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作文600字（共5篇）

第一篇：现象作文600字

精选现象作文600字三篇

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过作文吧，作文是一种言语活动，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创造性。那么你有了解过作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现象作文600字3篇，欢迎大家分享。

道德伦理是基于人们对人性的思考得出的一套理论，由于人们生活环境的差异及自我认知的不同，存在道德分歧是很正常的事情。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拥有着独立的人格，对事物的评价标准也不同。倘若我们仅用一套既定的道德标准来套用一切的事，那社会将会发展为什么莫样呢？强行要求的道德统一非但不能使社会进步反而是叫它反之。就如同专制的帝王一样，他们未来巩固统治，维护社会安定对人们的思想进行了高度统一，这或许换的了短暂的和平，但终是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被彻底淘汰。人的思想应该是自由的。因此道德伦理的分歧是必然存在的，因为思想的自由造就了人们不同的道德伦理观。

同时，个人所处立场的不同也造就了道德分歧。人们往往会觉得自己是而人非，由于自身的局限而无法作出客观的评价，在人主观意识的模糊之下，道德分歧便自然而然产生了。当一个人为了自己亲人的生命而犯下过错，他对自身的评判与他人的评判便会产生分歧，这是很正常的。我应当给予相应的尊重和宽容，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保有高度统一的道理伦理观，彼此之间所经历的事，所明白的道理都是不同的，若一味的强加于人反而是不道德的了。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道德分歧，社会趋同的环境下，我们是否会变得死板，我们的精神世界又是否会变得麻木？这样的社会真的会让人向往吗？显然并不会。所以我们要尊重道德分歧，不能盲目自信，即认定自己的眼光，判断总是对的。有的时候当局者迷，我们不能完全扼杀他人的道德伦理观。

不过对于显而易见的恶的分歧，我们绝不能让步，要守住在世为处的基本道德与行为底线。要在守住底线的同时，尊重他人的道理伦理观，坦然面对道德分歧。

今天郭老师带我们去外面做了个小调查，在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就看到了20多件不文明的现象，下面就看看我观察到的现象吧。

现象一：看，那边有几位老奶奶悠闲的站在草坪里面聊着小天呢！有一位奶奶手里还牵着一只雪白的小狗，狗儿在草坪里不时的大小便着，奶奶们看着它，竟然开心的笑着。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像老奶奶们一样，我们会有这么优美的环境吗？小草也是有生命的，也会疼，会伤心的，爱护环境我们人人有责呀！

现象二：沿着纵横交错的大道走去，一个剃着光头，光着上身，后背刻满龙形纹身的人，跌跌撞撞的向我们奔来，只听他嘴里嘟嘟哝哝的说着：“让开，让开，别挡路，都给我滚一边去！”只见他突然几步奔到草坪里，哇哇的大吐起来，瞬间空气中弥漫着恶臭的味道，我们赶紧捂住鼻子了。

现象三：瞧，那边走来一个穿着时髦的阿姨，优雅地跨着小皮包，迈着轻松悠闲的步子，高跟鞋轻轻的敲打在路面上发出“当当”的音乐声，我对旁边的同学姜姜说：“阿姨好漂亮啊！”话音未落，阿姨“呸呸”连续两声映入耳畔。啊！那么漂亮的阿姨把瓜子壳都吐到了马路上！”

现象三：当我们站在马路边静静等待红灯的时候，一个白发老爷爷开着一辆三轮车出现了，只见他看也没看，冲着马路就冲过去了，差点撞到我们身上，只听瞬间汽车喇叭齐鸣，刹车声不绝于耳，老爷爷仿佛没看到一样，驾驶着他的三轮车不见了踪影。真危险啊！瞧，那边又有一个叔叔正在翻越护栏，再瞧那边又有人正在横穿马路，我惊呆了。

今天的小调查结束了，我的心却再也无法平静，其实只要我们每个人都文明一小步，世界就会文明一大步。从小事做起，让我们携起手来，为了我们灿烂的世界多做点贡献吧！

春天的雨是缠绵的：如丝一般。夏天的雨是热烈的：仿佛无数鼓捶落于鼓上。秋天的雨是欢快的：好像跳华尔兹飞旋的舞者。冬天的雨是冰凉的：落在身上似一只冰凉的'手参透你的脸颊。

城市的雨说来就来，说去就去。而乡村的雨则是静悄悄地来静悄悄地去，海上的雨澎湃而声势浩大。

可我依旧喜爱山雨，它不像春雨，柔柔地，不似夏雨激烈地;不如秋雨欢快的，更不是冬雨冰凉的。它是有节奏的，总是在这儿低咛一会，在那儿歌唱一会，令人琢磨不透。但在上雨中，你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轻松感，仿佛那降下的不是雨，而是无数轻捷而柔软的精灵。一块石，每一片叶，甚至广阔的大地都成了山雨的乐器，雨打在叶上，落在地上，叮叮咚咚，像一架绿色的钢琴，落在石上啪啪直响，似一对银色的大鼓，降在地上，咚咚轰轰，如一只巨大地皮鼓，山雨用这些乐器，演奏出无数优美的曲子，在山中久久地回荡。

我还酷爱雷阵雨，在寂静的夏夜，来一场雷阵雨多好啊！雨作主唱，在夜空中开起演唱会，雷与电为其伴奏伴舞，一直狂欢到黎明时分才散去。大地又是一番焕然一新的景象，雨洗刷了所有景物，地上的暑气也无影无踪。这时，太阳出来了，地上的水也干了，天地中充满了阵阵清凉，这样的天气最适合游玩了。

如果你出门在外，遇上太阳雨，千万不要忘记好好地欣赏一番，由于雨和太阳的同时出现，天上极有可能出现彩虹，而且那彩虹不是在潮湿的雨后，而是在朝气蓬勃的雨中，那又是一般时候见得到的。

其实雨有千百种，从不同的思考角度去观察会有不同的景象。

第二篇：农民工工资现象

我国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的广泛存在，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探寻法律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问题，已经引起普遍的关注。这就需要我们思考更深的是如何探寻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法治化之路，建立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发生的长效机制，通过法律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拖欠农民工工资。本文作如下探讨：

一、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法治化之路的必要性

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一直不能得到根治，原因有多方面。我国实行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行业违规操作、法律、法规不完善；执法部门监督不力；保障措施不到位；农民工自身法律意识不强等原因。而现行法律法规不完善，立法对拖欠工资行为缺乏强力制裁措施、执法部门监督不力和保障措施不到位是导致拖欠民工工资问题非常重要原因。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不仅在于损害了农民工本人的合法权益，影响到农民工家庭的生活。随之而来的危害是，此类纠纷易引起农民工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发生；有的甚至导致了恶性案件的发生，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对社会治安构成潜在的危机。依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关系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的建立。在以往农民工工资清欠行动中，主要采取的是行政手段，而仅依靠行政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顽症”，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有法律的保障，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是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根本途径。

二、通过立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我国尽管通过行政手段为农民工清回数以亿计的被拖欠工资，取得了一定效果，而立法相对滞后的现象应该引起反思。“有法可依”凸显了立法在建构法治拖欠农民工工资方面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事实上立法也的确一直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心所在。我国立法对农民工工资的保护力度不够，主要依据的仍是劳动主管部门的部门规章，虽然国务院有关部门先后下发了一些个文件、规范，现有待提高立法层次。目前，应将各地好的创新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吸纳为国家立法，通过立法加大对恶意拖欠工资者的惩治力度，运用立法手段建立长效机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从法律法规体系上来遏制源头的拖欠问题，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提供法律保障。为此，应采取以下法律措施：

（一）制订《劳动合同法》立法。由于农民工有其特殊性，用工单位和农民工一般不签劳动合同，是导致频频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的原因。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未作明确有效的规定。因此，劳动监察部门在实际执法工作中由于没有劳动合同依据，查处难度较大。为规范用工行为，严格劳动合同管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制定《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用工单位与农民工必须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具体规定劳动合同的签订应具备劳动报酬及支付标准、支付形 式、支付时间、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等相关条款。

