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创新研究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创新研究
孙岿、刘明
2012-6-20 9:48:04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11年6期
内容摘要：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呈现高土地流转率与高贫困发生率重合特征，这与少数民族经营能力、人口结构、文化适应三重弱势相关。单纯依靠土地出租方式有可能产生社会权利贫困、能力贫困和社会资源贫困，加深少数民族边缘化程度。从合作利益、治理结构、社会资源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才能在现代农业产业中实现少数民族的主体性。
关键词：边疆；民族地区；土地流转；创新机制
作者简介：孙岿，1968年生，民族学博士，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刘明，1981年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F30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1)06－0155－03
我国政府明确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1]土地流转的目的是优化农地配置，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和增加农民收入。土地流转提高了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效率与活力，但是，自发无序的土地流转也会加深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的边缘化程度。本文从分析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入手，揭示土地流转与民族地区贫困的关系，强调农村制度供给对少数民族实现主体性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
一、边疆少数民族经营农业的困境及缘由
农村土地流转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农户间自发土地流转，如出租、转包、互换等；二是政府推动下的土地流转，如股份制、专业合作社等。边疆民族地区属于前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边疆少数民族农牧民就以出租方式流转土地。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加快，但土地出租形式并未发生变化。从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分布区域看，土地流转率越高的地区往往也是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地区。对少数民族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调查结果表明，表面上绝大多数少数民族自愿、有偿地出租土地的行为，实质上，与他们自身的经营能力、人口结构、文化适应三重弱势相关。
(一)经营能力制约
在绝大部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因为不擅长种地而大量出租土地，确切地讲，他们自己种地收入与出租土地收入相差无几。究其原因：一是基础设施落后。20世纪90年代，鄂伦春族、赫哲族彻底告别了传统渔猎生计方式，要到远离居住地的河岸开荒种地，河岸土质贫瘠，春旱、夏涝、雹灾、洪灾、早霜等各类农业自然灾害频发，加上因缺少交通工具而增加了人力、物力投入，多数人不愿意种地。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点，缺水导致的农作物成本高、产量低使得牧民不愿种地；二是缺乏种植经验。边疆少数民族从事农业时间短，经营粗放，产量低。例如，在同一地区，汉族的粮食亩产量可达到160—200公斤，而渔猎民族粮食亩产量只在100—150公斤。[2]受基础设施与经营能力制约，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尚未形成稳定的主导产业，导致少数民族农民增收困难。
(二)人口结构制约
劳动力素质对农业生产起重要作用。劳动力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少数民族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身体素质问题。鄂伦春族不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患病率较高。据白银纳乡政府统计，白银纳乡鄂伦春族人口253人，其中肺结核、肝病、精神病、尿毒症、白血病等疾病患者为41人，占总人口的16.2％；二是老龄化问题。边疆人口流失产生农村老龄化、家庭空巢化现象。如东北边境朝鲜族农村70％以上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人员只占村屯户籍人口的27％，基本为一户一人的状况。朝鲜族农村85％—90％以上的耕地对外出租，老年人靠地租款、种粮补贴和儿女生活费生活；三是受教育程度低。农民大多只有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真正懂得和掌握现代技术者很少，科技人员则更少。
(三)文化适应问题
在相同的自然条件和政策环境中，为什么汉族农户能承包土地致富而少数民族不能承包土地呢？一是对土地的情感。土地耕作经营是汉族的传统产业，由于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即使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也能靠种地获得效益，而传统为非农业的少数民族在渔猎、畜牧和园艺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对种植业还未产生浓厚兴趣；二是农业信息技术不足。由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新作物品种不断出现，新技术不断推广，传统农业生产技能经常面临着被更新的要求。汉族农民得益于语言优势，可以利用各种媒介获得新知识和新信息，同时他们通过亲属、同乡、同学等关系和内地省区、本村之外的社会网络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更易获得各种成功经验和市场信息，使其往往更先掌握新技能，更新生产模式。[3]而少数民族却因为不懂技术、缺少农机和信息很难发展现代农业；三是生活方式不适应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如棚膜经济)要求农民花费更多时间、精力，而山区牧区农村形成了自由闲散的生活习惯，不适应现代农业转型的要求。少数民族缺少积蓄意识，“春天贷款，秋天还款”的经营方式至今未变，离开贷款就无法再生产，所以，无论人多地少或是人少地多的地方，民族村的耕地往往被汉族农户承包。
二、土地出租会加深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边缘化程度
在边疆贫困问题上，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少数民族农牧民参与现代农业的程度很低。在经济发展程度滞后的边疆地区，缺少二、三产业从业机会，如果农户不种地，就没有其他从业机会。“社会相对剥夺”理论认为，贫困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4]少数民族农民出租土地，不仅会产生物质贫困，还会进一步造成社会权利贫困、能力贫困、社会资源贫困，从而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中失去发展经济的主体地位，加深边缘化程度。
首先，土地出租会导致社会权利失落，这是各种贫困发生的起点。边疆少数民族因为不会耕种、不愿耕种、没有机械、身体疾病等各种原因而大量出租土地，变为现代农业的旁观者。自发土地流转还导致农村贫富分化，极少数农业大户通过二手承包、买卖等手段拥有数千亩甚至上万亩的土地，仅靠转包每年就可获得上百万元的地租款，他们成为“农村精英”、“能人”，并拥有更多政治、经济或社会权利，而普通农户则进一步丧失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自动出局，失去话语权。
其次，土地出租导致的能力缺失，将伴随着贫困发生的全过程。阿马蒂亚·森在《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中说，“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5]。少数民族出租土地之后，有的从事临时的服务性行业，有的利用明水期捕捞些鱼虾，有的闲在家中。农民靠在附近打零工，很难掌握一门技术，也培育不出经营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在偏远的山区，有一些中青年人靠领取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生活，加剧了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和迷茫感，表现为安于现状、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的观念。他们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能力匮乏，难以接受新事物、新现象。政府举办的农业技能培训班，因为缺少利用知识发展农业生产的实效性，农民把学习种植、养殖技术当做一种负担，致使农村知识、技术、教育、信息等推广缓慢。
再次，土地出租加剧农村土地零散化，失去吸纳社会资源的平台。社会资源作为家庭外的网络获得收益的来源，必须通过合作经营的平台才能惠及普通农户，而分散出租土地只会限制更大范围的社会资源流入，农户因“社会孤立”而变得更加贫困。例如，一些龙头企业因为村屯土地整合难度大、整合成本高，把资金、技术等投向条件相对好的农村。政府的优惠政策、项目因为缺少实施载体，要么落入大户手中，要么被转包，造成农业产业项目不能惠及到低收入群体。
总之，土地流转与农民增收相辅相成。合理的土地流转形式能增加边疆少数民族收入，而自发无序的土地流转会加深贫困。少数民族选择出租土地，与其自身的经营能力、人口结构、文化适应三重弱势相关，单纯依靠土地出租还会加深少数民族的边缘化程度，加剧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失衡。
三、构建“合作共赢”的农业经济组织体系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随着兴边富民、整村推进工程，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外部条件获得极大改善。但是，受传统生产方式、语言、技能、风俗习惯等内在因素制约，少数民族没有能力进行现代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型。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是少数民族实现主体性的基本途径，从合作利益、治理结构、社会资源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包容性的农业经济组织体系，才能使少数民族群众融入到农业转型升级产业中去，成为现代农业的主力军。
