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最好时机破解三农难题

第一篇：抓住最好时机破解三农难题

一、目前是中国农村发展环境最好的时期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深感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环境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时期。从政策层面上，有了一个很好的政策环境，从舆论氛围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2004年中央1号文件专门就农民增收问题下发文件，是历年来力度最大、反响最强烈的文件。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把中央1号文件誉为当前“三农”问题的“百科全书”、农民致富的“冲锋舟”，为之拍手叫好。

目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系“三农”，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积极谏言献策，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良言，各级干部也在大声呼吁，基层干部按照政策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正开始热火朝天的贯彻执行。但是许多基层干部，有个共同的感受是中央1号文件出台前大家千呼万唤，出台后又猛然不知如何下手抓落实，这反映出基层干部在做农村工作中如何科学理解领会中央精神、如何积极主动地落实中央决策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但大家也感觉到，有两对矛盾需从政策层面解决。一是“三农”政策与各级基层落实之间的矛盾；二是“三农”问题的研究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存在。因此，在政策的制订上，必须体现高效率、低成本、易操作；在抓落实上，必须是“横到边，竖到底”，不留死角。学者和研究机构既要有使命感，又要切忌片面性、理想化。实践者既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又要防止盲从和畏难情绪。

二、“三农”问题必须拆分细化逐项解决

“三农”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是农村、农业、农民的合称。农村是一个大概念，农业是一个产业，农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农民问题是“三农”的核心，解决农民贫困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三农”问题急不得、慢不得。因其是历史造成，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积累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市场经济的实践也证明，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科学、理性，从最关键、最薄弱的环节和瓶颈入手,拆分细化，逐项解决。

三、解决农村问题要三管齐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出台了农村三项政策，即土地二轮承包期限三十年不变、减轻农民负担和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当前解决农村问题应该从三方面入手：

第一，当前应该急速出台土地“永佃”，使用权继承、抵押、转让的土地政策，建立一个能使土地迅速流转的平台，如建立农村政策性银行，赋予其经营货币和经营土地的职能。

第二，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改革开放二十年，仅城市建设用地一项，城市就从农村拿走增值的2万亿。1979--1994年的16年间实行农副产品剪刀差，农村就向城市贡献15000亿。目前，占全国70％的农村人口金融资产不足30％，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现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4，这是建国以来差距最大的时期。因此，政府对农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必须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建议每年全国人大的例会审议财政预决算报告时，专题审议财政支持农村预决算执行情况。各级人大例会也照此执行，使财政支持农业制度化、法制化，不再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领导人的更迭而变化。力争在近年内将财政支持农业资金量由现在的占年度财政收入10％左右提高到16％左右，达到发展中国家的中上等水平。

第三，建立有效的农村管理体制。建立有效的农村管理体制不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经济的需要。现有的农村管理体制特别是乡镇已不适应当前农村的发展，乡镇政府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义务，官僚主义、机构膨胀、收费欲望强烈，因此必须重新构筑乡镇治理机制。现在有一种建议，撤销乡镇政府，从基层的实践来看，这种建议不现实。目前我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结构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突出，城乡人口比例4：6，城乡收入比例4：1；农村劳动力就业和社会稳定压力大。加之我国地理条件复杂，农村防灾、抗灾和救灾能力脆弱，防灾抗灾任务繁重。需要有强有力的政权机器和政治动员能力，需要基层政府行使职能保护产权、维护法治、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乡镇治理机制如何设计？中央党校曾业松教授提出的“建立乡镇村一体的自治行政体系”的构想，很符合农村实际，就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地方行政自治的思路和原则，使行政体制和自治体制结合起来，使乡镇政府具备更多的民意基础和责任意识。

四、解决农业问题要充分考虑产业规律

正确认识农业是一项产业。以工业理念指导农业的确是不少地方的实践，但目前一些地方还停留在微观层面，还没有从宏观上将农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对待，从产业政策上来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农村更应该把农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对待，这个产业不管是弱势产业还是强势产业，还是传统农业状态下的小农产业，它毕竟是一个产业。大部分国家，特别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从农业起步的。我们应在认识上树立农业是一个产业的概念，从产业政策和市场经济规律角度来研究农业。

