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没有彻底反省侵略战争

第一篇：日本为何没有彻底反省侵略战争

日本为何没有彻底反省侵略战争

鸠山由纪夫在遇难者名单墙前。韩华摄（新华社发）

近日，日本前首相鸠山在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表示：“我为当年日本兵犯下的罪行道歉”。其实，对战争表达歉意和反省的首相并不少。小泉纯一郎2001年访问中国时也表示“由衷的道歉和哀悼之意”，但此后连续四次参拜靖国神社。政客的道歉并不意味着什么，只是日本对战争复杂态度的其中一面罢了。

一、日本人是怎样看待这场战争的？

1、日本政府对外有限度承认侵略历史和反省

上世纪90年代堪称“日本道歉与和解的10年”。1991年，太平洋战争50周年，首相海部俊树访问新加坡时表示反省，1993年，首相细川护熙访问韩国时列举“创氏改姓”“随军慰安妇”和“强制征用”等具体事实就日本殖民统治道歉；1995年日本众议院通过了一份面向战后50年的反省决议，称“本院对世界近代历史上许许多多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进行回顾时，认识到我国过去进行过的这种行为及给予他国人民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对此表示深刻的反省。我们必须超越关于过去战争的不同历史观，谦虚地吸取历史教训，并建立和平的国际社会。” 1995年可谓是绝无仅有的一年，众议院通过决议后，首相村山富士发表战后50年谈话，表示由于“过去的侵略”与“殖民统治”给亚洲各国民众带来“极大的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沉重的反省”和“由衷的道歉”。

村山谈话具有划时代意义，也被极具象征意义，1998年江泽民访问日本，日本在“联合宣言”中就表示遵守村山谈话。与村山谈话相比，众议院反省决议中的用词显然弱化很多，将“侵略性”代之“侵略”，并且将战争原因归结为“历史观的差异”。这份决议招致各国批评，在国内也引起不满，当时《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表示“耻辱、悲哀和无法忍受”。作为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出台的正式文件，其分量自然比村山谈话更为厚重，也代表着在战后60年来日本对外的对这场战争态度，即有限度承认侵略和反省。

2、日本政府对内却采取一系列模糊侵略战争和推卸战争责任的措施

日本政府对外有限度反省的同时，对内采取却是一系列模糊侵略战争和推卸战争责任的措施。

在《旧金山合约》签订不久后，日本就开始释放在押战犯；池田内阁时期，内阁决议每年由政府主办追悼战死者的仪式，规定每年度8月15日为国家法定的追悼日，祭奠“支那事变以来在战争中战死的军人、军属、准军属及在海外的死难者，在内地的战灾死难者等。此外，早在20实际50年代，日本就出现了要求复活“纪元节”的运动，同时也要求对靖国神社进行“国家护持”，此后在右翼保守的推动下，日本相继出台了《年号法》（年号是日本自古以来的传统，从明治天皇以后，每一代天皇都有使用一个年号），制定《国旗国歌法》将日之丸、《君之代》作为国旗国歌的。由于这些属于内政范畴，中韩两国尽管察觉其有回归战前的倾向，但碍于不干涉内政原则难以直接压力。

3、对外对内双重标准，造就“翌年法则”

日本政府对内对外采取了双重标准，于是就出现一种看似规律的现象，“建国纪念日”（1966年）、制定年号法（1979年）、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1985年）、以及《国旗国歌法》等具有民族主义意义的大事，都是在对外表示反省，寻求和解的第二年出现的。这就是所谓的翌年法则：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民族主义都是难以避免的，但问题在于，日本这种回归战前传统的民族主义的做法，让周边国家十分警惕，被认为是军国主义的“东山再起”。4、90年代52%日本人承认战争是侵略，亦有3成人承认战争是不得已行为

战后60年以来日本多数民众仍习惯于从被害者和受害者的立场出发理解这场战争。日本最大的非商业性广播电视网络NHK分别在1982年10月、1987年10月、1994年12月作调查显示，在90年代，日本民众为“侵略战争”或“不得已发生的战争”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日本民众认为战争是侵略战争的认识，从80年代到90年代几乎没有大的变化。

NHK的调查中有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不得已发生的战争”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既然战争是“不得已的行为”，那么就无需寻求真正意义的“责任”，所谓“不得已的战争”这种判断意味着对历史的一种思考停止，亦很难产生的进行批判性、内省性的再检讨这样的思想。

5、超过半数日本民众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侵略战争自身没有责任

此外，大部分日本民众认为自己受害者，侵略战争没有责任。NHK下属的广播文化研究所，在2000年上半年以《日本人的战争》为题进行过一次舆论调查，其中关于日本一般国民有没有战争责任问题，有一半左右的被访者认为“当时的国民是政府、军部发动战争的受害者，他们没有责任”，勉强认为“从结果上看当时的国民与政府、军部合作，从这个意义而言是加害者，有责任”者不到30%。

二、什么因素造就日本人的战争观？

1、“翌年法则”：在回应国内民族主义诉求和对外和解避免外交关系恶化之间需求平衡

长期以来，日本国内右翼保守派别认为和平宪法所倡导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破坏了日本优良传统的一面，难以忍受全盘否定战前日本发展的氛围，但又由于修宪无法如愿以偿，于是采取曲线形式试图回归日本战前传统。日本政客们一方对外有限度承认战争责任避免刺激他国，一边又巧妙回应右翼的民族主义诉求。于是，这就造就了日本对待战争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首相中曾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曾根曾是中邦正常化的关键人物，始终坚持“应该与中国友好”，他是在日本国会首次承认对华战争有侵略史实的首相，又是第一位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中曾根在其自传《天地有情》中说明当时参拜的理由，是这样的：“国家没有履行对英灵们的承诺，没有尽自己的义务。在麦克阿瑟统治下，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占领时期已经结束了，总理大臣不管用什么理由都应该正式参拜。„„我是参加过战争的人，部下和弟弟都战死了，我应该这样去做。”在参拜前，他发表长篇演说，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话：“时兴潮流是，写出日本坏的方面，写下战前坏的方面，就是认为大功告成了。对此，我表示发对。胜也好，败也罢，都是国家。荣耀和耻辱都是由国民来承受。舍弃屈辱，追求荣耀都是国家，也是国民应有的姿态。必须站在这个立场上评判日本过去的业绩，确立日本的主体性。”

图说:人们印象中，也许只记得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但其实，他是一位道歉次数相当多的首相。譬如2001年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后表示“由衷的道歉和哀悼之意”,一周后访问汉城也表示“由衷的反省和道歉”，在2002年的“平壤宣言”和2005年战后60年首相讲话中，他表明“痛切的反省与由衷的道歉”。2002年他发表“平壤宣言”后，谈起对金正日的印象时脱口而出说道，对访问朝鲜“右翼的反对不多嘛”，这“全托参拜靖国神社之福啊”。《朝日新闻》社论部主编若宫启文说他说：“您是考虑到要访问朝鲜才去参拜的吗？”他笑着回答：“不，纯属偶然。”

中曾根的参拜立马就引起中国的激烈反感，第二年，他干脆取消了参拜靖国神社，而自民党右翼立刻反弹。中曾根接受访问时说：“这样做是为了阻止与中国的关系继续恶化。我是按照自民党的意愿去参拜的，但如果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就不能堂堂正正地说英灵们会对此感到高兴了。”1986年9月，在众议院接受质问时，他如此解释：“从确保日本在国家上的声誉来看，有必要向国际社会显示日本作为一个民主主义国家，具有相应的、正确的反省能力。民主主义最强之处是它具有反省能力和抑制能力。我是基于这些考虑处理靖国神社问题的。”

