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以新型城市化破解 “三农”发展难题
来源：2013-1-5 南方日报
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正在从初级形态的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向高级形态的结构转换型城市化转变。要以新型城市化为重要抓手，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转型，求解“三农”发展难题。
党的十八大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问题，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是在“四化”即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总体部署基础上，指出推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和同步发展；二是围绕解决“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发展难题，指出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前一论述针对的是城乡差距，后一论述则强调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格局。结合两个方面看，就是必须直面城乡二元结构现实，把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发展难题的根本途径。
一、“城市化”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
经过多年的科学发展，我国已经确立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本方略、政策和初步制度框架，城乡差距出现缩小迹象，“三农”发展进入一个“黄金期”。但是，目前我国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最大的发展差距仍然是城乡差距，“三农”短板现象仍然明显。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或城市化步伐，突出表现是农业基础仍然薄弱。“三农”发展难题如果得不到解决，那么不仅农村地区难以发展，而且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也不能如期实现。
现在，强调把城镇化或城市化看作是释放“三农”需求的重要战略基点，这里所说的“城市化”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传统的“城市化”（城镇化或都市化）
概念是一种“人口转移型城市化”，这种城市化历史往往“偏向城市”而相对忽视农村甚至“歧视乡村”。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农村人口。这说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正在从初级形态的人口转移型城市化向高级形态的结构转换型城市化转变，即正在进入新型城市化阶段。与传统城市化不同，新型城市化必须将“三农”难题解决纳入城市结构的整体转换战略当中。也就是说，必须以新型城市化为重要抓手，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转型，求解“三农”发展难题。
二、强化新型城市化的产业结构调整
强化新型城市化的产业结构调整，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体制机制，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础，必须把农业现代化置于新型城市化产业结构中与信息化、工业化同步发展的位置，对城乡产业发展进行一体化规划引导，形成城乡合理分工与相互耦合、资源要素科学配置的产业体系。这就要求发挥工业化、信息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引领带动作用，严格控制城市占地规模，严格控制耕地和淡水资源使用，坚持走出一条不以牺牲农业、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新路子，确保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必须以新型城市化有效带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农业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创造有利条件。必须在新型城市化进程中，依托产业集聚区和创业园，搭建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载体平台，促进城市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现代生产要素向农业领域延伸或向农村有序流动，同时彻底改变传统农村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单向流动的发展模式，逐步使农村承包地、宅基地、住房等资源要素平等进入市场进行等价交换、自由流通，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生产要素市场配置体制机制基础。
三、推进新型城市化的整体空间布局
推进新型城市化的整体空间布局，建立健全大中小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引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城乡规划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前提，必须把新农村建设置于新型城市化空间布局的重要位置，重点解决城乡之间规划结构不一致、资源配置不合理、规划管理不科学等影响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整体性问题。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作为新型城市化重点，做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规划，优化生产力布局，引导一些产业从大中城市向中小城市转移，真正形成以大城市为龙头，以中小城市、小城镇为支撑，以农村新型社区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化格局。加快小城镇建设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促进农村人口就地城市化，缓解大城市压力。在新型城市化过程中，要稳步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实行一体化的建设标准、管理模式、服务和价格标准，努力构建城乡一体的交通公路网、公交服务网、供水排污网、信息传播网、环卫设施网、电力建设网、供水供气网，发挥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四、延伸新型城市化的公共服务
