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很难深度介入南中国海问题

第一篇：日本为何很难深度介入南中国海问题

日本为何很难深度介入南中国海问题

2016年08月06日 张云 来源：联合早报

2015年下半年开始，日本介入南中国海似乎日益表面化，这又发生在日本国会正式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背景下，而南中国海仲裁庭最初设立时，日本籍法官柳井俊二则是主要牵头人，因此中国对日本可能利用南中国海问题达到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目的的怀疑也日益加重。

一些学者专家认为日本很可能乘机深度介入南中国海，不仅让中日关系倒退，并且导致中美，中国与东盟关系受损，因而日本可能会成为争端中的最大获益方。笔者认为，日本无疑有介入的意图，但是否真的既有心又有力实质性深度介入，并且带来相应的战略结果，则需要细致分析。

中日关系中的南中国海因素出现

2015年11月初，中日国防部长时隔四年又五个月在马来西亚会谈时，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告诫日方南中国海不是中日之间的问题，不要采取事态复杂化行动。中国外交部在2015年11月中旬的记者会上针对有报道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和东亚峰会上提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建设，回答说“东亚峰会不是讨论南中国海问题的适当场合，日本在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上无权说三道四”。11月19日，安倍在马尼拉APEC峰会期间举行日美首脑会谈中，表示对于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进行的“自由航行”行动表示支持，并说将根据形势变化研究在南中国海自卫队的活动。

考虑到9月份日本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中心的一系列安保相关立法案刚通过，只要政府认定对于日本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和平造成影响，自卫队的活动就没有地理限制。换言之，日本也可以像美国一样派遣自卫队军舰进入中国建设的人工岛12海里以内进行“自由航行”行动，或者强化在南中国海公海上的监视巡逻活动。

同日，安倍在同菲律宾总统的会谈中，双方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表示“严重的担忧”，并对防卫装备转移协定大致达成共识，日本向菲方提供2420亿日元贷款，阿基诺表示希望日本支持菲律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随后11月22日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亚峰会上，安倍说“海洋环境的单方面的物理性改变应该自制”，这是在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场情况下作出的批评。

进入2016年以来，随着南中国海仲裁案结果公布临近，中日关系中的南中国海因素也进一步发酵。5月份在日本召开的7国集团外长会议的联合声明中尽管没有指明中国，但是“对于造成南中国海局势紧张的单方面威压，挑衅行为表示强烈反对”。首脑会议声明中则表示反对“使用力量改变现状”，呼吁遵守国际法，这间接批评了中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峰会前“奉劝日方不要继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刷存在感”，批评“日本标榜国际海洋法治暴露其虚伪性”。

在峰会发表声明后，中国表示对日本主办的G7峰会炒作南中国海，渲染紧张局势，不利于稳定，对日本和G7做法强烈不满。6月初，日本深夜召见中国驻日大使抗议中国军舰进入钓鱼岛（日本称尖 阁诸岛）的接续水域，6月17日中国国防部披露中国两架苏30战机在东海遭日军机雷达照射，而日方否认。

7月初，柬埔寨首相洪森演讲中披露日本驻柬大使向其施压支持南中国海仲裁案结果，进一步加深中国对日本利用南中国海问题打压中国的怀疑。7月中旬，亚欧会议期间中日总理会谈，安倍对南中国海表示了担忧，希望按照国际法和平解决，李克强则表示日本不应该介入。7月下旬在老挝举行的东亚合作外长会议期间中日外长会谈时，针对南中国海问题中国外长王毅告诫“日本如继续高调介入，蓄意炒作，只能坐实你们是别有所图”。而日本外长岸田文雄在随后举行的东盟（亚细安）地区论坛上表示对南中国海问题的“深刻的担忧”。

从以上可以看出，南中国海问题已经开始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新的因素，而且可能让刚刚走出低谷的中日关系前途更扑朔迷离。

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要什么

日本不是南中国海的声索国，这决定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利益诉求不可能是领土或者油气资源；日本贸易立国，南中国海航道航行自由对其战略意义自不待言，但南中国海的商业船只航行自由没有问题；日本也没有类似美国那样把军舰飞机在世界海空中自由航行作为战略利益来定义，因此南中国海的军事航行自由也不是日本的利益诉求。那么究竟为了什么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同中国对着干呢？换句话说，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要的是什么？

日本主要把南中国海问题看成未来亚洲安全秩序的一个风向标，而不是关注南中国海本身。在日本看来，日本受益于战后几十年主要由美国双边同盟主导的亚洲海上安全架构，在这个框架下日本不仅成为了经济大国，还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在亚洲政治中获得一定的存在感。然而在东亚的大陆部分中国的发展以及同周边国家的相互依存增强，未来将不可避免成为一个中国主导的地区，如果亚洲的海上部分美国主导的架构也被削弱的话，日本在本地区的存在感就会进一步削弱。

与此同时，在日本看来，今后几十年时间里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不会被其他国家取代，美国主导的海上秩序只要美国“有心”就可能继续维护，只怕其“有力”而“无心”。

日本认为过去的国际秩序在美国强烈的意愿和能力下得到实现和维持，现在美国的意愿相对衰落，需要日本等盟国展示意愿和能力，一方面补充美国意愿不足留下的空缺，另一方面激发美国继续领导世界的信心和动力。按照上述战略逻辑，“拉住美国”就被认为是日本的头等战略需要，南中国海则为日本“拉住美国”提供了机会。

