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艺术是真理的表态

第一篇：真正的艺术是真理的表态

真正的艺术是真理的表态

An Interview with the Pianist and Educator Chen Hongkuan

陈宏宽是我在比赛间隙中采访的最后一位评委。

以前曾不止一次听过他的演奏,也看过别人对他的访谈,给我的印象是同样的严谨而充满哲理性。

我自知不善于做非常严谨而哲理的事,所以暗自希望这次的访谈能更轻松、随意些。

鲍蕙荞(以下简称“鲍”): 大家都知道,您参加过许多国际比赛,曾得过许多奖。对青年人参加国际比赛,始终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从您个人的体会来看,您对青年人参加国际比赛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陈宏宽(以下简称“陈”): 像郎朗这样的人就没有必要参加比赛了。(笑)因为他从小就显现了突出的才能。而我出生在台湾,没有人认识,也没有人认可我。唯一能让人来听我演奏的途径,就是参加比赛。我认为,参加比赛首先要自己准备好。这次“中国国际钢琴比赛”,我听到好几位选手第一轮都弹得很不错,但第二轮就没准备好。从这可以看出,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准备可以担当比赛后的演出。

我在1982年参加过“盖扎•安达比赛”。这个比赛一共要准备6小时的曲目。第一轮是评委随意挑曲目让你弹,可以是一段独奏曲,也可以是一段协奏曲。第二轮是一个独奏会。这样的曲目量,每个选手都无法逃避。不论你认为比赛是否公平,这样的准备是你必须做的。

我在28岁时参加了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伊丽莎白王太后国际钢琴比赛”。第二轮后媒体把我排在前三位。当时我每天挺自在地看书、散步,两天就把作品背下来了。但是后来的比赛,由于组织工作的问题,一会儿让你上台,一会儿又不让你上台,搞得我精神都混乱了。最后我只得了第11名。当时我很抱怨组织工作的混乱。但是后来想想,这也是一种“经验”。不管你已经准备好了多少曲目,但比赛中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所以,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你都必须做到自己的刚硬,能支撑。

这就是通过比赛,你可以得到的和必须准备好的。

鲍: 可以说,多次的国际比赛经验使你成长、成熟了。

陈: 一个人的艺术生涯大概会经历三个阶段:做徒弟的阶段――“漫游”的阶段――做师父的阶段。

参加比赛的选手,需要的不是作为“徒弟”的阶段,而必须想到,作为“徒弟”的阶段快要结束了,要开始自己的演奏生涯了。当然,也就是要开始“漫游”了。不过,作为“师父”还需要一段时间。

如果作为青年钢琴家的一条必经之路,我不反对年轻人参加国际比赛。

鲍: 会不会因为过多参加比赛,使年轻人丧失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呢?

陈: 所有的艺术,都会以自己的艺术品味为主。所以评委有时会给自己不喜欢的选手打零分。即使有的选手已经非常完美了,评委也不会给满分。

有些大的国际比赛的第一名,也没有得到评委投票的半数。所以,有些大比赛,往往会变得有些“中性”。有些选手也正因为考虑到这点,就用了“中性”的弹法来不得罪评委。当然,有很多人过了比赛的阶段,会有很大变化,会有更多自己的个性。

“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为此用了很独特的计算方法,避免了评委给某些选手打零分,打低分。

有些最有争议的选手,其实也是最受人关注的。

鲍: 这次有一位没能进入决赛的选手,小时候是个神童,而且很年轻就得过大比赛的高奖了。

陈: 我知道你说的是沈文裕。他曾跟我上过十天课。

可能上帝是很公平的吧,沈文裕有很强、简直不可思议的一面;但是又有非常困难的另一面。他的音乐里缺少有关美学上的、比例方面的东西。他的脑子里没有这个语言。我讲的时候,他非常认真地听,但他听不懂。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他的不懂。所以学了十天后,我就跟他说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后来,在“深圳协奏曲比赛”的时候,我忽然又从他的比赛里听到了一些东西,我都快要流泪了。我没有想到我讲的一些东西他还记得!他的演奏完全变了一个人了!我在洗手间碰到他,告诉了他这些,他说:“陈老师,你要给我时间。”我听到这个话真的很感动。

但这次比赛的情况,我心里很难过。他的演奏是平面的,不是三维空间,而是一维空间。

钢琴演奏中,除了情感的表达,还有头脑的理性思考及创造力和灵感。这些因素中缺少了一个因素都不行,都会是明显的缺陷。

鲍: 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陈: 艺术上的发展也是有时间限制的。有人认为可以慢慢去发展,实际上超过某个年龄就不行了。人的左脑管科学,右脑管艺术,如果左脑的发展过分强烈,就会压制了另一半脑的发展。

国外曾有科学家做过这方面的试验,我看过文章的。一个孩子如果在十四五岁前过分地练技术,会导致这部分越来越发达,而抑制了右脑的发展。十四五岁前是可以调整的,但是十四五岁之后就没办法了。就算你再用同样的办法训练右脑,也长不起来了。这个人会对艺术方面毫无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天才儿童,二十多岁以后就没有发展了。

我在台湾光仁小学的时候,那是唯一有“音乐班”的学校。那里有很多神童,简直可以一把一把抓。(笑)但是很多人到中学十六七岁毕业后,就再也听不见了。

周广仁先生也说过“:很多天才儿童后来都不想弹琴了。”

我对此也很有感触,我想是他们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感到太乏味了。过去的音乐家每次上台都是不一样的情况,从来没有“百发百中”的。

我也曾对施坦威钢琴公司的人说过“:现在有的钢琴已经造得太完美了。而艺术家是总需要有挑战性、激发性的。”

鲍: 您讲的很有启发。但如果对已经过了大脑发展均衡的年龄极限,还有什么改变的好办法吗?

陈: 加拿大有一个自然保护区,不同年龄的音乐家、画家、作家都可以到那里去“泡”一段时间。不上课,但大家互相交流。

鲍: 需要付费吗?

陈: 要付,而且很贵。有的国家政府给艺术家去呆一个月。

沈文裕如果想去那里,我可以在加拿大帮他找赞助。

人的生命里有时是有一种机缘的。比如:生一场大病、手坏了,这些都会让你不断地认识到生命的另一面。

看到沈文裕现在的情况,我对他心疼得不得了。但是打击也许是件好事!

鲍: 沈文裕最近参加的一些大比赛都没有得奖。那天我也跟他谈了,希望他调整心态,以更健康的心态去面对周围的人和事。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承受这些。

陈: 我也很怕,看他有没有底蕴承受吧。

我的夫人采访过邓泰山,他的童年是很痛苦的,讲讲就掉眼泪了。

历史上哪个成功的人没有经历过痛苦的考验呢?

鲍: 许多事情必须本人去经历,无人可以替代。

陈: 上天的安排是件奇妙的事,无人可以替代!

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听过附小、附中和大学的入学考试。很多小孩考进附小时,非常天真,对音乐充满爱。到了高中时已开始恨弹琴,到了大学就只想着赚钱了。很多人已经没有对音乐的爱了。

我在台湾的中学,校庆40年时要我致词。我说自己在那里受到了最完美的教育。我们读一二年级时,必须学芭蕾舞;三四年级唱合唱;四年级我还学了小喇叭;五年级学打击乐;六年级学中胡。我在乐队、民乐队、鼓乐队、合唱队都呆过。(笑)学校一有活动,就派出去参加表演,还到菲律宾去表演过。我吹小号、圆号。

我不是神童、不是天才,在学校时钢琴也不出色。但我的小号是全台湾第一把交椅。(笑)我十二三岁时就吹了一首很难的小号协奏曲。我现在弹琴的“节奏”就是从学舞蹈、打击乐中来的,而“呼吸”就是从学管乐、歌唱中来的。

鲍: 您14岁时,怎么又想起学钢琴了呢?

