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检监察报破解“巡不深察不透”难题

第一篇：中国纪检监察报破解“巡不深察不透”难题

中国纪检监察报破解“巡不深、察不透”难题

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探索开展县(市、区、旗)交叉巡察等方式方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基层见到实效。一段时间以来，多地针对基层熟人社会、人情困扰等实际情况，以开展市县交叉巡察为抓手，破解基层“巡不深、察不透”难题，减少外界干扰，增强巡察监督的灵活性、权威性和实效性，有效解决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净化了基层政治生态。构建规范有效机制

“交叉巡察是巡视的延伸，是巡察方式方法的创新，有利于提高精准发现问题的能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告诉记者，始终变化着的实践，需要创新巡视巡察“战法”，才能使利剑高悬、震慑常在。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地方着眼巡视巡察一盘棋，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交叉巡察，努力走出符合基层实际、运作规范高效的新路子。

在交叉巡察上洒下汗水、收获甘甜的，云南省曲靖市是个典型例子。自2017年以来，该市“试点先行、分批推进、逐步推开”，整合巡察力量，构建了以“互派式”“滚动式”“全员式”为主要内容的交叉巡察机制——

“互派式”交叉巡察。去年3月底，曲靖市从罗平县、会泽县各抽调8名巡察干部，互派到对方县组建的4个巡察组，与本地巡察干部混合搭配，展开巡察。其中，巡察组组长、联络员从被巡察地产生，副组长和受理来信来电来访人员则由派出地巡察干部担任，巡察组由被巡察单位所在的县级党委授权。在充分发挥“异地”优势的同时，倒逼当地党委落实巡察主体责任。

“滚动式”交叉巡察。去年7月初，曲靖市进一步拓展延伸，在师宗县、罗平县、会泽县、马龙县开展“滚动式”交叉巡察试点工作，从4个县共抽调38名巡察干部，以“循环滚动”方式开展巡察工作。此举更好地避免了双方“互派”巡察存在的人情压力，更有利于放下包袱开展工作。

“全员式”交叉巡察。去年9月初，曲靖市在两轮试点基础上，启动“全员式”交叉巡察试点工作。巡察组由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组建，成员分别从市直单位、各县（市、区）抽调，巡察组所有成员“全员”交叉。

“在基层干扰巡察监督的因素较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交叉巡察可调动两个积极性：监督者可减少人情困扰‘放手’工作；举报者可降低被打击报复的预期从而大胆反映情况。”曲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尹向阳表示。这般进行探索的，曲靖并非个例。

四川省为解决巡察组结构不优、人手不足、专业性不强和受人情困扰的问题，针对地域广、巡察力量分布不平衡的实际，探索统筹市县巡察人才库，实行交叉巡察，取得较好成效。市县两级分别建立组长库、副组长库、专业人才库，在分级动态管理基础上，由市级巡察办统筹整合。同时，优化巡察人员的抽调及程序，规范授权方式。提升发现问题能力

巡视巡察工作，重在发现问题。交叉巡察工作，自然也不例外。

“交叉巡察利于弱化人情干扰的同时，能更好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增强合力，提升发现问题的效能。”湖北、青海、天津等地的有关市（区）、县巡视办负责人，在与记者交流时说。“挖到‘大家伙’了!”在湖北省咸宁市前不久开展提级交叉巡察中，发现咸安区2名县处级领导干部涉嫌违纪问题线索。咸宁市委将22家县级单位及重点乡镇，提级纳入市委巡察范围，抽调县级巡察组人员“打散”后，重新组合新的交叉巡察组，开展“回避式”交叉巡察，发现面上问题和问题线索数量分别比全市平均数高出60.2%、129.4%。

浙江省桐庐县域不广，人员往来频繁，乡镇纪委与村干部一度存在“熟人之间监督难”的倾向。与此同时，乡镇纪检监察干部人员力量相对薄弱，业务水平相对较低。为此，该县从2016年开始探索交叉巡察，从14个乡镇抽调纪检和其他职能科室骨干人员组建巡察组，由乡镇纪委书记任组长，县委巡察领导小组统一调度，按照异地交叉原则开展巡察。“‘力量分散、单兵作战’转变为‘联合行动、协同作战’，巡察监督效能实现新突破。”桐庐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张启成介绍，2016年以来，该县已完成对98个村的异地交叉巡察，发现问题585个，其中问题线索131个，立案查处村干部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7件。今年，该县还将对53个村进行交叉巡察。（下转第三版）（上接第一版）