（二）修订《建筑法》的法律条文。解决建筑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顽症需要涉及修订《建筑法》。重点增加和修改以下条款：（1）制定“建设单位开工前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交纳工资保障金”条款。规定在建设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必须按工程中标价一定比例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监督使用。建设单位无法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从工资保障金中划支，用于垫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对于拒绝缴纳保障金的建设单位，主管部门不批准其开工建设；已开工的项目，有权责令其暂停施工。制定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施行工资支付保障金条款，是解决企业拖欠工资问题的有效法律保障。（2）规定“开发商与承包商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条款。制订以发包人工程担保制度重点的担保条款，要求开发商与承包商共同提供履约担保函，双方在拖欠民工工资范围内共同承担连带责任。（3）制定“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和审批联动”条款。凡存在拖欠行为的单位在申请办理立项、规划、施工许可等手续时，欠款单位必须先结清欠款后，审批部门才给予办理相关手续。对已完成开发建设项目有拖欠工程款的，不批准其新开发建设项目。并在资质年检中予以降级，情节严重的注销资质证书。（4）加大和细化法律责任处罚力度。现行的法律法规对拖欠工程款的行为缺乏处罚条款，难以有效制约拖欠行为。为加大对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经济处罚力度，加重用人单位因拖欠工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应在《建筑法》中法律责任部分增加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最高可处30万元的罚款的规定。

（三）制定《工资支付条例》。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支付。根据这一规定，为“周薪制”的推行奠定了法律基础。制定《工资支付条例》可以规定对农民民工工资改“月薪制”采取“周薪制”。并且，还应规定用人单位出现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形时，给予严重惩罚性法律责任。制定《工资支付条例》是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有效法律措施。

（四）《刑法》将恶意拖欠工资确定为犯罪行为。对拖欠民工工资部分人认为是一个经济现象，是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但由于恶意欠薪现象屡屡发生，为打击恶意欠薪，可以采用刑法手段，对企业恶意欠薪的问题作犯罪处理。在《刑法》中增加一条“恶意欠债罪”，规定企业恶意拖欠劳动者工资，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形的，对重大、恶性欠薪企业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严惩包括拖欠农民工工资在内的相关拖欠行为。如果认为目前制定新的罪名没有必要，可以考虑将《刑法》中原有的侵占罪进行合理的修改，在修改侵占罪时也可以考虑并处罚金。通过《刑法》将恶意拖欠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这对打击遏制恶意欠薪现象起到很好的作用。

（五）加大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力度。我国《立法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因此，符合规定的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地区情况制定地方性法律法规。制定建立企业欠薪报告或欠薪预警制度的具体办法，将企业支付农民工工资情况作为评价企业劳动保障诚信等级的主要依据之一，配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建筑施工企业和从业人员失信惩戒机制，对少数严重或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建筑施工企业，采取了清出当地建筑市场的措施。制定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工商登记、企业年检等方面对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制约，对长期拖欠工资的用人单位，可以暂缓企业年检直至吊销其营业执照。在施工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年检时，将是否拖欠农民工工资作为年检条件之一。

三、执法保障有关法律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

行政执法部门执法力度不够，执法手段不足，处理程序过长，直接影响拖欠农民工工作的执法效果。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欠薪逃匿的经营者得不到法律制裁，使得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更为普遍和严重。从法律上讲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即使我国

逐步在立法上完善以后，关键还在于如何贯彻落实。执法上同样也应当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把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政策和措施切实得以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执法的公正性不仅需要执法者的公正无私，还应该构建完善的、多层次的监督网络。执法部门应依法开展劳动用工和拖欠农民工工资执法专项大检查，在执法中还应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保障等制度，及时纠正和查处在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违纪问题，确保有关工资支付法规政策得到全面贯彻执行。建委依法采取将取消恶意欠薪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建筑企业经营资质、逐出建筑市场等保障措施。各行政执法部门对欠薪者的处罚应不只是经济上的，还应包括企业信用、行业准入等一系列的降级限制措施。因此，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加强执法，是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措施。

四、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援助机制

为切实保护农民工应有的权益，尽快建立和落实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各部门应充分运用法律手段，通过积极开辟农民工 “绿色通道”，为农民工提供解决拖欠工资的法律援助，帮助解决农民工解决拖欠工资维权纠纷。人民法院在受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受理时，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诉讼费应作出减、缓、免的决定；受理案件后尽量缩短审理时间，多适用简易程序，依法快立案、快审判、快执行；对符合条件可以采取先予执行等措施；在判决时，应当将农民工诉讼的误工费，请律师费，旅差费，证人出庭费用等直接损失列入赔偿范围。判决生效后对一些故意拖欠不履行判决给付义务的，执行中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二倍标准支付迟延履行金。司法行政部门应加大普法律宣传，不断提高农民工自身维权法律意识。广大律师应积极伸出援手为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农民工实施无偿援助。法律援助中心不应仅仅对本市居民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也应外来的农民工提供维权服务。公证机关应积极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可以会同建设行政部门推行农民工劳动合同公证制度。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位，由欠款单位和农民工签订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在欠款到期后，可由农民工直接申请法院强制从工程款中划拨。

总而言之，依法彻底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就需要把进行相应的立法、强化执法和建立对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援助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拖欠农民工工资，才能真正堵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漏洞，农民工最基本的权益将得到更好地维护，对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由于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以及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其劳动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突出表现在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等方面,亟需研究如何从根本上得到更好地解决。

一、农民工工资和劳动保护工作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劳动者的法律、法规,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随着农民大量进入城镇务工,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问题也日益引起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关注,政府各职能部门积极开展工作。劳动保障部门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按照职责分工,通过建立一系列保障制度,并实施相应的维权措施,为解决农民工工资和劳动保护方面问题发挥了作用。

在工资方面:一是初步建立了工资宏观指导体系。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以外)建立了工资指导线制度;在全国140个大中城市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这些制度对引导企业合理确定和调整各类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也为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奠定了基础。二是开始探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目前全国已有29万多户企业实行了工资集体协商。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使劳动者能够依法参与企业的工资决定,正当维护自己劳动报酬合理增长的权益。这种制度现在涵盖了农民工,也是今后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重要手段。三是建立并完善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目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按制度要求颁布了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状况,建立正常调整机制。同时,有23个省市发布了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覆盖的是全体劳动者,当前对维护农民工最基本的劳动报酬权益尤有重要意义。四是加强监察执法,从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入手,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各地通过进一步强化劳动监察,开展专项检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初步形成了联合有关部门综合治理企业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氛围。特别是针对建筑行业拖欠农民工工资严重的现象,2004年9月,劳动保障部会同建设部共同下发了《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4月,劳动保障部、建设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建设等行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管理的通知》,对建筑企业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管理等行为提出了规范意见。与此同时,劳动保障部正在指导各地探索建立预防拖欠工资的长效机制,包括工资支付保障制度(欠薪保障制度)、工资支付监控制度(欠薪报告制度)和劳动保障守法诚信制度,从源头上预防、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截止到2005年2月4日,全国已偿还建设领域拖欠的农民工工资333.7亿元(为拖欠总额的99.1%)。

在劳动保护方面:一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劳动保障等部门开展了多次专项检查,查处了一批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和侵害劳动者(其中大多为农民工)休息休假等权益的案件。二是加大对非法使用童工行为的打击力度。根据国务院2002年颁布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劳动保障部近年来开展了多次专项检查,使非法使用童工(绝大部分为农村少年儿童)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三是通过劳动保障监察人员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日常巡检、举报专查和集中专项检查,重点查处企业违法强迫农民工加班加点的行为,保障农民工的休息休假权益。此外,在保护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合法权益的执法检查,在指导推动各行业通过制定合理的定员定额等劳动标准工作,也开始延伸到以农民工为主体的行业、企业和岗位。

二、农民工工资和劳动保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一些行业仍存在比较严重的克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少数企业欠薪逃匿的现象还比较突出

农民工工资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工在辛勤工作之后,不能保证按时、足额地拿到自己应得的劳动报酬。目前,农民工的工资被用人单位、包工头拖欠的问题仍然没有根本解决。据北京市调查,2004年,全市建筑业有70万进京施工的农民工队伍,被拖欠的工资总额高达30亿元,人均被拖欠4000多元。深圳市调研显示,2003年底,对全市用人单位工资支付大检查的2838家企业中,有欠薪行为的为653家,比例高达23%,欠薪达一亿多元,涉及员工10多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对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强力措施解决的情况下,拖欠工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前清后欠现象仍较普遍。国家统计局2004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解决工资拖欠问题仍是进城就业农民工最迫切的要求。

除了拖欠工资报酬以外,部分用人单位还存在克扣或变相克扣农民工工资现象。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所做调查,一些企业每月扣留员工20%—30%的工资作为“风险抵押金”,要求工作满三年且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否则全部扣除。实际上多数农民工都拿不到“抵押金”,企业主会想一切办法迫使他们“主动”提前离厂。一些实行计件工资的单位,通过提高定额标准,或降低计件单价等手段变相克扣农民工工资。更为严重的是,在东南沿海个别地区的部分私营企业,企业主将农民工工资据为己有并携款潜逃的问题比较突出。

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以至欠薪逃匿等行为,不仅直接损害了劳动者的生存权益,而且恶化了经济环境,威胁社会稳定,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极大隐患。

