利益为前提，逐渐转变为必须担负起社会责任，以自身的力量或透过和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的合作，积极主动的参与公益活动。
一方面，对企业来说，除了为获得实质的经济支援之外，无形的技术与人力之辅助，也是一项额外的附加价值。更深层次地来说，高科技企业期待能够透过与企业部门的合作，将其理念宣导给企业部门与社会大众知悉，让企业部门愿意负起社会责任。这是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动机。另一方面，企业部门在运作的过程中所消耗的有形与无形资本，以及其所获得的利润，并非单单只是来自企业部门营运的结果，也包括来自于社会大众及企业部门所处的环境文化、社会政治等因素的互动。因此，企业部门的发展与整体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企业必须承担整体环境下所负载的社会责任。
未来高科技产业究竟路在何方？
一、完善顾客管理体系。顾客关系管理日益备受重视，顾客关系管理是一种 13 管理顾客的方法，指企业透过有意义的沟通来瞭解和影响顾客之行为，以达到增加新顾客，防止旧有顾客流失、提高顾客忠诚度和提高顾客获利的一种手段，是一组技术；也是一种反复将顾客资讯转换为正面顾客关系的过程。顾客关系管理的本质是一 种企业策略的执行。目标则是为顾客创造长期价值，同时达到企业利润极大化。透过积极使用资讯，将顾客资讯转化为顾客关系管理的互 动过程。顾客关系管理是从建构顾客知识开始，让银行建立长期的与资源管理的顾客关系和顾客互动。顾客关系管理的定义是透过资讯科技，将行销、客户服务等加以蝥合，提供顾客量身订製的服务，并增加顾客满意度与忠诚度，用以提升顾客 服务品质，达成增加企业经营效益的目的。企业能够经营成功均有一个充分且必要的条件，不是产品而是顾客。随著时代的演进，企业与顾客互相沟通、信任、互动、相互定位；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有效的顾客关系管理，才能够增进企业的投资报酬率。
二、提高顾客忠诚度。顾客忠诚度就是是顾客对于事后服务满意之后的一种行为表现，当顾客对某一产品产生忠诚度时，即顾客信任该企业，甚至愿意承诺继续与该企业往来，重复地购买科技商品外并且免费银行正面做宣传，也会推荐该产品给其他顾客，为企业带来更多新客源。当顾客对某一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产生感情、依赖与认可，形成偏爱并坚持长期重复购买该企业产品或服务时，会对该企业产品或服务表现出在思想和情感上的一种高度信任与忠诚的程度，是顾客对企业产品或服务在根期竞争中所表现出的优势评价。通过提升售后服务与服务品质来满足顾客的需要，维持顾客与企业之间的网络，最重要是要让顾客对企业产生满意度、忠诚度，这也是高科技企业经营策略上一大课题。
三、确保售后服务。事实上良好的售后服务、服务品质与企业品牌形象表示业者给予顾客的保证与保障，顾客才能够安心放心有信心产生冉次回瞋意愿，更会快乐地向他人推荐与之往来。相对而言，如果劣质的售后服务、服务品质与负面企业品牌形象，顾客将会产生愤怒、悲伤、担忧与害怕，随之拒绝往来，更甚至于大肆负面宣传，导致其他金融商品投资人资金抽离，公司灾难可能因此而发生，在秉持“稳徤、前瞻、专业、热忱”的品质政策才能真正服务社会大众与永续经营。这是也正是未来所有高科技企业该努力的方向。
第三节 高科技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原因解剖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企关系矛盾背后隐藏的利益的追求的异化，那么，政府和企业到底该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呢？笔者以为，在企业部门的“营利”目标与政府之间的“非营利”目标之间，企业所扮演的角色是在提升资源应用的效率，创造更高的运作效益，并让自身能够在需要的时机被主动发掘，并自身应致力于提升为被企业投资的对象。因此，两者间若能在社会责任与企业营利的矛盾中找出平衡点，且在企业利益和公益维护的折中过程中做出最有效的运用，对企业而言，应能共创双赢的局面。政府也可以透过建立彼此的伙伴关系而获得进入市场的管道，同样地企业也可借由与政府的合作，达到提升企业形象，促进组织成员反思的目的。所以，双方还可以通过相互学习获得彼此的知识和技能，应用对方的技术、对问题的分析或管理风格等而期待建立良好的、共生的互动关系。为了建立这种关系，本文也提出了如下策略，仅供参考：
第五章 建议
进入大数据时代，受益的不仅是高科技企业，政府也是受益者，政府监管部门的覆盖规模与精确定位能够同步实现，这让监管更有底气。其实，在法治社会中，企业与政府不是敌对关系，也不是传统的婆媳关系，而是合作伙伴关系。合作价值就在于法治秩序决定企业的市场生存环境。江湖式企业经营与随意性的治理监管都是非健康的市场成长模式，在权力制约的角度，市场与政府的边界严格划分；但是从职能服务的角度，政府与企业是亲密的合作伙伴。而为了更进一步优化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现就对其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高科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一）政府管理下的公共利益需要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政府公共管理本质是行公共之政，而公共最早在希腊有二个意思，其一是个人能超出自身利益去理解并考虑他人的利益，也就是一个人能同时考量公共精神和意识到参加公共事务的表现。其二是指人与人之间在工作和互动中能互相照应和关的一种状态，由此二者都可以看出其意境都是在群体生活的背景，有群体生活就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而这裡的公共也就是社会的一种，二者是一致的，而公共利益是指众人所享有的，也涉及了国家利益与广大社会公众福址的利益，它并非简单的集体利益，而公共利益成为政府公共管下的出发点和目标。
而企业社会责任所说的其实是公共利益，社会是一个企业作为依赖和发展的 15 主体之一，理所当然企业也需要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努力。而企业除了为社会也必须为政府管理的框架下，承担应当的社会责任，其主要也有二大原因，其一为企业需要社会提供源源不绝的养份，离开社会，企业将不存在。另一方是政府的权力渐渐转移至企业、机构、团体的手中，有政府公共领域私人化的趋势。总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公共利益价值导向下公部门管理的需要，也是企业想要永续发展下必然的趋势。
（二）政府管理实现治理理念需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西方国家对于治理理念的兴起，提出了一套理念与制度架构，其认为管理是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下公共事务诸多的总和，是一种衝突与调合持续的过程，也有特定的权力与执行力使人们服从，然而有效的管理必须建立在国家和市场的基础上，它也是对国家和市场手段的补充，但他不可能是绝对的，也没法替市场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良好的管理模式，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是一种由上而下的管理、参与，而以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它的本质其实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也是二者的最佳状态，也可以说，良好的管理也是是国家向社会回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社会的主要公民之一，必须提倡公共精神和责任的意识，积极承担相对应的社会责任，这是政府对公共管理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作为社会公民的当然责任，只有所有企业都能够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我们的社会才可能出现稳定、和谐、良好的局面。