(一)解决合作利益问题，促进土地合理配置
保障农民利益是农村制度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学者认为，劳动力转移是农村土地合理配置的前提条件，但是，劳动力转移并不一定会形成土地合理配置。如东北朝鲜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转移殆尽，却并未出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也有学者认为，土地合理配置取决于市场环境，如土地登记、土地托管、流转委托、价格评估、法律政策咨询等中介服务。可是，如果没有一套保证农民利益、取信农民的合作制度，即使上述两个条件都具备，也无法实现农民之间的有效合作。参与式农村发展理论强调赋予各利益相关者充分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决策权和收益权，通过政府、社区、市场与农民的合作经营来保障农民利益。浙江、四川、河南的农村股份合作、土地信托、专业合作社等都属此类模式。因此，边疆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一是发展农民合作经济，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现代农业；二是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建立健全利益合作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利益监督机制，提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质量。
(二)改进治理结构，确立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地位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缺的不仅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缺少让少数民族实现主体性的制度设计。新形势下，作为一种治理结构——合作社的益贫性不再显著，而是更多的具有要素合作性质，从“互助益贫”转向“合作共赢”[6]。社区型合作(土地股份合作制)和专业型合作社(以龙头企业为标志)已在边疆民族地区农村进行了试点。例如，延边图们市成立了股份制农场，农户以土地入股，老年人不仅在农场干细活挣工资，年底还可以按股份参加二次分配。这种以土地入股、零风险经营方式赢得农民的认可；大兴安岭鄂伦春族村则采用专业合作社方式，十八站鄂伦春族新村打造标准化木耳种植小区15公顷，政府以补贴价格为农户提供菌袋(0.5元/袋)，有58户投入木耳生产，实现了农户与企业合作共赢。新型组织制度形式使少数民族群众成为主体劳动者，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技能、创造更多新价值，同时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三)吸纳社会力量办合作社，为边疆民族地区输入生产要素
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市场信息闭塞、市场反应滞后、技术力量薄弱等因素，单靠政府力量帮扶还远远不够。广泛吸纳知名企业家、能人、大户参与管理和决策，建立非小农主导的外生型(非亲缘关系)的合作形式，才能使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稀缺要素流入边疆地区。如延边州政协选派知名企业家担任贫困村名誉村长的办法，使政府项目、企业资金、先进技术汇聚贫困村，为农业现代化打下牢固的基础。地方政府角色从“领导者”向“协助者”转变，发挥了对股份制农场、专业合作社的监管作用，防止合作社异化到被个别成员或企业所控制的程度，影响到合作社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2]韩有峰：《试论渔猎民族现代化的几个认识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年第3期。
[3]李晓霞：《合作与竞争——新疆南部维汉农民的生产交往调查》，《民族社会学通讯》2011年第84期。
[4][5]赵曦：《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模式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页。
[6]黄祖辉：《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理论、实践与政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6页。
第二篇：阜宁县创新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发展高效规模农业
阜宁县创新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发展高效规模农业糖酒快讯2008-03-25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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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引导农民把家庭承包土地的经营权量化为长期股权，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形成连片土地，采取“合作经营”形式，由内部社员直接经营，以股分红；或采取“内股外租”形式，由合作社将土地租给合作社以外种田能手、返乡创业人员或工商企业经营，土地参股户获得保底分红。二推行农户土地流转委托代理制。搭建农村土地流转平台，建立镇、村两级土地流转服务网络，引导要流出土地的农户，与集体经济组织签订承包土地托管合同，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委托他人或企业经营，发展规模农业。三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储备库。引导有意向流出土地的农户，签订农村土地预留转协议，建立土地流转储备库，为今后新上农业项目随时提供土地，缩短项目洽谈磋商的工作时间。
第三篇：成都市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的实证研究
成都市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的实证研究
（六）创新农村土地流转必要条件——土地流转有利于农业规模经济的形成，但破解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关键在于发展实体产业，促进农业产业化。成都市大力培育优势产业、特色农业、农业产业带和产业群，强化农业产业支撑体系，利用产业联动带动农民就业，为农村土地依法、自愿、有偿、有序流转提供了必要载体。
（七）创新农村土地流转规范管理体制——完善土地流转工作流程和机制，创建土地流转业主投资激励机制、农户利益保障机制和政府管理服务机制，形成了”农民自主、政府协调、社会服务“的综合体系，为农村土地依法、自愿、有偿、有序流转提供了有效的协调机制。
（八）创新农地流转形式——成都市探索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大力发展与农村生产力相适应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利益”博弈“能力，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由偿原则，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为农村土地依法、自愿、有偿、有序流转提供新形式。
（九）创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方式——率先实行“就业实名制”，实施“分类”培训，即“转移”培训与“增收”培训有机结合，不断增加农民增收技能；同时首次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农民工综合保险”，为农村土地依法、自愿、有偿、有序流转提供了有利条件。
（十）创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坚持“政府引导、农民自愿、政策激励”的原则，积极探索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促使农民在自愿的原则下，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有效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进程。
三、成都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总结成都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新鲜经验和具体做法，并不意味着成都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已经尽善尽美，无可挑剔。我们在肯定成都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取得良好成果的同时，也不回避其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我们认为成都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不足有以下几点：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观念障碍。这些观念障碍主要表现在：
1、不少农民存在着认识误区、小农意识强、恋地情节浓。一是将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误认为土地经营权也是“长久不变，准变也不能动”，对自己承包的土地，即不愿耕作又不肯转让，使推进土地规模经营难度加大；二是相当一部分农户对口粮田和纯农户对责任田依然十分留恋，难以割舍。因此，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里，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将处于“既不愿意放弃田，又不愿意多种田、种好田”的状态，这必然会严重制约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化经营。调研数据显示（第（五）、1题），21.3%的人不愿意进行土地流转。
2、不少农民的科技意识还比较淡薄，客观上给农技推广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无从淡起。目前农民“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