中曾根可谓把民族主义者的特色演绎得非常透彻。无论“胜败”，无论“荣耀和耻辱”，都是国家民族的事情，换言之，国家民族意味着一切，至高无上，如此一来也就是无所谓对错、正义了，既然没有了正义，那么战争就无所谓侵略，只不过是弱肉强食罢了。不过，中曾根固然是民族主义者，但他清楚作为国家在国际上又必须顾及其他国家，这样才能生存下去。于是，在民族主义和对外寻求和解之间，又不得不选择后者。可以说，民族主义和对外和解看似相互矛盾，但其实互为表里——民族至上，一切都是为了民族的利益。种民族主义有着深厚的民众土壤，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国民中约有一般人支持小泉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2、“输给亚洲的意识淡薄”使日本人只作有限度的反省

日本对外即便表示反省，但经常只是限度的表示歉意。为何日本惨遭失败后，为何没有彻底地反省，没有萌生对亚洲国家的罪过感？这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输给亚洲的意识十分淡薄。

竹内好在1949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日本人没有败给中国的实际感觉。那是为什么呢？ „„日本是向联合国投降的，而当时的联合国主要是英美中苏。日本只是向其中的美国低头服输的感觉强烈些，对苏联也是如此。特别是，日本败给中国的实际感觉非常淡薄。若问原因何在，可举各种复杂的理由。主要理由是美国占领了日本，再有一个条理由或许就是对中国的蔑视吧，总认为日本不可能败给中国的。从军事力量来说确实如此，当时的军事力量对比，日本远远超过中国。日本人的理解是，因为美国拥有压倒日本的军事力量，日本才战败的。”

日本人连败给中国的意识都没有，又谈何彻底反省?事实上，即使今天日本人“败给中国”、“败给亚洲”依然非常淡薄。作家石川好在1995年发言表示“日本败给了亚洲”，就招致蜂拥而来的抗议，说什么：新年伊始别说这种低三下四的话”。

3、美国的扭曲宣传和中国的两分法“免除”了日本国民战争责任，也令其缺乏反省

日本国民对战争缺乏反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美国和中国推行的战争责任“两分法”——战后初期，美国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将战争责任推给“日本政府”和“一小撮战争狂人”，免除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60年代毛泽东要求“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关系和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两者是有区别的。”

但日本国民真的没有战争责任吗？或者说其战争责任很小，已经到了不需要刻意提出并反省的程度了吗？显然并非如此。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日本问题专家赵刚曾如此批评上述荒谬的“两分法”：“如果对日本近现代历史稍作分析，便不难看出这种看法的片面与幼稚。“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派遣小西行长、加腾清上侵略朝鲜，妄图迁都北京爆发的战争；公元1894年日本出兵侵占朝鲜，偷袭中国海陆军发动的甲午战争；公元1904年日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中国境内挑起的日俄战争；以及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这些历史上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有哪一场没有得到过日本国民狂热支持和拥护？若没有多数日本国民亢奋高涨的积极响应，这些战争能如此大规模地开展吗？”

4、日本人不断被追究责任，“受害者意识”渐成主流，“加害者”成了“受害者”

当责任被免除后，日本国民的“受害者”意识却逐渐形成。

战后初期，缺衣少食的悲惨生活，四处流浪的战争遗孤，还有给几代人造成后遗症的原子弹灾难，以及战备投降后的屈辱感，令日本国民极容易产生受害意识。再加上60年来，日本不断地被追究作为加害者的责任，时间长了也加剧了这种“受害者意识”。而且，时过境迁，战后出生的年青一代已经不了解二战对亚洲国家的伤害，他们开始说：“究竟言之核武器和导弹，是不是可以了解了呢？ 这时候，朝鲜人绑架人质、研制核武器和导弹，中日钓鱼岛争端，这些到让日本真的“受到伤害”，从备受责备的“加害者”变成了可以指责他人的被害者，于是日本一直被抑制的民族主义由此喷涌而出了。

问题还在于，日本国内右翼迎合日本民众的民族主义，借题发挥发表“妄言”，如此又激起了中韩等国的抗议，而这些反日的情绪再次反过来刺激了日本国民，如此一来，恶性循环。

结语

了解中日之间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差异，将有助化解两国之间的历史症结。平息仇恨，摆脱过去重新开始，这是面向未来的选择。但是真相必须和宽恕结伴，正义要与和平相连，没有真相和正义，未来或许重蹈过去之覆辙。

第二篇：为何要彻底清查新自由主义

为何要彻底清查新自由主义

中国党内的新自由主义官员，是当前党内危害最严重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如果要做好党的纯洁性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新自由主义官员这些反马克思主义分子及涉嫌颠覆国家基本制度的敌对分子清除出党。

近期，由国防大学、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关系研究所联合推出，国防大学信息管理中心制作的《较量无声》在网上走红，《较量无声》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深刻揭示了前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因由以及三十年来美国对中国五种战略渗透手段，为我国的国防民生各个方面敲响了警钟。《较量无声》立场明晰，材料丰富，发人深省，是每位爱国人士都需要深入学习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片。

《较量无声》中有几句话：‚长期以来，美国始终高度重视以我重要阶层、重要部门、重要人员为主要对象，长期施加影响，积极培养代理人集团。‛‚少数学者或官员或大肆鼓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或轻率处臵巨额国有资产，客观上，导致国家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和严重社会后遗症。有些政府部门，甚至自觉不自觉利用国家资源为西方思想文化渗透鸣锣开道。‛

新自由主义为何被明确定位为美国‚代理人‛的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如何误导我国改革开放，如何使‚我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严重的社会后遗症‛？既然如此，那么在军方眼中，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就已经不是纯粹的学术，而是怀着强烈政治图谋的汉奸买办经济学了。这些以新自由主义面目出现的国内代理人，又该如何处臵？

前言：将新自由主义分子清除出党

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思潮，其实与80年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一脉相承的，在80年代，两任总书记因为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而下台，可见，这种思潮在党内可以说是‚盘根错节‛、‚源远流长‛。新自由主义官员的出现，同时也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党进行常年西化、分化的‚丰硕成果‛。

当前，党内西化派官员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是阉割基本路线，他们无限制地拔高改革开放，而抵制四项基本原则，在他们看来，‚改革无止境，开放无禁区‛，他们实际上已经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当做改革的对象从而对之进行深度破坏。第二是，他们在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毛时代的同时，曲解邓小平理论，将邓小平理论解读成新自由主义理论，试图将改革引入新自由主义道路。

所以，中国党内的新自由主义官员，是当前党内危害最严重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如果要做好党的纯洁性工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新自由主义官员这些反马克思主义分子及涉嫌颠覆国家基本制度的敌对分子清除出党。

一、新自由主义是大资本家阶级对人民进行剥削和专制统治的工具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主导美欧意识形态和经济对策的主流经济学派。更有甚者，新自由主义进一步蜕变为美国政府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对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在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没有哪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派曾经像新自由主义一样在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中起过如此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但是，曾几何时，2008年9月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风暴扫尽了它的威风。这场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面对这场给全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危机，全世界从学界、政界乃至平民百姓都在纷纷反思，用危机来检验新自由主义理论及政策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然而，在当今，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那些在改革开放中狂热贩卖新自由主义的二道贩子们，却固执己见，我行我素，继续鼓噪市场原教旨主义。

许多学者指出，经济学里的垄断分卖者垄断(Monopoly)和买者垄断(Monopsony)。什么是买者垄断?比如沃尔玛和家乐福这样的巨型超市，对很多生产厂家来说，由于它是唯一的或者主要的购买方，许多生产厂家必须通过超市打开城市市场销售其产品，因此，沃尔玛和家乐福可以极大地压低进货价格。而资本家剥削工人，就是一种典型的买者垄断(Monopsony)。在资本家们的眼里，购买工人劳动力和购买原材料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必须尽量压低价格。但是问题在于，整个社会生产资料所有权是归少数人资本家所有和垄断的，而工人之间的竞争比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更激励些。我们可以看到的情况是，一个工人所能找到的合适的就业岗位是有限的，而且是无数的人在竞争这个岗位。工人被资本家雇佣，在企业内，资本家是主人，工人完全是雇佣奴隶。工人面对资本家，完全没有自己劳动力的定价权。劳动力市场的定价权在人数极少的资本家阶级手里，因为这一小撮人，垄断了劳动力购买市场。只要工人之间劳动力供应之间的竞争程度超过资本家之间购买劳动力的竞争，那么工人便被资本家剥削。因此，整个资本家阶级因为人数较少很容易就可以联合起来，极力压低工人的工资，剥削工人。而工人要想减少剥削，只能是成立工会、政党与资本家谈判，而要想消灭剥削只能是建立公有制经济。