（三）政府公共管理结果的责任需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政府公共管理的根本特徵是在于它的公共性，对公民负责是最根本的义务关系。西方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力图建麽一种责任机制，而这种责任机制要求的其实是实现顾客满意，即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满意，另一种管理主义责机制是在该模式中加入了对公众的直接责任，前者其实和企业私人产品的主要提供者相关，后者则和政府公共管理相关。许多公共产品的顾客满意度也和各企业直接相关，例如：空气质量问题。从上述也可看出政府公共管理下所追求的顾客满意目标，如果少了企业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在这裡才会说明为什麽政府公共管理的结果也需要企业一起来承担，从这裡企业不只是在法律或出自内心自觉来实现，更重要的是企业如果有其行动，如慈善捐款，那也会产生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不仅能缓和其矛盾还能够使得民众对政府公共管理下的信任，实现社会和 16 谐。
二、企业社会责任下的落实政府公共管理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共性要求政府公共管理的介入
企业社会责任指企业与社会互动中应当承担的义务以及为不良行为承担结果，任何企业的互动对象总是有限的，供应商、销售商、广告商、管理咨询者、学者、顾客、潜在的顾客、社区、潜在的员工以及能够了解到企业的社会大众都会有一定的界线，以上几种我们称之为利益相关者，这些能和企业直接互动的对象实际上就像是构成整个社会的公众之一部分，而这些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公共利益。而企业的外部行为能直接对公共利益造成影响，而企业内部行为则能间接地对公共利益造术影响，前者就好比是企业的排污行为，后者就像是企业对员工的管理行为，企业就像是社会的主体一般，它的行为总是和公共利益直接或间接的相关，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麽政府要介入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
（二）企业追求利润的本性要求政府加强立法与监管
传统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如果有效率的使用资源并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且以消费者能够接受的价格去消费产品，企业就实践了企业社会责任。故为了推动企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政府公共管理必须加强相关的立法制度，另一方面，要有一个稳定、效率的企业社会责任约束制度，除了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制化外，也应加强政府的执行力，甘此才让企业意识出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取向需要政府公共管理的激励制度 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动机很多，但真正能够吸引并业承担社会责任，吸引他们更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办法，其实是建立一套良好的市场机制，让企业可以赚更多的钱，企业使用资本来产出最大的价值，有一隻看不见的手其实是引导他们去促进另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原本想追求的价值，也由于非完全竞争市场下的企业因为讯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使得企业单方面想达到利润最大的情况下反而会为公共利益带来伤害，这也是执行企业社会责任下的问题之一，而想要化解此一情况达到双赢的情况，只能依赖政府在公共利益上的激励制度。然而在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我们也必须尊重企业追求自身利，这一点也是为什么政府能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政府与企业二者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政府应在何种意境扮演什么角色来辅助、规范、协调企业，而企业又应在什么什么条件下回应政府。双方都必须要拥有共同的努力，才能实践出真正的结果。“平等对待、共同奋斗”是政企关系的深层次润滑剂，也是长远深度发展的要诀，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似乎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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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地产商、银行、政府之间的关系
首先声明一点，本人不是什么研究中国房地产事业的“专家”，也不具备那些被房地产开发商包养的“二奶学者”的硕博头衔，平头百姓，仅此而已。文中如有不妥之言，不当之处，还望大家海涵、赐教、指正。
提起中国的房子，就不能不让人想到本文标题中的三种利益实体。政府呢？按照宪法上的说法，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儿的。银行嘛！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为各种客户提供优质金融服务的地方。而开发商是干什么的呢？我不用说大家也都明白，借用时寒冰先生的话说，就是一群唱着“走进新时代”、“空手套白狼”的人。
政府执政有清廉与腐败之分，银行服务有优质低劣之分，那房地产开发商们又能怎么分呢？一位房地产领域的民意学者沈晓杰先生对此曾有过一段颇为精辟的评语：“如果要让一般的老百姓来评价开发商，人们最可能选择的形容词会是什么呢？……人民群众对此是早有归纳和”定论“：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黑“；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暴利“；用三个字归纳，那就是”掠夺者“；用四个字总结，那就是”人民公敌“。说得多好啊！”针针见血、箭箭中靶、枪枪十环“。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没错！历来如此。
在没实行住房改革前，我们国家搞的是福利分房政策。就像小时候玩儿的游戏――排排座，分果果。自上而下，论资排辈，有点儿封建时代”论功行赏“的味道。虽然僧多粥少，房少人多，论得年头久了，兴许也能在退休前赶上个分房几班车。尽管是每月交租金的房子，好歹也能住人。那时盖的房子有的也挺结实、漂亮的，而且是在没有什么”开发商“的条件下，由建筑公司的工人们盖成的。说到这点，建筑界的老人应该最有发言权。如后来成了国家领导人的李瑞环――李三辈儿同志，就是其中较为杰出的一位建筑工人代表。他的事迹后来好像还被拍成了一个叫《青年鲁班》的电影，由此诞生了咱们建筑队伍中”鲁班奖“的光荣称号。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先说说中国自打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不少新鲜事物和变化。大的有国家基本国策，如经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三农、外交什么的；小的有老百姓身边的一些事儿，事儿虽小但天天得打交道，看得见、摸的着。像乘个公交，买个油盐儿，逛个公园儿之类的。人一生中离不开衣食住行，其中这个”住“尤为重要，要不怎么说”安居乐业“呢！尤其是在咱们中国更加特别的重要，何以见得？且容我一一道来。