正确认识国家农业直补政策。目前正在实施的国家对农业的直补政策，是对农民“多予”的一个直接体现，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但这只能是暂时性的措施，从长远考虑，应该研究直补资金效益最大化的问题。目前国家从总量上拿出了一大笔钱，但具体到每个农民头上，补助效益如何，值得深思。农民一亩地国家补上十几元，农民也很高兴，一家三四亩地得几十元补助，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解决不了多少问题。许多农民急需解决的问题反而没有能力和资金来解决，比如灌溉用的塘湖堰渠的修缮，农资市场的假冒伪劣整顿与治理等等，若政府在这方面对农业产业扶持就大有作为。

发展农业应加大对农业的支持。重点支持与农村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紧密联系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基本农田的治理和保护、旱涝保收田的建设、蓄水和灌溉工程、防洪除涝工程、机耕道路的修建、优良品种的繁育和推广，再如建立质量检测体系、质量评估体系和品牌保护体系，在注册、保护和申报农业产品等方面出台一些政策。这些资金补助和政策性支持并不是对哪一种产品进行的，而是对整个产业进行补助。

发展农业应走产业化的道路。只有走产业化的道路，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够解决全国2.3亿户农民分散经营的问题。通过产业化把农民组织起来，适应和参与市场经济，才能使我国农产品“优的多起来，多的优起来”，产业的“蜂窝型”才能“板块化”。在过去我们对于产业化存在两个误区：一是用行政手段干预和干涉的形式来发展产业化；二是把产业化限定为农特产品的经营，忽视了对大宗农业产品的发展。所以，必须走出这两个误区。

首先应考虑传统的优质农产品，比如各地都有自己的区域性特产，这些产品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能够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都是被广大农民所接受的，适合当地农民种植习惯的，也是后来推广发展成本最低的产品。所以，应从传统优良产品入手，走产业化的道路。

其次，对于已经形成的、具有比较经济优势的优良产品，迅速整合成产业化发展的模式。比如说山东的蔬菜、沿海的渔业，河南优质专用小麦等优特质产品。

其三，农业产业化不能忽视大宗农产品的产业化，比如小麦、水稻、棉花、大豆等的产业化，应迅速用政策催生一部分龙头产业。同时，农业产业化要走农业工业化的道路。现在很多人认为工业化只存在于城镇，而且普遍认为乡镇企业已经垮掉了，工业化道路没法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新时期农村工业化的道路怎么走呢？有三条路径：做大做强现有的乡镇企业；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的加工项目；从提升传统农业入手，走劳动密集型、资源转化型的工商业。如果在农村也搞高科技，这是一个指导性的误区。应着力发展一头在田间，一头在工厂，产品进商场的产业，特别是千家万户都能上的工业产业。

五、解决农民问题关键要解决好城乡统筹

当前城乡统筹亟待解决的是农民绝对贫困问题，农民的市民待遇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的入手处，出路就是要加大农民市民化的福利建设，这也是城乡统筹的必然要求。城乡统筹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农民贫困的体制性障碍也就清除了。第二，建立农村养老体系。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农民占总人口的74％，其中，60岁以上的有7285万人。这部分人的养老问题不解决，农村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比如计划生育问题，农村家庭的规模虽然逐渐变小，完全核心户不断增多，理论上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但由于养老仍以家庭为主，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的迁徙。农村若建立像城市一样的养老体系，可以参照城市筹措资金的方式来进行。有个人部分，有集体部分，以及中央政府的补助。从操作层面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渠道解决资金的问题。一是可以将7285万60岁以上老人承包的责任田的使用权的若干年抵押给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既经营货币又经营土地），获取社保资金。如果使用权按15年抵押，每年使用费按300元计算，可以一次筹集近4000亿；二是将粮食直补资金和各级承担的粮食风险基金打入个人养老帐户；三是个人缴纳。四是集体收益和社会筹集部分。

第三，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目前，农村合作医疗开展的有声有色，国家应该把它制度化、规范化。在解决了低保和养老问题后，农村合作医疗可以考虑自筹资金，国家适当补助的方式。

