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跨境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研究

第一篇：云南跨境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研究

云南跨境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研究

Study on Transnational Nationality Problems and State Safety in Yunnan 原载：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昆明)2002年04期,第78～84页

课题组 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云南·昆明 650223,罗秉森:男，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教授；莫关耀:男，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生部教授；杨斌:男，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侦查系副教授；李春:女，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侦查系讲师；张斌:男，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侦查系讲师。

内容提要：云南跨境民族问题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课题结合当前国际形势和国情省情，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以云南跨境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研究分析，总结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建国以来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和探讨影响跨境民族地区稳定的问题和潜在隐患，并提出妥善处理跨境民族问题的建议，供党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参考。(本文六个部分，分三次刊登)

The transnational nationality problem in Yunnan has its typical and representative features.In the project,based on the situation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local features,taking it as a start point in considerations to defend state safety and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society,the group took the transnational national problem and state safety as the objects to investigate,analyze and sum up the nationalities relationships in past records and the experiences from dealing with nationality affairs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PRC.By means of analyzing and discussing about problems and hidden dangers influenced the stability in transnational national regions,the group put forward an appropriate suggestion to be a reference to the Party,the government and departments concerned.关 键 词：跨境民族/国家安全/经验教训/建议

中图分类号: D6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70(2002)04-78-07

第一部分:民族问题和跨境民族问题

一、民族及民族问题

民族，亦即民族共同体的简称。在汉语文献中，“民族”一词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不同的学者对于“民族”一词的解释与理解也每每不同，从而反映了不同的学术传承以及对民族共同体从不同侧面与不同角度所进行的不同把握。同时，对“民族”一词的用法，还可能受到具体的时代背景与政治环境的影响。

“民族”一词在我国汉语中的出现，是近代末期的事。最早使用的是梁启超，他在介绍瑞士——德国法学家、政治理论家布伦奇理有关民族的定义时说:“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果也。民族最重要之特质有八:1.其始也同居于一地；2.其始也同一血统；3.同其肢体形状；4.同其语言；5.同其文字；6.同其宗教；7.同其风俗；8.同其生计。有此八者，则不识不知之间，自与他族日相阂隔，造成一特别之团体固有之性质，以传诸其子孙，是之谓民族。”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一文中说:“我们研究许多不同的人种，所以能结合成种文相同的道理，自然不能不归功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这五种力。”直至1947年版的《辞源》“民族”条释义仍然沿用此。1929年斯大林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中重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不仅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公认和接受，甚至也为一些西方民族学家所承认。

民族问题指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并贯穿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始终。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问题是革命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民族剥削、民族奴役、民族纠纷和民族斗争，均为阶级社会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主要是新兴资产阶级摆脱封建主义束缚的斗争，并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到了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已超出国家的范围，同世界范围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结合在一起，成为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民族问题就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消灭了剥削阶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铲除了民族压迫的根源，实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成为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民族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二、跨境民族及跨境民族问题

就地域而言，跨境民族是指一切因政治疆界与民族分布不相吻合而跨国界居住的民族。它是各民族集团之间的自然地理界限日渐模糊和国家间的政治界限日益分明这两种相反趋势交互作用的效果，简言之是国家分隔力的产物。

同一民族在不同的国家跨境而居，是当今世界各地区普遍存在的“历史既成事实”，处理好这一普遍存在的现实，既关系到不同制度的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同时也会涉及或影响到周边毗邻而居的跨境民族。也就是说，在当今世界，认真重视对周边国家有关民族问题与跨境而居民族之间睦邻关系的研究，势必成为民族研究带有世界性的迫切课题，也是从事世界民族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有关专家指出:跨境民族与跨境民族问题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如果认为“凡是存在跨境民族的地方就一定会产生跨境民族问题”，就会人为地制造出国际麻烦和是非问题。跨境民族只是形成跨境民族问题的一个条件，为产生跨境民族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形成跨境民族问题还需要其他的因素，其主要因素是现存国家政治分隔力(国家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现存国家的离心力)的交互作用。在这对矛盾中，国家政治分隔力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现存国家的离心力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对国家的离心力发展的程度越深，跨境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就越大，当民族向心力发展到与本国的分隔力或国家凝聚力相当的时候，跨境民族问题就严重到了发生性质变化的程度。如果民族向心力大于国家凝聚力，跨境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就会发展到危及国家领土主权的地步。

造成跨境民族问题的原因有四个方面:

(一)有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跨境民族不仅与本国的其他民族相比较，还与边境另一边的同族同胞作比较，他们有更强的精神后盾和物质后盾，总是指望边境对面的同胞能为自己做点什么，民族统一是其中的一个神圣的召唤。

(二)跨境民族的自我意识达到相当程度。

(三)国家民族政策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造成的民族间的不平等。

(四)民族利益问题是形成跨境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因。民族的利益纷争，决定了跨境民族问题的演变趋势。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应当深入了解不同跨境民族的不同要求，采取妥善的民族政策；更应该防微杜渐，防止跨境民族问题的形成或升级。跨境民族问题是影响国际地缘政治的大问题，可能诱发对国家的离心力，危及国家的领土主权，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三、当前研究民族及跨境民族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从国际上看，由一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引发国际性的问题，甚至导致国际关系变化在近年来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1.影响国际关系。科索沃问题是跨境民族问题国际化的一个典型事例。它不但使巴尔干地区国家卷入进去，而且导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武力干涉；俄罗斯的介入则体现了美国与俄罗斯的较量；美国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影响了中美关系。此外，1998年印度尼西亚发生针对华人的暴行后，不但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和中国人民的抗议，而且引起了海外华人的关注与抗议，变成了国际性的问题。

2.民族、宗教问题的交织易演变成国际性的问题。譬如，印度的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引起了世界伊斯兰国家的关注，变成了国际性的问题。东帝汶虽然获得了独立，但克什米尔问题依然悬而未决。“9·11”事件同样有着民族宗教的影响，引发西方国家与伊斯兰国家的对立。

3.民族问题的国际性与民族问题的国际化。民族问题的国际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民族问题往往超出一国的范围，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

二是民族问题已经成为国际上多民族国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民族问题国际化则是指一些西方国家利用民族、宗教问题，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号，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干涉他国内政的一种手段。西方国家企图把中国西藏问题“国际化”就是一个例子。同时，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为了达到分裂的目的，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极力推动民族、宗教问题国际化，则是危害国家统一的罪恶行径。例如“东突”分子的恐怖活动。

(二)从国内来看，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国存在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问题。多民族构成的基本国情、国家的统一、中华民族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和中华民族性格的重塑，都不同程度地与少数民族问题相联系。

中国各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边疆地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名副其实的跨境民族。例如朝鲜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苗族、瑶族、傣族、佤族、哈尼族、景颇族、傈僳族、独龙族等，有20多个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跨境民族的存在，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地理与民族地理过程的产物，并且大都有了相当长的历史延续。

中国跨境民族的存在，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这些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统一的政治生活及其联系虽已不复存在，尽管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政治体系、政治意识形态和族际社会环境之中，但彼此之间在文化、经济、血缘(亲属)和地缘等方面的各种联系仍会继续存在，不但山水相连，而且语言相通，风俗相近，宗教信仰相似，彼此通婚互市，相互影响巨大且深刻。

二是跨境民族的存在与相关国家的边疆政治密切相关，这不仅表现在跨境民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缓和政治体系之间的对峙或冲突，以民间形式展开相关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还可能表现为边疆安全的政治问题，进而可能引发相关国家之间的国际纠纷。中国少数民族的边疆分布与跨境民族问题的存在，将对国家边防产生重大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到国家安全与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要联系。

第二部分:云南省跨境民族基本情况调查

云南地处祖国的西南边疆，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并与泰国临近。边境线长4061公里，是我国从陆路通向东南亚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云南又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边疆省份。有26种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人口1400万，占全省总人口4100万的三分之一，是全国民族成分最多的省。5000人以上世居的少数民族有25种；其中15种民族为云南独有，它们是:白族、哈尼族、纳西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20种民族跨境(毗连)而居，它们是:壮族、傣族、布依族、苗族、瑶族、彝族、哈尼族、景颇族、傈僳族、拉祜族、怒族、独龙族、阿昌族、佤族、德昂族、布朗族、白族、回族、藏族、汉族，另外还有尚待识别的克木人、拉基人、芒人、普标人群体。其人口少的有数千，多的达数百万。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因生存需要、或因内部斗争、或因民族矛盾而迁徙，有的则因国界划分，形成了跨境民族。各跨境民族虽然分属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感，但由于他们是同一民族，有共同语言、共同的民族意识和密切的社会经济交往，因此，跨境民族问题不但是国际政治中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也是我省边疆民族工作中必须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

一、跨境民族的形成

云南高原与东南亚的半岛和岛屿，乃是连成一片的亲缘山地。正是由于这种云南与东南亚的地理亲缘关系，导致了众多民族的跨境而居。日本学者佐佐木高明认为:“东南亚的大河流，都以云南的山地为中心，呈放射状流向四方。这些大河流的河谷以及夹于河谷之间的隘道，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迁徙的通道。”由于山水同源、山水相连的地理亲缘有利条件，为云南与中南半岛的早期人类和后来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进行广泛交往、友好合作、共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行性。这一地区本是人类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又是原始民族繁衍、迁徙的中心。早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就活动着氐羌、百越、百濮三大族群，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分化融合，就逐渐形成了今天这一地区的众多民族。除了苗、瑶等几个民族进入这一地区的时间较晚外，大多数都是土著民族:藏缅语族的民族源于氐羌，壮侗语族的民族源于百越，孟高棉语族的民族源于百濮。这些民族在历史上都曾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迁徙活动，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状况。在近现代国界确立后，这些众多的民族也就成了跨境而居的民族。

二、现状及分布(略)

三、云南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的分布特点及其相互交往与联系

(一)跨境民族数目众多。在四千多公里的国境线上，就有20个民族跨国界而居，这在世界诸多跨境民族中，的确是少见的。

(二)分布地域和跨居的国家范围广。如苗、瑶、傣、哈尼、拉祜都是广布于4个以上国家的跨境民族。

(三)同一民族的居住区域基本相连。这些民族虽然分居不同国家，但仍具有民族共同地域特征的分布格局，风俗习惯相近，语言相通，彼此联系与交往十分密切。

(四)相对集中而又交错杂居。各地民族通婚互市，走亲串友，交流信息，这些成为经济文化上互利互补的重要因素。

(五)分布上呈现出跨国境、多民族、大范围的特点。

(六)有共同抗敌为家的传统。近现代以来，虽都曾遭到外国的统治与入侵，但在共同联合抗击外来敌对势力压迫与统治的各种斗争中，互相支持，为维护各自国家的领土完整，团结一致，英勇斗争。

(七)历史交往从未间断。尽管所在国家所选择的制度有别，但国境线两侧的边民，有史以来已形成的探亲访友、通婚互市、过耕放牧、拜佛朝庙、节日聚会等传统交往从未间断过。

(八)当前政治环境都趋于和平稳定，积极发展经济。各国政府都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本国对外开放与促进周边国家与民族进一步共同繁荣的政策，为进一步加强与发展跨境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与经济文化的合作交流，奠定了和平友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基础。