日本认为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雷声大雨点小”，例如美国虽然进行自由航行军事行动但又强调无害通过，被认为在维护美国主导的西太平洋秩序上意愿不足（有意思的是中国相反认为美国霸权意愿过强），因此我们才会看到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表态，有时候比美国还要强烈的反常现象。日本基于政治因素介入南中国海

笔者认为日本介入南中国海将会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其政治意味大于实际安全和军事意义。

首先，美国并不欢迎日本实质性介入南中国海问题。对美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军事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中美之间的战略问题。中美战略博弈中，美国需要日本在政治上的支持，例如表态支持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国际法原则解决争端等。但是如果一旦日本系统性地从军事上介入南中国海，例如常规派遣自卫队与美军一起或者单独监视警戒活动，将会让中美战略博弈极端复杂化，中日之间的偶发事件会将美国卷入其中。

正因为如此，2015年11月日美首脑会谈中，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称赞安倍的安保法制改革为“历史性伟业”，并重申“日美同盟也是美国的安保的基轴”，但对其派遣自卫队到南中国海的暗示并未表态。

第二，日本政府也没有决心深度卷入南中国海问题。2015年11月底，就在安倍自卫队派遣南中国海表态后一周日本共同社调查显示，对此表示赞成为52.7%，反对39.9%，赞成超过了半数。然而有意思的是日本政府表态反而非常谨慎，官房长官表示日本目前没有在南中国海的监视活动，也完全没有计划派遣自卫队进行同美军那样的巡航活动。2016年2月，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访日时候，针对新闻报道中国在西沙部署导弹，日本也只是要求美军加强监视警戒。第三，东盟不少国家也认为日本的深度介入将会让问题更加复杂。尽管近年来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安全防务交流合作升温，例如2016年4月初，海上自卫队潜艇访问菲律宾军港苏比克湾，这是15年首次。随后，日本两艘护卫舰对越南金兰湾军港访问。3月中旬，日本自卫队还组织了对越南军队维和活动研修指导。然而这些更多还是具有象征性政治意义的动作，东盟整体上很难想象会期待同日本强化安全关系来对应南中国海问题。

第四，从日本的能力上来说，巡航监视南中国海也不现实。据媒体报道，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舰艇规模在执行海外反海盗活动和东海的警戒任务外，并没有太多余力对应南中国海。目前日本海上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东海，如果向南中国海派遣自卫队，势必造成东海巡航能力减弱，或者需要大规模进行军备建设，在目前的日本财政状况下大幅度增加防卫开支不实际，也很难得到国内支持。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军事能力建设的援助状况来看，也很难说是实质性大规模的支援。2015年11月，日本向越南提供的是六艘二手舰艇，向菲律宾提供的是旧的TC90海上自卫队的练习飞机。

尽管南中国海因素显然已经进入中日关系的棋盘，但这个因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中日关系、地区安全和中国外交，则需要更加细致冷静地分析，当然过小评估日本介入南中国海的影响会带来严重后果，但过大评估同样可能会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

第二篇：南中国海问题的分析

南中国海问题的分析

摘要：南海问题，是指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围绕南中国海主权归属及海洋资源开发所产生的争议。其直接原因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四国对中国南沙海域权益的侵犯，在这一原因的背后还有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南海问题不仅关乎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而且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南海争端实质国家利益

南海问题，是指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围绕南中国海主权归属及海洋资源开发所产生的争议。其实质是东南亚某些国家否认我国在南海U形断续线内的主权，并且非法占据南沙岛礁并大肆掠夺资源[1]。南海问题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南海问题实质上是南沙争端。争端方为中国、中国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一般称之为“五国六方”。西沙争议仅存在于中越两国之间，是由越南单方面挑起的。越南把所谓的“西沙争议”引入南海问题，是蓄意将南海问题扩大化和复杂化 因此，这里所讲的南海问题实质上是指南沙争端。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并不存在南沙争端问题，除了南越当局对中国南沙群岛提出过主权要求外，没有其他国家对中国拥有南沙群岛主权这一事实持有异议。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从未对南沙岛礁及附近海域有任何主张或行动。南沙局势相对平静，南沙争端的国际影响也十分有限。20世纪70年代以后，越南、菲律宾等国纷纷出兵占领其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南沙争端开始凸显。南沙争端的直接原因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四国对中国南沙海域权益的侵犯，在这一原因的背后还有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

首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影响。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诞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妥协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海洋权益的胜利，对国际海洋新秩序的建立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产生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由于岛屿在划分领海、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拥有一座小岛便可拥有12海里的领海，外加12海里毗邻区的管辖权，甚至可拥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的权利。新的海洋法律制度实际上助推了各沿海国对海域管辖范围的声