实践已经证明，任何一个领域让私企和外资控制，其危害都是极其严重的。新自由主义官员主张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这绝对是颠覆宪法的行为，这个政策落实下去就基本上全面的私有化，因为95%以上的经济都是竞争性的。其危害更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由少数资本家阶级垄断产品供应，很容易出现卖者垄断和通货膨胀。比如，假如商品零售市场全部被几家大型商超垄断(比如被沃尔玛、家乐福等巨头垄断)，在这个领域，即便是有几百个资本家竞争，其竞争程度仍然少于十几亿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他们相对于消费者而言仍然是一小撮垄断者，消费者利益很容易受到损害，并且极容易加重物价的通胀。再比如房地产领域，即便是有几百个房地产商，他们相对于亿万购房者而言，仍然是一小撮垄断者，如果没有政府的严厉干预，房价原则上可以以几倍的成本增长，房地产商的利润可以增至成本的几倍，因为住房是基本需求。如果有国有企业提供大量的低利润甚至无利润的房屋，就可有效地压低房价，减少房地产资本家对人民的剥削。同样的道理，如果粮食和食品行业私有化市场化了，而政府放弃经济干预职责，粮食及食品价格也会像房价一样暴涨，粮商就会像房地产商一样获得暴利，因为粮食需求是比住房还要刚性的需求。因此，在任何社会，关键行业的市场化及私有化的结果只能是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威胁，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是在美国，政府也会给粮食企业大量的高额补贴以压低粮食价格的原因。

因此，物价的通胀和工资的紧缩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属性和自然结果，其本质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处于优势地位的资本家阶级对劳动群众的剥削。二战以后，面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压力，资产阶级被迫向工人让利，工人福利显著提升。而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兴盛以来，无论是看欧美还是看中国，工人的工资涨幅远远跟不上基本生物必需品的涨幅，工人阶级的工资一直在负增长。假如政府不代表人民干预市场经济、限制资本家权力，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社会一定是野蛮的、残酷的社会。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大资本家阶级主导和控制的经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让市场决定一切‛，其本质就是让大资本家阶级决定一切。

也就是说，在一个行业里，无论资本家是1个还是100个还是1000个，他们相对于亿万工人就是一小撮。只要劳动力供应方是亿万工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会远远小于工人劳动力间的竞争，这些资本家就是垄断资本家，他们通过压低工人工资的这种方式剥削工人劳动力，这是资本第一大剥削手段。

同样的，在一个行业里，无论资本家是1个还是100个还是1000个，只要产品购买者是亿万工人消费者，其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会远远小于工人消费者间的竞争，这些企业就是垄断企业，他们之间很容易达成价格同盟，一起涨价，剥削劳动者，提高企业利润。再加上一些投机资本的囤积炒作，加大了这种通胀和涨价。资本家们就是通过涨价-通货膨胀这种方式剥削工人消费者，这是资本的第二大剥削手段。

二、中国新自由主义团伙的叫嚣丑相

中国贩卖新自由主义的旗手，面对世界经济大危机，执迷不悟，拒绝反思，一意孤行，继续鼓吹私有化、自由化、殖民化，逆世界大潮而行，反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动。

上世纪70-80年代，社会主义世界出现了一股经济体制改革潮流。我国与苏联东欧国家不同，我国改革从起步时，就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这种抉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我国国情和民心决定的，也是当代国际大环境背景使然。

上世纪50年代，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抛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但一直无从下手。到70-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改革浪潮。美国政府抓住这个战略机遇，加紧推行‚和平演变‛。在经济方面，大搞军备竞赛，把苏联捆在战车上，拖垮苏联经济;利用美元霸主地位和美国在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主导权，主宰国际经济秩序;在所谓‚经济全球化‛的旗号下，大搞资本输出，通过投资控制行业和地区经济，发展加工贸易，把苏东国家全面拉入美国控制的世界经济体系，使之依附于美国;在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方面，敞开学校大门，培养和扶植代理人、代言人;通过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大搞文化输出，资助组织非政府组织，插手改革和发展，大肆推销新自由主义，并直接或间接参与整体或局部有关改革和发展方案设计，左右媒体，引导舆论，掌握话语权，等等，不计工本，无所不用其极。最终，美‚不战而胜‛，实现独霸世界的梦想。

苏联解体了，俄罗斯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美国并没有因此善罢甘休。相反,继续对社会主义世界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美国政府换了几届，但对华实行‚西化、分化、遏制、殖民化‛的战略始终如一。美国视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实行‚战略重点东移‛。这并非对华善举善行。现在，环视我国周边态势，美国对华战略弧型包围圈己经形成，美国一手制造和挑唆的矛头指向中国的事端不断。更有甚者，美国政府正在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美国政府的智库竟然鼓噪发动对华战争。

长期以来，政界、学界争论‚左‛与右谁为主要危险。有一种极端观点，认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左‛始终是主要危险，反‚左‛是主要任务。这种观点把邓小平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对象讲的话普遍化、绝对化，是对邓小平言论的实用主义诠释。这种观点对美国政府利用新自由主义争霸世界、在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旗号下,对我国实行‚遏制、利用、西化、分化、殖民化‛的战略图谋，装聋作哑、视而不见。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究竟是左还是右?30年改革历程表明，中国新自由主义谋士们，在美国对华推行全盘西化的战略图谋中充当了斗士还是别动队?我们必须把国内的左右纷争臵于国际大环境、大背景中分析，才能作出切合实际的而不是主观臆想的公式化的结论。以反‚左‛为名,转移人们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挑战的视线，是别有用心的。

让我们来看看某些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忠实教徒们，在世界大危机中的所作所为、所言。

——念念不忘市场原教旨主义，继续兜售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

世界大危机爆发延续至今，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走到了重要路口：是坚持以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还是让新自由主义继续肆意误导中国改革和发展，使我国重蹈苏联和苏共的覆辙?这决非危言耸听，而是现实迫切要求我们作出的抉择。

2012年两会前夕，《中国经营报》2012年2月27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改革不容拖延》。文章认为，‚经济危机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蔓延，使人们对自由市场的未来命运产生了怀疑。然而,中国的故事并不能成为反对自由市场制度的理由。‛中国现在必须‚继续朝着建设自由市场体制的方向推进改革。这是一项未竟的使命。‛作者认为，他所谓的自由市场制度是‚人类迄今尚未找到更好的选择‛。

作者关于自由市场制度的观点，并无任何新意。它贩自美国流行的经济学教材，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摆上了地摊。所不同的是，一、他强调自由市场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决不会因大危机而改变;

二、他的观点为参与所谓‚顶层设计者‛鼓吹的‚坚持市场化改革不动摇‛，作了明确的注解。30年后与30年前，念的是同一本经。

——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贯彻声名狼藉的“华盛顿共识”制造舆论。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专刊》2011年11月20日刊登了一篇题为《深化市场经济改革难在哪里?》的文章。作者说，‚仔细回想一下，我们改革的成就离不开‘华盛顿共识’，改革中许多问题正是偏离了其中的一些要点，或者贯彻得不彻底。‛作者给改革‚过大关‛指明的出路，就是贯彻‚华盛顿共识‛。