(二)多数农民工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其工资却不能正常足额领取

农民工普遍从事城里人不愿从事的劳动岗位,劳动强度非常大,劳动时间也很长,最基本的休息权不能得到有效保证。劳动保障部2004年组织的调查表明,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6小时。国家统计局2004年所做的调查显示,有些地方,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在11个小时左右,每月工作时间在26天以上。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者占46%,没有休息日者竟占47%。另据一项调查,在建筑业中,农民工每天的工作时间大约是10至12个小时;深圳多数工厂的农民工每月工作26天以上,每天平均工时在11小时左右,均超出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

不少农民工靠标准劳动时间获得的收入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不靠加班加点。尽管调查中农民工为了挣钱,同意加班加点,但得到加班工资的并不多。据调查,在可拿加班工资的农民工中,从未拿过的占54%,有时拿过的只占20%。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中76%的人在节假日加班未享受过国家规定的加班工资。

(三)农民工的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比较恶劣,在频繁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中是主要受害者

农民工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城里人不愿干的重、脏、苦、累、险等工种,如施工作业、井下采掘、化工有毒有害、酒店服务、环卫清洁等岗位,都是以农民工为用工主体。有的企业经营者为了减少成本,在有毒有害岗位大量使用农民工,不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不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设施和用品,造成农民工普遍处于劳动强度大、劳保条件差的工作环境中,致使其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比例高,尤其是经常面临重大特大伤亡事故频繁发生的危险。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总工会调查,在建筑行业,用人单位提供劳动保护用品的只占39%,时而发一些劳动保护用品的占28%,从未发过劳动保护用品的占24%。目前,我国患职业病人数超过50万人,其中农民工占一半以上。广东省总工会调查表明,非公有制企业发生工伤事故,农民工占伤亡总数的80%以上。屡次发生的生产重特大安全事故,失去生命的主要是农民工群体。2004年北京市建筑行业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中,受伤者85%是农民工。

(四)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工资水平普遍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年均GDP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与之相适应,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收入也由1980年的人均762元增加到2004年的16024元,增长了21.02倍。但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以农民工人数较多的广东省为例,与珠江三角洲年均20%多的GDP增速比较起来,农民工的工资近十几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这说明农民工未能很好分享企业效益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

由于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以及大多数农民工在低端劳动力市场就业,导致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较低。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工资标准较低。据2004年有关调查,西部地区一些企业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月平均为500元左右。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绝大多数在600元左右,长江三角洲地区略高一些,大约在650至750元之间。二是同岗不同酬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些用人单位包括国有企业,农民工在同样岗位上从事同样工作,由于身份不同,其劳动收入与同岗位的城镇职工相差近一倍左右。三是部分企业将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支付标准,按其确定所有农民工的工资,明显压低了农民工应有工资水平。如广东省东莞市农民工每月500元的收入相当普遍,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大致相同。还有一些农民工的实际收入达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如深圳市部分农民工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610元/月)。

三、原因分析

当前农民工工资和劳动保护方面出现的问题,是与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存在的深层次矛盾紧密相关联的。在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步成为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的大趋势下,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供过于求,使得他们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先天的弱势地位,其劳动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在用人单位特别是雇主用人行为不规范和追求超额利润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引发农民工工资和劳动保护问题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歧视农民工的观念比较严重

从理论和法律上讲,农民也是社会成员中的一员,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劳动者一样,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人一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农民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较远。农民在社会职业结构中实际处于最低层。鄙视农民、歧视农民工的观念意识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在城市里,农民工被一些城里人看成“盲流”,得不到作为公民应有的基本尊重。在一些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思想深处,存在着农民工不应与城镇职工享受同等权益和待遇的意识;少数非公企业经营者、私营企业主甚至将其当成随意盘剥的对象。在城市的公共服务、公益单位,一些工作人员在向公众提供服务时,对没有城镇户口者强化区别对待,不能一视同仁。在某些政府管理机关,个别领导者和工作人员也无视农民工对城市建设的贡献,错误地强调给农民工平等待遇会加重城市管理成本和难度,错误地认为政府治理企业欠薪,敦促企业改善劳动条件,会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和地方财政收入,等等。

(二)劳动保障法制建设滞后,执法力度不足

一是劳动保障法制不健全,立法层次较低。虽然现行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了许多规定,却未能有针对性地对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给予特殊保护,为他们提供便捷有效的保护措施和手段。而且,现行涉及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的具体规定只是部颁规章,立法层次较低;这些规章由于无上位法的依据,对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签订、争议处理及违法责任的追究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受到限制。同时,在现行的法规政策中还存在的限制农民工的歧视性条款也有待进一步清理完毕。

二是现行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在劳动关系的建立上,对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处罚只是责令改正,对仍未改正行为没有进一步的处罚措施。在工资支付方面,对拖欠、克扣工资等行为,只是设定了50%到一倍的赔偿金;对企业主拖欠、克扣工资后逃匿等行为没有强制手段。在劳动保护方面,对恣意延长劳动时间、不依法提供劳动保护措施的行为缺乏强硬的处罚措施,等等。

三是执法力量不足,执法效果不理想。一方面,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人员在处罚企业有关违法行为时,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导致行使处罚乏力,难以震慑和遏止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劳动保障监察和劳动争议处理力量与日益繁重的维权工作需要严重不适应。受市县级机构编制限制,各地普遍存在监察、仲裁力量不足,经费缺乏的现象。劳动争议仲裁缺乏独立的办案机构,办案人员的编制、经费保障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也严重影响了劳动争议处理和仲裁的办案效率和质量。

四是法制宣传的力度不够。由于普法宣传投入不足,目前尚未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维护农民工权益的舆论氛围,不利于各有关方面和农民工自身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

(三)部分用人单位有法不依,劳动用工管理混乱

一些用人单位不按国家有关劳动合同的规定要求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要么不签合同,要么采取口头约定或者签订“生死合同”等形式来规避法律责任,减轻自己义务。据调查,目前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仅占12.5%。还有一些用人单位把自己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推给“包工头”,给以后的农民工维权制造困难;有的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管理混乱,引发了大量的劳动争议。据统计,因劳动合同问题引发的上访占全部上访的比例为18%。有的用人单位不执行国家关于工资支付的规定,没有建立正常的工资支付制度。还有一些用人单位不按国家要求实施劳动保护,对保护设施偷工减料,劳保用品或没有、或以次充好,使农民工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同时,目前一些行业中存在的经营不规范现状,加重了对农民工权益的损害。

(四)农民工组织化程度低,自我维权能力较弱

一方面,农民工进入城镇企业后,缺乏集体谈判能力,是造成农民工弱势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缺乏法律常识和维权意识,一旦权益遭受侵害,有的因不知法而放弃维权;有的因未签劳动合同,拿不出维权依据;还有不少农民工则为了保全工作机会而忍气吞声,从而导致农民工的弱势地位更加突出。

四、解决农民工工资和劳动保护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从近期看,应从解决当前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入手,狠抓各项制度的贯彻落实

1.进一步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

首先,在监察内容上,农民工工资和劳动保护问题应作为当前及今后劳动保障监察的重点。一方面,应重点对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定期进行严格的监察,既要解决旧的拖欠,又要防止新的拖欠;另一方面,也要重点对东南沿海地区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存在的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以及工时过长、不支付加班工资和劳动环境恶劣等问题加强监察。其次,在监察手段上,要以使用农民工较多的建筑、餐饮等行业为重点,对用人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和支付工资、提供劳动保护等情况加强日常巡视检查和专项检查,严肃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不提供劳动保护等违法行为。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对举报投诉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第三,在监察队伍建设上,要充实劳动保障监察队伍,增加监察机构和人员编制,同时抓好专项培训,全面提高劳动监察队伍的整体素质。

2.及时处理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案件

对于农民工申诉的劳动争议案件,要本着依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及时立案、快速处理。对农民工因用人单位拖欠和克扣工资、工伤待遇等问题申诉的仲裁案件要免收受理费,并尽可能减免应由农民工本人负担的处理费。

3.继续推进预防拖欠工资问题的制度建设

国家应指导、推动各地结合实际需要,逐步建立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劳动保障守法诚信制度。在有条件的地区和中心城市,全面建立或在某些行业、企业建立形式多样的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建筑企业要严格执行《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总结推广各地做法和经验,推动全国各地区普遍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全面推行企业劳动保障诚信制度,将工资支付情况作为评价企业劳动保障诚信等级的主要依据之一,实行分级建设、信息共享。对出现工资发放信用缺失现象的违法企业,降低其信用等级,并依法向社会迅速曝光。

