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5篇材料）

第一篇：浅谈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

目录

中文摘要与关键词 ……………………………………………………………………1

一、宪法监督的必要性 ………………………………………………………………1

二、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现状 ………………………………………………………2

（一）经常布置宪法监督工作………………………………………………………2

（二）对法律进行必要的解释………………………………………………………2

（三）纠正不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的现象…………………………………………2

三、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3

（一）公民的宪法意识淡薄 …………………………………………………………3

（三）监督对象具有较大的局限性……………………………………………………4

（四）缺乏有力的措施纠正违宪行为…………………………………………………4

四、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4

（一）提高全民的宪法意识……………………………………………………………4

（二）扩大宪法监督范围………………………………………………………………5

（三）完善宪法监督程序………………………………………………………………5

（四）健全违宪审制度…………………………………………………………………5

（五）设立相对独立的宪法委员会……………………………………………………6 参考文献 ………………………………………………………………………………7

（二）缺乏有效的专职机构……………………………………………………………3 「摘要」宪法监督制度对保障宪法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宪法监督是指为保证宪法实施所采取的各种方法、手段措施和制度。我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是由最高权力机关行使违宪立法审查权的社会主义型。此宪法监督模式虽然具有权威性、标准性等特点，但也存在不完善之处。因此，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十分重要。本文将对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不足及完善提出思考。「关键词」宪法监督 宪法监督制度 完善

浅谈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

宪法实施监督制度是保证宪法正确实施而对违反宪法的行为进行监督的制度。它是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的一项重要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宪法监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宪法监督，是指对有关涉宪活动实行的全面监督。就监督主体来说，除了宪法监督的专职机关以外，还包括其他国家机关、政党、人民团体、群众组织以及公民。就监督对象来说，既包括国家机关的立法活动、行政活动、司法活动，也包括公民个人的活动以及政党、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的活动。狭义的宪法监督，是指依法负有宪法监督智能的机关对立法活动和行政活动所实施的监督。

再好的宪法，如果没有相应的保障监督体系和制度，由宪法所反映的人民意志和旨在由宪法实施保证实现的人民利益就不可能达到宪法制度时的预定目标。因此，为了保证宪法在实际中得到很好地实施，必须要对宪法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并对宪法实施结果进行矫正，以促进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日趋完善。

一、宪法监督的必要性

（一）由宪法自身地位所决定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其他一切法律的根本。它是国家一切法律、法规、条例和命令制定的基础，只有宪法得到顺利贯彻实施，才能保证其他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贯彻落实。要使宪法能通过法律、法规条例、命令的规定加以具体化并使之变成具体行动的准则，离开一系列的在没一个环节上的宪法监督是难以奏效的。没有监督，就没有宪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有实行宪法监督，才能保证宪法的有效实施，才能提高人民的守法意识，保证宪法应有的地位和权威性。

（二）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并且写入宪法。历史一再表明，政治并不是当然地在为国民的幸福而运作。政府的权力如果不受到监督，政府的腐败迟早就会发生。因此，要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就必须明确法律的至上地位，并得到全国人民的一体遵行，要达到此目的，首要的就是要确立宪法的至上地位并得到落实。唯有搞好宪法监督，宪法的至上地位才有望落实。

（三）实行宪法监督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市场经济是法律经济，这一观念已深入人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只有使处于本法地位的宪法得到贯彻落实，这一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二、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现状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完善。1954年宪法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1975年宪法删去了这一规定；1978年宪法再次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的 ；1982年宪法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宪法监督制度。1982年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并在第六十七条第一项中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委员会共同负责宪法实施的监督工作，这就在根本法上确立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国家宪法监督机关的法律地位，这是我国宪法监督体制的重大发展，也是体现我国宪法监督体制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国家政治、法律生活中的地位和权威不断提高，以及总体工作的不断提高，宪法监督工作也越来越受重视，并在实践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有一下三个方面：

（一）经常布置宪法监督工作

维护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和权威，就必须消除不符合宪法的规定，改正不符合宪法的做法。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作了这方面的工作布置，要求政法各部门应当主动地、系统地检查工作中有没有和宪法不符合的问题，凡是与宪法不符合的都要抓紧认真纠正。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实行宪法监督的一个可行的和有效的方式。

（二）对法律进行必要的解释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判明法律是否与宪法相一致的时候，对法律的含义进行有权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法律解释机关，作了许多法律解释工作。对各地提出的法律适用、法律程序和其他有关法律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都尽量做出答复，对保证宪法的权威和法律的实施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纠正不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的现象

各级国家政权机关一般注意依宪、依法办事。但是，也时有发生对依宪、依法办事不熟悉、不习惯，不注意依宪、依法办事的现象。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方面出现的问题，有的提醒注意，有的进行批评；对一些带有共同性的问题，采取适当措施加以纠正。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还在编印的《工作通讯》中，经常刊登一些地方采取措施纠正不依法办事的事例，有力地维护了宪法的权威 和尊严，保证宪法的实施。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以及党、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对保证宪法得到正确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实行代表机关监督的宪法监督机制，它体现了监督主体来源的广泛性。在宪法监督程序上采取了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相结合的方法，通过事前监督，防止违宪事件的出现；采取事后监督，对违宪事件加以纠正或撤销。2006年《监督法》的颁布实施，对于健全监督机制，加强监督实效，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使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三、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公民的宪法意识淡薄