陈: 我姐姐陈必先比我大8岁,我是根据条例出去的最后一个,中间隔了12年。我父亲希望我赶快考出去。

我当时是用小号考出去的,但德国方面认为我太小不适宜学小号。所以我姐姐就拼命教我钢琴。她当时已经得了“慕尼黑国际钢琴比赛”的冠军,对我非常严格。后来我考进汉诺威音乐学院。我起步太晚,要比别人多练好几倍的琴。

鲍: 你小时的志愿是学音乐吗?

陈: 我父亲是科学家,我七八岁时,父亲带我参观工厂,回家后我就能画出机器里外的结构。我父亲当时认为我是科技方面的天才儿童。我父亲的思想很先进,他反对小学生要把每个字抄15遍的做法。他说5遍就好了。他还当着大家的面说:“我儿子可以做到这样。”我当时觉得很丢脸。(笑)但他绝不是无理取闹,他认为如果抄15遍,小孩的头脑都弄死掉了。如果我考试得了九十多分,他会说:“何必要九十多分呢,70分就行了!”如果被子叠得很整齐,他也认为没必要。(笑)

我姐姐小时候怎么会学钢琴呢?因为有人送她一个小玩具钢琴,她会在上面自己弹出小曲调来。那时候,我爸爸的单位要送他去国外进修,结果我爸爸拿了那笔钱直接去买了一台钢琴,那台琴是美国兵留下来的,买的时候很贵。那些钱当时都可以买楼了,但他买了钢琴给一个4岁的小女孩。

鲍: 你14岁才开始正式学钢琴,那时有兴趣吗?

陈: 开始只是一种“任务感”。因为我出去学习是代表一个民族。当时中国人出去的很少,所以一举一动都被大家看在眼里。

但是到了16岁那年,有一天我忽然入境,感到了音乐的美妙。从那时起,我决定放弃科学,因为我感受到音乐可以将人带入一种不同的境界。

鲍: 您已经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几年了,对中国钢琴学生的情况一定也了解得相当多,您觉得中国的钢琴学生有什么主要应该解决的问题?

陈: 有一些是社会性的问题。一家就一个孩子,全家人伺候一个人、期望也都在一个人身上。这样孩子的压力过大,根本没有机会体会生活中很多别的方面。

西方音乐的基础是“奉献”,不是“指挥”。但是国内学生常常是“以我为主”,不懂得“奉献”是更高一层的信念。不懂“奉献”就不能进入抽象世界,而这个抽象世界是以“爱”为核心的。不懂奉献、不懂爱也就很难感受到音乐的真谛。

鲍: 是否有了这样的认识,就很容易面对比赛的得失?

陈: 我第一次参加比赛是16岁时,在全德钢琴比赛中得了第2名。17岁时参加“日内瓦国际钢琴比赛”,第一轮就没有通过。然后我留下来从头听到尾,做了很多笔记。我知道了别人的水平,准备到什么程度,也知道自己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之后我从来没有为比赛的失利而失落过。

鲍: 其实比赛不应该成为一个目的。对音乐的热爱才是最重要的。

陈: 是啊!一个人要想成功,面前可能会有一百零一个陷阱。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陷进去就会爬不出来。

我为什么手受伤还能恢复,我想我和别人不同的是,我可以放弃钢琴。手受伤前,我的目标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但手坏了以后,反倒让我了解了很多别的东西。我当时很心平气和,我想到:我是一个人,钢琴并不能代表我,艺术家不是“复制品”、不是“产品”。艺术家是一个“载体”,艺术是一个“过程”。

一个学生要走艺术的道路,一定要认清这条路和别的路有什么不同。做艺术家要生活严谨、没有享受,伦理道德要比别人更高出一筹。作钢琴家有太多的矛盾:又要练很多琴,又要学会生活。一个艺术家不懂真理,他的艺术就没有真理。

真正的艺术是真理的表态!

第二篇：科学是真理吗

科学是真理吗？

1.科学的局限

1.1 科学要借助常识来证明

几何三大公理，和牛顿三大运动定律，都是用常识来证明的。1.1.1 几何三大公理

几何三大公理是几何的基础，其他几何定律都是由它们推理出来的。其中一条公理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能相交。这条公理不能证明，只能说，按照人类的常识看来，这条公理是正确的。这就是科学的局限，要靠常识来补救。

1.1.2牛顿三大运动定律

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定律—“当物体不受外力作用，或所受合力为零时，原先静止者恒静止，原先运动者恒沿着直线作等速度运动。”

牛顿第一定律成立的前提是：物体不受外力作用，或所受合力为零，这个前提条件在地球上复杂的环境中，是不可能满足的。所以，不可能用实验来直接验证这一定律。因此，牛顿第一定律，也是不可证明的，只是大家根据常识，公认为正确的定律。事实上，后来牛顿第一定律被爱因斯坦推翻了。

1.2科学经常被后人推翻

1.2.1亚里士多德被伽利略推翻

如伽利略做的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说的，物体越重降落速度越快的理论。

1.2.2牛顿在宏观、高速的环境下，被爱因斯坦推翻

在地球上，牛顿的绝对时间、绝对空间，牛顿三大运动定律是成立的。但爱因斯坦说明，在接近光速运动的情况下，时间是相对的，就是相对论。这时，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就不成立了。1.2.3爱因斯坦的理论也在经受考验

爱因斯坦曾说没有超过光速的，但近期有科学家发现超光速，爱因斯坦的理论也在经受考验。爱因斯坦曾引入“宇宙常数”，后来被其他科学家证明是错误的，爱因斯坦自己也承认了错误。

1.3科学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过程

以前，我看电视采访我国一位老科学家：他说科学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过程。就是大胆提出一个科学假设，然后小心地用实验或其他科学理论来证明这个假设是否正确。

1.4 没有什么理论是100%正确的。

科学研究的方法：证伪法。意思是说：不管某种理论看起来多正确，但只要找到一个反例，就可以证明该理论是错的，即证明该理论是伪的。如：某理论说乌鸦都是黑的，但人们只要找到一只白色的乌鸦，就可以证明这理论是错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什么理论是100%正确的。

即使像宇宙飞船，科学家也只能给出99.9….%的成功保证，不敢说100%成功。美国就发生过，宇宙飞船爆炸的惨案。

2人类研究科学的理性从哪里来？

2.1 常识可以证明科学吗？

几何三大公理，和牛顿三大运动定律，都是用常识来证明的。

似乎大家都认为，在一些基本的数学方面，存在真理。如2+2=4，无论是否基督徒，都认为这是真理。著名的华人基督教牧师：唐崇荣牧师也拿这个例子，来证明真理的绝对性，来证明基督信仰是绝对真理。他说：2+2=4，这是绝对真理。2+2=5，或2+2=3，这些其他的答案都是错的。所以基督教不是排他，而是因为基督教是绝对真理。

我回忆起，2+2=4 是真理，这是在我小时候学加法时，通过数手指学会的。当时，我当然不会想到：为什么我相信，我数手指，2个手指再加2个手指，等于4个手指呢？

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常识呀。那么现在我要问，常识是怎么建立的呢？ 人类的常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常识可以证明真理呢？最近看了本哲学的入门书《苏菲的世界》，才明白了：原来人类的常识是从人类的理性来的。那么又要问了，人类的理性是从哪里来的呢？