各地聚焦发现问题，探索了不少具有交叉巡察特点的招数。比如，设置异地干部“专属岗位”。群众来信来访来电的接待由异地交叉干部负责；问题线索的收集整理由异地交叉干部负责；被巡察单位领导班子成员、重点岗位干部谈话由异地交叉干部负责，降低了人为“过滤”“私吞”问题线索的可能性，进一步提升了干部群众对巡察组的信任感。持续放大综合效应

交叉巡察的综合效应，在持续放大。

四川省成都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认为，交叉巡察可以提高思想认识，放大震慑作用。从实践看，为保证交叉巡察组迅速切入、有序推进，会要求当地纪检监察、审计、信访和组织人事等部门，对被巡察单位党组织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梳理，及时提供给巡察组。这种梳理本身，就是对被交叉巡察党组织管党治党意识的强化。

在北京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看来，交叉巡察干部加入当地巡察组开展工作，加大了巡察组的内部监督力度，巡察组成员的责任意识、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也会得到强化巩固。交叉巡察，既是提升巡察监督实效的新途径，也是培养锻炼人才的新平台。

广西玉林、福建漳州、河北邯郸等地在开展交叉巡察中，加强横向交流，促进共同提高。参加过交叉巡察的玉林市博白县调处办副主任梁华告诉记者，在同吃同住同工作的环境里，交流工作方式方法，分享经验技巧，借鉴各地的成功经验，主动查找自身短板，搭建了横向交流的平台，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受益匪浅。

截至目前，玉林市共开展两轮交叉巡察，组织17个巡察组对7个县（市、区）17个镇开展了交叉巡察，发现问题78个，涉及问题线索44条，已立案16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6人。

“交叉巡察，对释放我们党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和魄力，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具有独特优势。”杨伟东表示，实打实、硬碰硬的交叉巡察，能有效放大巡察震慑作用，同时锻炼巡察队伍，凝聚基层党员干部的共识，提升群众对正风反腐的信心。（本报记者 周根山）

第二篇：中国纪检监察报

中国纪检监察报

案件审理是执纪监察工作的“出口”，是纪委常委会、监委委务会审议案件的参谋助手。针对纪检监察案件质量可能出现的事实不清、定性不准、量纪畸轻畸重、重实体而轻程序、忽视涉案款物处理等问题，笔者认为，案件审理工作需要审慎把握以下五个方面。

事实证据是基础。查清事实一般围绕案件的“七何要素”（何事、何时、何地、何情、何故、何物、何人）展开查核。查清事实，关键在于证据确实充分，要严格审查证据“三性”，即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审查证据合法性，要看收集证据的形式、方法是否符合党纪法律规定。比如，审查调查部门收集的书证复印件，未由书证提供者盖章或签名，则违反了证据合法性的要求，如果不能补证或作出合理解释，则该证据不能采纳。审查证据真实性，主要任务是判断证据是否客观存在。例如，行贿人称用普通月饼盒子装了人民币50万元现金送给某公职人员，这个证据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根据常理，普通月饼盒子装不下那么多的现金。审查证据关联性，关键是审查证据与案件所要查明的事实是否存在逻辑上的联系。有些证据直接反映了案件的主要事实，有些证据反映了案件事实发生的原因，有些证据反映了案件事实产生的结果，有些证据反映了案件事实产生的条件。性质认定要准确。性质认定是适用党纪法规条款的前提。性质认定通常采用三段论推理逻辑思维。即由大前提、小前提，引申出结论。党纪处分条例把党的纪律划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六大类，第四章还专门规定了对违法犯罪党员的处理。在对违纪行为进行性质认定时，应当在上述“6+1”的范围内进行选择。性质认定需要遵循的规则包括：同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以上条款，依照处分较重的条款定性处理；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纪法衔接专门条款第二十七条与第二十九条或者与分则中六大纪律部分条款竞合时，优先适用第二十七条；对司法机关已经作出生效判决、裁定、决定的，适用第三十二条或第三十三条，而不适用第二十七条。

