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定的缺陷性与“执行难”

第一篇：法律规定的缺陷性与“执行难”

法律规定的缺陷性与“执行难”

一、“执行通知书”的法律适用问题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0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人民法院在决定受理执行案件后，进行强制执行前，应当先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在指定期间履行，预期不履行的方可执行。“执行通知书”作为执行的前置程序，无论从宏观调控的理论，到实际执行操作的微观应用，都需要重新考证，否则，理论难以应用于实际(执行通知书流于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带来的副作用很大。如：第一，有损国家法律的尊严。已生效的法院裁判文书是经过法定程序、代表国家法律所制作的具有法律现实意义的司法文书，本身就具有权威性(依法裁判)、时效性(裁判文书生效之日即是执行之日)和强制性(不自动履行法律义务即可执行)，如向被执行人再发执行通知书，新的执行期限与生效法律文书履行期限相抵触，其法律的严肃性和即时履行性难以落实;第二，为不愿履行法律义务的被执行人提供了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时间和机会(托人情、找关系、外出躲避)，不利于执行，妨碍执行，导致执行难;第三，限制执行人员手脚。因向被执行人发送执行通知书是强制执行的前置程序，对于那些故意躲避、有意转移财产的被执行人和实施地区、部门保护的某些机关来说，无疑是向执行人员发起冲击的“法宝”。在执行实践中，执行人员既怕被执行人转移财产(无财产可执行)、躲避执行(下落不明)，造成案件无法执行，又怕因执行程序违法，而受到不应有的责难甚至处罚。在众多的执行抗法事件中，执行人员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不惜生命，只因条件所限或无法预料的原因，发生争执，就被“法律”抓住不放，讨不回公道，故限制了执行人员的手脚;第四，影响司法公正，不利“法治”建设。时间就是金钱、就是效益，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只要送达到被执行人，其履行期限就已注明，如在生效法律文书规定期限后再重新给予一个执行期限(没有法定期限，执行人员自由裁量)，既造成申请人误解法院对被执行人法外施恩，有损司法公正，也因“法律白条”的“献身”说法，实现法律保护权益形同虚设，在时间与效益的市场经济法则中，利用“黑势力”保护就不可避免;第五，不能取得良好的执行效果。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法律的威力也在于执行。因“执行通知”限制、妨碍了执行实践操作，复杂了执行程序，不符合国情(地方、部门保护严重，托人情、找关系普遍存在)等问题，致使执行难上加难，造成虽然案件执行完了，但因执行所用时间及耗费精力的现实问题，并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实际应用、操作问题

我国《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拘役或者罚金。第314条规定：隐藏、转移、变卖、故意毁损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1)“有能力执行”：是指根据查实的证据证明，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具有履行特定义务的能力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才能追究刑事责任;(2)“情节严重”：是指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行为。

在审判执行实践中，一些被告人把在法院主持下与原告达成的调解协议，当作应付法院和原告的缓兵之计，根本不打算履行调解协议。这样的调解书当案情需要强制执行，加大执行力度时，因为刑法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依据，只限于判决、裁定，执行人员就不能依照刑法，追究不履行调解协议被执行人的刑事责任。因此，追究被执行人刑事责任的执行依据范围，应扩大为生效的法律文书，不仅包括诉讼案件的判决书和裁定书、调解书，也包括非诉讼案件中的行政决定、裁定、仲裁、被依法赋予强制执行的债权文书。

打官司要求谁主张谁举证，符合审判实际，也利于操作，但在执行中，对被执行人的举证责任没有要求，却对执行人员依法追究被执行人不履行判决、裁定罪，限制过多。如：要求执行人员查实证据，判断被执行人是否“有能力执行”后，将案件先依法移送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查处，再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人民法院管辖。送达“执行通知书”作为执行的前置条件，存在的问题前面已述就不说了。执行人员身处异地，孤立无援，发现被执行人财产，如不及时强制执行，只有空手而归，如果调查取证，证实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也具备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条件，因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客观存在，将案件先依法移送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查处，再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几经周折，执行人员功夫没少下，时间没少搭，差旅费没少花，但结果却是一慢、二软、三轻。对暴力抗法事件的策划者、领导者、组织者和主要骨干的法律制裁不到位，查处不力，打击流于形式，有的还不了了之，客观上反而为暴力抗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于调查取证、地方保护、行政干预等原因，近年来司法机关对暴力抗法事件的查处，普遍存在着互相推诿、扯皮、认识不一致、工作不统一的问题。少数地方官员或者部门领导从狭义的本位主义出发偏袒本地当事人，为被执行人逃避履行义务寻找种种理由开脱，甚至以影响稳定为借口，向法院施加压力，制造执行障碍。个别领导甚至站在执法的对立面，成为被执行人的支柱和后台。值得一提的是，个别法院背离司法公正的原则，对外地法院的执行横加指责、挑剔，不依法协助。