2.2人类的理性来自上帝

很多大哲学家也是基督徒，如康德、笛卡尔，都认为人类的理性，是上帝创造人类时，就放在人里面的。所以，人类才能用上帝赐予的理性，来研究科学。

在西方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并不是主流。我国的儒家、佛家，也不是唯物主义。相反，有些基督教的大思想家，如圣奥古斯丁，被认为是很有成就的哲学家。

2.3 我国近代科学发展缓慢

我们中国古代灿烂的科学成就，在宋朝达到最高峰。但佛教在唐朝传入我国后，逐渐影响增大。如唐朝大诗人王维，被称为“诗佛”。记得有首古诗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意思是南朝（唐朝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的皇帝，信奉佛教，建造了很多寺庙，但南朝还是被灭了。

记得有个很有名的佛教故事，有首古诗：“明镜本非台，菩提亦非树。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从这首诗可以看到，佛教认为外界都是虚无，人对世界的看法，完全在乎人内心的感受，所谓境由心造。

这在哲学上，就叫“不可知论”了。“不可知”论者，认为人没有理性，或人的理性是不可靠的，是不能用理性来研究科学的。在这样的哲学影响下的人们，就不可能发展科学了。所以，宋朝之后，我国在近代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

我国有句成语：“格物致知”，意思是研究物体，可以得到知识。结果，我国古代有位学者，要格竹子，就搬了个椅子，对着竹子看了很久。可想而知，他不可能得到什么知识。如果按现代科学，他应该做做实验，把竹子剖开看看，研究竹节是什么。科学是真理吗？

在牛顿的经典物理流行时，哲学上，机械唯物主义也流行起来。人类很乐观，以为宇宙是一台大机器，人类的理论已经把宇宙研究透了，已经不需要上帝了。当时，只有两个小问题没有解决，被认为是当时灿烂的经典物理天空下的两朵小乌云。但在20世纪开始时，对这两朵小乌云的研究，导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推翻了经典物理。

现在的科学家比牛顿时代谦虚了很多，因为在宏观上，爱因斯坦认为：宇宙是不可穷尽、不可测的。科学家已经说明：宇宙大爆炸前的事情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围，是科学不能解释的。在微观上，科学有“测不准”原理，说明微小的粒子是科学不能测量的。就是说，现代科学在宏观和微观上，都被堵死了。

有本很好的介绍基督教信仰和科学的书：《游子吟》（链接：在线阅读：http://.zip）。作者是里程博士，是一位华人科学家。他说：科学只能研究what，不能回答 how。科学可以发现宇宙的规律，发现宇宙是怎么运行的(what)，但不能回答宇宙为什么是这样运行的(how)。

况且，科学只能研究物质。科学对于人类的感情，和灵界，也是无法研究的。总之，科学只能在有限的范围里接近真理，但科学绝不是真理。科学不是包医百病的，科学不是万能，科学更不是真理。什么是真理呢？

牛顿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他花在《圣经》上的时间，比花在科学上的时间还多。他曾经拿着一个太阳系的行星模型，对朋友说，这个模型是被人制造出来的；牛顿接着说，模型尚且需要一位制造者，太阳系这么精美运行的系统，不是更需要一位创造者--上帝吗？

《圣经》记载了罗马总督彼拉多和主耶稣基督的对话，《圣经》【约翰福音18章37，38节】“ 彼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彼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

在英文圣经里，真理是truth。在主耶稣基督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后。罗马总督彼拉多这句话：“真理是什么呢？”一直回荡在人类上空。彼拉多错过了真理，亲爱的同胞，您现在还要错过真理吗？

《圣经》【约翰福音14章6节】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上帝）那里去。”

主耶稣基督就是真理，您只要打开《圣经》，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对您说话。在《圣经》中，主耶稣对您说，祂为了救您，甘愿从上帝的儿子降世为人，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了，战胜了死亡。在刚度过的复活节，我们都欢喜快乐地彼此问候说：主复活了！

我们每一位人，只要相信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就可以像主耶稣一样，胜过死亡，复活，得永生。我们相信主耶稣，就得到了通向上帝的道路，得到了真理，更宝贵的是：得到了永远的生命。亲爱的同胞，您认为主耶稣基督是真理吗？请用科学的态度，研究一下《圣经》（《圣经》灵修版链接，在线阅读：http:// 下载：http://www.xiexiebang.com/download/CUV-NIVv2.chm），看看主耶稣说的这句话：《圣经》【约翰福音14章6节】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句话是否是真理？

愿主赐福您！

第三篇：”什么是真理？“演讲稿

尊敬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我是来自XXXX班第1小组的XXXX，今天，我代表我们小组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什么是真理 ？”“何谓真理？”

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探索一下人们对真理的基本认知。。。

。。。。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真理的基本概念:。。。。

那么，马克思主义又是如何来定义真理的呢？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认为，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

它有以下几个四个特点： 1)真理是客观的。

也就是说，认识的对象只能是，也必然是客观的事物。认识的内容只能是，也必然是来自客观的事物。2)真理是一元的。

即真理是客观的，在同样条件下，对同一对象的认识只能有一种正确的认识，也就是说只能有一个真理。3)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

即真理对任何人都一样，任何人在真理面前都是一律平等。4)真理是具体的。

在华夏的几千年历史中，我们对一个词很熟悉，造反，既反对现有的统治而进行的行动。那么，“造反有理”这个词是正确的吗？下面来看两个例子：在中国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时，毛泽东说“造反有理”，指人民要求解放。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认为这是正确的。那么，下面这个例子呢：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十年浩劫中又打出“造反有理”，要造人民政权的反，造社会主义的反。这个就是错误的了。所以，这两个例子说明：说明真理是具体的，要在具体的历史范畴来判别某个观点是真理还是谬误.自然而然，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何为真理，我们也可以从其对立面下手，即谬误，毕竟真理与谬误相伴而行。何为谬误呢？ 谬误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歪曲的反映。

就像我们学习过程中一样，我们会做错很多题目，这就是谬误，然后我们会改正，改正之后，这就是真理。

所以，真理与谬误是贯穿认识过程中的一对矛盾。追求真理的过程也就是这对矛盾不断发生，不断解决的过程。认识每克服谬误一步，真理便向前发展一步，这就是真理发展的规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用的三种真理观

首先，真理是指：我说的话（某句判断）与外界状况相符。譬如，我说「现在正在下雨」，你立即可以走到户外去观察，检证这句话的真伪。如果现在果然在下雨，那么这句话就是真理。这种真理是针对判断是否以事实为基础，判断与事实相符则为真。这称为「符应说」的真理观。其次，真理是指：我说的话（某句判断）在一个完整的系统中，与这个系统中别的判断可以相融贯。譬如，我说孔子的人性论是主张「向善」的，因为他说过「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我愿意行仁，行仁的机会立即来到。这表示行仁操之于己，是由我的真诚心意来决定的。并且孔子也说过「德不孤，必有邻」；有德行的人不会孤单，一定会有人支持他。何以如此？因为人性向善，所以只要你行善，别人自然及自动会站在你这边。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我说：「人性向善」在孔子思想中是合理的诠释，因为它与孔子的所有言论都没有矛盾之处。

然后，第三种真理观是指人类自小以来所养成的偏见，易受感官所迷惑及情绪所困扰。只要去除这些偏见的遮蔽，就可以让对象的真实面目显示出来。譬如，我们常说：「孩童是人类的老师。」何以如此？因为他们真诚又不说谎，只有他们会看到什么说什么，让我们成年人知道「国王其实没有穿衣服」，更不必说国王的新衣了。换言之，真理是经由真诚的人而彰显出来的。我们若是去除个人的好恶，在没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不是比较可能保持客观与超然的判断吗？不是比较可能说出内心的真话吗？

