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率过半带来城市管理新难题[模版]

第一篇：城市化率过半带来城市管理新难题[模版]

城市化率过半带来城市管理新难题

中广网9月16日消息（记者丁华艳）今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跨过一半，城市化带来的矛盾将凸显出来。城市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了中国首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从整体上已经进入了一个典型的危机频发期。危机事件呈现高频次、多领域、大规模发生的态势，加之中国城市安全基础薄弱，安全欠账，公共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城市化率过半带来城市管理新难题

“今年我们将跨越城市化率50%的节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研究室主任倪虹分析认为，跨越这一节点，意味着人口红利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市场，同时也面临着资源环境的硬约束，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矛盾。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城市论坛2011年年会上提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正隐藏着种种复杂多变的不稳定风险。由于这些风险具有一定的潜伏期和高度的不确定性，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一旦爆发，很可能导致非常态扩散和放大。

“尤其是以下五大矛盾正处于从潜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的临界点上。”连玉明说，一是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超过0.5，逼近社会容忍线；二是社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并有激化的趋势，通货膨胀、社会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现象乃当前之首；三是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事件或恶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四是仇富、仇官、仇权的社会心态问题日渐突出，极易借助现代传播媒介迅速放大为社会危机；五是非传统安全危机正成为公共安全的主要威胁。

多座城市开始智慧城市管理模式

创新城市管理，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以数字管理为切入点的智慧城市，得到很多地方政府的青睐。智慧城市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以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平台，以实现人口、产业、空间、土地、环境、社会生活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智能化管理为目标的全新城市形态。

北京作为大型城市，在朝阳区通过构建10大模块79个大类、439个小类、3452个细类的“全模式”社会服务管理和治理模式，将社会服务管理工作“一网打尽”，为我国城市管理和创新提供了独具示范作用的全新模式。

作为中小城市的代表，江苏扬州市是全国信息化试点城市。扬州市经信委副主任杨福喜介绍说，“十一五”期间，扬州市以政务信息化带动社会信息化，构建“智慧政务”，打造一批包括人口基础信息、数字化城市管理、数字房管、金保工程等项目在内的国家、省级电子政务试点（重点）项目，不断扩大电子政务应用的深度和广度。

第二篇：破解城市化难题

破解城市化难题

主持人：本刊记者王红茹

特邀嘉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导李义平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秘书长刘维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周宏春

八十年代中期，国家给乡镇企业发展制定了一条政策叫“离土不离乡”，说白了，是怕大批农民进城。后来，农民生产的粮食富余了，但城市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并未疏通，乡镇企业式的工业化没有带来相应的城市化，中国出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同步的奇特现象。有专家预测，在现有水平上，城市化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直接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如果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每年可望增加上万亿元的消费需求。目前，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超过50％，但城市化水平却只有35％。中国经济要持续长远发展，“三农”问题要彻底解决，城市化是必由之路——

城市化要有产业支持

主持人：现在有的地方搞城市化，但没有产业支持，民间戏称为“一条大马路，两行卷帘门”。这样的城市化恰如当年形式主义的大办开发区，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那么，一个城市在产业选择上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

李义平：我认为首当其冲的是比较优势，是有利于劳动力的转移。比较优势是市场经济的真谛。简单地说，市场经济就是各市场主体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进行交换，不仅自己的“蛋糕”可以做大，整个社会的“蛋糕”也可以做得比原来更大。

按照发展经济学家约翰·刘易斯的看法，所谓发展就是把传统部门即农村的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通过发展现代部门不断地予以转移。从实践来看，这种供给必须是有效供给，所谓有效供给就是选择的产业层次对从业人员素质的要求与转移出来的人员的素质相适应，可以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如果选择的产业对人员素质要求太高，即使城市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转移不出来。剩余劳动力在素质上的不适应是一种结构性失衡。

从实践来看，我国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等地是城市化、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功的典范。这里基本上不存在农民问题，因为很多企业就是农民办的。农民办的企业自然与农民的素质相适应，故而顺利地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之劳动力成本低（对于真正的企业家来说，如果用机器合算就用机器，用劳动力更合算就用劳动力)，产品有竞争力，其客观效果是经济发展得很快。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与人员素质再不断提升。这一典型案例告诉我们，任何技术都

是适度技术，是经济技术，即有经济效益的技术，不是技术含量越高越好。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西部的一些省份在产业选择上无视本地域偏远、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素质不高的特点，非常时髦地选择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这样的工业化是把现代部门镶嵌到传统部门，是计划经济早期发展工业化的做法，是在复制“二元经济”。

两种不同选择的深层次差异是谁在进行选择。浙江的选择主要是老百姓根据市场需求自发选择的，选择的结果与选择者的利益休戚相关。后者的选择是地方政府决策的，地方政府领导在进行选择时，首先考虑的是政绩，与老百姓的目的、动机是有差异的。

其次是准确的战略定位。战略定位是发挥比较优势的逻辑必然。一个城市的战略定位就是要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寻找到在一个经济区域中自己的城市所能扮演的角色，找到适合于自己城市的位置，形成城市的品牌和形象。由于在一个经济流动圈中各个城市与生俱来的特点不同，决定了各自担当扮演的角色不同，都当龙头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应从自然经济相对封闭的自成体系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龙头城市和配角城市是独立的主体，是基于自己利益的交换行为，交换的结果是双赢的。浙江嘉兴选择服务于上海，把上海作为自己的大市场，效果相当不错。

最后，我还想强调的是，在产业选择上一定要正确认识传统产业、夕阳产业和知识经济的关系。传统产业并不等于夕阳产业，比如炼钢确实是传统产业，但并不是夕阳产业，关键是怎么用最新的技术去装备和改造传统产业。这个问题对于老工业基地特别重要。总之，我们不要一听新经济就盲目地兴奋，一听传统产业就莫须有地黯然神伤。

