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OTT带来的电信法律和监管难题(电信业)
OTT带来的电信法律和监管难题
OTT(over the top)对于电信运营商而言,已经不是一个纸面上的名词,或者臆想中的敌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深入发展,电信运营商越来越真切的感受到OTT冲击所带来的切肤之痛。
一方面,网络视频、P2P下载等带来巨大的数据流量,使运营商的网络面临空前压力,网络建设和扩容似乎成了“无底洞”,增量不增收现象愈加明显。另一方面,OTT通信类业务(如苹果的Facetime、imessage,腾讯的微信等)推陈出新,借助运营商网络提供与语音、短信、视频通话等通信业务类似的服务,直接挤占和侵蚀了运营商的传统收入来源。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指标是客观的,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业绩表现是现实的,运营商当然不甘于沦为“哑管道”和天线基站“维修工”。从国外运营商的经验看,他们或诉诸监管,或以灵活的资费策略应对,或合作甚至建设自有OTT业务。而国内运营商为迎战OTT,纷纷开展“智能管道”建设,以谋取市场竞争优势。但除了商业和技术上的谋划布局,运营商还要注意一些法律和监管层面的问题。
一、反垄断法律纠纷隐患
对于严重侵占带宽资源的网络视频、P2P下载等业务,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技术上进行阻断。国外运营商初期一般采取这种直接对抗手段,此前有媒体报道,国内运营商也曾对P2P软件进行过封杀。不过自2011年以来,考虑到OTT业务发展大潮流和在用户中的欢迎度,运营商更多地以调整资费策略的方式进行选择性“阻断”。美国运营商提出建立网络分级付费机制,主张对网络实行差别化服务,根据使用宽带流量对内容提供者收取费用,并就此与谷歌、Youtube等互联网巨头展开激烈斗争。此前,部分国内运营商也已经公开提出了类似的设想。
如果运营商采取差异化服务、分级收费定价举措,必将遭致互联网巨头的强烈反弹,并可能由此引发反垄断法律纠纷。根据《反垄断法》第17条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如果采取掠夺性定价、拒绝交易、差别待遇等行为,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即为反垄断法所禁止。在中国电信市场,由于自然垄断、产业规划和信息安全等原因,运营商很可能被判定在相关市场占据一定的市场支配地位。如果对于占用大量带宽的OTT经营者采取阻断其业务,或者根据其宽带流量分级收费差异化服务,就有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一旦发生反垄断法律纠纷,运营商有没有胜算,关键就在于能否找到说服法官、反垄断执法人员的“正当理由”。运营商可能提出的理由是否被认可,还有待实践去检验,但一番法律缠斗必然在所难免。
二、电信监管政策难题与趋势
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OTT通信类应用的兴起,给运营商带来了远超过传统VoIP的冲击。腾讯微信4.2版本产品,在文字和语音信息传送功能的基础上,新增加了视频与语音通话功能,其用户数迅速突破2亿规模。这种免费的OTT应用对运营商的传统通信业务产生了极大的替代作用,运营商的短信和彩信收入已经呈现出下滑的趋势。
微信这类OTT VoIP创新产品,与传统VoIP非常相似,但技术上又有所区别。在中国电信监管政策中,Phone to phone和PC to phone的VoIP属于基础电信业务范围,仅有取得基础电信业务许可的基础电信运营商才能经营。而微信借助于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绕过运营商的PSTN网络,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传统VoIP业务。这属于电信监管的灰色地带,目前运营商从政策层面还找不到反制的依据。但是,2012年7月,韩国监管机构已批准本国移动运营商对KakaoTalk(号称韩国微信)进行额外收费,这或许是世界范围内VoIP监管政策调整的一个信号。
中国电信产业有其特殊国情,运营商承担着电信普遍服务的义务,除了在经济发达地区赚钱,还要在落后偏远地区提供投入产出比严重失衡的普遍通信服务。但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电信普遍服务基金制度,微信之类的OTT VoIP应用严重冲击了目前执行普遍服务义务的基础语音服务运营商,长期下去必将影响运营商执行普遍服务义务的能力和意愿。因此,是否调整VoIP的监管范围、将OTT VoIP纳入其中?如何构建科学有效的电信普遍服务机制?是否让“搭便车”致富、过度占用带宽、间接提供通信服务的互联网企业承担一定的普遍服务义务?是电信监管机构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应该纳入我国《通信法》制定和产业监管政策调整的范畴。
三、“网络中立”的立法争议
在运营商与OTT的斗争中,有一个名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那就是“网络中立”。网络中立的争议缘起于美国,近年来,谷歌、微软等互联网巨头与AT&T、Verizon等电信运营商针锋相对,为“网络中立”立法进程展开激烈论争。
所谓网络中立,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所有互联网用户都可以按自己的选择访问网络内容、运营应用程序、接入设备、选择服务提供者。这一原则要求运营商平等对待所有互联网内容和访问,保证网络数据传输的“中立性”。网络中立关系到运营商能否对网络内容进行分级管理、差异服务,关系到如何平衡运营商和互联网产业链的利益。
目前,世界范围内对于网络中立存在广泛争议,智利等个别国家通过立法确认网络中立原则,而大多数国家还处于观望讨论阶段。网络中立问题在我国也激起了学界热议,不过现阶段立法上还没有明显进展。网络中立原则对于互联网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运营商而言,一旦立法确认严格的网络中立原则,那么在与OTT业务提供者的竞争中,必将进一步陷入被动处境;甚至于在未来产业链主导和优势地位的争夺中,运营商的话语权和控制力也将被严重削弱。
立法者在处理网络中立问题时,需要综合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在促进产业健康发展、保护消费者利益和鼓励创新的发展选择中,明确一个均衡各方利益的合理方案。运营商也要及时关注网络中立法制进程,积极介入推进立法,努力创造有利于自身和产业协调发展的法制监管环境。
第二篇:01CRM带来的难题
空降兵带来的难题
客户服务总监上任了!