最后，我想就自身的专业谈一下我们对真理的认知: 作为一名土木工程专业的大学生，我们清楚地知道土木工程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伴随着土木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探求真理的过程，人们追求的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并用真理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的准确性。对于真理，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得到实践证实、主管同客观相符合，这才称之为真理。在土木历史发展长河中，唯有坚持真理，才能促进其更好的发展，所以我们必须坚持真理的客观性原理—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及反映论的一般原理问题上的贯彻。在认识真理思想能容客观性的同时，还必须正确认识真理形式的主观性。在这个进程中，我们有反对实用主义鼓吹的“有用就是真理”的错误思想。从其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真理只有一个，虽然人们认识角度和立场、观点、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其对于同一事物会有不同认识，有时甚至截然相反。但不是人人都是真理的代言人。对于土木这个行业来说，这里只有一种认识与特定的对象的规律、状态、本质相一致，此乃真理也。就像牛顿的力学理论体系，在此之前众说纷纭，各自都认为自己说的是真理，但他们的认识没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而真正的真理只有一个且是经得起考验的。真理是一个永恒和无限的东西。人类认识按其本性来说，能够正确认识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认识每前进一步，都是对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接近，这一点是绝对无条件的。同时真理有其相对性，即真理是有条件限制的。在特定条件下才算真理，如牛顿的理论只在宏观低速条件下成立，在微观高速领域的问题他解释不了，这还要靠爱因斯坦相对论来解释。具有绝对真理和具有相对真理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包含的同时又是辩证转化的。土木专业的发展启示我们，人类的思维，按其本性、能力和可能性来说，是能够认识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的。每一个乃至每一代人，由于受到客观事物及其本质的显露程度，社会历史的实践水平，主观条件以及生命的有限性等各方面的限制，其思维是有限和相对的，但人类终究是会发现真理的。虽然这条道路上会产生许多谬误。往往错误是正确的先导，失败乃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对自己错误认真总结，才是发现真理的好办法。

第四篇：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什么是真正的幸福？”的演讲稿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很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幸福？”的话题，你们认为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其实幸福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只要我们用心体会，观察，就会发现幸福就在我们身边，而真正的幸福更需要我们关注生活、关心他人，不仅使自己感到快乐，而且让身边的所有人都活在快乐的氛围中。这样，不但自己能获得快乐，得到幸福，身边的所有人也被你的行为所感染，一传十，十传百，这样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幸福就在我们身边。同时，我们也会感到只要身边的人快乐，自己也会感到快乐，从而，身边的人感到幸福，自己也会感到幸福，这就是真正的幸福。

为身边的人排忧解难、解脱他们心灵的困扰，也是真正的幸福。当我们身边的人有心事时，适时地与他们进行沟通，了解他们不高兴的根源，分析他们当前的情况，及时抚摸他们心灵的创伤和引导他们放松紧张的情绪，谈一些他们喜欢的话题，这样不仅帮助他人，使他人的心灵得到放松，而且自己也能从中了解更多事情，提高自己处理事情的应变能力。排除他人的烦恼，不单自己获得快乐，他人也受快乐的气氛影响，从而真正地从困扰中解脱出来，就像在寒冷的冬天里突然有一束温暖的阳光照射在身上一样，使人得到安慰和感激，这也是真正的幸福。

自己获得快乐并将它推己及人，也是真正的幸福。当我们听到一个笑话，并在适当的时间将之与身边的人分享，让他们能在劳累的生活、繁忙的学习中与我们会心一笑，彼此真正地了解到笑话的真谛，从而为身边的排除烦恼，缓解疲倦的身心，这样不仅仅自己快乐，他人也感到快乐，这也是真正的幸福；当我们解出一道难题或获了奖，将我们的方法和心得巧妙、适时地与身边的人分享，把自己的解题过程和奋斗历程与身边人共享，同时聆听他们的看法，听取他人的观点，共同促进，不仅激活奋斗的动力，创造更好的学习氛围，也会得到身边人的肯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自己和身边人各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这也是真正的幸福。

其实，幸福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不用想“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想的那么迷茫，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幸福就是有我们的心态决定，并不是由我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由此，我们每天保持开心、快乐的心情，微笑每一天。不仅自己的心情愉快，这也可能影响到身边的其他人，或许有一些人心情正低沉着，看到你脸上的微笑，心情可能会恢复，变得开朗起来；或许我们自己被一些琐碎的事情所困扰，但我们以另外一种态度来对待，看法不同，或者心情可能会好起来。真正的幸福是主观能动性的，由我们自己决定的。因此，我们应该微笑每一天，坦然地面对生活的琐事，真正的幸福就在我们的心中。用发现美的眼睛着眼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真正地行动起来，真正的幸福随时随刻都陪伴着我们。同学们，我说了那么多，你们是否找到“真正的幸福”的含义了呢？我们赶快行动吧。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祝：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致谢。

姓名：陈凯玲

日期：2013/5/30

第五篇：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鲁迅说，不做亡国奴固然是对的，但我们就甘做有国奴吗～～～

一、引言——“爱国”的用途与误用

在世界日趋一体化的时代，传统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逐渐成为明日黄花。1 [1] 如果处于蒙昧状态的人类原本没有国家，如果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正在（哪怕是极为缓慢地）将整个地球缩小为一个“村庄”，那么过去曾被奉为至上的民族和国家只是社会进化的一个片段而已。就和人一样，有生必有死；“民族”或“国家”作为一种历史虚构，或许是不值得不遗余力抓住不放的，更不值得为了“爱国”还是“卖国”而打个你死我活。但在近代，爱国主义成为中国第一大天经地义的信条，有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神奇威力。一旦被标榜为“爱国者”——如岳飞、文天祥或林则徐，就青史留名、千古不朽；一旦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如当年出面签定条约“丧权辱国”的琦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甚至包括李鸿章），则注定面临着万劫不复之境，不论历史真相如何都为万人所指，纵然跳入黄河也洗不清。“爱国”与“卖国”作为黑白两顶相辅相成的大帽子，承载着历史的千钧之重，足以震慑世人肝胆，令其“战战兢兢”、“危言行孙”。

尽管自我标榜的“爱国者”可能言之凿凿，但是“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却不容易说清楚。更近的不说，笔者且以发生在中国本土上的一起标准的“抗日救国”事件为例。史书上都记载，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拦日军进攻，于1938年在花园口人为决口，造成黄河大改道，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达1250万人，死亡89万人，而日军伤亡竟只有上千人！即便这种做法可能一时阻挡了日军的进犯，2 [2] 难道这就是“爱国”吗？不要忘记，即使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日军也仅杀戮了30多万中国人，和“国军”的这一惊人举措给中国平民所造成的灭顶之灾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3 [3] 这种行为在本质上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恐怕得看我们究竟如何定义这些充满感情色彩的很难界定的概念。如果爱国就是为了“中国”的门面、国土的完整，那么黄河决口不失为“爱国”行为——至少其初衷是“好的”，只是后来证明得不偿失、徒劳无功而已；但如果爱国是指“以人为本”——爱惜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那么这种行为不仅不是“爱国”，而且有可能是在“卖国”了。笔者并不是在鼓吹“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人民自己情愿，完全可以“誓死不当亡国奴”，为了维护自己和国家的尊严而奋战到最后一人；但是外人似乎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强求当地居民这么做，政府更不能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以抵制侵略的名义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灾难。