3、部分乡村干部服务意识、引导组织意识较差。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许多地方之所以土地流转得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领导干部思想解放，有超前意识、服务引导意识；而不少基层干部存在无所作为的思想，对土地如何有效流转、利益如何合理分配、农户的困难如何解决等，缺乏深入研究和政策调节。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定位偏差。少数基层政府借调整结构或搞现代农业之名，将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租给工商企业搞农业开发，借土地流转之名将土地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地、搞工业区，擅自在耕地上建造永久性固定建筑物，从根本上改变了土地的农业用途，导致农民失地和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有的把土地流转作为增加乡村收入的手段，或者作为突出地方政绩的形象工程，损害农民利益。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权益损害。在农村，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和就业的双重功能。农民拥有了土地，社会保障和就业就有了着落。农民获得土地使用权，就拥有对承包土地自主经营的权利及其流转的相关利益。而现实中，由于一些外来企业不愿与村及众多农户打交道，乡镇政府急于招商引资，不经农户同意擅自与业主签订土地包租合同，并代企业先行垫付土地租金；还有一些地方以集体的名义随意终止承包合同，无偿收回或强迫农民转让、出租承包地，从而使承包农户的土地经营权、使用权无形中被基层政府剥夺。同时，农民的经济利益也缺乏可靠保障。如一些外来业主开发、租赁农民和集体的土地，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预期，他们对农户和集体土地收益的补偿绝大多数都采取一年一给付的办法。由于农业的自然风险尤其是市场风险大，业主一旦经营失利，多数情况下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无法兑现农民的承包和补偿费用。并且，许多地方在转让、租赁土地时价格偏低，而且一订就是20、30年，甚至50年。虽然农民眼前得到了实惠，但从长远看，在业主经营收益大幅度增长时，农民的土地租金却只能维持原来的水平，必然影响农民的长远利益。调查数据显示（第（五）3题），43.3%的农民不愿意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原因是“流转效果不确定，收益无保障”。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保障落后。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还未能覆盖所有的农村地区，无法为那些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户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因此，当土地流转的费用（租金）低于农户的预期时，许多农户，尤其是普通的小规模经营散户，就有可能放弃土地流转的计划。调查结果显示（第（五）3题），将近半数的农民（47.4%）不愿意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障不健全，未来生活无着”。另一组数据（第（七）3题）显示，有高达76.8％的农民认为如果政府能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和住房，就愿意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
（五）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配套服务落后。目前，土地流转市场不完善，缺乏土地流转的政策空间。一是流转行为不规范。一些乡村组织利用手中的土地所有权，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反租倒包，集中土地搞开发。有的借流转名义随意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侵害了农民经营自主权，损害了农民经济利益。二是土地流转中介组织发育缓慢。许多地方由于缺乏土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农地流转信息得不到沟通，导致有的地方大面积的撂荒地无人承包开发，有的地方涉农企业和承包商需要农地却找不到可用资源，流转地资源紧缺与相对过剩并存，影响了土地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尽管一些地方已经建立了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但由于行政因素的影响，这些中介组织在实践中按照市场经济法则来运作土地流转的组织并不多。用行政手段来调整土地资源，影响了规范化土地市场的建立。三是缺乏流转监督机制。对于违规流转农地缺乏相应的惩罚措施。四是流转程序不规范。目前农地流转大多以口头约定为主，即便签订合同也只是简单协议，对双方利权义务及违约责任没有明确规定，一旦出现纠纷无法追究责任。且大多数流转也没有登记并进行公示。同时，流转的服务也没跟上，流转程序复杂，信息不畅通，也阻碍了流转的积极性。
四、促进成都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措施
针对成都市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改进和完善成都经验：
（一）严禁擅自改变耕地用途，加强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不仅关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关系国家长远利益和民族生存根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成都市要坚持农地农用的原则，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非法出让、出租集体农用地用于非农建设，不允许任何人通过任何方式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为国有，不允许出现土地使用的粗放和闲置现象。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禁在现有耕地上建设永久性建筑，破坏耕地用途，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快培育土地使用权市场，这样，既能为农民流转的土地找到合适的客体，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又可以保证土地使用方向不变，保护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
（二）严格依法办事，规范土地流转程序，保障农民权益。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遵循《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严格约束集体权力的肆意扩大，严禁采用任何行政命令的方式去促使土地流转。土地的市场化运作中，农民要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申诉权。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流转自主权和流转土地的收益权；依法保障农民享受到原土地的国家补助、直接补贴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扣缴。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要充分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合理确定土地流转补偿金额。既要防止权力的存在对土地流转价格的扭曲，又要顾及物价的上涨对农民实际收益的影响。因此，在流转土地的补偿上，可以考虑采用入股分红和实物计数的办法，实现土地收益的合理再分配，确保农民权益不受侵害。
（三）积极引导农民就业，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农民增收是核心工作，各级涉农部门必须实施相应的多种农村改革配套措施，下大力气抓好失地劳动力的内转外输，多渠道促进农民就业，广开农民增收的门路。一方面，要适时引导失地农民进城务工。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广泛挖掘劳动力市场信息，提供适合失地农民的就业岗位，确保实现大量农民向城市转移。另一方面，要注重加强对农民新型合作组织的培育扶持，发展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龙头加工企业、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主体。政府相关部门要在财政、贷款、税收、场地等方面，对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的失地农民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农民激情创业。这样，农民就可以到本地的经济合作组织和加工企业中去就业，避免由被动就业给社会带来的过多压力，顺利实现政府引导下农民广泛就业的目标。[5]
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推进城市化进程。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使农民不再依附于土地，这是实现土地顺利流转的前提条件。这种转移既能使农民获得较高的劳动收入，又能实现土地的集约经营，因此，这项工作应当加快。当前，成都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我们应该积极扶持并稳妥大量地发展小城镇，推动成都城市化进程。小城镇处于城市之尾，农村之首，贴近农村，能有效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政府应采取措施，集中资金，突出重点，合理规划，积极建设一批小城镇。
（四）重视政府作用，发挥政府和村集体的职能。市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的特点，尤其是农村的土地市场还很落后。因此，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一是政府要对土地流转有宏观上的调控。完善产权登记制度，建立科学的农地资产评估体系，合理评价农村土地价值，逐渐形成城乡地政一体化的管理。二是要建立约束政府行为过度干预的机制。准确定位政府在推进土地流转中的角色，监控土地供需总量的动态平衡，而不是运用行政手段去调整土地资源，与民争利。三是加强宣传力度，增加农民对有关法规和政策的了解，使土地流转由自发逐步转向自觉。同时，土地流转过程中要注意发挥村集体组织信誉度高，谈判能力强的作用。
（五）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土地流转周期和流转进程。合理的土地流转周期能够保障农民和业主双方的利益，合理的进程能够使土地流转符合成都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从土地流转的个例来说，一方面专业大户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实体希望能将土地长期稳定下来，形成稳定的规模经营，同时，承包经营的项目也会随市场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农民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以较低价格将土地长期转租给了经营客体，损害到自身的土地收益。因此，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要兼顾双方利益，灵活确定流转周期，合理确定流转价格，尽量避免土地一次流转定终身的现象。从土地流转的整体情势来说，成都各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明显，地方政府应根据自身实际发展水平，分阶段合理推进土地流转进程，切忌盲目求快、贪多，从而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6]