索与争夺，“蓝色圈地运动”就此开始，南沙海域的岛礁争夺也由此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其次，南海地缘政治及重要地位。南海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航道之一，位居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航运要冲，是东盟各国和东亚各国等众多经济体的海上航运生命线。2007年世界海运理事会（WSC）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平均有四分之一的海上航运量要经南海运往各大洲；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85%以上的石油进口要经过南海运输；美国从亚太地区进口的各种重要原料90%要经南海航道运回北美。此外，南海处于越南金兰湾与菲律宾苏比克湾两大海军基地之间，战略位置极其重要。通过南海的海上航线基本上都要通过南沙群岛，每天约有数百艘货轮穿梭其间。南沙海域西接印度洋、南抵大洋洲、北通东亚，组成了四通八达的海上航运线。南沙海域的地缘政治地位与商业价值重大，也是引发南沙争端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次，资源因素。引发南沙争端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岛礁及其周围海域拥有的实际和潜在资源。1968年，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下设的“亚洲外岛海域矿产资源联合勘探协调委员会”提交的一份勘察报告指出，越南沿岸及邻近海域、南沙群岛东部及南部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南海周边各国本来就已经觊觎着南沙海域的矿产资源，该报告的出炉无疑证实了“南沙海域作为油气资源富集区”的种种猜测，刺激周边国家加速抢占南沙海域资源。再加上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更加提升了南沙海域资源具有的潜在意义，南沙争端随之加剧。

最后，区域外大国介入的影响。美国等区域外大国，通过加强与东盟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保持对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关注和投入，对南海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并以多种方式介入南海。911事件之后，美国借反恐之名加强对南海地区的军事干预力及影响力，表明了美国在1992年将苏比克军事基地移交菲律宾并全面退出东南亚后，再次重返这一区域的战略意图。美国不仅增加了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投入，而且加强了同越南等国的交流与合作，由此导致了南海问题的复杂化态势。除了美国外，其他一些区域外大国为了扩展在东南亚的经济和安全利益，通过与部分东盟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将军事力量的触角延伸至南海，不断增加在南海问题上的话语权，以此作为加强自身在东南亚影响力的突破口。

南海争端不仅是地缘政治范畴的重要研究内容，而且也是目前海洋政治领域研究重点。海洋政治，即围绕海洋的国家对外政治行为、战争与外交，成为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的领域。[2]

一 从主权角度看，南海主权神圣而不可侵犯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包括越南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出版的书籍、报刊本来都承认中国拥有南沙群岛主权。在中国地图上，九条断续线将南海这片海域围住，断续线内即为我国领海，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岛分布其中。南海断续线内海域面积为200万平方公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文莱五国要求的海域就占154万平方公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岛屿所属国可以由岛屿外划12海里领海和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区域内可自由开采资源。既然南沙群岛主权属于我国，那么我国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的领海也属于我国，不能任意更改。因此，目前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南海周边有关国家宣称拥有南沙群岛全部或部分主权，并对部分南沙岛礁实施占领，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挑战，也是违反“禁止反言”原则的。[3]

二 从利益角度看，南海资源是我国海洋权益不可或缺的部分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国家的兴衰与海洋权益状况紧密相连。中国海洋权益的强弱，直接体现了我国对海洋权益的立场，以及控制 利用与保护等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发现南沙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其中曾母盆地、沙巴盆地、万安盆地的石油储量丰富，估计总储量将近200亿吨，其中有一半以上储量分布在中国海域。但如今，周边国家已在南沙群岛海域钻井1000多口，现已投产的500余口油气井中，100多口位于我南海断续线内，参与采油的国际石油公司超200家。而中国出于政治因素、距离及技术问题，我国在南海争议区的油气资源开发还是空白。因此，南海战略的实施必须把开发南海油气资源放在首位。

南沙群岛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咽喉，扼守两洋海运的要冲，是多条国际海运线和航空运输线的必经之地，也是扼守马六甲海峡、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巴拉巴海峡的关键所在，是中国南方海防前哨，在战略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003年11月2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到了国内石油进口的一半以上都来自中东、非洲、东南亚地区，进口原油80%左右是通过过马六甲海峡运输[4]。马六甲海峡与南海是连在一起的，都是中国的海上石油生命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南海海上安全合作领域，相关国家相互防范与竞争心理至今尚未消除，而且周边国家对南海诸岛的军事占领极大地威胁着南海的航运安全与畅通。

三 从权力关系出发，南海争端的演变是地区权力体系的确立过程

南海争端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尚未强大到能对南海周边的国家产生深入影响和制衡，南海争端中国家间的权力对比中没有压倒性优势。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根据国情和国际形势，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当然包括对中国实力的正确评估的，以致后来的有关政策也是根据国家权力的增长情况而制定。1990年，我国对外正式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南海的主张。2008年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出，“把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南海争端不是在短期内爆发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一直缺乏长远的经营南海的蓝图。20世纪50年代，中国进行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革命、第一个五年计划等，国家的所有工作重心都放在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国内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建设。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三年困难的时期，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国家陷入一片混乱。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发展经济成为工作地重中之重。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放在陆上的问题上，而南海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过分地相信和依赖国际法约。这才使得南海周边国家借此判断，以为我国有可能会因为忙于解决国内问题、为维护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形象等，必须与南海周边国家保持友好，不会南海周边作出强硬的举措，而会在南海岛屿归属上作出让步，这样使南海周边国家扩张海洋权力有机可趁，也为南海争端的产生埋下了祸根。对我国来说，应当从战略层面尽快研究制定相应的具有综合性、前瞻性的“南海大战略”来指导以后的方针、政策及措施，在南海地区的权力体系构建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