上例表明，即使对于抵御外国侵略这类看似天经地义的爱国主义主题，爱国和卖国仍然可能是很难区分的。如果明知本国部队无力保卫一座城池，而徒劳抵抗肯定会招致入侵者的屠城，那么究竟应该是抗争到底还是不战而降呢？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道德选择。笔者无法论证哪一种选择是“正确”的，而只想说明情绪化的宣泄是不负责任的。但及至今日，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绪仍然被作为某些激进的反人类行为的道德资源。虽然发生在异国，最近的伊拉克战事以及恐怖主义袭击还是为国内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场所。在网上评论中，一些网民们对于英国、埃及以及伊拉克国内为新政府服务的美国“走狗”遭遇人为不幸表示幸灾乐祸。4 [4] 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人肉炸弹”是不长眼的；当它们在地铁或马路上爆炸的时候，谁能保证遭遇不幸的人都是“走狗”？况且如果伊拉克人民在新的体制下真的能过上自由、民主与和平，他们的合作或参与又有什么错？我们又有什么权利要求他们回到萨达姆的时代？！

不可否认的是，就和任何意识形态一样，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有其独特的功用。正如阿克顿指出：“爱国主义之于政治生活，一如信仰之于宗教，它防范着家庭观念和乡土情结，如同信仰防范着狂热和迷信。”5 [5] 事实上，爱国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不可挑战之信仰，无非是因为中国在近代因战败而受到列强的种种屈辱。从文化进化论来说，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在困境——尤其是外来压力——下的自然反应。一个真正强大的民族一般不会如此在意区区几个不足道的“卖国者”，他们也没有能力造成实质性伤害。但一个失败的民族不仅面临着外部的压力，而且对内也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在这个时候，“爱国主义”可以说是一个一箭双雕的法宝：它既能整合民族内部的力量，平息内耗与纷争，又能藉此有效抵御外部的侵略。且不论它政治上正确与否，爱国主义对于一个民族的起死回生可以是一种颇有功效的兴奋剂。

然而，既然处于“真理”的范畴之外，爱国主义就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正确”的东西。6 [6] 就其社会功用来说，它既然有能力做“好事”，那么也就必然有可能做“坏事”。事实上，笔者不能肯定它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积极作用必然多于其消极作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原本良好或无辜的初衷往往会被“创造性转化”为罪恶的结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尤其容易被情绪化，甚至可能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成为其铲除异己、实行专制的工具。7 [7] 因此，爱国主义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笔者并不认为爱国主义必然意味着非理性的情绪化，甚至也不认为即使是情绪化的爱国主义必然是不好的，但盲目的爱国主义确实是危险的。笔者只是坚持认为，当我们主张一种理念（譬如某某主义）的时候，这种主张本身必须有清楚的意义，而不能只是一种含混不清的情绪，否则确实很容易误入歧途并造成始料未及的后果，或为已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政策失误提供正当性辩护，使整个民族在一片“爱国”的喧嚣声中丧失正视和反省自身不足的能力。

本文旨在澄清“爱国主义”的意义，消除这个概念曾引起的种种误解。在历史上，爱国主义是和主权至上联系在一起的。本文的一个目的是促使两者“脱钩”：爱国并不是国家主义者的专利，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完全也可以爱国。事实上，本文通过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论证，主权至上的爱国主义是空洞和虚假的，最后往往导致误国甚至害国；真正的爱国主义必然以人为本位，高扬人权、和平与自由，坚持国家和政府的最终目的是最大程度地保障和促进人民的实质性利益。只有站在人本主义基础上，才可能坚持真正的有意义的爱国主义。

二、“爱国”之本是爱人——从方法论个体主义看“国”的本义

“爱国主义”的问题首先是在于“国”，其次才在于“爱”。8 [8] “爱国”，首先要明确爱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否则，对象弄错了，可能导致缘木求鱼甚至“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后果，以至“爱”得越深、害处越大。本文认为，要正确理解“国”，首先必须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避免陷入整体主义的误区。当然，明确了“爱”的对象之后，还要注意“爱”的方式；否则，错误的方式同样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

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是和整体主义（holism）相对的一种研究思路。整体主义强调事物的内在联系，并坚持整体——宇宙、社会或人体——是一不可分割并不可约化为其组成部分（如社会中的个人或人体中的器官）的有机体，否则就像“盲人摸象”那样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破坏了有机体的 本来面目。9 [9] 虽然整体主义思维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推到极端就可能导致危险的社会后果。10 [10] 个体主义虽然承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但坚持整体是由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且只有被分解为更细小的组成部分并分析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才能获得认识；11 [11] 泛泛地谈论“整体”在理论上没有意义，在实践中则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被用来支持一些本来在更细致的分析面前站不脚的观点。因此，凡是谈到宇宙，就不能不具体分析宇宙的组成部分；谈到社会或国家，就不能不把着眼点放在组成这些整体的众多个人；谈到人体，就只能深入到人体中去研究人的大脑组织、器官、循环系统等等，而不是抽象地谈“人”。把这些器官按一定方式组织到一起，你就获得了一个“人”；把众多的人通过某种经济、政治、道德与法律关系组合起来，你就构成了一个特定形态的“国家”。国家并不是什么深不可测的神秘之物，它无非由是处于特定法律和政治关系的个人组成的实体；忽略了个体，也就不可能有意义地谈论国家。12 [12]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传统极为悠久的国家，“国”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而且被认为是代表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完全压倒了私人个体。13 [13] 但事实上，这种抽象意义上的国家纯粹是一个虚构，因为它不代表任何实在的人；要使“国家”像在中国那样行使那么大的权力，其背后还必须有一套关于国家运行的具体理论（譬如古代儒家的或现代执政党的理论）。这套理论决定了究竟是谁通过什么方式行使这个国家的实际权力。没有它，“国家”就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幽灵，不能对人的实际生活发挥任何作用（好的或坏的）。就和“徒法不足以自行”一样，没有具体的人支撑的“国家”同样是空洞的。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国家事实上是一个具体化和个体化的东西：具体的人在合法或不合法地代表这个“国家”行使着权力。因此，国家的整体主义观念其实只是一个迷惑人的假象。如果对它不加质疑地接受，那么它的作用就是提供一种迷人的烟幕，麻痹人们的防范意识，进而允许某些人在这个烟幕背后以国家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是为什么大凡专制主义国家都存在着一套使专制行为合法化的整体主义理论，14 [14] 而整体主义思维的害处也在中国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出来。

既然如此，我们在谈论爱“国”之前，就不能不先弄清楚“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也不能不充分认识到整体主义思维的局限性并警惕其可能产生的危害。只有借助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才能避免陷入整体主义的误区。在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面前，国家的虚假光环顿时消失了。根据个体主义的定义，国家不是别的，就是处于一定政治和法律关系的人的集合体。因此，所谓爱这个国家，不是指别的，只能是指“爱”这个国家的人。15 [15]

但究竟“爱”谁呢？诺大一个国家，可是什么人都有：既有圣人君子，也有平常百姓，还有十恶不赦的罪犯！显然，不可能要求人们爱这个国家的每个人。我们平时所说的“爱国”，实际上只是指“爱”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之所以如此，盖由于人成长、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必然和其中许许多多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交流。一旦脱离了原始的蒙昧状态，文明社会就注定离不开社会分工。看看现代社会的人每天生活的必需品，都不是由个人劳动完成的，而是通过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形成的复杂网络提供的。正是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交流维系了文明社会，使其中的个人过上健康、安全、舒适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依靠这个社会的其他人而活着；久而久之，便自然对其长年生活的人和土地产生了一种依恋的情感，使人乐意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至少不做损害社会其他人的事情。16 [16]