在实施宪法中，公民的宪法观念、宪法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没有牢固的宪法意识，宪法的实施就会遇到障碍，监督更是无从谈起。由于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长期处于封建的“专治、独裁”统治之下，人们的民主意识、法治观念非常淡薄，直到今天，这种情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宪法至上”的观念依然比较淡薄。

（二）、缺乏有效的专职机构

我国没有宪法监督的专职机构，采用的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体制，由于诸多原因，宪法监督作用并不理想。

从法律监督时效上讲，现有的宪法监督体制不能胜任实际宪法监督工作的需要。全国人大每年只开一次会，会期仅半个月左右，而且议程多，代表的素质又难以适应宪法监督工作专业性、技术性较高的要求

因而根本无瑕顾及宪法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开一次会，而当前立法任务相当繁重，进行宪法监督实在力不从心。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各有各的职责，进行宪法监督只不过是协助性的工作。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由于诸多的原因，在保证宪法在本行政区域内的贯彻实施方面也很不尽人意。人民作为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当然享有对国家权力行使者行宪情况进行监督的权力，但是我国，人民监督宪法途径并不畅通，加之人民群众宪法意识、法治观念不强，因而在监督宪法实施中的作用也不理想。

从法律监督机理上讲，仅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为我国监督宪法的机构难以实现宪法监督的目的。因为宪法监督的主要方面是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以防止立法的违宪。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既是我国的立法机关，同时又是我国立法合宪性的审查机关，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监督，而理论和实践均证明，自我监督往往等于没有监督。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它的组织和活动在于代表和表达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全国人大及其委员会的立法活动，就是表达人民意志的突出体现。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全国人大委员会，都难以有效地承担宪法监督的职责，也不适宜成为宪法争议的裁决机关。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现行宪法颁布近20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几乎从来没有正式审查、处理和纠正过有关违宪的案件，在宪法监督方面无所建树。

（三）、监督对象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我国宪法监督采取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事前监督是指在法律、法规和法律性文件尚未正式颁布实施之前，由有权机关对其是否合宪进行审查；如果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其违宪，给予立即修改、纠正。事后监督是指在法律、法规和法律性文件颁布实施之后，或者在特定行为产生实际影响之后，由有权机关对其是否合宪进行的监督。我国宪法程序序言和宪法第五条虽然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就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具体监督内容来看，它侧重于对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对其他具体行为的合宪性审查则不够有力；侧重于对国家机关的监督，而对“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和各企业事业组织”等其他宪法主体特别是执政党的监督则缺乏明确的规定，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四）缺乏有力的措施纠正违宪行为

由于我国目前还缺乏各种查究违宪行为的必要措施，所以对大量的违宪行为不能依法严肃有力地予以查究，违反了宪法至多是有关部门指出来纠正，根本不用担心承担任何政治的、法律的或行政的责任。许多违宪事例只有在上级国家机关干预或公诸报端以后才迫不得已予以纠正。由于措施不够有力，尽管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人大代表、党组织、社会各方面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强烈反应纠正某些违反宪法的行为和现象，宪法监督机关、有关的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也作了大量工作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仍然没有取得应有的社会效果。有些违反宪法的现象屡禁不止，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宪法权威的损害。

四、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

（一）提高全民的宪法意识

切实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教育，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一方面要加强先发的宣传、教育工作，及时作出宪法解释，使公民在具体的实践中感受到宪法的 存在和威严；另一方面要提高各级人大代表的宪法素养，把监督宪法的实施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

（二）扩大宪法监督范围

目前我国的宪法监督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审议法律草案时对该草案是否与宪法相抵触进行事前审前；另一种是对已通过的报全国人大委员会备案的法规、规章是否与宪法相抵触进行事后审查。也就是说，其监督对象仅限于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而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其他形式的违宪行为和现象却得不到应有的监督。例如“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业歧视案”，在案例中，公民享有的公民基本权利均受到了不同程度地侵犯，却没有刑事、民事、行政等有效的救济手段，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违宪行为。然而这些却不在现行的宪法监督范围之内，从而使宪法的威严大大降低。宪法监督委员会或宪法委员会应负责涉及宪法监督的一切事务，包括解释宪法、提出对宪法修正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违宪审查、受理宪法诉讼等。宪法监督的对象应尽量广泛，至少应该涵盖以下三个方面：审查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全体公民行为的合宪性；处理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属争议。

（三）完善宪法监督程序

宪法作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大法，其法律效力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来实现。宪法监督活动的程序应当包括宪法监督活动的全过程，即解释宪法程序、提出对宪法修正的意见和建议程序、违宪审查程序和宪法诉讼程序等。在程序设计上有两项内容必不可少：一是设计具体的违宪审查程序，即有哪一个机构具体受理；二是公民个人在认为自己的宪法权力受到侵犯时，如何向有关机关提出审查建议。