（六）建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土地不仅是农民吃、穿的生活来源，而且土地被赋予了更多的保障功能。当前农地流转机制的种种缺陷和农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很多都与目前农地所具有的较强的社会保障功能有关，要真正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化流转，使农地实现适度集中的规模经营，实现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彻底消除土地所拥有的社会保障功能。因此，实现农村土地流转必须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可以考虑从农地流转收益中抽出一定比例，国家和地方政府再给予相应的配套资金建立农村社会养老基金、农村居民失业保险基金和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基金。
加快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两种户口类型，实行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切断社会福利与户籍之间的联系，恢复户籍的本来面目。逐步淡化城市偏向，逐步取消城乡之间利益分配的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七）培育农村土地金融市场，畅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融资渠道。农村土地金融市场的培育与发展，能够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供通畅的融资渠道。为构建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利率机制，增加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投资来源，必须尽快构建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金融市场。目前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专门的农村土地金融机构，进行专门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资金运作。只有建立了这样的统一机构，才能保证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上金融产品供给，农地金融市场才可能形成，市场利率才可能发挥作用。
（八）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准入制度和监督机制。当前，土地流转市场亟需健全、规范、严格的准入制度和监督机制。准入制度和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能够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供法律和政策依据。第一，完善农地市场的准入制度。《土地承包法》第33条和第37条关于农用地使用权准入的条件规定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对进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资格规定过于笼统。从农地流转的制度目标出发，应该
对进入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转入方(特别是农外企业)在流转规模、经营投入等方面给予一定的限制，防止部分经济实体在农地需求严重不足、农地流转价格普遍偏低的情况下低价转入农地囤积，进行土地投机；二是采取转让方式流转时需经发包方同意的规定可能带来的问题，一方面增加了农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环节和费用，使流转的不确定性增加，另一方面还可能带来农地流转的暗箱操作和隐形流转。因而需要对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予以修正，完善农地市场的准入制度。第二，对土地流转过程实施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档案，提供规范的合同文本，妥善调解和处理土地流转纠纷，为被征土地农民无偿提供法律援助，促进土地流转规范化进行。
当前，成都市进行的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是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各项权利的重要举措。可以说，“确权”的目的并不是流转，而是在法律上确定农民的财产权益。但是，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角度看，土地流转制度创新的前提是“确权”，土地流转必须在“确权”的基础上依法、自愿、有偿、有序的推进，而且土地流转是基于“尊重农民的土地物权”优先于“让利于农民” 的价值取向。
第四篇：影响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
影响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
杨云 刘颖
论少数民族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育意蕴
李华明
一、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宗教渗透现状。
青海有30 多个民族，少数民族种类全国较多、五大宗教俱全、少数民族宗教和民间信仰多样，宗教关系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与青海为邻的新疆、西藏、甘肃，同样也是民族成分众多，宗教信仰复杂。在青海有3个世居民族跨省而居，民众在日常经济交往的同时，这3个世居少数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宗教习俗等特征的同时，也呈现出与周边同民族鲜明的共性特征。历史上，青海、西藏、四川等省是佛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向内地传播的重要通道。如藏传佛教，即是由印度本土向东传到青海，再经青海而传至甘肃内蒙古及其它地区的。
在地理位置上，青海与毗邻的省区山水相连；在人文环境上，青海跨省民族地区与周边省区同民族同宗教现象十分突出。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将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地区变为殖民地，并试图以此为跳板向中国扩张，西藏和青海则首当其冲。西方列强直接利用宗教进行软性渗透。当前，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进程加快的国际背景下，境外宗教渗透活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参与渗透的有美国、英国、韩国、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组织。据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涉嫌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的境外组织达80个之多。①其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和“藏独”分裂组织活动最为频繁，影响也较为恶劣。②。
总之，青海藏区宗教具有民族性与国际性交织、地域性与多样性结合、日常性与功利性融合等较为显著的特点，在整体上使青海藏区宗教具有特殊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与周边省区复杂的社会和民族宗教形势相重叠，使青海藏区成为境外宗教渗透的前沿阵地。随着青海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抵御宗教渗透工作面临的压力逐渐增大，为青海藏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挑战，必须高度重视且采取有效对策。
二、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宗教渗透的危害性。
宗教渗透与宗教传播、宗教交流有着本质的区别。宗教传播是以宗教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为手段，跨越特定的空间和时间界限争取信徒、扩大宗教影响的一系列宗教性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宗教主要作为一种信仰资源而被宗教组织或个人所使用。宗教交流是以宗教自身作为媒介开展的一系列旨在促进友谊、加深理解的文化友好性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宗教是一种良性的文化资源。而宗教渗透则是在宗教名义下进行的政治破坏活动，其目的不在于争取更多的个体信仰者，而是消融异质社会的思想、文化和信仰基础，是针对异民族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整体进行的渗透活动。宗教渗透不是服从宗教目的而是服从政治目的。云南跨境民族地区宗教渗透的危害首先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而向社会领域全面扩散，如同恶性肿瘤不及早切除，必将引起整个肌体的全面病变。