这是为什么当年苏格拉底即使在认为雅典陪审团判处自己死刑不公正的情况下，仍然拒绝逃亡他国，因为如果认为对自己的惩罚不公正就逃避按照法律程序做出的惩罚，那么城邦的法律制度就丧失了效力，而这对于城邦的人民来说显然是莫大的伤害。苏格拉底之所以平静地接受了他本不应该接受的死亡，不是因为他屈服于雅典陪审团的不公正判决，而正是出于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雅典城邦的热爱。17 [17] 苏格拉底是因为鼓励年青人反思和挑战当时的社会传统及其思想基础而被处死的，18 [18] 而他选择死亡的理由最终证明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三、爱国的例证：社会功利主义与和平主义

根据上述定义，既然爱国主义是指爱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那么几乎立刻可以断定社会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也必然是爱国的。根据边沁和密尔的经典论著，19 [19] 社会功利主义主张国家应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国家行为，都应该最有效地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也就是所有个人利益之和。在这个意义上，功利主义只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一种简化，它将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定义为个人利益的线形叠加。既然功利主义要求人们尊重并促进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因而功利主义者一般也可被认为是爱国主义者。

然而，社会功利主义者又不是狭隘的爱国者。由于功利主义以社会为基点，因而它是超越国家和国界的。因此，当不同国家和地区发生冲突的时候，功利主义者未必站在本国的立场上，盲目支持本国政府或人民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坚持一种普世性的视角，平等对待本国和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并要求国家的政策或行为不仅有利于本国人，而且有利于所有人。在这个意义上，和自由主义等普世性哲学一样，功利主义也具有国际主义倾向。

中国的墨家可以作为一个经典的例子。孟子对墨子的总结很准确：“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20 [20] 尽管墨家理论并没有发展到边沁和密尔那么系统，也没有那么明确地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样的公式，但其功利主义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21 [21] 在那个年代，墨家能将考察的视角放在平民百姓的利害关系上，而不是“仁者无敌”之类空洞的说教，22 [22] 应该说是极为难能可贵了。

也正是站在平民立场上，墨子主张天下和平、反对并谴责几乎以任何名义的战争，因为在专制国家，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由统治者的野心发动的，对普通老百姓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今若夫攻城野战，杀身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况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23 [23] “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为为之? 曰：我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故为之。”24 [24] 谁贪图胜利、领土、权力之虚名？无非就是当时大大小小的封建诸侯。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是扩大财富、疆土和权力的手段，流血和死人的代价则由平民百姓来承担，又何乐而不为？抛开御用文人为战争搜寻的各类托词不谈，战争对于墨家来说在本质上就是杀人而已。因此，“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一词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25 [25] 事实上，“君子”未必如此清楚这套并不难懂的道理。这正是为什么墨子不惜“摩顶放踵”，为了让封建君主“放下屠刀”而奔走呼号。26 [26]

现在设想墨子试图说服本国的君主为了人民——包括本国和邻国人民——的利益而放弃战争，他是否应该被贴上“卖国”的标签呢？在狭隘的“爱国主义”看来，他似乎显然是在损害本国的利益。但即使限于本国利益而言，即使战争胜利了，疆土扩大了，统治者的野心和虚荣满足了，老百姓除了充当炮灰并承担战争的成本之外，真正能从战争中得到什么？对于这个根本问题，墨子朴素的功利主义学说提供了一个难以辩驳的解答：尤其在专制国家，几乎所有战争都是对国家（也就是人民）利益的损害，因而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也必然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四、“爱国”不等于“爱政府”

既然爱国主义是指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么爱国就不一定意味着“爱”管理这个国家的政府。虽然政府代表着这个“国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但是政府作为一个实体并不等同于“国家”，更无法代表国家的每个人。因此，“爱国”显然不等于“爱政府”。如果说“爱国”可能是一种自然的情感，政府是否值得“爱”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本身的作为。事实上，如果一个专制政府屡屡坑害、鱼肉百姓，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爱国主义所要求的显然不是“爱”这样的政府，而是恰好相反。

上述推理体现了一种契约论的逻辑：“爱”不是盲目的，而是多多少少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人之所以爱国，社会之所以有权利要求人爱国，正是因为这个社会或国家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赋予了必不可少的机会。人在出生之初是不可能像契约论所说的那样选择自己生活的社会，而在成人之后选择自由又受到了道义上的约束。正如洛克指出，一个人在接受了社会的养育之后，就等于默认了接受这个社会的基本规则，因为正是这些规则为社会提供了一套基本秩序，使人能够在安全和健康的环境下顺利成长。27 [27] 作为回报，个人也应该对这个社会给予一份关爱，或至少是选择不损害他人利益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爱国”并不一定是完全无私的；尽管社会在潜移默化中（而非通过有意识的功利计算）形成了爱国情感，但这种“爱”其实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互惠交流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就和子女和父母在长期生活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家庭之爱一样。如果没有这种过程，或者这种过程并不是在和谐与互爱的大环境中进行，而是充满着争吵、压制、斗争甚至暴力，那么可以想象无论是家庭之爱还是国家之爱都不会产生，而我们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去爱家或爱国。28 [28]

除了个别极端的例子，29 [29] 个人应该感受到社会的恩惠，因为没有社会交流，文明生活就不存在，我们只能回到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在这个意义上，“爱国”可以说是绝对和无条件的。但是对于政府，这份感恩就没有那么可靠的存在基础了，因而“爱政府”必然是有条件的。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的作用是为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虽然政府的存在对于社会的安定和繁荣是不可少的，但它毕竟是靠纳税人的钱供养的，因而即使政府达到了高效廉洁的理想状态，那也只是做了其份内的事情，是无须感恩戴德的。如果特定的政府没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那么它显然没有权利获得任何尊重；相反，正当的做法是将它选下来。当然，开创契约论的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然状态是如此悲惨，以至任何将社会带入文明状态的政治统治都比各自为战的野蛮状态更好，因而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政府可以（甚至必须）是专制的。30 [30] 但如果要坚持专制，霍布斯的前提假定必须是民主政府必然不如专制政府稳定，而近代政治的发展历史证明这个假定显然是不成立的：自由民主制度至少在某些地区巩固下来，且因为它有助于通过和平（法治）的方式及时发现并解决社会争端，这种制度事实上更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31 [31] 因此，尽管社会必然需要一个政府，但它显然没有必要饥不择食地选择一个专制政府，并误以为没有更好的选择而对其诚惶诚恐、顶礼膜拜。32 [32] 政府统治是一种权力，但更是一种义务，而一个没有尽到义务的政府显然是不值得爱戴的。