六、成立政策性银行为农村金融输血，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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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抓住最好时机破解“三农”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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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是中国农村发展环境最好的时期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深感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环境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时期。从政策层面上，有了一个很好的政策环境，从舆论氛围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2004年中央1号文件专门就农民增收问题下发文件，是历年来力度最大、反响最强烈的文件。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把中央1号文件誉为当前“三农”问题的“百科全书”、农民致富的“冲锋舟”，为之拍手叫好。目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系“三农”，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积极谏言献策，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良言，各级干部也在大声呼吁，基层干部按照政策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正开始热火朝天的贯彻执行。但是许多基层干部，有个共同的感受是中央1号文件出台前大家千呼万唤，出台后又猛然不知如何下手抓落实，这反映出基层干部在做农村工作中如何科学理解领会中央精神、如何积极主动地落实中央决策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但大家也感觉到，有两对矛盾需从政策层面解决。一是“三农”政策与各级基层落实之间的矛盾；二是“三农”问题的研究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存在。因此，在政策的制订上，必须体现高效率、低成本、易操作；在抓落实上，必须是“横到边，竖到底”，不留死角。学者和研究机构既要有使命感，又要切忌片面性、理想化。实践者既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又要防止盲从和畏难情绪。

二、“三农”问题必须拆分细化逐项解决“三农”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是农村、农业、农民的合称。农村是一个大概念，农业是一个产业，农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农民问题是“三农”的核心，解决农民贫困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三农”问题急不得、慢不得。因其是历史造成，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积累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市场经济的实践也证明，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科学、理性，从最关键、最薄弱的环节和瓶颈入手,拆分细化，逐项解决。

三、解决农村问题要三管齐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出台了农村三项政策，即土地二轮承包期限三十年不变、减轻农民负担和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当前解决农村问题应该从三方面入手： 第一，当前应该急速出台土地“永佃”，使用权继承、抵押、转让的土地政策，建立一个能使土地迅速流转的平台，如建立农村政策性银行，赋予其经营货币和经营土地的职能。第二，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改革开放二十年，仅城市建设用地一项，城市就从农村拿走增值的2万亿。1979--1994年的16年间实行农副产品剪刀差，农村就向城市贡献15000亿。目前，占全国70％的农村人口金融资产不足30％，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现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4，这是建国以来差距最大的时期。因此，政府对农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必须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建议每年全国人大的例会审议财政预决算报告时，专题审议财政支持农村预决算执行情况。各级人大例会也照此执行，使财政支持农业制度化、法制化，不再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领导人的更迭而变化。力争在近年内将财政支持农业资金量由现在的占财政收入10％左右提高到16％左右，达到发展中国家的中上等水平。第三，建立有效的农村管理体制。建立有效的农村管理体制不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经济的需要。现有的农村管理体制特别是乡镇已不适应当前农村的发展，乡镇政府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义务，官僚主义、机构膨胀、收费欲望强烈，因此必须重新构筑乡镇治理机制。现在有一种建议，撤销乡镇政府，从基层的实践来看，这种建议不现实。目前我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结构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突出，城乡人口比例4：6，城乡收入比例4：1；农村劳动力就业和社会稳定压力大。加之我国地理条件复杂，农村防灾、抗灾和救灾能力脆弱，防灾抗灾任务繁重。需要有强有力的政权机器和政治动员能力，需要基层政府行使职能保护产权、维护法治、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乡镇治理机制如何设计？中央党校曾业松教授提出的“建立乡镇村一体的自治行政体系”的构想，很符合农村实际，就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地方行政自治的思路和原则，使行政体制和自治体制结合起来，使乡镇政府具备更多的民意基础和责任意识。

