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克服“执行难”制度建设的两个问题和三点建议

第一篇：关于克服“执行难”制度建设的两个问题和三点建议

18世纪末期，英国政府决定把犯了罪的英国人统统发配到澳洲去。一些私人船主承包了从英国往澳洲大规模运送犯人的工作，英国政府实行的办法是以上船的犯人人数支付船主费用。这样以来，一旦船只离去，船主按人数拿到了政府的钱，对于所载犯人是否能活着到达澳洲就不管不问了。有些船主为了降低费用，甚至故意断粮断水。三年以后，英国政府发现运往澳洲的犯人在船上的死亡率高达37，英国政府花费大笔资金，却没有达到大批移民的目的。为此，英国政府想了很多办法：每一条船上都派一名政府官员监督，再派上一名医生负责犯人的医疗卫生，同时对犯人在船上的生活标准做了硬性规定。但是死亡率不仅没有降下来，有些船上的监督官员和医生竟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原来一些船主为了贪图暴利，便贿赂官员，如果官员不肯同流合污，就被扔到大海里喂鱼了。政府多支付了监督费用，却照样达不到预期目的。一位英国议员认为是那些私人船主钻了制度的空子，而制度的缺陷就在于政府给船主的报酬是以上船人数来计算的，他提出政府应以到澳洲上岸的人数为准计算船主的报酬。这样一来，问题迎刃而解，船主不仅不再虐待犯人，甚至主动请医生跟船，尽可能地让船上的每一个人都能顺利地到达澳洲，因为在澳洲上岸一个人就意味着一份收入。此后，船上的死亡率降到了百分之一以下。这就是人类历史上关于制度建设的比较著名的例证。

在安徽省太和县城南有一座大桥收费站，对所有过往小轿车都按10元钱收费，而阜阳市的出租车到达太和的费用仅40元，而把乘客送到太和县城一去一回，就要多收20元的过桥费，这样一来致使许多出租车想方设法绕过乡间小道，从老桥上过，以图节省20元的过桥费。后来交通部门就把老桥给堵上，但这样阜阳的出租车干脆就不过桥了，就把乘客送到收费站南侧，直接交给在那儿等候载人的当地黑车，乘客再付给黑车车主10块钱，黑车车主就大摇大摆地免费通过收费站，把乘客送到太和县城。同时，因为原来可以从老桥过往的车辆全部从新桥上过，加重了新桥的负荷，反倒使新桥桥面损坏，几乎成为危桥。为此，当地一位政协委员曾连续两年提出提案，希望收费站对阜阳去太和的出租车实行单向收费，即去太和过桥时收10元钱，在半个小时内返回的不再收费。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收费站的收入，方便乘客，还有利于改善政府形象，三全齐美，何乐而不为？但有关方面均以种种理由不予采纳。现在，除了乘客有特别紧急事情外，阜阳的出租车到太和几乎都不过桥，过桥的就从收费站外围的村子里绕行。更有甚者，在收费站附近的村庄里，却由老百姓自发地修路，让出租车绕道而行，每次收费一元，后来这一村收费，另一村效仿，在出租车绕行所经过的三个村庄里竟设了三个收费站，出租车觉得划不来，就有意见。据说，这三个村里的“人头”又召开了协调会议，三个村子轮流收，今天你收，明天他收，后天我收，利益均衡了，出租车又愿意走了。而在桥南等候载客的黑车也已成规模，少则几辆，多则十几辆，昼夜都有，而收费站却收不到阜阳出租车的钱。连老百姓都会自觉调整的制度，我们的政府却不会或者不屑调整，真不知道他们“代表”的是什么。

这就是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政府是干什么的？

有人认为，政府就是要发展经济。于是千方百计地去扶植某些企业，办开发区，人人上阵去招商引资，甚至以招商引资的数额去考评官员的政绩，有的政府还动员银行为一些濒临倒闭的企业贷款，不惜把自己的手指头给夹进去-为贷款提供担保。事实上，企业的经营政府是干涉不好的，而政府做担保，最后也很难承担责任，既而损害了政府形象。

当然，对于经济工作，政府还是有许多合理正当的事要做的，对于一个地方政府来说，应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增强本地区在税收、市场进入、教育、公共设施等方面的制度竞争力，为企业和个人从事经济活动、展开公平竞争创造一个良好的并尽可能合理的制度框架和社会环境。