（四）健全违宪审制度

违宪审查监督制度，是指通过对一国的立法和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审查，对违宪行为予以纠正和制裁，以保证宪法的实施，维护宪法的尊严。违宪审查的目的是通过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纠正机制，保障宪法的真正贯彻与实施；通过对违宪行为的审查处理；保障公民的权力和自由的实现，保证国家权力的运行符合宪法和人民的利益，维护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因此，目前在法律违宪的可能性被排除的情况下，要扩大违宪审查的范围，在实际审查中，不仅要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而且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纳入到审查范围。

（五）设立相对独立的宪法委员会

当代世界有三种宪法监督模式，即议会或权力机关监督模式、普通法院监督模式、专门机构监督模式。宪法监督模式必须与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环境相适应，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专门机构监督模式中，独立的宪法委员会是适应我国国情和现实需要的一种最佳模式。宪法委员会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性机构，它在组织形式上比较灵活、富有弹性

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具体做法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立独立的宪法委员会，由该委员会独立行使宪法监督权。这个机构既无立法职能，更不能参与政府活动，其职责就是对法律、规范性文件以及国家行为进行合宪性的监督、审查和裁决，纠正和处理违宪行为。该机构依法独立行使宪法监督权，其监督活动不受其他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的干涉，以保证宪法监督活动的真实和公正。其次，这个专门机构不能违反我国现行政体，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它仍然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下的一个独立机构。在坚定地树立宪法和法治思想，养成依宪、依法办事的习惯。教育和严格要求机构内的各组织和党员切实尊重和认真遵守宪法和法律，对宪法制度切实做到监督，最终使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得到正确的贯彻和实施。

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我国公民宪法政治民主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与保障。我们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和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到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实际情况，借鉴外国宪法监督制度中切实可行的方法，建立和健全一整套完善的宪法监督制度，使我国宪法真正得到贯彻实施，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监督体制，从而促使社会主义治法建设在宪政的良好轨道上运行。「参考文献」

「1」赵树民 比较宪法学新论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6 「2」周春华 试论我国宪法监督制度，载《天涯法律网》，2003.5 「3」马凤翔 对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若干思考「J」 人大研究，2003.7 「4」胡锦光 违宪审查的基本功能，载《中国民商法律网》，2004.6 「5」努尼沙 论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及其完善「J」人大研究，2006.4 「6」张庆福 宪法学基本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5 「7」胡弘弘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之立宪发展 载《政治论丛》，2010.3 「8」韩大元 中国宪法学上的基本权利体系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 「9」张春娇 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M」人民出版社，2008.4 「10」张千帆 宪法学导论 「M」法律出版社，2010.6

保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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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第二篇：论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

——执政党能否成为宪法监督的对象

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是法学界尤其是宪法学界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存在的缺陷比较大，不能适应我们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需要，已成为影响我国宪法权威的瓶颈问题，在目前我国所处的环境之下，既有强烈的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的需要，也有进一步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的必要和条件，并不是理论界的杞人忧天或无病呻吟。

从理论上讲，任何的制度都是不可能尽善尽美，因为创设制度的人本身是不完善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这样说不意味着要人们放弃对制度进行完善的追求，也不是要否认同一类型制度之间的可比性。仅仅意在使人们明白，制度的完善并不是一劳永逸之事，一项制度的优越、合理只是在特定的时间、背景而言的；一项制度存在的缺陷也不可能是全面的，而是和其他同类型制度的优越之处相比较而言的。宪法监督的范围，就是宪法监督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力指向 1的具体目标。宪法监督的对象是“违宪”，作为违宪的表现形式有两个基本方面：法律、法规的违宪和行为的违宪。在这里，法律、法规违宪撇开不说，针对行为违宪作论述。我国在这一方面存在着一个分歧，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所采取的行为是否有可能发生违宪？执政党能否成为宪法监督的对象？

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居于执政党和领导核心的地位，其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是政治上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即便是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享有宪法监督权力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政治上的被领导者能否监督其政治上的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能否将中国共产党纳入到宪法监督的对象之中，自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此问题，人们在认识上存在肯定和否定两主张。

持肯定主张的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采取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二者之间在政治上也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性质上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那么，作为代表全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应该

能够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监督，因为中国共产党也不能违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集中体现或代表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但是，从现实的情况看，有些党员，特别是有些党组织的领导人，由于种种原因，违反宪法的行为时有发生。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权机关，但由于对党的领导作了不恰当的理解，党的组织并没有完全退出对具体国家事务的管理，形成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状况，使党组织逐步国家机关化了，国家机关只是党组织的执行部门而已。中国共产党的章程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虽然宪法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党的活动范围，但却明确地规定了国家机关的职权范围。党组织必须尊重和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关于各国家机关的职权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定，否则就属于违宪，拥有宪法监督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当然有权对其进行监督。

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作为宪法监督的对象。理由是：从宪法的规定来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只能对由其选举或任命产生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党的组织并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的，因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能将