4.进一步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和劳动保护制度

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建设,印制适用于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示范文本,指导推动用人单位制订本单位劳动合同管理制度;建立劳动合同管理台账,并将其与劳动报酬支付、劳动保护用品的发放、社保缴费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印证的管理机制。在劳动保护制度方面,用人单位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订本单位劳动保护制度,建立劳动保护用品发放台账和劳动保护设备管理台账,形成外部检查、内部自查劳动保护情况并及时整改的机制;明确劳保资金来源,引导用人单位加大对劳动保护和预防事故的投入,切实保障农民工的生命安全。

5.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用人单位的法制观念和农民工的依法维权意识

大力拓宽劳动保障普法宣传教育渠道,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灵活运用各种宣传教育手段,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相关法制宣传活动,提高用人单位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自觉性,增强农民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建议在“五五”普法规划中,国家加大对劳动保障普法工作的投入,以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为重点,用三年左右的时间,组织一次农民工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制教育轮训。

(二)从长远来看,应逐步健全和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加快建立长效机制

1.加快健全和完善有关劳动法律法规

建议尽快制定发布《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农民权益保障法》、《企业工资条例》、《欠薪保障条例》等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以及企业工资支付等行为。在立法中应加大对企业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以及欠薪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对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除责令整改外,还要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建议在我国刑法中作出相关规定,对恶意拖欠、无故克扣农民工工资、不依法提供必要劳动保护条件并对其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害者,可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与此同时,应推动地方加快立法进程。

2.加强对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宏观指导和调控

首先,要组织统计、研究等机构定期开展农民工工资水平、人工成本、劳动生产率、物价指数等方面情况的调查分析,及时发布有关信息,为建立农民工工资调整机制、促进农民工工资水平合理增长提供参考依据。其次,通过进一步完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人工成本信息指导制度等,引导用人单位合理调整各层次劳动岗位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使农民工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第三,要按照《最低工资规定》的要求,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适时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3.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推进集体协商制度建设

进一步贯彻《集体合同规定》和《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通过广泛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并安排农民工参与其中,使农民工获得平等的对话权利,从制度上保证农民工工资增长的合法权益,保证农民工享有企业效益增长的成果。

在小企业多、农民工集中的地区、行业建立集体合同制度。在具备条件的城镇,地方工会和行业工会可以代表农民工与相关用人单位签订集体合同,从总体上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4.根本扭转歧视农民工的错误观念

政府管理部门,特别是制定政策和执法监督者,首先应从自身做起,消除歧视观念,把农民工作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加快城镇化进程和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先导力量来对待,要从统筹协调城乡关系和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政策制定和执法过程中,做到对农民工平等对待,一视同仁。

要引导用人单位依法管理,诚信待人,扭转对农民工和城镇其他从业人员实行两种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的旧观念,把善待农民工的理念贯穿于企业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之中,贯彻到各项管理工作的实处,为减少和消除用人单位侵害农民工权益现象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要引导全社会尊重农民工的辛勤劳动,树立农民工与城镇从业人员同等身份、同等地位和同等待遇的法律意识。应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和社会舆论作用,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关爱农民工,切实维护广大农民工权益的良好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就是被称为农民工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他们就业流动性强，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有的长期在城市居住，生活和工作，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虽然尚未成为城市居民，但与农民也有很大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已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熏陶。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国情的产物，将长期存在于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

一、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大量事实说明，农民工已是我国产业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据国家统计局调查，２００４年全国进城务工和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总数超过２亿，其中进城务工人员１．２亿左右。农民工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从业人员的６８％，在建筑业、采掘业中占到近８０％，在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这一比重达到５０％以上。农民工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过去２０多年，如果没有农民工，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就不会有那么快，沿海地区新兴产业和开放型经济就不可能迅猛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已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主要是：工资偏低，拖欠工资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社会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些问题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进一步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改革发展稳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这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宗旨决定的，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和制度，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使城乡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逐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必须实行有利于调动农民工积极性和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措施。农民工促进了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机制的形成，闯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切实做好农民工工作，将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协调工农关系，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使全体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权利，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也必然要求解决好涉及农民工权益的一系列问题。只有妥善解决他们在劳动工资、就业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切实保障农民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益，为农民工创造一个公平、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才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充满活力、有序安定的社会局面。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趋势。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进度和方式不同，其社会效果也不一样。我国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数量也多，又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中。农民工队伍的出现和壮大，是我国特色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正确抉择和有效途径。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现象在我国不是短期的，而必将是长期的。我们必须顺应工业化、城镇化的客观规律，并从我国国情出发，正确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能否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宏伟目标的实现。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并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是对我国经济发

本展进入新阶段的科学判断。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这些重要论述和要求，为我们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化，我们要从建设规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正确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感和长期性。

二、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把握好的指导原则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事物。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有正确的指导原则。概括地说，既要遵循世界上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又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既要积极解决农民工面临的诸多问题，又要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既要着力完善政策和管理，又要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推动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稳步健康发展。进一步地说，解决好农民工问题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重要原则：

第一，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就是要尊重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政策规定和体制性障碍，使他们和城市职工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具体体现，也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必须在全社会营造理解农民工、尊重农民工、保护农民工的良好氛围。这不仅要体现在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措施中，也要体现在各地方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中，还要体现在用人单位的用人观念和做法中，任何部门、地方和单位都不应有歧视农民工的规定和做法。

第二，强化服务，完善管理。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和改善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努力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服务，提供维护合法权益和子女接受教育的服务。在管理方式上实现由防范式管理向服务型管理转变，在公共产品提供上实现由单纯面向城镇户籍人口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常住人口转变。要充分发挥企业、社区和中介组织的作用，使农民工享受应有的公共服务和权利，也使农民工更好地适应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新要求。

第三，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就是实行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相结合。要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搞好科学规划，实行正确的政策措施，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我国国情决定了和规定着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方针，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既要积极引导农民进城务工，又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扩大农村劳动力在当地转移就业。这样，才能确保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防止大量农民盲目涌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避免一些国家出现过的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和贫富悬殊的现象。

第四，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就是要坚持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工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国家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解决农民工问题也一定要考虑到各地的差异，不搞一个模式。近些年来，许多部门和地区进行了不少的尝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要加强对农民工工作的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输出地和输入地都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工问题。要积极探索保护农民工权益、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有效办法和途径。

第五，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就是既要抓紧解决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又要靠改革和发展，逐步解决涉及农民工利益的深层次问题，形成从根本上保障农民工权益的体制与制度。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也将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长过程。解决农民工问题应该坚持当前和长远相结合，方向性和操作性相统一。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原则、方向和思路，为各地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措施留有空间。

贯彻以上这些原则，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思想，尊重、保护和善待农民工，走中国特色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之路。

三、当前需要着力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

解决农民工问题涉及面广，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当前，特别要抓紧解决涉及农民工利益的一些带普遍性和最现实的问题。

第一，着力解决农民工收入偏低和生产生活条件差的问题。这是农民工最直接的切身利益问题，也是当前农民工反映强烈的问题，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一方面，要从制度机制上杜绝拖欠和克扣工资的现象，通过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做到农民工工资发放月清月结或按劳动合同约定执行，切实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处罚力度。另一方面，要规范农民工工资管理，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制定和推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逐步改变农民工工资偏低、同工不同酬的状况。现在，不少地方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积极探索，要认真总结经验，推广成熟做法。同时，要改善农民工生产生活条件，有关部门应切实履行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监管职责，企业必须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护设施，强化用人单位职业安全卫生的主体责任。要依法保障农民工的休息权和休假权，监督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国家关于职工休息休假的规定，对于延长工时和占用休息日、法定假日工作的，必须依法支付加班工资。任何企业都不得压低或变相减少加班时间的工资支付。要多渠道地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保证农民工居住场所符合基本的卫生和安全标准，通过完善社区文化设施和公共服务，丰富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

第二，加强农民工就业培训和劳动合同管理。关键是要改革城乡分割的就业管理体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为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服务。各地方、各部门要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清理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和行政收费。各级政府都要把帮助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城市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要向农民工开放，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要依法规范职业中介、劳务派遣和企业招用工行为。要适应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需求，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要严格执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对用人单位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指导与监督，制定和推行规范的劳动合同文本，建立权责明确的劳动关系。任何单位都不得违反劳动约定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特别要依法保护女工和未成年工权益，严格禁止使用童工，对介绍和使用童工的违法行为应从严惩处。