第三部分:云南省跨境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方面的联系

一、历史上跨境民族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及原因

(一)历史上跨境民族对云南周边国家的政治影响及其原因。

从政权掌握上看，这些涉及跨境民族的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基本上都是单一民族掌权的国家。如越、老、缅、泰都是由占人口大多数的主体民族经过不断的征战把国家统一起来的，因此被征服的少数民族基本上被排挤于国家统治机器之外，主要高级职位都掌握在主体民族手中，少数民族在政治生活中处于无权地位。当中央政府还无意或无力渗入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时，其单一民族掌权的国家性质与多民族的社会特征之间的矛盾尚不至激化；而当战略与经济的需要促使国家逐渐加强对周边民族地区的控制时，国家与少数民族(以民族上层为代表)的政治利益必然发生冲突，最终导致民族矛盾的尖锐化。

民族矛盾尖锐化的原因是跨境民族关系受到民族分布地域的影响。特别是在下述两种情况下，民族问题往往易于激化:一种是某个少数民族聚居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在该区域内这个少数民族在人口、占据地域、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都占支配地位，实际上是主体民族，因而任何外界的干扰都会促使该民族加强自己的内聚力，并加深同其他民族之间的鸿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出现民族分离倾向。如缅甸的克伦族、克钦族、掸族及泰国的马来族等，就属于这类情况。另一种是跨国境而居的少数民族，一个民族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居住地域连成一片，国家观念淡薄而民族意识强烈，因而易于产生民族统一主义运动。云南周边国家都有不少民族是跨境民族，这是十分现实的问题。如果某个少数民族在某相邻国家内是作为一个主体民族而存在的话，问题就更加突出。例如，泰国南部的马来族在其邻国马来西亚是主体民族，由于泰国马来族同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着隔阂，这就成为一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尽管泰国同马来西亚保持正常的关系，但泰国政府对此始终怀有戒心。除以上原因外，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某些突发性事件和外部势力的影响，也常常成为民族冲突的诱因或导火线，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二)冷战后国际关系中跨境民族问题的特点和趋势。

1.发生面广，冲突激烈，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动荡不安，成为冷战后世界热点的主要根源。第三世界国家和转型国家成为跨境民族矛盾和冲突的主体，一些国家的解体和重组，引起新的跨境民族冲突问题。原有的跨境民族冲突，导致一个国家发生内乱，政府更迭。跨境民族引起地区性的**，难民问题。如库尔德人问题、克什米尔问题以及车臣问题等等。

2.跨境民族问题带来了冷战后国际安全领域的新课题。如核扩散、贩毒、跨国界走私、跨国界犯罪等，印巴冲突导致的核威胁；“金三角”的种毒、制毒、贩毒问题；利用边民互市通婚，拐卖人口，非法劳务输出等等。

3.跨境民族问题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而经济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反过来又进一步激化了一些国家的跨境民族矛盾。

4.欧亚大陆南端新月型地带的跨境民族矛盾大多牵涉到大国的利益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影响到世界格局的总体发展趋势，因而这一地区的跨境民族问题成为决定21世纪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

5.美国等西方大国，利用冷战后形成的综合国力的优势，采取单边或多边的形式，在一些跨境民族问题上以“民族自决”为借口，推行强权政治，明里暗里支持一些国家内的民族分裂势力，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维护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如当前的阿富汗“塔利班”问题、车臣问题和科索沃问题。因此，如何正确理解“民族自决”的涵义，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处理好跨境民族问题，成为冷战后国际政治中最重要、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成为在新形势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重要任务之一。

(三)当前我国跨境民族问题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影响。

1.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些邻国的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利用跨境民族问题，支持我边疆地区的民族分裂分子的非法活动，搞恐怖活动，危害社会稳定，破坏社会秩序，企图建立“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搞“泛伊斯兰主义”，对我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构成威胁。日前，联合国安理会正式认定“东突”为恐怖主义组织，说明国际社会对跨境民族问题可能引发的国际安全问题进一步关注。

2.我国东北地区面临着潜在的跨境民族问题，主要是朝鲜族可能引起国家关系的紧张，朝鲜半岛局势如果发生“爆炸”，朝鲜一旦发生内乱，大量的朝鲜难民可能涌进我国东北地区，给我国造成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朝鲜如果实现“软着陆”或是最终实现统一，对我国安全也将形成一定的威胁。因此，我国外交目标:维持朝鲜半岛稳定，“不战不和、维持现状”最符合我国近期国家安全目标。

3.我国南部边疆地区跨境民族问题:贩毒、走私等。(本文第四部分详细论述)

4.当前西方国家推行强权政治，通过曲解宣传所谓的“民族自决”，妄图将利用跨境民族问题干涉一个国家内政的行径合法化，这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对我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造成了现实的威胁，如西藏问题，分裂分子在境外反华敌对势力的支持下进行反动宣传，策动闹事、骚乱和恐怖活动，并利用宗教的影响力，企图建立“雪山狮子国”。而台湾当局企图将中华民族的内部事务逐步演变成为“跨境民族问题”，最终实现独立和分裂，这是对我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最大威胁，也是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威胁。

二、云南跨境民族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影响

(一)云南周边各国的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

政治上，表现为民族矛盾和民族分离倾向的存在、国家与少数民族关系的紧张；经济上，表现为各民族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少数民族经济相对落后，并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影响；文化上，表现为主体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冲突和碰撞，前者对后者的同化和后者对前者的反同化。从境外来看，宗教信仰问题曾是引发民族冲突的重要原因。缅甸以缅族为主的85%以上的人口信仰佛教，基督教徒、穆斯林及其他宗教信徒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山区。1961年8月，缅甸总理吴努宣布把佛教定为国教，立即引起了非佛教信徒的不满。当时克钦族基督教徒即以此为借口组建了以山官早相兄弟为首的“克钦独立军”，重新提出克钦独立国的口号，以后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对政府威胁较大的反政府组织。

(二)云南边境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

在国内某些地区，极少数敌对分子，总想伺机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煽动民族感情，挑起民族纠纷；个别或局部地区，由于某些政策或利益尚未协调理顺的关系，也尚潜伏着某些不稳定的因素；某些地方的少数领导干部，由于社会和历史多种诱因所引发的种种不正之风，也给党与群众融洽关系上抹上了一层阴影；某些地区的部分领导人头脑里多年形成的根深蒂固“左”的思想意识，如不能从根本上加以克服和改变，将是制约和阻碍现代化经济建设最大的隐患。其次，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地区间一时难于解决的矛盾，如不能加以科学地引导和正确地处理，极易激化或造成新的民族矛盾。

(三)云南当前的跨境民族关系及其不良影响和表现。

90年代以来，我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双边关系揭开了崭新的一页。1990年，李鹏总理、杨尚昆主席访问了印尼、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老挝等国。同年8月，印尼与中国复交。10月，中国与新加坡、文莱相继建交。1991年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之后，两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互访以及随之在经济、贸易、科技等领域的合作，都在新的基础上促进和发展双边的睦邻友好关系。在柬埔寨问题实现和平解决后，中柬关系将得到全面发展。近年来，我国领导人和云南省党和政府代表团与泰国、老挝、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相互访问频繁。都为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和恢复正常的国家关系，促进和发展双边睦邻友好的周边国际环境，奠定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基础，也是开展互惠互利经济合作和促成区域国际新秩序的有利条件。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开放力度的增大，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特别是边境口岸地区的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人口流动增加，周边国家社会存在的问题，也对云南，特别是边境民族地区带来不良影响和危害。其表现为:

1.来自境外的毒品祸源。由于毒源在境外，而境外毒源的产生和发展又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根源，这就决定了云南打击走私贩毒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尤其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是周边国家跨境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对我边境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也有着现实和潜在的影响。云南毗邻“金三角”地区，边境地区是跨境民族聚居地区，因此罂粟种植与民族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这些地区民族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世界毒品狂潮的泛滥，少数不法分子便乘我国边境地区对外开放，边民往来日益频繁之机将毒品贩入我国。仅在中缅边境地区，每年都有大量毒品入境。这表明，国际贩毒集团正把云南作为毒品过境通道和毒品消费市场，增加了跨境犯罪数量。在中越、中老边境地区，一些贩毒分子，利用跨境民族走亲串友、通商互市、人熟地熟的便利大肆贩毒，增大了禁毒工作的复杂性和难度。贩毒活动使边境地区各族人民深受其害，一些人因此染上毒瘾、患上艾滋病，身心受到极大损害。而吸毒、贩毒扰乱社会治安，阻碍当地的经济发展，影响或破坏边境部分地区的稳定，在经济利益和其他因素的驱使下，一部分人铤而走险，沦为毒品犯罪的牺牲品。

2.跨国贩卖枪支弹药、跨国拐卖妇女、赌博、卖淫嫖娼等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急剧增多，对民族的发展进步造成巨大危害。吸毒贩毒诱发各种犯罪，少数人为了赚取钱财以满足吸毒、淫乱、挥霍的私欲，不惜铤而走险，进行偷盗、抢劫、诈骗、贪污，甚至行凶杀人，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影响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和家庭关系。我省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跨国拐卖妇女问题，为保护妇女的身心健康和公民人身权利不受侵害，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经济发展，1992年10月31日在我省孟连县，依法判处3名跨国拐卖妇女的犯罪分子死刑。打击了跨国人贩子的嚣张气焰，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与反响。

三、云南跨境民族问题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影响

(一)一些跨境民族地区贫困面大，自我发展能力弱。

云南边境一线有16个贫困县，其中13个是民族自治县，有109个省定扶贫攻坚乡。这些地方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都很弱，特别是解放后才从原始社会末期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的拉祜、傈僳、怒、独龙、佤族等民族，社会发育程度很低，生产力水平不高，普遍表现为民族性贫困。

(二)战争遗留问题严重，战后恢复发展特别艰难。

1353公里的中越边境一线，从解放至1988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这里的各族人民从援越抗法、援越抗美到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数代人为保卫祖国做出重大贡献和牺牲；因为战争，许多工厂、农村、商店、机关、学校被夷为平地，严重的战争后遗问题还在困扰当地干部群众，因为战争，边境地区错过了经济建设的大好时机，至今仍处于贫困落后状况。

(三)周边国家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比我国更为开放优惠的政策，对我边境地区造成影响。

特别是越南政府，一改其在我对越自卫反击时歧视、排斥跨境民族和解除其民族干部的做法，选用了大批侬、岱、泰等民族干部，对与我接壤的北部边境地区实行比我更为优惠的经贸政策；促使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比我方“战区”快，造成我方跨境民族心理上的不平衡，若长此下去，难免会导致人心向背。

(四)境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对我进行分裂、渗透活动，形势严峻。

近年来，在我省×地先后发现原从×国等国移居×国的×族不断派人入境，到我省的一些×族聚居区宣传、鼓动×族青年参加现在的×国×族反政府武装组织。要把境内外的×族联合起来，支持、参加×国×族反政府武装组织，发动大规模攻势，推翻×国政府，建立×族王国。×国反政府武装×集团和相同性质的反×国势力人员以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等为名，入境到我省的一些×族聚居区，邀请×族上层人士和×族干部赴×国参加活动，有的暗中寻找代理人，为其发展成员；有的开办公司，以经商为掩护，建立联络点；还有的打着“弘扬民族文化，发展民族经济”的幌子，以教职人员的身份、×族协会的名义进行宣传、引诱和欺骗，招募×族青年参加×国反政府武装。