1、大力宣传宗教，挑战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各种迹象表明，当前境外宗教渗透的重点在意识形态领域，方式更为多样，手段更为狡猾，目的更为隐蔽，“直接渗透”、“硬渗透”也逐渐转变为“间接渗透”、“软渗透”。有紧密配合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加大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白领阶层等“社会精英”进行所谓的“洗脑工程”；有针对基本信教群众的所谓“松土工程”；有针对我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所谓“福音西进计划”；有针对云南跨境民族的所谓“哈尼撒种计划”等等，有组织、有计划地大力宣传宗教思想，与我争夺群众，挑战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2、制造分裂，挑战中华民族认同和社会主义制度认同。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政策，一是对中国发达地区的“西化”，一是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分化”，“西化”和“分化”都拿宗教做文章。云南是我国重要的边疆民族省份，也是长期以来国内外反动势力制造民族矛盾、祖国分裂的重点地区。民国初期传教士编写的拉祜文《圣经》读本第一句话就是“上帝，汉人来了，我害怕”；③在带有政治倾向的外国传教士宣传下，部分少数民族教徒“只知道英国人好，上帝好，八莫、密支那好”。④解放初期，云南跨境民族中一些基督教教徒公开响应传教士的号召，要求与中国割土分界，隶属英国；一些教徒在国内外反动传教士的鼓动策划下，敌视新生的人民政权，发动武装叛乱和集体叛逃活动。一些渗透分子毫不隐讳的提出“把教徒组织起来，与共产党和政府对抗到底，不要听共产党的，要听神的”。1994 年，泰国清迈基督教会在一些西方国家宗教组织的支持下，成立了“全世界文蚌族同盟会”，企图利用基督教统一各民族的信仰，建立包括我国景颇族、傈僳族、怒族等在内的“克钦独立国”。⑤一些信奉基督教的景颇族群众私自越境到缅北进行宗教活动，有的还参加了克钦独立组织的各种活动。如果我们忽视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工作，必定削弱我国边境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和社会主义认同。
3、散布反动言论，动摇党的群众基础。境外宗教渗透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反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散布反动言论，企图借以诋毁党的形象，离间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在人民群众特别是信教公民中的影响力。如云南边境某县的农村党员中有 224 人信基督教，占农村党员总数的 22%，其中 179 人是入党后信教的，而另外的45 人入党前就信教，但入党后始终没有脱离宗教活动。由于境内宗教活动的蔓延和境外宗教势力的宣传鼓动，使一些具有境外宗教势力背景的宗教人士在信教群众中很有影响力，一些信徒不接受政府工作人员领导，而是听从宗教权威人士的安排。同时，一些境外宗教势力极力向我信教公民灌输基督教起源于西方，只有接受西方教会领导，才能受到上帝保佑的思想，还千方百计篡夺合法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领导权。由于受境外教会的影响，个别近期信仰基督教的公民把本民族的传统风俗统统视为邪魔外道，不参加本民族的传统节日等活动，不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挑起群众纠纷，制造民族矛盾，伤害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在信教与不信教的群众间形成隔阂，破坏了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4、危害正常宗教秩序，削弱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础。宗教渗透不仅以直接形式挑战一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还通过控制现有宗教来间接实现这一目标，对宗教界的正常活动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宗教渗透不仅是人民的公敌，而且也是宗教的公敌。宗教渗透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控制我国教会，破坏我“自治、自传、自养”的“三自爱国方针”，干涉我国宗教事务，危害宗教正常秩序，使正常宗教活动受到干扰，引起信徒宗教生活的混乱，侵蚀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境外渗透活动往往直接与我国现有宗教争夺信徒，由于宗教渗透往往以丰厚的物质利益为诱饵，加之极具煽动性、迷惑性的说教，也使一些辨别力不强的公民和正统宗教信徒转向渗透进来的宗教，这对我国宗教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转向渗透宗教的信徒会被境外敌对势力强行洗脑、改造和控制思想，并被利用来做出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的犯罪行为。这些被控制的教徒，很难再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
如果宗教神圣性总是为各种罪恶的政治活动所利用，那么，宗教在信徒和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就要大打折扣。在中国近代史上，虽然不乏以虔诚之心传播基督教的友好传教士，但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基督教还是被利用为侵华工具，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所以，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名誉是不好的。在鸦片战争之前传教士就在“为基督征服世界”口号的激励下开始为武装侵华制造舆论，搜集情报，出谋划策，积极参与战争，成为殖民者的“特种部队”，起到了辅助帝国主义侵华的作用。鸦片战争后，基督教获得在华公开传教的特权，从“非法偷渡者”变为拥有诸多特权的“外来文化传播者”了。他们开办的医院、学校等各种“慈善机构”也遍布中国大江南北，其根本目的，用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话说就是为了“盗窃中国人的心”。⑥1877 年举行的在华传教士大会上便有人说：“传播基督教的工作很适当地被比作军队的工作。军队的目的不单是尽量杀伤或擒获敌人，乃在征服全部敌人……基督教的工作目标也是一样，它不单在尽量招收个别信徒，乃在征服整个中国。”⑦旧中国的不少基督教徒长期在“洋教”的影响下，接受奴化思想，原有的民族意识减弱，以致社会上流行一句痛心的话“：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⑧。
些境外基督教组织在云南进行渗透活动时，抓住我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文化素质较低等特点，大肆渲染“世界末日论”，给社会造成极大恐慌，有人听信以后，抛弃财产或变卖家产，不工作、不劳动，吃喝玩乐，坐等世界末日到来。一些地方因为出现了境外渗透活动，原来的堂点班子被分裂，信徒形成了派别闹不团结，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宗教秩序。如果我国的宗教界不能站稳立场，成为境外敌对势力进行政治渗透的工具，危害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它将很难获得自身的独立和正常发展，宗教一系列积极的文化和社会功能势必日渐凋零，逐渐失去社会的信任，失去信徒，势将危及宗教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就是宗教渗透对宗教这一社会意识形态本身的最大危害。
怎样看待意识形态问题
作者：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求是网： 2015年04月23日 16:33:59
来源：《红旗文稿》2015/08
近期以来，有一种误解，以为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就是要回到“左”的年代。于是，一些人对高校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不够理解，甚至产生一些困惑。针对这些困惑，需要回答以下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为什么不能回避？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如何判断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应当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怎样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一、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是客观存在，回避不了
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必然反映。经济基础是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也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对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看法、见解、信仰、追求，以及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法学、史学、文艺学、宗教学、伦理学，包括经济学中涉及生产关系的思想理论观点等，都是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
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利益和立场不同的人们，其意识形态的倾向也会有所区别。古今中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主流意识形态。即便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结构与倾向也会有所区别。不能把世界上一切矛盾和斗争都归结为“文明的冲突”，归结为意识形态斗争。但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同利益群体的个人，其意识形态价值取向，肯定有区别，甚至尖锐对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今天，在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的今天，在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汇、交融、交锋的今天，无论是观察、思考、处理国际问题，还是国内问题，试图不加分析地“去意识形态化”的做法，都是一厢情愿的。这样做的结果，安抚不了别人，只能麻痹自己。
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特别是在社会转型、变革时期，这种反作用尤为巨大。引导得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引导不好，也会起巨大的破坏作用。君不见，从杜勒斯“和平演变”政策的提出到美国“西化分化”战略的实施，从纸介传媒、电台、电视台的仇共、反共、丑共宣传到互联网的无中生有、移花接木、恶意炒作，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到煽动“颜色革命”，从台湾的“太阳花”**到香港的违法“占中”，某些西方政治势力，无不倾力发动意识形态战。他们在意识形态战中的常用手法是，炫耀西方价值观，颠覆传统思想体系，抹黑当局的历史和现状，混淆是非判断标准，造成意识形态纷争，打乱社会心理平衡，最后达到制造政治**的目的，以推翻他们不喜欢的政权或其认为是自身潜在对手的政权。