延伸新型城市化的公共服务，建立健全城乡公共资源均等配置体制机制，保障广大农民权益。城乡利益分配是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本质，必须把保障农民权益置于新型城市化公共服务体系的首要位置，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妥善处理失衡的城乡关系。逐步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范围，不断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健全城乡利益共享分配体系，实行城乡土地和集体资产股份化改革，让农民分享到新型城市化带来的成果收益。按照公共财政体制要求，加大惠农富农政策力度，着力促进农民增收，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积极推进城乡社会事业一体化，以城乡劳动力充分就业及人人享有社会
保障为目标，以新型农村社区为载体，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实现城乡居民在教育、就业、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平公正。把扩大内需重点转向农村，加快建立扩大农村消费需求长效机制，开拓农村消费市场。
（作者系中共广州市委党校研究室主任、教授）
第二篇：发展现代农业 破解三农难题
[摘要]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积极探讨、科学规划，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多措并举全力做好农村土地托管、流转文章。
土地是农民群众的命根子，是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致富的良好保障。做好土地托管、土地流转工作，不仅促进了农业产业化进程，而且提高了土地的产出效益和村民的经济效益，使土地变得“寸土寸金”。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积极探讨、科学规划，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多措并举全力做好农村土地托管、流转文章。该县着眼于破解基层组织建设中最难突破的村集体“无钱办事”这一难题，坚持组织部门牵头抓，供销系统具体抓，整合两部门优势，联手在全县全面推行土地托管、土地流转，促进了村集体普遍增收；供销社拓展服务市场，农民群众得到实惠，党建带社建实现共赢。截至目前，全县15个乡镇（街道、开发区）140多个村已完成土地托管、流转面积7万余亩。
科学探索运作模式，积极开拓服务空间。以村级党组织为龙头，以基层供销社为服务主体，以专业合作社为纽带，联合涉农企业、包地大户等，对农民零散地块进行统一托管服务，以合同形式约定服务内容，通过集约化、规模化运作管理降低生产管理成本，向农民收取低于同期市场价格的服务费用，在不改变农民土地承包权和收益权的状态下，完成农民托付的各项服务，通过参与土地托管相关专业合作社盈利分红及提供有偿服务，增加村集体收入。通过实践，该县探索出了四种土地托管模式：一是由基层供销社领办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村“两委”协助管理与服务；二是由基层供销社流转农户的土地，村“两委”帮助协调并参与管理；三是由村“两委”流转农户的土地，由基层供销社提供全托管服务；四是由村“两委”与农户签订托管协议，基层供销社再与村“两委”签订服务协议。该县土地托管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实践取得一定成效；县供销社和基层供销社把质优价廉、一举多得的服务拓展到现代农业生产的广阔空间，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服务市场，尤其是县委组织部与县供销社“联手”，村“两委”与基层供销社“合作”，协助供销社在助推农业发展中有所作为，使县供销社在县直部门中、基层供销社在农村党员干部群众中的影响力有所增强，为基层供销社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有效破解了“三农”难题，在助推现代农业发展的同时，解决了农民种地、增收难题。
“土地的有序流转，一方面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富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促进了我镇经济结构调整；另一方面解决了多数因外出务工人员的逐年增多，造成的土地闲置和抛荒；同时大部分留守老人和妇女，也能从种田大户那里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有效地促进了群众增收。”杨营镇党委书记孔祥华在3月22日全镇土地流转座谈会上对20余名村支部书记讲道。该镇积极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和土地流转管理服务方法，采取“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农民参与”的运作模式，大力实施“小块并大块”农村土地整治整合，按照“蔚营模式”积极探讨土地流转新思路。目前全镇已有刘普桥、张庄和高庄等15个村3万余亩土地开展整治整合并对外公开招标，加入流转“大军”。该镇通过积极探讨、科学规划，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多措并举全力做好农村土地流转文章。加大宣传土地流转政策力度，鼓励、调动群众参与土地流转。年后至今该镇已多次召开土地流转调度会，安排包村人员深入各村户，向党员、村干部和群众积极宣传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以及带来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为群众算好经济账，让群众切实主动参与土地流转。创新土地流转形式，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因地制宜，按照“公司+生产基地+农户”的运行模式，引导土地向经营大户、致富能手流转，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通过农村土地流转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的同时，建设一批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全力培育特色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大土地流转信贷扶持力度，通过积极向县有关部门争取小额贷款等形式，帮助土地流转经营主体解决生产资金，增设土地流转专项贷款基金，缓解农业经营主体贷款压力。保障农民权益，切实促民增收；任何一处
土地流转，该镇都要求签订好土地流转合同，规范合同内容，明确土地流转形式、面积、年限及双方的责、权、义。同时要求土地流转合同要司法公证，确保合同的严肃性，从根本上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土地流转不仅保障了村民的合法权益，而且也增加了村民收入；一方面土地流出农户的流转费明显增加；另一方面，通过调整结构发展设施农业，新增了就业岗位，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达到农业产业化发展和促农增收的双赢局面。