但我们的许多地方政府往往偏离了政府应当承担的职责范围，干了不少它不应该干的事情，这里就包括对司法机关正常执法程序的不正当干涉。

在此就引出了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如何克服“执行难”？

我要说的执行难问题，不包括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依据错误的（即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或者调解书有问题的）、执行人员素质低下等原因造成的执行难，而专指由于政府的干涉，明明可以执行而不能去执行的“执行难”。目前，由于政府干涉而导致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的往往涉及到一些规模较大的国营企业，政府干涉的理由还很冠冕堂皇：稳定压倒一切。说白了，就是别弄出老百姓上访的事来。其实老百姓上访并非什么坏事，一方面可以暴露一些地方官员在当地的所作所为，另一方面还可以让上访群众的情绪得到一些宣泄，避免出现更过激的行为，政府可以组织一个专门接待上访群众的机构（有些问题并非一个信访办能解决的），对上访群众提出来的问题合理的马上给予解决，不合理的给予合理的解释。对于一些无理的要求，政府可以不理睬，可以让他们合理地静坐，合法地游行，他们坐够了、喊累了也就回家了。我们可以看看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游行、示威、静坐？在美国就有一个妇女终年在白宫门前大呼小叫地宣扬自己的政治主见，并以此为业。一届政府如果把群众上访的问题解决了也就是恰如其分地做好了自己的份内事。哪怕仅仅是做好了群众上访工作，那这一届政府就是好政府！而现在的问题是：连群众都知道我们的政府怕上访，所以不论有理没理的，该不该上访的，一律都上访，因为只有上访才能让政府害怕，才能让某些政府官员无原则地让步，这种恶性循环都是让我们的政府给惯出来的。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庸文化背景下的司法公正》，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到用“稳定压倒一切”的做法儿去干涉司法公正，是中庸文化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很正常的行为。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和法学家，公元前399年他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要处以死刑，他的弟子们就劝他逃走，可苏格拉底认为，法律一旦制订，就应该遵守她，哪怕她是错的，最后，苏格拉底选择了死。同为法学家，我国古代的商鞅在公元前338年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之后，他就选择了逃跑（当然他最后还是被逮着处死了），这里面就存在着中外法律意识的差异。辛普森的案子如果发生在中国，辛普森必死无疑，而在美国，人家的刑事诉讼证据就要求必须完全合法，哪怕人就是辛普森杀的，但如果证据不足或不合法，就决不能判刑，他们是宁可因证据不足放过十个坏人，也不能因证据不足去冤枉一个好人。而我国的杜培武案件，尽管他是无辜的，而且有罪证据存在着大量的瑕疵，但不判死刑，还是判了死缓。人家是一丝不苟，我们是差不多就行。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稳定压倒一切”的提法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有一个案件，当事人起诉后依法申请财产保全，要查封被告的财产，法院收了保全费，却又不敢去裁定冻结应该冻结的款项。一打听，原来是我们的政府安排不让冻结的，理由就是要“稳定”，别引起被保全企业的职工上访。原告无奈，只好撤诉。试想，当人们连法律都不敢相信不能依靠的时候，他们还会相信我们的政府吗？他们遇到问题，遇到纠纷，不去寻求法律保护，他们还会寻求什么？找黑道？发展黑势力？或自己动手？这样一来我们的社会治安还会好吗？你为了一个企业的职工不上访保护了这个企业的利益，那么另一个企业的利益就可能会受到侵害，另一个企业的职工就可能会上访，并且还会触动债务链上的“多米诺骨牌”，使更多的人对法律的严肃性产生怀疑，使社会产生诚信危机，百害而无一利，可我们的政府却在为之。

基于上述情况，我想提出三点意见：

一、政府在作出重大问题决策前或社会热点问题反映强烈的时候，要举行较大规模的听证。

当然，举行听证要花费一些时间，但比起由于决策失误而给纳税人造成损失来说，花费一些时间，甚至给参加听证人员一些合理的报酬都是微不足道的。而参加听证的人员要有听证所涉问题方面的专家、听证问题所涉社会人群的代表，最重要的是要有律师参加，因为你的决策再好也得合法，一个不合法的决策是无法实施的。一些外国政府或企业集团参加重大事务谈判往往就来一个专家和一名律师，而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去谈判，往往是去了一大帮官员，就是没有专家和律师，谈判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表面上看来好象是占了个便宜，暗地里吃了大亏自己还不知道，简直可以说被别人卖了还在帮人家数票子，直到最后才明白自己上当了，但为时已晚。这样的悲剧在我们这里重演几次就够了，不应一再重演。

二、政府不要干涉法院的工作。

有一个人口不足三万的乡政府，在办公条件已经很不错的情况下，又征地建了更好的办公楼，但拖欠人家的工程款一直不结，人家起诉到法院，乡政府也答应分期付款，法院制作了调解书，但乡政府根本就没打算到期还钱。原告申请执行，法院执行庭的一位副庭长从乡政府帐上划了几万元钱，两个小时后，县委书记知道了，给了两点意见，一是把已划走的钱还退给乡政府，二是法院院长要写检查并且要处分执行人员。后来在省高院的关注下，这位副庭长才没受处分。但这个案子到现在也没有再执行。现在一提到乡镇政府欠款的案件，律师不愿代理，法院不敢受理，所以老百姓在顺口溜中把公检法埋怨了一通后说：都没有政府坏！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咋就到咱们这辈子给改了呢？这样的政府谁敢相信？有一些乡镇政府已经到了十分困难的境地，周围的商店也好，饭店也好，一听说乡政府来人买东西，好歹不卖，人家就是不跟你政府“玩”了。

三、制定行之有效的执行措施，打造阜阳的诚信。

“人无信不立”！诚信缺失问题是我们不愿意讲可又不得不讲的问题。一个人欠了别人三百万元款，法院判决他还款，他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法院却无可奈何，最多也就是被拘留几天。但一般情况下，欠三百万元被拘留的可能性要比欠三百元被拘留的可能性要小的多，欠三百万元而被拘留的人微乎其微，这里面的奥妙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因其失信而得到很大的好处，那他为何而不失信呢？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好人也会变坏的！前不久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个被执行人，他对自己拒不履行法律文书的行为没有任何抗辩的理由，唯一的说法就是：别人都欠着钱不还，为什么偏要我还？