三、异地执行拘留问题

法院的判决、裁定执行是否坚决，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建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是建设一个“法治”国家的起码要求。法院加大执行力度，一是通过加强对被执行人的钱物采取查封、冻结、扣划、罚款、扣押、拍卖、搜查等强制措施实现的;二是通过对被执行人采取从拘留、拘役到判处有期徒刑的强制措施实现的。前一种强制措施，对于可以找到其财产的被执行人是起作用的;对于已将其财产转移隐匿起来或试图逃跑、躲避，乃至敢以暴力抗拒执行的被执行人，后一种强制措施更为奏效。而对于大多数既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又不以暴力抗拒执行的异地有“身份”的被执行人，则能够采取的最大力度的强制措施就只剩下“拘留”这种形式了。拘留，对大部分采取“软对抗”的方式抗拒执行的被执行人来说是有效的，特别对异地有“身份”的被执行人，效果最为明显。

但执行实践中，“司法拘留一律在被拘留人所在地执行，严禁异地执行”;“执行逮捕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即使公安机关不执行，人民法院也不得自行逮捕，应当及时报告当地党委解决”的规定，间接地迎合了某些地方、部门保护的胃口，不宜操作，被人为地大打折扣。试想敢于谋害执行法官，暴力抗拒执行，向法律挑战的不法人员及单位，有几个在地方没有权势或不懂法。司法拘留一律在被拘留人所在地执行等规定，对执行人员异地执行，保护大多数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和绝对权威，消除地方保护无疑是“紧箍咒”。

四、执行立法滞后的问题

目前，执行人员所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是在我国1991年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民事诉讼法第三编执行程序基础上，所做的补充。因民事诉讼法原则的限制，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此问题解决后，彼问题马上出现，从执行问题出现，到上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解决方案、作出明确司法解释，再应用于执行实践，因周期过长，而错过执行良机导致执行难。立法滞后，没有超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阻碍了我国“法治”的进程。

五、行政干预与法院独立行政审判权的问题

所谓行政干预，即国家行政事业机关在对人民法院以其单位或其下属部门或其主管部门为被执行人的案件的财产或利益进行执行时，这些行政机关以种种理由和原因或通过某种关系故意阻碍或刁难人民法院对其依法执行，使生效的法律文书成为一纸空文，以达到保护本单位或主管部门的利益。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现行的体制，并没有完全保证宪法所赋予法院的独立性。法院的人、财、物归地方管理，依附于地方，使法院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维护地方利益的工具，甚至完全服务于地方利益，无法依其应有的独立性在全国范围内保证法律的统一和完整。目前在全国不同程度地形成“司法割据”，外地法院判决、裁定得不到执行，司法协助一慢、二软、三轻的现象，与现行体制导致行政干预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关系甚密。

六、解决的对策和建议

(一)建议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结合国外成熟的法规，制定有关执行法律，执行立法要有超前意识，对有碍司法公正、不利于实际操作和异地执行的法律尽快废止，出台单项“执行法规”，简化执行程序，便于操作和异地执行，满足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迫切需要。在国外，法院有执行庭，法院的判决生效后，当事人都能自觉履行;不服的可以申诉，但也要履行，否则要承担严重的后果。对不履行法院裁决的，英、美等国的法院以民事判决进行处罚;法国等国干脆直接判刑。事后即使发现法院原判决是错的，对不执行错误判决的人所判的刑罚也不得改变。就是说，不服的不影响执行，不执行法院的错误判决也要被判刑。从司法制度上保证法律的权威和强制力。

(二)最高人民法院应加强便于实际执行操作的立法、司法解释工作。如：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如何制作裁定书的问题;尽快解决执行程序及执行工作存在的问题，对法院之间协助、委托的案件，要有严格、明确的要求，奖惩到位，统一法院的整体意识。

