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检监察报驱散巡察中的“人情雾霾”

第一篇：中国纪检监察报驱散巡察中的“人情雾霾”

中国纪检监察报驱散巡察中的“人情雾霾”

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深入开展巡察工作。建立巡视巡察联动机制，构建上下联动的监督网。市县党委要履行主体责任，突出政治巡察，推动基层党组织加强政治建设。以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一把手为巡察重点，探索开展县（市、区、旗）交叉巡察、专项巡察等方式方法，着力发现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基层见到实效。

近日，四川省委全面梳理自试点到全省全面推开市县巡察工作的总体情况，并对实践工作反映比较集中的“熟人社会”影响巡察效果的突出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在分析存在问题及成因的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熟人社会”影响巡察的主要表现

“熟人社会”影响巡察工作的具体情形。一是套近乎。有的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搭关系，把“生人”变成“熟人”，试图达到巡察时“手下留情”的目的。二是探情况。有的被巡察单位借熟人名义，在巡前就多方打听巡察的具体安排，在巡察中有意无意打听巡察情况，找对策、做应对，试图逃避巡察监督。三是打招呼。有的通过“嘘寒问暖”“关心帮助”等方式进行变相“威胁”，施加压力，替人说情，意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四是顾情面。有的巡察干部碍于熟人，抹不开情面，不敢坚持原则，草草巡之，不求发现问题，只求走完形式。五是透消息。个别巡察干部跑风漏气，将相关巡察工作信息泄露给亲朋好友，导致巡察事倍功半，甚至做无用功。

“熟人社会”给巡察带来的困难和影响。一是思想有压力，一些巡察干部怕影响亲情友情关系，甚至怕“穿小鞋”或受到打击报复，放不开手脚，不敢大胆开展工作。二是不愿被抽调，一些临时被抽调参加巡察的干部，担心得罪人，今后本职工作不好开展，不愿参与巡察工作。三是不主动配合，有的被巡察对象自恃有熟人，提供资料不齐全、不及时，不积极主动配合巡察工作。四是反映问题有顾虑，由于监督对象与监督者存在熟人关系，导致一些干部群众对巡察工作信任度降低，不愿甚至不敢主动反映情况提供线索。五是质效打折扣，一些巡察干部碍于熟人情面，在巡察中发现问题“浅巡辄止”、不深不透，质效不高。产生“熟人社会”影响的原因分析

从客观原因分析，一是地域小，导致回避难。市县党委巡察只在本辖区实施，“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社会环境很难避免，工作圈、生活圈交叉，即使采用“外援”人员，也难以做到完全回避。二是宗教信仰、家族关系等影响较大，四川省有多民族聚居，宗教信仰、家族关系等因素对巡察工作的影响不可忽视，这些外在因素在开展工作时必须要考虑。从主观原因分析，一是巡察干部自身认识不到位，政治站位不够高，觉得查深了、查狠了，升迁会受影响，容易遭到打击报复，常常抱有不敢得罪人的心态。二是巡察过程中不能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集体决策没有完全落实，客观上给个别巡察干部为熟人“放水”提供了机会和可能。三是有的抽调人员担当意识不够，认为自己只是“打零工”，没有必要太严格、太较真。四是在巡察全覆盖未明确之前，选择性地开展巡察，为被监督对象逃避监督提供了条件，一些单位希望借助熟人影响而躲避巡察监督。破解“熟人社会”影响的对策建议

强化正面引导，坚守价值取向，解决“不愿巡”的问题。一是深化思想认识。强化巡察机构监督意识，坚定政治立场，坚守价值取向，切实履行“发现问题、形成震慑”职责，打消“怕得罪人”的顾虑。同时，督促巡察对象充分认识到巡视巡察是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手段，养成主动接受监督的习惯。二是严把“入口关”。明确巡察人员准入条件，把忠诚干净担当作为选拔巡察干部的首要考虑因素，从入口上把好巡察干部的素质关。对部分作风不正、纪律不严等不适合从事巡察工作的干部及时调整出巡察队伍。三是强化政策激励。落实巡察干部的政治、经济、生活保障待遇：提拔重用敢于监督、善于监督、表现优秀的巡察干部；实行轮岗交流制度，保护巡察干部积极性，克服“只进不出”现象；树立良好用人导向，有针对性地安排后备干部到巡察岗位挂职锻炼。四是确保巡察全覆盖。科学制定巡察工作规划，将执行情况纳入检查考核重要内容，坚持巡察全覆盖、无禁区、零容忍，督促推动巡察常态化制度化。五是建立巡察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分级建立科学管用的考核评价办法，明确考核指标，强化对巡察工作的刚性考核，减少“熟人社会”影响；强化上级党委巡视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对下级党委巡察工作的考核评价，结果纳入对下级党委的综合目标绩效考核；在巡察机构内部建立考核评价机制，由党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对巡察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评价，重点考核评价巡察发现问题的数量和质量。