在宗教方面，近年来，境外等地佛爷、信徒经常入境，向我境内××等地佛寺赠送铜佛像、经书、佛教用品等；一些境外佛爷在我境内进行大规模的赕佛活动，积聚大量钱财在当地建盖佛寺、佛塔，扩大影响。

×国×教神甫×××多年来一直对我×族聚居地区进行宗教渗透活动，并提出要通过×族的语言文字渗透搞好对华宗教渗透工作，要在中国的×族地区普及×文。为实施其计划，出资修建×文学校，招收×族青年学生进行学习、培训，妄图培植代理人。

境外×教会组织对我渗透手法多、范围广、活动猖獗。他们多渠道大量偷运、投寄、散发宗教宣传品，在边境一线开办各种神学院校，举行大型宗教活动，策动、拉拢我境教徒群众出境参加，借此培植代理人，控制和操纵我境内教会；派遣人员入境传教，发展信徒，搜集我教会情况；利用宗教广播电台进行“福音”广播。

在邪教方面。××年以来，“血水圣灵全备福音布道团”邪教组织在境内活动受到我公安机关不断打击处理后，其头目××将渗透指挥中心逐步转移到中×边境，在境外建立了培训基地，每年向国内邪教骨干发出指令，策动境内信徒以打工、旅游、经商为掩护分期分批出境参加“同工会”和接受培训。

在会道门方面。×国一贯道组织在总前人××的授意下，不断改变策略，制定了新的向我渗透的计划。他们利用我对外开放、出入境方便的机会，派遣道徒直接入境，提供资金，发放经书，开展道务活动，并伺机物色年轻且有一定文化的人员送往境外接受人道培训，妄图待时机成熟时，使中国成为信教大国。

与此同时，在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下，流亡印度的**集团，利用×人加紧对我藏区进行宗教、文化渗透，宣传“藏独”，并在**转世和**问题上大做文章。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情报系统加强与缅甸克钦独立军、克钦新民主军、佤邦联合军、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等地方民族武装割据势力的联系，并与其主要头目勾结，对我边境地区进行文化、宗教、毒品等各方面的渗透；克钦邦还利用克钦文创制100周年庆典扩大其在我省××族中的影响。

(五)在××等地，出现大量边民迁居外出现象。

受境外给“安家费”、“孩子上学不交钱”，“看病不要钱”的诱惑，很多当地民族外迁到境外种田。这些外迁的边民今后势必给人口管理，土地分配等问题带来难度，给当地的社会治安和稳定带来隐患。（第四部分:维护跨境民族地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对策与措施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反对不正确的、歧视少数民族的民族观

历史上的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看待民族问题和处理民族问题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安危的大问题，历代统治者对此十分重视，但是除了汉元帝、唐太宗、明成祖等少数开明君主外，总是歧视少数民族，主要体现为四个观点:

第一，“蛮夷猾夏”——把少数民族视为“祸害”。

第二，“贵中华，贱夷狄”——歧视少数民族。

第三，“内诸夏而外夷狄”——排斥少数民族。

第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信任少数民族。

资产阶级民族观的核心内容和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民族主义，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以“优”、“劣”来区分民族和种族。

第二，鼓吹“民族至上论”，往往打着为“本民族”的旗号，散布民族歧视，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民族纠纷和民族隔阂，破坏民族团结。

第三，对内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对外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的一系列科学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解决国际及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从中国实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成功地解决了国内的民族问题。

第一，与历史上“贵中华、贱夷狄”的民族观和民族压迫政策相反，坚决主张民族平等，并在新中国建立后获得全面贯彻落实。

第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科学地识别民族，确定了全国56个民族的社会地位。

第三，没有照搬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做法(联邦制和民族自决)，用区域自治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

第四，分类指导，在民族地区成功地进行了民主改革。

第五，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对民族上层爱国人士实行统战政策。

邓小平同志对中华民族问题有精辟的论述:

第一，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

第二，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建设。

第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

第四，强调民族地区要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努力把经济搞上去，并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措施。

第五，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即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1993年11月7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民族、宗教无小事。全党都要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一是要继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二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是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依据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根本原则制定合理的民族政策，逐步消除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在政治上，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84年颁布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特殊政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政策，保障杂居、散居少数民族权利的政策。在确定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时，总对少数民族作适当照顾，他们所占的名额一般都超过了其所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对少数民族的代表名额也有适当的规定，以保证少数民族能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国家和地方事务的管理。这些政策从根本上废除了历史上的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制度，保障了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使一批批少数民族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在经济、文化方面，制定了少数民族经济政策、教育政策、文化政策、人口政策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政策。建国以来，通过对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落后状态得到了很大改善，保障了各民族自治地方自主管理本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和人口发展等方面的各项事业，为民族地区的发展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党和国家均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制定了相应政策，并且通过贯彻这些政策，使各民族都拥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自由的权利，保持或者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自由的权利，以及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为了更加有效地团结各民族群众，党和国家还制定了少数民族统战政策，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进一步巩固国家的统一，加强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

三、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的规定，公安机关与其它职能部门通力合作，开展侦查调查和防范控制，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妥善处理社会热点问题，消除不安定因素，维护了国家安全与国内社会政治稳定

(一)充分发挥国内安全保卫部门的职能作用，建立保卫工作系统

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公安机关国内安全保卫部门遵照××年×会议精神，依据工作方针，与国家安全机关、刑侦、治安、禁毒、边防、民族、宗教、统战、外管等部门通力协作，形成合力，建立起以维护国内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为目的的保卫工作系统，确保各项职能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强化情报信息工作，掌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

遵循情报信息的指导思想，各地国内安全保卫部门结合本地区实际，大力强化情报信息工作，努力拓宽敌情、政情和社情的搜集渠道，突出重点，超前预警，为党委、政府的决策提供准确可靠的情报依据，为隐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前提和基础。

为拓宽信息来源渠道，各地国保部门依据公安部规定，把国内安全保卫基础工作纳入派出所的日常工作中。利用派出所对辖区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充分发挥派出所安保信息员的作用，严密对辖区社会面的控制，强化对重点人口的管理，及时发现、妥善处置可能影响辖区社会政治稳定的事件和苗头，确保一方平安。目前，各地已基本建立起渠道畅通、灵敏快速、覆盖社会面的情报信息网络，所收集的各类情报信息，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工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加强秘密力量建设，提高发现控制能力

秘密力量工作是隐蔽斗争的中心和灵魂。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维护跨境民族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离不开秘密力量工作的强有力支持。

遵照专门工作的指导思想，各地国保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实际，在复杂的领域、部位、场所积极布建秘密力量，扩大覆盖面，加强阵地控制，努力做到对出现的问题能及时发现得了，控制得住。经过长期扎实深入的工作，及时挫败了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妥善处置和化解各种热点问题，牢牢掌握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

(四)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制渗透，打击犯罪，维护宗教领域的稳定

第一，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保护合法的宗教团体、正常的宗教活动、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及宗教教职人员。

第二，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组织有关单位领导、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学习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充分发挥各宗教协会和各宗教活动场所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各宗教活动场所规章制度。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外国宗教人士、传道人员、外地流动人口的管理。

第三，开展基础情况调查，做到情况清，底数明。

第四，经常性开展专题调研，通过调研发现境外宗教渗透和宗教非法活动的规律特点，及时采取相应对策措施。

第五，采取有力措施，抵制境外宗教势力的渗透破坏。各地国保部门积极配合党委政府及宗教部门严格审查境外宗教组织及个人各种名义的投资、捐赠、帮助建设等行为，对附带条件的一律拒绝，对不附带条件的慎重处理。

第六，查禁取缔非法宗教活动，慎重处理宗教内部纠纷。受境外宗教势力的影响，边境民族地区的非法宗教活动近年来十分突出，极少数人未经正规培训和国家许可，自封为“牧师”、“传道员”、“主教”或被境外宗教组织封为“地下主教”进行非法传教，擅自成立教会学校，对宗教领域的稳定危害很大。各地国保部门根据具体情况，依据国家法律和政策进行了整治和处理。

第七，控制阵地，侦查控制重点对象。控制阵地是国保部门在宗教领域开展隐蔽斗争的重要工作方式。根据保卫工作面临的形势，各地国保部门采取相应措施，充分发挥公安机关和其它有关部门公开管理的优势，公秘结合地开展工作。对阵地上的各种情况进行公开的调查了解和掌握、核对，对嫌疑对象依法进行公开的限制和监督，以配合隐蔽斗争。其次，对境外利用宗教对我进行颠覆、分裂、渗透破坏活动的重点人员，部署长期侦控工作，盯住不放，及时发现和掌握其活动阴谋。

(五)开展打击邪教、整治有害气功等非法组织的专项斗争，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公安部及各级党委政府的指示，各地国保部门根据本地实际，遵循“慎重认定、区别对待、依法处置、综合治理”的原则，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打击邪教及整治有害气功组织的专项斗争。

(六)高度重视“帮派”残余分子闹事与境外“民运”组织的渗透破坏活动

“帮派”残余分子的活动严重影响着跨国境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这部分人员对“文革”期间的问题长期进行上访，要求中央为其平反。有的已经死亡，其子女继续为其鸣冤叫屈。他们私下秘密串联，商议对策，以合法掩护非法，以公开掩护秘密，在某些时期活动极为频繁，并与境外的敌对势力、民运组织有联系。

另外，近年来境外“民运”组织加紧了对边境民族地区的渗透破坏。据调查发现，“民运”组织在×国设有机构，企图通过边境向我国内地进行渗透，他们在敏感时期到边境口岸散发传单，进行反动宣传煽动，并派人企图“闯关”，以求酿成政治事件，造成影响，寻求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

各地国保部门根据斗争形势的要求，超前部署，积极防范，加强秘密力量建设，强化敏感期和重大政治活动期间的情报信息工作。在工作中公秘结合，力量到位，加强对特定时期、特定目标、特定区域、特定活动的防范保卫，同时加强对境内重点人物对象的监控工作，粉碎了境内外“民运”分子企图内外勾结策划煽动闹事，制造事端和政治影响的阴谋。并加强对有政治危害嫌疑的组织及其它各种名义的民间秘密结社性质的组织的侦查控制工作，确保了边境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

(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消除不安定因素

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各地国保部门与其它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对边境民族地区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各种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调解，妥善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对改革力度大、不安定因素突出、治安问题较为复杂的热点、难点地区，采取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方法，密切掌握社会动态，及时发现和掌握各种矛盾纠纷、闹事苗头的线索，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单位。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时，根据“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的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置事件，控制事态，化解矛盾。

另外，各地国保部门积极配合其它职能部门开展收缴非法枪支弹药等危险爆炸物品的专项工作。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派出所、内部保卫组织和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深入群众调查，加大对流散民间的非法枪支弹药的清理收缴工作力度，严格对公务用枪的监督管理。同时加强对拥有狩猎枪支的少数民族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动员他们主动向公安机关上缴私人枪支，并加强对边境口岸的检查控制，严防境外枪支的流入。