要改变这种局面，一定要制定和推行使“失信成本”远高与“守信成本”的惩治制度，将失信者“淘汰出局”，让失信者得不偿失，不敢冒失信的风险。

为此，我们的政府要支持法院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执行措施：

②建立被执行人财产举报奖励制度。凡举报被执行人财产处所的，可以从被执行财产中取得至少百分之十以上的奖励，这个百分之十可以列入执行费用中去，不得抵偿申请人应得的财产数，从而加大对失信者的打击力度。据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推出这种奖励制度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③对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者处以刑罚。我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但在实践中，真正受到这种刑事处分的并不多，究其因，法院将有关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案件材料移交给公安机关后，不能引起公安机关的重视，往往一放了之。这里存在着公安机关警力不足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公安机关对这类案件的重视程度不够，似乎只有杀人放火才是刑事犯罪，没有认识到欠债不还，有能力偿还而拒不偿还所造成的社会诚信缺失的危害，要比杀人放火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更大。这种行为往往就是诱发某些刑事案件的前因。现在大量的非法拘禁案件往往就是当事人讨债不成而采取的下策。也是我们的法院“执行难”所产生的恶果。

去年，姜春云同志在河南考察时强调：建立诚信制度体系除了道德自律外，还必须依靠法律保障。在全社会建立诚信者受益，失信者受损，违法者受惩的机制。各级人大和政府应从实际需要出发，制定信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并严格依法办事，切实保证法律的规定得到落实。为此，希望我们的政府特别是公安机关对法院移交过来的或人民群众反映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案件给予足够的重视，象对待“杀人放火”案件一样重视，该抓的抓，该捕的捕，该判的判，只有这样才能对那些失信者造成足够的震慑。那些视人民法院的判决为儿戏，欠着人家钱不还，却拿着手机、开着私家车、住着高档房宅、出入高消费场所的被执行人，不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刑，那还要我们的《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干什么？要想克服“执行难”，就要在对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者的惩治方面，建立起一个良好的行之有效的制度，这个制度的建立不仅要靠法院的努力，在我们目前这种法制环境中，更重要的还要有各级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关于克服“执行难”制度建设方面要做的工作和面临的问题还很多，我所讲的仅仅是涉及政府工作的一个方面。而我更想强调的是，国人诚信的缺失，有七成以上的因素是司法不公特别是“执行难”所造成的，信不信由你！

安徽润天律师事务所·李利

第二篇：关于法院执行难问题和建议

关于法院执行难的问题和建议

当前，法院执行难已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信心，进而损坏了党和国家的司法权威。近年来，各级法院对解决执行难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付出了艰苦努力，取得了大量的成效，执行难得到了一定缓解。但是，还仍然面临着不少的问题和困难，法院执行难依然是社会一大难题。

一、执行难的主要表现

一是执行存案压力依然沉重。法院执结案件数量几年来虽然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旧案积案仍然具有相当的数量，在一定程

度上制约着法院工作的顺利开展和人民群众对社会公信力的信赖。

二是被执行人经济困难。无论是被执行人难找造成执行难，还是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造成执行难，都与贫穷有关，而基层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大部分涉及到农民或者农村，由于农民的收入水平低，人员外流严重，涉诉的农民一旦外出，就下落不明，法院执行案件就陷入僵局，对于那些没有外出打工的被执行人，虽然可以找到他们，但大多没有财产或者只有少量的财产可供执行。

三是执行阻力大，执结周期长。尤其是以政府机构或其下属

企业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以国有企业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后台硬、关系多的案件，以有关部门的配合、协助为执行关键的案件等等，这些案件在执行过程中难度较大周期较长。

四是委托执行流于形式，异地执行困难重重。外地一些法院对委托执行或请求协助执行的案件借故推诿，迟迟不予执行，涉及外省、市、县的债务案件，往往很难执行。

五是依法行政水平不够规范。在案件审判过程中，有的法官依法行政意识还不够强，业务不精，案件审判不尽合理，对自由裁量权应用不当，甚至徇私枉法，执人情法、办人情案等，而引起被执行人强烈不满，产生抵触心理。

六是基层法院公信力和权威性不高。有的被执行人采用不断上访来对付基层法院的执行，有的被执行人强硬地对抗执行人员甚至谩骂殴打执行人员，有的被执行人用手中的权力干扰法院的执行等等。

二、执行难的主要原因

执行工作中产生的种种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体制不完善。对于执行中遇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由于强制执行法律、法规规定相对滞后，使解决执行难问题缺乏明确、有力的法律保障，公安等部门的执行援助问题没有法律规定，没有强力部门的后盾力量支持，执行威慑机制的具体运用没有明确规定，申请执行期限、执行通知、财产调查及报告等制度不完善。

二是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阻碍。抵制、查处保护主义的效果不明显，对执行的干预由过去的主要为徇私情而以个人名义打招呼、批条子，转变为以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改革为理由的组织行为，有些地方和部门对一些企业实行挂牌保护，执行效率低，委托执行和异地执行效果差。

三是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社会上仍未形成重诚信、守法律的良好氛围，不讲信用的行为被发现和追究责任的可能性还较低，对失信行为的惩罚程度远不够严厉，加之深层次的基层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司法权威的弱化，导致当事人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意识低下，相当数量的债务人千方百计逃避执行,长年外出打工者更是尝到甜头。