四、解决农业问题要充分考虑产业规律 正确认识农业是一项产业。以工业理念指导农业的确是不少地方的实践，但目前一些地方还停留在微观层面，还没有从宏观上将农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对待，从产业政策上来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农村更应该把农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对待，这个产业不管是弱势产业还是强势产业，还是传统农业状态下的小农产业，它毕竟是一个产业。大部分国家，特别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从农业起步的。我们应在认识上树立农业是一个产业的概念，从产业政策和市场经济规律角度来研究农业。正确认识国家农业直补政策。目前正在实施的国家对农业的直补政策，是对农民“多予”的一个直接体现，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但这只能是暂时性的措施，从长远考虑，应该研究直补资金效益最大化的问题。目前国家从总量上拿出了一大笔钱，但具体到每个农民头上，补助效益如何，值得深思。农民一亩地国家补上十几元，农民也很高兴，一家三四亩地得几十元补助，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解决不了多少问题。许多农民急需解决的问题反而没有能力和资金来解决，比如灌溉用的塘湖堰渠的修缮，农资市场的假冒伪劣整顿与治理等等，若政府在这方面对农业产业扶持就大有作为。发展农业应加大对农业的支持。重点支持与农村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紧密联系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基本农田的治理和保护、旱涝保收田的建设、蓄水和灌溉工程、防洪除涝工程、机耕道路的修建、优良品种的繁育和推广，再如建立质量检测体系、质量评估体系和品牌保护体系，在注册、保护和申报农业产品等方面出台一些政策。这些资金补助和政策性支持并不是对哪一种产品进行的，而是对整个产业进行补助。发展农业应走产业化的道路。只有走产业化的道路，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够解决全国2.3亿户农民分散经营的问题。通过产业化把农民组织起来，适应和参与市场经济，才能使我国农产品“优的多起来，多的优起来”，产业的“蜂窝型”才能“板块化”。在过去我们对于产业化存在两个误区：一是用行政手段干预和干涉的形式来发展产业化；二是把产业化限定为农特产品的经营，忽视了对大宗农业产品的发展。所以，必须走出这两个误区。首先应考虑传统的优质农产品，比如各地都有自己的区域性特产，这些产品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能够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都是被广大农民所接受的，适合当地农民种植习惯的，也是后来推广发展成本最低的产品。所以，应从传统优良产品入手，走产业化的道路。其次，对于已经形成的、具有比较经济优势的优良产品，迅速整合成产业化发展的模式。比如说山东的蔬菜、沿海的渔业，河南优质专用小麦等优特质产品。其三，农业产业化不能忽视大宗农产品的产业化，比如小麦、水稻、棉花、大豆等的产业化，应迅速用政策催生一部分龙头产业。同时，农业产业化要走农业工业化的道路。现在很多人认为工业化只存在于城镇，而且普遍认为乡镇企业已经垮掉了，工业化道路没法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新时期农村工业化的道路怎么走呢？有三条路径：做大做强现有的乡镇企业；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的加工项目；从提升传统农业入手，走劳动密集型、资源转化型的工商业。如果在农村也搞高科技，这是一个指导性的误区。应着力发展一头在田间，一头在工厂，产品进商场的产业，特别是千家万户都能上的工业产业。

五、解决农民问题关键要解决好城乡统筹 当前城乡统筹亟待解决的是农民绝对贫困问题，农民的市民待遇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的入手处，出路就是要加大农民市民化的福利建设，这也是城乡统筹的必然要求。城乡统筹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农民贫困的体制性障碍也就清除了。第二，建立农村养老体系。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农民占总人口的74％，其中，60岁以上的有7285万人。这部分人的养老问题不解决，农村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比如计划生育问题，农村家庭的规模虽然逐渐变小，完全核心户不断增多，理论上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但由于养老仍以家庭为主，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的迁徙。农村若建立像城市一样的养老体系，可以参照城市筹措资金的方式来进行。有个人部分，有集体部分，以及中央政府的补助。从操作层面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渠道解决资金的问题。一是可以将7285万60岁以上老人承包的责任田的使用权的若干年抵押给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既经营货币又经营土地），获取社保资金。如果使用权按15年抵押，每年使用费按300元计算，可以一次筹集近4000亿；二是将粮食直补资金和各级承担的粮食风险基金打入个人养老帐户；三是个人缴纳。四是集体收益和社会筹集部分。第三，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目前，农村合作医疗开展的有声有色，国家应该把它制度化、规范化。在解决了低保和养老问题后，农村合作医疗可以考虑自筹资金，国家适当补助的方式。

六、成立政策性银行为农村金融输血，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本金

《[推荐]抓住最好时机破解“三农”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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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抓住最好时机破解“三农”难题

一、目前是中国农村发展环境最好的时期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深感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环境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时期。从政策层面上，有了一个很好的政策环境，从舆论氛围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2004年中央1号文件专门就农民增收问题下发文件，是历年来力度最大、反响最强烈的文件。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把中央1号文件誉为当前“三农”问题的“百科全书”、农民致富的“冲锋舟”，为之拍手叫好。

目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系“三农”，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积极谏言献策，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良言，各级干部也在大声呼吁，基层干部按照政策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正开始热火朝天的贯彻执行。但是许多基层干部，有个共同的感受是中央1号文件出台前大家千呼万唤，出台后又猛然不知如何下手抓落实，这反映出基层干部在做农村工作中如何科学理解领会中央精神、如何积极主动地落实中央决策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但大家也感觉到，有两对矛盾需从政策层面解决。一是“三农”政策与各级基层落实之间的矛盾；二是“三农”问题的研究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存在。因此，在政策的制订上，必须体现高效率、低成本、易操作；在抓落实上，必须是“横到边，竖到底”，不留死角。学者和研究机构既要有使命感，又要切忌片面性、理想化。实践者既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又要防止盲从和畏难情绪。