美国政府炮制的‚华盛顿共识‛，早己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它是美国政府假手世界银行等国际经贸组织，对外推行经济霸权主义、实行殖民扩张、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根基的重要政策工具。其主要内容是，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指导，在紧缩银根的条件下，开放市场，全面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新自由主义及‚华盛顿共识‛已经给当代世界发展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我国30年改革和发展，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亟待解决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究其原因，从领导层面分析，主要是没能全面认识和处理好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两面性;从贯彻实施过程分析，主要是来自内外新自由主义的干扰、障碍。举例来说，中央提出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但在实际执行中却被异化为泛市场化，以致造成‚新三座大山‛，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又如，国有企业改革，中央提出‚抓大放小‛，但在实施过程中‚放小‛被歪曲为‚一卖了之‛，全部化公为私，中饱私囊，一些人借改革之机靠掠夺公产实现了一夜暴富。‚改革‛成了新生资产者实现原始资本积累的遮羞布。如此等等，还可以举出很多。不过，那时候还需要遮遮掩掩，搞‚合法斗争‛。现在他们则自己扯下了遮羞布，公开打出了‚华盛顿共识‛，露出了卢山真面目。这是公开向党和人民挑战。北京大学不是有位明星教授公开宣称改革下一步就是私有化吗?2012年3月18日他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说:国有企业己成未来中国成长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未来几年，中国在经济领域要做三件事：一是国有企业私有化，二是土地私有化，三是金融自由化。

——诋毁、阻挠和破坏学界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华盛顿共识”的批判。

在学界,首先识破新自由主义危害，率先举起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义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院贯彻中央指示态度坚决、行动迅速、措施具体、成果卓著，受到各界好评和中央的肯定。也出了一个打白旗的。此人对经济学一知半解，但胆大妄为，信口开河。他断言:‚批判新自由主义完全是伪命题‛，‚借批判新自由主义之名，批判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借批‘主流经济学家’之名，批判邓小平和党中央!‛‚误导干部群众，制造社会混乱‛。

——伙同世界银行掌权的美国佬,炮制旨在最终瓦解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根基和柱石的长期规划。

2012年2月27日,世界银行网站公布了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撰写的关于中国未来改革方案:《2030年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

早在这份报告问世之前，就有人在媒体上大造舆论，说中国市场化改革还没有过大关，当前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改革不到位;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世行报告出笼，终于揭开了谜底。原来，这个报告就是所谓‚顶层设计‛。这伙人便是报告起草的参与者。

何谓‚顶层设计‛?难道胡锦涛同志不算‚顶层‛吗?他强调的在所有制结构改革中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难道不是‚顶层设计‛必须遵循的原则吗?还有，中央编制的《十二五规划》(草案)，不也是‚顶层设计‛吗?再有，针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改革泛市场化、过度商业化造成的后果，中央在这些领域分别出台了带有纠偏性质的深化改革的方案，这些难道也不属于‚顶层设计‛吗?世行及其中国的同伙熟视无睹，究竟是何缘由?原来他们是企图给世行报告戴上‚顶层设计‛的桂冠，夺得改革的领导权、话语权。这个‚顶层设计‛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呢?在洋洋大观的字里行间隐藏着什么样的真实战略意图呢?《报告》的要害，就是以‚进入高收入社会‛为诱饵，用20年时间把国有经济的比重降低到10%，而且应当保证国有企业按照商业化规则运营，不得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要打破垄断，降低私有企业进入门坎，准许私有企业进入社会保障事业，开放资本项目，依靠市场力量对国有经济进行整合，企图分步骤地用渐进办法最终摧垮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执政的根基和经济基础，把中国全面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继续充当西方国家的打工仔、提款机。熟知近30年苏联、中国等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了解世界银行底细的人们，对这个报告并不会感到陌生。它不过是老调重谈，用中国人能接受的(实为蒙骗)话语来推销陈词滥调。

必须指出，世行和我国政府机构合作的这篇报告，事关我国发展大局，事前未经我国最高立法机关授权，事后又未经立法机关审核批准，是完全违反宪法的。

——肆意编造、恶意曲解马列著作，鼓噪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与新自由主义合流，以挽救其颓势。

说中国新自由主义信徒只是‚二道贩子‛的角色，这似乎小看了他们。他们好歹读过一些马列著作，现在总算派上了用场。美国师爷说，计划经济是种行政命令经济体制。他们便推出列宁，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书中就把社会主义经济比拟为一家‚国家辛迪加‛,‚即一家由政府垄断经营的大公司‛。作者断言，‚军事共产主义‛是‚苏联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世界上第一个计划经济体制‛。这是对列宁原意的蓄意篡改和对历史的恶意歪曲。对于计划经济，不能否认它的弊端，改革不能到此止步。但也不能任精英人士往它头上泼污水。所谓‚行政命令经济‛，这是对‚计划经济‛的片面歪曲。斯大林说过国家计划具有指令性。它的本意是说，国家计划经最高苏维埃(立法机关)通过后，就具有法律效用。中央政府对地方、部门、企业实行分类管理，分别实行直接计划调节、间接指导性计划、自主计划。在所有制结构方面，以农庄庄员家庭副业和宅旁园地为形式的私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是一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是城镇居民果蔬副食品的主要来源。职工住房私有化，轿车早己进入家庭。全国城乡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福利制度和十年制义务教育等(在实行‚休克疗法‛时都不敢动摇)。英国首相邱吉尔坦承,当初他曾想把苏维埃政权掐死在摇篮之中，但他对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却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斯大林接受的是还在使用木犁的俄罗斯，而他留下的却是装备了原子武器的俄罗斯。‛

前几年,在我国社会科学界有一批学者领头打出了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旗臶，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在劳动群众之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和支持。新自由主义鼓吹者猖獗一时的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但他们并不善罢甘休。有几个投机者眼见新自由主义失去强势，便从第二国际旧武库中翻箱倒柜抬出了社会民主主义或曰民主社会主义。所不同的是，给这件锈迹斑斑的武器披上了‚晚年恩格斯‛的外套。其手法，和他们的同伙对待列宁一样，是肆意歪曲篡改，欺世盗名。他们所谓‚晚年恩格斯‛，就是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和他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写的附录。据网上传播的辛子陵在一个讲演中说，‚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宣传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到了1886年，恩格斯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中写下了一段令他的追随者们目瞪口呆的话:‘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反思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一切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实践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轻视或忽略这93个字，没读过或没懂得这93个字，就是没弄通马克思主义……读过《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些名篇，你就更要牢记这93个字，因为这93个字把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定了，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辛子陵断言，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主张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和平进入社会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许多人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是事实‛。(转引自《中华魂》2011年第7期)

恩格斯的原文刊登在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把原文和辛文对照阅读，就可以清楚地暴露出辛子陵行骗的丑恶伎俩。第一,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表述的、被辛子陵当鸡毛抓住的观点，原本是恩格斯的科学历史观创立处在‚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中的不成熟的现点，恩格斯本人后来对它是持批判态度的。在辛引用的那段话之后，恩格斯紧接着指出:‚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辛子陵及其同伙不正是这类人吗?

——无视苏联解体和经济危机给俄罗斯人民造成的灾难，追随戈尔巴乔夫之流，步叶利钦后尘，图谋把中国拖上俄罗斯灾难之路。

据媒体披露，苏联解体完全是美英政府精心预谋、一手策划、假手戈尔巴乔夫操作的政治阴谋。全盘私有化，成了对人民的空前浩劫，使国民经济遭受空前严重的灾难。仅仅5年的时间(1992-1996)，经济上造成的破坏等于卫国战争时期的2.5倍，通货膨胀达到5000倍的天文数字。20年过去了，除了天然气产量之外，其它经济指标都没有达到苏联时期的水平。‚过上西方富裕生活‛的美梦早己化为泡影。在国际上，俄罗斯已沦为二等公民。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俄罗斯都没能幸免。

危机是最有说服力的教员。它促使俄罗斯人民、政治家、学者纷纷反思，推动了俄罗斯人民觉醒。2001年7月，俄罗斯电视第5频道开播了一个名为‚时代法庭‛的辩论节目。在辩论‚布尔什维克是挽救了俄国还是葬送了俄国‛时，72%的电视观众和82%的互联网网民都认为是布尔什维克挽救了俄国;当辩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场灾难，还是走出绝境的出路‛时，93%的电视观众和88%的网民都认为是一场灾难!