东中西部城市发展的重点应有不同

主持人：中央在制订“十五”规划时，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战略思路。应当说，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政策调整。它与“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适度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及“小城镇大战略”的政策相比，有了很大进步。但中国幅员辽阔，南北、东西从地理环境到气候条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有较大差距。因此用一个政策“一刀切”就难免脱离本地区的实际，难于实施。由于中国东、中、西部的差距较大，发展的重点也应有不同。如何因地制宜地制定本地区的城镇发展战略，使本地区逐步形成完善的城市结构体系，以推动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

刘维新：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环境条件也比较好，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大中小城市都有了长足发展，并形成了很多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如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塘城市群，辽沈城市群等。由于城市群的形成，构造了比较合理的大中小城市结构，并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城镇网络体系；而城镇网络体系的形成，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像这些地区，每个城市群都有2—3座大城市或特大城市支撑，而这些大城市规模都比较大，已

出现不少“城市病”。因此，发展的重点，应放在小城市明名星城镇上，以便适当疏散特大和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如果把重点仍放在特大城市或大城市上，就会对长远发展带来困扰。虽然大城市具有集聚效应，但是，超过度就会朝反方向发展。中部地区是我国城市经济梯度发展的中间地带。像这些地区大城市和中等城市都有了一定发展，有的地区还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网络，如湖南的长沙、株州、湘潭地区，以及山西的太原地区。但从中部整体看，尚未形成较完善的城市群。因此，城市发展重点应放在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上，使之逐步在一个区域范围内形成大中小城市体系，有条件的城镇也可优先发展，但重点应是中小城市。因为这些地区的重点目标是尽快形成完整的城镇体系和合理的城镇结构。只有城镇体系的完善，才能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有了区域经济基础，城市才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有4个支撑点，即：资源(土地、水、人才、信息)、环境(生态环境、文态环境、社会环境)、区域经济基础和城市品牌(含城市形象品牌、产品品牌)。

西部地区在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前，与中部和东部都有很大差距，也是贫困人口集中的区域。自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近两年有了很大发展，增长速度超过东部和中部地区，但经济总量仍与东部有很大差距。西部地区由于西南部与西北部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差异较大，经济基础也极不平衡。因此，城市发展南北差距也很大。有些地区城市首位度较高，城镇体系结构极不合理。所以，要依据不同地区确定不同的城镇发展方针。例如：成都与西安地区，基本上已初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体系，因此，其发展重点应放在小城市与有特色的名星城镇上；像贵州、广西、云南、宁夏、甘肃省会城市都有一定规模，也有一定的辐射力与吸引力，但这些省份的中等城市发展不足，今后应把发展中小城市作为重点，使之逐步形成城镇网络体系；像青海、西藏、新疆，尚未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中心城市，应把发展重点放在大城市上，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建制镇一般不能作为发展重点，因为把建制镇作为重点，就会降低经济效益。

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应扮演五种角色

主持人：城市的发展过程，可以用“小雨落荷叶”的现象来描述：最初下毛毛雨时，荷叶上没有雨点；随着雨在荷叶上的积累出现小水滴，并逐步变大；当大到某一时刻，水滴或分散成几个小水滴，或由于支撑能力不足荷叶歪了水流走了。城市化的实质是人口向有利的地理位置集中，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会出现组团式城市群；或者由于城市容量的限制，如资源型城市的资源耗竭了，出现“矿竭城衰”的局面。由于基础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发展阶段不同，地方政府的角色在转换，作用也在不断地变化，地方政府应在城市化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什么作用？

周宏春：一般说来，地方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角色和应发挥的作用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未来城市面貌的规划者。

这一点对于新建小城镇尤为重要。城市规划涉及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条件以及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因素，也受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抓好规划是城镇建设和发展的前提，也是地方政府应该很好发挥作用的领域。制订好规划，一是要有发展的眼光和创新的意识，科学地、高水平地编制城镇规划，充分发挥专家作用，也要广泛吸收当地群众的意见，从根本上改变那种缺乏特色，风格雷同，修一条路、建两排房的低层次模式。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合理布局，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把城镇建设与人口就业、经济社会发展、地区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使之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三是在法规和制度上确保其实施，规划一经制定，就必须维护其权威性和严肃性，经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使之具有法定地位，任何人不能随意更改，也不能因为政府换届就推倒重来，应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第二，是城市的经营者。

经营城市不仅是观念转变的结果，也确实解决了一部分城市及小城镇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缺乏问题。然而，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是认识上的偏差，将加快城市化误解为加快盖楼速度，将经营城市误认为无节制地卖地；有些地区为了吸引外资，给外商免费赠送土地，造成可耕地的大量损失。二是短期行为突出，形式主义泛滥。由于一些小城镇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更换频繁，每一任官都要追求政绩，干几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工程”。三是不切实际，贪大求洋，摆花架子，如追求“高层”建筑，以为高层建筑物就象征现代化了。四是建了空城，不是大楼没人住就是进城的人没有生计，由于没有相应的产业发展，进城农民和旧体制遗留下来矛盾的双重压力，加剧了城市就业的压力。

第三，是城市改造和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者。

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建筑物的寿命因素，城市改造是城市化高速发展初期必然要碰到的问题，如何处理好旧城改造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不仅反映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的水平，更是他们的责任。我国在这方面已有成功的经验，如1997年香港瑞安集团用新理念改造上海石库门旧建筑区取得了成功，外貌整旧如旧，内部改变原先的居住功能，赋予其新的商业经营价值，符合新世纪消费者的需求。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更多的是“大迁大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渐趋尖锐。不少历史文化名城遭到严重破坏，大规模毁坏历史文化遗产的事件时有发生。

第四，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决定者。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处理好社会经济发展与人与自然的关系。近些年来，由于急功近利的原因，关系到投资环境、生产生活环境改善、卫生问题、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问题，需要持之以恒、多年才能见效的环境工程、生态建设被忽视了；关系到长远发展的规划和制度建设却被放弃了。这种状况必须扭转。