四 我国在南海争端中战略考量

1、权衡利弊。基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爱好和平的传统，在建设和谐社会和推行和平外交的大背景下，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思维取向一定是冷静的和平的友好的。而不是锋芒毕露、穷兵黩武的。现今中国需要的南海，是和平的南海

而不是战争的南海[5]。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511年8月15日，周恩来同志在《关于美英对日和约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中指出：包括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为中国领土，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虽曾一度沦陷，但日本投降后已为当时中国政府全部接收。其后，中国一再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包括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享有合法主权，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和采取任何方式加以侵犯，任何外国侵占南海诸岛以及在这些地区进行开发或其他活动，都是非法的，不能允许的根据国际法的规定，一国必须对其领土内进行持续不断的行政管理，否则，这一地区被第二方占领五十年后就可以视为此国领土。国务院于2007年11月批准设立的县级市三沙市，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对南海区域进行更加有效的行政管理，加强在争议海域的实际存在，强调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周围海洋拥有主权，明确地声明了南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在明确法理上属于中国的海洋权利的同时，应加强国防力量的建设，尤其海、空力量，事实上属于中国的海洋权利才有坚强的后盾。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说得明白：“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6]

目前我们海空军武器装备还是比较落后，海、空军实战经验很少。同时占据我南中国海岛屿的国家，占据地理位置优势。因此，我国更须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积极进行准备的同时，也要适时展示军事威慑力，例如2009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青岛出席庆祝人民海军成立六十周年海上阅兵活动；中国海军编队赴索马里海域护航等等随着海军实力的壮大，海军在解决南海争端时的作用也将更大，这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一定会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南海纠纷。

2、内外兼顾。南海问题的缓解需要从两个方面同时进行，除了从国内情况考虑，中国大陆本身的一系列努力外，还应重视外部因素、条件等的影响和作用。首先，因为南海问题不仅关乎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战略，同时要防止演变为更复杂的区域性的领土争端。因此有必要在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框架下，积极开展进一步的双边对话，为南海问题的解决制定时间表及相关内容，并力争把谈判限制在区域范围内，尽量避免扩大化、国际化，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积极应对区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力争避免孤立，造成被动。其次，要进一步争取政治环境、政治手段上的同情票。2005年7月，胡锦涛出访俄罗斯，“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和谐世界”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标志着这一全新理念逐渐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可以看出，中国的对世界和平发展的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最后，台湾在南海问题上有重要作用。南海主权属于中国为两岸之共识，并且目前台湾控制着东沙群岛和太平岛，可以起到实质性作用。因此，在当前两岸交流良好的状况下，党和政府应争取台湾当局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建立政治、军事交流平台、互信机制和协防机制，将南海争端列入

两岸协商议程，在南海问题上保持立场一致，共同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

综上所述，从主权角度看，南海主权神圣而不可侵犯；从利益角度看，南海丰富的石油资源、航运资源是我国海洋权益不可或缺的部分；从权力关系出发，南海争端的演变是地区权力体系的确立过程。因此，为了防止南海争端的加剧，必须在建设和谐社会和推行和平外交的大背景下，在明确法理上属于中国的海洋权利的同时，加强中国国防力量的建设，海峡两岸两岸携手起来，在南海问题上保持立场一致，共同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

参考文献：

[1 ]崔荣伟.国际机制与南海问题探析[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7，（1 0）.[2]张开城.从南海问题看海洋政治社会[J].时代经济论坛，2008，（9）.[3]郭文路，黄硕琳.南海争端与南海渔业资源区域合作管理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73.[4]杨洁勉.大合作：变化中的世界和中国国际战略[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265.[5]张开城.文化视野下的南海问题应对[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7，（4）.[6][美]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论[M].萧伟中，梅然，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419.

第三篇：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及战略目标

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及发展动向

摘要：近年来，随着美国“重返亚太”、南海海洋权益争端日趋激烈，加上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基于国内发展需要以及配合美国 “重返亚太战略”的需要，依托日美同盟，加大了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和介入力度，并试图借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崛起，以扩大自身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举措将会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构成不容忽视的威胁和挑战，对于中日两国的关系会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关键词：日本；南海问题；中日关系

众所周知，日本并非南海争端的当事国。但其出于维护自身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应对钓鱼岛争端等现实利益，又有争夺地区影响力、遏制中国崛起等战略性的考量，虽然没有对南海主权提出诉求，却极为关注并积极介入到南海争端的相关事宜中。日本历来视东南亚地区为其传统战略势力范围和海上“生命线”，加之近年来中日两国在地区主导权、东海问题上的争端不断激化，在介入南海问题的力度和程度上，以及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和后果上，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区域外大国，其介入南海争端的意愿更为强烈，目标也更为清晰，并且在不同时期由于对周边和国际安全环境、自身战略定位的判断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政策重心和导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然而，与对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重视和探讨相对比，目前国内学界对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关注和探讨还远远不够充分和深入。可以预见，在亚太地区格局深度调整和中日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的背景下，以及在日本加速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日本今后会以各种方式进一步加强对南海问题的介入，甚至在军事上重返南海。我们对此应保持警惕。本文将重点探究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及其发展动向。