俄罗斯经济现在已开始进入复苏。但这将是一个缓慢、曲折、艰难、长期的过程。俄罗斯走向何方?这将决定俄罗斯能否重新踏上强国富民之路。

然而，近几年，那股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在我国又再次泛起。现在，他们批判的矛头己经不再局限于计划经济了。口诛笔伐延伸并扩张到整个体制、模式、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指导思想、理论。他们叫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是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对斯大林模式应当否定，否定得越彻底越好。有人甚至呼吁：‚亟须开展一场肃清斯大林流毒的运动‛!按照他的理论逻辑,我们的党章和宪法都应当划入‚流毒‛之列，必须‚肃清‛!接着，便是将中共拉下执政党的‚神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赶下指导思想的‚神坛‛。这便是这帮‚改革派‛企求的结局。

人们也许会问: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为什么会如此顽固呢?恩格斯有句名言:人们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益。当一种观念和持有者的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并融为一体时，这种观念便转化为人的行动，变成物质力量。现在，我们面对的，已经不是书本上的条条教义，而是已经形成了一股有经济实力、有纲领、有组织、有舆论阵地的势力群体。对此我们要认真对待，决不能掉以轻心。我以为我们的正确态度是：丢掉幻想，继续战斗。

三、新自由主义官员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主要干扰源

如何对待私有制经济(包括本土资本及外资)，需要根据社会环境的不同条件灵活处理。从原则上看，公有制经济的所有者是全民，私有制经济的所有者是极少数国内外的资本家，全民的利益当然要高于极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这是基本常识。但是，改革开放初期，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且存在某些体制弊端，国家政策可以适当偏向外资和私企以促进经济活力。但是，当外资和私企的规模和比重已经远远高于公有制经济体时，当中国两极分化比美国还要严重时，将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平等对待甚至将全民利益放在优先地位就是必须的了。但新自由主义官员的主张却是永远优待外资和私企，歧视国企，直到彻底私有化将国企消灭干净。

只有当公有制经济的限制制约有效时，中国的私有制经济才不会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比如，当国企提供的劳动岗位充分、全国的劳动力大部分在公有制企业就业时，公有制经济便主导了劳动力市场，工人的工资才能大幅提升，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便很难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剥削工人。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官员的存在，会将中国私有制经济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将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引入死路。由于新自由主义官员能够相当大地影响经济改革政策，这使当前中国推行的许多经济改革过度地照顾国内外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忽视全民的利益尤其是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任由新自由主义官员发展壮大，最终的结果是整个中国共产党阶级基础的转移和基本性质的变质。

新自由主义官员虽然人数较少，但是由于他们身处关键岗位，危害极大。九十年代后半期以来，改革开放出现的一系列弊端，主要是受新自由主义官员的影响。比如国企大规模私有化导致工人下岗国资流失资本家暴富，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沦为国内外资本家的雇佣奴隶;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带来民生三座大山;外资泛滥控制骨干产业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出口企业市场化过度恶性竞争导致资源白白外流(稀土行业是典型);新自由主义官员拿中国老百姓辛苦积累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两房债券和其他垃圾债券……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官员是当前中国改革一切弊病的根源之所在。众所周知，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出现这种局面，正是新自由主义官员的私有化误导，中国当前公有制经济的比例已经低于30%，已经远远不占主体。这已经严重颠覆了宪法和党纲的相关规定，但新自由主义官员不但反对落实宪法、壮大国企，反而极力主张国企进一步私有化。

毫无疑问，极右新自由主义官员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主要的干扰源。继续由新自由主义官员影响、干扰改革开放，破坏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中国两极分化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必然继续发展壮大直至控制国家政权。出现这种局面，按照邓小平理论的定义，改革开放就必然失败和走向邪路，党必然变质国家必然走向**。所以，习近平同志三一讲话是及时的的、必要的，清查新自由主义官员，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四、做好党的纯洁性工作应正确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党内矛盾

做好党的纯洁性工作，要吸取我党90年历史中的经验教训，正确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党内矛盾：一方面，大部分的党内矛盾是属于正常的人民内部矛盾在党内反应，对于这类矛盾，要以民主讨论的方式求得团结、统一、共识，而不能搞斗争扩大化。另一方面，某些特殊的党内矛盾，属于敌我矛盾在党内的反应，对于此类矛盾，决不能无动于衷、姑息养奸。比如某些党员干部背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信仰西方经济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思潮，其理想、信念、理论、实践早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南辕北辙。当前党内此类反马克思主义分子在党内之比例并不太大，但是他们却身处某些关键岗位，对社会主义事业危害极其严重。再比如，某些罪大恶极、无药可救的腐败分子，早已丧失了基本的共产党员的资格，他们的存在引起了极大的民愤，严重地破坏了我党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对以上这两类影响广泛、危害严重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腐败分子，必须清除出党。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深刻指出的：‚有些领导干部所以走向违纪违法、腐化堕落的深渊，从根本上讲是世界观、人生观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丧失了拒腐防变的能力。‛所以，那些放弃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党内新自由主义官员们，必然是‚总开关‛问题最严重的官员，同时也必然是党内危害最严重、民愤最大的贪腐分子。而那些真正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干部，自然在根本上比新自由主义官员有更强的拒腐防变的能力。那些新自由主义官员们，他们的立场不是站在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一边，而是赤裸裸地站在国内外的大资本家、大富豪一边。其实，这些新自由主义官员的老婆孩子亲戚朋友本身已经是大资本家、大富豪。而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为大资本家服务的意识形态，其内核就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是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彻底对立的，受这些观念侵蚀的官员是最容易腐败的。所以，这些腐败的官员信仰新自由主义和其他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可以说是一种必然。

胡锦涛同志建党90周年讲话指出：‚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新自由主义官员便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中没有经受住考验，他们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他们羡慕国内外大富豪、大资本家的生活方式，他们或者被国内外大资本家收买，或者老婆孩子亲戚好友甚至连他们自己都已经转变为隐形的大资本家。

今天中国最突出的腐败，已经远远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贪污国库贪污公款，而是某些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为国内外的大资本家阶层服务(这在国内外大资本家参与国企改制侵吞国有资产导致国资流失的无数案例中已经有清晰的展示)。因此，中国最腐败的官员，正如苏联解体前的特权阶层一样，必然会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而披上新自由主义及各种资产阶级理论的面纱。

事实上近几年查处的某些民愤极大危害严重的有代表性的腐败官员，如前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主张国企全盘私有化)、商务部高官郭京毅(收受外资贿赂，主张开放无禁区)、最高院副院长黄松有(主张自由主义，主张按照美国模式搞政治改革)等人都是放弃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信奉起西方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高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一方面要坚决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念，同时也必须坚决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论调。在世情国情党情已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如果看不到当前中国及世界存在的显著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如果看不到当前党内危害最大的腐败分子的本质是国内外大资本家在党内的代理人，如果看不到我党与腐败分子的斗争是人民大众同国内外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应，如果反腐败斗争不深入到理想信念及理论旗臶等政治层面，而只停留在司法表面，那么反腐败斗争很容易异化为争权夺利式的内斗和内乱，甚至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反腐败斗争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政治方向。

第三篇：欧美为何没有“高考状元”情结

欧美为何没有“高考状元”情结

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过去，各地又开始了“高考状元”的热炒。一位从海外归来的朋友说，相比中国，在美国、英国、北欧等国家，从来没有“高考状元”的情结。

为什么没有？主要在于这些国家人才评价标准的多元化。仅仅“分数高”，并不能证明就是优秀学生，还应该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意志力、公益情怀、创造能力、领导能力方面有积极的建树。