先说农民，解放前的苦日子是没说的了，不提也罢。解放后的日子是好了一些，但罪也没少受。甚至有些地方的农民，过得日子还不如从前。闹个天灾、水灾的咱也认了，可没完没了的人灾，乃至造成的饥荒遍野、饿殍满村谁也难以忍受。所以才有了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否则中国现在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模样。尽管如此，农民的处境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变得”芝麻开花节节高“。无怪乎当年面对中国农业的现状，有识之士喊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心声，导致了中央和政府陆续出台了新”三农“政策。尽管如此，我们的农民兄弟们还是面向黄土背朝天地辛勤耕耘着、劳作着。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有几间属于自己的住房，那是他们除了土地之外唯一赖以生存、生活的空间了。如果有一天，农民连这点儿空间也保不住的话，那中国今天的局面可就不是一句”稳定压倒一切“的话所能稳定的了的了。保不齐再来个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
农民再穷还有自己的几间房子住，可城里人呢？房改前分上了房子的人自然算是”抄上了一把“，尤其是地段好、房子新、面积大的人。买房时的价格自然也便宜、公道。可还有众多也干了不少年，只不过不是什么官儿，什么长且一直没分上房子的人呢？他(她)们怎么办呢？没办法！只能自掏腰包去买”商品房“喽。你让我买也可以，谁让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啊！但你得让我买的起呀！即便是买不起，你政府是不是也应该提供给我们百姓租的起的房子啊！也就是这些年吵吵嚷嚷叫得山响的”廉租房“之类的房子。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敢说让老百姓都睡到马路上去，怎么就能允许一些开发商喊出”不给穷人盖房“的混帐话来呢？开发商说不给盖就不给盖吧，咱自己想法儿盖不就得了。不成！政府说在城里只能允许开发商来盖房子，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嘿！咱老百姓让人民政府弄的还真没辙了。
有时想想，咱们中国的社会主义确实是真有”特色“，连代表着普通公民基本人权――居住权的房子都能整出那么多花样来。早些年的房子叫”福利房“，改革时被称为”房改房“，等有房的人都掏钱买下了之后，房子就变成了”商品房“。其中又分成了不同的档次、类别、称号，如”自建房“、”合资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两限房“、”商住房“、”高档公寓“、”别墅“等等。就像一杯色彩斑斓的鸡尾酒，五光十色、目不暇接。
顾名思义，”商品房“就是众多商品中的一种”大型商品“。但又跟冰箱、彩电不同，它基本上无法扛在身上背着走。更重要的是它的特殊性，用一位地方政府官员的话讲：”不能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得，现在咱们总算开始说到政府在住房问题上的作用了。我之所以用”三角恋爱“这个词来形容政府、银行、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关系，是在是因为它们三者间的利益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密不可分地纠结在了一起。真可谓是”剪不断，理还乱“。
盖房子先要有块儿地，依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土地均为国有。可国家是打哪儿来的呢？不是打人民那儿来得吗？所以”国有土地“的正确含义应该是全民所有。每一个中国的公民，都享有依法合理使用、开发土地的权利。如农民除了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还可以在分给自己的宅基地上盖房子。只要地儿够大，愿意盖几间就盖几间，还真没开发商什么事儿。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农民兄弟姐妹们，其余广大劳动人民恰恰在这个最关键的土地问题上被剥夺了发言权。因为我们许多地方政府的一些”有所作为“，早已变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垄断“行为。用时寒冰先生的话说：垄断是当前我国房地产行业畸形发展的根源。政府掌握着土地，但只认可房地产企业开发这一种模式，只向房地产开发企业转让土地，禁止居民、企业采取其他方式开发房屋或者自建房屋。结果呢？政府对土地的垄断，经开发商之手又捣腾成了对房地产市场的垄断，进而导致了房地产开发商通过操纵市场，抬高房价，最终形成了对商品房价格的直接控制。既然形成了垄断，自然就没有了正常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的原则，也就失去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商品消费者应享有的正当权利。随之而来的就是那些被老百姓痛斥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囤积居奇、哄抬房价、开发商偷逃税款、牟取暴利等等一系列不当不法行为。
时寒冰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地方政府在向开发商让渡土地和融资权的同时，也得到了相对应的回报“。这种回报就是他们每年的预算外收入。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公布的研究报告：仅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在2004年就达到了6150亿元。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土地出让金已占到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难怪在推动房价上涨这一问题上，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共穿一条裤子，因为他们有着完全一致的利益共同点。许多原本靠纳税人供养、最应维护公众利益的政府官员，反而沦落成那伙奸商的帮凶和保护伞。由此还造就了不少贪官污吏，如上海的陈良宇、青岛的杜世成之类的”父母官“。如果说，你政府挣了那么多的钱，把这些钱用在正道上也行。比如，给真正需要买房或是极需改善住房的老百姓办点儿实事儿，多盖些质量不打折扣的廉租房、经适房，反正就是给穷人，包括城镇中低收入人群盖的房子。至少要让这些真正需要房子的老百姓们心中有个念想，即使是买不起还可以租得起。