土地流转促增收，高效农业好奔头。自去年8月份开始，在县下派办、杨营镇等部门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市公安局特警支队驻蔚营村“第一书记”马保军带领村党员干部群众积极探索，历时5个月完成了全村土地流转工作，蔚营村的现代农业梦想全面起航。“一开始，农民都不愿流转土地，因为有些农民的耕地相对较少且比较分散，因此他们每年农忙时间并不太长，基本不太影响外出打工，一些农民特别是一些年纪较大的农民恋土情结重，宁愿粗放经营，也不愿意将耕地流转出去；另外，还有一些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把土地作为自己最后的退路，也不愿长期将土地流转。”孔祥华介绍说。如今，蔚营村土地按照每亩800斤小麦的价格流转给了种粮大户和经营能手，大量农民结束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时代，一部分富余劳动力开始向二、三产业转移，另一部分则自己做起生意，当上了“小老板”。“大规模机械化催生了现代农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和种地时候相比，全村人均收入增加了1000余元；现在村文化广场也热闹起来了，每天都有村民跟着音乐扭扭跳跳，群众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了。”蔚营村支部书记侯宪强笑着说。杨营镇现有耕地面积5.3万余亩，土地耕作呈现地块零散、地类多样、地理地貌复杂等特点。为解决农村土地地块细小、分散，不利于耕种管理的问题，该镇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家庭经营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通过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整理、中低产田改造、农田水利建设等涉农项目挂钩，引导农户把分散的土地流转出来并出租给大公司，实现专业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经营风险，克服家庭经营的局限性，为规模化生产提供条件；同时，逐步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工商企业、科技人员等投资发展效益农业，促进土地资源向工商企业、农技人员和种养经营能手流转和集中。
第三篇：破解三农难题实现统筹发展
破解三农难题 实现统筹发展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17日 22:05 作者：李文勇
平原县是传统农业大县，全县４４万人口中３８万是农民，因此，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县的小康。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必须从农村抓起，从破解三农问题入手。２００３年以来，我们在全县开展了以培育新型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秀美农村为核心内容的小康村创建工程，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一、树立创建样板，制定科学标准
我们根据国家有关小康社会的指标，结合本县实际，在村庄基础设施、精神文明、基层组织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四个方面，制定了一套２０项的小康村创建基本标准。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制定了四化道路硬化、造林绿化、村庄亮化、整体美化、四通村村通油路、户户通自来水、通电话、通有线电视、两改改厕、改圈等标准，积极开展村容村貌整治活动，建立健全文化大院和体育场所，改善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从改陋习、讲公德、树新风入手，更新思想观念，提高自身素质，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懂科技、能致富的新型农民。同时，在村风民风、社会治安和信访事件、农村社会稳定及农民安居乐业方面树立动态标准。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明确提出村党支部要有战斗力和凝聚力，要发挥核心作用，积极推进农村基层自治，发扬基层民主，保障农民权益。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我们抓住增加农民收入这个根本，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培植主导产业，加快剩余劳动力转移。同时加强社会建设，制定了九年义务制教育、计划生育、初级卫生保健、合作医疗和劳动保障等方面的标准。在科学制定创建标准的同时，我们抓样板示范。县里采取培植典型、示范引导等措施，扎实推进创建工作，做到点上工作亮起来、面上工作跟上来。坚持抓点带面，对４０个首批示范村，责任到人，由四大班子２０个县级领导直接联系，全面负责，及时总结推广创建经验。
二、突出创建重点，启动三大工程
小康村创建涉及农民、农业、农村三方面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围绕小康村创建总体目标，牢牢抓住创建核心，创造性地启动了培育新型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秀美农村三大工程。
培育新型农民工程。农民群众是小康村创建的主体，也是受益的主体。没有农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小康村创建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实施这一工程，就是要突出解决农民观念落后、致富能力不强、向二、三产业转移缓慢等问题，从根本上激活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内在动力。为此，我们以培训为抓手，实施培育工程：一是观念培训。县里连续两年组织农民南下温州学习，并邀请了百名浙商访平原，面对面与农民进行思想交流与沟通。各乡镇还组织万名农民外出参观，使广大农民的心灵受到了震撼，封闭陈旧的思想和落后的观念受到了冲击，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二是技能培训。实施五万农民培训工程。由农业局、畜牧局、林业局、蔬菜局、民营局等五个职能部门利用多种形式分别培训一万名农民群众，增强农民群众科技素质和致富技能。三是劳务输出人员的技能培训。四是法制培训。开展法律下乡入户活动，完善村规民约，引导农民学法懂法用法、依法办事和维护自身权益。
发展现代农业工程。发展现代农业既是小康村创建的基础，又是实现全面小康的物质保障。我们规划和实施了“三五一”的现代农业发展工程。一是建成三个一批。按照市场化的要求，瞄准国内外市场，建成一批品牌型的订单农业生产基地，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优质高效农业；按照产业化的要求，坚持以工业观念经营农业，扶持一批农字号的龙头企业，带动生产基地，形成产业链；按照规模经营的要求，加快土地流转，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培育一批特色产业、专业村和专业大户，提高农业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水平。二是形成五大体系。按照社会化的要求，从种养加产供销多个环节，培育形成适应现代农业要求的良种良方科技推广体系、农产品标准化无公害控制体系、农民互助合作经济体系、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监管体系、农业市场信息服务体系。三是完善一个保障。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投入，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使农业增收的保障作用更加巩固。