(三)对于逃避执行(下落不明)的被执行人或拒绝收取执行通知书的被执行人(异地)，包括排除防碍需要公告的执行案件，以“执行通知”的司法文书形式(综合通知和公告的司法文书内容，公安交通管理局经常应用)，用于执行，张贴在被执行人经常出入的场所，既向被执行人发出了法院执行通知的信息，又产生了公告的宣传报道作用(形成社会压力)，同时也缩短了办案时间(送达执行通知书所占用的时间)，在“执行通知”发布后，任何时间，执行人员都可强制执行。这样做既不违反有关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的执行前置程序，也便于异地执行实际操作，减少执行前置程序所需时间(执行通知的格式最好由最高法院统一规范)。

(四)各种生效的司法文书，只要立案执行，一般就注定了被执行人尚未履行法律义务，触犯了法律，是否违反《民事诉讼法》第102条，是否构成犯罪，只有通过核实被执行人的具体行为才能确定，如同公安机关对违法或犯罪嫌疑人员先采取强制控制措施，然后再调查其是否具备违法或犯罪行为一样。对那些不到庭、无答辩、恶意逃避债务，采取“软对抗”方式，藐视法律的被执行人，在受委托法院无音信，不协助执行的情况下，初立执行案件的法院，无论何时、何地都可随时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控制措施，由被执行人举证，确定其是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02条，不受“司法拘留一律在被拘留人所在地执行，严禁异地执行”等规定的限制。使被执行人因不履行法律确定义务，生活在高度紧张状态中，吃不香，睡不稳，逼迫被执行人自动履行或配合法院履行法律义务，逐步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破解地方、部门保护。

(五)改革经费体制，保证法院必须“吃皇粮”。通过国家单列预算，统一由国库开支所需费用，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前提下，地方各级法官的管理应由上一级党委管理和上一级人大任免，同时提名权赋予上一级业务主管机关。摆脱地方政府对审判机关人、财、物的控制和支配，确保司法公证。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投资环境，良好的投资环境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法院执行及时、高效、有力度，维护的是国家法律的威严和广大遵纪守法的群众利益。从宏观角度看，能抑制地方保护，有利于解决执行难点，推进我国“法治”进程。从微观角度看，能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争及国家办案经费支出，利大于弊。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战略目标，必须完善不利于执行操作的法律、法规，改革现行司法体制。文章来源：中顾法律(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

第二篇：法律规定的缺陷性与“执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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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执行通知书”的法律适用问题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0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人民法院在决定受理执行案件后，进行强制执行前，应当先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其在指定期间履行，预期不履行的方可执行。“执行通知书”作为执行的前置程序，无论从宏观调控的理论，到实际执行操作的微观应用，都需要重新考证，否则，理论难以应用于实际(执行通知书流于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带来的副作用很大。如：第一，有损国家法律的尊严。已生效的法院裁判文书是经过法定程序、代表国家法律所制作的具有法律现实意义的司法文书，本身就具有权威性(依法裁判)、时效性(裁判文书生效之日即是执行之日)和强制性(不自动履行法律义务即可执行)，如向被执行人再发执行通知书，新的执行期限与生效法律文书履行期限相抵触，其法律的严肃性和即时履行性难以落实;第二，为不愿履行法律义务的被执行人提供了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的时间和机会(托人情、找关系、外出躲避)，不利于执行，妨碍执行，导致执行难;第三，限制执行人员手脚。因向被执行人发送执行通知书是强制执行的前置程序，对于那些故意躲避、有意转移财产的被执行人和实施地区、部门保护的某些机关来说，无疑是向执行人员发起冲击的“法宝”。在执行实践中，执行人员既怕被执行人转移财产(无财产可执行)、躲避执行(下落不明)，造成案件无法执行，又怕因执行程序违法，而受到不应有的责难甚至处罚。在众多的执行抗法事件中，执行人员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不惜生命，只因条件所限或无法预料的原因，发生争执，就被“法律”抓住不放，讨不回公道，故限制了执行人员的手脚;第四，影响司法公正，不利“法治”建设。时间就是金钱、就是效益，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只要送达到被执行人，其履行期限就已注明，如在生效法律文书规定期限后再重新给予一个执行期限(没有法定期限，执行人员自由裁量)，既造成申请人误解法院对被执行人法外施恩，有损司法公正，也因“法律白条”的“献身”说法，实现法律保护权益形同虚设，在时间与效益的市场经济法则中，利用“黑势力”保护就不可避免;第五，不能取得良好的执行效果。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法律的威力也在于执行。因“执行通知”限制、妨碍了执行实践操作，复杂了执行程序，不符合国情(地方、部门保护严重，托人情、找关系普遍存在)等问题，致使执行难上加难，造成虽然案件执行完了，但因执行所用时间及耗费精力的现实问题，并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实际应用、操作问题