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发展经济，以最小的经济成本保护环境。要转变环境保护靠政府的传统认识，而将它作为产业来发展。

第五，是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者。

当前城市建设中的问题，如低水平重复建设，盲目扩张城镇规模，滥占土地，不切实际地搞大广场、大马路，修建办公楼，城镇形态千篇一律等等，表面原因是管理者缺乏规划意识，深层次原因是管理体制落后，追求短期行为，重发展、轻改革，重建设、轻规划，重投资、轻管理的结果。因此，加强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地

方政府则是改革的实践者。要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解决城市化需要的资金不足问题；重新清理、撤并、精简，科学设置审批职能，规范事权，实施权力运行“阳光工程”；简政放权，创造发展环境和制度框架；稳定管理干部队伍，加强社区的民主监督，从长远发展着想，遏制短期行为。

李义平：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扮演着企业家的角色，发挥着企业家的功能。具体表现为吸引资源，组织资源，发现、创造并展示城市的卖点，把整个城市像商品一样推向市场。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如何扮演企业家的角色呢?要发挥企业家的功能，就必须象企业那样思考问题。比如引进人才，我们可以按照传统的方式，以比较优惠的条件，连同人才的所有权一并吸引；也可以换一种思路，以服务一段时间、服务一个项目的方式，组织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资源。采用这样的方式通常可以用到真正优秀的人才，因为用人单位不会给这些人父爱主义的保护，有一个很好的退出机制。例如，如果所用人才不符合要求可以及时地终止合同。再比如城市的发展规划，城市建设的重大举措，都可以以市场的方式利用社会上的人才，即利用“外脑”进行设计、规划、咨询。最后，非常关键的，一个城市的政府作为“企业家”不能仅仅是做好一般性工作，其主要的甚至是更重要的工作是经营城市，要像商人那样不断发现和创造出城市的卖点，把城市推向市场。

打造城市竞争力需软硬兼施

主持人：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之间的竞争将成为中国21世纪市场竞争的主要内容。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4.6％，全国城市人口将达到

7.89亿，是1996年城市人口的2.2倍。这样，如何提高城市竞争力就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城市竞争力？如何提高城市竞争力？李义平：城市竞争力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概念。我认为城市竞争力应当包括一个城市的区位、基础设施、比较优势、交易费用的大小以及开放的程度。

城市的区位、基础设施、比较优势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我想重点探讨的是交易费用大小和开放程度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

“交易费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的一个枢纽性概念，是指企业在市场上搜寻信息、签约履约甚至包括打官司的种种费用。一个城市的交易费用指明经济行为主体在该城市的生存环境，包括市场秩序、社会信誉、依法行政、减少办事环节、提高办事效率等等。如果一个城市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充斥，缺少信誉，相关部门基于本位主义的利益，压制企业，竭泽而渔，或互相扯皮，就会加大企业的交易费用，这样的城市其竞争力就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相反，则可能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城市竞争力的大小与交易费用的大小成反比例关系。

在如何降低城市的交易费用问题上有一个思维方式的转变问题。应当承认，为了提高城市竞争力，大多数城市都采取了提高办事效率，例如集中办公等，这当然是很好的做法。但这样做的结果时有反复。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例如政府少管一些事情，那就自然减少了环节，减少了依附在各个环节上的人，效率自然就高了。少管事，管自己应当管的事，才是市场经济对政府的要求。

构成城市竞争力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城市的开放程度。研究发现，哪一个城市开放，哪一个城市就发展得快；哪一个城市封闭，哪一个城市就相对落后。原因在于开放可以接受最前沿、最新鲜的观念、信息、方案。此外，开放与流动相结合。有了流动就有了活力，就有了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一个着力于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政府应力促开放。

主持人：要提高城市竞争力，就需要弄明白城市在竞争什么?在什么范围内竞争?城市是人口的聚集，也是产业的聚集，特别是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城市的竞争和发展主要是通过城市产业来实现的。对大多数城市而言，产业的竞争至关重要。企业有没有竞争力，产业有没有竞争力，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标准；而对许多城市的政府而言，应选择产业集群的路径战略——政府通过培育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要素和环境，积极扶持城市专业化产业群的孕育、萌芽、发展、壮大；反过来，再通过产业集群的发展促进各种要素环境的不断增强。作为政府本身，在扶持培育产业集群的同时，首先要为自己定好位，哪些事情该自己干，哪些事情不该自己干，不要做越俎代庖的事情，政府重要的是为企业，同时也是为城市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因为环境的确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我们这里所说的发展环境，包括城市的硬环境和软环境，而我们通常都很看重城市的硬环境，诸如道路、公共建筑、供水、供电、供气、通讯等基础设施和自然环境，而忽视了城市软环境的建设——法律、体制、政策、文化、教育、政府服务和行为约束，从一定意义上讲，软环境是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更重要的条件。不容忽视的是，在提升城市竞争力的过程中，软环境中的文化正在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一个城市的魅力源于这个城市独特的个性，丰富的文化内涵，独特的文化风格，浓郁的文化氛围，这些都是人们认同一个城市的重要因素。重视文化建设，提高文化品位，以文化品位来塑造城市形象，展示城市品牌，以此推动城市发展。既然文化对城市的成长和竞争力的提高如此重要，那么作为政府，就应该摒弃传统文化中某些不利于人们潜能发挥的评估标准和落后习惯，在营造宽松、自由、兼收并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讲究信誉、等价公平、鼓励个性和激励创新的文化氛围方面积极工作。