四是客观因素障碍。法院的人事权和财政权受制于行政机关，导致在行使执行权时受行政机关的制约和影响，在执行中常常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障碍，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法制观念淡薄，经常从地方和部门利益出发，向基层法院施加压力，法院执行人员不足，执行装备落后，欠缺一个良好的执行环境。

五是执行法官的素质影响。

第三篇：解决“三农”问题的三点建议

解决“三农”问题的三点建议

“三农”问题不在三农本身，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也不是减负，它是关系到国家的整个发展战略问题。也就是说，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是不是应该由社会的各个阶层相对合理公平的分配。在这个问题上，靠市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市场天生是产生不平衡与不平等的。那么，政治国家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毛的工业化发展

战略中，谁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农民所受的剥夺如何补偿？工人的低工资有福利补偿，三十年积累得巨大国有资产，没有转移到个人或海外，它正是新时期改革的资本。20年来的市场经济导向的发展战略，快速工业化的发展诉求，已经使得市场的不平衡性充分体现出来。解决的办法，我的想法有三个。

第一个建议是将农民组织起来。20年的改革开放，完成了一个过程，劳动的雇佣化过程，不管这个劳动是在私人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还是国家官僚资本中。这三种资本性质不同，但在雇佣劳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个过程的完成，要求我们将政权力量能否保护劳动的问题提出来。当然，我们有《劳动法》，但它能够提供多少保护？所以，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其弱在于分散而无组织，如果组织起来，它是最强大的阶级，因为他人口众多。1848年2月，法国的小农占法国人口的65％。当时搞民主选举，结果农民们把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选出来，选出来一个皇帝。当时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富人，要求公正；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因此，总的来讲，整个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所带来的红利如果只让某一个或几个阶层独占，另一些阶层得不到好处，甚至还要付出代价，这样的发展战略是维持不下去的。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我们的中国问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必须要走社会主义的根本理由。如果贫富分化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地方之间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了，那个时候，中国就要乱了。看《邓小平文选》3卷本那个谈话，大意如此，略有词句上的混乱。

我认为，“三农”问题，事实上是农民与国家和农民与市场的双重关系问题。分散而弱小的农户，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农副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表面上是等价交换。实质上，价格与其说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此处似乎有些疏漏--整理者），还不如说是由提供产品的两大集团的市场谈判地位决定的。比如说工资水平，表面上取决于劳动者的供求关系，实质上这是谈判的结果。在劳动无限供给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谈判地位就不平等了。但如果劳动者结合起来组成工会同资本家进行谈判，工资立即就上去了。所以市场上的平等交换是一种表面现象，透过它看，决定交换的价格的更深刻的原因是生产者的谈判地位。

分散的2.3亿的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增加自己的市场谈判能力才是农副产品价格比的先决条件，也是提高和地方政府谈判能力的先决条件。没有这种组织，就无法抵御地方政府不断增长的税费负担，无法实现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权利是一个抽象的规定，它必须通过组织的力量才能实现。这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强者，即资产者的权利是不一样的，因为资本本身就是权力。所以，我讲要解决“三农”问题，第一条是组织起来。至于如何组织起来，谁来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农民能不能自发地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后的地方政治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我们的地方民主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我们的学术界、舆论界将会给予什么样的支持？这都是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希望诸位共同来研究这个问题。

当然，现在的市场经济社会把每个人都转变成为“爬升动物”，每个人必须为了自己不断地向上爬升，争取名利和地位，否则就要沉沦下去。但是这种爬升是有条件的，就是说这个国家的经济必须正常有序地向前发展，中高层的职位被不断地创造出来满足一批又一批的大学毕业生的爬升需求。这个过程有可能被中断，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信号。今年有145万名大学毕业生，据说有60多万人参加研究生考试，这是延缓毕业而不是增加能力的策略，是资源浪费。明年可能有将近200万、后年265万毕业生，你爬得动吗？所以，关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的事情是每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神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个建议是取消全部的农民负担。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就叫农不养政。农业已经成为一个弱势的、甚至无赢利的产业，向农业征税收费，通天之下，没有这个道理。这里我指的是现代社会，不是古代社会。当我们的农民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进行了五十年的积累，当工商业已经占GDP的85％的时候，占GDP15％的农业要养活占总劳动人口50％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能再向他们额外征收任何税费了，更不必说各种罚款。这是稳定三农的根本性决策，是稳定承包制小农经济的根本。与其说是增收，不如说减负，减负即增收。加入WTO以后，我们现在的农副产品价格仍比国际价格高出20－30％。也就说入世以

后，城里人，尤其是沿海的城里人可能会从国外来获得更优质的粮食。其实这几年来，上海人，还有广东人吃的基本上是美国小麦，因为他们的小麦质量和口感都比中国北方的小麦好。另外，这三年来，我们吃的油基本上是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油。因此，要维持农民和农业的话，取消全部农民负担，势在必行。