强化职责担当，严格追责问责，解决“不敢巡”的问题。一是建立相对稳定的专业化巡察队伍。适应巡察常态化、全覆盖目标要求，在职数编制上适度倾斜，每个巡察组严格按照“3+X”模式配备相应数量的专职人员。二是实行巡察人员统筹交叉。统筹市县巡察人才库，将交叉巡察作为巡察组织方式的重要补充，在分级动态管理基础上，由市级巡察办统筹整合；严格落实县级党委的巡察主体责任，规范巡察授权方式，巡察组由被巡察单位所在的县级党委授权，对被巡察单位所在的县级党委和巡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并报告工作。三是进一步明确巡察回避制度。在执行公务员回避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巡察工作回避的具体情形，在具体操作中实行“三次回避”：巡察办在制定工作方案时，先将巡察组组长、副组长的回避要素和巡察对象进行匹配，作第一次回避；巡察办在每轮抽调巡察干部时，根据干部信息登记表中需回避的信息进行匹配，作第二次回避；全体巡察干部在每轮巡察前自查与自身有“敏感”关系的巡察对象，主动提交回避申请，作第三次回避。四是健全巡察组内控机制。坚持组长负责制，明晰组长、副组长和相关人员的责、权、利；健全保密机制，严格执行保密纪律，对过问巡察工作的相关行为，一律进行实名登记，及时报送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在巡察组建立临时党小组，严格日常教育监督管理。五是推行巡察工作督导联系制度，省市两级分别设立巡察督导员，根据职责权限明确督导员督导职责和范围，采用“固定+随机”的方式对下级巡察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在县一级设立巡察工作联系点，强化示范传导、政策指导和典型引导。六是严格实施巡察惩戒机制。强化追责问责，对搞“人情巡察”、跑风漏气、以巡谋私的，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完善回访督查制度，换人换组开展回访督查，既检查整改落实情况，又对巡察组履行责任情况进行再监督，对失职渎职行为严肃查处。

强化问题导向，提升能力素质，解决“不善巡”的问题。一是加强培训。通过集中培训、专题讲座等方式，持续开展学习培训，提升巡察干部发现问题的能力。强化以巡代训，上级开展巡视巡察工作期间，抽调下级巡察干部参与，在实战中提高巡察本领。二是联动巡察。建立巡视巡察统筹联动机制，消除监督空白，以上级巡视巡察倒逼下级巡察真刀真枪、不走过场。探索同部门、同系统巡视巡察上下联动，上级在开展巡视巡察时，同步要求下级巡察机构对相关的部门、行业开展巡察，发现的问题相互印证。市县巡察按照省级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要求，配合省级党委巡视和经省级党委批准的系统巡察开展工作。强化巡察成果运用联动，上级在巡视巡察某单位时，可以要求下级提供关于此单位的巡察情况报告，既综合分析情况，又有利于提高基层巡察质量。三是提级巡察。上级巡察组在巡察某系统或某部门时，可针对特定问题或内容延伸至下级地区或部门开展巡察，或者上级巡察机构直接安排巡察组深入下级乃至再下一级地方、部门开展巡察，以“级差”阻断“熟人网络”。四是借力科技。建立职能部门与巡视巡察机构信息数据共享机制，搭建数据交换平台，在巡察全过程开展大数据比对分析，以科技的“无情”，取代个人的“有情”。（四川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二篇：让“一体化”治理驱散京津冀的雾霾

让“一体化”治理驱散京津冀的雾霾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最近指出，北京一定要自觉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之中，并强调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强调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完善防护林建设、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的合作机制”。这表明了政府希望借京津冀一体化之手改善首都环境的决心。

但是，北京市越来越严重的雾霾现象不但影响到了广大城乡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甚至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如果单从宏观的角度分析，国家之所以把京津冀一体化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也与北京市治霾难见实效的现状不无关系。作为北京本土研究环境行政法问题的专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焦志勇教授对北京治霾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最近，本刊记者就京津冀一体化和北京治霾等问题对焦志勇进行了专访。