(八)“四禁并举”，打击毒品犯罪活动，治本清源，维护边境民族地区的稳定

由于云南特殊的地源关系，成为境外贩毒集团进行毒品犯罪的主要通道。八十年代以来，日益猖獗的毒品犯罪活动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边境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云南成为禁毒斗争的前沿。在云南省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以禁毒部门为主力军，国保部门及其它职能部门通力合作，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禁毒工作，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维护了边境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

各部门齐抓共管，专门工作与依靠群众相结合，实行禁毒综合治理，组织禁毒人民战争，是我们克毒制胜的法宝。依据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与国家禁毒委员会联合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毒品问题综合治理的通知》精神，把创建工作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联系起来，把创建“无毒社区”与创建“安全文明社区”结合起来，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组建各级禁毒指挥机构，层层建立领导责任制。目前，省禁毒委员会成员单位已达35个。各地、州、市、县及一些禁毒任务重的乡、镇都相继成立了禁毒委员会，并层层建立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利用国际社会痛恨毒品对人类的危害，要求禁绝毒品的大环境、大趋势，与联合国禁毒组织配合，促使缅甸、老挝等国家政府树立彻底禁绝毒品的决心，加强缉毒禁毒的措施力度。

结合云南省情，禁毒委提出狠抓堵源截流，加强禁毒预防宣传教育和禁毒国际合作，禁吸戒毒和重点整治成果，努力在开辟境外禁毒战场、创建“无毒社区”、打击新型毒品犯罪、加强易制毒化学品管制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的工作思路。在境内，突出预防教育与主动截流，减少毒品需求。在境外，加强国际禁毒合作，推进毒源地铲除毒源。

1.加强预防宣传教育

一方面，始终把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增强广大群众反毒防毒意识，防止和减少新生吸毒人员，动员群众积极参与禁毒人民战争，作为禁毒工作的治本之策，坚持不懈地抓。从1991年起，云南省每年开展三次禁毒大行动(春节前后、“6·26”、“10·26”)，结合召开公捕公判大会和公开销毁毒品，同步掀起禁毒宣传高潮，以教育鼓舞群众，震慑犯罪。另一方面，针对青少年易受毒品侵害的特点，以国家禁毒委、国家教委和本省编印的禁毒预防教育读本为教材，在全省中小学校开展预防教育。

2.堵源截流，严密“三道防线”

根据毒品流入的主要口子和贩运路线，依托省内“三江”(怒江、澜沧江、红河)、“三路”(昆瑞、昆洛、昆文公路)，以及出省关口要道(机场、火车站、省际结合部等)，构筑“边境第一线堵，内地第二线查，出省口子第三线截”的“三道防线”查毒网络。实施双向查缉，外堵毒品入境，内堵易制毒化学品出境，努力减轻毒品危害，削弱境外制毒能力。2001年以来，云南省进一步加大易制毒化学物品的管制力度，充分发挥各级禁毒委的组织、协调、监督和管理职能，加大对新的《云南省易制毒特殊化学品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的宣传力度，组织实施好易制毒化学品许可证的换发工作，实现了易制毒化学品的季度核查变为每月核查，强化了监督管理，最大限度地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重点打击走私犯罪。

3.扫荡零星贩毒活动，摧毁地下毒品市场和分销网络

针对零星贩毒活动涉及面宽、反复性大、危害严重等特点，一方面，采取禁毒专业部门指导与多警种参与相结合、专门工作与群众举报相结合、对重点场所、重点人群监控与现场查缉相结合、经常性查缉与专项治理相结合等方式，从面上进行扫荡，防止形成气候；另一方面，在捣毁窝点、切断供应渠道和抓打击惩治上下功夫，重点打击危害大的“中间商”、“批发商”和“坐地商”。

4.禁吸戒毒

在多年探索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政府强制戒，依法劳教戒”为主，以“基层组织戒，群众监督戒”为辅的“四个层次”戒毒体系。创立了具有云南特色的戒毒模式。2002年起在省内全面推行禁吸戒毒工作“外循环”变“内循环”的收戒方式，现已取得初步效果。

5.重点整治重点地区的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针对毒品暴利诱惑力大，涉毒犯罪人员多的状况，云南省每年都开展专项斗争。尤其针对一些地区既有转运又有分销、易于形成集散地的特点，开展重点治理，以点带面。目前，永建等7个毒品问题重点地区的毒品违法犯罪集中整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6.创建“无毒社区”

2001年以来，各地按照“有毒治毒创无毒，无毒防毒保净土”的原则和抓“两头带中间”的工作思路，采取措施狠抓落实。经过一年的不懈努力，除原有的7个“无毒县”、292个“无毒社区”得到巩固外，又有5个县和336个社区基本实现无毒，“无毒县”和“无毒社区”分别占全省128个县和1659个社区(含企业社区)总数的9.4%和37.9%。

7.多管齐下，减轻境外毒品对我国的危害

云南的毒品全部来自“金三角”地区，堵住境外毒源，防止大宗毒品渗透入境是禁毒斗争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为此，云南省采取了“政治规劝、法律惩治、经济替代”三管齐下的对策，坚持“三个结合、三个立足”(标本兼治结合，立足治本；堵源截流结合，立足堵源；境内禁毒与境外禁毒结合，立足境内，把禁毒工作延伸到境外)的工作方针。

一是从政治上施压，以压促变，减轻境外毒品对我的威胁。主要通过开展边境会谈、会晤等，与邻国政府开展禁毒合作，并对境外制贩毒势力施加压力。针对缅北地区几股坚持“以毒养军，以军护毒”的地方民族武装势力及毒品对我渗透加剧的情况，我方根据其毒品对我危害程度，实行“疏压结合，区别对待”的斗争策略，开展政治攻势，严正交涉，规劝警告，晓以利害。对那些危害大的境外武装势力头目和毒枭，宣布为不准入境者，保持高压态势，促使其分化转变，减少毒品内流。

二是从法律上严惩，把威慑力延伸到境外。依照云南省委“采取积极措施，有效遏制境外毒品渗透”、“变被动查缉为主动进攻”的指示精神，对不听规劝警告，猖狂向我贩毒的境外毒枭，收集罪证，适时通缉，并组织专案，精心经营，适时抓捕归案，依照我国法律严惩。1994年以来，先后抓捕、惩治了杨××、谭××、尚××等一批境外毒枭毒贩，有力地打击了境外贩毒势力的嚣张气焰。此外，把打击境外毒枭作为堵源截流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全省各地已排查并报检察院批捕部分重点打击对象，争取适时抓捕一批，依照我国法律严惩，把威慑力延伸到境外。

三是从经济上扶持，帮助境外毒源地减轻对毒品经济的依赖。在国家禁毒委统一部署下，云南省积极参与联合国禁毒署“金三角亚区禁毒合作”计划，充分发挥本省优势，积极帮助和推进境外开展罂粟替代种植，开发经济资源，发展多种产业，逐步减轻毒品依赖。本着“政府支持，企业经营，双方平等协商，取得邻国政府同意”的原则，采取无偿或低价提供经济作物种籽和经济苗木、派专家技术人员指导等形式，扶持和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1990年以来，全省共投入4亿多元人民币，改植总面积已达44.55万公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边境地区全线受境外毒源地包围的严峻态势。国务院已批准云南省帮助境外替代种植项目有关的进出口农经作物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省政府已批准由省禁毒委统一组织和协调帮助境外替代种植项目，并管理上述优惠政策实施的具体事务。

8.联合执法，打击毒品和易制毒化学品跨国犯罪

在巩固过去国际禁毒合作成果的基础上，云南省进一步与邻国政府密切合作，充分发挥边境会晤会谈制度和禁毒联络官制度的作用，努力开辟境外禁毒战场。边境一线地州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举行多次边境会晤，加强相互沟通和了解，推进了情报信息交流和执法合作等工作的稳步发展。在侦破“3.30”案件期间，国际禁毒合作特别是缉毒的国际执法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取得了实质性成果，包括泰国警方、香港警方、香港海关、美国缉毒署以及云南警方等几方联合侦办这起案件，并且各方面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国际禁毒合作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9.加强毒品犯罪情报交流、国际禁毒司法协助、学术交流与培训、国际经济援助等方面的国际禁毒合作

云南禁毒工作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联合国禁毒署和一些国家警方、驻华官员及新闻媒体高度评价云南省的禁毒决心、禁毒措施和取得成效。与此同时，云南省也先后派出禁毒代表团加强与邻国警方的会晤和参加公安部代表团到国外访问交流，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禁毒合作的开展。2001年初，我国与老、缅两国签署了《禁毒合作谅解备忘录》；8月，中、老、缅、泰四国禁毒合作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签署《北京宣言》，为加强云南省与周边国家的禁毒合作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与缅方的禁毒执法合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为进一步扩大合作成果，10月底，云南省公安代表团出访缅甸、老挝，与缅甸中央肃毒部门和老挝北方四省建立了禁毒联络官制度，并与缅甸中央肃毒部门就开展跨境缉毒执法合作，与老挝北方四省就扩大在边境沿线的禁毒执法合作区域达成了共识，在中缅边境地区开展了扫毒联合行动。受国家禁毒委委托，2002年上半年云南省帮助缅、老两国培训了55名禁毒官员，帮助其提高禁毒执法水平，受到国内外的一致好评。

(九)慎重处理与相邻国家、地区的关系，加强合作，维护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

1.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外交政策的基石，积极发展与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缅甸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也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签订航空运输、邮政、电讯等协定的国家。中缅两国间的高层互访不断，周恩来总理生前曾9次访问缅甸，缅甸总统吴奈温曾12次访华，其他领导人也频繁访问中国。

老挝政府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同我国长期以来保持睦邻友好的国家关系，我国政府和人民积极支持老挝人民的民族独立解放事业。在抗美救国战争中，我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了老挝人民无私的支持与援助。两国之间的互访不断，老挝前领导人凯山·丰威汉曾多次访华。两国之间顺利完成了边界勘定工作。

中越关系经过一段的曲折过程后，两国关系于90年代恢复了正常，实现了高层互访，并完成了边界勘定工作，开通了边贸口岸，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逐步扩大。

2.加强同周边国家警方的合作，共同打击毒品犯罪和刑事犯罪。

×县公安机关在日常工作中注重加强与老挝×省警方的合作关系，经常举行正式与非正式的会谈，交流情况信息，两国警方联手协作破获了许多案件。其它各地的合作方式类同。

3.慎重处理同境外几股地方民族武装势力的关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缅甸北部地区存在着多股地方民族武装势力(据有关资料统计，缅甸国内的地方民族武装势力在最高峰时曾达到28支，总兵力约8万人)，中缅边境云南段缅方一侧83.3%的土地为非政府控制区。

在中缅国境线外盘踞着“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佤邦联合军”、“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克钦新民主军”、“克钦独立军”等多股地方民族武装势力，虽然已被缅政府分别收编为掸邦第一、二、四特区和克钦邦第一、二特区，但实质上属于地方武装割据。要维护边境地区的稳定，必须处理好与其的关系。

(十)开展有力的专案侦察工作，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略)

四、对策与措施的实施效用评析

(一)成功经验

回顾建国以来民族工作的发展历程，总结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正确认识和把握民族问题，并为解决民族问题制定符合实际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推翻了民族压迫制度，各民族一律实现了政治上的平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云南的少数民族分别跨越一个或几个历史时代全部进入了社会主义，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边境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之间的严重隔阂已基本消除。改革开放以来，边境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很快，民族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基本实现了各民族团结和睦，地方社会政治稳定。