那么，取消之后我们的地方政府由谁来养活，我们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由谁来支付，这就要求中央做出重大的战略决策。我的建议是削减政府规模和层级。地方政府这二十年来为什么机构不断地膨胀，这与高度中央集权的压力给地方政府巨大的任务，从而造成政权的多层次性有关。现在的地级市已经变为一级政府了。这样，中央一级、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乡镇一级，再加上村事实上也是一级。有的地方在乡和村之间设管理区，又多了一级。巍巍乎，多矣！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两级政府，元明以后又加了一级，三级，三级就已经够了。我的建议是取消地市级、分省。我们搞它50个省，40个也行，10个直辖市。分省没有太大的阻力，四川不是分出来了个重庆吗，地方政府并没有太大的反应，中央有这个权威。分省对于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十分是有利的。四川原来就是几个省合成的，川南、川北原来都是分立的省。我们的内蒙古自治区管理起来很难，切成三块，不就容易多了吗?我们的西藏，原本就是有三个行政区的，新疆一向也是分疆南疆北。这个建议不是我首先提的，百年来就不断有人提，康梁当年就提过了。省一分，分得多了，每个省都弱了，中央也就强大了。地市级取消，省就直接管县级，每个省可以管40－50个县。市级取消，然后搞乡镇自治，恢复古代郡县制。乡镇这一级管理的钱可以省掉多少？多出个2000亿不希奇。

第三个建议是取消大多数“条条”。目前“条条”太多，在60－80个之间，在农业地区，要那么多部门干什么？我曾到山西去过，那里地方有个县设乡镇企业局，乡镇设企业办，我问他们有没有乡镇企业，回答说我们一个也没有。还有一个什么对台办，他们说全县有一个台胞。这种行政管理体制是从秦汉以来逐步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多层次的、条块分割的体制，它对于管理一个封闭的、静态的、区域差异甚少的、人口高度不流动的社会是十分有效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毛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需要不断地把地方原有地差异消灭掉，以维持全国的高度统一和地方性事务与中央的高度一致性，这样中央的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直接插到基层。所以到59年、60年，毛可以从高高的中央规定每一个农民每天吃什么。

20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使我们的民族进入到一个几千年来未遇的全新的、完全陌生的新社会，一个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家庭都必须依赖市场为生的社会，一个必须为了卖出而买进的社会。农民的农副产品如果卖出不足以买进，那么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当作商品出卖。所有的阶层都必须依赖市场进行生活，区域性的差异就开始出现了，全国范围的人口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每年有大约1亿的人口流动于城乡之间。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这样一种经历。东部、中部、西部、南方、北方的差距日益显现并多样化起来。这样以来，中央集权的、多层次性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无法驾驭这些新变化。它不能对某一地方的特殊性做出反应，只能对全国范围的普遍性做出反应。

20年了，我们的条条那么多有其必然性。农民要造房子，占用土地，就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一个土地管理部门来掌管天下非农使用的土地，同时，老的管理部门并没有被吃掉。96年我在瑞金调查，发现他们有一个知青办，3个工作人员。我就问你们这里还有知青吗？回答说没有了。没有了那不是自己管自己？我们的县乡有整整7个农业部门，基本上没事干。所以，这样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导致机构不断膨胀、人员不断增多以及屡减屡增的一个根本原因。要求我们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得以改善，必须加以研究，要总结世界各国的经验来掌管一个变动中的中国。要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的、廉洁的和法治的行政管理体制，就我们民族而言，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果我们不断地增加“条”，会导致整个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最终把中国的财富吸干，从而把自身压倒。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中西部地区的农民负担，我们就明白不断加重的原因了。

为了解决不断增加的新情况、新问题，机构不得不扩张；它不知道哪些问题可以由老百姓自己去干，也不去培养老百姓的自我管理的智慧和解决自身问题的力量。这个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它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是一个行政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对我们民族的政治智慧的挑战。如此这般用增加“条”的办法来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一条要加多少人？这就窒息了我们民族民主化的可能性。我们的民族正面临着一个刚刚开始的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对它缺乏必要的精神准备，那么由此可能带来的混乱、动荡、不慎和判断失误随时都可能出现。这要求我们一代年轻人必须关注我们民族的进程，这关联着我们当下的社会生存。研究要上升到认识我们民族当下的处境和未来的发展的高度，目的是形成一个既发展又稳定的社会，形成一个在发展中社会的各个阶层相对公平地分享好处的社会。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第四篇：特色小镇：三点问题、五点误区、四点建议

特色小镇：三点问题、五点误区、四点建议

我国小镇开发存在的三点问题：

1、定位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创意：小镇风貌无特色，人文风情不诱人，承载能力差。

2、产业联动不够，难以实现持续发展;

3、没有实现产品开发与文化创意的结合，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走出当前认识上的五大误区：

由于特色小镇是一项新事物，当前各地在认识上还存在一些误区。误区一：特色小镇=特色镇

特色小镇不是行政区划单元上的“镇”，也不同于产业园区、风景区的“区”，而是位于城市周边、相对独立于市区，具有明确产业功能、文化功能、旅游功能和社区功能的重要功能平台。特色镇是一个行政区域的概念，以某种主体功能为特色，或有产业特色，或有交通功能特色，或有人文自然风光特色等的全域范围，由居民社区和村庄构成，按照政府组织架构体系来管理的行政区域。