第三，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也是各方面都比较关注的问题。抓紧建立符合农民工就业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这既涉及维护农民工权益，也关系稳定农民工队伍。要根据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需求，坚持分类指导、稳步推进，首先着力解决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逐步解决养老保障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要适应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大的特点，保险关系和待遇能够转移接续，使农民工在流动就业中的社会保障权益不受损害；要兼顾农民工工资收入偏低的实际情况，实行低标准进入、渐进式过渡，调动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各地都要认真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所有用人单位必须及时为农民工办理参加工伤保险手续。当前，要加快推进农民工较为集中、工伤风险程度较高的建筑、采掘等行业参加工伤保险。各统筹地区要采取建立大病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办法，重点解决农民工进城务工期间的住院医疗保障问题，农民工也可自愿参加原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要抓紧研究探索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并能够与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有条件的地方，可直接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

第四，改善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农民工输入地政府要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对农民工实行属地管理。要在编制发展规划、制定公共政策、建设公用设施等方面，统筹考虑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要，逐步健全覆盖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当前，子女上学是长期在城市工作农民工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输入地政府要承担起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列入教育预算，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城市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要与当地学生在收费、管理等方面同等对待，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向农民工子女加收借读费及其他任何费用。输入地政府还要加强农民工疾病预防控制和适龄儿童免疫工作；实行以输入地为主、输出地和输入地协调配合的管理服务体制，全面搞好农民工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

第五，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目前，涉及农民工的侵权案件屡屡发生，由于多种原因使得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困难重重，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至关重要。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权利。农民工在评定技术职称、晋升职务、评选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等方面要与城镇职工同等看待。要依法保障农民工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严禁打骂、侮辱农民工的非法行为。要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地、有条件地解决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户籍问题。当然，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相对复杂的问题，一定要根据大中小城市的不同情况，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积极而稳步推进。要加大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执法力度，健全农民工维权举报投诉制度，做好对农民工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应充分发挥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在农民工维权工作中的作用。

第六，大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这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我国庞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必由之路，也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指导方针。据调查，目前全国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在县域经济范围内吸纳了６５％，主要是在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就业，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省内就地、就近转移的农村劳动力都达到９０％左右。实践证明，这种就业模式和途径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一定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扩大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当地转移就业容量。要努力引导相关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增加中西部地区农民在当地就业机会。要大力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可以帮助农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和增加收入，也利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要提高小城镇产业集聚和人口吸纳能力，鼓励外出务工农民回到小城镇创业和居住。特别要依法保护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这是降低农民工在城市失业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七，着力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由于农民工已经并将进一步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支劳动大军的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产业素质和竞争力，关系到整个工业化、现代化水平。因此，一定要用极大的努力全面提高农民工素质，包括政治思想素质、业务技能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要在农民工中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农民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遵守职业行为准则，成为既熟练掌握职业技能，又具备良好职业道德的合格的产业工人。要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引导农民工增强法制观念，知法守法，学会利用法律、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身权益。要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农民工遵守交通规则、爱护公共环境、讲究文明礼貌，培养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广大农民工要努力按照现代产业工人的基本素质要求自己，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业务和生产技能、学习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要遵守社会公共道德规范，履行当地城市居民应尽义务。

２００５年初，国务院领导同志就研究解决农民工问题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组织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以及部分专家，对农民工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在研究成熟后为国务院制定一个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指导性文件。历经１０个多月的努力，课题组形成了一批调研成果，并起草了一个指导性文件；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８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第１２２次常务会议听取汇报，并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文件，已经发布实施。这本《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汇集了对农民工问题作系统调查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对农民工的地位、作用、现状、趋势和一系列相关问题的认识。农民工这一新事物还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请广大读者和我们一起继续关注和深入研究农民工问题，为这支新型劳动大军的可贵精神和重大作用鼓与呼，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作坚持不懈的探索与奋斗。

第三篇：强迫症共病现象概述

强迫症共病现象概述

路英智张勤峰

【摘要】共病指在一个患者身上发现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疾病同时存在的现象。本文介绍了强迫症的共病，尤以抑郁障碍、焦虑障碍、抽动障碍、精神病性症状、人格障碍为主。

【Abstract】Comorbidity is a phenomenon that two or more than two types of diseases simultaneously exist in one patient.This article aims to sum up the comorbidity of OCD, specializing at depression disorder, anxiety disorder, tic disorder, psychotic symptoms, and personality disorder.【关键词】强迫症 共病

【Key words】OCDComorbidity

一、共病简介

共病(comorbidity)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耶鲁大学流行病学教授Feinstein1970年提出的，也常被称为并存疾病、同病、合病等，最初的定义为“同一患者患有所研究的索引疾病之外的其它任何己经存在或发生在索引疾病过程中的疾病。以后逐渐演变为既包括同时(simultaneously)发病，所谓横向联系（cross-sectional），也包括先后发病(insuccession)，所谓纵向联系(longitudinal)。共病被精神病专家定义为“一人多病”的现象。1980年DSMⅢ首先提出多轴诊断，并规定：若描述病情需求，可在轴I和轴II中作出多种诊断，但仍然保留了等级诊断的原则；ICD-10建议临床医生遵循一个总的原则，即概括临床表现时需要多少诊断就记录多少诊断，当记录一个以上的诊断时，最好将主要诊断放在其它诊断之前以表明其为主要诊断，同时注明其它任何辅助诊断或附加诊断，与诊断目的关系最密切者优先。这为共病诊断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依据。八十年代后，出现了大量关于精神疾病共病现象的研究，各个分类系统对共病的情况有各自的规定，文献报道的共病概念也不尽一致，缺乏可操作性的定义和标准。有专家认为，对于轴内疾病或者症状群，最好还是按照等级诊断的原则，以“一元病论”进行解释，谨慎的使用“多元论”，防止共病在精神科诊断的扩大化。不少专家认为，精神科目前多数的诊断不是病因诊断，而是症状诊断，所以共病实际上是“共症状群”。共病在精神病学领域是一个尚存争议的问题，也是当前精神医学研究的热点,共病到底是两种独立疾病在同一个体共存，还是有别于独立疾病的一种新的疾病种类,或是一种疾病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几类症状的重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共病研究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1)几种相互独立的疾病如果能够经常同时存在，可能有其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对研究发病机制有指导意义；(2)如果并存疾病普遍存在，那么排除性的诊断标准的正确性将受到挑战，可能引起诊断标准的改变；

(3)某疾病治疗困难，医疗费用增加，住院时间延长，其原因可能是有并存疾病存在；(4)并存疾病的概念引起了治疗原则的改变，即多种疾病需同时治疗；(5)并存疾病的研究，对判断疾病的预后有重要参考作用；(6)由于并存疾病的存在，可能是某项究尽管方法相同而结果却不同的合理解释。

强迫症是一类常见的发病年龄相对较早、呈慢性波动性病程的疾病。目前精

神科医生普遍认识到强迫症常共患有不属于其基本症状的其他精神障碍。国外大多数研究表明至少50%的患者共患轴I的其他障碍，多数患者至少可达到轴II的一种人格障碍标准，往往给临床诊断及治疗造成一定的困难。强迫症共患其他疾病者病情往往更严重、误诊率高、治疗更困难、社会功能缺陷严重、自杀率高、致残率高、预后差。国内外均报道，强迫症共病尤以抑郁障碍、焦虑障碍、抽动症和人格障碍等居多。所以强迫症的临床评估应该重视共病，对其共患疾病一并治疗。

二、强迫症与抑郁障碍

（一）流行病学研究

强迫症与抑郁的关系一直是临床研究比较多的问题。Weissman等研究者分析了7个国家的社区调查资料，发现强迫症患者具有显著的共患终生抑郁的危险，范围为12.4％—60.3%。Karno等(1988)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30%的强迫症病人患有抑郁症共病。美国ECA研究表明31.7%的强迫症患者同时伴有抑郁，66%的强迫症患者一生中有过重性抑郁症，85%的慢性强迫症患者有继发的抑郁症状，15%的强迫症患者有原发抑郁。Rasmussen(1986)报道44例强迫症病人，其中80%具有终生抑郁病史，30%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国内袁勇贵等发现，强迫症和抑郁障碍共病率为35.5 %，其中21 ％(1３例)患者为轻性抑郁，14.5%(9例)为重性抑郁，并且大多数强迫症和抑郁症共病患者的抑郁严重程度与强迫症状消长一致,提示可能为继发性抑郁。张岚等发现，抑郁障碍居强迫症共病障碍之首，占 47.5％（57/120),他们还发现，共患抑郁的患者中，39例(68.4%)报告他们的抑郁继发于强迫症状之后，严重程度与强迫症状消长一致，提示可能为继发性抑郁；10例(17.5％)患者认为抑郁与强迫症之间无明显关系，抑郁症状独立于强迫症状，提示是一种原发性抑郁；8例(14%)患者的抑郁症状与强迫症状交替出现。因此，他们认为强迫症共患的抑郁可为原发性和继发性抑郁。继发性抑郁是继发于强迫症状所致的精神痛苦和社会功能的损害，而与原发性抑郁的共病率较低。一项遗传流行病学调查发现，OCD的父母有8%、同胞有2%患有情感障碍，较对照组高，故认为二者存在联系。

