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电视内容监管法律

第一篇：国外电视内容监管法律

美国

美国对广播电视的监管首先是从技术方面开始的,当时管制的一个重点是频谱资源的分配,解决空中的“拥挤”问题。这一阶段出现了如下相关的法规:1910年出台《航海无线电法案》,规定用于航海操作和军事防卫的无线电频率须在商务部登记。1912年出台《无线电广播法》,确立由商务和劳工部负责以许可证的方式对无线电波进行管制,并根据使用者的不同对频谱资源进行分配。1927年依《广播法》成立专门的联邦广播委员会(FRC),颁发执照,实行频谱资源管理。同时还确立了广播业的“公共利益”原则。1927年的《广播法》也有内容监管方面的内容,例如它对猥亵言论作出的规定:禁止“通过广播传播的任何淫秽、猥亵或粗俗的言论”,还有广播业必须服务于“公共利益”原则等等。

1934年的《通讯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这部通讯法涉及内容监管政策有如下几点:第一是确立了“波长属于人民”的原则,有效制止了电波相互干扰的混乱状态,解决了以前立法没有解决的频谱资源分配问题。第二是创建新的监管机构FCC（联邦电信委员会），取代了原先的联邦广播委员会。法律特别否定了FCC具有取消节目或者向电视台命令节目政策的权力。禁止FCC成为“内容检查者”。但同时又赋予FCC制定规章的权力以保证电视服务适合服务对象的利益。由此FCC发展了一系列非官方的节目内容的“指导原则”。这是FCC涉足内容监管重要标志的一个开始。第三是国会提出了几项特别的节目限制。如涉及政治言论的第315条、涉及赞助者身份的第317条以及涉及节目重播的第325条等等。第四是阐明广播执照所有者不是“公共传输者”,而是“公众信托人”。执照所有者必须满足市民、教育和宗教组织所支持的“公共利益、方便和必须”要求。很明显,除了第一点之外,这次立法和前面的完全不同,它虽然也牵涉到频率的分配,但其重点已经开始涉足广播的内容问题。而且这种内容方面的管制暂时还只限于框架性的指导———公共利益标准。至于广播电视具体应该传播什么样的节目没有详细的和带针对性的说明。

1946年联邦通讯委员会出版了工作报告《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责任》(俗称“蓝皮书”)。在蓝皮书中,FCC以“公共利益”为目标,指出了四种不符合公众利益的行为:商业化太浓;过于依赖电视网;有关公共事务讨论的节目太少;节目类型总体上不平衡。

1960年FCC颁布了“ 1960年节目政策声明”,进一步强调应该遵守节目质量标准,并加强制作和编播代表公共利益所必需的14类节目:1.给予地方居民以表达自我的机会;2.开发和使用地方人才;3.儿童节目;4.宗教节目;5.教育节目;6.公共事务节目;7.电视台社论;8.政治广播;9.农业节目;10.新闻节目;11.天气和市场报道;12.体育节目;13.少数族裔服务节目;14.娱乐节目等等,以满足不同地域和社区的经济需求。

美国 1996 年《通信法》正式建立了美国电视分级制，并且以法律形式授权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广播电视和电信业进行监管。该法案要求在美国销售的 13 英寸以上的电视机，都必须装置过滤低俗节目的 V 芯片，即必须具备通过电视分级编码的方式遮蔽相关节目；电视节目生产商要按照节目分级标准对电视节目定级；除新闻和体育节目以外，所有电视节目都要进行分级；电视网和电视台等播出机构要在电视节目播出的前 15 秒钟和插播广告后在屏幕左上角播出分级图标提示观众；电视节目的分级情况要在当地主要报纸和电视节目指南上刊登预告；设立独立督查部门对分级制执行情况进行监测。

旨在保护青少年免受淫秽色情节目内容和暴力内容侵害的一系列法律，包括：《1990 年儿童电视法》，《1996 年儿童电视法修正案》，《2005 年广播电视反低俗内容强制法》，《2005 年淫秽与暴力广播电视内容控制法》等。这些法律对影响电视节目内容违规播出的相关主体进行了规范，特别是对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职责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规定，既规定了其对违法播出淫秽和暴力节目的电视播出机构所能采取的措施，并且对采取措施时要考虑的因素也进行了细致的规定。

政策法规、主要内容、相关的内容监管政策

日本

1950 年 6 月，《电波法》、《广播电视法》、《电波监理委员会设置法》正式颁布，从那时候开始，电波三法成为日本新广播电视体制新基石。

（一）电波法 《电波法》侧重传播过程中的物理和技术领域问题，它对有限的无线电波资源进行有效的分配和管理、对使用无线电波的企业和机构的设置和运营、对无线电设施的使用和相关的技术进行法律规定。除此之外，相关法令还有《电波法实施规则》、《无线电台执照申请手续规则》、《国际电气通信联合宪章》、《广播电视用频率使用计划》等。

（二）广播电视法

以公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对广播电视的普及、播放自律、民主自由原则、播放管理与内容做出了法律规定。对日本放送协会的目的、经营、运行等做出了详细规定，同时也对民营电子传媒媒介的运作和节目等做出了相关规定，并对 NHK（日本放送协会）和民营电子传媒并存体制及相关关系作出了说明。《广播电视法》侧重传播过程中的传播内容领域。自颁布以来，《广播电视法》几经修改，最后一次修改是 2010年 3 月，本次修改将《广播电视法》、《有线广播法》、《有线电视法》、《电气通信义务利用放送法》这四部法统一成《广播电视法》。新修改的《广播电视法》于 2011 年 6 月 30日正式实施。除此之外，有关法规还有《广播电视法实施令》、《广播电视法实施规则》、《广播电视普及的基本计划》等，这些法规的出台也为《广播电视法》的贯彻执行提供了可操作性的保障。