1.成功地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

1950年云南民族地区获得解放后，云南省委和省政府就开始进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准备工作，进行了民族人口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广泛深入地在各族干部群众中开展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宣传教育。根据中央关于“切实认真地普遍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方针，采取“先在内地试点，然后向边疆推广，再普及全省”的方针步骤，积极而又慎重稳妥地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迄今为止，在跨境民族地区成立了8个民族自治州、29个民族自治县及许多民族乡。实践证明，凡是坚持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时期，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就能得到顺利发展。凡是背离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时期，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就会受到挫折，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就会遭到损害。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的最佳政治制度。

2.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经过几十年来的建设，部分地区同内地修通了高等级公路，建起了机场。旅游业、民特产品加工业、矿产品加工业、水电业以及边境贸易发展迅速。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上实行扶助支援的特殊优惠政策，大部分乡村实现了水、电、路三通，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提高。

3.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教育，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1952年，云南省委明确规定把民族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发展重点，建起了一批食宿包干的民族中学和民族师范学校。从内地选派了一大批优秀教师到边疆民族地区任教，深入村寨动员民族儿童入学读书，现在的许多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就是那时培养出来的。针对云南少数民族不通汉语、不懂汉文的实际，1956年，先后帮助哈尼、佤、苗等民族创制了文字，帮助傣、拉祜、景颇(景颇支系)等民族改进了文字，并在少数民族中推行民族文字和汉语言文字双语教学，受到各族群众的欢迎。

西双版纳州基诺山乡，解放前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1949年只有两所简陋的小学，而现在已有41所小学，已普及了小学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3%。

4.大力培养民族干部，争取、团结民族上层人士。

从1952年起，派出大批民族工作队深入民族地区，采取“带徒弟”的方法，手把手地教，热情耐心地培养民族干部。开办民族干部培训班，对民族干部进行文化补习和理论培训，保送一些素质较好的民族青年到内地上大学，为边疆少数民族培养了大批领导干部。对民族上层人士，或作了政治安排，或吸收参加了工作，其中有全国人大、政协代表及各级人大、政协代表。同时，党和政府还十分重视提高民族干部及上层爱国人士的素质，分期分批把他们送到内地进修培训和参观学习。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仅1950-1953年就先后组织了318人次到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等大城市参观学习。通过参观学习，使少数民族干部及上层爱国人士拓宽了视野，增长了知识，认清了形势，增强了热爱祖国的观念。

5.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建国以后，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制定了“自传、自治、自养，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宗教工作方针，从1950年开始，各级人民政府陆续成立了宗教工作部门，专门负责宗教事务工作。政府支持天主教、基督教开展“三自”革新运动，使之割断了同帝国主义势力的联系，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支持佛教、道教开展反封建革新运动，废除了宗教的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妥善安排宗教上层人士的政治待遇和经济生活。

对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给予尊重，主要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普及和正面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在自愿的基础上，对一些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和民族进步的原始宗教活动进行改革。

建立健全了爱国宗教团体，培养了一批宗教职业人员(从昆明伊斯兰教经学院、云南基督教神学院、云南上座部佛学院等三所宗教学院培养了一批中专、大专文化程度的宗教职业人员)。

现阶段，各地的宗教事务已初步做到“四个基本”:一是爱国宗教团体基本建立、健全。二是宗教活动场所的布局基本合理。三是宗教活动场所的民主管理组织基本上建立健全。四是正常的宗教活动得到保障，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基本得到满足。

6.不断加大对边境民族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力度，帮助少数民族脱贫致富。

根据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云南从本省的贫困状况出发，制定了“七七扶贫攻坚计划”，逐步解决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温饱问题。1986年起，从省到各地州县相应成立了扶贫领导机构，专门负责扶贫工作。抽调一批干部到贫困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制定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计划。开展科技扶贫，为贫困地区下派科技副县长及专业技术干部，指导扶贫工作。举办各类实用技术培训班，培训当地群众学习生产实用技术。省级机关及领导以身作则，带头实行挂钩扶贫。地州县市的领导也都确定了自己的扶贫点、联系户，挂钩扶贫工作基本做到了“挂县扶乡抓村带户”。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实行优惠政策。如:对收入不满一定数额的特困县，不把其收入列入经费包干基数；“九五”期间对每个贫困乡省级补助50万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农田水利、解决人畜饮水困难；对人均纯收入300元以下的贫困户，免征农业税；从1996年起，对扶贫攻坚乡每年保证一定数量的省调控尿素、地膜等。

7.民族保卫和宗教保卫工作卓有成效，维护了边境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

建国以来，公安机关国内安全保卫部门在其它职能部门的积极协助下，依照宪法、法律及有关政策的规定，运用专门力量和专门手段公秘结合地开展情报、侦查、保卫工作，及时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信息，破获了一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案件，打击了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妥善处置了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及社会热点问题，保卫了国家安全，维护了民族团结和边境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

(二)不足之处:

1.跨境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同内地其它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并有逐渐拉大差距的趋势，跨境民族群众仍处于贫穷与落后的境地。

跨境民族地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差、开发较晚的原因，工农业基础薄弱，原始农业仍占相当比重，工业落后。迄今为止，云南跨境民族地区仍然是全国工业生产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云南至今还有600多万人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其中贫困程度较深的300多万人主要集中在跨境民族地区。这些地区面临着仅靠自身力量和国家的一般扶持均难以解决的贫困恶性循环问题:在物质生产方式上表现为越穷——越乱耕乱垦——越穷；在人口繁衍中表现为越穷——越超生——越穷:在经济建设中表现为越穷——国家投资越少——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大——越落后；在文化教育上表现为越穷——越无条件读书——文盲率越高——越穷。边境民族地区的交通、能源、水利、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城市建设滞后，有些村寨至今未通自来水、通电、通路，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经济上处于贫困甚至赤贫的状况。×县的一个村寨发生火灾，烧毁了17户人家，事后有关部门统计火灾损失，17户人家的财产总价值竟不足1000元。

2.跨境民族地区的教育文化发展落后，群众整体文化素质偏低。

同过去相比，民族教育的发展是空前的，但是与其他民族和发达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落后是惊人的。跨境民族地区的“山”、“散”、“穷”等因素极大地制约着民族教育的发展。跨境民族地区经济落后，财政困难，教育资金的投入严重不足，教育条件普遍较差。群众家庭经济困难，难以负担子女读书费用。民族教育的分散，使民族儿童就学十分困难，入学率和巩固率都不高，导致跨境民族地区文盲率较高，劳动者素质偏低，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缺乏，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此外，由于文化素质偏低带来的愚昧无知使部分民族群众缺乏正确的分析辨别能力，极易受骗上当，误入歧途，引发违法犯罪行为，酿成事端。

3.培养民族干部的工作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民族干部的数量与民族人口的比例不协调，民族干部在各民族中的分布不合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等民族，其民族干部占本民族人口的比例比较低。

第二，民族干部的结构不合理。一般干部多，担任一线领导的少；党政干部多，科技管理干部及专业技术干部少，高级专业技术干部更少，全省各类专业技术干部中少数民族干部的比重不到20%；虚职干部多，实职干部少。

第三，民族干部整体文化素质偏低，难以适应现今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文化水平偏低，民族干部普遍存在着见识少、胆子小、思想不够开放、组织领导能力不强、商品意识与竞争意识差、办法不多等不足，行政能力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薄弱。

第四，民族干部来源渠道狭窄，使经济文化本来就落后的少数民族的民族干部队伍难以发展壮大。

第五，对培养民族干部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民族偏见在干部工作领域中仍然存在。

4.少数民族地区的立法工作滞后，执法工作存在薄弱环节。

长期以来，民族宗教地区的立法执法工作滞后。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工作更多的是依据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进行。不可否认，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解决民族矛盾、维护民族宗教地区的稳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政策规定毕竟有其局限性，其内容的严谨性不能与法律法规相比，其地位效用不能与法律法规等同，以政策代替法律的行为应该逐渐取消，通过立法程序使党的政策法律化，是党和国家应该考虑解决的问题。由于立法工作滞后，各地在理解政策、执行政策的具体工作中难免会出现偏差和不一致，政策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原则之间出现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法工作，法律的严肃性受到削弱。

5.民族宗教工作还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

第一，思想认识不到位，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或企图用行政命令和手段去限制、削弱、消灭宗教的错误思想和观点依然存在于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及部分领导干部的头脑中。

第二，一些部门及领导对反渗透、反和平演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工作懈怠。仍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对宗教工作抱有一不支持、二不反对的态度，致使一些地区非法传教活动猖獗，有禁不止，给宗教事务管理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第三，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对国家法律法规、党的宗教政策、宗教知识的学习掌握不够，分不清合法权益与非法行为、合法宗教与邪教会道门的区别，工作中不会管、不敢管，工作不积极主动，严重影响了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这种状况在乡镇一级尤为突出)。

第四，宗教活动场所规章制度还未健全，内部管理不善，教职人员素质低，违反教规教义现象时有发生；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管委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宗教活动场所自养能力低，给境外宗教势力打着捐赠援助旗号进行宗教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宗教教职人员的培养工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寺无僧现象依然存在，境外教职人员主持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活动仍占有相当的比例。

第五，民族工作依然存在执法不严、处置不力的问题。由于历史原因的影响再加之某些领导被怕出事、怕事情闹大的思想支配，对民族地区有关案件事件尤其是群体性闹事事件的处置偏于软弱，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不够严厉，没有完全真正体现出法律的严肃性和威慑性，使得在某些民族群体中形成了“法不责众”、“事情闹得越大越没事”、“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错误观念，在某些时候肆无忌惮地抗拒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实施，影响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顺利开展，是危害社会政治稳定的隐患。

6.国内安全保卫工作与日益发展变化的斗争形势还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

第一，维护稳定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但在有的地方却被看成是软任务，摆不上位置。有的地方党委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敌情意识、政权意识不强，对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和国内安全保卫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重视国内安全保卫工作。

第二，对新形势下隐蔽斗争的特点、规律及对策手段深入研究不够，秘密力量建设、专案侦查、阵地控制、调查研究等秘密工作还不能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基层基础工作薄弱。第三，国内安全保卫民警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与新的形势、任务不相适应。部分民警的文化素质和业务素质偏低，工作责任制和竞争激励机制还不健全，教育培训跟不上，队伍的整体素质还未完全达到隐蔽工作的需要。

第四，国内安全保卫的经费投入和人员配置不合理。工作经费(受地方财政限制)严重不足，办公条件差，装备落后，严重影响了专案建设、秘密力量建设、工作据点建设、境外派遣及情报等各项工作的开展。人员配置数量不够，人手不足，制约了许多工作的开展。

第二篇：云南跨境民族问题

云南跨境民族问题

解释风险：社会风险是一种导致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更直接地说，社会风险意味着爆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就变成了现实性，社会风险就转变成了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当前中国社会风险的累积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构成了潜在的、相当大的威胁，从而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就云南而言存在的社会社会风险中就有跨境民族问题，跨境民族的存在与相关国家的边疆政治密切相关，这不仅表现在跨境民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缓和政治体系之间的对峙或冲突，以民间形式展开相关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还可能表现为边疆安全的政治问题，进而可能引发相关国家之间的国际纠纷。中国少数民族的边疆分布与跨境民族问题的存在，将对国家边防产生重大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到国家安全与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要联系。