上述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例，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纷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意识形态问题是个真命题，并非人为炒作的伪命题。
二、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国家兴亡盛衰，忽视不得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他还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语重心长地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江泽民则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胡锦涛告诫全党：“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尖锐的。”“必须保持高度警觉，做到警钟长鸣。”习近平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他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他在总结国际国内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刻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它防线也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一个被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国家兴亡盛衰；一个没有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的国家，难免一打就败；而一个没有意识形态防线的国家则会不打自败。即使在非重大政治变故时期，意识形态工作也非常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意识形态工作导向失误、措施不当，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风气歪；什么时候意识形态工作导向正确、措施得当，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风气正。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启动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常态化时期，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时期，西方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空前复杂。当此之时，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任务十分艰巨。如果认识不到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有害信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否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冲击、对涉世不深和荒于历史学习的青年的误导，认识不到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否定，认识不到民族虚无主义对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的消解，认识不到崇洋媚外心理对“全盘西化”的鼓动，认识不到新自由主义对私有化的鼎力支持，认识不到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的双重标准及其与“颜色革命”的内在联系，认识不到自私自利、见利忘义、迎合低级趣味等精神垃圾对青少年的毒害，那么，未来高校难免会培养出令人担忧的一代：缺少信仰、没有追求、狭隘肤浅、胸无祖国、缺少正气和智慧、缺少胸襟和远见。果真如此，那将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因为必须清楚，青年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如何，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未来，决定着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此必须高度警醒。否则，我们国家也难免有“颜色革命”、改旗易帜之忧。
三、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总体向好，但存隐忧
正确判断形势，总要一分为二。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判断也该如此。
首先必须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明显向好。总书记一系列治国理政重要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越来越为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接受，越来越为广大群众所拥护，成为指导理论武装工作的利器，赢得了广泛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效果十分显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形式多样，随处可见，日益深入人心，“最美人物”光照神州大地，感人精神净化社会风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提供思想保证、道德滋养、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新闻传媒越来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受众，讲好中国故事、弘扬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宣传好中国的价值观念、树立好中国形象的水平不断提高。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的作品，在文艺创作、表演、研究、传播等领域辛勤耕耘，不断奉献出美好的精神食粮。显然，看不到我们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看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就会导致形势判断的片面性，显然也与实不符，不利于我们鼓舞士气、振奋精神。
同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存在许多应该高度重视的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由于传统媒体，特别是纸质媒体版权界限分明，以及长期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相对来说不易被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利用来兴风作浪。值得注意的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它们信息量大、即时互动、无界无域、传播迅速。其双刃剑的“正锋”，虽释放正能量的作用正在加大，但其“反锋”的破坏性仍在持续发酵。现在绝大多数错误思潮和错误观点，都是借助互联网在不断地炒作、放大和扩散，释放出不容忽视的负能量。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假借考证历史，杜撰故事，危言耸听地“揭秘”所谓的党史逸闻轶事，编造莫须有的情节，以假乱真，歪曲党的历史，丑化党的领袖，抹杀党的丰功伟绩，质疑党的执政合法性。
二是削弱国家意识，嘲讽英雄模范，消解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宣扬极端“民主”和绝对“自由”，刻意夸大和渲染当前我国快速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误导人们“看破红尘”，淡化党的意志、理想信念、爱国意识、组织纪律、敬业精神。
三是炒作花边绯闻，冲淡思想舆论宣传的主旋律。一些违背传统道德、社会伦理甚至是淫秽污浊的传闻，经常被炒作成“头条新闻”，转移网友对党和国家重大事件和重要精神的关注，妨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四是扭曲热门话题，夹带错误观点的私货。评点“打虎灭蝇”的反腐斗争，不是强调我们党的反腐决心和力度，而是渲染我国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的问题，企图将反腐败斗争涂抹上所谓“权力斗争”的色彩。
五是抹黑和围攻敢于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敢于旗帜鲜明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专家学者，使他们因“污名”而被孤立，使党的理论队伍受到削弱，使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受到挤压和蚕食。
上述互联网传播的有害信息，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知识精英，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为基石的主流意识形态，极具破坏性。对此，必须增强忧患意识，高度警醒、加强防范，并进行积极引导和有效管控。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动摇
毛泽东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科学指南。这一信念，我们党从来没有动摇过。因为这是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瓜分和凌辱，几近濒临亡国灭族的边缘。一批又一批忧国忧民之士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于是，五花八门的“主义”都被拿来试过，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运动、新村主义、合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但是，所有这些“主义”都是昙花一现，都成了中国思想史上匆匆来去的过客；只有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选择，成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科学指南。
1992年，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潮、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时，国际国内有不少人开始担心，甚至悲观失望，他们怀疑：“中国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邓小平坚定、从容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的坚定和睿智在20世纪结束之前得到一次颇有说服力的印证：英国广播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搞过一次千年伟人网上评选，评选结果是马克思遥遥领先，高居榜首。