（三）电波监理委员会设置法

1950 年 5 月 2 日颁发的《电波监理委员会设置法》是电波三法中进度最缓慢的一部法律。虽然当时国务大臣以提案形式提出反对，但最终仍以独立于内阁的形式成立了电波监理委员会。1952年，随着日本主权恢复，《电波监理委员会设置法》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设置电波监理审议会，成为总务大臣的有关电波法、广播电视法等法的咨询及审议机关。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商业电视台需要遵守《商业电视业界实务守则》，该守则是由澳大利亚通信及传媒管理局颁布的。与美国的节目分级系统不同的是，澳大利亚除了对内容提出限制之外，还对播出时段、播出时间做出了硬性规定，分级系统分为标准分级系统和儿童分级系统两大类。澳大利亚的标准分级包括G、PG、M、MA15+、AV15+(比MA15+的暴力镜头多一些)几个等级，意义和美国的分级系统差别不大。澳大利亚1992年广播法规定设立广播管理局，要求澳大利亚广播管理局对不同类型的广播电视服务实行不同层次的管理政策，以达到广播法的立法宗旨，主要包括： • • • • • • • • • • 促进广播电视机构有效地向澳大利亚全体公民提供娱乐、教育和信息节目； 为广播电视发展提供有利的管理环境，促进竞争，满足受众的需要； 掌控有影响力的广播电视机构的条件下提倡多样化； 保证澳大利亚公民有效地监督广播电视机构；

促进广播电视机构反映澳大利亚的统一性和文化的多样性； 鼓励节目提供者提供高质量、有创造性的节目；

鼓励商业性和社区性的节目提供者满足公众需求，公正真实地报道有关公共利益的事件，适当报道本地重大事件；

鼓励节目提供者在提供节目素材时尊重社区标准； 鼓励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对节目提出批评； 确保少年儿童免受有害节目的影响。

德国

1、宪法

德国的联邦体制意味着各州对文化和媒体事务享有唯一的管辖权，没有联邦广播电视法。德国宪法对广播电视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宪法第5条确立了言论自由、广播电视自由和广播电视事务不受政府干预的原则，成为德国民主政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联邦宪法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对这些原则的内涵进行了深化和发展。1961年，联邦宪法法院首次做出一系列有关电视的判决，成为随后几十年德国媒介政策和监管的重要基础性文件。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有效阻止了保守党联邦政府康纳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总理企图建立一个新电视频道的努力，这一频道将作为商业实体来运营并由政府直接控制。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称，它支持以下原则：首先，广播电视是专属各州的责任；其次，政府控制广播电视违反了公共广播电视的理念和精神。自从二战后重建广播电视业以来，私营产业尤其是报纸出版商一直希望国家放宽对广播电视业的准入限制。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期间，这一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许多人反对商业广播电视，尤其是社会民主党（SPD）。1982年身为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主席的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出任德国总理后，开始大规模铺设宽带有线电视系统。同时，第一个商业电视频道也开始运营。20世纪80年代期间，西德各州都颁布了新的广播电视法，引入商业广播电视。联邦宪法法院此时在许多有关电视的判决中，进一步阐明了“双轨制”的体系和法律基础。例如，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减轻商业广播电视媒体的公共服务义务必须以公共广播电视媒体已经充分履行了公共服务义务为前提；应确保公共广播电视媒体在新体制中的发展地位。

2、州广播电视法16个德国州广播电视法对各州公共广播电视媒体和商业广播电视媒体的体制做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包括监管机构的组织和权限、商业广播电视媒体执照的颁发以及新闻标准和节目义务等。州广播电视法在基本价值、标准和组织原则等方面是类似的。但在对商业广播的规定方面有明显不同，如有些州允许地方广播电台大量存在，而有些州只批准建立少量的地区性广播频率。

3、州间协议

各州还联合起来共同签署了州间协议，建立起全国性的广播电视监管体制，作为州广播电 视法的补充。州间协议是德国广播电视政策的核心，因为它为区域分割的市场提供了一种全国性的法律框架，对媒体政策领域某些最敏感的问题做出了规定。州间协议是建立ARD和ZDF及其财源体制的法律基础，同时还包含适用于商业广播电视的主要原则和规定。州间协议规定的对象主要包括：（1）在全国范围内播出的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包括电视广告规定、商业电视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商业电视跨州传播时州广播电视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等；（2）地区性公共广播电视网——ARD；（3）全国性公共电视媒体——ZDF；（4）全国性公共广播媒体——德意志广播电台（Deutschland Radio）；（5）公共广播电视媒体ARD和ZDF的财源；（6）公共广播电视媒体的资金请求和执照费数额的确定程序。州间协议经常进行修改，在修改过程中，有关州政府会进行谈判，往往反映出不同政党各自所要实现的目标。例如，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了阻止由基督教民主联盟提出的对公共广播电视采取更严厉限制的提议，同意对媒体所有权制度进行修改，允许大的媒体集团进一步扩张实力。