量纪轻重应平衡。对量纪轻重的考量，要综合分析违纪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况。一是区别错误性质。相近行为，定性不同，量纪可能大相径庭。比如受贿和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前者是违反国法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比后者要大得多，因此在量纪处理上，前者比后者要重得多。二是区别涉案金额和严重程度。同样性质的违纪违法行为，因涉案金额和严重程度有差别，量纪轻重必须相应体现出来。通常情况下，违纪金额越大，情节越重，给予的处分就越重。三是区别认错悔过态度。认错悔过态度包括检讨悔过情况，配合审查调查情况，有无主动交代问题，有无主动挽回损失、消除不良影响或者有效阻止危害结果发生，有无主动上交违纪违法所得等等。此外，对于在纪律整饬期间不收敛不收手的，以及在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涉黑涉恶腐败和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公职人员，在量纪时应当依纪依法从严处理。程序手续不可缺。根据监察法和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等，执纪监察办案该走的程序要走，该办的手续要办，不可或缺，不能逾越。前些年，惠州市纪委曾根据申诉人的申诉，撤销了某县（区）纪委作出的纪律处分决定，原因就是该案立案程序缺失。案件审理对程序手续的审核把关，要做到无禁区、全覆盖，包括但不限于审核监督线索来源、初核立案的报批情况、审查方案的报批及实施情况、审查措施审批情况、查询搜查扣押的手续情况、违纪事实见面情况、征求所在党组织处理意见情况、回避制度落实情况等。

款物处置须得当。涉案款物处理不当，会对纪检监察机关的执纪监察权威造成影响。涉案款物处理的常见问题有：一是遗漏处理。有的完全遗漏对涉案款物的处理，只提出给予党员公职人员纪律处分的意见，对涉案款物的处理只字未提。有的遗漏部分涉案款物的处理，如某党员公职人员同时有收受礼金和违规兼职取酬两种违纪行为，但只对礼金作出处理，遗漏了对违规兼职取酬所得的处理。二是处理不当。比如，以扣押代替没收，扣押属于审查调查措施，是暂时性的，而没收则属于终局性处理措施。又比如，不当没收，将本应退还原单位的款项进行了没收。三是程序错漏。有的应该进行鉴定的，没有委托鉴定。有的查封没有《查封决定书》。有的《扣押款物文件清单》没有让被扣押款物持有人签名。有的涉案款物处置未经纪委常委会、监委委务会讨论等。（梁祖培 作者单位：广东省惠州市纪委监委）