昨天看到一则新闻说，西安市政府日前出台《关于恢复房地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本市市民在购买商品住房时，按购房款总额，分1.5%、1%、0.5%三个等级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同时还降低了居民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门槛，具体施行日期从2008年9月4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止。这让人多少看到了点儿”以民为本“的希望，也让人感到我们的政府终于敢于承担起减少社会不公、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了。不过我还是有些疑问：光给老百姓补贴点儿钱就能真正解决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吗？西安市政府到底是怎么看待开发商用不当手段牟取的”房产暴利“呢？如果不把开发商攫取暴利的根源彻底铲除的话，你区区一个地方政府又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上走出多远呢？你的那点儿所谓”补贴“，还不都是从国民的口袋里掏出来的钱吗？在如今房价高启的时期，即使说是”政府的财政补贴“补给了买房的老百姓，最后还不是又都进了黑心开发商的腰包，它们现在没准又在一边儿偷着乐呢！今天央视二套的《马斌读报》说了，不少人就此事也发表了看法，认为要”警惕地方政府假借民生来为房地产“托市”，“用纳税人的钱来为开发商进行”补贴“。善良的人们啊，你们一定要睁大双眼，捂紧钱包，提高革命警惕啊！
接下来咱们该说说”人人喊打“的开发商了。前面已经说过开发商就是一群”空手套白狼“的人，何以言之？让我们听听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先生是怎么说的吧：”现今的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土地、资金、房屋建设活动、成品房屋等为倒卖对象的，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倒卖商、皮包商和中间商，是一种没有任何社会价值的企业模式。“而事实正是如此。
根据汉语的定义，房地产开发是一种具体的生产活动，世界其他国家对房地产开发商的定位均与此相符。如美国所谓的开发商，是集规划、建筑等多功能为一体的企业。如果住房有什么问题，他们会永远为你负责。而我们国家呢？恰恰相反，绝大部分开发商只是在进行着商业利益上的投机活动。看生产流程，房地产项目的规划设计由设计单位负责，工程建设由施工企业完成；论资金来源，许多开发商的自有资金寥寥无几，主要通过让建筑企业垫资、预售房款、假按揭等方式，”空手套白狼“获取资金。有人说，我国开发商自有资金所占比例之少真乃世界罕见，此话当不为过。这里面自然少不了银行对开发商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呆会儿还要提到。由此可知，正因为开发商把整个建房生产过程中的所有风险，都转嫁给了建筑企业、购房者和银行，而它们自己由于投入的资金非常少，因此所承担的风险也是最小的。故而可以用最好的心态，通过各种方式去哄抬房价，追逐暴利。而一旦有个风吹草动，随时可携带榨取的民众血汗钱逃之夭夭。这就是横亘在建筑企业和民众之间的一个不伦不类、完全多余的所谓开发商的真实面目，它们就好比是一群吸附在”房产暴利“上贪婪无耻的寄生虫。依照时寒冰先生的分析，取消开发商，即使在现地价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房价也能下降近半。因为房地产领域中，90%的利润都被开发商掠夺走了。这也是它们迄今为止，都不敢公开自己的房价成本到底是多少的最主要原因。据专家测算，仅2004年一年的时间里，开发商除了获取比社会平均回报率还高的1000亿元的正常的利润以外，当年从中国从数百万户买房者的手中攫取的暴利，就高达4000亿元。前些时候，广州市广钢集团的自建房，均价才2050元/平方米。而广州市今年2月份一手房签约的平均价格是多少呢？8134元／平方米。同样是盖房子，不同的是让谁来盖？正是这点让开发商们暴利的尾巴露了出来，事实真相难道还不清楚吗？
既然如此，为什么开发商还能在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张牙舞爪、耀武扬威？道理很简单，单一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和供应渠道，成了这伙”空手套白狼“的人攫取暴利最有效、最可靠的保障。而我们政府部门制定的相关政策，则是开发商大发不义之财的利器和靠山。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不知道建设部的那些老的、新的、大的、小的官员们中，有多少人没有房子住？从你们制定的所谓房地产开发恶政来看，多半早就不为房子发愁了。开发商不拍谁的马屁，也得拍你们的马屁呀！因为你们才是它们一小撮人的”衣食父母“，是你们给了它们最暴利的赚钱机会。是你们对百姓的疾苦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才使得中国住房市场走到了今天这种”民怨沸腾“、”怨声载道“的地步。好在这阵子中央政府也坐不住了，终于也说要对高房价调控调控了。不知能否达到老百姓的心愿，让我们拭目以待，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说完了开发商再来谈谈银行，它们在房地产开发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作用不可谓不重要。金融也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命脉的大问题。而在涉及到中国房地产开发方面，银行也绝对是”功不可没“。通过这些年房地产市场发展中被揭露的”案件“、”暗葙操作“等事实来看，银行无法否认自己也起到了助长房价不断升高的”助推器“作用。说句不客气的话，就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银行的钱是哪儿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吧？别扯什么大道理，也别摆什么”金融家“的大头照。简而言之，银行里的钱大部分都是老百姓的钱，或者说属于老百姓的钱。当然还包括那些各个政府部们的钱，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钱以及以国家名义存的钱。尽管有的人家钱并不是很多，但还是把它存进了银行，总觉得放在国家的银行心里踏实。殊不知，现在许多银行跟我们头脑中过去的银行印象早已是南辕北辙了。
银行里钱的来路整明白了，咱再聊聊银行的服务功能。一是要支援国家各项经济、国防建设，二来更应该体现出人民银行为人民的服务宗旨。您说是吧？就说现在各家大大小小的银行都逐步走向商业化了，股份制了，上市了，可你还是生存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吧？你还是离不开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吧？你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业银行吧？你怎么就离老百姓越来越远了，甚至有的银行业务基本不对个人，即钱不多的普通民众了。还美其名曰什么”个性化服务“、”和世界金融潮流接轨“，鬼你个头啊？银行的服务水平大家也都有目共睹，今儿就不多说了。就说说开发商们是如何利用银行的投融资渠道来攫取老百姓兜里那辛辛苦苦攒下的血汗钱吧！
开发商本就是个中国最大的、以倒卖房子为主业的皮包商，皮包里从来就不会有很多自己的钱。当然，它们从老百姓手中掠夺的钱早已悄悄揣进了自己的钱包、钱柜。但没钱没关系，有地方政府给咱撑腰，卖给咱地。你别人想买还不卖给你呢！有了地就好办了，先放在手里捂着，一捂就是好几年，等着地价升值。要不去年怎么有些城市每平米的地价都超过了每平米的房价，创出了”面粉比面包还贵“的中国房地产奇迹。不仅如此，它们还告诉老百姓：中国能盖房子的地儿可越来越少了，再不买房子(其实就是一块空地)以后可就买不着了！一位叫孟晓苏的”二奶“专家也帮着忽悠说：请问13亿人的需求你抑制得住吗？笑话！13亿人的需求？我倒想问问这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你所说的13亿人中有多少人住在城镇？又有多少人住在广阔的农村？住在城镇的人有多少已经买了房子？又有多少人家拥有不只一套、甚至几套的房子？而13亿人中又有多少真正没有房子住的人？那些刚出生的婴儿、呀呀学语的幼儿、一打一蹦高的小豆包们、初、高中的学生们也都迫切地需要买房子吗？我不敢说你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我只能认定你的良心一定被开发商们”买断了“。这也印证了一位阿朦先生的预言：一旦染上铜臭的味道，学者冠冕堂皇的声音背后也掩藏着阴谋的谎言。