中国共产党纳入其宪法监督的范围；宪法第5条规定的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只是一般性或原则性地规定国家要坚决追究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从中并不能得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监督的结论。更何况，宪法规定的是“追究”而不是“监督”。如果承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监督中国共产党，等于是认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对党组织制定的文件、做出的决议，即使其中有错误，甚至是违宪的内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不能直接加以撤销或宣布其无效，而只能提出批评建议，建议党的组织自己进行纠正。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也应当受到宪法监督机关的监督，并不能将其排除在宪法监督之外。如果我们否认应对中国共产党遵守宪法情况进行监督，实质上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可以不受宪法的约束，可以超越于宪法之上。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仅宪法的最高权威不能实现，就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也会成为空文。从否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应成为宪法监督对象的学者主张来看，根本上是混淆了工作监督和宪法监督的界限。另外，试想一想，社会团体都是公民根据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来结成的，但社会团体都要受到宪法监督机关的监督，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因为社会团体不是由宪法监督机关组织的而放弃对其活动的合宪性进行监督。

话又说回来，在我国，无论是建立宪法监督制度，还是加强宪法监督工作，都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任何企图消弱或者摆脱党的领导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改善党对宪法监督工作的领导，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特别是依宪治国的统一。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就要求党必须坚持依法执政，依法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要求必须消除一些党的组织和党员不尊重及违反宪法和法律的现象，从而切实保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得到贯彻落实。

第三篇：双向监督制度完善

双向监督制度完善

“为民服务、创先争优”主题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我局创新三个机制，构建三个体系，积极推行在职党员“双重管理”“两个三”模式，着力搭建在职党员为民服务新平台，形成了党员受教育、居民得实惠、党建添活力的综合效应。

一是创新管理服务机制，努力构建党员发挥作用的制度体系。结合区情实际，定期向单位党组织反馈党员发挥作用情况。同时，党组织按照“尽力而为、发挥特长”的原则，将党员分类编组，经常组织他们参加实践活动，有效强化了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扩大了工作覆盖面，增强了凝聚力和影响力，也使党员在实践过程中锤炼党性、提升能力、树立形象，实现了由“被动应付”向“主动参与”的转变，由“旁观者”向“主人翁”的转变，成为党建工作的生力军。

二是创新监督评价机制，努力构建在职党员发挥作用的服务体系。实行公开承诺服务内容、公开评议结果；接收单位党员和党员评议；单位党组织和党组织互通在职党员在社区和单位表现情况的“两公开双评议双反馈”机制，进一步强化了对党员发挥作用的监督考核，把党组织和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党员发挥作用的重要标准。坚持平时检查考核与定期考核评价相结合，对在职党员表现情况进行民主评议，同时向单位党组织反馈，接受群众监督。单位党组织结合党组织反馈意见，组织党员进行认真评议，将评议结果纳入党员个人目标考核

三是创新双向联动机制，努力构建党员双重管理的长效体系。不断拓宽管理渠道，延伸管理范围，使党员主动把自己“八小时以外”表现情况、参加建设情况和“生活圈”、“社交圈”置于党员群众的监督之下。明确责任主体，分工负责，上下联动，统筹推进。把党员双向共管纳入党建目标责任制考核。以党建联席会、议事会、党员服务中心（“两会一中心”）为基础，整合社区党建资源，建立党员管理联络站，由单位和社区分别确定联络员，协助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管理和监督，进一步完善管理网络。同时，坚持联动跟踪督办制度，对全区重点工作，单位和党组织双向联动，双向反馈，联合督办，促进落实。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广大党员踊跃参加党组织开展的主题活动。在实行党员双重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又将范围和层面进一步向机关干部拓展和延伸，使档案建设在创新中不断发展，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了和谐稳定的良好氛围。

第四篇：关于建立和完善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探讨

关于建立和完善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探讨

摘要：探寻宪法宣誓的实质，应从契约、制度和法律三个层面剖析。建立和完善宪法宣誓制度，必须首先确定该制度的具体载体，并重点思考宪法宣誓的组织者、宣誓制度的设计要素、誓言监督及责任追究机制等问题。

关键词：宪法宣誓；组织者；设计要素；誓言监督；责任追究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5）03-0071-03

宪法宣誓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惯例，但目前我国尚无相关具体制度设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本文将着重探讨如何在我国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宣誓制度。

一、大势所趋：建立宪法宣誓制度

（一）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的背景

1.国际背景。国外宪法宣誓的历史几乎和宪法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其制度渊源可追溯至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了被称为现代宪法雏形的《大宪章》，并宣誓遵守其规定。此后，许多国家都借鉴或参考了这一做法。宪法宣誓逐渐成为国际惯例。1987年，作为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的美国联邦宪法明确规定了总统宣誓制度；1791年，法国宪法对宣誓做出了相关规定。目前，世界上142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大多数都建立了宪法宣誓制度，规定了相关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宣誓拥护或效忠宪法。综合考察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的现行宪法文本，未规定宪法宣誓制度的国家仅有16个[1]。不论是在总统共和制国家，还是在议会共和制、君主立宪制国家，宪法宣誓制度都备受青睐。它不仅是对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对大陆法系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2]