4、其它相关立法

包括未成年人保护州间协议、新媒体服务州间协议以及联邦电信法等，都对德国公共和商业广播电视媒体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未成年人保护州间协议为不适宜儿童收看的节目规定了分水岭制度，还规定在州广播电视监管机构内设立负责未成年人保护事务的委员会。

英国

在广播电视领域，英国非常重视法律治理，同时辅以政策规制。从无线广播电视的诞生兴起，到公共广播电视、商业广播电视及其监管体制的确定，再到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数字电视、网络电视的发展，一般是先制定法律，后进行实践，同时辅以政策。比如英国为了改变由英国广播公司独家经营电视的政策，1954年制定电视法，成立独立电视公司发展商业电视；为了改变由英国广播公司独家经营广播的政策，1972年制定无线广播法准许开办商业广播；为了发展有线电视，1984年制定有线电视法，设立有线电视局监督管理有线电视业；2003年制定通讯法，合并多个监管机构，设立通讯管理办公室，统一监管广播电视和电信业务。

为了适应新的融合管制环境,英国政府在年推出了新的《通信法》，并依据通信法成立了融合的管制机构—,由电信管理局、无线电通信管理局、独立电视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局、播放标准委员会五个机构融合,全面负责英国电信、电视和无线电的监管。英国对在互联网上传输的内容和广播电视节目内容实行不同程度的监管,对于互联网上的内容监管较为宽松,而对于广播电视节目的内容进行严格的监管。除了传统的内容管理之外,英国还非常重视视听内容管理。但是,对于融合性业务的内容监管则相对复杂一些。主要原因在于虽然《2003年通信法》中规定了对广播内容的监管职责,但是对于通过互联网和移动电话分发传输的内容,并没有明确规定。

韩国

韩国的广播电视的运营机制、结构调整、监管体制等都以法律为依据，1963年通过了第一部广播电视法，确定国营、民营并存体制；1980年通过言论基本法，禁止商业广播电视；1987年通过广播法，恢复商业广播电视；1991年通过有线电视法，发展有线电视；2000年颁布新的综合广播法，对公共广播机构、独立监管机构、商业广播电视活动进行全面规范；2004年修改广播电视法，允许开展卫星数字多媒体广播（S-DMB）业务。由于法律的出台往往需经过多次研讨，多方协商，形成共识，有利于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防止出现偏差和朝令夕改，降低政策法律实施的成本，从而实现广播电视健康有序发展的目标。

其中韩国2000年广播法第20条规定设立韩国广播委员会的目的是：保障广播电视的公共属性，履行广播电视的公众义务；保持中立；促进广播电视节目内容质量的提高；维护广播电视业的公平竞争。美国联邦管制法典第47篇是专门管制通讯产业的有关法规，对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任务和目标进行了规定：FCC的任务是保证全体美国公民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并不受歧视地获得迅捷和有效的国内外通讯服务，无论该通讯服务是通过无线电、有线电、卫星还是线缆来实现。FCC的战略目标主要在宽带、竞争、频谱、媒体、国土安全和自身现代化等六个方面： • • • 宽带：FCC应制定管理政策，促进在宽带服务领域的竞争和创新，推动宽带设施领域的投资，监控宽带服务业务在美国国内外的进展；

竞争：FCC应确保建立一个广泛健全的通信服务竞争框架，鼓励创新，促进在国内外的竞争，使消费者真正实现通信服务的选择，从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

频谱：FCC应鼓励对频谱资源进行最有效、最合理的利用，以此来推动通信技术的研发创新并迅速投入应用； • • • 媒体：FCC应修正媒体规则，使媒体所有权规定能够在一种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有利于竞争和多样性，有助于模拟向数字制式的强制性转换；

国土安全：FCC负责组织对全国的通信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确保该设施在受到破坏时能够迅速修复，确保普通公共卫生和安全人员在紧急情况下能够享有有效的通信服务 自身现代化：FCC应通过出色的管理展示其良好的业绩和成效，保持FCC独立和批判的专业使命，并与充满活力的通讯市场保持一致。

第二篇：国外保险监管模式分析

国外保险监管模式分析

世界各国对保险业的监管有严格监管和宽松监管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是按监管的模式划分的，事实上，就约束的程度和力度而言，与其他行业相比，世界各国对保险业都实行严格监管。经济学家一般从三个角度来看待政府对保险业的监管：经济、安全、信息。而这三个因素又可以分成市场行为监管、偿付能力监管和对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问题的监管三个方面。根据其监管的侧重程度和严格程度不同，主要发达国家保险市场的监管可以分为严格监管和松散监管两种模式，分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严格监管模式和以英国为代表的松散监管模式。但本文侧重于分析国外保险公司对偿付能力的监管模式，通过考察世界各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的模式，以探讨我国保险行业偿付能力监管未来的发展方向。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指的是,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履行合同约定的赔偿或给付责任的能力，是衡量保险公司经济实力的一个综合指标。偿付能力一方面要求保险公司资产的市场价值大于负债，同时还要求有足够的流动资产以履行所有因债务而导致的财务责任。合理的偿付能力应该在使保单持有人得到充分保障和保 险业运营成本较低这两个因素的权衡中达到均衡。