在这里，还想提及“信用环境”对提高城市竞争力的作用。不可否认，信用环境将是衡量一个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人们由于饱尝信用缺失的苦果，呼唤信用回归日益成为各阶层人士的共识。一个人要讲信用，一个企业要讲信用，一个城市也应讲信用，而城市信用是由一个人、一个企业组成的。因此，提高城市竞争力最终落在了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的身上。但建立企业、个人乃至最终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必须要通过政府行为强势介入。

一个有竞争力的城市是有魅力的，但衡量一个城市是否具有竞争力的标准却是一个变数，我更赞同同济大学城规学院副院长吴自强教授的观点：一个有竞争力的城市，必须做到3个和谐：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和谐；第三是城市的发展过程，历史、今天、未来在时间上的和谐。做到了这3个和谐的城市肯定是有竞争力的城市，同时其魅力也真正锐不可挡。

《中国经济快讯周刊》(2002年第三十九期)

第三篇：01CRM带来的难题

空降兵带来的难题

客户服务总监上任了！

苏珊今天的心情特别糟糕。她在生产电子产品的民营企业KLB公司服务马上就是5年了，5年来，她从一个隶属市场部的客户服务工作人员，随着公司的发展，客户服务由她一个人发展到今天由13个人组成的客户服务部，她任职经理已经近三年了。为公司服务的5年来，她一直兢兢业业，较好地完成了各项指标，客户满意度普遍高于竞争对手。而她作为公司的元老，亦深深喜欢上了KLB公司，觉得找准了自己的职业发展切入点。

由于公司业务的飞速发展，高管层不再满足于公司目前发展相对滞后的客户服务体系，决定引进CRM系统，这给苏珊出了一个大难题：她并不懂CRM系统！而且，她手下的二个主管，一个负责呼叫中心，自二年前将他招聘进公司以来，其主导的呼叫中心成功转型，在现在的呼叫中心，电话服务代表不仅接受各类客户的订单，而且还处理客户提出的问题和投诉。二年来，呼叫中心的工作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另一个负责渠道的主管，业绩中规中矩，但却赢得了下属员工的尊重。他们二个对CRM也只是略知皮毛而已，其他员工尽管有个别了解CRM并且使用过，但能力有限。于是，高管层决定通过猎头公司，高薪聘请一个客户服务总监，全面主持公司的客户服务工作。今天，就是客户服务总监上任的日子！

苏珊坐在办公室，觉得无所适从。按以往的工作日，她是个时间安排很紧的经理，尤其是周一，她必须参加每周一次的经理例会，查阅上周的客户投诉处理结果，亲自打几个电话咨询客户„„随着客户服务总监的到来，这些工作是否超出她目前的权限，她不得而知！以致她的助理李红把一摞整理好后的客户投诉记录送到她的办公室时，她还非常不耐烦地让她送给总监。而最后得到的答复是总监在开经理例会，不便惊扰！

苏珊非常无奈地望着办公桌上的文件，一些是必须尽快签发的，下边的员工等要指示，而她是否该做出决断关乎她的权限问题。按往日，这是她的职责，问题就在于，总监已经上任，他有他的一套思维，该如何处理，或许会和自己的思维相悖？这些都不得而知。因此，该如何处理这些手头上急需处理的工作，让苏珊犯愁！

这时，一个区域经理打来电话，就客户对产品质量问题要求退货咨询苏珊，苏珊听了区域经理的陈述，说，以自己的经验判断，这是客户的过分要求，但她不敢决断，客户服务总监已经上任，这事必须请示总监后再给他电话。区域经理非常不耐烦，说客户正在公司里等着要答复，希望客户服务部尽快出面与客户沟通。苏珊只好答应马上去请示一下，回来会复电话。

苏珊放下电话后，走向总监的办公室。

隔着办公室的门，苏珊看到财务总监正在里面与客户服务总监谈话，她犹豫了一下，轻轻敲了下门，正对着门的客户服务总监抬头看了一下，摇了摇头。苏珊礼貌地退了出来。路过客户服务部的办公区时，苏珊觉察到员工的眼光均盯着她，让她觉得非常不自在。这使她忘了刚才对区域经理的即刻复电的承诺。

投诉！

下午上班后，苏珊觉得自己应该与客户服务总监、人力资源总监做一个较为详尽的沟通，以了解自己的地位与职责。

苏珊刚想起身，她的助理走了进来，征询她的工作安排。

苏珊苦笑着说，“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位置，你还是不是我的助理都不清楚，我如何安排你的工作？”

“可现在我们整个部门都茫然无措，不知道该请示谁？尤其是呼叫中心，很多事等着上边下决定。”

“你们尽量多找总监汇报工作吧，好吗？”苏珊突然觉得自己好累。

“总监已经走了！”

“什么？走了？到哪去了？”

“听说和刘副总一起出差了，我们也是刚听到小向说的。”小向是主管市场的刘副总的秘书。

“现在有什么急需处理的事吗？”苏珊在考虑自己是否该出面处理一些问题。

“有呀！”李红递过文件夹，“呼叫中心决定购买新型自动交换系统的事，等着要你签字后报财务部； 这是上半的客户意见调查结果，生产部等着要我们拿出意见来，看是否有必要做产品改进，他们已经等了半个月了； 技术部要我们就客户服务系统的改进问题拿出最后的结论来，已经拖了三个星期了； „„”

苏珊听得头皮发麻，一个半月前部门经理会决定公开招聘客户服务总监时，她就对一些部门决定采取滞后的态度，考虑到这些问题让总监决定可能更为合适。没想到，今天还是一堆的摆在了自己的面前。

“我不是交代过你吗？这些事都转给总监处理。”

“可他不在呀！听说要出差半个月！”

“出差半个月？”苏珊大吃一惊，觉得心里极不是滋味。

“这些事都不能再拖的了！”李红显得非常着急。

“我比你还着急呢！”苏珊情急之下，嗓门也大了起来，“我都不知道我是什么位置什么职责，我该做什么，我的权限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怎么处理这些事？这些昨天是我的事，但今天总监已经上任，就已经是总监的权责范围。”