建设秀美农村工程。主要是改善农村生存和发展环境，实现人口、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突出抓好四个环境建设：一是建设起居卫生的村居环境，以制定村庄规划为切入点，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治理农村脏、乱、差。二是建设健康文明的文化环境，开展送文明新风进千家万户和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完善文体娱乐场所，建立健全村规民约。三是建设和谐民主的政治环境，推行农村干部、党员星级化管理，强化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深化农村财务改革。四是建设舒适宜人的生态环境，建设绿色通道、围村林带和农田林网，实现村在林中、房在树中、人在绿中。
三、创新推进方式，把握四项原则
在创建工作中，我们坚持规划先行，加强协调，牢牢把握四项原则，创新小康村创建的推进方式，实现联动共促。
１．总体规划，三步实施。创建小康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坚持总体规划、三步实施、有序推进。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到２００５年底为起步、示范阶段，实现１５％的村庄达到小康村标准；从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底为扩面、延伸阶段，实现６０％的村庄达到小康村标准；从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５年为普及、提高阶段，实现全面建设小康县的目标。
２．梯次创建，分类指导。针对全县８７８个行政村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分为三个创建梯次：一是首选４０个经济基础好、班子强的村庄作为示范村，重点帮扶，一年打基础，两年成样板。二是筛选１００个村作为第二梯队，进行重点培育，扩大创建示范面。三是其他村庄全面启动、扎实创建。三个梯次的村庄，制定相应的阶段性考核标准，分类指导创建工作。
３．职责转变，落实责任。推进小康村创建，关键在于各级组织的职责到位。全县把小康村创建工作目标分解细化为７８项工作任务，分别落实到１１个乡镇和２７个责任部门，逐村逐项抓好落实。各部门紧扣创建主题，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宣传部门为创建工作舆论造势，群团部门广泛开展了遵守文明公约、学讲文明用语活动，文化、卫生、科技等部门开展“六下乡”活动，涉农部门立足自身职能，为群众选产业、搞服务，抓好具体工作的落实。
４．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小康村创建必须跳出农村看农村，把创建活动置于整个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中，坚持城乡联动，统筹发展。一是提高县城的中心辐射作用。按照“城区东扩、行政办公区东移、旧城以商住为主”的总体思路，构筑了“三区一城”、“七纵六横”的总体框架。先后实施了城区道路改造、城区景观绿化等２６项工程，完善了城市功能，增强了辐射力和吸引力。二是加快村镇建设步伐。乡镇按照“一次规划、分步实施、适度超前、滚动发展”的原则，制定了小城镇发展的总体规划和８７８个村庄的发展规划，村容村貌建设全面启动。三是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积极改革传统的户籍政策，取消了对农民进城的各种不合理规定，对其在城里生活、就业、子女上学以及进城创业和到开发区办厂给予各种鼓励和优惠。
经过两年来的创建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是农业结构得到调整，农民收入显著增加。全县培训农民１２万人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３．６万人。涌现出了２００多个种植专业村、１００多个养殖专业村和１６０多个民营经济专业村，从事特色产业的专业户达到７０００多户。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平均增加３００元。二是农民群众封闭落后的生活习俗得到改变，讲文明、树新风、改陋习、谋致富成为农民的新时尚。两年来，增建村文化大院５２７处，农民夜校３５０处，体育场所２８０处，农村六星级以上文明户达到８０％。三是农村环境明显改善。两年来，新修公路１１００多公里，植树造林３０００多万株，农田水利设施投入２亿多元。全县有９５％的行政村通上油路，９０％的村实现了村庄绿化，３８％的村庄街道硬化，８５％的村庄街道亮化，２０％的村庄用上了自来水；４０％的农户接入有线电视，７８％的农户安上电话。四是进一步密切了农村党群干群关系。农村党支部的核心作用和干部、党员的带头致富和带民致富的双带作用在创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作者：中共山东省平原县委书记）
第四篇：破解城市化难题
破解城市化难题
主持人：本刊记者王红茹
特邀嘉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导李义平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秘书长刘维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周宏春
八十年代中期，国家给乡镇企业发展制定了一条政策叫“离土不离乡”，说白了，是怕大批农民进城。后来，农民生产的粮食富余了，但城市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并未疏通，乡镇企业式的工业化没有带来相应的城市化，中国出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同步的奇特现象。有专家预测，在现有水平上，城市化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直接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如果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每年可望增加上万亿元的消费需求。目前，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超过50％，但城市化水平却只有35％。中国经济要持续长远发展，“三农”问题要彻底解决，城市化是必由之路——
城市化要有产业支持
主持人：现在有的地方搞城市化，但没有产业支持，民间戏称为“一条大马路，两行卷帘门”。这样的城市化恰如当年形式主义的大办开发区，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那么，一个城市在产业选择上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
李义平：我认为首当其冲的是比较优势，是有利于劳动力的转移。比较优势是市场经济的真谛。简单地说，市场经济就是各市场主体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进行交换，不仅自己的“蛋糕”可以做大，整个社会的“蛋糕”也可以做得比原来更大。