保险公司必须具备足够的偿付能力,才能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由于保险公司经营业务的特殊性,保险双方在权力义务的获得和履行的时间上存在着不对等性,主要原因在于:与其他实物交易不同,保险产品的购买者并不充分了解公司资产和负债质量的信息;保险公司管理人员的有限责任增加了有悖于职业道德经营的可能性;若出现负面的偿付能力信息,有可能导致保单持有人的“羊群”或传染效应,从而出现对保险公司的“挤兑”现象。所以,保险公司一旦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偿付能力不足,将对被保险人的利益产生威胁。对此, 西方国家主要通过对偿付能力有效监管来达到监督保险公司经营同时保障被保险人利益的目的。由于各国国情殊异及保险业发展历史长短不一,偿付能力监管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主要可分为北美体系、欧盟体系和澳大利亚体系。

一、北美体系

北美体系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美国的保险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市场之一。美国对其保险业的监管实行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双重管理的体系,监管范围也非常广泛。在这一监管体系下,州是监管的主体,各州有权处理保险监管工作中的一切事宜,如保险立法和税收等。各州有自己的保险法规和管理机构。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保险监管成本，美国最早建立了偿付能力评级机构和评级制度。这些评级机构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提供了关于保险公司财务实力的总体信息。保险监管信息系统（IRIS）和财务分析跟踪系统（FATS）作为美国保险监管预警机制的两个重要的信息系统，主要帮助保险公司的无偿付能力进行预测，避免更多保险公司破产。20世纪90年代美国保险监管协会提出了风险资本要求法（RBC），该法随着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的具体数量和类型而变化，使保险公司的资本与其承担的风险大体匹配。现金流量分析是以利率变动为主要假设来测定寿

险公司责任准备金的充足性，分析寿险公司的资产和负债是否匹配，属于动态监管方法。为了对保险公司发生偿付能力不足时能及时进行补救，美国建立了保证基金体系，以保护可能遭受损失的被保险人。

美国的偿付能力监管既有事前的预警、事中的控制，又有事后的弥补；即有静态监管，又有动态监管，两种监管相互补充，其体系建设比较完整。

加拿大的保险业由加拿大联邦金融机构监督办公室(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SFI)监管。加拿大动态资本充足性测试是在给定保险人近期、当前财务状况，以及保险人在未来一系列假设情景下的前提下，对保险人资本金的变动趋势进行分析的过程，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测试分析，提供有关可能导致保险人资产损耗的不利事件的信息，预测采取相应纠正措施所产生的影响，以帮助保险公司防范偿付能力不足事件的发生。

北美体系主要采用了风险资本方法(RBC),以保险公司的实际资本与风险资本的比率作为指标,通过指标值的变动,决定应采取的监管措施。其中,风险资本的衡量考虑了影响偿付能力大小的主要风险类别,得到各类风险的大小之后,再通过一定的组合方式计算出最低风险资本要求的大小。通过考虑各公司的具体风险构成,风险资本方法不再拘泥于对保险资产与盈余的固定要求,而是针对风险状况确定最低资本要求,是一种比较科学的偿付能力评估与监管方法。

近年来以风险资本思想为基础的监管体系已经成为国际偿付能力监管的一个主要趋势,包括许多新兴亚洲地区和国际监管机构都已经试行RBC方法或开展相关研究。

二、欧盟体系

欧盟偿付能力监管内容规定了法定偿付能力额度，其由最低固定保证金和偿付能力额度组成。同时，还规定可计入资本金的资产负债表项目。虽然欧盟投资管制较松，但对保险公司责任准备金的投资特别关注，注重协调投资的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并规定责任准备金投资的资产类型及各类资产占准备金总额的最大比例，避免风险的过于集中。如果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未达到规定要求，监管机构会采取限制公司投资行为等举措进行干预。

欧盟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属于比较宽松的监管体系，它考虑的因素比美国简单，操作起来比较简便，但其保险监管对行业自律要求很高。

1979年3月5日,欧洲经济共同体(现为欧盟)颁布了“欧洲指引”(European Directive),制定了人寿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标准。其后,比利时、丹麦、德国、法国、爱尔兰、英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瑞典和芬兰等15个国家先后参照了“欧洲指引”执行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 管。欧洲各国以后制定的法规基本上依据这份欧洲指引。欧盟体系以英国最具代表性。英国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主要体现在1982年保险公司法(Insurance Companies Act 1982)以及1994年保险公司管理条例(The Insurance Companies Regulation 1994)的规定中。

三、澳大利亚体系

澳大利亚采用的是法定基金双重标准方法,针对法定基金制定了双重标准,即法定基金的偿付能力标准和资本充足标准,根据法定基金满足这双重标准的不同情况,决定相应的监管行动。其中,偿付能力标准针对现有业务,属于静态评估;而资本充足性标准对未来业务予以假设,属于动态评估。这一方法本质上体现的是风险资本的思想,即考虑影响偿付能力的资产与负债等多方面的风险,并量化为各风险准备金进行线性加总得到最低的资本要求。

1998年7月1日澳大利亚财政部成立了澳大利亚审慎监督委员会(Australia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 APRA)。澳大利亚审慎监督委员会作为普通保险和人寿保险的监管者,主要代表的是当前的和未来的保单持有人的利益。澳大利亚有关保险监管的法律主要有1973年的《保险法》以及1995年的《人寿保险法》。

通过学习研究国外的先进保险监管经验与方法，从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形成针对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保险监管方式，才能让我国的保险业健康、快速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曹志东,卢雅菲,俞自由.保险偿付能力监管及其国际比较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黄为,钟春平.偿付能力监管法规的国际比较.中国保险,2008郭颂平．论国家对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的管理［Ｊ］．保险研究，2009 4 黄宇．构建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评级指标体系［Ｊ］．浙江保险，2010陈迪红，潘竟成．保险公司动态财务分析初探［Ｊ］．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 6叶明华．偿付能力监管：我国保险监管的新方向［Ｊ］．经济工作导刊，2009