一、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

日本对南海的染指，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当时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占领了中国台湾省后，就开始逐步向南海渗透。“二战”期间，日本一度侵占南海诸岛。中国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的相关条款，收复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此后，日本对南海地区的关注逐渐淡化，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承认南海诸岛的主权属于中国。冷战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日本相应地调整了国家战略目标，开始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军事大国迈进。日本将南海问题视为其在亚太地区攫取地缘政治利益和抗衡中国的一个着力点，开始逐步介入南海问题。

2015年 9 月 19 日，日本执政联盟凭借多数议席，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强行表决通过了安保相关法案。这标志着该法案已正式升级为法律，日本政府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新安保法案包括 《国际和平支援法案》和 《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案》由十个小法案构成，其中 《周边事态法》更名为 《重要影响事态安全确保法》，该法案取消了 “日本周边”的地理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只要日本政府主观判断会对其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就可以出动自卫队加以应对。此举将会为日本军事干预南海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1]

（一）基于经济角度分析

首先，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小岛国，石油99.8%都依赖进口，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极高。资源的高度依赖国外进口使得油气资源丰富的南海渐渐引起日本的瞩目，这也是日本一贯使用的资源进口渠道的多元化战略的一部分。上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为了保证石油进口的供给可靠、稳定价格，随着号称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的南海的丰富的油气资源的发现，未来日本肯定会要分得资源的“一杯羹”，所以现在的一切准备都是为了在以后的资源争夺中获得有利地位。其次，能源运输航线安全的需要。马六甲海峡—南海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线之一，这一命题对于日本来说尤其正确，且对日本有着生死攸关的影响。随着近年来南海问题愈演愈烈，南海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岛屿主权争端越来越激烈，日本担心从中东进口的石油无法保证其运输航线的安全性。为了使从中东进口的石油顺利抵达日本，对于地区热点的南海，日本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二）基于政治角度分析

首先，是为了配合美国 “重返亚太战略”的需要。2010年 5 月，美国发布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指出，美国将对其亚洲战略作出调整，以进一步维护霸权地位，重建美国的 “领导力”。[2]在美国 “重返亚太战略”中，日本发挥着 “急先锋”作用。同时，美国必须为 “重返亚太战略”寻找介入点，而亚太地区存在争端的问题主要有中日钓鱼岛争端、俄日南千岛群岛争端、韩日独岛争端以及南海问题。在美国看来，对美国 “重返亚太战略”构成威胁的是中国，而与中国相关的钓鱼岛争端与南海问题成为了美国 “重返亚太战略”的主要介入点。其次，日本是世界大国之一，对东亚一直有做领头羊的心态，但 2009 [1][2]周永生：《日本 “新安保法案”的问题》，《国别政治》，2015 年第 12 期。杜晓军：《日本外交与美国 “重返亚洲”战略》，《政治与历史研究》，2012 年第 1 期。年起，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对日本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随着中国实力的日益上升，日本担心一个强大的邻居会成为自己的安全威胁。因此，日本想方设法削弱、遏制中国。希望通过插手南海问题使得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上升，为日本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打下基础。

（三）基于国际角度分析

随着中国在东亚地区的迅速崛起，尤其是中国于 2010 年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日本对中国表现出了不适应症状。日本一直有主导东亚的雄心，但在实力相对衰落的现实下，中国的快速崛起是日本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主要障碍之一，日本将中国视为其实施亚太战略的主要竞争对手。自 2008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上台以来，台海局势趋于缓和，日本手中原本可打的“台湾牌”的效力大不如从前，“南海牌”是其在中国周边制造麻烦的极好选择。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大背景下，日本积极策应美国，“密切配合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遏制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严防中国海上力量突破所谓‘第一岛链’”[1]，“从海上围堵中国，全面牵制中国的海洋战略”[2]，并企图联手南海周边国家一同构建遏制中国崛起的东亚战略格局。

二、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发展动向

（一）借重美日同盟，寻求战略对接

一直以来，日本虽然是经济大国，但是在安全问题上依赖于美日同盟。受此影响，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政策也一贯与美国保持一致。二战后，为了避免日本对社会主义中国过度依赖，在对东南亚国家战后赔偿问题上，美国提出了劳务赔偿主张。当时日本虽然不愿意放弃中国市场，但依然遵从了美国的主张，重返东南亚。21 世纪后，美国提出了 “重返亚太战略”，南海问题成为了美国的重要抓手，此时日本也高调介入南海问题，配合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一系列行动。因此，美日同盟关系是日本介入南海的重要依托，日本虽然介入到了南海问题中，但是不会贸然行动，日本未来在南海问题上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日本将日美同盟视为其军事介入南海的“合法性”机制框架。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指出：“作为拥有依托开放海洋的全球贸易网络的国家，日美两国 [1][2]王传剑:《日本的南海政策:内涵和外延》，《外交评论》，2011 年第3期。郑泽民:《亚太格局下的南海争端》，《中共中央党校》，2004 年第5期。强调在遵守包括航行及飞越自由在内的国际法基础上，维持海洋秩序的重要性。”安倍政府积极为自卫队追随美国赴南海行动提供法理支撑。日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还表现在对有关声索国提供能力建设支持，比如为了帮助菲律宾提高在海上抗衡中国的能力，两国分工明确，美国负责向菲律宾的武装力量提供武器装备，日本则负责向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提供装备。