按照发展经济学家约翰·刘易斯的看法，所谓发展就是把传统部门即农村的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通过发展现代部门不断地予以转移。从实践来看，这种供给必须是有效供给，所谓有效供给就是选择的产业层次对从业人员素质的要求与转移出来的人员的素质相适应，可以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如果选择的产业对人员素质要求太高，即使城市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转移不出来。剩余劳动力在素质上的不适应是一种结构性失衡。
从实践来看，我国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等地是城市化、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功的典范。这里基本上不存在农民问题，因为很多企业就是农民办的。农民办的企业自然与农民的素质相适应，故而顺利地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之劳动力成本低（对于真正的企业家来说，如果用机器合算就用机器，用劳动力更合算就用劳动力)，产品有竞争力，其客观效果是经济发展得很快。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与人员素质再不断提升。这一典型案例告诉我们，任何技术都
是适度技术，是经济技术，即有经济效益的技术，不是技术含量越高越好。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西部的一些省份在产业选择上无视本地域偏远、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素质不高的特点，非常时髦地选择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这样的工业化是把现代部门镶嵌到传统部门，是计划经济早期发展工业化的做法，是在复制“二元经济”。
两种不同选择的深层次差异是谁在进行选择。浙江的选择主要是老百姓根据市场需求自发选择的，选择的结果与选择者的利益休戚相关。后者的选择是地方政府决策的，地方政府领导在进行选择时，首先考虑的是政绩，与老百姓的目的、动机是有差异的。
其次是准确的战略定位。战略定位是发挥比较优势的逻辑必然。一个城市的战略定位就是要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寻找到在一个经济区域中自己的城市所能扮演的角色，找到适合于自己城市的位置，形成城市的品牌和形象。由于在一个经济流动圈中各个城市与生俱来的特点不同，决定了各自担当扮演的角色不同，都当龙头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应从自然经济相对封闭的自成体系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龙头城市和配角城市是独立的主体，是基于自己利益的交换行为，交换的结果是双赢的。浙江嘉兴选择服务于上海，把上海作为自己的大市场，效果相当不错。
最后，我还想强调的是，在产业选择上一定要正确认识传统产业、夕阳产业和知识经济的关系。传统产业并不等于夕阳产业，比如炼钢确实是传统产业，但并不是夕阳产业，关键是怎么用最新的技术去装备和改造传统产业。这个问题对于老工业基地特别重要。总之，我们不要一听新经济就盲目地兴奋，一听传统产业就莫须有地黯然神伤。
东中西部城市发展的重点应有不同
主持人：中央在制订“十五”规划时，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战略思路。应当说，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政策调整。它与“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适度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及“小城镇大战略”的政策相比，有了很大进步。但中国幅员辽阔，南北、东西从地理环境到气候条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都有较大差距。因此用一个政策“一刀切”就难免脱离本地区的实际，难于实施。由于中国东、中、西部的差距较大，发展的重点也应有不同。如何因地制宜地制定本地区的城镇发展战略，使本地区逐步形成完善的城市结构体系，以推动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
刘维新：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环境条件也比较好，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大中小城市都有了长足发展，并形成了很多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如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塘城市群，辽沈城市群等。由于城市群的形成，构造了比较合理的大中小城市结构，并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城镇网络体系；而城镇网络体系的形成，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像这些地区，每个城市群都有2—3座大城市或特大城市支撑，而这些大城市规模都比较大，已
出现不少“城市病”。因此，发展的重点，应放在小城市明名星城镇上，以便适当疏散特大和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如果把重点仍放在特大城市或大城市上，就会对长远发展带来困扰。虽然大城市具有集聚效应，但是，超过度就会朝反方向发展。中部地区是我国城市经济梯度发展的中间地带。像这些地区大城市和中等城市都有了一定发展，有的地区还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网络，如湖南的长沙、株州、湘潭地区，以及山西的太原地区。但从中部整体看，尚未形成较完善的城市群。因此，城市发展重点应放在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上，使之逐步在一个区域范围内形成大中小城市体系，有条件的城镇也可优先发展，但重点应是中小城市。因为这些地区的重点目标是尽快形成完整的城镇体系和合理的城镇结构。只有城镇体系的完善，才能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有了区域经济基础，城市才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有4个支撑点，即：资源(土地、水、人才、信息)、环境(生态环境、文态环境、社会环境)、区域经济基础和城市品牌(含城市形象品牌、产品品牌)。