保险学课程作业

题目：国外保险监管模式分析

班级：1123101班

学号：1112310103

姓名：刘泽宇

第三篇：7连电视访谈谈话内容

八连电视访谈谈话内容

一、对反腐倡廉建设的认识？

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关于反腐倡廉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新举措，按时记笔记、写心得，旨在提高认识，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通过警示教育使党员领导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更加全面地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入开展。

基层党员干部是直接为职工群众服务的基层工作者，是连队致富奔小康的领路人和带头人，认真做好新时期基层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工作，搞好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对于改善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执政地位，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中纪委全会上，总书记提出要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对此有什么看法？

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如何调动干部的积极性？ 如何调动干部工作的积极性，是党支部最为关心的问题，而且工作的基础就是人，人是决定的因素。因此，作为基层组织、一个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当中，定期了解、掌握干部思想动态，关心干部生活，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干部解决工作、生活、家庭和子女上学、子女就业等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使干部无后顾之忧，集中精力，安心工作，轻装上阵，以全新的姿态投入工作。在工作上，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处处以身作责，以模范行动来感召人。在生活上，要处处关心、帮助干部，不论哪个干部家里有什么事，都要亲自关心过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只有这样，才能密切干部、密切群众，得到干部们的拥护和支持。也才能将党的宗旨落实到行动上，真正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品质，也才能称得上是领导干部。所以，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必须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抓起，把解决群众的实际工作困难和生活困难同搞好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凝聚人心，激发干部工作热情，调动干部工作积极性、主动性。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俗话说的好，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因此，“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做出样子”，七连党支部始终保持：一是要言行一致，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二是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是禁止别人做的，自己首先不做，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和带动身边的工作人员。三是要身先士卒，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在平常工作中，各项工作头绪多，人力不足，任务重，领导既要当指挥员，又要当战斗员，因此班子成员带头深入生产工作一线，才能激发干部工作的热忱，调动干部工作的积极性，推动各项任务的完成。

本单位整治“四风”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措施及成效？

我认为着力解决党员干部“四风”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就要看一名干部的宗旨意识、作风状况，很大程度表现在对困难群众的关怀上，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关切上，对存在的作风之弊的态度上。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能浮在上面，要沉下去，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建立基层联系点，帮助群众解决民生、信访等问题。民生问题无小事，要切实增强民生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少做锦上添花的事情。要立说立行、立查立纠、尽快整改，不能等待观望。可以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让人民群众看到希望，不能雷声大、雨点小，不能说的多，做的少。

反对“四风”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必然要求。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尽管我们长期在抓，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四风”表现比较突出，一些领导干部不坚持原则，奉行好人主义；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等等。

反对“四风”必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我们要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点，突出解决实际问题，使党员干部思想进一步提高，作风进一步转变，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为民务实清廉形象进一步树立。坚持求真务实，着力解决形式主义问题； 坚持群众路线，着力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坚持艰苦奋斗，着力解决享乐主义问题；坚持廉洁从政，着力解决奢靡之风问题。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反对“四风”的有效载体和重要抓手，紧紧围绕活动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抓住“学习教育、听取意见，查摆问题、开展批评，整改落实、建章立制”三个关键环节，扎实有序推进，一定能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

五、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防控本单位廉政风险？

坚持将岗位教育、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贯穿于风险防控工作全过程，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充分认识推行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重要意义，把反腐倡廉教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开展《廉政准则》学习，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观看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专题片，筑牢全体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思想防线。本单位反腐倡廉建设存在哪些问题？

1、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对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存在“重业务、轻教育”的思想，导致对反腐倡廉教育工作领导不力、措施不强、质量不高。

教育内容空洞，大而化之，不具体、不生动，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有的教育不能做到有的放矢,没有把教育与解决党员干部党风党性党纪方面存在的问题相结合,与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相结合,往往是图了形式、走了过场

资金投入不足。虽然上级单位每年对反腐倡廉教育都或多或少的有些投入，但力度不大、额度较小，导致反腐倡廉宣传教育设施落后、师资力量薄弱，难以满足新形势下反腐倡廉教育的需求。

本单位对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具体是怎样？

1、一个基层单位能不能搞好，队伍建设是基础。必须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廉洁勤政的高素质管理队伍。

2、要加强党性修养，弘扬优良作风。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增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观念，大力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作风。要切实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在各项管理工作中始终坚持廉洁自律，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自觉接受监督。要研究创新管理机制，建立竞争、激励、考核。要抓好制度建设和标准化管理，努力实现按制度管人管事，实现规范管理，建立和谐。

八、进行廉政公开承诺 1．加强学习，提高能力；2．加强修养，提高品行；3．加强调研，了解民情；4．加强服务，改善民生。5.廉洁自律，求真务实。

第四篇：新媒体的法律监管

1、新媒体的崛起及困惑

当“数字化生存”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存态度，媒体的“数字化生存’已不可逆转地踏上征程。

毋庸置疑。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快速增长和转型，过去忠实于传统广播电视的受众正在逐渐被各种新兴的媒体争夺过去。互联网、手机、游戏等正在构成新一代受众获取信息娱乐资讯的新核心。在中国，“新媒体”这个信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已经被世人所耳熟能详。