然而，中国的儒家传统进一步将家庭关系扩大到国的层次，将地方官员作为人民的“父母官”，33 [33] 于是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加入了一层似乎是天然的血缘关系：既然官员有义务“爱民如子”，那么人民作为“子女”当然也有义务孝敬、爱戴自己的“父母官”。这种官民关系是建立在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行为二分法之上：绝大多数“民”事实上都是自私自利、不能自治的“小人”，因而需要政府的管束，34 [34] 而儒家自我赋予的使命就是将“君子”输送到政府系统中去。这样，政府在道德上优越于社会一般人，而老百姓则只有仰仗明君、良相、清官才能过上安定的日子。在儒家的图景中，民主不仅不可行，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小人”的统治显然不如“君子”的统治，而历史上的宫廷斗争似乎也证实了儒家关于“小人”坏事的预言。35 [35] 但在现代人看来，儒家的预言只不过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自我肯定”(self-prophecy)而已：几乎所有关于宫廷斗争的事例其实都是由于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而由于缺乏外部制约，这种制度本身就给“小人”专权创造了诸多机会。在今天看来，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绝对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特定的人都是天使和魔鬼的混合体，都有理性自私的一面，因而在掌握权力之后都有滥用权力（也就是将公权力占为己有）的可能。儒家的“德治”并非不重要，也未必绝对不可能，但纯粹依赖德治的社会成本将是巨大的。36 [36] 且西方和某些东方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也表明，构成社会大多数的“小人”们是可以统治国家的，至少可以通过选择他们的代表来形成国家的基本政策和法律。37 [37] 事实上，中国当今形形色色的腐败事例表明，没有“小人”的制约，即使“君子”在掌权之后也会变质，甚至变成肆无忌惮搜刮社会财富的罪犯！

因此，“家”和“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政府并不是什么“父母官”，人民也没有爱戴政府的天然义务。儒家之所以要求子女无条件地孝敬父母，主要是因为子女受了父母的生育和养育之恩；38 [38] 在当时乃至今天的社会结构中，家庭承担着抚养子女的主要义务，而这是子女和父母都无法选择的事实。这是为什么即使家境贫困，即使父母按照社会标准来说不那么称职，子女仍然有孝敬的天然义务。39 [39] 儒家的错误在于将这一层关系的范围扩大到国家，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任何天然关系。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好相反：不是政府造就并养育了人民，而是人民造就了政府，并通过纳税或其它方式维持政府的存在和运行。如果特定的政府未能履行其基本义务，那么人民显然可以罢免他们并另行选择更好的管理者，就和公司的股东替换董事会和总经理一样。

由此可见，关键问题不是究竟是否“爱”政府，而是为什么“爱”。人民可以“爱”一个政府，但前提是政府本身必须是可“爱”的。如果政府官员无法无天、贪污腐败，随意侵害公民的正当权利，而制度的缺陷又纵容了政府的任意性并对此熟视无睹，那么要求老百姓“爱”这样的政府显然是荒唐的。40 [40] 反之，一个人虽然出于种种原因而不爱政府，却并不一定妨碍他爱国。由于国家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实体——国家是由全体人民组成的，政府则是由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官员）组成的，41 [41] 因而任何人都完全可能爱其中一个而非另一个，而不违反任何逻辑规则。42 [42] 尤其是在人民和政府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的情况下，爱国和爱政府甚至可以变成 两种不可调和与不可共存的情感。

当然，在哲学意义上，确实存在着谁对政府决定负责的问题。在民主国家，由于选民选举议员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进而决定国家的基本政策，且他们对政策的态度将影响政府的立场，因而政府、国家和人民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同一性。在某种意义上，最终是人民为政府政策负责。事实上，这也是网上有人支持自杀性爆炸等恐怖主义活动的依据：虽然是美国政府——更具体地说是总统及其白宫的工作班子——决定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但这种政策获得了美国及其盟国的大多数选民之认可，因而针对这些国家的平民实行恐怖袭击是正当行为。既然英国是美国坚定的盟友，最近发生的伦敦连环爆炸案也是正当的，因为在充分享受选举权以及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的国家，平民最终要为自己政府所作出的决定承担后果。根据这种推理，甚至在自杀式爆炸中身亡的伊拉克平民也是“死有应得”，因为他们“应该”通过选举等手段将现行亲美的“卖国”政府选下去。笔者在此无意论证这种观点是否在哲学上站得住脚，43 [43] 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推到极端，这种逻辑最终将完全混淆人民、国家和政府这些不同性质的概念，因为即使在最专制的国家里，人民也可以被期望通过拒绝纳税或暴力抗法等手段反对现行政府及其政策，而人民未能这么做的事实可以被认为是对政府政策的被动接受，因而也应该对其“负责”。按照这种逻辑，日本攻占南京后进行“大屠杀”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南京市民应该为国民党部队的（有限）抵抗及其给日军造成的伤亡“负责”。其荒谬如此显然，不攻自破。

总之，笔者希望以下命题是自明的：“国家”并不等于“政府”，因而“爱国”并不等于“爱政府”；事实上，爱政府也不一定意味着爱国，不爱政府未必意味着不爱国；即便政府不可“爱”，也不意味着人们就应该不爱国，更不意味着可以像恐怖分子那样因为反政府而残害无辜的平民。

五、“爱”不等于恭维

澄清了“国”的意义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才可算作对国家的“爱”。由于国家不等于政府，“爱国”并不必然要求“爱政府”，因而一个人显然可以批评——甚至尖锐地批评——政府的所作所为或导致这种行为方式的社会制度，而这丝毫不妨碍他“爱国”。事实上，批评甚至不意味着他就不“爱”这个政府。如果他确实认为政府做错了，也就是说他认为政府的政策、决定、行为甚至法律违背了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一个爱国者有义务坦诚表露自己的看法，敦促政府改正错误。盲目站在政府一边为政府说好话，只能使之一错再错，任由其损害人民（也就是国家）的利益。这样的人尽管成天将“爱国”挂在嘴边，其实并不配“爱国者”这个崇高的称号。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将政府看成是自己的孩子。如上所述，政府是由广大纳税人抚养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是父母，政府是子女。就和对待自家的孩子一样，该批评的时候就得批评；善意的批评不仅是人民作为纳税人的权利，而且也正是“爱”的表现。44[44]

一个或许有争议的问题是，如果爱国并不意味着附和政府，那它是否也意味着可以批评——包括尖锐地批评——这个国家的人民？笔者以为，一个进取的民族应该包容所有的不同意见，包括对自己的毫不留情的批评。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一些优点，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为大多数人共有的“劣根性”，从而妨碍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固然，批评意见不见得都对，但如果扼杀了所有的批评，那么这个民族连正确的意见也听不到了，因而必然将因循守旧、固步自封。45 [45] 因此，即使面对不公正的批评，也不能动辄以“卖国”相要挟。

综上，笔者认为下列论断是自明的：爱国不是不批评政府，不是不针砭制度的弊病，不是无原则地认同政府或社会做的每一件事情，甚至不是不能尖锐地批判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否则，诸如鲁迅等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反传统人士就将首先成为“卖国贼”了。就和批评一个人并不等于不“爱”他一样，批评国家或政府也不等于不爱国，甚至也未必意味着不爱这个政府。在许多情况下，正是因为爱之心切，所以才有这份“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因而即使是言辞激烈的批评者也完全未必有任何恶意。46 [46] 反过来看，那些一味将民族“尊严”、“五千年灿烂文明”等甜言蜜语挂在嘴上的人士，也未必真正“爱国”。如果这个国家或政府确实存在着必须及时革除的弊病，那么他们至多只是贻误病情的庸医，以“爱国”之名行误国之实。

六、爱国与卖国——如何判断？谁是判断者？

首先，“爱国”和“卖国”未必是相互承接的两个概念。尽管对两者的理解可以见仁见智，但一般人似乎都可以接受，虽然爱国的程度可以有强弱之分，“卖国”的帽子却是不能随便扣的。因此，虽然某人不那么积极主动地“爱”国，但只要他没有什么极端出格的言行，他就不能被定性为“卖国”。事实上，如果在法律上严格定义，“卖国”就等同于叛国，也就是一种主动牺牲国家或民族利益的行为，或鼓动这种行为或有助于造成这种结果的言论。在这个意义上，除了在战争年代或其它极端情况下，47 [47] 真正的“卖国贼”其实是很少的，因为一般人都对生之养之的家乡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因而在没有巨大的利诱或威逼之下是不会选择“卖国”的。事实上，在一个真正“以人为本”、尊重他人的社会，也很少会发生动辄乱扣“卖国”高帽的现象。