正因为这样，美国的高考录取除了参照SAT考试成绩，面试、自荐信也是非常重要的依据。面试官往往很“毒辣”，能将你潜意识中隐藏的人性化优劣等因素，统统都挖掘出来，看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品格和意志力都很优秀的人才。如果他们认为你在某方面非常优秀，就是SAT考试成绩不够高，也会认定你是优秀人才。而自荐信，主要是展示你的“人无我有”的优点，当然，展示不是说谎、编造，而是实话实说。

比如，一个孩子说他非常坚强，在家庭遭受一系列变故、亲人去世后，家庭收入降低了，他就挑起了生活重担，打了几份工，还坚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没有因为家庭原因而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发展轨迹。这样的“实话实说”就能获得成功。而这种多元化、社会化的评价标准，完全是开放的、自由的，所以，美国学生很乐于参加慈善活动以及公益活动，打工赚钱是家常便饭。

国内的教育尽管也强调多元评价，但分数好才是真的好，仍是最高标准。如果成绩不够好，就算你的社会协调能力和规划领导能力再强，也没有人赏识你。偏才怪才屡屡受到排挤，甚至被淘汰出局。多元评价得不到落实，以分数为衡量标准的“高考状元”自然就被推上了金字塔的塔尖。

此外，“职业无贵贱，行行出状元”的社会氛围，也使欧美国家不会像中国那样对“高考状元”情有独钟。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能得到足够的社会尊重。当总统和当掏粪工，只是分工不同，都能获得丰厚体面的收入以及社会劳动保障。比如芬兰教育从来不将高分学生看成优秀学生，他们的看法是，只要能将个人特长发挥到极致，就是好学生。所以，芬兰人认为，国会议员不会比厨娘更了不起。大家各司其职、各有所长。这样，人们就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发展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比如技工、司机等行业，同样有优秀人才加盟。

反观我们，行业差别和歧视仍然很大，只有考高分才能进入名校，而只有进入名校才能获得“高人一等”的发展机会。在这种氛围下，要破除“高考状元”的情结，显然还只是一种奢望。

第四篇：日本大学生为何考试不作弊

日本大学生为何考试不作弊？

考试作弊，这在任何中国的考场都已形成风气，更有甚者，现已使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场外遥控进行作弊。高校学生考试作弊，令各方面头痛。但在中国“作弊”已渗透传染到各个领域。考试作弊之外，还有体育作弊、艺术表演作弊、赌博作弊，电视游戏作弊，最近炒得最热的是被公安揭开老底的“足球作弊”。

我的同学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跟我讲：考试作弊在中国屡禁不止，就是因为大家抱有投机取巧的心理。许多人不愿刻苦努力，而是走捷径、找窍门，连考场都成了这些人自欺欺人的场所。我想我们的国民素质还是应多加强教育，不要光经济崛起，人文素质也要通过学习，来一场去伪存真的清洗人生的运动。

现在中国这种美其名曰的“讯息共享”，实际上就是一种作弊行为。在日本名文规定：考试作弊为人的不道德且不诚实的行为，视为人格问题。一旦发现此人有作弊行为，都要进行严重处罚，取消应有的资格。

日本人在学习上和体育上并不强调竞争，而是推行集体主义精神。在考试上，会不会由你，但落后会“挨打”，让你自己知道，绝不提倡“宁肯作弊，也要拿第一”的做法。因此出现日本公立和私立学校的极大不同，比如我想让两个孩子考入一流的大学，那就送他们到私立去读书。如果想孩子能长大成人即可，也可让孩子进公立学校，也不遭吃苦拼命学习的罪。

由于日本人从小就进行这样守规遵法的教育，并认定“作弊”就是违规犯罪，人们的观念上鄙视这种行为，并成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目标。所以，日本大学生在考试时基本上无人作弊。其中也许有“素质”的因素，但我想更多的是思想概念和法律制度使然。

因为在日本的大学里，有些考试方式用不着作弊，而有些考试，学生不敢作弊，因为作弊的代价非常惨重。考场公开作弊，不是被开除，取消考试资格，就是送到警署，取消你的正当人资格。并且打上“人生不实做过假”的烙印，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日本的大学生考试，可以带词典，书本，计算器，凡是学生认为用得着的都可以带进考场。在考试过程中，随时可以翻书查找公式。可是考试题都出得很灵活，翻书肯定是找不着答案的，所以，词典，书本，笔记本，对应付考试基本没有什么作用。

一位留学生到了日本，第一次考试就令他十分惊讶。老师发了试卷以后就离开考场休息去了，根本不进行监考。一个小时以后老师回来了，也不收试卷，而是把标准答案写到黑板上，让学生对照标准答案自己给自己打分。同学们自报分数的时候，表情都很自然，有的报“80分”、“30分”、“60分”、“50分”，最少的才10多分。这位留学生就想，有没有人趁机自己给自己多报些分数呢？据他观察，没有。

原因有以下两个：第一，决定学生学业成绩的，不是某一次两次考试，而是要综合出勤和对知识的掌握、灵活运用情况情况而定。第二，这可能至关重要的。假如有学生不是如实报告自己对自己的真实评分，将被视为不诚实。而一旦被视为不诚实，该门功课的成绩肯定就是不及格了。这比打分低一点要严重得多。而且，不诚实的学生今后找工作、走上社会的一切活动都会受影响。学生不敢冒这种险。



由此可见，不是日本大学生比中国大学生“素质高”，而是日本社会对诚信的看重高于中国社会，他们有严格的制度和信用体系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保证社会成员诚实守信。

我曾看过一个赴德国留学的“高材生”的遭遇。这位留学生毕业后很久找不到工作，他非常不解，自己毕业于德国有名的学府，专业也很热门，为什么那些公司都不肯聘用他呢？在一次发作之后，对方告诉他：您的信用记录上有三次乘公共车逃票的记录，我们公司不会聘用有不良记录的人。在德国，乘公共车没有售票员，全凭乘客自觉，只是偶尔抽查，抽查的比率非常低，只有万分之几。因此该留学生觉得有机可乘，被发现的机会太小了，也就是说“违规成本”非常低，所以他敢于逃票，查到了最多补一张票，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对自己一生的前途会产生多大损害。在德国人看来，只有万分之几的比率，就有三次被查到，可见该生逃票已成惯例。难怪人家不愿意录用他了。

在日本一般不敢作弊和作假，因为只要被发现，那么，你人生至今所做的一切，都可视为“具有欺骗性”。

记得我认识的一位留学生，在青岛时代娇生惯养、无法无天，来日留学更是不知天高地厚，为所欲为。他把国内的坏风气带到日本，随便拿人家的东西。一天，他经过日本的烟酒贩卖店，见门口摆着成箱的啤酒，就顺势那了两瓶走了，结果没走出百米，就听着警察的警车拉笛声，向他飞奔而来，在他面前嘎然停下。警察下车来问他：“手中的啤酒是从哪里来的？”，他紧张的无法回答之时，只见店老板走上来指出：“这是我店前放的酒，他不付钱拿走的。”这位“青岛小哥”被这么一说，哑口无言，只好跟着警察到警署去了。

到了警署，经过一般调查取证，被定为偷盗嫌疑犯，立即要送往法院进行审理。这位学生家长得知这个消息后，专门从青岛打来电话来求助。我得知后，立即找到我在大学当法律老师的山崎先生，火速赶到警察署，拜见了署长，有这位原法务大臣的秘书、现日本大学的法律教授担保，并认定是初犯，这才写下保证书，得以释放出来。

就这件事，山崎教授告诉我们：在日本不许作弊作假，一旦被发现，你的人生功绩就前功尽弃。因为知道这次作假，以前的任何行为都要打个问号：是否有假？因为法律和制度的规范，日本人一般即便考零分，也不去抄袭和作弊，因为算起来毁掉一生不值得。