2.国内背景。《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宪法宣誓制度”。2014年1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草案）》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被提上日程。其实，我们对宪法宣誓早有尝试。民国时期，单独制定的《宣誓条例》已规定文官、军官、自治职员及教职员只有在宣誓后才能任职。孙中山就是宣誓制度的践行者。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宪法宣誓制度，但是并未放弃对宪法宣誓制度的探索。历届国家领导人都十分重视维护宪法的权威。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在当选国家主席发表讲话时都明确提出要遵守宪法、恪尽职守。2013年3月，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后，在讲话中就提到“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这为我国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提供了基础[2]。我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对宣誓做了明确要求：香港《基本法》第104条有具体规定；澳门《基本法》在规定特首宣誓事项的基础上，专辟一节规定了“宣誓效忠”[3]。事实上，内地对宣誓行动早有探索：2004年河南省荥阳市市长杨福平首开地方行政首长宣誓之先河，在人大代表的见证下，手持《宪法》，面向国徽宣誓就职。尽管我国尚未明确建立正式的公务员宣誓制度，但各地零散的宣誓活动屡见不鲜。因此，在我国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是大势所趋、政之所向。

（二）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的重大意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社会主义宪法是社会共同体的基本规则，凝聚着基本共识和价值观。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有助于树立宪法权威，推进依法治国；有助于增强公职人员的宪法观念，激励其忠于和维护宪法；有助于提高公众的宪法意识，培养他们的宪法情感；有助于在全社会传播宪法理念，树立法治信仰。

二、实质探求：基于契约、制度、法律层面的宪法宣誓

探寻宪法宣誓的实质，应从契约、制度和法律三个层面来剖析和理解。

（一）一种“心理契约”

宪法宣誓能够在宪法与宣誓人之间构建起一种“心理契约”。心理契约，顾名思义，是一种隐性契约，一种基于价值认同而对组织的承诺。公职人员的权力来自人民，并由宪法所赋予。对宪法宣誓，不仅是一种形式，而且是对宪法价值的认同、对国家和人民的承诺。忠于宪法、忠于人民和维护宪法的权威是宪法宣誓的应有之义。宪法宣誓的过程就是宣誓者接受自我见证、内心见证、人民见证的过程。这个过程凝聚着信仰、荣耀和忠诚。只有内心的信仰和无形的契约才能让公职人员坚持保护公民权利的目标不动摇，切实履行好宪法赋予的权力，履行好自身的法定职责。

（二）一种“制度约束”

宪法宣誓在我国不仅是一个政治名词，而且将成为一种制度规范。《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这表明宪法宣誓绝不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党和国家领导人已充分认识到宪法宣誓作为一种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宪法的意义在于实施。实施宪法，最重要的是让宪法走下神坛，走进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内心。为此，第一步就必须要求被授予公权力者尊重宪法、维护宪法，向宪法宣誓。国外宪法宣誓制度的实践证明，宪法宣誓更多是一种制度约束。宪法宣誓制度明确要求元首等公职人员向宪法宣誓、向公民承诺。这能够从制度上约束公权力、对公职人员起到警醒和教育作用。

（三）一种“宪法授权”

我国《宪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宪法》明确保障公民的人权和基本权利，明确规定国家机构及其职责，明确授权于行使公权力者。有权必有责，权责相对应。行使公权力，必须履行宪法规定的相关职责。向宪法宣誓，亦即向人民宣誓、许诺。公开的宪法宣誓制度有利于明确体现宪法授权，让公权力在透明公开的环境中运行。这是社会和公民监督相关公职人员的开始。宪法宣誓意在使当事人清楚自身的权力从何而来及如何规范运行，谨记“诺言来之不易，誓言不可违背”。

三、途径思考：建立和完善宪法宣誓制度

尽管《决定》已提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但是宪法宣誓尚未被写进我国《宪法》。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必须首先确定该制度的具体载体，即明确其政策和法律依据。应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把宪法宣誓写进宪法，并配套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誓规定》或分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誓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誓誓词》[4]。建立和完善我国宪法宣誓制度应重点考虑以下方面。

（一）宪法宣誓的组织者

一个好的组织者是宪法宣誓的基本保障。在我国，宪法宣誓的组织者应该法定，可由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来组织。对于宪法宣誓尤其是中央层面的宪法宣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应为法定的组织者；对于需要在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宣誓的，应由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组织。