云南跨境民族的形成

云南地处祖国的西南边疆，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并与泰国临近。边境线长4061公里，是我国从陆路通向东南亚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云南又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边疆省份。有26种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人口1400万，占全省总人口4100万的三分之一，是全国民族成分最多的省。5000人以上世居的少数民族有25种；其中15种民族为云南独有，它们是:白族、哈尼族、纳西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20种民族跨境(毗连)而居，它们是:壮族、傣族、布依族、苗族、瑶族、彝族、哈尼族、景颇族、傈僳族、拉祜族、怒族、独龙族、阿昌族、佤族、德昂族、布朗族、白族、回族、藏族、汉族，另外还有尚待识别的克木人、拉基人、芒人、普标人群体。其人口少的有数千，多的达数百万。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因生存需要、或因内部斗争、或因民族矛盾而迁徙，有的则因国界划分，形成了跨境民族。各跨境民族虽然分属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感，但由于他们是同一民族，有共同语言、共同的民族意识和密切的社会经济交往，因此，跨境民族问题是国际政治中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造成云南跨境民族问题的原因

(一)有关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跨境民族不仅与本国的其他民族相比较，还与边境另一边的同族同胞作比较，他们有更强的精神后盾和物质后盾，总是指望边境对面的同胞能为自己做点什么，民族统一是其中的一个神圣的召唤。

(二)跨境民族的自我意识达到相当程度。

(三)国家民族政策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造成的民族间的不平等。

(四)民族利益问题是形成跨境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因。民族的利益纷争，决定了跨境民族问题的演变趋势。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应当深入了解不同跨境民族的不同要求，采取妥善的民族政策；更应该防微杜渐，防止跨境民族问题的形成或升级。跨境民族问题是影响国际地缘政治的大问题，可能诱发对国家的离心力，危及国家的领土主权，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云南跨境民族问题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影响

(一)一些跨境民族地区贫困面大，自我发展能力弱。

云南边境一线有16个贫困县，其中13个是民族自治县，有109个省定扶贫攻坚乡。这些地方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都很弱，特别是解放后才从原始社会末期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的拉祜、傈僳、怒、独龙、佤族等民族，社会发育程度很低，生产力水平不高，普遍表现为民族性贫困。

(二)战争遗留问题严重，战后恢复发展特别艰难。

1353公里的中越边境一线，从解放至1988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这里的各族人民从援越抗法、援越抗美到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数代人为保卫祖国做出重大贡献和牺牲；因为战争，许多工厂、农村、商店、机关、学校被夷为平地，严重的战争后遗问题还在困扰当地干部群众，因为战争，边境地区错过了经济建设的大好时机，至今仍处于贫困落后状况。

(三)周边国家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比我国更为开放优惠的政策，对我边境地区造成影响。特别是越南政府，一改其在我对越自卫反击时歧视、排斥跨境民族和解除其民族干部的做法，选用了大批侬、岱、泰等民族干部，对与我接壤的北部边境地区实行比我更为优惠的经贸政策；促使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比我方“战区”快，造成我方跨境民族心理上的不平衡，若长此下去，难免会导致人心向背。

(四)境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对我进行分裂、渗透活动，形势严峻。

维护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对策与措施

1、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反对不正确的、歧视少数民族的民族观

2、在经济、文化方面，制定了少数民族经济政策、教育政策、文化政策、人口政策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政策。

3、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党和国家均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制定了相应政策，并且通过贯彻这些政策，使各民族都拥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自由的权利，保持或者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自由的权利，以及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4、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的规定，公安机关与其它职能部门通力合作，开展侦查调查和防范控制，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妥善处理社会热点问题，消除不安定因素，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内社会政治稳定

5、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消除不安定因素

6、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教育，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7、大力培养民族干部，争取、团结民族上层人士。

8、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9、不断加大对边境民族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力度，帮助少数民族脱贫致富。

第三篇：民族问题现状与对策

我国民族问题的现状和对策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虽然汉族人口占多数，但是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依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也为中华文明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交流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各族人民共同推进历史发展，社会进步。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历代统治阶级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致使许民族也包括汉族长期处于统治阶级的压迫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实行民族平等政策，保障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使历史上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真正有了自己作为公民应有的合法权利。

然而，由于历史和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比较深的，民族的特点和民族差异长期存在，民族矛盾长期存在，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

以西藏问题为例。发生在西藏的314“打砸抢烧”事件就是一场由少数民族主义分子煽动发起的针对汉族人的报复结果。由于以**哪嘛为首的藏独分子长期宣扬西藏人民受到镇压的谎言，营造藏族人民的悲情氛围，掩盖西藏解放以前西藏人民悲惨生活的事实，少数分不清现状的藏族同胞以不合适的行为发泄了自己心中的不满。**集团是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也是民族隔阂矛盾，民族问题的集中表现。

现状：有隔阂不信任心理，经济发展差异，境外势力鼓动独立。民族冲突偶有发生 造成民族问题的主要因素有：

一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经济文化上的落后性和发展不平衡以及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民族隔阂和不信任心理的残余；二是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在某些具体民族权益，主要是经济权益方面，还会发生一些矛盾和摩擦；三是民族风俗习惯、民族语言文字和宗教问题上，由于各民族间相互了解和尊重不够等，也容易产生民族间误会、纠纷和摩擦，特别是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如果处理不当或不慎，也会影响民族关系，甚至酿成械斗或冲突；四是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文化领域，有些人做出伤害民族感情，侮辱少数民族，损害民族团结的事，甚至违法犯罪，严重影响民族关系；五是国际敌对势力明目张胆地支持国内的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通过各种渠道，利用民族、宗教两个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

但是我们要正确认识现阶段的民族问题，没有任何民族愿意和其他民族保持仇恨和敌意。民族团结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互助互惠，相互依存才能推动各民族的发展

现阶段针对我国的民族问题，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其目的是从制度上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保证民族平等。内容如下

（1）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2)实施民族区域自治。(3)发展少数民

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4)培养少数民族干部。(5)尊重和发展少数

民族语言文字。(6)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

除此之外，国家还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来照顾少数民族。例如少数民族不受计划生育国策的限制，对少数民族落后地区实行经济扶住，对少数民族学生进行补助，对招收少数民族的工厂企业进行减税。我们国家从具体政策上来弥补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带来的差异，这是在其他国家地区少见的。（其他一些看法）

各民族团结友好和睦相处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发自内心的希望，如此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各民族才能携手推动社会进步。

第四篇：云南跨境民族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

云南跨境民族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

学院：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专业：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师范）学号：114130230 姓名：杨易

摘 要：跨境民族，其成员有着本民族的民族身份和本国国民的公民身份两种身份。本文以有关人士对跨境民族这两种身份之关系的研究，展开论述。具体分析和论证了日常生活互致力与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之间的消长关系。调查内容涉及跨境民族的基本情况、基本行为和基本态度。关键词：跨境民族，民族身份，国家认同，实证方法

一、云南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现状

1.“国家认同”具体指标的试验性设立

在衡量国家认同这一具体指标时，调查人员设计了这样的指标进行测量：“您认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是否对本国居民有吸引力”？对此持肯定回答的高达90%（360人），否定回答的仅占1％（4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一些是否有利于自己国家国民的认同”的测量中，回答“是”的占78.5％（314人），回答“否”（3人）、“不一定（9人）”和“说不清”（68人）三项加起来，仅占20％（80人）。

在云南边境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往往会引发两国边境地区人员的迁徙和流动，一般是从经济落后的地区向经济生活较好的地方迁移。在调查人员所调查的中缅、中老、中越边境地区，这种现象都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中缅边境地区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我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原因，加上经济状况不善，不少当时边境地区的居民举家迁移到了邻国。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状况的不断好转和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多外迁的边境居民又迁回到中国来居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壮大，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吸引了外迁居民的回归。同时也有一部分邻国的边境居民，由于他们看到我国经济条件的优越性和生活水平越来越好，都举家迁入了我国的边境地区。这也是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国家实力增强，自然就有了吸引力。

在回答“您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云南省省长、咱们州州长（市长）、县长、乡长（镇长）、村长的名字吗”？基本上，大部分的调查对象能说出国家主席和本村的村长，知道“两头”，不知道“中间”。“两头”就是最高领导——国家主席和最基层的领导——村长。“中间”就是介于这“两头”之间的省长、州长（市长）、县长和乡镇长。调查数据说明：有七成以上的访问对象都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在一个哈尼族村子里，一位三个孩子的中年妇女还特意把电视打开，找到新闻频道，告诉调查人员“这就是胡锦涛主席”。另外大约有六成和九成的人知道乡长（镇长）和村长。能勉强说出省长、州长和县长的只是极少数当地有着政府工作背景的人和知识分子。造成这一认识的因素，有边境居民的自身文化素质制约着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认识和了解，对国家主席和村长认知程度最高。对国家主席，是在电视上经常看到；对村长，是生活中经常常在一。这也反映了边境居民的经济条件有了提高——电视机比较普及，也反映了与群众直接相关的人最易被他们认识——村长就是这样的人。

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调查人员曾主观地设想，边境居民对相邻国家的领导人是否也会知道？便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您知道邻国领导人的名字吗”？回答“不知道”的344人，占86％，回答“知道”的21人，占5.25％。这又从相反的方面说明边境居民对自己国家认识程度。这不应仅仅看成是长期宣传的结果。调查人员宁肯将其看作是国家认同的一个基础。2.跨国婚姻的数据的意义

考虑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居民存在着跨国婚姻的情况，因此，此次调查也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了解。从调查对象的配偶国籍来看，跨国婚姻在所调查的对象样本中并非主体婚姻模式，但比重较大，远远超出非边境地区。其中，配偶国籍缅甸为15人，老挝7人，越南3人，不明国籍33人。据调查人员从不同方面了解，“不明国籍”中，绝大部分是非中国籍，只是当事人过于“糊途”，连配偶的国籍都不知道就结婚了。

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说明：边境地区的一些居民确实对于国家观念、法制观念是相当淡漠的，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证明了：跨国婚姻人群中的民族认同感在潜移默化起作用的（配偶基本上是与自己同一民族）；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边境地区加强国家体制性的建设还任重道远。上述四组数据共58人，占调查对象的14.5％。如果调查人员将这组数据放到调查对象中已婚人数361人（包括“已婚”348，“离婚”1人，“丧偶”12人），除去“不明”1人，“未婚”38人，这样，跨国婚姻人数在已婚人群中的比重达到16％。这种跨国婚姻，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方面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

特别应当引起调查人员关注的是，在调查中调查人员了解到，边境地区的非法跨国婚姻现象非常突出。由这些非法婚姻带来的问题，包括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法律权益保障问题、后代的教育和成长问题、家庭成员的户籍问题、相关的外事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对此，调查人员将另外写报告进行专题反映。

二、对云南边境居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一些初步看法

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这些概念都有一个共性，即比较抽象。为了使这些比较抽象的、主观性的概念成为实实在在的研究内容，并且得出可信的结论，调查人员课题组不仅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制定的较为科学有效的数据获取途径，以及分析方法。以一处实证的手段进行研究，有了一系列新的发现，初步提出一些研究看法。