开发商的本事不仅仅是会”捂地“，它们把捂热乎的地拿到银行还能贷来大笔的”开发贷款“。同时又通过”商品房预售制度“把赚的钱提前收进自己的腰包，然后从银行的”按揭“中，又能赚到一笔”额外“的利润。而这个赚钱的前提是一没有什么风险，二是不用开发商自己掏什么钱。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4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提供的数据：2004年房地产开发资金共筹措17168.8亿元，其中第一大资金来源为”定金和预收款“，占房地产开发投资资金来源的43.1%(”定金和预收款“中有30%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第二大资金来源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自筹资金，占全部资金来源的30.3%(在这30%的企业自筹资金中，又有大约70%来自银行贷款！)；第三大资金来源还是银行贷款，占资金来源的18.4%。而到了2006年，房地产开发资金中使用银行贷款的比重仍然在55%以上。
你说在中国，还有哪个行业的企业有这么大的”福分“？能受到银行的如此”青睐“？或说是”一见钟情“。这钱也太好挣了，要不中国富豪排行榜上怎么净是房地产开发商的名字。据”2006胡润百富榜“上的富豪排列名次，登上前十名”中国首富“的，竟有6人全是靠房地产而一举暴富的。没有暴利，它们哪儿来的上亿身价？没有暴利，它们如何能拿每年上千万的”高薪“？从表面上看，银行贷给购房者的钱，是帮助他们圆了自己的住房梦。而实际上，是帮了开发商从老百姓的兜里榨取更多的黑心钱。尽管这样，我们的银行行长，如建行副行长范一飞同志还是大言不惭地说：”房地产贷款是质量优良的贷款品种，无论是收益水平还是增长水平，这个产品的空间还是很大。我想替房地产贷款叫一下委屈。实际上，房地产贷款是我们银行业盈利水平非常高的一个业务，同时也是我们盈利保持比较高增长的重要因素。“ 话可以这样说，但范行长别忘了建行曾经的”辉煌业绩“：据国家审计署公布2002年审计报告，公开披露了广州市建行虚假楼宇按揭事件，涉及骗取贷款3793万元，其中3270万元无法追回。在这些虚假按揭行为中，房地产商同时充当起卖方和买方两个角色，每月从自己的账户上划转偿贷，而名义上的买主大多不过是廉价出租自己身份证件的建筑民工。而中国银行当年被骗6.45亿元按揭贷款的大案，不知今天是否早已成了过眼云烟？可以说，伴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所谓的”繁荣昌盛“，这种”假按揭“也一直在发展着，存在着。如果房价处于不断地上涨的态势，有多少人会去主动揭发它、捅破他。可一旦房价的泡沫破碎，高高在上的房价回归它应有的价位时呢？我们的银行家们还笑得出来吗？还能继续高唱”房地产贷款是质量优良的贷款“的赞歌吗？前不久深圳发生的”断供第一案“，不又是源于银行与开发商合谋制造的”假按揭“吗？在这起案件中，银行控告业主违约断供，业主反告银行违规放贷、开发商欺骗，反正是你咬我我咬你，相互一身骚，谁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银行再怎么告，你自己应负的责任是无论如何推卸不了的。正如三年前工人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在一个缺少基本游戏规则和商业道德的房地产市场上，即便爆出天大的丑闻都不算是意外。
有专家分析说，迄今为止银行贷款仍然是我国房地产公司最为看重和依赖的融资途径，而在现实的房地产融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用假证抵押，重复抵押，债权落空，超值抵押房地产，贷款赔付受损等诸多房地产贷款风险，但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银行自身的信用体系不健全所造成的。该专家还说，尽管从商业银行自身的贷款情况来看，房地产仍为商业银行的优质资产，但相对单一的融资渠道以及巨大的财务杠杆作用，当房地产信贷链条的某一环节出现问题时，必然引发巨大的金融风险。这个”某一环节出现问题“指的是什么呢？说穿了，就是”房价下跌幅度过大引发金融风险“。如何解决”相对单一的融资渠道“的问题，专家还给开发商融资另外指了条道――海外上市。但要想在海外上市，有三个关键问题必须回答：一是土地储备；二是盈利能力；三是最为重要的信用等级。前两个问题不是问题，开发商早就轻松解决了。但第三个问题就比较难办了，因为专家说：目前地产商面临着严重的诚信危机，没有信用的公司将很难获得在海外上市的机会。这可真是说到开发商的痛处了，有几个开发商不是”奸商“啊？
据有关报道说，由于国内目前房价涨不上去且呈现回落之势，银行也越来越对自己所谓的”优质房贷“担心了。8月20日，某股份制银行杭州分行负责个人房贷审查的人士直言，由于担忧房价下行诱发借款人风险，其近来感到压力很大。但如果来个10%或20%的跌幅，银行房贷不良率肯定上升。”这不，由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房贷总量占比较高，8月中旬，银监会向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北京、深圳、宁波等七省市银监局发出《关于开展重点地区房地产贷款压力测试的通知》。其目的就在于进一步掌握房地产行业波动对银行潜在风险的影响。而在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眼中，如果房价出现下行，势必引发一系列的金融风险，其中包括借款人“断供”、购房者负资产、开发商资金链断裂、相关行业调整、以房产作为抵押的贷款风险等。可话说回来，当初在房价已经涨的那么高，远远超出广大民众所能承受的支付能力时，你们银行干什么来着？你们那时的防风险意识跑到哪儿去了？你们看到房价要跌下来了，涨不上去了就着急发慌了。难怪开发商大佬任志强说出“要死也是银行先死”的狂言。
够了，关于银行的话题真的不想多说了，那些专家、学者们比咱们可有的是时间、理论和听众。其实许多年以前，为数不多的、真正关注民生的有识之士就向政府提出了针对我国住房市场如何健康、有序发展的真知灼见。遗憾的是，我们的中央政府、政府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们对此似乎没有太多的兴趣。他们关心的是每年如何保持GDP的快速增长和所谓的“党绩、政绩”，它们更关心的则是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到底能戴多久？这让人想起了沈晓杰先生说过的一段话：“公民的住房问题，在生产力比较发达的年代，早已不是什么经济问题、市场问题，说到底是它是一个政治问题。今天，公民住房的水平则更多的反映出执政者的一种”政治价值取向“。中国人的”居者有其屋“的住房观念没有错。但是，中国人”居者有其屋“的基本的民生诉求和传统，却毁在这一代没有任何社会责任的开发商和胡乱作为的政府相关官员的手里。这是民生的不幸，也是”以民为本“的国家和政府的不幸。综观上述事实，让我们一步步看清了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政府、银行、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三角恋爱是如何谈成的。这是一种建立在”特殊利益“上的”恋爱关系“，其核心内容就是一个字”钱“。地方政府为了钱，可以置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于不顾，和开发商一起炒卖地价，并允许和默认开发商对全民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垄断。而始于政府住房主管部门所搞的开发商模式，又造成这个特殊利益集团疯狂洗劫社会财富、加速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和制造中国最大的社会不公的基本事实。开发商为了钱，用尽了浑身解数对官员们行贿送礼、大搞权钱交易等不法勾当；银行为了钱，不惜弄虚作假，违反商业规则和诚信，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种种方便和”假资料“、”假按揭“，到头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记得文革初期，北京市面上流传着一段顺口溜：一棵藤上三个瓜，邓拓、吴晗、廖沫沙。指的是当时被打倒的三位市委领导。当然这是受了蒙蔽、不明真相的人编排出来的，后来也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可时隔多年，我看到中国大地上又出了新景象：一棵藤上三个瓜，政府、银行、开发商。不过这回这仨瓜可不是一般的瓜，厉害去了！说它厉害，是指它们都直接关乎国家的民生大计，都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这瓜是甜瓜，咱们吃了日子越过越好倒也没得说，如果这瓜上粘有危及老百姓生活的毒素的话，你说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把这瓜摘下来泡在消毒水里好好洗洗干净，如果瓜上有了不好的地方，是不是也得用刀子把它剜掉，彻底挖干净才行。就像时寒冰、沈晓杰等先生说过的那样：