二、“三农”问题必须拆分细化逐项解决

“三农”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是农村、农业、农民的合称。农村是一个大概念，农业是一个产业，农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农民问题是“三农”的核心，解决农民贫困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三农”问题急不得、慢不得。因其是历史造成，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积累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市场经济的实践也证明，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科学、理性，从最关键、最薄弱的环节和瓶颈入手,拆分细化，逐项解决。

三、解决农村问题要三管齐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出台了农村三项政策，即土地二轮承包期限三十年不变、减轻农民负担和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当前解决农村问题应该从三方面入手：

第一，当前应该急速出台土地“永佃”，使用权继承、抵押、转让的土地政策，建立一个能使土地迅速流转的平台，如建立农村政策性银行，赋予其经营货币和经营土地的职能。

第二，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改革开放二十年，仅城市建设用地一项，城市就从农村拿走增值的2万亿。1979--1994年的16年间实行农副产品剪刀差，农村就向城市贡献15000亿。目前，占全国70％的农村人口金融资产不足30％，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现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4，这是建国以来差距最大的时期。因此，政府对农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必须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建议每年全国人大的例会审议财政预决算报告时，专题审议财政支持农村预决算执行情况。各级人大例会也照此执行，使财政支持农业制度化、法制化，不再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领导人的更迭而变化。力争在近年内将财政支持农业资金量由现在的占财政收入10％左右提高到16％左右，达到发展中国家的中上等水平。

首先应考虑传统的优质农产品，比如各地都有自己的区域性特产，这些产品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能够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都是被广大农民所接受的，适合当地农民种植习惯的，也是后来推广发展成本最低的产品。所以，应从传统优良产品入手，走产业化的道路。

其次，对于已经形成的、具有比较经济优势的优良产品，迅速整合成产业化发展的模式。比如说山东的蔬菜、沿海的渔业，河南优质专用小麦等优特质产品。

其三，农业产业化不能忽视大宗农产品的产业化，比如小麦、水稻、棉花、大豆等的产业化，应迅速用政策催生一部分龙头产业。同时，农业产业化要走农业工业化的道路。现在很多人认为工业化只存在于城镇，而且普遍认为乡镇企业已经垮掉了，工业化道路没法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新时期农村工业化的道路怎么走呢？有三条路径：做大做强现有的乡镇企业；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的加工项目；从提升传统农业入手，走劳动密集型、资源转化型的工商业。如果在农村也搞高科技，这是一个指导性的误区。应着力发展一头在田间，一头在工厂，产品进商场的产业，特别是千家万户都能上的工业产业。

五、解决农民问题关键要解决好城乡统筹

当前城乡统筹亟待解决的是农民绝对贫困问题，农民的市民待遇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的入手处，出路就是要加大农民市民化的福利建设，这也是城乡统筹的必然要求。城乡统筹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农民贫困的体制性障碍也就清除了。

第一，建立农村低保体系。农村低保主要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和鳏寡孤独问题。过去民政部门有一个优抚政策，就是对五保户和鳏寡孤独赡养。当时的资金来源是国家补一部分，以群众自筹为主，现在来看这种形式已经很难实施，原因是我们对农民的政策是多予、少取、放活，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实施以后，这一部分的统筹就没有了。从我国目前的资金规模和农民的参保意识上，建立低保体系还存在一些困难，但一笔帐算下来，基本条件还是具备的。据统计，全国农村贫困人口3000万左右，如果按照每年每人800－1000块钱的低保额标准，每年需要300个亿。农牧业税每年是280亿左右，农业特产税80亿左右，如果加上各级民政部门配套的对鳏寡孤独的救济金这一部分，然后再从中央财政每年预算用于农村扶贫的80个亿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农村鳏寡孤独集中供养设施建设和供给），这部分资金即使不够，也相差不了太多。这样既解决了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平衡了农民之间的贫富差别，又稳定了农村，也体现了党的政策的优越性；既从制度上使农民和市民都能平等的享受低保，又不增加中央财政的支出。