苏珊今天的心情特别糟糕。她在生产电子产品的民营企业KLB公司服务马上就是5年了,5年来,她从一个隶属市场部的客户服务工作人员,随着公司的发展,客户服务由她一个人发展到今天由13个人组成的客户服务部,她任职经理已经近三年了。为公司服务的5年来,她一直兢兢业业,较好地完成了各项指标,客户满意度普遍高于竞争对手。而她作为公司的元老,亦深深喜欢上了KLB公司,觉得找准了自己的职业发展切入点。
由于公司业务的飞速发展,高管层不再满足于公司目前发展相对滞后的客户服务体系,决定引进CRM系统,这给苏珊出了一个大难题:她并不懂CRM系统!而且,她手下的二个主管,一个负责呼叫中心,自二年前将他招聘进公司以来,其主导的呼叫中心成功转型,在现在的呼叫中心,电话服务代表不仅接受各类客户的订单,而且还处理客户提出的问题和投诉。二年来,呼叫中心的工作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另一个负责渠道的主管,业绩中规中矩,但却赢得了下属员工的尊重。他们二个对CRM也只是略知皮毛而已,其他员工尽管有个别了解CRM并且使用过,但能力有限。于是,高管层决定通过猎头公司,高薪聘请一个客户服务总监,全面主持公司的客户服务工作。今天,就是客户服务总监上任的日子!
苏珊坐在办公室,觉得无所适从。按以往的工作日,她是个时间安排很紧的经理,尤其是周一,她必须参加每周一次的经理例会,查阅上周的客户投诉处理结果,亲自打几个电话咨询客户„„随着客户服务总监的到来,这些工作是否超出她目前的权限,她不得而知!以致她的助理李红把一摞整理好后的客户投诉记录送到她的办公室时,她还非常不耐烦地让她送给总监。而最后得到的答复是总监在开经理例会,不便惊扰!
苏珊非常无奈地望着办公桌上的文件,一些是必须尽快签发的,下边的员工等要指示,而她是否该做出决断关乎她的权限问题。按往日,这是她的职责,问题就在于,总监已经上任,他有他的一套思维,该如何处理,或许会和自己的思维相悖?这些都不得而知。因此,该如何处理这些手头上急需处理的工作,让苏珊犯愁!
这时,一个区域经理打来电话,就客户对产品质量问题要求退货咨询苏珊,苏珊听了区域经理的陈述,说,以自己的经验判断,这是客户的过分要求,但她不敢决断,客户服务总监已经上任,这事必须请示总监后再给他电话。区域经理非常不耐烦,说客户正在公司里等着要答复,希望客户服务部尽快出面与客户沟通。苏珊只好答应马上去请示一下,回来会复电话。
苏珊放下电话后,走向总监的办公室。
隔着办公室的门,苏珊看到财务总监正在里面与客户服务总监谈话,她犹豫了一下,轻轻敲了下门,正对着门的客户服务总监抬头看了一下,摇了摇头。苏珊礼貌地退了出来。路过客户服务部的办公区时,苏珊觉察到员工的眼光均盯着她,让她觉得非常不自在。这使她忘了刚才对区域经理的即刻复电的承诺。
投诉!
下午上班后,苏珊觉得自己应该与客户服务总监、人力资源总监做一个较为详尽的沟通,以了解自己的地位与职责。
苏珊刚想起身,她的助理走了进来,征询她的工作安排。
苏珊苦笑着说,“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位置,你还是不是我的助理都不清楚,我如何安排你的工作?”