纵观国际国内，几乎每种新媒体的出现都引发了传播业新一轮的革命并带来颠覆的商业模式。新媒体融合了来自通信，IT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以及来自广电领域的节目内容和服务，并共同构造起跨越多网络、多业务、多终端的整合平台。

但是，就在这个看似商机无限的领域，新媒体的发展在中国却碰到种种尴尬——在相关行政机关制定的各种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政策关卡”前，诸多想介入新媒体领域的人怕一不小心触犯法规而怯步不前，也有些运营商已因“违规操作”被勒令停止相关业务的开展。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新媒体是在各种网络、各种业务，各种终端基础上结合起来的产物，因此，新媒体本质上的“媒体”的属性和新媒体运营模式上的“新”的特点，表现出新媒体行政监管的特殊性，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是内容的监管。从新媒体传播的内容看，有新闻、影视剧和其他各种视音频节目、数据信息、图文信息、语音信息等多方面。从新媒体内容传播的方式看，虽然以“点对点”传播为特色，但却是“多点对多点”的传播方式，同时，也有大量的大众传播的功能和信息。尤其是以网络视频内容传播为基础的P2P新媒体业务(P2P即Peer to Peer，意为对等网络)。因此，新媒体本身还是被界定为“媒体”，这就决定了新媒体运营主体必须经行政机关的许可，并受到行政机关对内容的监管和审查。

其次，是技术和运营的监管。从技术层面看，新媒体涉及到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从传输方式看，会涉及到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电视网和卫星等多种渠道；从传播的载体看，又包括了电视机、手机、电脑、车载接收设备和数据广播接收设备等；从运营的业务形态看，包括付费电视广播、视频点播业务、双向可视电话、网站浏览、收发电子邮件、电子商务、联网游戏、短信、wap、VolP等电信和互联网增值业务。

在我国，新媒体运营主体必须在获得行政机关的许可后方可开展业务，并且要受行政机关对相关技术标准、传输渠道和传输方式的监管和审查、按现行法律制度，新媒体将要面对包括信息产业部、广电总局、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工商管理总局等多个行政管理部门。

2、我国与新媒体相关的主要行政法规、规章

从目前行政监管体制看，一方面，行政机关对现行行政法律文件的修改，补充滞后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造成法律制度不该有的缺位；另一方面，各行政机关进行行政活动所参照的法律文件多为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效力较低，仅限于本部门范围，造成有法可不体的尴尬；且各行政机关在制订、执行部门规章和行政规定时往往各行其是，又造成了行政法律制度执行的冲突。所有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对新媒体内容的管制和运营平台，技术标准的监管方面，首当其冲的行政机关是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电总局。

除一部《邮电法》外，信息产业部实施行政活动的法律渊源主要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自行制订的部门规章和其他一些行政规定，2000年9月25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以下简称《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其他四部行政法规作为当前行政执法过程中调整信产部与其他行政机关之间，信产部与行政相对人法律关系的基本法律参照。除此之外，还有33部门规章，若干个规范性文件。以及一些地方性电信法规和规章。

其中，《电信条例》以调整电信市场、电信服务，电信建设、电信安全的法律关系为主，作为第一部专门规范电信业的综合性行政法规，其制定与施行对促进我国电信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电信条例》在网间互联互通的相关规范和三网融合方面却存在着颇多的问题，前者在行政调解和裁决制度方面对“一边倒”的电信市场缺乏有效的行政监管，不利于电信运营商的公平竞争，后者则回避了三网融合的问题没有对加快中国信息产业的进程起到良好的推动和保护，反而滞后于社会的发展，甚至成为以后几年阻碍信息产业发展的负面因素。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只有二十七条，主要对经营性互联网服务和非经营性互联网服务的监管设定了分界，对新闻、出版及电子公告类的互联网信息服务行政监管主体和许可，备案程序予以确认，并对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内容，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单位的设立程序、监管方式、法律责任等关键事项做出指导性的规定。虽然以后若干个围绕互联网各种信息服务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相继出台，并在这些法律文件中有所体现，但在网间互联问题和三网融合问题并没有再多补充性的解释。

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尚未专门针对广播电视活动制定法律。国家广电总局目前进行行政活动的法律渊源主要是《广播电视管理条列》，《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电影管理条列》和《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以及总局自行制定的一系列部门规章和规定。除此之外，还有35个部门规章和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1997年9月1日由国务院颁布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目前我国管理广播电视活动的基本法律依据。《条例》的施行对于规范广播电视活动的秩序，促进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加强广播电视领域的法治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当前情况看，十年前《条例》所确立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与现在广播电视产业推进的要求相比已经显露出严重的滞后性。

广电总局2003年2月10日发布施行《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的出台，曾被新媒体和相关产业界看作是广电总局积极跟进中国信息化进程的一千信号，因为这个规章首次明确了对视听节目的网络业务施行许可管理，只要获得广电总局颁发的《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便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视听节目，而2004年10月11日施行的修改过的《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业界称之为“39号令”)则进一步为电信和广电业务的相互渗透开启了一条“门缝”。39号令明确了“广电总局负责全国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的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的管理工作”，“从事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业务，应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但是39号令同时规定，《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核发由广电总同按照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的业务类别、接收终端、传输网络等项目分播放自办节目、转播节目和提供节目集成运营服务三类进行核发，尤其对以电视机为接收终端的信息网络传插视听节目集成运营服务只能由经广电总局批准设立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省会市、计划单列市级以上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影视集团（总台）申请。其他机构和个人不得开办此类业务。这些规定被指直接构成对电信运营商的限制。此外，39号令对于通过信息网络对公众传播的新闻类视听节目、影视剧类视听节目，和利用信息网络转播视听节目、链接或集成视听节目都有严格的限制条款，而这些条款所指向的视听节目源均掌控于广电总局下属管辖的节目生产、制作、播放机构。