第二，建立农村养老体系。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农民占总人口的74％，其中，60岁以上的有7285万人。这部分人的养老问题不解决，农村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比如计划生育问题，农村家庭的规模虽然逐渐变小，完全核心户不断增多，理论上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但由于养老仍以家庭为主，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的迁徙。农村若建立像城市一样的养老体系，可以参照城市筹措资金的方式来进行。有个人部分，有集体部分，以及中央政府的补助。从操作层面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渠道解决资金的问题。一是可以将7285万60岁以上老人承包的责任田的使用权的若干年抵押给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既经营货币又经营土地），获取社保资金。如果使用权按15年抵押，每年使用费按300元计算，可以一次筹集近4000亿；二是将粮食直补资金和各级承担的粮食风险基金打入个人养老帐户；三是个人缴纳。四是集体收益和社会筹集部分。

第三，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目前，农村合作医疗开展的有声有色，国家应该把它制度化、规范化。在解决了低保和养老问题后，农村合作医疗可以考虑自筹资金，国家适当补助的方式。

六、成立政策性银行为农村金融输血，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本金

目前农村的金融现状是既贫血又失血。邮政储蓄拿掉农村发展资金的一部分，四大商业银行拿掉农村的一部分资金，近年来从农村拿走的资金基本上都没有用到农村这一块，从而使农村发展资金极端匮乏。农民想拿到发展资金，贷款的成本要占到25％左右，即使是这样的贷款还很难拿到。报表上看县域存贷比在70％左右，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贷款构成，有人民公社时期转存到乡村的、乡村集体发生的债务、农业发展银行向粮食供销的政策性贷款，新发生、能够发挥效益的贷款量少得可怜。所以，建议金融体制改革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成立农村政策性银行。改变农业发展银行目前的职能，把农业发展银行改为农村政策性银行，农村发展银行过去是围绕着粮、棉、油的购销而设立的银行，对这种银行进行改造，并把农业银行过去承担的扶贫资金、贴息资金划归农村政策性银行，把现有的各部门支持农业的资金归口到农业政策性银行当中。（2）农业政策性银行可以收购或者划拨现在农行下面的营业所，把它作为自己的分支机构。（3）农业政策性银行应当兼有经营农村土地的职能，实现土地的流转，把土地盘活。现在有很多人提倡实行土地私有化，目前条件还不具备。但可以将农民土地使用权实行继承、转让、抵押等，这需要建立一个中介组织，这个中介组织由农业政策性银行来担任，来行使这个职能。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家开发银行的做法，只给资本金，给政策，不给它贴息，让它自己来进行运作。（4）加大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理顺产权关系，允许集团资本进入农村信用社，允许民间资金参股信用社，扩大规模，增加实力，使之真正成为农民的银行。（5）放开农村的金融市场，允许兴建合作金融组织。我国2.3亿户农民，仅仅靠一家农村信用社来解决农村的金融问题是不现实的。应该允许民间金融组织的存在。（6）加强金融监管，成立金融组织保险公司，防范金融风险。

《[推荐]抓住最好时机破解“三农”难题

第四篇：抓住最好时机破解“三农”难题

一、目前是中国农村发展环境最好的时期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深感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环境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时期。从政策层面上，有了一个很好的政策环境，从舆论氛围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2004年中央1号文件专门就农民增收问题下发文件，是历年来力度最大、反响最强烈的文件。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把中央1号文件誉为当前“三农”问题的“百科全书”、农民致富的“冲锋舟”，为之拍手叫好。

目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系“三农”，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积极谏言献策，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良言，各级干部也在大声呼吁，基层干部按照政策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正开始热火朝天的贯彻执行。但是许多基层干部，有个共同的感受是中央1号文件出台前大家千呼万唤，出台后又猛然不知如何下手抓落实，这反映出基层干部在做农村工作中如何科学理解领会中央精神、如何积极主动地落实中央决策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但大家也感觉到，有两对矛盾需从政策层面解决。一是“三农”政策与各级基层落实之间的矛盾；二是“三农”问题的研究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存在。因此，在政策的制订上，必须体现高效率、低成本、易操作；在抓落实上，必须是“横到边，竖到底”，不留死角。学者和研究机构既要有使命感，又要切忌片面性、理想化。实践者既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又要防止盲从和畏难情绪。