一、首先要改变地方政府过多从房地产领域获取利润的做法，必须也应该对自己从地价中获取过多收益的现状进行修正。降低土地出让价格，确保住房中所包含的公共产品特性逐渐回归，把住房作为一项民生问题而不是作为一项财源来为自己牟利。同时，鉴于土地的全民所有特性，在土地收益的分配中必须保证广大民众的权益。
二、顺应民意和时代的需求，改变从前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相背的住房政策和房地产市场，打破旧体制，重新构架一个让人民满意、可为居民实现住房小康的新的住房政策和新的房地产市场。允许多种形式的房屋建设模式，自建房、合作建房及建筑商建房都可以，只要盖出的房子是在国家相关法律、制度的规范下建造的，是老百姓需要的，而且是买的起和租的起的房子。至于那些所谓的房地产开发商，能取消最好。实在不行的话，就让它回归作为皮包商的本色，让它在利润分配中获取它作为皮包商应得的那部分服务费好了。当然，这么些年来它们榨取广大民众的血汗钱，必须让它们吐出来！否则不足以平民愤、警世人。吐出来的钱嘛！自然要补贴给最需要住房的老百姓身上。
三、借鉴国外惠民、利民的售房策略，彻底取消万恶的商品房预售制度，改期房销售为现房销售。另外，在售房信息披露上做到透明、公开、公平、公正。这样，也能杜绝过去开发商制造囤积居奇的恶习出现。
四、对房地产市场中的官商勾结行为，要坚决打击，毫不手软。主要是从制度上、从法律层面上予以最严厉的约束和制裁。
我们能看到这一天吗？我们能等到这一天吗？
第四篇：中央银行研究货币政策范文
中央银行学论文报告
题目名称：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研究
院系名称：经济学院金融系
班级： 学号：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研究
一、货币政策工具的内容
（一）一般性政策工具
1.存款准备金政策
各国关于金融的法规中都有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将吸纳的存款中的一部分存入中央银行这部分资金与存款总额的比率就是存款准备金率央行只要提高准备金率流通中的货币就会减少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供应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最强有力的工具就属存款准备金政策今年的股市从4500~5500的疯狂到近期的4900~5100的回落都可以见到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威力从一个国家来看各个商业银行银行吸收的存款数额庞大总额都是以万亿计在这样的基数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1个百分点就会引起法定存款准备金成百上千亿的变动通过这个工具中央银行就能将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进行最直接的控制中央银行，只要小幅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就会对全社会货币流量造成巨大的影响。
2.公开市场操作
它指的是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有价证券（如国债）的活动央行在市场购买的有价证券就会向卖出者支付货币这样就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量运用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等作为交易品种主要包括回购交易、现券交易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调剂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需求公开市场操作最早出现在美国自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后它已经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重要工具我国公开市场操作的形式分为人民币操作和外汇操作因为公开市场操作对经济的震动较小所以对于中央银行来说公开市场操作是最方便灵活、得心应手的工具通过与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来控制市场上的货币流通
3.再贴现政策
贴现是票据持票人在票据到票据到期之前为获取现款而向银行贴付一定利息的票据转让。贴现是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将贴现所获得的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作的票据转让贴现是商业银行向企业提供资金的一种方式。再贴现是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资金的一种方式。两者都是以转让有效票据——银行承兑汇票为前提的，它不仅影响商业银行筹资成本，限制商业银行的信用，控制货币供应总量。而且可以按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有选择地对不同种类的票据进行融资促进结构调整央行调整。再贴现率相当于调整商业银行的贷款成本对其信用扩张积极性进行影响，那么货币供应量也就同时受影响进行调整。再贴现工具的力度比较温和不会猛烈冲击市场经济行为，同时它也有不足之处，毕竟现在商业银行有众多的融资渠道，不一定非得向中央银行求助。
（二）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1、利率政策
存款准备金利率指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交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支付的利率；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指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交存的准备金中超过法定存款准备金水平的部分支付的利率；调整金融机构法定存贷款利率；制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制定相关政策对各类利率结构和档次进行调整等。