第三篇：中国纪检监察报

中国纪检监察报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作出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庄严承诺，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勇气，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打虎拍蝇雷霆万钧，正风肃纪驰而不息，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党心民心为之一振，党风政风为之一新。以作风建设为全面从严治党破题 从作风建设切入，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解决了管党治党“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口”的问题。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5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狠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对“四风”问题坚决露头就打，推动风气产生根本转变。紧盯年节假期，抓早抓小、串点成线，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刹住“车轮上的腐败”、整治“会所里的歪风”……5年来，“八项规定”已成为妇孺皆知的政治语汇，在神州大地上荡涤起一股激浊扬清的净化之风，刹住了一些曾被认为难以刹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曾被认为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人们看到，天价月饼、粽子基本消失了，风景名胜区里的会所少见了，价格畸高的名烟名酒得到了遏制，一些高档酒店也推出了平民餐；干部普遍反映，应酬少了，精气神也饱满了。广大干部群众在一个又一个细节、一件又一件的小事中感受到了切切实实的变化。截至2017年6月底，全国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7万多起，处分13万多人。平均每天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查处的问题超过100起。数据是最好的印证。在截至2016年12月查处的15.53万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中，违纪行为发生在2013年、2014年的占78.2%；违纪行为发生在2015年的占15.1%；违纪行为发生在2016年的仅占6.7%。增量不断减少，充分表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中不断落地生根。以重拳反腐为全面从严治党破局 2012年12月6日，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这是党的十八大以后落马的第一位省部级干部，当时就引起舆论高度关注。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2014年6月14日，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2014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给予徐才厚开除党籍处分；2014年7月29日，中央决定对***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2014年12月22日，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给予郭伯雄开除党籍处分……5年来，党中央重拳反腐的决心勇气、惩贪去恶的雷霆之势，一次次刷新了人们的认识。（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打虎”无禁区。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2016年底，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40人，打破所谓“刑不上大夫”的猜想； “拍蝇”零容忍。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给予纪律处分超过119万人，打破所谓“法不责众”的观念； “猎狐”撒天网。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近3000人，释放“天网恢恢、虽远必追”的强烈信号。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持续量变产生质变。2016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接到的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比2015年下降17.5%，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首次回落；2016年，在高压之下，有5.7万名党员主动向组织交待了自己的问题。“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2016年底，中央对形势作出最新判断，不敢腐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以党内监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抓手 5年来，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和重要保障，党内监督方式方法不断改革创新，不断向着全面覆盖、不留死角迈进。——利剑高悬、愈显锋芒，巡视监督的震慑效应不断放大。中央巡视共开展12轮，对277个地方、单位党组织进行了“政治体检”，对16个省区市开展“回头看”，对4个单位进行“机动式”巡视，实现党的历史上首次一届任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各省区市党委也完成8362个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全面巡视任务。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和辽宁拉票贿选案等重大问题线索在巡视中被揭露。中央纪委立案审查的中管干部案件中，超过60%的问题线索来自巡视。根据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厅局级干部1225人，县处级干部8684人。——瞪大眼睛、伸长耳朵，派驻监督的“探头”作用充分发挥。中央纪委设立47家派驻纪检组，实现对139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监督全覆盖。实现全面派驻后的2016年，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共谈话函询2600件次，立案780件，给予纪律处分730人，分别增长134%、38%、56%。——坚决清除“灯下黑”，让监督者时刻受监督。截至2016年底，中央纪委机关谈话函询218人、组织调整21人、立案查处17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谈话函询5800人次、组织处理2500人、处分7900人。《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制定出台，首次对监督执纪工作的全流程、各环节进行明确规定。——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使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相互促进。2016年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拉开帷幕，目前，北京、山西、浙江3个试点省市改革取得实质进展，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转隶组建工作已经完成。随着改革即将推开，一个在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呼之欲出，将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以建章立制为全面从严治党固本培元 5年来，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一系列立足根本、着眼长远的制度措施，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治标走向治本，从“拔烂树”“治病树”到培育健康“土壤”、建设良好政治生态转变。扎牢制度之笼，为制度治党提供根本保障。从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提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努力践行的高标准，到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划出纪律底线；从出台首部党内问责条例，实现问责工作的制度化、程序化，到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印发《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等，打造从严治吏、严格干部选拔任用的完整链条…… 5年来，党内法规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央共出台或修订近80部党内法规，超过现有党内法规的40%，全面从严治党越来越有规可循、有据可依。补足精神之钙，为思想建党打造牢固根基。2013年下半年开始至2014年，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5年起，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2016年全面启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2017年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5年来，打铁趁热、环环相扣的思想政治建设，让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更加坚定，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更强。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党内政治文化的改善、党内政治生态的修复，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了优良环境和土壤。实践不断发展，认识不断升华。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踏上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崭新征程。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5年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试出了人心向背，厚植了党的执政根基，锻造出具有更加旺盛生命力和顽强战斗力的党，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第四篇：实现中国梦就要破解“中国难题”

实现中国梦就要破解“中国难题”实现中国梦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不断破解“中国难题”，在更高的层面上重新焕发中华民族的创新活力，为人类作出更新更多更大的贡献。在今年两会闭幕式上，习近平指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这就把中国梦与每一个中国人紧紧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应当是实现中国梦的主体力量，每个人都应当成为实现中国梦的积极推动力量。