我国《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拘役或者罚金。第314条规定：隐藏、转移、变卖、故意毁损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1)“有能力执行”：是指根据查实的证据证明，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具有履行特定义务的能力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才能追究刑事责任;(2)“情节严重”：是指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行为。

在审判执行实践中，一些被告人把在法院主持下与原告达成的调解协议，当作应付法院和原告的缓兵之计，根本不打算履行调解协议。这样的调解书当案情需要强制执行，加大执行力度时，因为刑法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依据，只限于判决、裁定，执行人员就不能依照刑法，追究不履行调解协议被执行人的刑事责任。因此，追究被执行人刑事责任的执行依据范围，应扩大为生效的法律文书，不仅包括诉讼案件的判决书和裁定书、调解书，也包括非诉讼案件中的行政决定、裁定、仲裁、被依法赋予强制执行的债权文书。

打官司要求谁主张谁举证，符合审判实际，也利于操作，但在执行中，对被执行人的举证责任没有要求，却对执行人员依法追究被执行人不履行判决、裁定罪，限制过多。如：要求执行人员查实证据，判断被执行人是否“有能力执行”后，将案件先依法移送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查处，再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人民法院管辖。送达“执行通知书”作为执行的前置条件，存在的问题前面已述就不说了。执行人员身处异地，孤立无援，发现被执行人财产，如不及时强制执行，只有空手而归，如果调查取证，证实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也具备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条件，因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客观存在，将案件先依法移送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查处，再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几经周折，执行人员功夫没少下，时间没少搭，差旅费没少花，但结果却是一慢、二软、三轻。对暴力抗法事件的策划者、领导者、组织者和主要骨干的法律制裁不到位，查处不力，打击流于形式，有的还不了了之，客观上反而为暴力抗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于调查取证、地方保护、行政干预等原因，近年来司法机关对暴力抗法事件的查处，普遍存在着互相推诿、扯皮、认识不一致、工作不统一的问题。少数地方官员或者部门领导从狭义的本位主义出发偏袒本地当事人，为被执行人逃避履行义务寻找种种理由开脱，甚至以影响稳定为借口，向法院施加压力，制造执行障碍。个别领导甚至站在执法的对立面，成为被执行人的支柱和后台。值得一提的是，个别法院背离司法公正的原则，对外地法院的执行横加指责、挑剔，不依法协助。

三、异地执行拘留问题

法院的判决、裁定执行是否坚决，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建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是建设一个“法治”国家的起码要求。法院加大执行力度，一是通过加强对被执行人的钱物采取查封、冻结、扣划、罚款、扣押、拍卖、搜查等强制措施实现的;二是通过对被执行人采取从拘留、拘役到判处有期徒刑的强制措施实现的。前一种强制措施，对于可以找到其财产的被执行人是起作用的;对于已将其财产转移隐匿起来或试图逃跑、躲避，乃至敢以暴力抗拒执行的被执行人，后一种强制措施更为奏效。而对于大多数既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又不以暴力抗拒执行的异地有“身份”的被执行人，则能够采取的最大力度的强制措施就只剩下“拘留”这种形式了。拘留，对大部分采取“软对抗”的方式抗拒执行的被执行人来说是有效的，特别对异地有“身份”的被执行人，效果最为明显。

但执行实践中，“司法拘留一律在被拘留人所在地执行，严禁异地执行”;“执行逮捕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即使公安机关不执行，人民法院也不得自行逮捕，应当及时报告当地党委解决”的规定，间接地迎合了某些地方、部门保护的胃口，不宜操作，被人为地大打折扣。试想敢于谋害执行法官，暴力抗拒执行，向法律挑战的不法人员及单位，有几个在地方没有权势或不懂法。司法拘留一律在被拘留人所在地执行等规定，对执行人员异地执行，保护大多数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和绝对权威，消除地方保护无疑是“紧箍咒”。