（二）宣誓制度的设计要素

一是主体要素。宣誓制度首先要从法律上明确界定宣誓主体即宣誓人。《决定》明文规定，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主体为“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因此，不得随意扩大其主体范围。如果所有国家公职人员都需要对宪法宣誓的话，那么会削弱宣誓的象征意义和作用。依据《决定》要求，在中央层面，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及其他组成人员，国务院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都是宪法宣誓的主体。二是时间要素。对于宪法宣誓的时间，已经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的国家一般没有具体的规定。我国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三是地点要素。宪法宣誓的地点即宣誓场所，一般由宣誓的组织机构确定。应根据宣誓的具体情况作出区别。原则上，在会议上任命的就应在该会议上宣誓。例如，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向宪法宣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向宪法宣誓[5]。四是内容要素。宪法宣誓既庄重又严肃，其誓词的内容应当统一规定，并与宣誓人职权对应。它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效忠对象、履行职责、服务意识和宣誓责任。如对国家主席、副主席就应强调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及其他组成人员就应强调代表人民的利益；对国务院的组成人员就应强调依法行政；对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就应强调遵守宪法和法律，做到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五是程序要素。一套法定的程序对于宪法宣誓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程序法定，才能增强宣誓的严肃性。宪法宣誓程序应包括如下环节：宣布开始；开始后所有在场人员起立、奏国歌（升国旗应根据具体场地确定）；宣誓者立正、右手握拳上举、左手放在宪法文本上；高声宣读誓词；宣誓结束后在誓词本上签字；组织机构存档。在宣誓的程序上一定要注意，如果出现宣誓失效，如缺席不宣誓、口误（即宣誓错误）的情况，应规定在次日重新补行宪法宣誓，以弥补这一并非实质性的错误[6]。

（三）誓言监督及责任追究机制

完善的宪法宣誓制度，必须包含誓言监督及责任追究机制。既然宪法宣誓是法律规定，就必须监督宣誓者的履行情况，并对违背宣誓誓言者进行责任追究，如政治问责等。只有严格追责才能避免宪法宣誓流于形式或表面化，发挥宪法宣誓的积极作用，把宪法宣誓制度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 邓静秋.宪法宣誓制度的意义与功能[N].法制日报，2014-11-26（12）.[2] 蒋家棣.宪法宣誓：从域外到国内[N].人民法院报，2014-12-05（8）.[3] 束锦，闾小波.建立“一府两院”官员宣誓制度刍议[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3）：23-26.[4] 杨学科.论宪法宣誓制度的中国构建[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14（6）：1-5.[5] 谢文英.焦洪昌：从六个方面完善宣誓制度[N].检察日报，2012-12-04（6）.[6] 段珊珊.公务员宪法宣誓制度研究[D].湖南：中南大学，2012：21.责任编辑：孙德魁

第五篇：我国宪法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些都是保障中国公民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重要原则。

宪法在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对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作了详尽的规定：

关于政治权利和自由。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除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等。

关于人身权利和自由。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关于宗教信仰自由。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关于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残疾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宪法在规定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同时，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公民在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义务 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物、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的义务。

3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4保护祖国、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的义务。

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 其他方面的义务：夫妻双方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瞻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狭义的所谓赡养，主要是指子女在经济上为父母提供必须的生活用品和费用的行为，即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提供必要的经济帮助，给予物质上的帮助。

广义的赡养，指子女或晚辈对父母或长辈在物质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包括两种情况：

(1)子女对父母的赡养。

《宪法》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中国《婚姻法》也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赡养扶助的主要内容是指在现有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子女在经济上应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和费用，在生活上、精神上、感情上对父母应尊敬、关心和照顾。

有经济负担能力的成年子女，不分男女、已婚未婚，在父母需要赡养时，都应依法尽力履行这一义务直至父母死亡。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仅发生在婚生子女与父母间，而且也发生在非婚生子女与生父母间，养子女与养父母间和继子女与履行了扶养教育义务的继父母之间。

为保障受赡养人的合法权益，《婚姻法》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对拒不履行者，可以通过诉讼解决，情节恶劣构成犯罪者，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晚辈对长辈的赡养

《婚姻法》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义务。

这种赡养是有条件的，即须孙子女、外孙子女有负担能力，且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子女已经死亡。

上述规定是保护老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措施。

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特定群体的儿童逐渐成为社会和家庭的核心。特别是在亲子关系中，未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存在着最直接的、最近的血缘关系。作为人类家庭中的一员，儿童具有不可剥夺的人权与自由。他们有权最大潜力地发展其个性、能力及才智；有权从特殊的保护与帮助中获益；有权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有权以可行和积极的方式知悉他们的权利。①虽然儿童在家庭中有着独立的法律地位，依法享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但由于儿童在年龄、智力和心理等方面的限制，在有些场合尚不能以自己独立的意志进行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各国均立法规定了儿童在家庭中的权利，以保护儿童的利益。本文从儿童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对亲子关系诉讼中亲子鉴定的思考及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的确立等方面粗浅分析我国儿童权利保护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以期能抛砖引玉。