（二）病理联系

近年有研究提示，强迫症和抑郁障碍存在神经生物学的联系，如强迫症一级亲属中情感性障碍的患病率增高，两者均有部分患者存在着DST试验脱抑制，均有部分患者多导睡眠图显示眼快动睡眠（REM）潜伏期缩短，均有部分患者静脉注射可乐定后生长激素反应迟钝，且都对某些抗抑郁剂如氯丙咪嗪、氟西汀等5-五羟色胺回收阻断剂（SSRIs)治疗反应好，说明二者都与五羟色胺神经递质系统的功能紊乱有关。甚至有学者认为强迫症是抑郁症的一种形式或者变异。在抑郁症中，强迫症状也是常见症状，HAMD量表中的强迫症状项目是一个常规内容。

（三）强迫症共患抑郁症的治疗：

已证明抗抑郁药氯丙咪嗪和SSRIs具有抗强迫的作用。有研究显示，氯丙咪嗪在缓解抑郁和强迫症状的效果方面是平行的。近年的研究显示，氟西汀、氟伏沙明治疗抑郁和强迫障碍共病患者，其强迫症状的改善与抑郁改善无关。Hoehrr Saric等比较了舍曲林、去甲咪嗪及安慰剂在治疗抑郁和强迫的作用，发现舍曲林在减轻抑郁和强迫症状的疗效优于后两者。一项用奈法唑酮治疗抑郁和强迫障碍共病患者的8周试验显示，患者的抑郁症状和强迫症状均得到很好的改善。有

人提出联合用药治疗此类疾病，如SSRIs联合TCAs，SSRIs联合锂盐，氯丙咪嗪联合理盐或SSRIs等，但均缺乏相应的临床研究资料证实，且不排除因药物相互作用会引起严重不良反应。用电休克治疗抑郁和强迫障碍共病的研究很少，有人认为只有在其他治疗无效时才考虑使用。

另有研究发现(Abramowitz 2000)，严重的抑郁状态会削弱认知行为疗法的效果，有严重抑郁症共病的强迫症病人，相对于那些抑郁症状不严重的强迫症病人来说，认知行为疗法效果要差一些。

三、强迫症与焦虑障碍

在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及统计手册第4版（DSM-IV)中强迫症被视为一种焦虑性障碍，主要依据是强迫性思维可导致焦虑，焦虑性障碍所特有的回避行为也常见于强迫症。Foa等从强迫与焦虑的关系上重新定义了强迫症,将Obsessions定义为激起焦虑的想法、想象和冲动；将Compulsions定义为用来缓和焦虑的行为与认知反应。

Rasmussen和Tsuang(1986)报道，在他们研究的强迫症病人中，30%患有特定恐惧症,20%患有社交恐惧症，15%患有惊恐障碍。袁勇贵研究了62例强迫症和68例焦虑症状，发现强迫症共患焦虑症（包括广泛性焦虑和惊恐障碍)的发生率为19.4％，焦虑症共患强迫症的发生率为8.8 %）。张岚等(1998)研究120例强迫症发现，强迫症共患多种焦虑性障碍占27.4％，以社交恐怖、单纯恐怖居多，其中13例社交恐怖症与强迫症状之间的关系显示，6例发生在没有强迫症状时，7例与强迫症同时出现，但内容与强迫观念无联系。近年来对社交恐怖症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发现其存在5-羟色胺能系统的异常, 且对5-羟色胺回收抑制剂及影响5-羟色胺系统的药物治疗有效，说明强迫症与社交恐怖症有一定的联系。对焦虑症的研究发现去甲肾上腺素、γ一氨基丁酸可能与其病理生理有关，苯二氮卓药物及β受体阻滞剂可以明显改善焦虑症状，但对强迫症无效。提示两者在生化和药理方面可能有不同的机制。

四、强迫症与抽动障碍

强迫症与抽动秽语综合征（tourette's syndrome, TS)及抽动障碍之间的现象学联系已有许多报告。20%--30%的强迫症个体报告自己现在或者以前曾经有过抽动行为(Pauls,1989)。据估计，抽动秽语综合征与强迫症的共病率在36%-52%之间（Leckman & Chittenden,1990;Pauls,Towbin,leckman,Zahner,&Cohen,1986)。另外有5%-7%的强迫症病人被认为深受抽动秽语综合征折磨（Rasmussen & Eisen,1989)。杨建红等(2005)报道125例TS中,强迫症共病率为25.6%。Pauls(1991)报道TS中共患强迫症36%，并且有1/3的成人和儿童强迫症有TS史。张岚等(1998)研究发现120例强迫症患者中，9例(7.5 %)当前共患慢性抽动障碍，21例

(17.5%)有慢性抽动障碍的终身患病率，并且21例共患抽动障碍的强迫症中，无一例诊断为TS，21例共患抽动障碍的患者中，男性19例，女性2例，提示男性患者共患抽动障碍者明显高于女性；且伴有抽动障碍的强迫症组共患一过性精神病、分裂型人格障碍、疑病症显著高于无抽动症组。

Pains等进行了一项较大规模的强迫症家系调查研究。发现先证者亲属中抽动症Tic(Tourette障碍和慢性Tic)的患病率(4.6%)明显高于对照组(1.0%)，且女性强迫症患者的先证者更易出现Tic，起病年龄较早的强迫症患者出现Tic的危险度较高，该研究的结论是强迫症是异质性疾病，有些病例有家族史并与Tic有关，有的病例有家族史却与Tic无关；另一些病例则无强迫症和Tic两方面的家族史。有研究者提出强迫症与TS是同一基因的不同表现形式，并有不同的性别表达，男性更易表现为TS或抽动障碍，女性易表现为强迫症，但无更多的研究结果支持这一结论。近年对强迫症的器质性病因的研究中，基底核为一关键区域，而TS也被认为是基底核损害造成。且从症状学上，TS也被纳入强迫谱系障碍，认为抽动及发声症状木身与强迫动作类似，先兆性冲动引起的不适在抽动后得到缓解，复杂的抽动则可能与强迫动作难以区别。但在治疗上SSRI对强迫症状有效，抽动的控制仍需用多巴胺能神经阻滞剂治疗。对于强迫症伴有抽动障碍者，治疗多合并多巴胺能神经阻滞剂如氟哌啶醇、利培酮等。

五、强迫症与精神病性症状

（一）临床现象

1.伴有强迫症状的精神分裂症（强迫型精神分裂症）

临床常见在精神分裂症的早期有强迫症状，但由于分裂症状日趋突出时被掩盖或者经过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后，强迫症状消失；或者在精神分裂症的进展期及缓解期出现强迫症状，这些情况通常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这是临床上最常见的。文献大多报道20%－50%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有强迫症状，比例高于普通人群的强迫症患病率；并且显示伴有强迫症状的精神分裂症病人与没有强迫症状的精神分裂症病人比较，前者有发病年龄早、住院时间长、对治疗不敏感、阴性症状严重、疗效差、与同龄人比较，社会适应能力差、就业结婚者少，依赖政府及家人资助者多。

Elsen等(1997)报道有一部分病人(7.8%}的强迫症状始终存在，并不随精神分裂症的变化而变化，故近10多年来有不少学者对这一类型的病人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一类型的病人病前认知能力、社会功能、可能的病因学、症状学、病程及预后等与没有强迫症状的精神分裂症有一些差异，并提出为一特殊类型的假说。同样在1991年，英国伦敦的Lewis系统地研究了三对同卵孪生的兄弟，发现其中三人患有强迫症，是按DSM的诊断标准，但不符合精神病的诊断标准。随访研究时发现其另外三个同胞都患有分裂样人格障碍。他从遗传学的角度推侧精神分裂症和强迫症可能真正同时存在。

在一项神经功能试验中, 根据认知的结果将80％以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准确分为有强迫症状组和无强迫症状组(Berman et al., 1998)，根据强迫症状的存在与否，精神分裂症可以分成两个不同亚型，有专家提出伴有强迫症状的精神分裂症为“强迫型精神分裂症”或“精神分裂症强迫型”，作为精神分裂症的一个亚型。