四、执行立法滞后的问题

目前，执行人员所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是在我国1991年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民事诉讼法第三编执行程序基础上，所做的补充。因民事诉讼法原则的限制，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此问题解决后，彼问题马上出现，从执行问题出现，到上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解决方案、作出明确司法解释，再应用于执行实践，因周期过长，而错过执行良机导致执行难。立法滞后，没有超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阻碍了我国“法治”的进程。

五、行政干预与法院独立行政审判权的问题

所谓行政干预，即国家行政事业机关在对人民法院以其单位或其下属部门或其主管部门为被执行人的案件的财产或利益进行执行时，这些行政机关以种种理由和原因或通过某种关系故意阻碍或刁难人民法院对其依法执行，使生效的法律文书成为一纸空文，以达到保护本单位或主管部门的利益。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现行的体制，并没有完全保证宪法所赋予法院的独立性。法院的人、财、物归地方管理，依附于地方，使法院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维护地方利益的工具，甚至完全服务于地方利益，无法依其应有的独立性在全国范围内保证法律的统一和完整。目前在全国不同程度地形成“司法割据”，外地法院判决、裁定得不到执行，司法协助一慢、二软、三轻的现象，与现行体制导致行政干预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关系甚密。

六、解决的对策和建议

(一)建议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结合国外成熟的法规，制定有关执行法律，执行立法要有超前意识，对有碍司法公正、不利于实际操作和异地执行的法律尽快废止，出台单项“执行法规”，简化执行程序，便于操作和异地执行，满足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迫切需要。在国外，法院有执行庭，法院的判决生效后，当事人都能自觉履行;不服的可以申诉，但也要履行，否则要承担严重的后果。对不履行法院裁决的，英、美等国的法院以民事判决进行处罚;法国等国干脆直接判刑。事后即使发现法院原判决是错的，对不执行错误判决的人所判的刑罚也不得改变。就是说，不服的不影响执行，不执行法院的错误判决也要被判刑。从司法制度上保证法律的权威和强制力。

(二)最高人民法院应加强便于实际执行操作的立法、司法解释工作。如：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如何制作裁定书的问题;尽快解决执行程序及执行工作存在的问题，对法院之间协助、委托的案件，要有严格、明确的要求，奖惩到位，统一法院的整体意识。

(三)对于逃避执行(下落不明)的被执行人或拒绝收取执行通知书的被执行人(异地)，包括排除防碍需要公告的执行案件，以“执行通知”的司法文书形式(综合通知和公告的司法文书内容，公安交通管理局经常应用)，用于执行，张贴在被执行人经常出入的场所，既向被执行人发出了法院执行通知的信息，又产生了公告的宣传报道作用(形成社会压力)，同时也缩短了办案时间(送达执行通知书所占用的时间)，在“执行通知”发布后，任何时间，执行人员都可强制执行。这样做既不违反有关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的执行前置程序，也便于异地执行实际操作，减少执行前置程序所需时间(执行通知的格式最好由最高法院统一规范)。

(四)各种生效的司法文书，只要立案执行，一般就注定了被执行人尚未履行法律义务，触犯了法律，是否违反《民事诉讼法》第102条，是否构成犯罪，只有通过核实被执行人的具体行为才能确定，如同公安机关对违法或犯罪嫌疑人员先采取强制控制措施，然后再调查其是否具备违法或犯罪行为一样。对那些不到庭、无答辩、恶意逃避债务，采取“软对抗”方式，藐视法律的被执行人，在受委托法院无音信，不协助执行的情况下，初立执行案件的法院，无论何时、何地都可随时对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控制措施，由被执行人举证，确定其是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02条，不受“司法拘留一律在被拘留人所在地执行，严禁异地执行”等规定的限制。使被执行人因不履行法律确定义务，生活在高度紧张状态中，吃不香，睡不稳，逼迫被执行人自动履行或配合法院履行法律义务，逐步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破解地方、部门保护。

(五)改革经费体制，保证法院必须“吃皇粮”。通过国家单列预算，统一由国库开支所需费用，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前提下，地方各级法官的管理应由上一级党委管理和上一级人大任免，同时提名权赋予上一级业务主管机关。摆脱地方政府对审判机关人、财、物的控制和支配，确保司法公证。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投资环境，良好的投资环境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法院执行及时、高效、有力度，维护的是国家法律的威严和广大遵纪守法的群众利益。从宏观角度看，能抑制地方保护，有利于解决执行难点，推进我国“法治”进程。从微观角度看，能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争及国家办案经费支出，利大于弊。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战略目标，必须完善不利于执行操作的法律、法规，改革现行司法体制。文章来源：中顾法律(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