（二）将南海问题不断推向国家化浪尖

随着美国高调介入南海问题，日本也紧随其后，在各种场合大肆炒作南海问题，声援东南亚相关国家的诉求，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近年来，日本分别在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七国集团峰会等多边场合，对中国在南海的正常行动大放厥词，横加指责。日本媒体和领导人不但多次表态支持南海问题在多边框架下解决，而且还通过鼓吹建立各种南海问题讨论机制，来促成南海问题的国际化。

日本积极提升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安全关系，并将南海问题列入两国首次“2+2”会谈。除东盟国家外，日本在与澳大利亚、印度、英国等共同享有“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交往中，以自由、民主、法治等为工具，绑架相关国家同意日本提出的东海、南海议题。除在双边场合外，安倍在几乎所有可资利用的国际场合，极力推动东海、南海问题国际化。在七国集团（G7）、二十国集团（G20）、东亚峰会（EAS）、“10+1”、“10+3”、日本—太平洋岛国会议等国际场合，日本均以“维护国际法”、“维护航行自由”为幌子，将南海争端裹挟进会议议程。“要求各相关国家明确本国海洋权益主张的国际法依据，并支持尽早制定行为准则（COC）”，“支持用包括国际仲裁在内的外交及法律手段解决南海的海洋纷争”等是日本向中国施压的主要论调。此外，日本还批评中国在南海的吹填作业和设施建设。

（三）构建针对中国的南海维权联防体系

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一个最新动态，就是将中国的南海和东海事务进行捆绑，通过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拉拢南海地区相关国家并博取其同情等手段，构建包围中国的海洋联防体系。由于东海问题与南海问题都涉及海域的主权归属，都涉及周围国家的资源争夺，以及涉及域外大国干涉问题，因此日本寄希望通过干预南海问题为解决东海问题争取更多时间和空间。近期，日本频频插手南海问题，支持东南亚国家关于南海问题以及资源划分的政策，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异质论”和“中国傲慢论”，企图把更多的大国引入南海，在南海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扮演一种“搅浑水”的角色。日本希望通过“搅浑水”，一方面拖住中国，减轻日本在东海和钓鱼岛海域的压力 ；另一方面趁中国无暇他顾的空隙，在冲绳等西南海域加快军事部署。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明确指出：“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等海空领域提出与现行国际法规则相矛盾的主张，试图用武力改变现状。”安倍政府以倡导所谓“海洋法治”为名，质疑中国南海维权行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日本将南海视为“海洋公共财产”，声称“维护无可替代的国际公共财产安全与和平的唯一手段，就是通过法律来保持秩序的不可动摇”。安倍不点名指责中国“不断出现基于单方主张的行动，使地区国家间的紧张气氛骤增”。在 2014 年亚洲安全峰会上，安倍提出“海洋法治三原则”，即“国家主张，必须依照法律；不得以主张为由，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纠纷的解决，必须恪守和平”。2015 年 7 月，日防卫省发表题为《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报告，大肆制造“中国威胁论”，全面反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及政策主张。这是日防卫省首次专门针对南海问题公开发表评述报告。

三、结语

日本积极介入南海问题，并不单纯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产物，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基于日本国家利益和国内政治变化的原因。当前，日本国内民众希望日本成为与其经济相匹配的政治大国的呼声正越来越高，已渐渐成为日本国内政治的一个基本共识。日本对南海问题干涉程度的加大，正是其国内政治因素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日本与南海地区相关国家实施战略互动，不仅影响了南海地区的安全格局，使地区不稳定因素增多，而且还使得南海问题更加复杂，增加了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并且使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海上战略压力。

随着日本国内政治进一步右倾化，安倍政府持续加大摆脱“战后体制”的政策投入及实施力度，加之中国快速发展而导致的中日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可以预见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举动不会停止，在某种情况下还可能加大力度。这一方面将使南海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影响地区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又会使在低位徘徊的中日关系全面回升困难重重。日本蓄意插手南海问题，“严重损害中日政治安全互信，与中日关系改善势头背道而驰”。在此问题上，中国有必要提醒日方勿以牺牲两国关系大局为代价搅局南海，更应做好反制日方损害中国利益的准备，打消其利用南海问题牵制中国的念头。

未来，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还将会采取新的举措，以实现其战略目标，并将更加灵活积极地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机会，展现更加主动和强硬的姿态来对抗中国，这些都将会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构成不容忽视的威胁和挑战。对此，中国要密切关注，提高警惕，并加强防范，有效应对。在制定或完善南海政策时，中国不仅要考虑如何应对日本在南海问题上选边站和支持部分相关国家的举动，而且更要考虑如何防范日本长远的战略野心和军事化转型所带来的后果，这样才能使南海争端向着于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珠海燕：《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向及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2]杨继龙：《论南海争端中的日本因素》，《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12期。

[3]巴殿君、朱振恺：《简论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措施与趋势》，《汉江论坛》，2016年 第4期。

[4]方晓志：《日本介入南海问题：发展动向与战略目标》，《当代世界》，2016年第2期。[5]张学昆、欧炫汐：《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及路径分析》，《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4期。

[6]杨泽军：《日本近年介入南海事务的主要做法及意图分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6年第5期。