雾霾成为北京市的公害之一

北京的天空难觅蓝天，身为老北京的焦志勇也感同身受，“当下北京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么严重的雾霾，如果说烧煤吧，我们小时候，一到冬天，家家户户也都烧煤取暖，但是北京的天空照样是湛蓝的；说是人口和汽车急剧增加造成的，那为什么世界上同样发展情况的国际大都市却没有北京这样严重的雾霾天气？现在，为了躲避持续的雾霾天气对身体造成的伤害，甚至有北京人全家南迁的极端个案发生了。这对北京人来说是一种很痛苦的选择，因为我们都很爱北京。”说到雾霾天气，焦志勇很是焦虑，“现在，中央把京津冀一体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提出来，我觉得北京从根本上防治雾霾的时机真正到来了。”焦志勇告诉记者，就在不久前，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构建行之有效的雾霾防控体系》被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2014第9期采用，成果已报送北京市领导、市委宣传部、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等机构。

在这份研究报告中，焦志勇对北京市治霾工作中存在的5大问题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指出北京市存在着“节能减排，防治雾霾的技术指标不明确、攻坚力量分散不均、防治雾霾的综合协调能力较弱、不能有效地扭转被动式防治雾霾的状况、缺乏有效的区域联防联控责任制”等问题，至今未能构建起行之有效的雾霾防治防控体系。

“靠天吃饭”还是治霾的“有效手段”

当然，把雾霾严重的所有原因全部归于北京市也是不公平的，如果周边的环境恶劣，空气质量很差，光北京一家卖力地治霾，肯定不会有太大的效果，这一点，学界已经有了共识。

“但是北京市治霾的这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我们必须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北京市治霾存在的最关键问题是缺乏有效的统一治理体制，‘九龙治水’怎么治得好？治霾涉及发电、供暖、城建、交通等多个部门，也牵涉到不少部门利益，如果互相之间扯皮推诿，那就不会有任何进展。事实上，面对越来越严重的雾霾天气，目前北京市的应对措施总体上是乏力的，基本上是在等待自然力量将雾霾驱散，老百姓开玩笑说：老天爷成了治霾的环保局长。”对于北京市治霾目前存在的这种被动式治霾模式，焦志勇认为必须要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雾霾天气的形成成因十分复杂，治理难度也极大，北京的雾霾肯定不是依靠北京一地的治理能见成效的，必须与周围省市联动，“以前由于行政区划的原因，也可能是地方利益的关系，一些高污染的项目很难整治，现在，中央把京津冀一体化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相信这会对构建治霾区域联防联控体系非常有利。”焦志勇说。

提出七个对策防治雾霾

在焦志勇最新研究成果《构建行之有效的雾霾防控体系》一文中，他提出了七点对策和建议：

一是设立专门机构总体负责雾霾防治工作。

建议成立北京市大气污染综合防治办公室或在市环保局设立相关的协调机构，探索协同、综合、联动的管理体制，并建立相应的决策机制，将市发改委、环保、经贸、城管、交通等部门的“专业治理”决策有机地协调起来，打破利益格局和部门壁垒，“由市级领导亲自挂帅，京津冀一体化治霾也可以参照这种模式。”焦志勇说。

二是建立完善的行政法规，让防治雾霾的行为规范真正“落地”。建议市政府在《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框架内，尽快制定其实施细则，特别是各相关职能部门在治霾过程中要解开管理模式中的“纵向”和“横向”死扣，大家奔着同一个目标去努力。

三是强力推动防治雾霾的科研工作，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破解难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民间治霾有高人，也有高招，可以重奖悬赏企业、研究机构或个人在科技治霾领域的突出成就。

四是做好防治雾霾的宣传教育工作，群防群治，全民参与治霾，这需要调动各种宣传手段，特别是使用包括微博、微信在内的新媒体手段广泛进行宣传，让全民感到治霾的迫切性、重要性和必要性。

五是做好防治雾霾的预警和防护工作。在让市民及时、准确地了解到空气质量，并采取相应的自我防护措施的同时，我们还应加强以防治雾霾、市民健康为中心的公共卫生建设，以切实维护市民的环境权和健康权。

六是明确各个区域内的权利与义务，加强区域联防联控的责任制。建议在京津冀区域联防联控过程中，对于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尾气排放和扬尘等关键环节建立起互检、互查机制，明确权利与义务，加强区域联防联控的责任制。举区域之力，聚万众之智，施法制手段，还一片蓝天。