第三篇：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相关法律规定

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相关法律规定

《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融资性担保是指担保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债权人约定，当被担保人不履行对债权人负有的融资性债务时，由担保人依法承担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融资性担保公司是指依法设立，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本办法所称监管部门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负责监督管理本辖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部门。

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单个被担保人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对单个被担保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5％，对单个被担保人债券发行提供的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30％。

第二十八条 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0倍。第二十七条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对商业银行开展融资类担保业务风险管理的通知》（银监办发[2003]145号）

三、各商业银行在开办融资类担保业务时，应确保在担保期内可持续获得相关信息并进行核实，及时分析所担保融资产品的风险状况。应在担保合同中明确有效监控所担保的融资产品的资金投向，对资金用途作出禁止性规定，并约定如被担保方违反规定使用融资资金，商业银行有权解除担保合同，并向社会公众明示。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担保公司开展合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办发[2009]57号）

因此，银监会 2006年5月31日印发的《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担保机构开展合作风险提示的通知》（银监办发[2006]145号，附件3）中，有关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的担保机构注册资本应在一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规定已不再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金〔２００１〕７７号）

担保机构对单个企业提供的担保责任金额最高不得超过担保机构自身实收资本的１０％；担保机构担保责任余额一般不超过担保机构自身实收资本的５倍，最高不得超过１０倍。第八条

第四篇：我国农村财务管理制度性缺陷研究

我国农村财务管理制度性缺陷研究

陈友发

发表于《广东财会》2011年第8期

【摘要】农村财务管理是农村最敏感的焦点、难点问题之一，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村的稳定与发展。本文对当前农村财务管理制度性缺陷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农村 财务 会计 管理

农村财务管理一直是农村最敏感的焦点、难点问题之一，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村的稳定与发展，以及和谐农村的构建。近年来，有关部门就加强和规范农村财务管理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政策，推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规范和完善农村民主理财、财务公开制度，更好地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管理权、监督权。但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村财务管理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其中一些基层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与我国现行的财务管理制度设计缺陷不无关系。如何完善农村财务管理中制度性缺陷，需要我们思索和探讨。

一、当前我国农村财务管理存在的主要制度性缺陷

（一）会计制度缺失。

1、《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明确了村民委员会的主要职能管理公共事务和提供公益服务，其性质显然是以非营利性为主。第八条“村民委员会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农业法》规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依法管理集体资产”。表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有经营自主权的营利性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是不同性质的两套机构。当然，两者关系密切，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属于本村集体所有，应当接受村委会的管理，其性质类似于国资委与属下国有企业的关系。

可见，农村财务管理的包括两方面完全不同内容：一是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的财务管理，主要管理和核算村委会日常收支和全村社会性、公益性收支；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核算行政村和村小组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情况。

2、为了加强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财政部颁布了《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2004），该制度立足于现代经济组织管理和核算的要求，推行权责发生制核算，为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核算提供了依据。但我国一直没有制定专门村委会适用的会计制度。《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明确“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村民委员会执行本制度”。但实践操作中，各地财政和农业经济管理部门则不再区分是否“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统一要求村级组织全部执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并且普遍实行村委会与村集体组织在同一套账簿核算管理，从源头上导致农村财务管理上的混乱，表现在：

一是会计核算混乱，不同性质的公益类和经营类业务合并核算，其性质类似于国资委与其属下企业如中石油、中移动等合并核算。核算中将村干部与管理人员工资、福利，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日常运行费用、社会公益事业管理费用等统统计入管理费用，成本核算不清晰；上级公益事业专项补助、村干部工资补助等都列入收入，无法反映真实的经营成果等。

二是资产管理管理混乱，村委会资产与村集体资产不分，村干部直接经营集体资产，资产经营收益主要用于村干部工资福利，村民难以分享，集体资产流失严重等。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不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经济组织运行规范性法律，为构建市场经济体制夯实了基础。影响数亿农民利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却一直没有立法。目前各省（市）以“条例”、“规定”等形式对其运行机制作了初步规定，其中许多关键性的问题一直不明确：