正在这时，办公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苏珊一看，是总裁办公室的，她一阵欣喜，拿起电话。

总裁在电话那边，语气非常严厉，责问她上午是不是有客户就质量问题要求退货找过客户服务部，告诉苏珊，区域经理以客户服务部经理均表示无法接受为由，拒绝了客户退货的要求，客户直接把投诉电话打到总裁办公室来了，要苏珊立即处理客户的退货要求，并就客户的投诉写一份详尽的报告给他。

苏珊放下电话，觉得非常委屈，想想也是自己的错，谁让自己忘了及时给区域经理复电话呢！

她挥手让旁边不知所措的助理出去，越想越烦，起身去找人力资源总监。

苏珊来到人力资源总监的办公室，见他正冲着二位员工发脾气，细看之下，是人力资源部的二位主管。苏珊犹豫了好一会，还是退了出来。

回到办公室，苏珊突然觉得自己在KLB公司工作5年来，第一次感到如此的无奈与茫然！

KLB公司因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苏珊该怎么办？

第四篇：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及思考

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及思考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初见规模。然而，城市化在给我们带来无限希望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农民由于失地而返贫，农民工与留守儿童问题，价值观的迷失，自然环境的浪费与破坏等。在“十二五”规划制定之际，认真反思城市化过程中的不足，总结经验和教训是非常必要的。本文从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统筹发展、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完善相关机制的建设、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了对城市化的理性思考，并提出了推进城

市化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 返贫 城乡差距 新农村建设

一、城市化简述

（一）城市和城市化简述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城市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的产物。在地理经济学中，城市被定义为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有足够多的非农人口，并具有生活必须的住宅、公共设施伴随着生产、交易、消费等活动的综合聚合体。

城市化也称作城镇化，是指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是城镇用地扩展，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地域不断扩散过程。简单的理解，就是农村和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化既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只有经历了城市化才能真正的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放开了对原有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这成为中国特色城市化进程的开端。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初见规模。人口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17.92%上升到2010年的45.7%，年平均提高1%以上。但是在“十一五”时期，我国的城市化遇到了“瓶颈”——城市化规模扩张的制约与品质提升的压力逐渐凸显。在中国，城市化所承载的，不仅是发展经济，还有城乡一体化、城乡共同富裕的目标。然而，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各地政府对中央的有关文件没有完全的理解和掌握，城市化的工作基本上单一的体现在对城市规模扩张和对GDP增长的追逐上，没有兼顾公共设施及民生的改善，使现阶段的城市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功利性，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与城市化的初衷正好背道而驰，所以总结城市化进程中的不足，为城市化的未来找出一条与经济发展相匹配与环境相协调城市与乡村和谐发展的新路子，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深层次问题及隐患

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沾沾自喜是远远不够的。正确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成果，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解决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程度的使城市化的成果由城市居民、农民共享，才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失地农民返贫

为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扩展的目的，地方政府把向农民征得的农民宅基地等土地复垦后换取同等面积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向农民征地用于城市化的建设，目的和初衷都没有错，但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搞“土地财政”发展地方经济就是大错特错了。

在征地的过程中没有对农民采用合理的安置方式，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也没有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所有权及使用权，农民在城市化的大潮中还没有享受到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又有一次的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被征占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准备奔向小康的农民却由于城市化而返贫了。2010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5.7%，城乡收入比却为3.31，考虑到可比性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大约达到了4至6倍左右。城市化的目的和意义是加快社会的发展，使城市的文明成果城乡共享，逐步的缩小城市与乡村二元经济体制带来的城乡差距，但是2010年《城市蓝皮书》上的这组数据却直接反映出，城市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本义被一些地方政府忽略了。

另外，农民为了获得更多的补偿，运用愈加激烈的方式进行“反拆迁”。政府向农民争地成为农民返贫的元凶，也成为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矛盾的根源。

（二）农民工、农二代与留守儿童问题

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原有能够支撑人们生产生活的公共物品呈现出严重不足的态势。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中付出自己辛勤劳动和汗水，却不能享受城市生活的待遇，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他们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独特的社会现象。据统计，全国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达1.2亿，他们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他们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及相关法律的不健全，使农民工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生活保障。这不免使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降低，同时，进城务工的农民会产生自我怀疑和自卑心理，用不理智、不负责任的方式对待自己和周围的人，甚至成为城市社会治安不稳定的因素。

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多数是出生于80年代以后，被称为“农二代”。他们曾是“留守儿童”，他们曾是随“民一代”父母进城寻梦的“无根儿童”。身为独生子女的他们拥有更多的文化知识，怀有更远大的理想，对城市也更加的熟悉，但是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抗压能力也更加脆弱。但是户籍制度、城市社保等相关制度的制约使他们“留不下，回不去”，成了游离在城市边缘的人。

另外，那些依然留守在农村的儿童，也同样存在很多的问题和困难。留守的少年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

（三）价值观的迷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还没有完整的建构。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出现了混乱。“信仰逐渐陨灭，理性越来越清晰”，对金钱、地位的追逐远远超过了对“真、善、美”的追求。这种迷失在城市中表现的更加明显。没有精神层面的追求，物质上再丰富也不能给人带来满足，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是非常危险的。从自我的迷失、迷惘到对自己失望甚至对整个社会不满，这个过程是非常危险的，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了威胁，对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非常不利。另外，在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没有强大的价值观的支撑也是很难攻克难关的。试想一下，整个社会都不择手段地追逐金钱和地位，或者碌碌无为、无所追求，不再提高自我修养，不再为组织内部着想，不再考虑帮助弱势群体提高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怎么又有强大的战斗力去进行经济建设，去进行城市化的建设呢?