二、“三农”问题必须拆分细化逐项解决

“三农”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是农村、农业、农民的合称。农村是一个大概念，农业是一个产业，农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农民问题是“三农”的核心，解决农民贫困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三农”问题急不得、慢不得。因其是历史造成，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积累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市场经济的实践也证明，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科学、理性，从最关键、最薄弱的环节和瓶颈入手,拆分细化，逐项解决。

三、解决农村问题要三管齐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出台了农村三项政策，即土地二轮承包期限三十年不变、减轻农民负担和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当前解决农村问题应该从三方面入手：

第一，当前应该急速出台土地“永佃”，使用权继承、抵押、转让的土地政策，建立一个能使土地迅速流转的平台，如建立农村政策性银行，赋予其经营货币和经营土地的职能。

第二，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改革开放二十年，仅城市建设用地一项，城市就从农村拿走增值的2万亿。1979--1994年的16年间实行农副产品剪刀差，农村就向城市贡献15000亿。目前，占全国70％的农村人口金融资产不足30％，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现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4，这是建国以来差距最大的时期。因此，政府对农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必须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建议每年全国人大的例会审议财政预决算报告时，专题审议财政支持农村预决算执行情况。各级人大例会也照此执行，使财政支持农业制度化、法制化，不再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领导人的更迭而变化。力争在近年内将财政支持农业资金量由现在的占财政收入10％左右提高到16％左右，达到发展中国家的中上等水平。

第三，建立有效的农村管理体制。建立有效的农村管理体制不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经济的需要。现有的农村管理体制特别是乡镇已不适应当前农村的发展，乡镇政府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义务，官僚主义、机构膨胀、收费欲望强烈，因此必须重新构筑乡镇治理机制。现在有一种建议，撤销乡镇政府，从基层的实践来看，这种建议不现实。目前我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结构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突出，城乡人口比例4：6，城乡收入比例4：1；农村劳动力就业和社会稳定压力大。加之我国地理条件复杂，农村防灾、抗灾和救灾能力脆弱，防灾抗灾任务繁重。需要有强有力的政权机器和政治动员能力，需要基层政府行使职能保护产权、维护法治、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乡镇治理机制如何设计？中央党校曾业松教授提出的“建立乡镇村一体的自治行政体系”的构想，很符合农村实际，就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地方行政自治的思路和原则，使行政体制和自治体制结合起来，使乡镇政府具备更多的民意基础和责任意识。

四、解决农业问题要充分考虑产业规律

正确认识农业是一项产业。以工业理念指导农业的确是不少地方的实践，但目前一些地方还停留在微观层面，还没有从宏观上将农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对待，从产业政策上来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农村更应该把农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对待，这个产业不管是弱势产业还是强势产业，还是传统农业状态下的小农产业，它毕竟是一个产业。大部分国家，特别像我们这样的发

第五篇：发展现代农业 破解三农难题

[摘要]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积极探讨、科学规划，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多措并举全力做好农村土地托管、流转文章。

土地是农民群众的命根子，是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致富的良好保障。做好土地托管、土地流转工作，不仅促进了农业产业化进程，而且提高了土地的产出效益和村民的经济效益，使土地变得“寸土寸金”。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积极探讨、科学规划，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多措并举全力做好农村土地托管、流转文章。该县着眼于破解基层组织建设中最难突破的村集体“无钱办事”这一难题，坚持组织部门牵头抓，供销系统具体抓，整合两部门优势，联手在全县全面推行土地托管、土地流转，促进了村集体普遍增收；供销社拓展服务市场，农民群众得到实惠，党建带社建实现共赢。截至目前，全县15个乡镇（街道、开发区）140多个村已完成土地托管、流转面积7万余亩。

科学探索运作模式，积极开拓服务空间。以村级党组织为龙头，以基层供销社为服务主体，以专业合作社为纽带，联合涉农企业、包地大户等，对农民零散地块进行统一托管服务，以合同形式约定服务内容，通过集约化、规模化运作管理降低生产管理成本，向农民收取低于同期市场价格的服务费用，在不改变农民土地承包权和收益权的状态下，完成农民托付的各项服务，通过参与土地托管相关专业合作社盈利分红及提供有偿服务，增加村集体收入。通过实践，该县探索出了四种土地托管模式：一是由基层供销社领办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村“两委”协助管理与服务；二是由基层供销社流转农户的土地，村“两委”帮助协调并参与管理；三是由村“两委”流转农户的土地，由基层供销社提供全托管服务；四是由村“两委”与农户签订托管协议，基层供销社再与村“两委”签订服务协议。该县土地托管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实践取得一定成效；县供销社和基层供销社把质优价廉、一举多得的服务拓展到现代农业生产的广阔空间，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服务市场，尤其是县委组织部与县供销社“联手”，村“两委”与基层供销社“合作”，协助供销社在助推农业发展中有所作为，使县供销社在县直部门中、基层供销社在农村党员干部群众中的影响力有所增强，为基层供销社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有效破解了“三农”难题，在助推现代农业发展的同时，解决了农民种地、增收难题。