七是借鉴国际上防治雾霾的先进做法，英美等国在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治理环境的经验是非常价值的，可以动用法制的、科技的、行政的以及社会服务的各种力量，为建设大首都圈提供中国版的“泰晤士河治理”模式。

治霾要充分依靠群众

“我研究这个问题时主要侧重于北京市范围，其实这些建议也适用于京津冀范围，在治霾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大北京、大首都圈的意识，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成立两市一省的治霾联席工作会议制度，据我所知，长三角和珠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早已实行了这种协调和决策机制，这种做法对于打破区域壁垒、部门壁垒和行业壁垒很有效。”在焦志勇看来，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对于治霾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焦志勇强调说，京津冀在共同治霾的路上不可忽略群众的力量，还必须做到群防群治，去年北京的一些群众组织和媒体自觉加入了对禁放烟花爆竹的宣传行动，一些社会有志之士还在媒体上公开呼吁禁放烟花爆竹，这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北京市民去年春节前后购买和燃放烟花爆竹的数量有明显减少。“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也肯定会随着发生变化，政府要尊重老百姓的环境权、健康权、知情权，同时在监管方面也要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只有当各界都意识到环境的破坏将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时，合力监管的局面才能真正形成。”焦志勇说。

对于记者提出的关于提升老百姓整体素质的问题，焦志勇认为这需要加大宣传力度，“不可否认的是，北京市民关注社会问题、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在全国都是排在前列的，但是如果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推进过程中能充分调动各种宣传手段，及时公开政府管理部门的各种信息，以此唤醒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相信京津冀两市一省的广大群众最后都会积极参与到治霾的行动中去的。”焦志勇指出，动员社会力量治霾肯定比政府各自为战更有效，“比如京津冀政府各个部门在治霾方面已经在采取的互查互检模式，可以考虑吸纳城乡市民一起参与，有了这支生力军的参与，可能在监管方面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焦志勇最后说。

第三篇：让阳光心态驱散心中的雾霾

让阳光驱散心中雾霾

李 辉

人的情绪有两极性，即好心情和坏心情。好心情就如灿烂阳光，会让我们喜悦、沉着、生机勃勃，身边呈现一派和谐景象；坏心情就像沉沉雾霾，会让我们悲观、失望、颓废，甚至会导致身边硝烟弥漫，并像瘟疫一样向四周传染开去，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坏情绪笼罩之中。所以，虽然有时心情不好是难免的，我们也要尽快让阳光驱散心中雾霾。

心中雾霾有时来自自身，有时受外界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因为身陷迷雾中，才张惶失措。其实有些事情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更多的往往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我们都是平凡的人，过着平凡的生活。谁又能免得了不受些委屈，不承受些失败呢？有时或许把面子看得太重了，有时或许把包袱背得太重了。太阳不会因为哪一个人停止东升西沉，大自然不会因为哪一个人而停止四季更替。

就像天气有阴有晴一样，坦然接受自己有时会出现坏心情就是了，然后再期待晴空的到来。如果改变不了环境就学着适应环境，如改变不了事情就尝试改变对事情的态度，如果改变不了别人就先改变自己的应对方式，把欣赏生活中的美好养成一种习惯。积极的心态就像阳光，照到哪里哪里亮，照到哪里哪里温暖，照到哪里哪里阴霾就会消失。

白岩松安慰柴静时曾说过一句话：“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辛勤劳作的付出与绚丽多彩的身姿是生命两种不同的姿态。该忙碌时要忙碌，静下来时就要展示与欣赏美丽。“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追求在意的东西有时就在一旁静静地等待，等待着我们把目光转过去。

境由心生，尽力保持阳光灿烂的心态吧，让自己在名与利、得与失中能够快乐、平和地面对。

第四篇：中国纪检监察报

中国纪检监察报

案件审理是执纪监察工作的“出口”，是纪委常委会、监委委务会审议案件的参谋助手。针对纪检监察案件质量可能出现的事实不清、定性不准、量纪畸轻畸重、重实体而轻程序、忽视涉案款物处理等问题，笔者认为，案件审理工作需要审慎把握以下五个方面。