2.伴有精神病症状的强迫症（分裂型强迫症）

强迫症状为主流症状，精神病性症状为次要症状。Berman等(1998)报道15%的强迫症患者伴有精神病性症状。国内张岚等（1998）研究发现在强迫症的慢性过程中有16例(13.3％)患者出现一过性精神病性症状，病程2周一3个月，症状具有可逆性，也没有长期使用抗精神病药，他们还发现伴有抽动的强迫症组一过性精神病共病率明显高于不伴抽动症组。1993年Elsen研究了475名强迫症病人，发现14%有精神病的症状，其中5%的人对强迫症状无自知力，9%的病人按DSM-II-R标准，既符合强迫障碍的标准，也符合精神病的标准(其中4%为强迫症合并精神分裂症，2%为强迫症合并偏执状态，3%有强迫状态合并分裂样人格障碍）。张伯全，崔玉华等（2006）报道201例强迫症患者，31.3 %强迫症患者

伴有3条或3条以上的分裂型障碍症状，28.4 %的强迫症患者同时存在ICD-10分裂型障碍，有短暂的幻觉或妄想样信念者占9%，与单纯强迫症相比，伴有分裂型障碍者起病相对较急、强迫症状比较荒谬、患者对症状顺从、自知力差、病情与社会功能障碍较重。分裂型障碍被认为是精神分裂症谱系的一部分。文献复习显示5--32%的强迫症合并分裂型障碍。有专家提出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强迫症及自知力不良型强迫症作为一个亚型，称为“分裂型强迫症”或“妄想型强迫症”。

(二)病因联系

强迫症5-羟色胺功能失调是目前最认可的神经病理生理假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多巴胺系统可能参与其中，抗精神病药物能够调节脑内多巴胺功能活动，可作为一种强化治疗辅助手段，联合SSRIs用于抗强迫治疗的有效性，为强迫症的多巴胺作用机制提供了间接证据。

动物模型资料均提示多巴胺，特别是D1和D2受体可能参与了强迫性行为的发生机制。Hollander等，Zahn等，Marazziti等研究发现强迫症患者的体内的多巴胺及其代谢产物异常。药物激发试验也表明，多巴胺间接受体激动剂(如:可卡因和苯丙胺)，能够增加突触间隙多巴胺水平和多巴胺转运体密度，动物慢性服用可引起刻板行为和探寻行为，亦可加重试验动物的强迫症状；人类长期滥用可卡因可增加个体将来发生强迫症的风险。提示强迫症与脑内多巴胺功能亢进有关。

神经影像学的一些研究结果也提示基底节多巴胺系统参与了强迫症的病理机制，较高的多巴胺转运体密度和D２受体功能下调息味着强迫症基底节突触较

高的多巴胺浓度。

神经心理学的进展有助于新理论揭示精神症状的神经解剖学基础。Berman et al.（1998)通过研究一组稳定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现精神分裂症强迫症状的严重度对应的认知测查结果正好与强迫症患者的认知测查结果一致，并且强迫症状的严重度与其影响的认知区域相关（研究认为强迫症可以影响认知）。

遗传流行病学研究，杨彦春、刘协和（1998)研究显示，强迫症患者一级亲属中，除强迫症外，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也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以上的发现提示强迫症与精神分裂症具有某些相同的病原学基础，有专家提出分裂-强迫谱系假说。

(三)治疗

对伴有强迫症状的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临床上常采用双管齐下的治疗方法，用抗精神病药物和抗强迫症的药物，大多数病人均能有一定的疗效。常用抗强迫症的药物如氯丙咪嗪及SSRI类，但氯丙咪嗪易激活精神病症状，故合并使用时需要谨慎，剂量不宜大。但有些抗精神病药物如氯氮平可以诱发或者加重强迫症状，另外传统的抗精神病药及利培酮治疗都有引起强迫症状的报道.在治疗上要注意此点。

对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强迫症及难治性强迫症的治疗，利培酮是经过双盲研究证实有效的SSRIs增效剂；奥氮平在双盲研究中显示可作为SSRIs治疗无效的强迫症的一个可行的强化治疗备选药物；单盲研究证实奎硫平强化SSRIs治疗难治性强迫症有效，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增效剂。最近，Metin等应用舒必利325mg/d联合SSRIs治疗20例难治性强迫症，结果95%的患者疗效显著，提示舒必利亦能增强SSRIs的抗强迫效应。Mc-Dougle(1995)曾报道小剂量利培酮合并氟伏沙明治疗难治性强迫症状获得显著疗效，可供治疗方法选择时参考。

六 强迫症与人格障碍

许多研究显示OCD同人格障碍有较高的共病率，Black等报告与其他焦虑障碍相比，强迫症与人格障碍有更高的共病率。无论是采用自评调查表，还是定式晤谈，所报告的强迫症共病人格障碍发生率多在33%一87%间。综合文献，几乎所有类型的人格障碍均可见于O CD，报道共病较多的有强迫型、回避型、依赖型、偏执型、分裂型人格障碍。有研究支持OCD与强迫型人格具特殊关系这一概念。然而，共患强迫型人格障碍的患者极大部分同时共患其他人格障碍，似乎不支持上述特殊关系。

卢宁等(200４)发现99例强迫症中，有56例(56.6%)符合人格障碍的诊断，符合一个以上类别人格障碍诊断者为26例。以共病率高低排序依次为:焦虑/回避型、偏执型、依赖型、强迫型、冲动型、分裂样型、反社会型、表演型；并发现共病组的在婚率、全日制工作比率、功能大体评定量表总均分显著低于非共病组，共病组发病年龄较小、病程较长、受教育年限短；共病组病前突发生活事件发生率显著高于非共病组，此与Ttallis F的观察结果一致。共病组焦虑特质得分、ScL-90总分显著高于非共病组，表明人格障碍对强迫症患者病理心理的严重程度、社会适应能力、临床治疗和预后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确认OCD患者是否伴有严重人格障碍对预测治疗结果和制订治疗计划是至关重要的。有分裂型人格和可能有其他严重人格障碍的OCD患者药物治疗效果差，行为治疗效果也不好。

参考文献

1．王振，肖泽萍，张海音，等．强迫症的临床特征及其与人格障碍的共病情况分析．J Diagn Concepts Pract,2004,3（２）：106-107．

2．卢宁，居丽晶，李功迎．强迫症与人格障碍共病状况研究，2004, 13,（5）：519-521．

3．张岚，扬彦春，刘协和．强迫症合并现象的临床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8，6，（2）：71-75．

4．袁勇贵，李永宏，周娟．焦虑症和强迫症的发病背景和共病现象研究．现代康复，2001，2，5，（2）：126-127．

5．陆峥．抑郁障碍和焦虑障碍共病专家研讨会会议纪要．中华精神科杂志，2003，11，36（4）： 246-248．

6．陶林．并存疾病的理论与实践．中华精神科杂志，1999，2，32（1）：60-61．

7．张伯全，崔玉华，沈渔邨．强迫症与分裂型障碍共病的临床研究．山东精神医学，2006，19（1）：1-5．

8．Baer L，Jenike M．Personality disorders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J]．Psychiatr Clin N Am，1992，15：803．

9．Sobin C．Blundell ML，Weiller F，et al．Evidence of a dchizotypy subtye in OCD[J]．J Psychiatr Res，2000，34（1）：15-24．

10．Stein DJ：Biol Psychiatry，2000；47：296-304．

11．Pauls DL，Raymond CL，StevensonJM et al．A family study of Gilles de la Tourett’s syndrome．Hum Genet，1991，48：154-163．

第四篇：中梗阻现象（共）

中梗阻现象

中层干部一般是指科层制官僚结构中居于机关中间层次的干部，如各部委办局的科长、副科长等，他们是政府机关正常运作的骨干，是支撑“经济大厦”的柱石。总体而言，机关中层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较强的战斗力。否定这个基本估价，就不能解释县城经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是勿庸讳言，中层干部队伍建设还存在诸多问题，“中梗阻”现象依然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中梗阻”现象的表现

所谓“中梗阻”，就是出现了行政失控行为，领导活动在中层断裂，导致县委、县政府的政令在某地某部门或局部或全部地“走样”。有时政策意图和政策执行结果之间存在巨大鸿沟，政策所追求的目标难以实现。政令梗阻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危害和影响极大。在实际工作中主要表现有下面几种症状：

1.“阳奉阴违”型：使用“变脸术”、“障眼法”，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欺上瞒下弄虚作假，以至发生该请示的不请示，不该请示的乱请示等擅权、渎职行为。有的是先斩后奏，迫上司就范；有的是斩而不奏，封锁消息，自己说了算；有的是利用领导之间的矛盾，搞多头请示、推诿责任。

2.“上行下效”型：有的部门领导班子本身是一个“多核”或“无核”结构，龙虎相斗内耗很大，四分五裂形象不佳，权威不足统御乏力，常给人以可乘之机。班子自身不正，队伍管理混乱，以致个别干部擅权弄权且有恃无恐。