（四）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及浪费

城市化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破坏也是其进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由于在城市集中了很多的工厂和企业，形成了“城市热岛”，使本来就脆弱的城市环境更加的不堪一击；城市的很多自然景观被钢筋水泥代替，影响了生物的多样性造成资源的浪费；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使生活垃圾的排放量增大，甚至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而造成环境的失调；另外还有噪声污染、光污染等新型污染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三、对城市化的理性思考

（一）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统筹发展

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具有“大”胸怀的“小”政府。大胸怀，指的是政府要逐步建立和施行相应的政策使城市真正的接受农民，即逐步消除或者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在住房、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限制，使农民能够“想留下”、“留得下”。“小”政府，指的是政府应该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即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人”。这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工作的重心和落脚点应该放在着力解决民生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创造政绩上。撤县建区、镇改街道，这些用行政手段推进的城市化模式使城市变大了，城镇人口变多了，城市化率提高了，但是这种被曲解了的城市化造成了社会产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公共配套设施仍然缺位，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单纯的“空间城市化”、人为推进城市化被认为是一种浪费的城市化。

基于这种矛盾，可以考虑一种新的思路：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统筹发展。在努力提高城市化的速度、优化城市化的质量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新农村的建设。让城市化促进新农村建设，令新农村建设成为城市化建设的坚强后盾和稳定的大后方，大力实施新型城市化新农村建设“包容性发展”的新战略。新农村建设中，倡导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使农村

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马克思在思考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曾预言过，人类社会的发展将经历从城乡分离到城乡融合的历史阶段。既然城乡融合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和大方向，那么新农村建设成为城市化的过渡阶段也是未尝不可的。在我国城市化的攻坚阶段，作为农民进入城市生活的过渡，新农村更容易使其安居、乐业，更有幸福感，也更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既保证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改善了农村落后的面貌，而且也在城市化速度增速与质量提高中找到平衡点。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建设统筹发展，再由新农村过渡到城市，无疑成为一种最佳的选择。

（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中要求的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也无论是教育、卫生、电力、水利、交通基础设施、住房、人身安全，都尽量满足社会上尽可能广泛的人群的共同愿望。那么在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的就不能仅仅发展大城市而忽略中等城市特别是小城市的发展。而是应该由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发展，中小城市为大城市发展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样的发展模式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可持续和社会公平的目标。相反的，如果过分追求占地广、人口多的大城市建设，不仅将导致有限的土地资源被浪费，也不利于城市空间与产业空间的优化。同时，大城市城市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资源，中小城市的资源却在一定程度上被挤占，其结果是城市得不到长远的发展，也很难完成城市化发展的长远目标。

（三）完善相关机制的建设

1．依法办事与监督

为保证在城市化进程中依法保障农民的利益，首当其冲的就是完善土地补偿机制。各地政府必须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土地管理法》的相关条款，对失地农民依法进行足额的补贴。不能让农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失地而再次返贫，保证农民在为城市化做出贡献的同时有相应的补偿。对失地农民补偿的过程中还应构建完善的监督，监督机制中不仅应包括司法监督、行政监督还应该进行补偿机制的政务公开，让农民充分的知晓相关的补偿方法和制度。保证切实的监督，确保在农民、大众传媒和公众的监督之下进行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保质保量的完成土地的征用工作。

2．推进教育工作

保证对农民及留守儿童的帮扶教育。由各地的农技单位对农民进行科学育种、科学增产等方面的培训，充实农民原有的种田思想。这对我国的农业生产逐步向机械化、科学化发展有深远的意义。对失地农民进行再就业的培训，使农民可以掌握新的技能进入非农部门工作，从而成为城市化建设中的基础力量。而对于留守儿童要强化社会的关注度，由教育部门负责对留守儿童集中的地区进行定期的走访和大学生支教活动。帮助留守儿童的提高心理素质、道德品质，使他们拥有更强大的内心去适应社会，让他们理解他们及父母都是城市化的奉献者，而不是被城市遗忘的人。

3．构建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

缩小城乡差别，最重要的是指缩小城乡在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逐步完善农村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建立完善的医疗和福利制度，是农民取得“病有所依，老有所养”的保障。农民不会因为疾病和年老而无力支撑生活，甚至成为儿女和社会负担。在农村

建立与城市类似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也过上有保障的生活，是城市化成果惠及农村的重要表现形式。

建立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采取村民自愿，多方合作的模式。参保费用由农民、村政府和上级政府以及中央财政共同负担，以“专款专用、严格监督、惠及村民”的原则，按照一定的比例筹集资金、建立专用账户。可以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

（四）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经济转轨和城市化的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和完善统一的价值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我国实现城市化的关键阶段，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能够为城市化的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也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种民族精神的合力。让大家了解现阶段的实际困难和未来的美好前景、了解经济转型、了解城市化，坚定全社会攻坚城市化的信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战胜当前各种困难，最终实现城市化的关键因素。

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可以是从上而下的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具体的，从上而下是指从中央到地方大力推行的价值体系建设的学习，再向下级机构转达思想和要义。主要涉及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企事业领导层的学习。而自下而上是指以社区、高等教育机构作为基本单位的学者、群众等对社会价值体系形成认同的过程，再向上级机构汇报学习的成果。形式也可以是多样的，可以出版社区报、经验交流座谈会等。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充当媒介和两种学习方式的连接点，通过宣传报道使两种方式的学习过程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一认识。

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在纯粹的速度指标上是偏慢的（每年的平均速度在1%左右），但是在保障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指标上又是超前的（没有保证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在“十一五”计划和“十二五”计划交接之际，停下脚步反思城市化进程当中出现的问题、总结经验与不足是相当必要的。在成功举办世博会之际，希望我们的城市化也如世博会的口号一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发展中不断反思错误，不断进步，让城市化脚步逐步深入的进行下去，让城市化的成果能够惠及城乡居民。