为什么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十年后，马克思仍然被绝大多数人所推崇？就是因为马克思的学说不是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产物，而是站在了以往科学巨人的肩膀上：马克思的学说立足于19世纪中叶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批判地继承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精华，充分接受了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和化学划时代进步成果的启迪。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是脱离时代风云、实践活动与科学进步的空洞学说，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实践的生机勃勃的科学真理。尽管世界形势风云变幻，出现许多闻所未闻的新情况，远不是马克思当年所能具体预见的；尽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曲折和挫折后，尚未走出低谷，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始终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发展仍然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基本规律。至于那些散布马克思主义“无用论”、“过时论”，甚至宣称“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对过”的人，那些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误区重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虚构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不科学”的人，要么是对历史无知，要么就是对现实存在偏见，因为他们无视近现代以来中国沧桑巨变的基本事实，无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为中华民族振兴所做出的无与伦比的伟大贡献。中国近现代史雄辩地证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决不能放弃。
五、必须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
生命在于运动，理论贵在发展。德国伟大诗人歌德说：理论总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其实，只要理论之树深扎生活的沃土，与实践同生共长，理论同样可以长青。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历经世事沧桑、风云变幻依然充满生机与活力，就是因为它总能被信仰它的共产党人不断结合变化的实际、与时俱进，从而得到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初期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前所未有地正确回答并解决了如何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如何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而根本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则科学地回答了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道路等重大问题，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大成，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刻地回答了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如何全面依法治国，如何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在当前历史阶段，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思想。
六、要从战略高度谋划意识形态工作，务求实效
战略管全局，战略管长远。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上谋划布局。
1.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研究与宣传。要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紧密结合当代实际，切实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研究，以分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哪些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哪些是需要丰富发展的理论内容，哪些是需要修正的结论，哪些是过时的应当放弃的具体论断。
2.必须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统领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哲学社会科学除语言学、逻辑学、考古学、体育学等少数学科外，绝大多数学科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应该也不可能包办、代替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研究，但在政治立场和方法论上，马克思主义必须发挥指导思想的作用。要把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第一要务。
3.必须确保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否则，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就会方向不明、判断不清、思想混乱、是非不分，就不可能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精神文化产品。各种课堂、讲台、论坛和出版社、报纸、广播电视、特别是互联网等新媒体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要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否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只能是句空话。
4.要旗帜鲜明地批驳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思潮。意识形态领域没有真空地带，各种思潮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相互交锋、相互交融属于常态。阵地的争夺有时是潜移默化的，有时是尖锐激烈的；有时是非分明、简单易判，有时阵线交织、复杂难断。一旦认准是错误有害的思想观点，必须敢于亮剑，理直气壮地批驳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高校的讲坛决不允许传播违背宪法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要力戒暧昧和误导。
5.要把正确的历史观、特别是近现代史观教育作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主课。“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一些人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夸大我们党在历史上的失误，丑化我们党的领袖，目的是否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以迎合西方某种政治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因此，必须加强历史观教育，用事实说话，以坚定干部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6.要抓好抓实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宣传教育。要研究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深层次思想认识问题。特别是围绕为什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什么要坚持“四个全面”，为什么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不能搞私有化，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等问题，把道理说清楚、讲明白，澄清各种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引导人们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
7.要树立大意识形态工作观念。不要把抓意识形态工作仅仅看成是宣传部门的职责，全党都要抓意识形态工作。党要管党，首先要管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各级党委都要把意识形态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密切关注，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大局中去思考，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研究。要在深入了解各种舆情的基础上，认真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噪音和杂音是怎么产生的，这些噪音和杂音为什么会有传播渠道，为什么会有传播市场。其中哪些是不可避免的，哪些是可以避免的；哪些有严重的现实危害，必须尽快解决；哪些危害不明显，可以冷处理；哪些需要公开批评，哪些需要个别引导；哪些是意识形态工作本身的问题，哪些是由相关地区和部门政策或工作失误引发的不满情绪和心理宣泄；哪些需要靠说服教育来统一思想，哪些需要靠改进工作来化解矛盾。对相关工作要及时形成决议，抓紧贯彻落实。