3、现行行政法律制度分析

显然，当今新媒体技术、内容与运营的融合已经与目前中国行政机关职能的分离形成了明显的矛盾，而在缺乏一部具有管辖范围广，效力较高的法律的前提下，各行政机关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立法观念不同、法律体系不完善、法律制度层次低，直接导致了行政机构监管效率低下的后果。

（1）立法观念的不一致是最为突出的问题

世界各国在广播电视和电信的行政管理制度和相关法律文件中，已经体现出允许广电与电信的对称开放和混业经营的态势。因此，对于新媒体监管的行政主体、法律制度相对于传统广播电视、电信的管理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

信息产业部和广电总局的现行行政法律制度源于不同的立法理念，因此两个部门对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施行完全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中国从事新媒体产业的人都非常熟悉“国办82号文件”。这个“82号文件”指的是国务院办公厅于1999年9月17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信息产业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意见的通知》。这个通知最主要的目的在于明确两个部门应避免有线传输网络的重复建设和确保广播电视节目安全传输的问题。通知中指出．“广播电视以自身的技术优势，已成为受众最广泛的传播媒体，是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对广播电视传输网络的管理，应充分考虑这种特殊性，”另外强调了继续遵守电信部门与广播电视部门的分工问题，即“电信部门不得从事广播电视业务，广播电视部门不得从事通信业务，对此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对各类网络资源的综合利用，暂只在上海试点。”这个文件如今仍作为广电和信产两大行政部门划分业务关系的一根“红线”。

源于这样一种区分，较之信息产业网络规划、技术标准、市场准入、电信费率、互联互通、服务质量等一般行业管理的行政监管活动，广电总局更着重于“媒体”所应具备的舆论控制和舆论导向的监管职能，这在广电总局制定的众多法律文件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反应，比如实行严格的许可制度和内容审制度，以事先监管为主。

另外，随着入世，中国在电信服务方面将承担如下义务：允许外国服务商参与中国公共电信网及其服务；履行关于电信业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透明度承诺等。一系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都须按照平等、开放的原则逐步被补充、修改甚至废止，一些原来设定的许可制度将被取消或以备案制度所替代，事先监管制度将逐步改为事先监管或事后监管并重的局面。而广播电视在内容方面涉及到保护本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原因将对WTO相关规则进行保留，因此，多数许可制度和内容的审查制度仍将延续既有的行政管理模式。

以上原因是因涉及到社会宏观环境因素影响，而导致两个行政机关在法律制度设计上遵循着不同的行政理念。还有一个原因却是来自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施行过程中的内部因素——部门本位和地方本位思想。

（2）法律制度层次地下、不配套、有法难依

由于立法总是滞后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务院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往往无法具体深入到行政管理的各个细节，更无法预见改革所带来的各种新业务形态、新的运营模式，因此，行政机关往往要在行政法规的基础上，以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予以补充和完善。这其中，因涉及到部门利益、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和其他利益集团、支持变革的主体和集团与反对变革的主体和集团的力量对比及变化，还有来自于政府的偏好及政府机构的官僚化程度，在整体性法律架构缺乏的情况下，往往会使一部部门规章或以后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实施朝着改革预期目标的反方向发展。一度成为新闻界和新媒体业界谈论焦点的“泉州事件”和“叫停盛大”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这两起事件从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我国的行政立法和管理制度上的一大弊病：有利争之，无利躲之。某种程度上，立法即是揽权争利的开始，无法处理的矛盾，则尽量不在法律文件中体现。

4、国外新媒体监管体制的借鉴

对于新媒体的出现，国情不同，国外的法律制度自然各不相同，对新媒体的管理部门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世界各国在广播电视和电信的行政管理制度和相关法律文件中，已经体现出允许广电与电信的对称开放和混业经营的态势。因此，对于新媒体监管的行政主体、法律制度相对于传统广播电视、电信的管理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

（1）美国

在美国，监管主体是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众所周知FCC是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特别机构，委员会为履行职责，设立了若干职能机构，其中主要有：大众媒介局、有线服务局、共同载体局及私人无线电局，大众媒介局负责广播电视业内容的监管，有线服务局、共同载体局负责有线网络、互联网等信息业务的管理。

《1996年电信法》是迄今为止美国最新的有关电信、广播电视、有线电视等产业的法案。它是美国政府放宽对广播电视业与其他(包括互联网、电信等)产业联合兼并的限制的产物，这一法案现已成为指导美国电视业和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基本法规，也是保护新媒体产业发展的主要法律规范。

(2)日本

在日本，由邮政省主管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整个电信事业。其中广播行政局负责管理广播电视业，包括有线电视系统在内，电信局管理频率分配和通信业务，通信政策局负责制定电信系统的各项基本政策和综合性规则。由于所有立法都源自邮政省，因此，集权的管理模式带来的最大优势就是关于电信和广电的相关行政法律制度较为配套。