一、儿童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

世界各国均立法规定了儿童在家庭中独立的法律地位，这也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基本要求。《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要求：（1）缔约国应尽其最大努力，确保父母双方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共同责任的原则得到确认。父母或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法定监护人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首要责任，儿童的最大利益应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第17条）。（2）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在受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的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第19条）。（3）缔约国确认每个儿童均有权享有足以促进儿童生理、心理、精神、道德和社会发展的生活水平；父母或其他负责照顾儿童的人负有在其能力和经济条件许可范围内确保儿童发展所需生活条件的首要责任；缔约国按照本国条件并在其能力范围内，应采取适当措施帮助父母或其他负责照顾儿童的人实现此项权利，并在需要时提供物质援助和支助方案，特别是在营养、衣着和住房方面（第27条）。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里，儿童不再被看作是完全依靠成人庇护而不能对话的群体，而是作为权利的主体被承认，并被保护着。儿童虽然是未成年人，但同样有着对自由、安全、平等的追求，儿童同样享有人格尊严，有权要求别人尊重他们，有生存的权利，有权利获得个人生活的空间。②因此，绝大多数国家通过法律规定了儿童在家庭中享有信息权、教育选择权、投票权等条款。如《德国民法典》规定了，在教育与职业问题上，父母尤其要考虑子女的才能和爱好；父母在对子女的照料和教育中，要考虑子女对独立的需要，在视其发展状况合适的情况下，应当同子女讨论父母照顾权问题并力求取得一致等。《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中规定了未成年子女在家庭中生活和受教育的权利、与父母和其他亲属来往的权利、受保护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子女的财产权利等几个方面。在中国，由于家长制的传统从氏族、家族和家庭生活之中起端，而后延展到封建国家体制之中，家长制观念作为一种文化传统，长期影响着我国思想界、文化界和司法界对儿童的定位。儿童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历来都是置于附属和“未来”的位置上考虑，没把儿童放在应有的权利主体位置上。在中国式的家庭中，父母常常把未成年子女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并对其享有处分的权力，不仅决定了子女的生活和教育，而且还决定了子女是否享有权利及享有权利的“份额”。因为受到传统的漠视子女利益的观念、“清官难断家务事”等思想的影响，我国的《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规定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保护的规定，但过于原则、缺乏体系性，也未明确规定儿童在家庭中独立的法律地位。

二、对亲子关系诉讼中亲子鉴定的思考

亲子关系诉讼，作为身份关系诉讼具有对世的效力，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影响到儿童的健康成长、家庭的和睦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无论是法律对其的调整，还是法官对其的判定都必须慎之又慎。亲子关系诉讼的诉讼程序与一般的财产关系诉讼不同，法院在诉讼在中限制了辩论主义和当事人处分主义的适用，通常采用职权主义，将发现客观真实作为诉讼的首要目的，依职权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亦不允许当事人的自认。正是由于亲子关系诉讼具备上述特点，亲子鉴定在此类诉讼中得到了普遍运用。亲子鉴定又称亲权鉴定，是指应用医学、生物学和遗传学方法，对人类遗传标记进行检测分析，来判断父母与子女是否存在亲生关系的鉴定。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亲子鉴定的准确率也不断提高，亲子鉴定的结论通常具有很高的证明力，导致普通老百姓、律师甚至法官对亲子鉴定技术结论的过分依赖。因此，在亲子关系诉讼中，当事人往往只求助于亲子鉴定，作为自然血缘关系是否存在的证据。

上海某区法院曾审理一起案件：甲女向法院诉讼乙男，请求法院确认乙男为其女儿丙的生父，并承担丙的生活抚养费。甲女向法院提供了二人之间来往的书信、照片、邻居的证言、乙男向其提供母女生活费凭证的证据。但是乙男否认丙是其亲生女儿。法院认为甲女所提供的证据只能证实甲女和乙男之间的关系非比寻常，但不能证明乙男与丙之间有血缘关系。于是，甲女向法院提出亲子鉴定的申请，但乙男以会损害现有家庭和睦和侵犯人格尊严为由拒绝进行亲子鉴定，致使案件事实无法查明，法院不能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裁判。对于上述案例，笔者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拒绝鉴定的当事人是否有协助亲子鉴定进行的义务，是否能进行强制鉴定及违反此义务的法律后果；二是亲子鉴定是否解决亲子关系诉讼争议的唯一手段。

在亲子诉讼中，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出亲子鉴定的申请后，必须取得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的同意和法院批准后，才可以进行亲子鉴定。实践中，一部分当事人或者第三人坚持不同意做亲子鉴定，致使事实真相难以查明，而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又必须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样造成了当事人实质地位上的不平等。出于调整证据分布的结构性不均衡和适当减轻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的举证负担的目的，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在父子关系诉讼上，为确定生物学上父子关系之存否，明确规定当事人甚或第三人负有血液检查义务。除美国须以当事人申请始可进行亲子鉴定外，法、德、日都承认法院得依职权命令当事人为血型或DNA检验。④对无正当理由不协助亲子血缘鉴定的当事人或第三人，有直接强制和间接强制两种处理模式。德国法采取直接强制，拒绝受检者不仅要负担因拒绝所生费用，并科处罚金；若不能追缴时，裁处拘留。应受检查者无正当理由，一再拒绝受检时，法院得加以强制，尤其是强制拘提其接受亲子鉴定。多数国家采取间接强制的立法例，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思，由其自己决定是否接受亲子鉴定，如无正当理由不接受鉴定时，法院得迳为不利益的认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1987年6月15日《关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能否采用人类白细胞抗原作为亲子鉴定问题的批复》：“鉴于亲子鉴定关系到夫妻双方、子女和他人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因此，对要求作亲子鉴定的案件，应从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增进团结和防止矛盾激化出发，区别情况，慎重对待。对于双方当事人同意作亲子鉴定的，一般应予准许；一方当事人要求作亲子鉴定的，或者子女已超过3周岁的，应视具体情况，从严掌握，对其中必须作亲子鉴定，也要做好当事人及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人民法院对于亲子关系的确认，要进行调查研究，尽力收集其他证据对亲子鉴定结论，仅作为鉴别亲子关系的证据之一，一定要与本案其他证据相印证综合分析，做出正确的判断。”该答复区别了双方当事人同意进行亲子鉴定和未取得一致同意两种情况，但对什么情况必须做鉴定未作出明确规定，且也未规定对拒绝强制鉴定的当事人应承担何种法律后果。因此，正如上述案例的原告一样，无法获得对方当事人所特有的证据性资料，而承担败诉后果的现象决非偶然。