实现中国梦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优势。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厚基础，也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的理想和夙愿。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制度先进性的红利外溢，成为世界性“国家梦”的国家都是在其社会形态具有典型意义的时候出现的，因而其制度比较先进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这样的制度。

四个“中国难题”

当然，实现中国梦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中国难题”。

第一个难题就是存在“利益铁藩篱”。2012年12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

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由于制度不完善、法规不健全等原因，造成改革的某些原本属于广大民众的利益被少数人所独占，并呈现出刚性化的特点：其他人很难进入被少数人独占的利益领域；其利益一旦被触及，就会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就像李克强所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这就是典型的利益藩篱。既有传统资源性领域的藩篱，也有公共服务领域的藩篱；既有行政垄断领域的藩篱，也有行业监管领域的藩篱。第二个难题就是存在着“制度天花板”。例如，有些制度原本是为了激励科研人才更多更好地出成果，但由于制度会带来很多的附加利益，包括收入、住房、交通以及医疗等方面的高收益，于是制度的受益者就会长期地占有或者终身占有该利益，后来的年轻人就会逐渐被制度堵死发展的空间。又如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挂职制度，原本是为了使一些干部能够更多地接触实际，更好地成长，但由于设计不完善，造成一些挂职者成为升职中的“空降兵”，这些“空降兵”往往能够绕开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某些程序与环节，不仅造成选拔程序的虚化，而且会严重伤害那些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兢兢业业工作的干部。有些产业政策像玻璃门，设定了一道又一道的门槛、禁区，使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很难进入，这就限制了许多人进行创新的权利。

第三个难题就是存在着社会流动的“堰塞湖”。这突出反映在教育上。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纪宝成在今年3月曾经讲：“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就连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职教简直成了‘平民教育’的代名词。很多老百姓的孩子上职业院校是无奈之举。”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与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数据也指出：2012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农村户籍学生占到在校生总数的82%，中西部地区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70%；父母为农民、工人的学生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80%。

第四个难题就是存在着特权的“金钟罩”、“铁布衫”和“隐身衣”。由于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特权思想的影响，加上市场经济某些“资本权力”的渗透，少数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高人一等的特殊人。他们把特权作为一种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一路绿灯，在任何领域都是VIP。这些隐形的特权往往是以牺牲普通人的利益和发展机会为前提的。

如何破解“中国难题”

解决“中国难题”就要以改革创新精神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出更多、更好、更优质的发展机会。首先要打破利益藩篱，使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红利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享受。打破利益藩篱的办法有很多，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坚守人民政府的底线，防止政府被俘获。政府部门制定重大公共决策时，应当公开透明，吸收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重大决策制定。要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其次，要推动促进社会公正的改革，不断地清理有碍社会公正实现的规则，特别是诸多的潜规则。要使“明规则”战胜“潜规则”。推进社会领域的相关改革，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第三，要不断突破“制度天花板”，使制度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而不是制约人们发展的障碍。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规范，有些制度已经逐渐成为发展的障碍。应当对这些制度进行清理，建立适合新世纪新阶段的制度，为人们的创业、创造、创新提供强大的制度基础。

解决“中国难题”就要抓紧建设配套的社会基础设施。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两

种基础设施：一种是诸如道路、桥梁等方面的物质基础设施（或者称为硬件基础设施）；一种是社会基础设施（或者称为软件基础设施）。

社会基础设施一般包括三类：第一类就是保障性基础设施，如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全民医保体系、就业服务体系、劳动标准体系等。应当下大气力把保障性基础设施高质量地建设好，使之成为网络化的体系。第二类就是公平性基础设施，如公平的教育制度、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收入分配制度。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教育的不公平从长远看会危及社会的发展，更危及人们对社会发展的信心。公平的教育与医疗保健还是个人自由的核心问题。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提出发展的核心是个人实质自由的扩展，所谓个人实质自由是指政治参与、接受基本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机会等。阿玛蒂亚·森一再强调以下观点：自由在发展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发展被看作对实质自由现状与能够潜在达到的水平之间差距的排除。第三类就是监督性基础设施，如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可以更好地落实物权法规定、保障不动产交易安全以及有效保护不动产权利人的合法财产权；建立以公民身份证号码和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制度，可以有效地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对于不诚信行为进行监督和惩治。