“可现在我们整个部门都茫然无措,不知道该请示谁?尤其是呼叫中心,很多事等着上边下决定。”
“你们尽量多找总监汇报工作吧,好吗?”苏珊突然觉得自己好累。
“总监已经走了!”
“什么?走了?到哪去了?”
“听说和刘副总一起出差了,我们也是刚听到小向说的。”小向是主管市场的刘副总的秘书。
“现在有什么急需处理的事吗?”苏珊在考虑自己是否该出面处理一些问题。
“有呀!”李红递过文件夹,“呼叫中心决定购买新型自动交换系统的事,等着要你签字后报财务部; 这是上半的客户意见调查结果,生产部等着要我们拿出意见来,看是否有必要做产品改进,他们已经等了半个月了; 技术部要我们就客户服务系统的改进问题拿出最后的结论来,已经拖了三个星期了; „„”
苏珊听得头皮发麻,一个半月前部门经理会决定公开招聘客户服务总监时,她就对一些部门决定采取滞后的态度,考虑到这些问题让总监决定可能更为合适。没想到,今天还是一堆的摆在了自己的面前。
“我不是交代过你吗?这些事都转给总监处理。”
“可他不在呀!听说要出差半个月!”
“出差半个月?”苏珊大吃一惊,觉得心里极不是滋味。
“这些事都不能再拖的了!”李红显得非常着急。
“我比你还着急呢!”苏珊情急之下,嗓门也大了起来,“我都不知道我是什么位置什么职责,我该做什么,我的权限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怎么处理这些事?这些昨天是我的事,但今天总监已经上任,就已经是总监的权责范围。”
正在这时,办公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苏珊一看,是总裁办公室的,她一阵欣喜,拿起电话。
总裁在电话那边,语气非常严厉,责问她上午是不是有客户就质量问题要求退货找过客户服务部,告诉苏珊,区域经理以客户服务部经理均表示无法接受为由,拒绝了客户退货的要求,客户直接把投诉电话打到总裁办公室来了,要苏珊立即处理客户的退货要求,并就客户的投诉写一份详尽的报告给他。
苏珊放下电话,觉得非常委屈,想想也是自己的错,谁让自己忘了及时给区域经理复电话呢!
她挥手让旁边不知所措的助理出去,越想越烦,起身去找人力资源总监。
苏珊来到人力资源总监的办公室,见他正冲着二位员工发脾气,细看之下,是人力资源部的二位主管。苏珊犹豫了好一会,还是退了出来。
回到办公室,苏珊突然觉得自己在KLB公司工作5年来,第一次感到如此的无奈与茫然!
KLB公司因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苏珊该怎么办?
第三篇:认缴资本制带来的法律难题解读(共)
认缴资本制带来的法律难题
新公司法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新公司法与1993年的公司法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注册资本制度的变革:从实缴资本制到认缴资本制。
旧公司法实行的是实缴资本制,要求公司在申请注册的时候必须一次性足额缴纳注册资本。这是最严格的注册资本制度。而且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也相对较高,给普通投资者造成一种感觉:设立公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实这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很大关系。在90年代初期,经济组织形式比较混乱,“皮包公司”层出不穷,对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较大的冲击,而且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情况下,如果不对公司的准入加以严格的限制将导致更大的混乱。
公司制度建立10多年后,社会对公司的性质有了充分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抗风险的能力,同时,公司制作为现代社会最有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在发展私有经济、增强社会经济活力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可以实行更灵活的注册资本制度。所以新公司法采用了认缴资本制。在新公司法下,公司的注册资本仅仅是认缴资本,也就是股东承诺在一定期限内需要缴纳的资本总额,而无需一次性足额缴纳。新公司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而且新公司法将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将至3万元。可以说,公司设立的第一道也是最关键的门槛极大地降低了。
实缴资本制和认缴资本制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只是对公司所调整和规范重点的不同。但是由于注册资本制度的改变,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还没有完全配套的情况下,在短期内极易产生一些过去可能不曾遭遇的风险和纠纷。
一、认缴资本制对公司债权人的影响