误区二：特色小镇=新城建设 发展特色小镇不是建新城，不能用建新城的思路和模式来规划建设特色小镇。首先特色小镇规模不大，不是追求规模效应，扩张效应，而是追求集聚效应，紧凑效应；其次特色小镇不是土地财政的载体，而是创新创业的空间，是新产业、新动能的引擎；再次，特色小镇追求的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最后特色小镇要走产城融合的发展道路。误区三：特色小镇=园区建设 特色小镇不是产业园区建设，特色小镇离不开特色产业，但又不是单纯的以工业制造业为主的园区开发。特色小镇的产业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工业4.0为引领，以2.5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三产业为主，重点在于研发设计；二是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主，从加工制造向设计、品牌、展示转变，重点在于营销服务；三是以休闲度假旅游为主，满足市民短期、重复、特色需求，重点在于休闲服务。另外特色小镇的社区功能是其与园区开发的重要区别。

误区四：特色小镇=景区开发

以旅游功能为主导的特色小镇可以发展成为景区，有些历史人文古镇，自然风光优美的小镇也兼具特色小镇的文旅功能。从这个角度而言，特色小镇和景区开发有共同之处，但又不同于传统景区开发模式。特色小镇在旅游客源市场上，更强调满足周边大城市中高收入人群特定需求；在旅游活动上，更强调体验和参与；在旅游发展目标上，更强调目的地和集散地；在旅游功能开发上，更突出互融互动。误区五：特色小镇=美丽乡村

特色小镇离不开乡村本底，但与乡村有着本质的不同，体现在一是形态不一样，二是功能不一样。特色小镇集聚了大量资本、技术、人才等各类高端要素，是既有乡村本地特征又融入高新技术和特色人才的区域经济发展单元，需要探索利益主体多元、公众参与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美丽乡村更多的是强调乡村发展的一、二、三产业融合作为产业支撑，依靠本村村民的自治管理，管理和保护好乡村生态环境等。

怎样打造特色小镇：

1、产业定位，突出“特而强“，力求“聚而合”。特色小镇规划建设，首先要进行产业定位。实现“一镇一业”，“特”就是主攻当地特色产业，而不是其它。“强”主要表现为围绕特色产业，加大投入，将特色产业培育成行业中的“单打冠军”。其次要将特色小镇功能集成“紧贴产业”，“聚”就是特色小镇一定要有产业、文化、旅游和社区四大功能的聚集。“合”就是四大功能都紧贴产业定位融合发展，而不是简单相加，生搬硬拼。特色小镇的文化旅游社区功能，必须从产业中延伸和挖掘出来，特色小镇，它的文化和旅游功能就是从当地特色产业中挖掘。特色小镇形态打造要“突出精致”，展现“小而美”。“小”就是规划面积一般控制在3平方公里左右，建设面积一般控制在1平方公里左右。“美”就是要建成3A级以上景区。

2、功能定位，适应大休闲时代的发展趋势。

按照提升资源品质和旅游品牌、培育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内在要求，建设综合性、多功能、多业态的小型旅游区和生态养生居住区。重点发挥“三大功能”：生态养生居住功能，旅游、度假功能，产业培育功能。宜建形态：未来最有潜力的小镇主流模式主要有以下两种：民居生活—生态旅游—产业发展“三位一体”模式和休闲、商务、度假等“驿站”模式。

前者，以独具特色的民居、公共建筑和配套特色商贸业为“壳”，以特色民俗文化、生活文化、农耕文化为内核，以周边特色旅游资源（自然资源、特色农业、特色渔业等）综合利用为补充，以具有区域特征的特色产业为支柱，形成生活气息浓郁，民俗、旅游、产业等文化相互交融的特色风格和既能自适、协调发展，又可承接规模旅游的特色格局；后者，以生态元素纷呈的特色建筑（如古色古香的民族建筑或风格别致的欧式建筑、现代建筑）为“巢”，吸引各类符合小镇预设功能的特色经营者（如商业、商务、运动、娱乐及度假酒店、各类馆吧等经营者）和部分富裕人士“进驻”小镇，打造成可供大众休闲、娱乐、度假的“驿站”，以及可供商务等特别活动的“基地”。

两种模式各有侧重，但并非完全绝对，根据需要，可以适当融合。由阳学文诗意建筑设计公司策划、规划的安徽宿州青藜生态小镇，以鲜明的产业特色香稻米为龙头，着力培育生态有机农业，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以鲜明的生态特色为载体，充分利用天然水库、山林、龙泉井水，注入休闲养生度假新理念；以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禅文化的鲜活性为内核，形成乡村气息浓郁，农业、旅游、文化协调发展，让小镇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3、规划设计，保持“特色小镇”的鲜明性和乡土文化的鲜活性。A、保持小镇“特色”的鲜明性 特色小镇的特质在于“特色”，其魅力也在于“特色”，其生命力同样在于“特色”。因此，保持小镇“特色”的鲜明性，是打造特色小镇的首要原则。

保持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地方山水资源丰富，特色小镇的打造应体现“山谷”或“水乡”的地域特色。

保持鲜明的产业特色。乡土地肥沃，农、林、渔资源丰富，特色小镇的打造，把所在地的产业优势糅合进去，着力培育支柱产业，或“农”，或“林”，或渔，形成自身的特色产业。保持鲜明的生态特色。茂密的生态林、发达的生态农业基地、绿色产业体系、生态型现代化城市交通体系、低碳的生活方式，决定了特色小镇的打造，必须符合“现代化生态庄园”的建设目标，保持其鲜明的生态特色。如在环境设计、建筑设计、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循环经济等都要注入“生态”理念。保持风格的独特性。不同区位、不同模式、不同功能的小镇，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建设，都需与其产业特色相匹配，一镇一风格，不重复、不趋同，确保特色的唯一性。B、保持乡土文化的原生性、鲜活性