央行根据货币政策实施的需要适时的运用利率工具对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进行调整进而影响社会资金供求状况利率水平也不完全由中央银行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上资金供给和需求状况决定了合理的利率水平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正逐步推进作为过渡措施央行目前对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对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商业银行可以在此情况下自主决定利率水平当央行调整基准利率时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也会随之调整老百姓就能切身感受到利率的变化了2007年初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多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利率政策的累积效应逐步显现”居民储蓄问卷调查显示居民储蓄意愿下降已明显放缓在当前的物价和利率水平下认为“更多储蓄”最合算的居民比第一、二、三季度降幅分别为5.6、4.0和0.9个百分点幅度明显减小第三季度储蓄存款余额下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特别是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加强了对利率工具的运用利率调整逐年频繁利率调控方式更为灵活控制机制日趋完善随着我国的利率正在逐步向市场化迈进作为货币政策重要手段之一的利率政策将逐步从对利率的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化利率作为重要的经济杠杆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2.汇率政策
汇率政策是国家政府通过金融法令的颁布、政策的规定或措施的推行把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比价确定或控制在适度的水平而采取的政策手段现在我国的汇率改革正在朝着汇率市场化的方向发展政府为什么要干预汇率呢这是因为汇率政策的目的是保证国际收支平衡在物价稳定情况下的经济增长和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2007年5月21日中央银行将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日波动区间上限扩大至0.5%这对于我国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将对促进和稳定经济发展起到重大的影响。
3.央行的其他货币政策工具
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在这种环境下经济、金融形势往往容易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因此央行也会审时度势采取灵活、有效、形式多样的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确保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这些货币政策包括现金收支计划特别存款账户窗口指导以及货币发行等。
二、货币工具在我国货币政策调节市场中的运用
（一）公开市场业务
中国公开市场操作包括人民币操作和外汇操作两部分。外汇公开市场操作1994年3月启动，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1998年5月26日恢复交易，规模逐步扩大。1999年以来，公开市场操作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重要工具，对于调控货币供应量、调节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走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目前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共包括40家商业银行。这些交易商可以运用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等作为交易工具与中国人民银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从交易品种看，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债券交易主要包括回购交易、现券交易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其中回购交易分为正回购和逆回购两种，正回购为中国人民银行向一级交易商卖出有价证券，并约定在未来特定日期买回有价证券的交易行为，正回购为央行从市场收回流动性的操作，正回购到期则为央行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操作；逆回购为中国人民银行向一级交易商购买有价证券，并约定在未来特定日期将有价证券卖给一级交易商的交易行为，逆回购为央行向市场上投放流动性的操作，逆回购到期则为央行从市场收回流动性的操作。现券交易分为现券买断和现券卖断两种，前者为央行直接从二级市场买入债券，一次性地投放基础货币；后者为央行直接卖出持有债券，一次性地回笼基础货币。中央银行票据即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短期债券，央行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可以回笼基础货币，央行票据到期则体现为投放基础货币。
（二）、票据贴现
1、贴现内容
贴现是指客户（持票人）将没有到期的票据出卖给贴现银行，以便提前取得现款。一般工商企业向银行办理的票据贴现就属于这一种。转贴现是指银行以贴现购得的没有到期的票据向其他商业银行所作的票据转让，转贴现一般是商业银行间相互拆借资金的一种方式；再贴现是指贴现银行持未到期的已贴现汇票向人民银行的贴现，通过转让汇票取得人民银行再贷款的行为。再贴现是中央银行的一种信务。
2、票据市场发展状况
1998年以来，在中央银行的推动下，以银行承兑汇票为主的商业票据业务发展较快。一是票据业务量稳定增长。1994~2004年，票据签发量由640亿元增加到3.4万亿元，年均增幅约50%；金融机构票据累计贴现额由470亿元增加到4.5万亿元，年均增幅约70%。2004年全国票据贴现余额为1.02万亿元，占短期贷款余额的12%，签发和贴现商业票据已经成为企业非常重要的融资渠道。二是以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区域性票据市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上海、广州、南京、深圳、武汉、郑州、天津、沈阳和大连等十个中心城市的票据签发、贴现占全国1/3以上。三是部分商业银行在内部设立票据专营机构，如工商银行在上海成立了票据营业部，并先后在北京、天津、西安、沈阳、郑州、重庆设立了票据分部。票据专营机构设立以后，带动了票据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四是中国票据网建立，票据市场参与者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进行交易咨询和沟通。
（三）、存款准备金
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而准备的在中央银行的款，中央银行要求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机构必须将存款的一部分缴存在中央银行，这部分存款叫做存款准备金占金融机构存款的大部分。