认缴资本制首先冲击的是“注册资本信赖”,信息的不对称将可能对公司的交易相对人或债权人造成不利影响。在交易中,尤其是大额交易,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资信调查,而资信调查中最重要的是注册资本调查。实践中,交易审查制度比较严格的企业一般要求交易金额不得低于对方注册资金的一定比例。这是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公司制度下的自我保护。在实缴资本制下,公司营业执照登记的注册资本就是公司股东已缴的资本额,因此公司的交易相对人对公司的注册资本是足够信赖的。虽然在实缴资本制下营业执照登记的注册资本并不能完全说明公司的资信情况,但是对公司的交易相对人来讲,有一个最起码的形式审查,而这个形式审查得出的结论至少是基本正确的(虽然不排除可能存在股东恶意抽逃出资等现象)。但是在认缴资本制下,如果交易的相对人是成立不到两年的公司,这个基本的形式审查都不能保证正确。对于成立不到两年的公司,公司的交易相对人至少是无法做到“注册资本信赖”,交易的诚信度在一定程度下降低,继而可能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
如果说上述只是潜在风险的话,那么当和资本未完全缴足的公司发生经济纠纷时,债权人的救济之路则存在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争议标的金额大于公司的现有实际资产时,相对人如何寻求救济?可不可以追究未缴足资本的股东的责任?在英美法系存在“揭开公司面纱”的理论,也就是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否定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从而在一定范围内追究公司股东的无限责任。新公司法也引入了这一理论。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虽然新公司法进行了这样的制度设计,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可能存在着诸多难题。
第一个难题就是举证责任。追究股东责任的前提是股东存在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事实。谁举证?在现有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没有涉及在此问题上的举证责任倒置,那当然就应当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进行。毫无疑问,公司债权人的身份是很难获得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证据。
第二个难题是未足额交付出资是否属于“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或股东有限责任”?第一种情况是应缴而未缴或未足额缴。新公司法对应缴而未缴或未足额缴的股东规定的责任除了行政处罚外,就是“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并没有明确表明应向债权人承担责任。当然,将这种情况列入“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或股东有限责任”倒也未尝不可。不过另外一种情况则很难列入“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或股东有限责任”,那就是根据公司章程或股东协议,分期交付的出资未到交付期限。追究一个并不违法也不违约的人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甚至缺乏道德理由。似乎也没有理由要求股东提前交付出资。如果资产不足以偿付债务且又达不成任何债务重组协议,公司只能进行破产清算,同样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也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要求未足额交付出资的股东将出资缴足了,尤其是对于未到交付期限的股东。
第三个难题是即便未足额交付出资的股东承担债务连带责任,责任范围有多大,是完全的无限责任还是限定于一定范围?同样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从司法实践来看,只要不存在其他“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或股东有限责任”的事实,股东的责任范围应该限定在应缴而未缴出资额内。即便如此,认缴资本制下的公司债权人依然面临比实缴资本制下更大的风险:如果依据章程或股东协议应缴而未缴或未按期缴纳的股东已经无力继续缴纳出资,并且该股东的资产已经小于其未缴出资,这种情况下,债权人所获得的救济将小于实缴资本制下所应获得的救济。
二、认缴资本制对公司结构及股东关系的影响
在认缴资本制下,由于可以分期交付出资,将不可避免出现股东不按期交付出资甚至不出资的现象。如果说股东未能按约定期限足额交付出资,对公司债权人或者交易相对人产生影响是一种可能,但是对公司结构和股东关系的现实影响则是必然,严重时甚至造成非常复杂的法律纠纷。
不按期交付有三种可能,一是不愿,二是不能,三是不许(其他股东因各种原因不许某股东继续交付出资,实际也就是想取消该股东的股东地位和权利)。