西部地区在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前，与中部和东部都有很大差距，也是贫困人口集中的区域。自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近两年有了很大发展，增长速度超过东部和中部地区，但经济总量仍与东部有很大差距。西部地区由于西南部与西北部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差异较大，经济基础也极不平衡。因此，城市发展南北差距也很大。有些地区城市首位度较高，城镇体系结构极不合理。所以，要依据不同地区确定不同的城镇发展方针。例如：成都与西安地区，基本上已初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体系，因此，其发展重点应放在小城市与有特色的名星城镇上；像贵州、广西、云南、宁夏、甘肃省会城市都有一定规模，也有一定的辐射力与吸引力，但这些省份的中等城市发展不足，今后应把发展中小城市作为重点，使之逐步形成城镇网络体系；像青海、西藏、新疆，尚未形成具有影响力的中心城市，应把发展重点放在大城市上，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建制镇一般不能作为发展重点，因为把建制镇作为重点，就会降低经济效益。
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应扮演五种角色
主持人：城市的发展过程，可以用“小雨落荷叶”的现象来描述：最初下毛毛雨时，荷叶上没有雨点；随着雨在荷叶上的积累出现小水滴，并逐步变大；当大到某一时刻，水滴或分散成几个小水滴，或由于支撑能力不足荷叶歪了水流走了。城市化的实质是人口向有利的地理位置集中，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会出现组团式城市群；或者由于城市容量的限制，如资源型城市的资源耗竭了，出现“矿竭城衰”的局面。由于基础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发展阶段不同，地方政府的角色在转换，作用也在不断地变化，地方政府应在城市化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什么作用？
周宏春：一般说来，地方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角色和应发挥的作用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未来城市面貌的规划者。
这一点对于新建小城镇尤为重要。城市规划涉及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条件以及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因素，也受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抓好规划是城镇建设和发展的前提，也是地方政府应该很好发挥作用的领域。制订好规划，一是要有发展的眼光和创新的意识，科学地、高水平地编制城镇规划，充分发挥专家作用，也要广泛吸收当地群众的意见，从根本上改变那种缺乏特色，风格雷同，修一条路、建两排房的低层次模式。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合理布局，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把城镇建设与人口就业、经济社会发展、地区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使之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三是在法规和制度上确保其实施，规划一经制定，就必须维护其权威性和严肃性，经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使之具有法定地位，任何人不能随意更改，也不能因为政府换届就推倒重来，应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第二，是城市的经营者。
经营城市不仅是观念转变的结果，也确实解决了一部分城市及小城镇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缺乏问题。然而，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是认识上的偏差，将加快城市化误解为加快盖楼速度，将经营城市误认为无节制地卖地；有些地区为了吸引外资，给外商免费赠送土地，造成可耕地的大量损失。二是短期行为突出，形式主义泛滥。由于一些小城镇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更换频繁，每一任官都要追求政绩，干几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工程”。三是不切实际，贪大求洋，摆花架子，如追求“高层”建筑，以为高层建筑物就象征现代化了。四是建了空城，不是大楼没人住就是进城的人没有生计，由于没有相应的产业发展，进城农民和旧体制遗留下来矛盾的双重压力，加剧了城市就业的压力。
第三，是城市改造和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者。
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建筑物的寿命因素，城市改造是城市化高速发展初期必然要碰到的问题，如何处理好旧城改造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不仅反映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的水平，更是他们的责任。我国在这方面已有成功的经验，如1997年香港瑞安集团用新理念改造上海石库门旧建筑区取得了成功，外貌整旧如旧，内部改变原先的居住功能，赋予其新的商业经营价值，符合新世纪消费者的需求。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更多的是“大迁大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渐趋尖锐。不少历史文化名城遭到严重破坏，大规模毁坏历史文化遗产的事件时有发生。
第四，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决定者。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处理好社会经济发展与人与自然的关系。近些年来，由于急功近利的原因，关系到投资环境、生产生活环境改善、卫生问题、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问题，需要持之以恒、多年才能见效的环境工程、生态建设被忽视了；关系到长远发展的规划和制度建设却被放弃了。这种状况必须扭转。
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发展经济，以最小的经济成本保护环境。要转变环境保护靠政府的传统认识，而将它作为产业来发展。
第五，是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者。
当前城市建设中的问题，如低水平重复建设，盲目扩张城镇规模，滥占土地，不切实际地搞大广场、大马路，修建办公楼，城镇形态千篇一律等等，表面原因是管理者缺乏规划意识，深层次原因是管理体制落后，追求短期行为，重发展、轻改革，重建设、轻规划，重投资、轻管理的结果。因此，加强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地
方政府则是改革的实践者。要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解决城市化需要的资金不足问题；重新清理、撤并、精简，科学设置审批职能，规范事权，实施权力运行“阳光工程”；简政放权，创造发展环境和制度框架；稳定管理干部队伍，加强社区的民主监督，从长远发展着想，遏制短期行为。