1、性质和法律地位不明确。农村集体组织不能作为独立法人登记，成为没有身份证的“黑户”，不能独立参加社会经济活动，限制了其参加经济活动的空间，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如某村集体计划购买农机为村民提供有偿服务，但村集体不是一个有效法律主体组织，村委会是公益组织，也不符合享受国家农业机械补贴政策要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村民委员会是否可以成为农民

专业合作社单位成员等问题的答复》（工商个函字„2008‟156号）也明确村委会不能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单位成员。

2、组织治理结构不规范。各省（市）对集体经济组织的“条例”、“规定”都比较简单，组织架构、运行机制、议事规则、管理人员权利与义务、任职条件和程序、日常监督、内部控制体系、利益分配机制不够明确规范，基层难以操作。

3、与村委会关系不明确，村集体经济组织被虚化。如《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法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那与村委会关系如何协调？制度缺位客观上鼓励了村民委“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导致村党支部、村委会与村集体组织一体化，甚至长期不成立独立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干部直接负责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决定经济事务和利益分配。村委会经济组织化、利益化，并且缺少决策和监督机制，导致每次村委换届都变成经济利益分配权的争夺，特别是条件较好的、土地等资源丰富的村冲突激烈。换届后常常将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人员连出纳、会计、资料档案管理员全部换届，经营管理人员不稳定，业务缺少持续性和稳定性，管理水平难提高，甚至资料移交不全，资产流失。

（三）农村财务管理体制尚未理顺。

《会计法》规定:“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会计工作。” 但我国的实际情况是绝大部分地区由农业经济管理部门负责农村财务管理业务，造成农村财务会计工作多头管理。《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规定“财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规定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会计工作进行管理和监督。农村经营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会计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主要职责仅有“管理”与“指导”两字之差。多头管理必然造成管理冲突、责任不清，许多农村亟待处理的财务管理问题没法解决。

二、解决我国农村财务管理制度性缺陷问题的建议

（一）明晰村委会的主体角色定位，完善财务会计制度

《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委会属于群众性自治组织，是从事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组织，不是生产经营性营利组织，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具有明显的民间非营利组织特殊。根据其实质和形式，应该明确规定村委会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虽然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许多农村集体经济比较薄弱，存在许多村委会代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职能情况，但也应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分账核算，因为核算不同的主体，适用于不同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即使同一套人员管理也不符合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单独设账不会增加太多管理成本。而且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各级财政对农村社会管理和公益事业的投入逐步增加，村委会经费保障也将更多地得到财政扶持，村委会适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将更符合实际情况。

（二）加强立法，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运行治理结构

就目前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看，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组织机构、职责权限等方面都没有划分清楚。村集体经济组织涉及农民的经济核心利益，其地位、作用、影响毫不逊色于村委会组织。当前我国在理论、法律上与实践中对农村集体组织的认识和定位明显滞后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因此尽快必须以立法形式澄清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概念与性质界定，明确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营利性组织、属于企业范畴、集体所有制性质。要参照《公司法》等法律成功经验，尽快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给予其独立法人资格，规范其权责和与村委会的关系，规范其组织架构设臵、议事规则、管理人员权利与义务、监督和内部控制体等组织治理结构，让其真正依法独立经营，保值增殖，为农民创造收益，为规范农村财务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三）明确职责，理顺农村财务管理体制。

要根据部门职能，进一步明确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进行指导、监督和服务职责；明确财政部门根据《会计法》的要求，主管对包括农村财务在内的财务会计工作。要组织对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对相冲突的内容及时进行修订完善。同时，要理顺组织机构，把归口其他部门管理的农村财务会计管理工作职能、机构、人员尽快划归财政部门统一管理。如广东省2007年将省农村财务管理办公室由农业厅整体划转归口到财政部门管理。

【参考文献】

[1]《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 财政部财会〔2004〕12号

[2]田建强 依法转变村委会职能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甘肃农业，2005；1

[3]王乐锦 村级组织的职能定位与财务收支范围 中国农业会计，2005；6

发表于《广东财会》2011年第8期

第五篇：简述“执行难”的成因与对策

意识不强，有数被执行人在法院多次传唤不到法院，也就是在我们区范围内，欠款数目不大，还东躲～，不配合执行，最终案件必然来执行下来，这是我们的职责。解决“执行难”的问题，要从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出发，因地制宜、因案制宜，力求作到强制执行力度与取得最佳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既保证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又保障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为将执行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而努力。xx法院 执行局xx 二○○四年六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