股东未按约定期限足额交付出资的,新公司法规定了两种法律责任,一是对其他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第二十八条:“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如果超过法定期限,还应承担行政责任(第二百条:“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虚假出资,未交付或者未按期交付作为出资的货币或者非货币财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虚假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这两条规定实际只解决了不按期交付的一种可能性:不愿。也就是,当一个股东有能力交付出资却不愿出资,而且其他股东要求他履行出资义务的,可以通过诉讼或者行政的手段强制其交付剩余出资。如果该股东已经无力再交付出资(也就是“不能”),或者即使有能力交付,但因为某些原因(如未按期交付出资),导致其他股东希望令其“出局”,而双方又无法重新达成一致的(也就是“不许”),是否可以剥夺未出资或未按期出资的股东的股东地位。与股东地位相关联的问题还包括利润的分配以及亏损的承担等。而这些问题在新公司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都没有明文规定,在此我们可以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第一个问题,能否剥夺股东地位?股东地位是以股东的合意为基础(表现形式公司章程),经公司登记管理机关认定而确认的。如果要变更股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应该由股东大会出具决议,报公司登记管理机关批准。但是根据公司法,股东大会根本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让某个股东“出局”的权力。而公司登记管理机关也没有处理股东地位的权力。于是,在争议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时,只能将球踢向法院。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只要股东履行了出资义务(这基本就是股东获得其股东权利的唯一义务),就可以享受股东的各种权利。所以,在实缴资本制下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即使股东有其他任何过错,例如挪用公司资金、损害公司利益等行为,都不能剥夺其股东地位。但是在认缴资本制下,如果一个股东根本就没有出资(这种情况时可能存在的),却仍旧能享受股东权利,这是明显不公平的,必须给其他股东提供法律救济途径。而且从法理上看,未交付或按期交付出资的股东对其他股东而言是违约。对于违约,一般来讲是两种解决办法,继续履行和解除合同,当然还可以附带要求赔偿损失。当继续履行已经不可行,或者已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拒绝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继续履行,那就只能是解除合同。在此,合同就是“公司章程”。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同(章程)解除的效力就是双方的权利义务终止,至于公司股东也就是股东不再有出资义务,同时也不再享有利润分配、投票权等股东权利。但是,就这个问题对公司而言还有存在一个悖论。公司存在的基础是章程,如果章程被解除,则公司缺乏存在依据了。而这绝对不是原告所愿意看到的,因为之所以要让另外的股东出局,根本原因就在于公司已有相当的利益,而不愿不履行义务的股东分享。
第二个问题,谁可以提出剥夺股东地位之诉?如果任一股东都可以提出剥夺其他未履行或未按期履行出资义务股东的股东地位,则至少会造成公司在成立初期的极大不稳定,有悖于公司法的立法本意。所以,多数股东赞成应该是提起此类诉讼的前提条件,可以参照章程规定,形成股东大会决议,由除违约股东之外的全体或多数股东提起诉讼。
第三个问题,什么情况下可以剥夺股东地位?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首先我认为应该区分两个“按期”的概念。第二十八条的“按期”应该指“按照章程约定的期间”,第二百条的“按期”应该指“按照法定期间”(也就是两年,投资公司五年),因为公司登记管理机关不可能也做不到随时根据章程监督每个分期交付注册资金的公司的资本交付情况。不按章程约定期间出资的应该对其他股东承担违约责任,不按法定期间的应该承担行政责任。如果超过法定期间,某股东尚未完全交付出资,且不会继续交付出资的,公司登记管理机关除了对该股东处以行政处罚外,应该会对公司的登记状况进行变更,至少会要求公司变更注册资金。
对“不许”可以做如下处理:(1)出资期限未超出法定期间的,不能“不许”;(2)超过法定期间的,可以“不许”。如前所述,公司的设立既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是行政许可程序。如果在法定期间之前,公司登记管理机关不对公司的注册资金采取强制变更措施的话,那么公司的存在的状况则不会因某股东未按期交付注册资金而改变,另外即使让违约股东出局也不能直接增加公司的资金(反而会减少公司的资金,因为至少应该退回该股东的全部或者部分已付出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该股东未按约定期间支付出资,但现在愿意且有能力交付出资的,其他股东不能拒绝其出资。但如果已过法定期间,且公司管理登记机关对公司的注册资金进行了强制变更的,即使该股东愿意继续交付原定出资,其他股东也可以拒绝,将其出资份额限定在已交付的范围之内,并可重新修改章程,约定利润分配比例以及投票权等,倘若协商无法达成一致,可以要求取消其股东地位。