8.要掌握互联网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要着力打造一大批导向正确、反应机敏、判断准确、懂政策、懂理论、了解实际、高水平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队伍。要瞄准信息科学技术前沿，加强网络新媒体现代化建设，及时更新设备，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占领网络技术制高点。要制定系统的网络管理规划，弘扬主旋律，增强吸引力，占领主阵地，掌握主动权。要采取积极疏导和有效封堵相结合的方针，有效传播健康信息，坚决清除有害信息，正确引导模糊信息。
第五篇：农村土地流转中金融制度创新研究
农村土地流转中金融制度创新研究
【摘要】当前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农村土地流转问题，而土地流转又与农村金融支持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但农村金融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制度缺失，这些缺失严重阻碍了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良性发展，制约了土地流转效应的发挥。因此，创新新型农村土地金融制度，支持土地流转改革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
土地流转；农村金融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关于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讨论越来越多，农村土地的使用权作为农民最大的财产权，从现实看，它还没有充分发挥增加农民财产收入的重要功能。本文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作为出发点，从农村金融制度的层面进行研究，通过制度创新探索农村金融对于土地流转的支持，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最终盘活农村土地市场。
一、土地流转中农村金融的制度设想
长期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普遍不高，收入中有七八成都用来日常消费，农民剩余储蓄较少，生产积累不足，因此贷款就成了农村资金来源的主要方式。随着土地流转的发展，我国对农村金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制度创新，以满足土地规模化经营对资金的大量和专门需求。而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为核心的农村土地金融制度的创新将是土地流转发展的重大突破，对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制度内涵
农村土地金融制度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为核心的、服务于“三农”，特别是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一种新型农村金融制度。得益于这个制度，当农户出现资金需求时，可以用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向农村金融机构抵押贷款，获得较长期较高额的贷款。如果农户及时还清了贷款，将积累他的信用额度，可以获得下次抵押贷款的适当优惠；如果农户暂时不能偿还或还清贷款，可以申请适当的宽限期，若到时仍无法还清贷款的话，农村金融机构则可以依法对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处置。
（二）制度前景
农民“贷款难”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抵押物，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户最大的资产，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无疑将大大缓解农村中的贷款困境，有力地提高农村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一方面农村土地金融制度的运行必然对政府管理机制提出更高要求，促进土地流转的规范性与有效性。另一方面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将推动土地流转形式的多样和政府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土地流转是党中央、政府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决策，在我国目前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虽然土地流转改革已经取得一些喜人成果，但土地流转市场并不活跃。而农村土地金融制度就是刺激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快速发展的一支“强心针”。
二、制度运行的模式
农村土地金融制度是农村金融制度的一种创新，因此我国有必要学习国内外相关方面的优秀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运行机制。
（一）农村土地金融制度的纵向运行机制
纵向运行机制，主要表现在抵押贷款的程序上，有效的运行机制必须有规范的运行程序来支持。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可按以下程序进行：第一，确定土地经营权。当农户来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时，审查其土地经营权是否由乡镇政府或集体经济组织确认登记，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第二，评估土地价值。通过逐步完善的土地经营权抵押评估制度，结合土地抵押年限、土地生产力水平现状、预期土地未来收益、土地经营风险等因素，对农户土地价值作出评估。第三，确定授信额度。借助渐趋健全的农民征信信息系统，考虑土地价值、政策支持、自身计划等方面，拟定授信额度。第四，审批抵押贷款。实行审贷分离，要求贷款额度一般不能超过土地经营权价值的七成，期限主要为中短期，利率比一般授信利率略低。审批通过后办理相关手续，确认抵押贷款。第五，跟踪贷款质量。放贷后重视抵押贷款方经营情况，定期进行贷后检查与风险控制。
（二）农村土地金融制度的横向运行机制
横向运行机制主要以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中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等组成部分之间相辅相成的运行机理为核心，强调农村金融机构之间为农户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相互竞争和共同促进。
三、制度运行的保障机制
（一）法律保障
政府及有关部门有必要修订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一方面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范畴，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合法化、规范化，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有法可依，降低抵押贷款的风险；另一方面制定有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政策，保障农民对土地经营权的合法、自由的处置权，适当延长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年限，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展。认真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登记确认工作，对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农村金融机构给予税收优惠或补贴，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推进。
（二）机制保障
第一，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评估的专业机构，引进土地评估中介机构，以立法形式赋予其合格的评估资质，规范专业评估机构的运作。第二，培养专业的评估人才，制定有效的评估机制，借鉴国内外优秀经验，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评估信息和农民征信等级信息系统，设立科学、有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评估标准。第三，明确、落实农民对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评估过程和结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提高透明性和公正性；制定严格的评估程序，规范土地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的行为。第四，建立专门的抵押保障机制，商业性保险和政策性保险双管齐下，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提供专门的保险产品或服务；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担保基金，由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出资。
（三）管理保障
第一，给予农业银行在农村开展金融业务的政策优惠，吸引农业银行“返乡”，引导农业银行正确定位“市场”。第二，增加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支持土地流转的职能，提供专项资金用于土地流转，为土地流转的资金需求提供优惠，重视土地流转项目的进展，跟踪体现农业流转信息等。第三，加快建设小额、灵活的信贷组织，培育良性的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机制，继续发挥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中的重要作用。第四，通过利率市场化和宣传教育，加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风险控制，推进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有效结合，刺激其“合力作用”的发挥。
参考文献：
[1]肖艳霞.农村土地金融制度创新及政策建议[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7）：3840
[2]崔慧霞.土地流转中的农村金融效应分析[J].上海金融，2009（5）：1113
[3]叶剑平，蒋研，丰雷.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调查研究――基于2005年17省调查的分析和建议[J]作者简介：
李红英（1988-），女，汉族，四川内江人，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克州中心支行；
王?矗?1988-），男，汉族，山东菏泽人，云南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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