“土地的有序流转，一方面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富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促进了我镇经济结构调整；另一方面解决了多数因外出务工人员的逐年增多，造成的土地闲置和抛荒；同时大部分留守老人和妇女，也能从种田大户那里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有效地促进了群众增收。”杨营镇党委书记孔祥华在3月22日全镇土地流转座谈会上对20余名村支部书记讲道。该镇积极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和土地流转管理服务方法，采取“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农民参与”的运作模式，大力实施“小块并大块”农村土地整治整合，按照“蔚营模式”积极探讨土地流转新思路。目前全镇已有刘普桥、张庄和高庄等15个村3万余亩土地开展整治整合并对外公开招标，加入流转“大军”。该镇通过积极探讨、科学规划，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多措并举全力做好农村土地流转文章。加大宣传土地流转政策力度，鼓励、调动群众参与土地流转。年后至今该镇已多次召开土地流转调度会，安排包村人员深入各村户，向党员、村干部和群众积极宣传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以及带来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为群众算好经济账，让群众切实主动参与土地流转。创新土地流转形式，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因地制宜，按照“公司+生产基地+农户”的运行模式，引导土地向经营大户、致富能手流转，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通过农村土地流转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的同时，建设一批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全力培育特色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大土地流转信贷扶持力度，通过积极向县有关部门争取小额贷款等形式，帮助土地流转经营主体解决生产资金，增设土地流转专项贷款基金，缓解农业经营主体贷款压力。保障农民权益，切实促民增收；任何一处

土地流转，该镇都要求签订好土地流转合同，规范合同内容，明确土地流转形式、面积、年限及双方的责、权、义。同时要求土地流转合同要司法公证，确保合同的严肃性，从根本上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土地流转不仅保障了村民的合法权益，而且也增加了村民收入；一方面土地流出农户的流转费明显增加；另一方面，通过调整结构发展设施农业，新增了就业岗位，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达到农业产业化发展和促农增收的双赢局面。

土地流转促增收，高效农业好奔头。自去年8月份开始，在县下派办、杨营镇等部门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市公安局特警支队驻蔚营村“第一书记”马保军带领村党员干部群众积极探索，历时5个月完成了全村土地流转工作，蔚营村的现代农业梦想全面起航。“一开始，农民都不愿流转土地，因为有些农民的耕地相对较少且比较分散，因此他们每年农忙时间并不太长，基本不太影响外出打工，一些农民特别是一些年纪较大的农民恋土情结重，宁愿粗放经营，也不愿意将耕地流转出去；另外，还有一些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把土地作为自己最后的退路，也不愿长期将土地流转。”孔祥华介绍说。如今，蔚营村土地按照每亩800斤小麦的价格流转给了种粮大户和经营能手，大量农民结束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时代，一部分富余劳动力开始向二、三产业转移，另一部分则自己做起生意，当上了“小老板”。“大规模机械化催生了现代农业，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和种地时候相比，全村人均收入增加了1000余元；现在村文化广场也热闹起来了，每天都有村民跟着音乐扭扭跳跳，群众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了。”蔚营村支部书记侯宪强笑着说。杨营镇现有耕地面积5.3万余亩，土地耕作呈现地块零散、地类多样、地理地貌复杂等特点。为解决农村土地地块细小、分散，不利于耕种管理的问题，该镇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家庭经营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通过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整理、中低产田改造、农田水利建设等涉农项目挂钩，引导农户把分散的土地流转出来并出租给大公司，实现专业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经营风险，克服家庭经营的局限性，为规模化生产提供条件；同时，逐步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工商企业、科技人员等投资发展效益农业，促进土地资源向工商企业、农技人员和种养经营能手流转和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