第五篇：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及思考

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及思考

李鹤*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初见规模。然而，城市化在给我们带来无限希望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农民由于失地而返贫，农民工与留守儿童问题，价值观的迷失，自然环境的浪费与破坏等。在“十二五”规划制定之际，认真反思城市化过程中的不足，总结经验和教训是非常必要的。本文从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统筹发展、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完善相关机制的建设、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了对城市化的理性思考，并提出了推进城市化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 返贫 城乡差距 新农村建设

一、城市化简述

（一）城市和城市化简述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城市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的产物。在地理经济学中，城市被定义为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有足够多的非农人口，并具有生活必须的住宅、公共设施伴随着生产、交易、消费等活动的综合聚合体。

城市化也称作城镇化，是指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是城镇用地扩展，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地域不断扩散过程。简单的理解，就是农村和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化既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只有经历了城市化才能真正的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放开了对原有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这成为中国特色城市化进程的开端。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初见规模。人口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17.92%上升到2010年的45.7%，年平均提高1%以上。但是在“十一五”时期，我国的城市化遇到了“瓶颈”——城市化规模扩张的制约与品质提升的压力逐渐凸显。在中国，城市化所承载的，不仅是发展经济，还有城乡一体化、城乡共同富裕的目标。然而，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各地政府对中央的有关文件没有完全的理解和掌握，城市化的工作基本上单一的体现在对城市规模扩张和对GDP增长的追逐上，没有兼顾公共设施及民生的改善，使现阶段的城市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功利性，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与城市化的初衷正好背道而驰，所以总结城市化进程中的不足，为城市化的未来找出一条与经济发展相匹配与环境相协调城市与乡村和谐发展的新路子，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必要的。*李鹤，东北财经大学行政管理专业2009级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公共管理。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深层次问题及隐患

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沾沾自喜是远远不够的。正确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成果，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解决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程度的使城市化的成果由城市居民、农民共享，才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失地农民返贫

为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扩展的目的，地方政府把向农民征得的农民宅基地等土地复垦后换取同等面积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向农民征地用于城市化的建设，目的和初衷都没有错，但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搞“土地财政”发展地方经济就是大错特错了。

在征地的过程中没有对农民采用合理的安置方式，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也没有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所有权及使用权，农民在城市化的大潮中还没有享受到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又有一次的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被征占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准备奔向小康的农民却由于城市化而返贫了。2010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5.7%，城乡收入比却为3.31，考虑到可比性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大约达到了4至6倍左右。城市化的目的和意义是加快社会的发展，使城市的文明成果城乡共享，逐步的缩小城市与乡村二元经济体制带来的城乡差距，但是2010年《城市蓝皮书》上的这组数据却直接反映出，城市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本义被一些地方政府忽略了。

另外，农民为了获得更多的补偿，运用愈加激烈的方式进行“反拆迁”。政府向农民争地成为农民返贫的元凶，也成为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矛盾的根源。

（二）农民工、农二代与留守儿童问题

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原有能够支撑人们生产生活的公共物品呈现出严重不足的态势。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中付出自己辛勤劳动和汗水，却不能享受城市生活的待遇，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他们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独特的社会现象。据统计，全国农民工总数超过2亿，其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达1.2亿，他们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他们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及相关法律的不健全，使农民工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生活保障。这不免使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降低，同时，进城务工的农民会产生自我怀疑和自卑心理，用不理智、不负责任的方式对待自己和周围的人，甚至成为城市社会治安不稳定的因素。

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多数是出生于80年代以后，被称为“农二代”。他们曾是“留守儿童”，他们曾是随“民一代”父母进城寻梦的“无根儿童”。身为独生子女的他们拥有更多的文化知识，怀有更远大的理想，对城市也更加的熟悉，但是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抗压能力也更加脆弱。但是户籍制度、城市社保等相关制度的制约使他们“留不下，回不去”，成了游离在城

市边缘的人。

另外，那些依然留守在农村的儿童，也同样存在很多的问题和困难。留守的少年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

（三）价值观的迷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还没有完整的建构。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出现了混乱。“信仰逐渐陨灭，理性越来越清晰”，对金钱、地位的追逐远远超过了对“真、善、美”的追求。这种迷失在城市中表现的更加明显。没有精神层面的追求，物质上再丰富也不能给人带来满足，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是非常危险的。从自我的迷失、迷惘到对自己失望甚至对整个社会不满，这个过程是非常危险的，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了威胁，对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非常不利。另外，在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没有强大的价值观的支撑也是很难攻克难关的。试想一下，整个社会都不择手段地追逐金钱和地位，或者碌碌无为、无所追求，不再提高自我修养，不再为组织内部着想，不再考虑帮助弱势群体提高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怎么又有强大的战斗力去进行经济建设，去进行城市化的建设呢?

（四）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及浪费

城市化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破坏也是其进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由于在城市集中了很多的工厂和企业，形成了“城市热岛”，使本来就脆弱的城市环境更加的不堪一击；城市的很多自然景观被钢筋水泥代替，影响了生物的多样性造成资源的浪费；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使生活垃圾的排放量增大，甚至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而造成环境的失调；另外还有噪声污染、光污染等新型污染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三、对城市化的理性思考

（一）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统筹发展

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具有“大”胸怀的“小”政府。大胸怀，指的是政府要逐步建立和施行相应的政策使城市真正的接受农民，即逐步消除或者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在住房、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限制，使农民能够“想留下”、“留得下”。“小”政府，指的是政府应该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即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人”。这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工作的重心和落脚点应该放在着力解决民生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创造政绩上。撤县建区、镇改街道，这些用行政手段推进的城市化模式使城市变大了，城镇人口变多了，城市化率提高了，但是这种被曲解了的城市化造成了社会产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公共配套设施仍然缺位，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单纯的“空间城市化”、人为推进城市化被认为是一种浪费的城市化。

基于这种矛盾，可以考虑一种新的思路：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统筹发展。在努力提高城