李义平：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扮演着企业家的角色，发挥着企业家的功能。具体表现为吸引资源，组织资源，发现、创造并展示城市的卖点，把整个城市像商品一样推向市场。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如何扮演企业家的角色呢?要发挥企业家的功能，就必须象企业那样思考问题。比如引进人才，我们可以按照传统的方式，以比较优惠的条件，连同人才的所有权一并吸引；也可以换一种思路，以服务一段时间、服务一个项目的方式，组织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资源。采用这样的方式通常可以用到真正优秀的人才，因为用人单位不会给这些人父爱主义的保护，有一个很好的退出机制。例如，如果所用人才不符合要求可以及时地终止合同。再比如城市的发展规划，城市建设的重大举措，都可以以市场的方式利用社会上的人才，即利用“外脑”进行设计、规划、咨询。最后，非常关键的，一个城市的政府作为“企业家”不能仅仅是做好一般性工作，其主要的甚至是更重要的工作是经营城市，要像商人那样不断发现和创造出城市的卖点，把城市推向市场。
打造城市竞争力需软硬兼施
主持人：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之间的竞争将成为中国21世纪市场竞争的主要内容。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4.6％，全国城市人口将达到
7.89亿，是1996年城市人口的2.2倍。这样，如何提高城市竞争力就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城市竞争力？如何提高城市竞争力？李义平：城市竞争力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概念。我认为城市竞争力应当包括一个城市的区位、基础设施、比较优势、交易费用的大小以及开放的程度。
城市的区位、基础设施、比较优势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我想重点探讨的是交易费用大小和开放程度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
“交易费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的一个枢纽性概念，是指企业在市场上搜寻信息、签约履约甚至包括打官司的种种费用。一个城市的交易费用指明经济行为主体在该城市的生存环境，包括市场秩序、社会信誉、依法行政、减少办事环节、提高办事效率等等。如果一个城市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充斥，缺少信誉，相关部门基于本位主义的利益，压制企业，竭泽而渔，或互相扯皮，就会加大企业的交易费用，这样的城市其竞争力就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相反，则可能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城市竞争力的大小与交易费用的大小成反比例关系。
在如何降低城市的交易费用问题上有一个思维方式的转变问题。应当承认，为了提高城市竞争力，大多数城市都采取了提高办事效率，例如集中办公等，这当然是很好的做法。但这样做的结果时有反复。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例如政府少管一些事情，那就自然减少了环节，减少了依附在各个环节上的人，效率自然就高了。少管事，管自己应当管的事，才是市场经济对政府的要求。
构成城市竞争力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城市的开放程度。研究发现，哪一个城市开放，哪一个城市就发展得快；哪一个城市封闭，哪一个城市就相对落后。原因在于开放可以接受最前沿、最新鲜的观念、信息、方案。此外，开放与流动相结合。有了流动就有了活力，就有了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一个着力于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政府应力促开放。
主持人：要提高城市竞争力，就需要弄明白城市在竞争什么?在什么范围内竞争?城市是人口的聚集，也是产业的聚集，特别是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城市的竞争和发展主要是通过城市产业来实现的。对大多数城市而言，产业的竞争至关重要。企业有没有竞争力，产业有没有竞争力，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标准；而对许多城市的政府而言，应选择产业集群的路径战略——政府通过培育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要素和环境，积极扶持城市专业化产业群的孕育、萌芽、发展、壮大；反过来，再通过产业集群的发展促进各种要素环境的不断增强。作为政府本身，在扶持培育产业集群的同时，首先要为自己定好位，哪些事情该自己干，哪些事情不该自己干，不要做越俎代庖的事情，政府重要的是为企业，同时也是为城市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因为环境的确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我们这里所说的发展环境，包括城市的硬环境和软环境，而我们通常都很看重城市的硬环境，诸如道路、公共建筑、供水、供电、供气、通讯等基础设施和自然环境，而忽视了城市软环境的建设——法律、体制、政策、文化、教育、政府服务和行为约束，从一定意义上讲，软环境是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更重要的条件。不容忽视的是，在提升城市竞争力的过程中，软环境中的文化正在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一个城市的魅力源于这个城市独特的个性，丰富的文化内涵，独特的文化风格，浓郁的文化氛围，这些都是人们认同一个城市的重要因素。重视文化建设，提高文化品位，以文化品位来塑造城市形象，展示城市品牌，以此推动城市发展。既然文化对城市的成长和竞争力的提高如此重要，那么作为政府，就应该摒弃传统文化中某些不利于人们潜能发挥的评估标准和落后习惯，在营造宽松、自由、兼收并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讲究信誉、等价公平、鼓励个性和激励创新的文化氛围方面积极工作。
在这里，还想提及“信用环境”对提高城市竞争力的作用。不可否认，信用环境将是衡量一个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人们由于饱尝信用缺失的苦果，呼唤信用回归日益成为各阶层人士的共识。一个人要讲信用，一个企业要讲信用，一个城市也应讲信用，而城市信用是由一个人、一个企业组成的。因此，提高城市竞争力最终落在了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的身上。但建立企业、个人乃至最终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必须要通过政府行为强势介入。
一个有竞争力的城市是有魅力的，但衡量一个城市是否具有竞争力的标准却是一个变数，我更赞同同济大学城规学院副院长吴自强教授的观点：一个有竞争力的城市，必须做到3个和谐：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和谐；第三是城市的发展过程，历史、今天、未来在时间上的和谐。做到了这3个和谐的城市肯定是有竞争力的城市，同时其魅力也真正锐不可挡。
《中国经济快讯周刊》(2002年第三十九期)
第五篇：统筹发展：新思路破解“三农”难题.