乡土文化是“小镇文化”的内核，也是小镇最有魅力的元素之一。只有外壳，而无鲜活乡土文化内涵的小镇是难有生命力的。所谓“原生性”和“鲜活性”，是指用独特的自然风貌、生活习俗和人的生产劳动等社会性生态元素，诠释小镇文化传统。可供挖掘的乡土文化十分丰富，如纺线、织布、蒸糕、做圆子等生活文化，土布服饰展示、传统婚庆仪式等民俗文化，推铁环、踩高跷等游戏文化，等等。只要善于开发、善于利用，就一定能够让小镇散发诱人芳香。C、务求与产业发展相融合

国内外许多成功经验告诉我们，特色小镇的打造，必须结合产业规划统筹考虑，这样才能有望保持小镇持久的繁荣。目前，许多小镇功能的衰退，便是一个反面例证。

特色小镇的功能定位，限制了不少产业的发展空间。正因为如此，选择和培育一个适合小镇自身发展的产业，更显重要。一个有活力的产业，能凝聚人气，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同时能促进就业、繁荣市场。特色小镇的打造，必须把农业、渔业、林业、商贸业，大健康以及饮食等各类服务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全面规划，选择适合小镇发展方向的产业做强做大，逐步发育成为小镇发展的有力支撑。D、赋予小镇生态旅游功能 与传统小镇相比，特色小镇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它不是简单地作为一种聚居形式和生活模式而存在，同时还是一种宝贵的文化旅游资源和贸易、休闲、度假的场所。因此，从道路、交通、环境、建筑风貌，到功能布局、各类设施，从休闲、娱乐，医疗健康，到餐饮、商贸，在充分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外，一切要从打造生态旅游小镇健康养老地产jkyldc的思路出发，精心打造，务显“特色”，使生态旅游业、现代服务业，成为小镇赖以发展的产业之一，为小镇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经济收入。E、统筹思维，系统设计

特色小镇的建设，耗时、耗力、耗钱，其建设的成败，直接影响小镇的发展步伐和群众的生活状态，关系重大，必须着眼城镇化、一体化要求，统筹思维，系统设计。

从小镇的功能定位、分布、产业发展方向到具体的数量、规模，从特色小镇建筑风格、功能设计、配套设施到文化挖掘，“特色”打造，从筑巢引凤到招商引资，从规划建设到管理服务，从小镇与城乡统筹发展的关系到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之间的关系，都要系统思考，系统设计，以充分体现服务于特色小镇建设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宗旨。

关于特色小镇的四点开发建议：

1、因地制宜，推进特色小镇发展。

要尊重三个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城镇化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适应城乡社会发展的需要，正确认识特色小镇发展的意义和作用。既不能拔苗助长，又不能光开花不结果。既要定目标下指标，又不能唯目标唯指标，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发挥企业家精神作用。在结合各地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分类引导，通过政策引导发挥基层实践的积极性。对于发达地区、特大城市和中西部省会城市周边，以特色小镇为载体；对于欠发达地区，偏远地区，以特色小镇建设为载体。发挥二者在功能定位、产业主导、居住群体、吸纳人口、投资规模、消费层次等方面各有侧重的特点，形成互为点缀、互为补充的城乡一体化新形态。及时总结各地特色小镇建设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操作的经验。

2、控制规模，集约打造。

规模的大小服从于三个原则：经济原则、需求原则、集约原则。特色小镇的打造，不但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还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耗费极大，因此必须根据实际需要和控制规模，避免严重浪费资源。此外，由于小镇的打造还是新生事物，市场认同需要一个过程，加上其它不可测因素，不宜盲目追求规模。经济型特色小镇不但资源利用充分，而且便于管理和调整产业策略，符合集约化原则，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3、政策护航，创新机制 特色小镇的建设投入大，周期长，要确保特色小镇建设的高效、有序开展，必须有政策护航，并实现机制创新。

4、设立机构，制订政策

特色小镇建设，涉及经济、文化、政治、民生等大问题，必须由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实施，并实行政策倾斜。人员配置、资金投入、土地征用、安全保障等，都需要由专门结构去统筹、协调。此外，还要研究可能遇到的各类问题，制订相关政策和标准，为小镇建设扫除障碍和隐患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建设资金保障机制

特色小镇建设投资巨大，政府必须广辟资金渠道，改革现有投融资体制。

建议在政府参与的基础上，谋求战略性合作，鼓励国内各类企业、个人及外商，以多种方式参与特色小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建设、配套工程建设，形成特色小镇建设合力和资金的有效保障机制。

创新小镇后期业态招商机制，确保顺利“筑巢引凤” 政府须着力创新特色小镇的商业、服务业、文化事业及符合小镇特色发展的其他产业的招商机制和运作机制，确保筑巢后“特色”的快速形成和小镇的繁荣。创新小镇居民招入机制