有了以上标准，判断爱国或卖国的标准就不是一件难事。显而易见的是，爱国并不是盲目肯定自己的制度或政府的所作所为。同理，褒扬其它国家的制度并不是不爱国，即使这些国家对本国或其政府并不那么友善，或出于某种原因而成为大众情绪的众矢之的。48[48]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是必须区别对待的两回事。它在外交上可能令我们看不惯，但这不必然意味着它在国内施行的制度不受本国人民的欢迎，而后者才是我们的制度设计者更应该关心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效仿它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但这并不表明其内政和外交一样没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49 [49] 否则，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时代的悖论。当时，中国是处在一个相当恶劣的国际环境下，西方的先进思想、技术和制度随着鸦片和战火一起被输入进来，而中国朝野对后者的憎恨最终使之也放弃了前者，以至在吸收西方思想和制度的过程中走了一段漫长的弯路。这是我们为狭隘的“爱国主义”所付出的巨大成本，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误国误民。

即使某种主张在效果上是有害的，政策之争一般也无所谓爱国或卖国，除非能证明某种立场的提倡者确实具有损害国家利益的主观意图。50 [50] 人都会犯错误，但只要不是主观错误，只要提出主张的目的是真诚地为了促进国家利益，那么即使这种主张实际上适得其反，主张者并不能被扣上“卖国”的帽子。否则，动辄上纲上线、帽子满天飞，令人心有余悸、噤若寒蝉，正常的政策争论就变了味，演变为政治权力或话语权的斗争。这样，即便是理亏的那一方也完全可以通过舆论压力甚至政治迫害等不正当手段强迫对方沉默，51 [51] 而这显然对于发现和确定真正的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是不利的。

最后，谁有资格评判“爱国”或“卖国”？笔者认为，如果必须要对这类问题做出判断的话，那么这类判断必须被保留给自由的公共舆论；52 [52]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并不是一个适当的评判者。这是因为政府行为或社会政策是公众评议的焦点，而让政府作为审判官就必然违反了法治的基本原则：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 法官。如果政府做了自己案件的法官，我们可以肯定政府的评判是不公正的。在这种情况下，再赋予政府以“爱国”和“卖国”的生杀大棒，无疑是在助纣为虐，封杀舆论对政府的制约，使政府得以指鹿为马、为所欲为。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涉及到叛国行为的时候，政府可以依据有关法律起诉叛国者，并由独立的司法在不受政治压力和大众情绪的影响下给予公正的判决。

笔者相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言论是不可能构成“卖国”或“叛国”的。为了社会的安定与和平，为了给自由的思想和言论留下一点空间，让我们不要动辄挥舞“爱国”或 “卖国”的千钧大棒，尤其是不要将这项可怕的权力交给一个权力已经难以控制的政府。说白了，爱国主义无非归结为一条很简单的道理：对自己人好一点——至少不要利用“爱国主义”这顶帽子，迫害我们自己！

七、结论：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 在传统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往往是水火不相容的。自由主义将全部关怀集中在个人的幸福和尊严之上，爱国主义则偏偏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去“爱”一个此身之外的庞大（弄不好可能是虚幻的）集体。固然，只要不走极端，自由主义者也会考虑个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但是其目标始终离不开个人；如果让他们在个人和国家或集体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偏向前者。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也成为针锋相对的话语。对于单纯的爱国主义者来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包括对国内人权记录的指控——而有丝毫减损；53 [53]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无论国家主权听起来如何神圣，都不能为压制人权提供正当理由。爱国主义阵营认为，普适性的自由主义已成为外国干预本国内政的工具，因而爱国主义必须高扬国家主权的旗帜。在现实中，老百姓也确实容易将维护主权的主张和“爱国”等同起来。自由主义阵营则认为，这种口头上的“爱国主义”不是头脑简单就是别有用心，在现实中注定沦为专制或暴民政治的工具，因而总是对它保持一种本能的警戒。54 [54]

笔者认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有助于化解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紧张关系；或更准确地说，通过将国家归结为由具体个人组成的集体，它使爱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落到了自由主义的层面。55 [55] 爱国并不等于高喊空洞的口号，逃避本国的实际现状；相反，爱国首先要求关心具体的个人的命运，爱国是在爱人的过程中实现的。正如胡适先生当年所说：“为你自己争自由，就在为国家争自由。”这种脚踏实地的爱国主义从空洞的“国家”回归到实实在在的个体，从而避免了理论上的虚妄以及在实践中误入专制歧途的可能性。56 [56] 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爱国”，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爱国”并不是一种盲目的冲动或无条件的忠诚。57 [57] 如果这个国家不可“爱”，又有什么理由强迫人们爱国？严格地说，爱国和国家的制度现状并没有必然联系；即使在一个生存状态很糟糕的国家，还是可以存在苏格拉底式的经过充分反思的理性爱国主义。但如上所述，对于多数人来说，爱国情感确实和制度现实有很大关系。如果政府的所作所为和社会现实不断使人感到失望，人们自然就对这个国家产生了一种疏离感。混淆国家与政府是一种认识论上的错误，但这种错误在普通人身上经常发生的事实正说明国家和政府并不是决然独立的两个实体，而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两者之间的关联表明政府有义务通过维持良好的制度来改善国家的形象。在国家的现实状况和个人对国家的态度之间，需要改变的首先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个体层面上，如果一个人想要别人爱自己，显然不能强迫别人产生“爱”的感受，而是必须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和人品变得“可爱”一些；同样的，在集体层面上，如果要求人们爱国，那么首先应该从制度上让“国”变得更可“爱”一些，使人对其产生一种自然的归属感和骄傲感，而不是动辄以“卖国主义”的帽子甚至暴力相威胁而勉为其难。

迄今为止，爱国主义似乎理所当然地和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一谈起爱国主义，似乎就必然意味着主权压倒人权，个人利益必须给国家利益让位。但笔者已在其它地方说明，就和爱国主义一样，“国家利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集体概念；既然国家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国家利益无非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因而国家利益非但不和个人利益相冲突，而且正是建立在众多个人利益的基础上。58 [58] 至于主权虽然可以是一个有用的国际法概念，但在一般情况下并不适用于国内对象；59 [59] 中国可以指责美国以人权为借口干预中国主权，但中国政府同样不能以主权为借口而忽视国内的人权发展。事实上，中国百年历史的种种屈辱表明，如果在国内不能保障人权，那么国家的主权和威望也很难真正确立起来；60 [60] 即使依靠武力建立起来，这样的“主权”除了满足一种虚荣之外，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归根结底，主权和人权完全可以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内并行不悖，两者之间没有必要发生逻辑上的矛盾。任何民族都可以对外张扬主权，对内倡导人权。61 [61] 当然，回到黄河花园口决堤的例子，两者在现实中还是可能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回到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理性地审视并权衡以“人权”和“主权”为标记的两种立场给我们人民带来的分别是什么，而不是武断地以抽象的国家利益压倒具体的个人利益。最终的判断标准是构成这个国家的所有个人，国家只是为了促进和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发明的一种便利而已；所谓“爱国”不是别的，而只能是尊重与爱护使“国家”这个概念获得实质意义的具体的人。笔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