市化的速度、优化城市化的质量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新农村的建设。让城市化促进新农村建设，令新农村建设成为城市化建设的坚强后盾和稳定的大后方，大力实施新型城市化新农村建设“包容性发展”的新战略。新农村建设中，倡导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使农村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马克思在思考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曾预言过，人类社会的发展将经历从城乡分离到城乡融合的历史阶段。既然城乡融合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和大方向，那么新农村建设成为城市化的过渡阶段也是未尝不可的。在我国城市化的攻坚阶段，作为农民进入城市生活的过渡，新农村更容易使其安居、乐业，更有幸福感，也更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既保证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改善了农村落后的面貌，而且也在城市化速度增速与质量提高中找到平衡点。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建设统筹发展，再由新农村过渡到城市，无疑成为一种最佳的选择。

（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中要求的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也无论是教育、卫生、电力、水利、交通基础设施、住房、人身安全，都尽量满足社会上尽可能广泛的人群的共同愿望。那么在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的就不能仅仅发展大城市而忽略中等城市特别是小城市的发展。而是应该由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发展，中小城市为大城市发展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样的发展模式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可持续和社会公平的目标。相反的，如果过分追求占地广、人口多的大城市建设，不仅将导致有限的土地资源被浪费，也不利于城市空间与产业空间的优化。同时，大城市城市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资源，中小城市的资源却在一定程度上被挤占，其结果是城市得不到长远的发展，也很难完成城市化发展的长远目标。

（三）完善相关机制的建设

1．依法办事与监督

为保证在城市化进程中依法保障农民的利益，首当其冲的就是完善土地补偿机制。各地政府必须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土地管理法》的相关条款，对失地农民依法进行足额的补贴。不能让农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失地而再次返贫，保证农民在为城市化做出贡献的同时有相应的补偿。对失地农民补偿的过程中还应构建完善的监督，监督机制中不仅应包括司法监督、行政监督还应该进行补偿机制的政务公开，让农民充分的知晓相关的补偿方法和制度。保证切实的监督，确保在农民、大众传媒和公众的监督之下进行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保质保量的完成土地的征用工作。

2．推进教育工作

保证对农民及留守儿童的帮扶教育。由各地的农技单位对农民进行科学育种、科学增产等方面的培训，充实农民原有的种田思想。这对我国的农业生产逐步向机械化、科学化发展有深远的意义。对失地农民进行再就业的培训，使农民可以掌握新的技能进入非农部门工作，从而成为城市化建设中的基础力量。而对于留守儿童要强化社会的关注度，由教育部门负责对留守儿童集中的地区进行定期的走访和大学生支教活动。帮助留守儿童的提高心理素质、道德品质，使他们拥有更强大的内心去适应社会，让他们理解他们及父母都是城市化的奉献者，而不是被城市遗忘的人。

3．构建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

缩小城乡差别，最重要的是指缩小城乡在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逐步完善农村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建立完善的医疗和福利制度，是农民取得“病有所依，老有所养”的保障。农民不会因为疾病和年老而无力支撑生活，甚至成为儿女和社会负担。在农村建立与城市类似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也过上有保障的生活，是城市化成果惠及农村的重要表现形式。

建立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采取村民自愿，多方合作的模式。参保费用由农民、村政府和上级政府以及中央财政共同负担，以“专款专用、严格监督、惠及村民”的原则，按照一定的比例筹集资金、建立专用账户。可以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农村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

（四）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经济转轨和城市化的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和完善统一的价值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我国实现城市化的关键阶段，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能够为城市化的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也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种民族精神的合力。让大家了解现阶段的实际困难和未来的美好前景、了解经济转型、了解城市化，坚定全社会攻坚城市化的信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战胜当前各种困难，最终实现城市化的关键因素。

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可以是从上而下的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具体的，从上而下是指从中央到地方大力推行的价值体系建设的学习，再向下级机构转达思想和要义。主要涉及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企事业领导层的学习。而自下而上是指以社区、高等教育机构作为基本单位的学者、群众等对社会价值体系形成认同的过程，再向上级机构汇报学习的成果。形式也可以是多样的，可以出版社区报、经验交流座谈会等。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充当媒介和两种学习方式的连接点，通过宣传报道使两种方式的学习过程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一认识。

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在纯粹的速度指标上是偏慢的（每年的平均速度在1%左右），但是在保障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指标上又是超前的（没有保证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在“十一五”计划和“十二五”计划交接之际，停下脚步反思城市化进程当中出现的问题、总结经验与不足是相当必要的。在成功举办世博会之际，希望我们的城市化也如世博会的口号一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发展中不断反思错误，不断进步，让城市化脚步逐步深入的进行下去，让城市化的成果能够惠及城乡居民。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2010年城市蓝皮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张会永：《从信仰的道德到道德的信仰——康德前批判信仰时期道德信仰学说的发展历程》[J]，甘肃理论学刊，2009（1）：129-130。

[3]高 勇：《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探讨》[J]，经济学家，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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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程骅：《城市化不应是“农村边缘化”》[N]，人民日报2009（11）。

[6]葛伟宾：《城市“民二代”：留不下，回不去》[J]，法制与生活，2010（5）。

[7]顾益康：《以新型城市化引领新农村建设》[N]，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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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共成都市金牛区委党校课题组：《“田园城市”与城市化进程的反思》[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0（4）。

The problems of urbanization and rational thinking

Li He

Abstract：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our country more than thirty years, China's urbanization is beginning to scale.However, as if urbanization gave us great hope, caused many negative impacts.For example, peasants back to poor,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children, values lost, and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and etc.When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had been formulated, it is important to summing up and reflective.The thesis contains many rational thoughts as following: the relationship of new-rural and urbanization’s construc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ities, improving the relevant mechanism, and firming the core value system.At the same time,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urbanization.Key Words: urbanizationback to povertyurban-rural disparitynew-rural 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