对于“不能”,可以做如下处理:如果某股东已经明确表示或者从各种情形表明不能交付剩余出资,则无论是否已到约定期间,都可以重新约定其出资份额以及利润分配比例和投票权等,倘若协商无法达成一致,其他股东可以要求取消其股东地位。
也就是说,原则上应该将是否让未按期交付出资的股东“出局”的权力掌握在其他股东的手中。当然可能有这种疑虑,如果一个股东已交付其出资份额的90%,只差10%就取消其股东资格是否过于严厉。我们认为,足额交付出资是股东的基本甚至是唯一的义务,即使只差1%那也是没有完成其应尽义务。而且对照实缴资本制,哪怕差1分钱,公司登记管理机关也会驳回其公司设立申请。所以,严格的规定是为了更好地保证认缴资本制发挥其作用,而不是成为一种投机的手段。
股东“出局”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已分配的利润是否应该返还以及亏损是否应承担。也就是“出局”的判决或决定是否溯及以往。参照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所以,“出局”的法律效力也应该具有溯及力。
如果“出局”股东根本就没有出资的,那么相当于根本就没有履行过股东义务,也就自始不能享受股东权利,包括已分配的利润应该全部返还。至于发生的亏损,我们认为应按其在章程中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承担亏损。因为亏损的发生意味着公司净资产的减少,如果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话,则意味着股东在公司拥有的净资产份额小于其出资额,这部分差额当然应该由该股东承担。
如果“出局”股东部分履行出资义务,首先应该返还其出资。应分配利润在章程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的基础上,还应该乘以已付出资与应付出资之比,超出部分退还,不足部分补足。如果有亏损,应根据章程约定的利润分配比例承担亏损,并在返还出资时扣除,出资不足以支付亏损的,应该补足。
“出局”股东同时还应该承担其他违约损失,比如因未按约定期限出资,导致借款增加而多支付的借款利息或罚息,或者由此产生的需支付给他人的违约金等。
对于认缴资本制下所产生的这些法律问题,在法律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关键是提前做好相关应对措施。对于公司的债权人来说,充分的资信调查显得非常重要,另外还可以通过担保等方式降低风险;对于股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尽可能地在公司章程详尽地约定股东义务和权利,以及对可能出现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读书的好处
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6、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7、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8、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10、一日无书,百事荒废。——陈寿
1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一日不读口生,一日不写手生。
13、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14、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15、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谈——歌德
16、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儿
17、学习永远不晚。——高尔基
18、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学,如炳烛之光。——刘向
19、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20、读书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培根
第四篇:案例分析——OTT业务企业VS传统电信运行商
OTT 是“Over The Top”的缩写,即互联网公司越过运营商,发展基于开放互联网的各种视频及数据服务业务,强调服务与物理网络的无关性。
应用商店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性,一些原来由基础运营商、增值运营商提供的业务现在开始在111111111对原有的电信行业商业模式形成了重大影响,也对行业监管带来了挑战。Ott业务的崛起,对传统的电信、广电业务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PPTV、土豆和LeTV的日渐攀升的流量伴随着逐渐国内不断下滑的电视开几率;微信、qq和飞信的巨大流量业务伴随着短信和语音服务业务量的明显缩减。
222222222事实:
我国,短信增2.1%,上年6.2%;语音业务增1%,数据业务187.6%;
英国,全免;法国,谷歌同意为挤占流量付费;
韩国通信委,同意为过度负荷收费;
德国,部分免,也有运营商提供此业务;
瑞典,强烈反对,9.7~19.7升价;
欧洲,用户增3%,利润减27%
3333333333可能的处理:直接用户/运营商收费;完全不收费;分不同对象/类型收费;自行开发类似软件(自切!?);收取网络流量占据费用(如税,累进式!?)几种可能的OTT收费模式:
1、ott服务单独收费
2、ott服务流量收费
3、对ott业务企业收费,企业再向用户收费
***4实质:传统运营商与ott企业的利益分割问题(消费者的利益损失/承担费用的比例较小)
Key1:电信两方面的损失:传统运营商直接收入增加,弥补通讯业务的损失;ott的收益基于既有的通讯网络建设和维护,收费是对该收益中运营商贡献的肯定。
Key2:损害OTT企业与用户的利益:这是技术进步的成果,是ott创造的价值,没有分割利益的义务;收费一方面影响ott的积极性和收益,另一方面会直接或间接增加用户负担。Key3:公平与监管的矛盾:对特定的ott服务收费,违反国际与业界对通讯网络使用的公平与中立原则(待斟酌),破坏现有的市场原则和道德;但同时,收费也是一种对ott服务(尤其是涉及知识产权纠纷的服务,如视频、盒子)的合理有效监管,有一定必要性。
Key4:对微信收费,将会开了中国对ott服务收费的先河,无可避免地为之后的更多收费行为(视频聊天、qq、邮箱等等等等)准备了参照和借口。
Point:直接地看,是通讯技术与通讯方式的革命引起的**,但更深层次的,这也是通讯网络的运行规则、市场结构在观念和概念层次的变革(未来趋势,着眼点所在)的一个先兆;利益分割可能的方式多样(即使不对ott针对收费,但仍有其他利益分割的方式),关键在于合理公平、符合市场竞争原则之余也能合作共赢、互利互惠。
运营商和ott企业,是唇齿相依的。没有传统运营商,ott是无水之鱼、无根之木;没有丰富的ott服务企业,通讯网络会变得单调无趣,通讯业务市场会陷入萎靡,更是会阻碍创造性行为的利益和激励,不利于鼓励技术的发展。
对未来的网络语音通讯业务,收或不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一刀切的问题。在利益分割的背后,是更巨大更深层的全球通讯方式的变革,是新技术与旧技术、既得利益与潜在利益的博弈,是一场将会反反复复、经久难决、激烈的战争。结果如何?TIME WILL TELL……
第五篇:忽视渠道规划带来的大难题
忽视渠道规划带来的大难题
发布日期:2007-8-9浏览人数:1537
A公司大区经理李刚接到福建市场老莫的要货电话,电话中老莫说要定一大批货,如果平时,李刚肯定会迫不及待地告诉他帐号和定货方式,但现在李刚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这里面发生了这样一段故事„„
■陆和平
出师不利,处处受制
对专做叶面肥产品的A公司来说,如果能顺利拿下福建市场,它的战旗也就顺利地插遍了江南。这一棋子能否最终落定,公司上下都在关注,因为,这决定了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中,公司举旗北进的战略步骤能否按计划推进。
A公司的大区经理李刚来到福建市场,第一个拜见的就是永顺公司。
永顺公司老板老莫和李刚是老熟人了,老莫在福建市场是元老级的经销商。近两年来,他的其他两个主要竞争对手抽出资金去炒房产,生意逐步滑落,老莫却把大量的精力和资金花在渠道深耕和上游产品的优化上面,生意越做越红火,于是成就了今天老莫在福建的重量级地位。
听完李刚对产品、市场策略和支持的介绍后,老莫有强烈的合作意愿,并做东请客。李刚本以为很快就能让老莫乖乖掏钱了,谁知最后得到的话却是:“我这里品牌多,对我支持也很大,我不想得罪其他几个厂家,与他们竞争和冲突的产品我不做,你手头上的A和B这两款产品很有特色,我就只做这两款吧。”
李刚也知道,在这个市场中,老莫一支独大,如果他做我们的产品,能很快起量。但是,这两年老莫被厂家宠得有点骄横,养成了客大欺主的习惯,好多厂家都抱怨老莫是越来越不讲道理了,要费用和支持的胃口越来越大,克扣厂家广告费等市场小动作更是家常便饭。由于销量有保证,厂家多数是睁只眼闭只眼。
李刚推测:老莫是在试探我的底线!
既然这样,那就开门见山地谈吧:“莫总,我们也是多年朋友了,我也不想绕弯子了,你也看到了产品的特点,你还想让我们怎么来配合你?”
„„
一番博弈之后,老莫最终做出了让步:两款特色产品现金拿货,其余产品铺货月结。
这样的要求依然相当苛刻。李刚不敢做主,于是马上电话请示销售总监。销售总监提出两点意见:一,认同李刚的推测,老莫是有合作意愿的,所以我们必须坚守“要做就必须全做”的底线;二,抽出点时间,再去联系一下福州和闽南地区的其他代理商,名为给老莫一点考虑时间,实为施加压力。
退而求其次,稳扎稳打
经过一再筛选,福州没有合适的候选对象,于是李刚将目光聚焦在了闽南,因为:
尽管闽北福州的商家可以辐射到整个福建省,但是,最近几年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为主)的零售市场也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有三四家销售公司在闽南市场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由于销售量的加大,闽南的商家早已不再满足于扮演零售商、受批发商制约的角色,渴望直接与厂家合作,赚取更多的利润。
李刚找到厦、漳、泉三市最大的商家精诚公司。精诚公司在闽南开有数十家农资产品连锁店,还向很多果树生产基地供应着多半产品。
李刚与精诚公司的谈判非常顺利,精诚公司很有把握地承诺:接下A公司的全线产品。
李刚分析:老莫是大批发,主要靠产品力,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能很快流进渠道并出货,但是,没有优势的产品就会半死不活,所以,他只卖自己十多款产品中的两款优势产品,销售量肯定受限。
而由精诚公司来代理全线产品,对终端精耕细作,前期销售量不会比老莫差。