事实证据是基础。查清事实一般围绕案件的“七何要素”（何事、何时、何地、何情、何故、何物、何人）展开查核。查清事实，关键在于证据确实充分，要严格审查证据“三性”，即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审查证据合法性，要看收集证据的形式、方法是否符合党纪法律规定。比如，审查调查部门收集的书证复印件，未由书证提供者盖章或签名，则违反了证据合法性的要求，如果不能补证或作出合理解释，则该证据不能采纳。审查证据真实性，主要任务是判断证据是否客观存在。例如，行贿人称用普通月饼盒子装了人民币50万元现金送给某公职人员，这个证据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根据常理，普通月饼盒子装不下那么多的现金。审查证据关联性，关键是审查证据与案件所要查明的事实是否存在逻辑上的联系。有些证据直接反映了案件的主要事实，有些证据反映了案件事实发生的原因，有些证据反映了案件事实产生的结果，有些证据反映了案件事实产生的条件。性质认定要准确。性质认定是适用党纪法规条款的前提。性质认定通常采用三段论推理逻辑思维。即由大前提、小前提，引申出结论。党纪处分条例把党的纪律划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六大类，第四章还专门规定了对违法犯罪党员的处理。在对违纪行为进行性质认定时，应当在上述“6+1”的范围内进行选择。性质认定需要遵循的规则包括：同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以上条款，依照处分较重的条款定性处理；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纪法衔接专门条款第二十七条与第二十九条或者与分则中六大纪律部分条款竞合时，优先适用第二十七条；对司法机关已经作出生效判决、裁定、决定的，适用第三十二条或第三十三条，而不适用第二十七条。

量纪轻重应平衡。对量纪轻重的考量，要综合分析违纪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况。一是区别错误性质。相近行为，定性不同，量纪可能大相径庭。比如受贿和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前者是违反国法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比后者要大得多，因此在量纪处理上，前者比后者要重得多。二是区别涉案金额和严重程度。同样性质的违纪违法行为，因涉案金额和严重程度有差别，量纪轻重必须相应体现出来。通常情况下，违纪金额越大，情节越重，给予的处分就越重。三是区别认错悔过态度。认错悔过态度包括检讨悔过情况，配合审查调查情况，有无主动交代问题，有无主动挽回损失、消除不良影响或者有效阻止危害结果发生，有无主动上交违纪违法所得等等。此外，对于在纪律整饬期间不收敛不收手的，以及在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涉黑涉恶腐败和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公职人员，在量纪时应当依纪依法从严处理。程序手续不可缺。根据监察法和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等，执纪监察办案该走的程序要走，该办的手续要办，不可或缺，不能逾越。前些年，惠州市纪委曾根据申诉人的申诉，撤销了某县（区）纪委作出的纪律处分决定，原因就是该案立案程序缺失。案件审理对程序手续的审核把关，要做到无禁区、全覆盖，包括但不限于审核监督线索来源、初核立案的报批情况、审查方案的报批及实施情况、审查措施审批情况、查询搜查扣押的手续情况、违纪事实见面情况、征求所在党组织处理意见情况、回避制度落实情况等。

款物处置须得当。涉案款物处理不当，会对纪检监察机关的执纪监察权威造成影响。涉案款物处理的常见问题有：一是遗漏处理。有的完全遗漏对涉案款物的处理，只提出给予党员公职人员纪律处分的意见，对涉案款物的处理只字未提。有的遗漏部分涉案款物的处理，如某党员公职人员同时有收受礼金和违规兼职取酬两种违纪行为，但只对礼金作出处理，遗漏了对违规兼职取酬所得的处理。二是处理不当。比如，以扣押代替没收，扣押属于审查调查措施，是暂时性的，而没收则属于终局性处理措施。又比如，不当没收，将本应退还原单位的款项进行了没收。三是程序错漏。有的应该进行鉴定的，没有委托鉴定。有的查封没有《查封决定书》。有的《扣押款物文件清单》没有让被扣押款物持有人签名。有的涉案款物处置未经纪委常委会、监委委务会讨论等。（梁祖培 作者单位：广东省惠州市纪委监委）