解决“中国难题”就要制定更加完善的法律体系。无论是破除利益藩篱，还是解决社会流动“堰塞湖”，都需要逐步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要制定防止利益冲突的法律法规，遏制极少数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对于普通百姓创办企业的利益剥夺。早在2001年2月中纪委就印发了《关于省、地两级党委、政府主要

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试行）》，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在该领导干部任职地区个人从事经商办企业活动作出了明确规定。2010年2月颁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规定：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不准有下列行为：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党员领导干部之间利用职权相互为对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允许、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社会中介服务等活动，在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或者中外合资企业担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允许、纵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异地工商注册登记后，到本人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这些规定和准则是符合实际的，发挥了其积极作用。应当在实践的基础上把成熟的规定和要求逐步法制化，形成防止利益冲突的国家法律。

实现中国梦不是要回到盛唐或者“某某之治”，也不是要建立什么朝贡体系或者天朝帝国，而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不断破解“中国难题”，在更高的层面上重新焕发中华民族的创新活力，为人类作出更新更多更大的贡献。

第五篇：反“四风”用“互联网 ”破解“单曲循环”--中国纪检监察报

反“四风”，用“互联网+”破解“单曲循环”--中国纪检监察报

反“四风”，用“互联网+”破解“单曲循环”

新技术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监督力量。《“人人拍”，让“四风”无处遁形！》——本报昨日刊发的这篇报道，介绍河北省秦皇岛市纪委一年前推出“‘四风’问题人人拍”网络监督软件，利用智能手机等移动媒体开辟了一条纠“四风”的新通道。“通过‘人人拍’反映的举报就占到8成以上”；“像‘天眼’一样盯着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相当于多了4万多名党风政风监督员”……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小小创新，带来的是监督“四风”的“用户”和“流量”飙升，让人见识了“新技术+群众路线”释放的巨大力量。

众所周知，“四风”问题不仅量大面广，而且还会变异升级，穿上“隐身衣”，钻进“青纱帐”。监督总用“老方子”，靶向就是“车”和“吃”，“四风”变形看不穿，总是纪委“一家忙”，也令众多纪检监察干部痛感“疲于奔命”“力不从心”。如是“单曲循环”，不能推陈出新，就会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面前败下阵来。想要告别痛点，必须转变方式、创新方法，在强化党的自我监督的同时，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发挥新媒体、新技术作用，形成无处不在的监督网。正如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在“六条工作体会”中指出的，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参与，纠正“四风”就很难取得今天的成效。要释放群众和媒体监督正能量，让“四风”无处藏身，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提供强大支撑。

十八届中央纪委在“紧紧依靠人民参与支持，使群众监督无处不在”方面一直坚持创新，这是有目共睹的。2013年9月，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设立首个专题举报，受理群众对中秋国庆期间不正之风的举报；2014年4月，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四风”举报直通车；2015年6月，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手机客户端上开通“反‘四风’一键通”举报窗口……“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为群众举报搭建一个更便利、更快捷、更直接的监督平台，探索形成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让坚持、巩固、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和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建立在集中群众智慧、凝聚群众力量的坚实基础上。

从中央纪委的“反‘四风’一键通”举报窗口开通首日“最快的时候1分钟接到3条，平均下来大约1分半钟能接到一条”，到基层纪委的“通过‘人人拍’反映的举报就占到8成以上”“这4万多个用户，相当于4万多名不在编的党风政风监督员”……拥抱“互联网+”，官方与民间的反“四风”合力正在生成新气象。可以预见，纠正“四风”的执纪能力、监督效率，必将在这样一种“人人可监督”、“动动手指可举报”的现实之中，得到质的提升。事实证明，只要是技术和态度能够解决的问题，从来都不是问题，关键在于能不能把想一想、议一议、等一等、看一看转化为“落实”。只要符合中央精神、看准了的事，就要下决心、马上办。（本报记者 陈治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