于是,李刚根据精诚公司的短板和市场状况,帮助其制定了三大步跨越计划:第一步,精诚公司将产品迅速在自己终端中全面铺开;第二步,加大批发业务团队建设,利用两款绝对优势产品带动其余产品快速渗透到闽南市场;第三步,在福州建立办事处,推广A公司产品,进而辐射整个福建市场。
这一设想大受精诚老板的赞许。因为他以前就是福州的一个小批发商,由于受到当地大批发的排挤和竞争,所以才来到泉州“卧薪尝胆”,自建零售店。如今,刚好可以借A产品了却心愿:“杀”回福州,重拾批发渠道,夺回自己的根据地。
代理商之间发生冲突
精诚公司集中了大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将市场做得红红火火。
A产品在闽南市场很畅销的信息很快传到了老莫的耳朵里,老莫主动而且不止一次地拨通了李刚的电话。
第一次接到老莫电话,李刚很开心。一方面,福建的龙头老大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另一方面,李刚在拨打着这样一个小算盘:如果老莫现在又想重新合作,那么就让他从精诚公司拿货,而且只做闽北市场,这时只要将批发和零售价格控制好,整个福建市场就会加速启动起来,这要比帮助精诚公司重新攻打福州市容易得多,而且到时候总代与二批之间也能相互推动和牵
制。
于是,李刚明确告诉老莫,精诚公司已经签定了福建省的独家总代理,你要想代理,就只能从精诚公司拿货。
老莫根本就不吃这一套。他认为:各有各的网络,互不干涉,也不会扰乱市场秩序,所以,坚决要从公司出货。同时他扬言,如果李刚不给货,同样可以从其他渠道拿到货。
老莫“说得到做得到”是当地出了名的。老莫曾经为了与一个经销商抢产品代理,倚仗在同行内人脉关系广的优势,从不同地方窜货(反窜货的管理难度很大),以搭配捆绑的方式,不赚钱就出货,把市场做乱了,逼得厂家找上门来谈代理权。
老莫一旦采取窜货方式来做市场,肯定不会按规矩出牌,而如果市场被做乱、产品没利润,到时候不但精诚公司不再主推A产品,而且就算让老莫接手,已成夹生饭的市场也很难恢复原貌了。
可是,撕毁与精诚公司的合同,强行调整市场,结果注定是结束与精诚公司的合作。李刚实在舍不得这么有潜力的客户,更重要的是,老莫的销售量不一定能做得更好,而死在老莫手里的产品也不在少数。
那么,李刚该怎么办?(案例提供吕庭华)
点评:渠道规划很重要
其实李刚在发展福建地区的经销商以前,少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渠道的规划。要知道,发展经销商的初期,一个轻易的承诺或根本找错了人,你最终会发现花费十倍的努力都无法弥补早期的过失,大部分的情况是由于开局不利,造成情况错综复杂,厂家在这个地区的销售最终变成了夹生饭,化几年时间都无法恢复自信心。
本案例中李刚开始的想法没有错,联系闽南地区的代理商,给闽北的老莫施加压力,但由于没有对整个福建省的渠道作通盘考虑和事先规划,造成与经销商的谈判中没有底线。可以想象李刚是在压力之下,苦于找不到理想的客户,突然发现了一个不满足于扮演零售商、受批发商制约的角色,渴望直接与厂家合作同时也能遵守厂家游戏规则的新客户,李刚求胜心切答应了对方省总代理的要求,但却没有给自己任何回旋的余地。
其实李刚完全可以将整个福建市场分为闽南闽北,为将来与闽北老莫的合作打下伏笔。
其实渠道的规划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
首先考虑厂家在该地区可能的最经济的送货方式(另担、汽车、火车、船运),原则上说,另担、汽运区域适合多家经销,而火车、船运适合独家经销商。原因是前者厂家可以将货物经济的配送至县级甚至镇,是实际上的总分销,后者仍然需要有资金实力(如:至少能吃一车皮货)和货物配送能力的经销商作为厂家服务的中转和延伸来发展下线客户。
其次你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对手的强弱。如果你是市场的新来者,就比较适合选择独家经销商。如果你是市场的领导品牌,更宜选择多家经销商。原因在于如果你是市场的新来者,商家通过独家分销权控制价格,以求利润。而如果你是市场的领导品牌,商家虽然对厂家发展多个经销商而使价格透明颇多怨言,但每天的出货量足以带动其它产品的销售。
此外,各地区实际情况也是决定独家还是多家经销商的因素之一。有些地区市场潜力大,适合多家分销以利于广泛覆盖做深做透。
如果选择独家经销商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选择地区总代理一定要非常谨慎,尤其是省级总代理。很少有经销商能够有能力覆盖这么大的区域,如果没有一定的人力和财力,经销商很难把区域内的市场做深做透,虽然他可能声称他在地和县级市有多少客户跟他拿货,但十有八九是夸大其词。
第二:与地区总代理的销售合同中,必须明确销售目标,而且是落实到每个月每个季度。如果达不到公司要求,公司有权利选择新的经销商。丑话说在前头,到时对方也无话可说。
其实这也是将客户一军,你想总代理可以,你必须做多少量,大部分的客户往往知难而退,退而求其次——较小的区域。
第三:以不同产品系列来区割经销商,如闽北的经销商是甲系列产品的省级代理商,而闽南的经销商是B系列产品的省级代理商,双方互相互调货,前提是甲乙系列产品各有特色同样好销。但这要求厂家销售人员一碗水端平,能取得双方经销商的信任,同时还要做大量的协调工作。如果合作双方能获得更多的利益,那何乐而不为呢?
第四:如果事先没有规划好,还有一种思路,可以起到亡羊补牢的作用,即建立起双向的生意往来关系。如本案例中精诚公司是A品牌的一级经销商,而永顺公司也许是B品牌的一级代理商。如果是两个互不冲突的产品或品牌,完全有可能相互成为对方的下线客户,双方销售对方的产品利益互为依赖,也没有赊帐的风险。当然这也需要厂家的销售人员做穿针引线的工作,最终形成三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