有一种说法，在好的制度下，坏人也会有所收敛；在有缺陷的制度下，好人也可能会干坏事。我们现在经常感叹诚信的缺失。

学生考试作弊，而且不以为羞，也是社会诚信缺失的一种折射。至于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假话套话盛行，说得到办不到，言而无信，朝令夕改，等等，则是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面上的诚信缺失。这都是需要认真反思的地方，尽快建立健全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包括个人和法人的信用体系，让不守信用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寸步难行，应该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第五篇：甲午战争中国究竟为何输给日本？

甲午战争中国究竟为何输给日本？信力建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失败和损失最惨重的一场战争。在这场短短九个月的战争中，中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省、澎湖列岛等地（后辽东半岛由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赔款白银2.3亿两。

甲午战争带来的民族尊严之痛，国人自尊之痛，却要远远超过割地赔款之痛！——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携带全权委任状，乘坐德国商船“公义号”抵达赤间关马关港（今下关港），与日方全权代表、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举行谈判。谈判其间，伊藤博文极为横蛮，屡屡逼李鸿章在早已拟定的条约文本上签字，称：“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并限定必须在一个月内办理割让台湾的手续，李鸿章哀求放宽期限，说：“台湾已是贵国口中之物，何必着急。”伊藤博文回答：“还没有咽下去，饿得厉害！”二十多天过去，日本下最后通牒，限四天内答复，否则北京必不可保。清政府被迫全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条件。

“马关条约”签字消息传回国内后，“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人”（谭嗣同）。李鸿章，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卖国贼”。

今年的7月25日，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国耻纪念日”。在21世纪的今天，回忆这段历史，记住这个教训，仍有极为重要之意义。

中国日本一衣带水，自汉朝始两国开始交往频繁。历史上曾经长期同属儒家文化圈。进入近代后，两国又一度面临相同命运：1840年，英军炮舰轰开了“天朝上国”大门；1853年，美国“黑船叩关”，日本结束了二百多年的封关锁国政策。不久，两国先后开始了旨在“船坚炮利”、富国强兵的变革：1861年，中国开始实行“洋务运动”；1869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然而三十年不到，昔日的“徒弟”、“莞尔小国”日本后来居上，甲午一战，洋务运动首领李鸿章最终俯首于明治维新首领伊藤博文面前，签订了大清有史以来最屈辱的《马关条约》。

李鸿章、伊藤博文，分别是当时中日两国最杰出政治人物，他们相同历史条件下的截然不同命运，可以说是两个国家政治人物和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时至今日，仍有极强的现实反思和警醒意义。

“现实反思和警醒”之处在哪里？《马关条约》签订前日本首相、全权代表伊藤博文与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有一段发人深思的对话：

“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鲜之事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举世关注之外交场合，面对“东瀛倭国”首相伊藤博文一番咄咄逼人，充满揶揄、教训的话，身为“天朝上国”大学士的李鸿章作了极为坦诚的回答。而内心深处，作为“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的头号弟子，此时的李鸿章究竟是羞愧交加？还是悲愤难禁？抑或急火攻心？

伊藤博文关于“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之语，其实有失公允，其实早在1864年李鸿章就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欲学外国利器，莫如觅制器之器”一语，盖有深意在焉！用现在的大白话意思就是：“我们不但要学西洋的科学技术，更要学习西洋的观念和制度！”——这与伊藤博文“改革内政”一语可谓不谋而合。而且李鸿章后半生中，作过不少类似表述。

伊藤却没有意识到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是：神道、天皇制与武士道文化主导下的大和民族（日本虽属儒家文化圈，但德川时代儒学才在日本真正盛行），远不像中国这样背上障碍社会进步、禁锢国人思维创新能力的沉重历史文化包袱。无论是国民的血性、民族的凝聚力，还是政治精英、文人士大夫的务实求真态度，以及锐意进取、献身牺牲，都不是中华老大帝国所能相比的。

在无数中国人心目中，“小日本”是一个“死不认罪”。殊不知，日本其实是一个只敬畏强者，甘于向强者低头服输，不耻下问向强者学习的民族。还是一个危机意识极强，极善于抓住历史机遇的民族——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海军准将率领的舰队到达江户湾口，轰开了自“锁国令”以来关闭了达二百多年的日本国门。这时的日本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极为相似。然而，前者一旦认清与先进国家的巨大落差，以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福泽谕吉、伊藤博文、井上馨、大村益次郎、山县有朋、三条实美、板垣退助、胜海舟、白石正一郎、土佐之雄杰等等为代表的日本民族精英纷纷挺身而出，前赴后继推动“明治维新”运动（前述英杰大多数或被刺杀，或战死）。

近代日本是幸运的：佩里黑船“闯关”事件后，在关乎民族兴亡的重要历史关头，它有一大批头脑清醒，有血性、有奉献、牺牲精神，有高度历史使命感的政治精英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拯救民族的神圣使命。这里强调“一大批”极为重要——对一个国家的历史车轮转轨而言，仅出一个“板坦虽死，自由不灭”的板垣退助远远不够。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像吉田松阴、坂本龙马、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大村益次郎、板垣退助这样或战死，或被杀，或被刺死者却不计其数！正因为有一批批伟大启蒙思想家、政治谋略家和政治精英的涌现，1869年开始明治维新的日本短短三十年年便实现了“脱亚入欧”战略跻身西方列强。并接连战胜两个东方巨人——大清和俄罗斯。

马克斯·韦伯有言:一个国家的落后，首先是政治精英的落后。而此时此刻的中国，既不能出现福泽谕吉一样高瞻远瞩的伟大启蒙思想家和政治谋略家，更没有出现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一样的“明治前三杰”，以及像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一样的“明治后三杰”等一批既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政治家和政治精英，只能出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一样唯“圣意”是从的政治“裱糊匠”。虽然后来也涌现出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士人，但与日本“明治前三杰”和“明治后三杰”相比，无论是血性，还是奉献、牺牲精神，抑或器局、才具，都远不是一个档次。个中原因，发人深省——

两次鸦片战争惨败后，包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内的朝廷统治者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西夷之强在于政治制度,不在“奇巧淫技”。然而，“传之万代”潜意识和侥幸心理，驱使大清王朝最高领导核心对必然导致皇权旁落的君主立宪深恶痛绝，高举“祖宗之法不可变”大旗，对任何消减皇权的改良说不。而朝廷顽固派则顺势而上，认定“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在奕亲王等人坚持下，虽允许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清朝封疆大吏在各自领域开展旨在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达到“船坚炮利”之目的“洋务运动”，却拒绝学习比西方科学技术更重要的西学思想、宪政制度。

跛足的改革，注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具有大清特色的洋务运动失败的命运。1861年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沈葆桢、丁汝昌等人纷纷在在治下建立兴办轮船招商局、矿务局、电报局、铁路、机器织布局等工矿企业。然而，由于这些企业厂矿以官办、官督商办为主，官商合办为辅，一大批政府官僚和纨绔子弟进入充职。在衙门官僚式的管理下，人浮于事，腐败丛生，浪费严重，严重制约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更无从谈起。

在洋务运动中，清政府还通过行政保护垄断市场，奉行“唯兵”、“重官抑民”政策，导致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严重钳制。而缺乏总体设计，又导致产业结构畸形发展。直到洋务运动结束，中国远未形成的近代化工业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模式。

落后的制度固然可怕，但近代化意识（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的落后更为可怕。所以一个国家的近代化，首先是人的近代化。对这一点，日本近代杰出思想家和维新派精神领袖福泽谕吉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日本不能只羡慕西洋的船坚炮利，更要羡慕西洋的文明。所以他指出：“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强烈主张日本国民精神“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并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作为中国当时首屈一指的政治精英和“洋务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的近代意识和世界眼光比起他的同僚大员们无疑要高出一筹。但与福泽谕吉、伊藤博文、高杉晋作，坂本龙马，吉田松阴、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一大批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治精英相比，却逊色太多。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伊藤博文的“智略未及李鸿章”，然而他的近代国家思想——主权、统一国家、官僚制度（政治、军事）、公法、私法等素养，与伊藤博文相比远不在一个档次；伊藤博文是一位“以法治为主义”的政治家，是日本明治时期近代法制的主要奠立者。而李鸿章却是中国“有治人无治法”传统观念的继承者，对近代国家思想缺乏根本的认知。只是一位精明强干的事务性官僚政治家。