在调查对象中距离国境线5公里以下的人家占调查对象中36.6%，调查对象距离国境线5公里—9.9公里的人家占调查对象的18.13%。调查对象距离国境线25公里以下的有309人，占调查对象总数的77.25%。调查对象距离国境线较近，也体现课题调研选点的一个考虑：离国境线近，边民与相邻国家民族的互动条件较充分，这就便于调查者了解跨国境社会互动的真实情况，也便于了解和掌握边民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上的关系变动情况。

——自己的国家发展和壮大，就必然产生吸引力和向心力。这一判断是从边境居民的跨境民族身份来讲的。因为这样的判断并不适合内地的居民。

调查人员的调查中就有这样的题，对此持肯定回答的高达90%（360人），否定回答的仅占1％（4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一些是否有利于自己国家国民的认同”一题中，回答“是”的占78.5％（314人），回答“否”（3人）、“不一定（9人）”和“说不清”（68人）三项加起来，仅占20％（80人）。

这也说明边民对自己国家还是有一个客观认识的。联系到上述所分析的跨境婚姻问题，又从一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边民生活和态度的真实状况：一方面他们从实际出发决定自己的行为和态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抽象谈论和认识“爱国”问题。同时，也真实地体现了发展壮大中的国家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跨国非法婚姻的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相当一部分人当中国家观念的淡漠（如不知配偶国籍），民族认同意识较强（如要求配偶与自己同一民族）。但另一个方面，调查人员也

——在与国家认同有着较强关联的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台湾与大陆应当统一吗”？在回答者当中，选择“不知道”的调查对象最多，共有176人，占调查总数的44%。这些回答者多数为中老年妇女；其次为“应该”的，共有139人，占调查总数的34.75%；再次选择“非常应该”的为71人，占调查总数的17.75%；选择“无所谓”的为5人，占调查总数的1.25%；选择“不应该”的为3人，占调查总数的0.75%。未作回答的为6人，占调查总数的1.5%。

选择此问题作为边境地区居民的问卷调查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边境居民对台湾认识，以及对国家统一的态度。但因为此问题与调查对象中的大多数人（农民，妇女，缺少文化），在调查中有44%的被调查者“不知道”。另外约有一半以上的调查者认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固有的领土，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居住在台湾的人也都是中国内地陆续迁过去的，所以台湾与大陆应该是要统一的，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也是一家人。知道台湾的边民，都认为台湾应该和大陆统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建构起来的。这所以这样讲，是在正常情况下，没有外力和特殊原因的进入，边境居民的生活中是没有“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的，更不存在此两者当中非此即彼的问题。但是，作为一种研究，提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却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它不仅有着理论上的价值，在实际研究中也有相当明显的运用价值。调查人员在“边境居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对云南跨境民族的一项实证研究”的项目申请获准，以及实施调查的过程中，也深深感受到这种价值。同时，它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种方法论的作用正是产生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的必要前提。将其作为科学方法来运用，就会产生科学的成果。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边民的“爱国问题”。“爱国”，作为一种对自己国家正面肯定的态度和行为的指称，其实是非常具体的。真正的爱国用不着刻意地去表现，而是在日常生活和最一般的行为中表现出来。尤其对远离国家政治中心，而且还处于与另外一个国家最近的国境线附近的居民来说，他们以自己的日常生活活动表达了对自己国家的自然热爱的态度。

爱国是一个政治道德问题。但边境居民的生活，如果不是特别涉及政治道德方面的事件，他们的爱国就不是外在地表现在一些政治口号和抽象的表达上，而是内在地反映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在前文所述及的非法跨国婚姻现象存在的问题，本身就说明边境地区的一些居民的国家观念的淡漠，而同时也证明了跨国婚姻（非法、合法）人群中的民族认同感在潜移默化起作用的，如配偶基本上是与自己同一民族）。这就提出一了个任务：加强边境地区的国家体制性的建设。而不仅仅是抽象地宣传“爱国主义”。如果只是抽象宣传“爱国主义”，会给人一种假象：政治上好像接受了“爱国主义”，而实际上，有大量的现实生活问题是与“爱国主义”无关的，边境居民会以自己最常见的方式和最真诚的态度去决定自己应当怎么去做。

当然，一些边境居民的“国家观念的淡漠”，根本原因是反映了他们的日常真实生活。在这样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并没有没有出现让他们的国家观念得到强烈表达的机会。因此，不能简单地由边境居民的跨国婚姻现象来判断当事人是否“爱国”。因为“爱国”更多地是一种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而婚姻本身并不是政治态度，也不是政治行为。在这一点上，就象一些演艺明星和体育明星加入某国国籍，不能由此判定其是否“爱国”；也不能以是否购买中国商品来判断是否“爱国”的道理相似。

调查人员在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题，调查“咱们这里有人与境外的人结婚吗？”回答“有”的292人，占到调查对象总数的73％。这样高的一个比例，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跨国婚姻在边境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至少，在当地人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值得惊奇的事情。调查人员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在边境一线有一定的普遍性，不论在中老边境，还是在中越边境、中缅边境，都一定程度地存在。形成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有两点：一点是空间位置所决定的边境居民的生存环境，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与境外同一个民族的成员频繁往来，交流互动的内容已经深入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二点，因为边境两侧都同属一个民族，“同文同种”和共同的历史，造成他们在态度和行为方面的经常性的生活认同一致。使他们在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上有一种的自然的不言而喻的选择，而在宪政认同／国家认同方面显得较为迟钝和淡漠。以上这两点，是客观存在的。但有一点必要的说明：这种情况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交通和通讯条件相对缺少的农村更为明显。而在经济文化较发达，通讯和交通条件较好的地方则不明显。《边境居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对云南跨境民族的一项实证研究》的大量数据也能够证实这一点。

参考文献：李立纲《边境居民的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对云南跨境民族的一项实证研究》

第五篇：【西部民族】桥头堡建设中云南跨境民族的文化交往与安全

【西部民族】桥头堡建设中云南跨境民族的文化交往与安全

Cultural contacts and security of cross border ethnic groups in Yunnan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ridgehead【作者简介】普丽春，女(彝族)，云南蒙自人。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教育部民族教育专家、“长江学者”和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云南省社会科学专家、云南省教育科研专家等。兼任云南省领导科学与决策研究会副秘书长、云南省少数民族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云南省少数民族艺术学会常务理事会。【摘 要】云南地处东亚大陆与东南亚、南亚的结合部，是中国毗邻国家最多的省区之一，也是中国跨境民族最多的边疆省份。在实施桥头堡建设战略和民族文化强省建设中，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边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云南跨境民族在节日互动、民间文艺团体和民间学术交流等方面的交往日益加强，不断提升了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同时也面临境外宗教渗透有增无减、境外一些势力利用民族文化进行文化渗透的宣传日益加强、跨境事实婚姻增加带来的管理难度加大等问题。【关键词】桥头堡建设；云南跨境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安全

云南地处东亚大陆与东南亚、南亚的结合部，是中国毗邻国家最多的省区之一。在云南省25个少数民族中，壮族、苗族、彝族等16个民族跨境而居，是中国跨境民族最多的边疆省份。2009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来云南考察时明确指示：“要充分发挥云南作为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重要陆上通道的优势，深化同东南亚、南亚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沿边开放质量和水平，使云南成为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中共云南省委八届八次全会和云南省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确立了“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战略目标。如何充分发挥云南毗邻东南亚和南亚的区位优势、跨境民族的文化优势以及源远流长和世代友好的交往优势，在云南省桥头堡建设和文化强省建设战略决策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云南跨境民族交往基本情况

为了解云南跨境民族交往情况，笔者于2011年4月，对保山、德宏、怒江等3个州市所在地和边境一线进行实地调查，走访有关单位、部门以及了解情况的资深人士，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相关数据。调查显示，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边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云南跨境民族与境外同源民族交往日益频繁，成为桥头堡建设中一大热点。

（一）跨境民族节日互动不断加强，提升了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联邦的克钦邦、掸邦接壤，国境线长达503.8公里。全州辖芒市、瑞丽二市，梁河、盈江、陇川三县二市和畹町经济开发区，有50个乡镇、365个村(居)委会、3761个村民小组。2010年末，全州总人口121.1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41.78万人，农村人口79.36万人，分别占总人口的34.48%、65.51%。主要有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傈僳族、德昂族等5种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59.44万人，占总人口的49.78%。全州五县市中，有4县市、23个乡镇、141个村委会、195个村民小组与缅甸直接相连，在边境线上居住、生活的人口约6万人。分别与缅北重镇勐古、九谷、木姐、南坎、拉咱、雷基毗邻。两国边民跨境而居，民族同源，语言文字相同，宗教信仰和民俗相同，彼此探亲访友、互市通婚、节日聚会，两国边民相互往来十分平常。

泼水节是傣族、德昂族、阿昌族3个民族最盛大传统节日，自2000年起，德宏州已成功举办了八届 “中缅胞波狂欢节”，每逢狂欢节期间，中缅双方跨境民族都会欢聚一堂，拜佛朝庙，探亲访友，载歌载舞，共度佳节。增进中缅双方胞波情谊，弘扬两国民族民间文化，促进中缅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中缅旅游合作与发展，“中缅胞波狂欢节”融国际性、民族性、参与性为一体，在中缅两国间产生了较大影响，推动了中国德宏州与缅甸木姐地区的旅游、边贸、文化及社会的繁荣进步。再如地处中、老、越三国交界处的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是全国为数不多的“一眼望三国”的地方，随着中老、中越友好关系的不断加强，2009年10月，江城县政府牵头举办了在哈尼族传统节日基础上倾力打造的“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节日期间，老挝、越南均派代表团来中国参加。狂欢节期间举办的迎宾狂欢、丢包狂欢、牛体彩绘大赛、特色体育比赛、专场文艺演出、商品交易会、商贸洽谈会等活动，精彩纷呈，盛况空前。如今“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已成为“中、老、越”三国睦邻友好的重要标志，今后将由三国轮流举办，对维护边疆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跨境民族民间文艺团体的交流，成为云南省对外文化交流的新亮点

近年来，云南省边疆地区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跨境民族文艺交流活动。例如红河哈尼族彝族州河口县，自2004年以来每年在春节前夕举行“侨之声”迎春文艺联欢大型活动，越南老街省艺术团应邀参加，口岸文化长廊群众文艺队开展的多种活动，越南群众文艺队也前来河口联欢演出。与此同时，河口“侨谊之声群娱乐园”、“侨谊乐园”等文艺队也多次应邀到越南老街、沙巴等地参加联欢活动。民族艺术团体及民间艺人的对外交流，文山州舞剧团、麻栗坡县文工队先后应邀赴俄罗斯、越南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江城县的民族民间艺人经常应邀到老挝的勐乌、乌得演出。临沧市民族歌舞团应邀到越南、文莱演出。耿马县傣族民间歌手岩更先后10余次应邀到缅甸演出。沧源县有20多支民营歌舞表演团队活跃在北京、上海、山东、福建、海南、昆明等地，有的还到法国、日本、新加坡和缅甸等国家演出。这些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在周边国家产生了良好影响。