第五篇：中国纪检监察报

中国纪检监察报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作出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庄严承诺，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勇气，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打虎拍蝇雷霆万钧，正风肃纪驰而不息，形成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党心民心为之一振，党风政风为之一新。以作风建设为全面从严治党破题 从作风建设切入，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解决了管党治党“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口”的问题。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5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狠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对“四风”问题坚决露头就打，推动风气产生根本转变。紧盯年节假期，抓早抓小、串点成线，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刹住“车轮上的腐败”、整治“会所里的歪风”……5年来，“八项规定”已成为妇孺皆知的政治语汇，在神州大地上荡涤起一股激浊扬清的净化之风，刹住了一些曾被认为难以刹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曾被认为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人们看到，天价月饼、粽子基本消失了，风景名胜区里的会所少见了，价格畸高的名烟名酒得到了遏制，一些高档酒店也推出了平民餐；干部普遍反映，应酬少了，精气神也饱满了。广大干部群众在一个又一个细节、一件又一件的小事中感受到了切切实实的变化。截至2017年6月底，全国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7万多起，处分13万多人。平均每天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查处的问题超过100起。数据是最好的印证。在截至2016年12月查处的15.53万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中，违纪行为发生在2013年、2014年的占78.2%；违纪行为发生在2015年的占15.1%；违纪行为发生在2016年的仅占6.7%。增量不断减少，充分表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中不断落地生根。以重拳反腐为全面从严治党破局 2012年12月6日，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这是党的十八大以后落马的第一位省部级干部，当时就引起舆论高度关注。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2014年6月14日，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2014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给予徐才厚开除党籍处分；2014年7月29日，中央决定对***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2014年12月22日，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2015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给予郭伯雄开除党籍处分……5年来，党中央重拳反腐的决心勇气、惩贪去恶的雷霆之势，一次次刷新了人们的认识。（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打虎”无禁区。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2016年底，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40人，打破所谓“刑不上大夫”的猜想； “拍蝇”零容忍。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给予纪律处分超过119万人，打破所谓“法不责众”的观念； “猎狐”撒天网。从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近3000人，释放“天网恢恢、虽远必追”的强烈信号。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持续量变产生质变。2016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接到的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比2015年下降17.5%，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首次回落；2016年，在高压之下，有5.7万名党员主动向组织交待了自己的问题。“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2016年底，中央对形势作出最新判断，不敢腐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以党内监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抓手 5年来，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和重要保障，党内监督方式方法不断改革创新，不断向着全面覆盖、不留死角迈进。——利剑高悬、愈显锋芒，巡视监督的震慑效应不断放大。中央巡视共开展12轮，对277个地方、单位党组织进行了“政治体检”，对16个省区市开展“回头看”，对4个单位进行“机动式”巡视，实现党的历史上首次一届任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各省区市党委也完成8362个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全面巡视任务。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和辽宁拉票贿选案等重大问题线索在巡视中被揭露。中央纪委立案审查的中管干部案件中，超过60%的问题线索来自巡视。根据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厅局级干部1225人，县处级干部8684人。——瞪大眼睛、伸长耳朵，派驻监督的“探头”作用充分发挥。中央纪委设立47家派驻纪检组，实现对139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监督全覆盖。实现全面派驻后的2016年，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共谈话函询2600件次，立案780件，给予纪律处分730人，分别增长134%、38%、56%。——坚决清除“灯下黑”，让监督者时刻受监督。截至2016年底，中央纪委机关谈话函询218人、组织调整21人、立案查处17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谈话函询5800人次、组织处理2500人、处分7900人。《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制定出台，首次对监督执纪工作的全流程、各环节进行明确规定。——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使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相互促进。2016年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拉开帷幕，目前，北京、山西、浙江3个试点省市改革取得实质进展，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转隶组建工作已经完成。随着改革即将推开，一个在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呼之欲出，将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以建章立制为全面从严治党固本培元 5年来，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一系列立足根本、着眼长远的制度措施，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从治标走向治本，从“拔烂树”“治病树”到培育健康“土壤”、建设良好政治生态转变。扎牢制度之笼，为制度治党提供根本保障。从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提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努力践行的高标准，到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划出纪律底线；从出台首部党内问责条例，实现问责工作的制度化、程序化，到修订《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印发《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等，打造从严治吏、严格干部选拔任用的完整链条…… 5年来，党内法规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央共出台或修订近80部党内法规，超过现有党内法规的40%，全面从严治党越来越有规可循、有据可依。补足精神之钙，为思想建党打造牢固根基。2013年下半年开始至2014年，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5年起，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2016年全面启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2017年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5年来，打铁趁热、环环相扣的思想政治建设，让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更加坚定，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更强。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党内政治文化的改善、党内政治生态的修复，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了优良环境和土壤。实践不断发展，认识不断升华。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踏上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崭新征程。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5年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试出了人心向背，厚植了党的执政根基，锻造出具有更加旺盛生命力和顽强战斗力的党，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