统筹发展：新思路破解“三农”难题
热点不断，政府重视
盘点2003年的“三农”问题，可用“热点不断、高度重视”来概括。
早在春天，非典来袭，让人们看到了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要性。随后，华东各地全面启动农村医疗建设。江西等地出台政策，加大对农村卫生院投资，加快农村医药体系建设试点。全国特殊疾病免费医疗也将写入有关法律，为农村患者带来福音。
年中，安徽省把粮食补贴方式改革扩大到全省。财政补贴给粮食流通领域的钱，第一次直接送到农民手里。农民既没有出卖农产品、也没有出卖劳动力就从国家财政拿到钱，过去还从未有过。
农村费改税在安徽、江西试点成功之后，今年又在全国推广。费改税全面推广与粮食直补，使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仅在江西，实行费改税一年可为全省农民实际减负5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江西省全年财政收入近14。
夏秋之交，淮河流域一场大涝、江南一场大旱，让人们再度把目光投向农村。而这期间粮油价格波动，引发了全社会对粮食安全、耕地保护问题的再认识，引发了国土资源垂直管理的改革。
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温家宝总理在四川农村一次随机的造访。一位朴实的农村妇女向总理倾吐了最难办的事：农民工的工资难以兑现。不久，清欠农民工工资在全国各地进行，一批批农民终于拿到了他们的血汗钱。
岁末，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山东、河南专门就解决好“三农”问题进行考察。“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农民工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一定要保证他们拿到应得的报酬”；“在清理已有拖欠的同时，要完善有关法规制度，加强市场监管，从源头上防止发生新的拖欠”„„总书记的话，既表达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广大农民的深情暖意，同时也是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殷切要求，即一定要解决好“三农”问题。
农产品涨价搅动市场
围绕“三农”话题，农产品涨价现象引起特别关注，这次涨价是在农产品连续6年价格下滑之后的第一次上涨，经济学家称之为恢复性价格增长。
粮食产量的减少，无疑是涨价的诱因之一。粮食产量是如何减少的？两个“跌破”的说法比较权威：一个“跌破”是粮食播种面积跌破15亿亩，比1998年减少了2亿亩；另一个“跌破”是粮食总产量跌破4500亿公斤，可能在4350亿公斤上下。这样的粮食面积和产量，确实给粮食问题敲响了警钟。
农业部人士分析说，“跌破”有两个主因：其一是结构性调减。一个时期以来，农业结构调整存有误区，简单地压“粮”扩“经”，使粮食种植面积不断下滑；其二是大量耕地被占用。高速公路和各类开发区等建设用地，使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前者是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解决起来比较容易；后一个原因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相伴，绝不能放任自流。
尽管粮价开始上涨，但没有引起多大波动。因为，这次粮价虽然在短时期内上涨幅度较大，但目前的价格仅相当于1998年的85%，与2000年的粮价基本持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部长韩俊认为，这次粮价上涨是合理回归，这表明粮价低迷周期结束，正进入反弹阶段。
还有人提出，虽然粮价涨了，但真正受益的并不是农民，而是中间环节。由此可以看出，农产品的涨价，是市场供需的反映，在越来越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并不可怕。但如何让农民在粮价上涨中获得利益，倒是值得关注的。
统筹城乡发展成为新思路
细究各种各样的“三农”事件，有一个特点很明显，就农业谈农业的情况越来越少，更多时候是把它放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统筹解决。
十六届三中全会系统提出了统筹式发展观，而“五个统筹”中“统筹城乡发展”被放在了首位。城乡统筹发展，是对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城市居民与农民通盘考虑、整体发展的战略思想。要改变过去重城市、轻农村，“工农隔离、城乡分治”的观念和做法，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优先位置，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促进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事实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交融，“三农”问题已和城市发展互相纠结，密不可分。比如，农产品涨价，城市居民立刻有强烈反应；清理农业耕地被占，与城市化和工业园区相关连；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被重视与建立，与非典时期城里人的公共安全受到威胁相关；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在非农业领域，在农村以外；有人甚至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惟一出路，就是让一半农民变为市民。可见，不统筹城乡发展，“三农”问题无法解决。
2003年，“三农”问题发展的脉络表明，就“农”谈“农”的思路已经改变，统筹城乡发展已成为新的思路。
《华东新闻》
(2003年12月30日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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