[7]孙占坤：《日本学者看南海问题》，《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5年第4期。

[8]朱陆民、刘燕：《中日关系新视角:基于南海问题的分析》，《沈阳工程学院学报》，2013年第10期。

[9]康甫：《日本南海政策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10期。[10]张瑶华：《日本在中国南海问题上扮演的角色》，《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5期。[11]黄凤志、郭玉强：《升级与扩展：日美同盟与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透视》，《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3期。

[12]葛红亮：《日本的南海政策及其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关系分析》，《南海学刊》，2016年第3期。

第四篇：为何托管辅导很难做大做强？

为何托管辅导很难做大做强？

1.首先是辅导机构没有特色，没有核心的竞争力，辅导的学子没有明显的进步，口碑则难以竖起来。没有品牌效应，生源会随着市场的波动而波动。很多辅导机构起初为了能站稳脚跟，降低成本，经营多种形式的辅导项目，希望中小学各年级都开齐班级，可是力不从心，良师难觅特别是既懂得教学又懂得管理的人才奇缺，或虽找到人才，但因为管理人员要价太高，与刚刚发展的机构无法达成一致，难以聘用或难以留住，往往是最后唉声叹气，鞭长莫及。

2.管理难度大。辅导机构的教师大多工作比较随意，原因是工作自由度比较大，机构也往往没有制定完善的计划、落实、监督、指导、考评和改进措施等环节。学生也多为厌学的学困生或者是很有个性的难管尖子生。学生层次不一，进度不一，使用资料不一，对老师的综合能力要求特别高。对师生如何进行有效的考核，要让养成他们乐教爱学的好风气永远是个难题。

3.学生和家长对于主办者往往依赖过强，他们多希望投资者懂教育而且能经常亲自亲为，故难以复制多家。

4.大多数教师的质量观偏低，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良好的习惯很难得到培养，教师自身也往往难以获得更多培训和晋升的机会，所以对工作的前景比较茫然，积极性多为不高。流动性大。

5.市场竞争逐步激烈，家长可选的机会逐步增多，办学成本也逐步增高，学生相对就不太稳定。机构为了求得生存，故价格迟迟不敢抬高，有的还甚至不惜以降低了学费而求生存发展。

6.今年经济衰退，加上喧嚣一、二年的高额一对一辅导却没有给家长带来很多亮点，甚至有的机构没有兑现原先的相关承诺。家长面对市场上形形色色的培训宣传感到迷惑，加上媒体对教育的“忽悠”报道增多表示顾虑，所以投资的教育也更加趋向理性，对于传单、短信群发、讲座营销、电话咨询等等，都不会轻易相信，不愿爽快的签约高额辅导协议，往往宁可把孩子放到学校老师那里托辅或到老师介绍的其他地方，包括自己的亲戚朋友办的辅导机构，也不会送到一个新办的没有名气的辅导机构，担心钱财花了时间也浪费了。生源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7.投资者虽有建立教育培训联盟之意，可是又担心影响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个个心照不宣，相互观望，没能真正定下决心建立起资源共享、互惠互利的教育培训联盟。以上仅代表个人一孔之见，还希望同行朋友多多赐教！温州俊先文化教育公司蒙老师

2012年10月12日星期五

第五篇：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加强介入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加强介入，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因素使然

一、谋求地缘政治利益

台湾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环境中，战略价值非常突出，台湾海峡有“东方的直布罗陀”之称，北有琉球群岛，可通往日本，起着联系日本本土的作用，南有巴士海峡，与菲律宾隔海相望，是极为重要的国际航道。从地缘政治上看，台湾是辐射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最为理想的战略支点。1994年，时任美国海军部部长的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就曾说过：台湾是未来太平洋最关键之处，谁控制了台湾，谁就控制了亚洲大陆整个海岸。

在日本看来，台湾问题关系到日本根本的地缘安全利益，涉及到了日本的核心国家利益。台湾扼日本生命线之要冲，位于日本的“1000海里海上运输线”范围之内，是其南下东南亚，进入波斯湾，前往欧洲的必经之道，日本每年在这条航线上的运输量达5亿吨，其中包括日本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事实上，从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的战略部署，日本都是以台湾为战略“跳板”的。

当前，中日两国在东海大陆架、钓鱼岛、东海油气资源开发等问题上的争端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两国关系，而这些争端又大部分牵涉到台湾问题。特别是钓鱼岛主权之争，对于日本而言，尤其具有地缘战略意义。因为钓鱼岛涉及中日两国大陆架的划分和东海经济专属区特别是石油开采区的划分等诸多问题。钓鱼岛与台湾岛在地理上具有共生性，一旦台湾回归祖国，中国将在钓鱼岛等问题上对日本将形成绝对优势，这是日本极不愿看到的。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在《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一文中指出，台湾对日本的安全来说是最后的生命线，如果台湾与中国大陆合为一体，那么尖阁列岛(即钓鱼岛及附属岛屿)周边就将完全成为中国的海域，冲绳海域和东海就将成为中国军舰的演习之域，日本的船舶和飞机将被赶出这一区域。此外，来自中东的石油被视为日本的生命，而这些油轮和运粮船的海上通道几乎都经过台湾周边。如果台湾被中国大陆统一，那就意味着日本的出入口将被中国完全堵死，日本只能对中国惟命是从，日美安保条约也将有名无实。这是一篇带有浓厚右翼色彩的文章，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台湾海峡对于日本地缘安全的重要性。