（三）跨境民族民间学术交流活动，加强了睦邻友好关系

据调查，云南省各州、市、县的民族学会、协会积极组织开展民间跨国学术交流活动。例如红河州哈尼学会和红河哈尼文化国际研究中心2008年11月在绿春县召开了“第六届国际哈尼/阿卡文化学术讨论会”，与会人员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波兰、瑞典、韩国、泰国、缅甸、老挝、越南等11个国家、共160多名专家学者。勐海县布朗族发展学会自2006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五届布朗族民间歌手邀请赛，每次都邀请缅甸和老挝的歌手参加，推动了跨境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这些形式多样的跨境民族对外学术交流活动，不仅展示中国对外开放的美好形象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提升文化的软实力和影响力，而且对增进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了解、促进彼此友谊、维护边境安宁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跨境民族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促进了境外游客的增长

云南边境地区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培育文化产业，打造了一批有实力的民族文化品牌。跨境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有效带动了旅游业、演艺业、娱乐业以及会展业等相关产业的成长壮大，已成为近年来边境一线最为显著的一个发展趋势。如沧源县明确提出“文化名县，旅游富县”战略；腾冲县提出“以旅游为中心，完善与南亚各国交通网络；以旅游为产业，助推与南亚各国交流；以旅游为依托，增加与南亚诸国贸易”和“做强旅游、做足文化、做活口岸”为重点的工作思路。各地通过提升民族节日品牌效应、打造精品文艺节目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已成为普遍的做法。最为突出的是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建设和开发，成为边境一线文化建设中一个光彩夺目的亮点。例如西双版纳傣族园打造的“百名小卜哨天天欢度泼水节”这一核心文化品牌，加上一台百人大型傣族精品歌舞和一系列的民间文化传承演示，成为风靡全国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知名品牌，自2001年建起至今，傣族园民俗文化生态村对国内外游客的吸引力一直长盛不衰。对于保存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向外展示民族文化独特魅力和吸引各方游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云南跨境民族文化交往面临的安全问题

云南跨境民族与境外同源族群文化频繁往来的同时，也自然受到国外文化的影响，最终影响到边境的稳定与发展。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关注。

（一）边境地区境外宗教渗透有增无减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境外敌对势力对边境地区的思想渗透手段花样翻新，特别是利用中国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通过宗教活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有增无减，一些宗教场所的频繁活动和一些宗教歌曲、宗教书籍在边境部分地区的广为传播，在群众思想上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据调查，近年来在中越边境上，越方大兴土木修建教堂和庙宇，开辟宗教活动场所，如河口县对面的老街、沙巴等都修建有天主教堂及佛寺，而河口县则由于没有公开的宗教活动场所，因而吸引了许多边民和信教人员出境到越南去参加宗教活动。在“中老”和“中缅”边境地区，双方的宗教活动交流情况是出境的少而进来的多，外来影响占据优势。还有一些境外敌对势力打着宗教交流甚至是帮助中方边民发展经济、开展扶贫工作的幌子，进行渗透活动。

以德宏州为例，佛教方面：邻境缅甸为佛教国家同德宏州傣族、德昂族等民族有共同信仰佛教的习惯，各村都建有奘房，经常举行佛事活动，境外佛教教职人员往来频繁且大都末办理相关手续或报经有关部门批准，而由村民自行接送出入境，同时由于缅甸以拜佛名义佛爷可带领信徒通行全缅，利用该便利许多国内信徒也不办任何手续，混进拜佛队伍到缅甸纵深地带观光旅游。基督教方面：信仰基督教的属于浸信支教会，信仰时间长（自英殖民缅甸时期传入我国），与境外基督教有同宗同源的关系，境外各宗教组织通过利用小恩小惠对境内宗教活动场所和人员进行拉拢或笼络人心，并物色人选，通过该人与其进行直接联系后，到境外教会领取一定的活动经费或由境外出资到境内建盖教堂。天主教方面：境外教徒以种种借口为由入境进行非法宗教活动，借机传教。由于中国境内无天主教培训学校，部分天主教徒在境外人员的鼓动下，非法出境到缅神学院培训、学习，培训的时间为多为2至3年，主要缅甸密支那神学院、八莫神学院、腊戌神学院就读。伊斯兰教方面：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是户撒乡老马寨，也是德宏州唯一信仰伊斯兰教的村寨，还有在瑞丽市经商的部分外国商人。与邻境的缅甸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回民的有一定的交流联系活动。这些行为或活动给边境民族地区的管理与安全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二）境外势力集团利用民族文化宣传日益加强

虽然云南近年一直在大力推行“五通”工程、送文化下乡活动等，但调查发现，边境地区文化事业总体状况仍不能满足少数民族对文化的需求。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仍然不足，广播电视民族语节目的覆盖范围有限，边境地区绝大部分少数民族不通汉语，这些地方虽然有广播和电视，但却听不懂、看不懂。乡镇文化站书刊报纸种类少，尤其缺乏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化产品。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群众读书看报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等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境外一些势力集团趁机利用民族文化对边境地区进行渗透，通过境外民族语广播电视、提供优厚条件入境办学或诱使少数民族学生出境学习、出版或直接派人入境宣传等方式进行文化渗透。尤其是在中缅边境，由于中缅两国山水相连，特殊的国境条件导致边境沿线上广播电视信号相互渗透情况十分严重。例如临沧市镇康县有8个民族村居住在边境线上，村民经常能收到缅甸老街的广播。再如德宏州的瑞丽市、潞西市、陇川县、盈江县等边境沿线口岸，缅方城镇上都建有自己的广播电视发射台，境内可以直接收听、收看到境外的无线广播电视节目。目前，边境地区的年轻人，与内地青年人一样，喜欢看港台片、听唱流行歌曲，与上一代人有着明显不同的价值观，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认知度和情感不深，更容易受境外文化渗透的影响，降低其民族文化自觉。

（三）跨境民族通婚给边境稳定带来一定影响

边境一线山水相连，各民族跨境而居，同一民族语言相同、风俗习惯相似，历史上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通婚互市，交往密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边境地区日趋稳定，跨境婚姻呈逐年增多趋势。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目前，云南省25个边境县一线（即118个边沿乡镇）有涉外婚姻10575对，呈逐年增多趋势。其中靠越境1402对，靠老境719对，靠缅境8454对，多为境外女子与我方男子结合后留在中国成为事实婚姻的，其中又以同一民族通婚者居多。在跨境婚姻中，98%以上的是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家的女性嫁来中国，中方嫁过去和到境外上门的极少数。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历史上云南省跨境民族普遍在境外有亲戚和朋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跨境民族与境外亲戚、朋友的联系更为密切，这种互相间的联系与交往，自然带来境内外边民联姻的增多；二是边境地区农村妇女外流较多，农村适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导致许多留守的未婚男子只能娶境外更穷地区的媳妇。据了解，中国公安、民政、外事等有关部门对边境的涉外婚姻登记问题是较为宽松和通融的，境外人员只要“三证”（即身份证、入境证、未婚证明）齐全，都给予办理结婚登记，并且收费也较低。境外因受各国政策及政府管理等因素制约，边民要办到这三证非常不容易，并且收费高得惊人，在难以取得三证进行正常婚姻登记的情况下，跨境通婚家庭正式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不多，大多数仅按少数民族的传统婚俗举行婚礼。造成边境地区存在大量非法实事婚姻。而这些非法事实婚姻的大量存在，导致当地政府对这部分家庭人员户籍管理失控，造成跨境通婚家庭的田地分配、多生多育、人口素质下降子、女入学、医疗、保险、就业困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因无法律约束，外方女子想在就在，不想在就走，影响了家庭的稳定，进而对社会带来隐形危害，给边境稳定造成一定影响。

三、促进云南跨境民族文化交往安全的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跨境民族文化交往与安全问题重要性的认识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是各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民族自治地方最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最多、特有民族最多、跨境民族最多的边疆省份，繁荣发展云南跨境民族传统文化事业，是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需要，对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开放、和谐云南，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边疆安宁、国家文化安全，凝聚各族人民的力量和智慧，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切实把跨境民族文化交往与安全问题放到重要的位置，纳入繁荣发展云南民族文化、提高云南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总体战略统筹考虑，纳入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时研究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使边境民族地区成为云南跨境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的重要窗口，以及桥头堡建设中云南与东盟国家民族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基地。

（二）抵御境外宗教和文化渗透，确保跨境民族文化交往安全

近年来，边境地区宗教界与许多境外宗教组织在进行友好交往中，积极宣传中国的宗教自由政策，对提高中国的知名度、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一些境外宗教组织却不是为了宗教交流，而是借机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大量做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诱导信徒向往西方世界，给政府的依法管理工作制造障碍。加大文化安全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民族文化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全民，特别是青年人对传统文化保护的认识，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保护、管理、宣传、发扬、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行动，将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安全工作从专业工作变为全民行为。例如怒江州针对基督教信教群众多，在教堂集中活动的情况，县委宣传部和文化部门开展了“红歌进教堂”活动，把一些革命歌曲翻译成傈僳文在教堂里推广，有效解决跨境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安全问题。

应增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类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用优秀的民族文化占领边境地区思想文化阵地。进一步提高边境地区广播电视的覆盖率和发射功率，加快云南8个边境州市民族语广播影视译制分中心的建设，扶持开办“少数民族语广播频率”、“少数民族语电视卫星频道”和“少数民族文字网站”，有效扩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宣传的覆盖面。同时加强对外广播电视信号的有效压制，改变“外国声音大，我们声音小”的现状。坚持向边境乡镇文化站、中小学、村文化室、乡村阅报栏等免费赠送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汉双语文的图书、报刊、张贴画和音像制品等，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先进的文化提高人，用健康有益的文化充实人，不给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留下可乘之机。

（三）加强边境一线法律宣传，消除跨境婚姻隐患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边境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不断的提高，与境外边境地区边民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边境地区历史以来都是哪边生活好边民就往哪边跑，所以边民通婚人数激增是在情理中的事。边民通婚造成违法婚姻问题较为突出：许多边民通婚按传统习惯由父母同意，村里有威望的长者证婚，再举办宴席就算正式结婚了，这样就造成了违法的事实婚姻。出现了许多涉外婚姻家庭到孩子上学了才来补办结婚证。边民通婚引发的社会问题，许多涉外婚姻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婚姻登记手续，配偶没有中国国籍，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依法行政、人口管理难度加大；家庭人口素质难以提高；因边民通婚诱发的婚姻诈骗、买卖婚姻等各种违法犯罪、民间纠纷逐渐增多。

跨境婚姻问题已引起中国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应加强边境一线婚姻法的宣传力度，尽快改变双方边民通婚因程序繁琐不愿登记导致无国籍人员的产生、子女教育问题、人口无法管理，引起治安管理混乱等现状。此外，在管理上也不能掉以轻心，要严格把关，制定出州、市、县统一的、相应的管理制度，使涉外婚姻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兄弟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文化，形成了大量独特的文化。跨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问题，是世界各多民族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千百年来战争与和平重要诱因之一，更是建设文化强国的特色工作之一。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因此，充分发挥云南跨境少数民族的文化优势，加强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增进了解和友谊，推进全方位开放，努力构建良好的周边环境，做好跨境民族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守好国门，边境地区边民彼此互市通婚，睦邻友好，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积极推进桥头堡建设。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篇幅原因，注释从略。图片和文章版权归作者与原单位所有。编

辑：李智环 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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