日本2002年出台了《电信业务广播法》，保证了通过电信宽带网络顺利传输电视节目，推动了IPTV业务的发展。

(3)欧洲

在欧洲各国，监管主体及形式因国情而不同。但大致为两类，一类以英国为代表的监管模式——由通信管理局(0FCOM)横跨电信、广电业、统一监管内容、技术、频谱分布、战略及规划发展；另一类则以法国为代表的监管模式——网络、内容分设监管机构，最高视听委员会(CSA)作为独立于政府、议会之外的监管机构，统一管理包括公营、私营、全国和地方的广播电视节目内容。法国电子通信与邮政监管局(ARCEP)作为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主管(网络)容量和管道(频道)。

值得关注的是，在内容监管方面，欧盟已于2007年5月通过对《电视无国界指令》(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Directive，TVWF指令)进行修改的建议草案，将TVWF指令改

名为《视听媒体业务指令》(Audio Visual Media ServiceDirective)作为欧盟统一的内容监管方面的法律规范，《视听媒体业务指令》将管辖范围覆盖了所有的媒体内容领域，包括电信、广播、互联网、VOD等，而不受传播方式的限制。

上述情况表明，随着新媒体技术、运营和服务方式所带来的一系列变革，融合不仅仅发生在新媒体的产业端，政府和行政机关的立法理念、法律体系的建立以及法律制度的实行也须走向融合，突出表现在确立了网络与技术中立的原则、业务上允许双向进入的原则上。但是，简单照搬这些国家的模式，显然与我国的具体国情不相适应。如何能将新媒体的发展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建立起较好的法律制度以保证这个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呢?

5、新媒体管理的立法建议

从现实情况看，如果仅仅从

一、两个部门入手、对现有的部门规章进行修改难以达到切实的管理效果，且部门规章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因此修改势必造成违背法律，恣意扩大行政立法权之嫌。因此，根据我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可以有以下几种思路：

第一种，可以依据《立法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和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新媒体产业的管理涉及到信产、广电、文化、新闻等多个行政机构，可以向国务院法制办提出申请立项由国务院法制办协调成立立法小组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新的行政法规，也可牵头各部门联合制定规章。这种思路在短期内较为适用，能在缺乏层次较高的法律规范的情况下，以行政法规或联合制定部门规章的方式能暂时处理一些部门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平衡问题，但是，这种方法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从长期发展来看，并不能深层次地解决本质性问题，更不利于新媒体产业的长期发展。

第二种，可以依据《立法法》第八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结合《电信法》等法律的起草、制定，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范。这种方案虽然难度大、从立法到实施时间长，但在现实情况下却能为新媒体和传统电信、广电及相关行业的业态平衡、发展能奠定一个良好的法治基础。

不过，也应看到，虽然法律的制定从其积极意义看，能够解决社会关系的共性问题，能够体现制度上的稳定性，能够维护社会成员的安全，为社会带来效率。但同时也有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滞后性的问题，即法的“二律背反”现象。因此，考虑到对中国新媒体产业的长期影响，《电信法》等相关法律的起草应当充分重视立法技术的完善，立法制度的配套和健全，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如果仅仅停留于原来的状态，没有妥善地处理好改革、开放与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保护的关系，所立之法亦将只是个别行政部门用以揽权的工具，不能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任何的贡献。

这里笔者提出第三种思路：结合于行政体制的改革推行新的法律制度，亦即借鉴有关专家提到的设立独立监管机构的思路，可以在相关新的法律出台时，以法的形式明确一个专门的监管主体负责传播内容的监管工作。这种机构类似于法国视听最高委员会(CSA)，主席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名，委员3—5人，来自各相关行政部门，并可设若干机构，分别对广播电视、电信及各新媒体领域的内容实施监管，有权制定涉及内容监管的法规，设立涉及内容管制的许可制度。至于信息产业领域，可将部分涉及市场和具体企业行为的职能剥离于行政机关后，仍实行行政监管的体制。

目前有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电子出版物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电信法》、《中国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自律公约》、《手机媒体自律公约》

第五篇：法律进社区宣传栏参考内容

社区法律宣传栏

一、宪法篇

1、什么是公民？《宪法》第33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第33条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2、我国公民有哪些基本政治自由权？ 《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3、公民有哪些基本义务？

公民在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主要有：（1）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

（2）公民有遵纪守法的义务；

（3）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

（4）公民有保卫国家的义务；（5）公民有纳税的义务；

（6）公民有抚养、赡养及计划生育的义务。除此以外公民还有其它宪法和法律规定应 尽的义务。

二、婚姻家庭篇

1、男女法定结婚年龄是多少？

《婚姻法》第6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

2、哪些情况禁止结婚？

《婚姻法》第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结婚：

（1）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2）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

3、收养人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收养法》第6条规定，作为收养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无子女；

（2）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3）未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

（4）年满30周岁。

4、继承遗产的顺序是怎样的？

《继承法》第10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三、维权篇

1、哪些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因经济困难需要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申请时，当事人必须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下列证明材料：（1）有充分理由和证据证明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2）本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政府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

2、民事诉讼中一般由谁举证？

举证的基本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即谁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谁就要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就负有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中，有些案件也规定由被告举证。即“举证责任倒置”。

3、什么是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一种程序。依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的行政机关是行政复议机关。

四、治安管理篇

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有几种？（1）警告；（2）罚款；

（3）行政拘留；

（4）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5）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外国人，可以附加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

五、法律服务篇

1、居民寻求法律服务的途径：

一、调解；

二、行政复议；

三、诉讼。

2、法律服务热线： 匪警电话：110 火警电话：119 消费者权益投诉电话：12315 法律援助服务咨询中心电话：12348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