二、浓厚的“台湾情结”

日本对台湾的觊觎可以说由来已久。从19世纪中叶开始，日本就不断染指台湾。甲午战争后，清朝政府被迫把台湾割给日本，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培育出日本人斩不断的台湾情结。许多日本人的内心深处，依旧怀念着强占台湾为殖民地的旧时代，对台湾的眷念之情难以释怀，明里暗里与“台独”势力相勾结，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李登辉、陈水扁上台后，其媚日、亲日的言论和活动，以及加强对日“务实外交”等，更加重了日本人的“台湾情结”。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和狭隘民族主义抬头，“皇国史观”在日本颇有市场，为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翻案已渐成气候。日本有一部分人对台湾在二战后回归中国一直耿耿于怀，至今仍未放弃“台湾归属未定论”。他们认为统一的中国将是对日本的威胁，一些右翼势力甚至公开鼓吹肢解、分裂中国。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写作出版的《台湾纪行》，公开为日本在台的殖民统治唱颂歌，竟成为日本十大畅销书之一，反映了日本人对台湾的眷恋。稍后日本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的连环漫画书《台湾论》在台湾出版，此书公然歪曲历史，混淆是非，美化殖民侵略，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为“台独”势力叫好。

在日本文化长期渗透下，台湾社会中存在着一股亲日气氛，这又反过来促使日本人在心理上亲近台湾。在台湾，日据时期的“皇民化教育”培养出一批像李登辉那样的亲日派，他们也具有很深的“日本情结”。如李登辉认为自己20岁之前是日本人，甚至反对日本就过去的侵略战争向中国道歉。吕秀莲不时为日本殖民者评功摆好，散布“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是台湾人的幸福”等谬论。这两种“情结”结合在一起，使日本介入台湾问题，提升对台关系具有深厚的感情基础。

三、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

从20世纪50年代起, 日本经济界就打出了“重返台湾”的旗号，加紧经济渗透。70年代时，日本是台湾除美国之外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72年台湾对日本的出口额占台湾出口总额的12%，日本对台湾的出口额占台湾进口总额的42%。90年代以来，台日双方的经贸关系更为密切，日本对台湾的经济渗透日渐加深。日本不仅成为台湾的第一大进口国，第二大出口国，也是其最大的投资国和技术来源国。日本九大贸易商社控制了台湾外贸总额的66%以上。日本金融界的几大银行也非常重视在台拓展业务，均在台设有分行或办事处。日本的钢铁、电子、机械等产业与台湾相关产业的关系极为密切。有统计表明，日本控制着台湾岛内IT产业60%以上的加工生产，在21世纪最被看好的办公自动化机具领域，日本商品在台湾也保持着90%的市场占有率。一些台湾政要曾多次指出，当今的台湾在经济上仍然是“日本的半殖民地”。台湾地区已成为日本获取海外经济利益的重要市场。2001年，日台贸易额达386.1亿美元，其中台对日出口127.6亿美元，进口258.5亿美元，对日贸易逆差达130.9亿美元。2003年，日本与台湾的年贸易额为440亿美元，比1972年增长了约30倍，日本顺差达200亿美元。日本长期保持对台贸易巨额顺差，可谓获利甚丰。

密切的日台经济关系为日台政治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日台经济关系近年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台大财团关系的进一步密切，这对日台政治关系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同时日本在台湾的这种重要的经济利益，也使一些日本人不愿意两岸实现统一，担心会使其经济利益遭受损失。

四、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的推动

日本国内政治因素是日本对台政策调整的内在推动力。近年来日本在对华关系上频频打“台湾牌”，与日本国内政治变化密切相关。20 世纪90 年代以后长达10多年的经济衰退，在严重挫伤日本自负和自信的同时，也助长了日本民族主义思潮与政治的右倾化。日本国内政治趋于保守化、右倾化。企图修改和平宪法，主要是针对第9条关于禁止日本拥有常规军和剥夺其宣布战争的权利；鼓吹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实际上是追求外交、政治和军事的大国化；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日美安保体制重新定义；1999年日本国会正式通过国旗国歌法，把象征日本侵略亚洲历史的“日之丸”和“君之代”作为国旗和国歌；一些日本政治家、学者以及媒体不断地鼓噪“中国威胁论”，等等，都是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的表现。

这种右倾化反映在为实现所谓“普通国家”、“政治大国”而推行的对外政策上。为了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日本近年来加强国际事务参与的程度，加大日本在国际上的发言权，尤其是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台湾不仅是牵动日本亚太政治外交的关键点，而且关乎日本的经济安全，在日本的亚太政治和经济战略布局中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自然成为日本关注的焦点。在对华关系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一改七八十年代的低姿态，在中国核试验、台湾、钓鱼岛等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同时，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政界和财界的新老交替，使原来主张发展中日友好的力量受到削弱。在台湾“务实外交”的作用下，日本国内的亲台势力有所发展。如原来亲台势力的主力是自民党，1993年以后，亲台势力扩展到公明党、民主党等。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台湾作为一张牌，成为日本对华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