大清统治集团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之落后，从强大的顽固派长期攻击“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言论中略见一斑——顽固派攻击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等等。

而清末的对外关系，仍然是在先前的“朝贡体系”或谓“华夷秩序”被打破之后建立起来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清政府仍未完全改变先前的“与西洋各国唯彼来而无我往”的被动局面。以慈禧为首的、在唯我独尊文化环境中熏陶成长起来的朝廷领导核心，此时对英、法、美、德、意等西洋列国虽心存恐惧，但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是当时朝廷皇上和大臣的普遍心理。连洋务运动“总设计师”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甲午战前的几年，在日本平均军费开支高居国民总收31%、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严峻现实下，清政府竟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但军队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而陆军更糟，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然而另一方面，为迎接慈禧太后诞辰，却挪用3000万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

与大清削减军费预算、慈禧太后甚至挪用3000万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山县有朋等日本政治精英高瞻远瞩：“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钱虽然不算很多，但却作出一个良好的表率的作用，全国富豪和民众纷纷捐赠军费，一年捐款达100万日元„„所有这些，极大地鼓舞民心，更激励了士气。为此，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观念、制度的落后，短短时间里，号称“亚洲第一海军强国”的大清便被“小日本”悄然超越：1890年之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到了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拥有军舰32艘。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此时的北洋海军舰不但数量被超过，而且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等弱点。

近百年间，一直有人指李鸿章在甲午战争黄海大战中“避战保船”。其实从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来看，李鸿章指挥上虽有较大失误，但却将所有淮军主力部队派往前线，从主观希望上全力与日本决一死战，但因实力悬殊、军队和装备不及人，以及用人不当等因素导致了战败。吴汝纶曾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梁启超亦认为“李之失机之处多矣，然不失机亦绝无可胜之理”。

为何“然不失机亦绝无可胜之理”？旅日学者宗亚泽先生的历史著作《日清战争》对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示：日本花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在军备上迅速取得了对清国的优势：在陆军方面，清军参战军队的枪械装备率为85%，而日本装备率达到100%；海军方面，尽管清军进口战舰的吨位数在亚洲位居第一，但日本联合舰队在舰船动力、巡航速度和火力等其它多个指标上占优。如果说，在军事装备的各项数据上，明治日本还没有明显优势的话，那么在军事后勤方面，日本则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在交通运输上，开战前日本国内的铁道线已达3200公里，陆海两军征用汽船近28000吨，而清国全国保有铁路才300公里，在海上还需要租赁洋船运兵；在兵站、野战通信、军队医疗、情报收集和媒体宣传等方面，日本也都建立了一整套近代化的系统，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国内国际各类资源，这些资源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巨大的保障，而在清国国内，后勤体系却仍处散乱无序的状态中，这些系统要么仍在沿袭旧有的八旗和团练系统，要么干脆就付之阙如。

军队装备的差距，后勤体系的落后，其背后折射的是近代意识、国家政治制度的落后。从鸦片战争开始，清国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已经进行过频繁交手，但清国的国防观念仍属于“中世纪式”。曾为清国建立开国功勋的八旗制度早就腐朽败坏，而道光、咸丰年间在镇压国内叛乱中壮大起来的地方兵勇，则只能算是官僚政府的雇佣军。这样的军事体系，遑论进行近代化的系统建设，连最基本的“国家忠诚”都很难实现。战争爆发以后，大清军队频频发生让世人耻笑，令国人蒙羞的事件：“叶志超狂奔500里”；号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口只在一日之内告陷落。战场上各路清军部队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将军到兵勇普遍胆小怯战，炮声一响，官兵惊慌失措，皆如惊弓之鸟，战之魂飞魄散、退之蜂拥而去，逃跑速度之快，丢弃武器之多，堪称近代战争史上一大奇观。仅平壤一战，清军就遗弃米粮2900石、杂谷2500石，相当于15000名清军一个月的用量；同时，战后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有9艘被编入日本海军舰队，而大连湾、旅顺口、威海卫等海防阵地被占领时，炮台完好率高达80%。清军的“兵败如山倒”可见一斑。

甲午战争，从本质上而言，是一场完全意义的近代战争。大清之所以惨败，完全是输在近代化意识和政治制度落后之上。

应当指出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并非彻底的宪政制度转型。这就为日本最后走上军国主义埋下祸根。明治维新后，日本发布征兵法令实施兵役制。1877年日本政府进一步完成了对国内军事力量的统和，打造了真正的“国家军队”。这时，日本改造了军队的组织机构和体系，并对军人实施国家意识的精神教育，运用“武士道精神”对军人展开全面洗脑，对新兵教育导入“为国尽忠”思想，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大义，为国而死是士兵的职责和荣光。近代国家体系的打造和洗脑教育的开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军队的素质。然而洗脑教育却最后沦为滋生军国主义的土壤。

尽管如此，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观念教育，日本军队都全面领先于清国，这才是日本最终能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完全没有想到，在战场上遇到的是这样一群毫无斗志、一溃即散的散兵游勇。在这样孱弱的国防力量下，日本征服清国的信心得到大大增强，对“天朝上国”最后一点顾虑和心理恐惧完全消失。

中日两国最高统治者在重要历史关头的态度，预示了失败者必然命运——虽然大清参战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63余万人，但最终惨败于参战兵力只有24万余人的“东瀛倭国”，“天朝上国”彻底颜面扫地！大清朝随之风雨飘摇，百姓日益水深火热。

中日两国最高统治者在重要历史关头的态度，又导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两人的命运截然不同的结果。李鸿章因一生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定了太多不平等条约而落得“汉奸”、“卖国贼”骂名。与李鸿章相比，伊藤博文可谓志得意满，一生无憾！——虽最后死于朝鲜志士安东根之手，虽一直被中国人痛骂为“战争狂人，刽子手”，但在日本人眼中，却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英雄。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前面说过，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相同历史条件下的截然不同命运，可以说是两个国家政治人物和民族命运的一个缩影。李鸿章为何会落此悲剧结局？李鸿章下面一段话既令人嘘唏，更发人深省：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笼，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痛骂李氏作“汉奸”“卖国贼”者，有谁同情“大清裱糊匠”李鸿章当时内心之酸楚、无奈——签订“马关条约”遇刺中弹后，李鸿章含泪立誓：“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为尽量减少赔款，他苦力相争，后几近声泪哀求，其情其景，梁启超的评述最为精准：“戎马压境之际，忍心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况鸿章亲历其景者。„„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

痛骂李氏作“汉奸”“卖国贼”者，有谁同情“大清裱糊匠”李鸿章当时心头的万般委屈？——名为“总理大臣”，其实不过是一位最有权力的封疆大吏。满清皇室对其处处防范，朝廷顽固派无时不攻击。正可谓“外有强寇，内有顽敌”，纵然有伊藤博文之才，又如之奈何！

从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国政治精英思维模式、思想观念的巨大反差中又可看出，落后的制度固然可怕，而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的落后更可怕：近代化事业的真正主体只能是人，因为近代技术工艺和设备，本身是没有生命的。所以，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和政治精英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尚未从传统转变到近代时，再完美的近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传统人的手中很可能成为一堆废物。畸形发展和失败的悲剧也就难以避免。

大清王朝之所以败给日本，最根本原因在于只学西洋“船坚炮利”之技，而拒学比“船坚炮利”更重要的近代化意识和制度。当它终于认识到问题严重性之时，武昌起义炮声已断绝了它的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