除采取宅基地置换和商品房运作方式，以吸引本地村镇居民和其他区域部分富裕群体入“巢”之外，还可采取动员原有小镇居民“等面积”整体置换等方式，快速聚集人气。此外，在首先满足本地居民入迁前提下，适当考虑放宽户籍限制，接纳外地和外籍人员入迁。部分房源打造成“特色度假屋”出租，以吸引“临时居”。

作为一种新举措，特色小镇打造的价值，需要人们要用长远的眼光去认识，功在今朝，利在长远。如能做到高起点规划，高品质建设，在不久的将来，特色小镇一定会变成最为诱人的地方。

特色小镇生于创新，也只能成于创新。改革作为制度创新，正是特色小镇的灵魂。让我们以观念创新为引领，以产业创新为基础，以要素创新为抓手，以制度创新为保障，以全面的创新发展，赢取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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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通知：2017年7月22日—24日 《第11届中国特色小镇模式创新与项目实操总裁峰会》将在中国.深圳 隆重开幕！集合20多位行业大咖和一线操盘手亲自为您全方位解读互联网特色小镇规划申报、特色小镇IP打造、特色产业规划、特色小镇运营、项目投融资等，与参会嘉宾共同践行20几个项目的创新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

会议时间：2017年7月22日-24日（3天2夜）会议地点：中国-深圳

参会对象：特色小镇及相关产业链董事长、总经理等核心高管参加（400人）

【主办单位】北京壹方城智汇科技有限公司

汗马研习社

清大文产（北京）规划设计研究院

【峰会特色】实操专家讲解+案例分析+模块总结+实地考察

峰会主题板块

第一板块：特色小镇产业政策、产业趋势、申报审批及规划解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乔润令副主任、清大文产（北京）规划设计研究院—李季院长、中国城市科学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方明）

第二板块：特色小镇标杆项目运营模式创新及实践（梅洪-鼎盛文化产业投资公司总裁、望桥-袁家村、傅林江-蓝城集团执行总裁，庄锦华-台湾百亿桐花祭操盘手 业内大咖齐聚）第三版块：欢迎晚宴+文旅 特色小镇创新IP资源链接会（圆桌对话、项目路演、自由交流、洽谈合作）

第四版块：特色小镇项目IP打造、核心价值提炼及运营创新（陈南征-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管委会副书记、袁家村-望峤，第五板块：文旅，特色小镇投融资创新模式解读及实践（国开行信贷局原局长-袁英华 探讨特色小镇如何获得开发性金融支持、中国政企合作投资基金，华侨城旅游投资董事长曾辉，中铁投资副总经理李川）

第六板块：特色小镇创新IP及创新运营体系案例解读（田妈妈亲自农业）

贵宾席及会员企业专享：

第一板块：特色小镇标杆项目实地考察研讨（1甘坑客家小镇；2观澜版画小镇；3大浪时尚创意特色小镇；项目负责人全程陪同讲解、小型会议研讨）第二板块：文旅特色小镇项目问诊及需求对接

第三板块：创意工作坊-图腾IP怎么玩（庄锦华-台湾百亿桐花祭操盘手、汗马研习社创新导师 首席文创顾问、台湾前行政院客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第五篇：边境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三点建议

边境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三点建议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边境民族地区与内地发达地区之间，无论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还是基层党组织建设都存在不可否认现实差距。目前，在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中，边境民族地区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如：政策贯彻执行不到位、吹的多干的少、亮点反复使用、边远落后村无人重视、干部畏难情绪普遍、点上经验少，面上推广难等问题，对此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是政策上优先照顾边境民族地区。边境县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内地发达地区不具有可比性，上级制定政策时“一刀切”往往只会带来好者越好、差者越差的后果。边境落后地区基层组织建设投入成本高、见效慢、打造亮点难，没有人愿意在其上做文章，边远落后村组织建设往往被忽视。因此，在基层党组织建设资金投入方面，应该优先考虑边境民族地区，起码要在基层党组织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充足的资金保障。其次，在考核检查时，内地县市与边疆县市、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应进行科学分类，执行不同的考核政策。

二是树立科学的基层党组织书记考核导向。抓书记、抓书记是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关键，但目前，由于对基层党组织书记的考核偏重经济、轻党建，导致很多基层党组织书记不愿意在党建工作上花更多的精力，特别是乡镇党委书记不懂党建、不研究党建、没有工作思路，错位、越位、倒位现象很普遍，基层党建创新亮点出不来，基层组织建设效果不明显。因此，要树立科学的基层党组织书记考核导向，把党建工作摆正考核基层党组织书记的首要位臵，改变简单地以地方GDP作为提拔重用基层党组织书记主要依据的考核方式，让基层党建抓有成效的书记给予优先提拔，引导基层党组织书记从心理上重视党建、行动上创新党建，真正履行好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

三是检查指导工作重心向边远落后农村转移。目前，检查督查工作往往变成了坐车子转、隔着玻璃看、听汇报、看台帐、吃喝玩乐、游山玩水、走马观花，边远、落后农村甚至一年到头也没有人去检查指导，情况无人知晓，导致检查结果形势一片大好、情况一塌糊涂。因此，要把检查指导工作的重心向边远后进村转移，不能一味地走下级安排好的线路看亮点，即要检查有亮点有特色的地方，更要深入到落后农村实践中找问题解难题。同时，不能把检查工作仅仅停留在查看台账的层面上，要深入具体实践中检查，如实反映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措施，真正把检查指导成为推动基层组织建设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