亲子关系是否存在常常成为亲子关系诉讼案件的争议焦点，在实践中，我国法院一般的做法是启动亲子鉴定程序，以鉴定结论定输赢，这样原被告双方也容易接受。但是，在这类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甚至法官却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关系人的权利，即未成年子女的权利。美国最高法院从“子女最高利益”的理念出发，认为子女有知道双亲的权利、接受亲情的权利和藉由父子关系有否确定，而使父母适切地履行其经济上与非经济上的权利。在确认亲子关系存否的事件中，若知悉生父符合子女最佳利益时，受诉法院承认亲子鉴定结果得作为证据材料。相反，若子女不愿知悉生父，或知悉生父不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之际，例如婚生亲子间虽无血缘关系，但具有亲子生活的事实与意思，且表见父母适切履行父母的责任时，判例法运用衡平法原理，在法律上维持该婚生子女的地位，不得变更。⑤在法国，亲子共同生活的事实或时间经过，亲子关系不问有无血缘联系均因而确定，不能加以争执，自然也无亲子鉴定适用的余地。

三、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的确立

1959年《儿童权利宣言》和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文献均倡导规定，在处理与儿童有关的问题时，应以儿童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我国政府对保护儿童的利益也十分重视，在《宪法》、《婚姻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儿童的利益的保护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未对“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作出明确规定。由于我国婚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的不足，亟待在我国婚姻家庭法中确立儿童最大利益的优先权准则，并对相关法律制度予以修改和完善。

1、关于夫妻生育权的行使没有以“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为指引。我国法律规定，夫妻有依法生育的权利，但对于生育权的行使没有规定以“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为限制。在现实生活中，有的父母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是为了赶个好日子而不顾子女的利益，随意决定子女的出生时间，进行非自然分娩。这种依据父母的意愿和利益而提前让子女出生的做法，不利于子女今后的健康成长。此外，我国农村地区仍存在着选择生育性别的做法，如果女性胎儿特别是女性第二胎往往会被人工流产。建议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增加夫妻生育权的行使应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原则。

2、离婚诉讼中未设立未成年子女“诉讼代表人”。在我国离婚诉讼中，在解决父母离婚问题时对子女抚养、监护等问题附带一并予以处理，子女的抚养、监护问题处于离婚的从诉地位。由于我国没有设立未成年子女“诉讼代表人”制度，没有专门的诉讼代表人代表未成年子女参与诉讼，向法官提出借鉴性的建议，有些法官在处理离婚案件时，往往会接受父母对子女的安排方案，很有可能不能很好地体现“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建议在离婚诉讼中增设代表未成年子女利益的“诉讼代表人”制度。

3、离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的行使没有设立监督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有的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出于对另一方的怨恨，不让对方探望子女；有的甚至不让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极大损害未成年子女的权益，不利于其健康成长。而我国没有相应的监督制度来保护儿童的利益。建议在《民法通则》中增设未成年子女的监护监督人制度，规定监督人的指定范围、职权和更换。

4、未成年子女抚养关系的确定和变更未规定应依据“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3条第1、3项规定，“父母一方优先考虑抚养子女”的法定情形的有“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无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的”。这些规定实际上反映了“父母本位”的倾向，是与“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相违背的。建议在《婚姻法》增加规定，父母应依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行使对子女的保护和照顾的权利。

5、未成年人的收养关系之协议解除没有规定应依“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收养法》第26条规定，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但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的除外。这种仅仅依据收养人和送养人之间的意愿，就可以协议解除10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收养关系的规定，有可能不利于优先保护被收养儿童的最大利益。建议在《收养法》增补规定，收养人和送养人之间收养协议的成立和解释必须符合被收养人最大利益优先原则

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1967年7月14日斯德哥尔摩）（我国1980年6月3日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67年7月14日斯德哥尔摩）（我国1985年3月19日加入）《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1971年7月24日于巴黎修订)(我国1992年10月15日加入)《世界版权公约》(1971年7月24日于巴黎修订)(我国1992年10月15日或30日加入)《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1971年10月29日)（我国1993年4月加入）《专利合作条约》（1970年6月19日华盛顿）（我国1994年1月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1994年)(我国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1996年)(我国2006年12月29日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1996年）(我国2006年12月29日加入)《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我国2006年12月29日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