说到存款准备金的应用，单说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主要作用在于减少银行的可用资金，控制贷款增速，减少全社会的流动性。此举旨为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2008年9月25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已是央行2008年第7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次数之多创历史之最。动用存款准备金率在以往一般被视为货币调控的“猛药”。不过，从去年开始，面对银行体系不断增长的流动性，央行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进行调控已渐成常态。央行在2008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称，上半年为加强流动性管理，已“基本上按照每月一次的频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主要作用是减少银行的可用资金，控制贷款增速，减少全社会的流动性。央行表示，此举旨为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这一说法与之前几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时的央行表态，没有大的差别。当前，流动性过剩矛盾已成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主要的目的还是冻结流动性。当前货币供应量依然高增，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抽走银行资金，减少放贷最有效的方法。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7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18．48％，始终维持在高位；7月人民币贷款增加2314亿元，创出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达2．77万亿元，已是2006年全年增长额的90％。2008年9月25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意味着央行将再次深度冻结银行约千亿元资金。截止2008年9月25日央行已连续7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累计3．5个百分点，合计冻结约万亿元资金。普通类金融机构执行存款准备金率标准将提高到12．5％，已逼近10年来13％的历史高点。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国内物价存在不小上涨压力。央行在7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还进行了4次加息。目前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已成为央行对冲过剩流动性的常备手段，调整存款准备金也是为当前稳定物价所采取的一个措施。
第五篇：从黄岩岛事件看新闻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从黄岩岛事件看新闻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2012年4月10日，12艘渔船在中国泻湖内正常作业时，被一艘军舰干扰，菲军舰一度企图抓扣被其堵在泻湖内的中国渔民，遭到赶来的中国两艘海监船的阻止。随后，中国渔政310船赶往事发地黄岩岛海域维权，菲方亦派多艘舰船增援，双方持续对峙至今。中方为表达善意，将两艘渔政船于22日下午撤离黄岩岛附近海域，并表示愿通过友好外交磋商解决黄岩岛事件。
黄岩岛事件发生之后，受到了中国政府、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大众的高度关注。广大人民群众都翘首期待着中国政府对此事将采取怎样的解决方式。但看了媒体相关的事实报道，民众对中国政府的处理方法明显有诸多不满。因此，中国政府如何利用新闻媒体来稳定国民情绪、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国正在走一条前无古人的和平发展之路。在这条路上，既充满阳光希望，也时有荆棘丛生、乌云密布，需要运用高超的智慧和强大的定力去应对各种陷阱和考验。对黄岩岛事件的处理，就是对中国大国智慧的一次检验。我国向来采取的都是无敌国外交政策，即没有假想敌，也不树立任何敌人。政府做决定不同于老百姓，因为老百姓不需要负担什么大的责任，而政府恰恰相反，需要它负责任的东西有太多太多，哪怕一个小小的决策，都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所以政府每做一个决定，都需要经过深思熟虑，理智，冷静的思考。老百姓可以冲动，政府却不能。它每面对一个问题时都需要分析条件与形式，比如最近的黄岩岛。它是国际问题，又涉及到国家主权，只凭愤懑的情绪和贸然的行动肯定无法妥善地解决。
那么，政府该如何平息民众情绪，让民众理性看待此次事件？媒体是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所以我想，在这其中新闻媒体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实践中努力构建出政府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关系,保证了整个社会健康有序运行。
近年来,中国外交及国际领域出现了“内政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内政化”的趋势,敏感话题越来越多,作为媒体需要更深入全面地学习了解国家的外交战略和走向,积极主动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同时需要积极推动和解读中国公共外交的作用和意义,成为公众理解国家相关外交政策的有益桥梁,创造和谐稳定的良好社会氛围。
黄岩岛事件牵涉面广、社会影响力强,其报道离不开政府、民众、媒体三种相互关联和制约的基本力量,三者在不同场景中作用不同。而
新闻媒体是真实反映各种社会事件及表达社会各阶层利益的畅通渠道，它会在第一时间采集具有新闻价值的一切信息,并将之迅速传播给更广范围的受众。媒体在这当中应当充当消息的广播者、大众情绪疏导者、舆论的引导和监督者及社会稳定的维持者等角色,并且一定程度上建立起与政府的互动沟通机制,成为官方代言人和政府形象的树立者,从而有效避免民众对政府行为的误读。而从新闻媒体对此次黄岩岛事件的报道来看，还是非常真实理性的。恰恰印证了新闻媒体的上述作用。新闻媒体通过各个报道，真实客观地讲述出事件的始末以及最新进展，让公众了解相关问题，并且从理智的角度剖析事件的深层意义，向公众阐述中国政府处理事件的缘由，引导群众客观、理性地看待问题，缓和了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及社会大众的不良情绪。
新闻媒体能和政府形成如此良性的互动关系，发挥出重要作用，是值得欣慰的。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政府和人民的需要,也是保持我国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通过新闻媒体,政府可以广泛的宣传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积极的进行正面宣传;通过新闻媒体,人民群众可以及时地了解我国国情社情信息和国际信息,为民众更好的参政议政提供了途径,为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也希望通过各方的努力，让我国的新闻媒体更加的自由和成熟，与政府建立起更加和谐的协作关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政府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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