3.“业务霸权”型：不少单位“一把手”是行政官员出身，业务权威型不多。平时敷衍日常事务的精力多，潜心研究业务的时间少，所以在业务操作层面上缺乏发言权。一些中层干部往往利用业务为借口抵制上级决策的执行，声称讲业务就是讲政治，变相剥夺领导的“话语权”，搞有令不行，我行我素。

4.“倚老卖老”型：长期以来缺乏经常的干部轮岗交流机制，不少单位形成了“少帅老将”的被动局面。有的局长自嘲“蒸笼不如馒头大”，自己是“临时户”，科长是“老常住”，难以实施正确有效的举措。

5.“协调不足”型：由于上下之间、部门之间、科室之间缺乏沟通，有的是人际关系紧张复杂而影响效能，有的是政策理解的偏差导致执行的偏差，有的是利字当头互相扯皮推诿，“利益当篮球、困难当足球、责任当排球”，缺乏一种协调和谐的整体环境“软结构”。由此导致执行政策呈五种倾向：一是抵触，有硬顶和软拖两种表现；二是折扣，搞政策取舍，有利就执行；三是僵化，不顾实际盲目机械照搬；四是做交易，办事看交情、看好处、看背景，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五是不作为，渎职失职贻误工作。

二、“中梗阻”现象的成因

“中梗阻”现象由来已久，是内因外因交互作用的产物，主要有五方面的因素：

1.个别干部思想素质不高，为民掌权意识淡薄。尽管多次开展轰轰烈烈的“三个代表”、解放思想、机关建设等主题教育，但大多雨过湿地皮，没有触及灵魂。少数机关几乎多年没有开过普通党员的民主生活会，致使一些干部处于“思想自生自灭，心态自我平衡，利益自我调节，廉洁自我把关，身体自我保养”状态，宗旨意识淡薄，群众观念不强，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服务观。

2.班子自身不过硬，缺乏统揽全局能力。事实表明，“中梗阻”与班子建设状况成反比。有的班子问题成堆自身涣散，疏于对权力的制约和管理，对下属缺乏影响力。有的是外行领导内行，部分领导权旁落，对下属缺乏统御力。有的则是主要领导精力不到位，陷入授权不当的误区，如牧羊式的授权，权责不清没有反馈，听其自然放任不管。有方甚而出现反向授权，领导让下属牵着鼻子走。

3.身份的“双重性”带来行为的“两面性”。有学者认为，拥有实际权力的中层官僚，往往组成特殊的利益集团，具有可能牟利的权利。他们既要为社会服务，又要谋取自己的利益。当职业目的和自身利益相矛盾时，他的自身利益就可能在某种条件下膨胀起来，发展成为腐败行为。中层官僚很少公开反对“核心”目标，却还是大胆地利用权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满足自己的需要。

4.择优汰劣的竞争机制不健全，管理不到位。一些部门行政编制人员不足、年龄老化等问题突出。一些老科长年过不惑，仕途进步自觉“前程渺茫”，当个科长自恃“舍我其谁”，工作得过且过。少数热门单位成为调不出、派不进的特殊部门，长期的近亲组合自繁自育，委实难产生杂交优势。

5.权力神秘运行，审批“暗箱”操作。行政行为的不规范不透明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因素。一些事可以今天办，也可以明天办；可以这样办那样办，甚至可以办，也可以不办，提供了“给了好处乱办事”的土壤。有的科室一共二、三个人，公共权力象蛋糕一样被彻底瓜分，权力范围的事水泼不进刀枪不入，“一亩三分地还是我说了算”，大有“一夫挡关、万夫莫开”之势，所以才会有“局长说可以、科长说难办、科员说不行”的咄咄怪事。

三、“中梗阻”现象的对策

中医有句名言：“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上下畅通是健康生命的基本要求。“中梗阻”是生命机体的严重病态，轻则局部淤血、机能障碍；重则自体中毒、败血而亡。只有引起足够重视，对症下药，才能为“服务经济、服务基层”打下扎实的基础。

1.注重教育，提高素质。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以创建“学习型机关、服务型机关、责任型机关”为抓手，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做到真学、真信、真用，并内化为自觉行动，做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要牢固确立发展无罪、变通有理的创新观，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的软环境。

2.健全机制，畅通出口。要逐步形成竞争择优、激励约束和动态管理机制。敞开大门，打破身份壁垒，允许事业人员、社会贤士参与中层职务竞聘，让一切想干事、能干事的优秀人才充分涌流。要建立经常的干部轮岗交流制度，重点、热点岗位必须定期交流。要注重考核淘汰能上能下，例如机关内部开展“最差科室”评选活动，让群众不满意者下岗。再如浙江湖州市调整不称职干部实行“让德才平庸干部下、让不宜再任者下、让实力不济者下、让岗位不适者下、让相形见绌者下、让屡教不改者下、让年龄到位者下、让形象不佳者下”的“八必下”制度，四川省成都市让三名“为官一任不能造福一方”，工作无作为的基层负责人丢“乌纱”，湖北省武汉市让75名不作为乱作为责任人受处分，以及不少县早已实行的考核，末位淘汰制等，犹如一场地震，对当地干部触动很大，值得学习借鉴。

3.加强监督，阳光操作。要彻底转变“管理就是审批、审批就是收费”的狭隘观念，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步伐，推进行政审批与收费的彻底分离。一要简政放权，尽可能把由政府控制的一部分权力归还给市场，归还给企业，归还给人民群众，从“量”上抑制中层干部腐败的机会，为廉洁从政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二要合理分权，科学地把权力分解到工作程序中去，防止权力由个人垄断。三要公开用权，公开办事内容、程序、结果，变“暗箱操作”为“阳光操作”，变“封闭运行”为“公开运行”，干部行不行让群众的“X”光照一照，还干部一个清白，给群众一个明白。

4.从严治党，强化局党委管理干部的权威和力度。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要坚持党管干部和“下管一级”的原则，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首长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度，疏通梗阻，解决拖拉，整治懈怠，反对奢靡，改变那种放之于宽、失之于软、放任自流、疏于管理的被动局面。不能借口“权力空心化”，推诿领导责任。要严肃查处害群之马，搞好“体检”，做到警钟长鸣。局领导班子要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坚持发展不动摇，服务经济不打折，队伍建设不放松。唯有指挥畅通、音调一致，才能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百战不败。

第五篇：中学校园手机现象调查报告

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手机已经逐渐从一种奢侈品变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通的通讯工具，手机的消费群越来越广，校园也正在成为手机消费的巨大城市，中学生中的“手机一族”也越来越多，我们对校园手机问题作了以下调查：

一、校园使用手机的现象及调查分析。

在能不能用手机这个问题上，有的家长认为现在成年人手机已经普及了，孩子们用手机是一种趋势，孩子有了手机，就相当于家长放出去的风筝，给孩子身上绑了一根线，可以控制孩子的行踪，如果给孩子买张电话卡，给家长打电话的主动权就掌握在孩子手里，有时孩子回家晚了，家长不放心，又无法取得联系，只能干着急。而孩子多数贪玩，玩起来就忘了给家长打电话，因此，有些家长宁肯自己生活上节俭一些，也要给孩子花这个钱，而在学校，学生大部分时间是用于娱乐玩耍的，都普通存在上课期间发短消息的情况，手机在学校真实的使用状况可见一斑。

二、校园使用手机的危害分析。

第一、它滋长了学生间盲目追求时尚的虚荣心理，造成学生间的攀比。

第二、心智尚不成熟的学生往往会被各种不良手机信息所迷惑。

第三、加重家长经济负担，第四、手机用多了，会产生手机依赖症，具体表现在手机没带在身边就心烦意乱，无法正常学习。

第五、中学生玩手机还会中毒;

第六、产生不安全因素。

第七、可能会诱使学生犯罪。

三、应对校园手机问题的措施和建议。

1、校园禁机令。

我认为，手机作为科技进步带给人类的新工具，本身并无利弊对错，进入校园后出现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暴露了学生规则意识，缺乏学校德育的老问题，学校一纸禁令虽然只能在表面上解决问题，但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更好的处理办法前，还是十分需要这一纸禁令的，毕竟学校老师面对的还是一群没有多少自制度力的学生。

2、加强学校德育教育，提升学生思想素质。

如果要彻底解决手机问题，我觉得最根本的是要整体提升学校德育水平，要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公德意识和自律意识，让学生具备自律意识，以健康文明的心态使用手机。不然，科技越发展，科技数码产品应越多越新颖。

总之，这是一个十分棘手而又重要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学生们要学会自律，学校要加强引导，而家长们也要极力配合，我想只要三方合力，手机不再成为学校大害，也不会影响课堂学习状况，而是成为学生辅助学习方便生活的好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