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研究评述刑事诉讼文书发展与协调（5篇）

第一篇：问题研究评述刑事诉讼文书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经济犯罪侦查难点热点问题研究评述刑事诉讼文书

当前经济犯罪侦查理论与实践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经济犯罪侦查协作机制建设;经济犯罪侦查基础业务建设;经济犯罪侦查工作规范化建设;经济犯罪侦查工作涉及的法律问题;经济犯罪案件初查及侦查对策。总结现有研究成果，借鉴经侦实践成功经验，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探寻解决对策，是经济犯罪侦查理论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经济犯罪，经济犯罪侦查，对策

经济犯罪侦查与其他公安业务工作相比尚显稚嫩，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存在诸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本文试从经侦工作建设与发展的角度，对经侦理论与实践中的若干难点与热点问题作一评述，以求教于同仁。

一、关于经济犯罪侦查协作机制建设

经济犯罪的跨地区、跨行业特点日益突出，涉及面越来越广，加强经侦协作，建立健全经侦协作机制，已成为经侦工作宏观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有论者指出今后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经侦协作：在协作意识上，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在协作体系上，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互联的组织网络，全面加强各警种间、各地区间、各相关部门间和国际间的协作;在内容方式上，积极探索丰富多样、不拘一格、高效灵活的模式。在协作要求上，遵循“依法、及时。无偿”‘的原则;在协作机制上，按照科学高效的要求进行改革和完善;在发展方向上，努力向高科技看齐。有的论者从经侦部门在侦查办案中与相关部门的联系角度、将经侦协作分为外部协作与内部协作;将经侦

协作范围分为大陆各地经侦部门的区域协作，与港澳台警方的区际协作，与世界各国警方的国际侦查协作，并论述了上述五种类型经侦协作途径的内容和方式。上述研究与经侦协作机制建设实践颇为契合。

近年来，在侦查协作方面，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进行了积极探索：

(一)建立了以五大经侦协作区为基础的经侦协作网络。在公安部的统一领导下，全国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建立了五大经侦协作区。各经侦协作区普遍制定了区域协作规定，明确了协作指导思想、原则和具体措施。

(二)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形成打击合力。经济犯罪涉及的经济领域较为广泛，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离不开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各级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主动加强与金融、税务、工商、海关等部门的联系，在联席会晤、信息传递、线索协查、案件移送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效。

二、关于经济犯罪侦查基础业务建设

经济犯罪侦查基础业务是指经侦部门日常开展的直接为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提供信息、技术等支持的基础性专门工作。有论者指出，要用现代化手段健全和加强经济犯罪信息资料的收集、储存、传递、检索和利用;要加强秘密力量建设;要加强侦查技术手段的建设。还有论者提出，要结合办案，把依法查处过的和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资料和人员资料搜集起来，建立数据库;抓紧配备审计、专职法律工作人员和文检专业人员等。笔者认为，经侦基础业务建设应充分借鉴刑侦部门开展基础业务建设的经验，周时紧密联系经侦工作实际，目前，应立足于建设侦查工作急需的项目，刑侦部门已有的并可供利用的项目，就没有必要再搞重复建设。

对于经侦基础业务的内涵存在较多争论，有论者认为包括经济犯罪情报资料、协作网络、隐蔽力量和侦查技术四个方面。有论者认为经侦基础业务应包括狭义的基础业务(即情报资料与阵地控 2

制)和专门手段(即经侦特请、行动技术和司法审计)。经侦基础业务的内涵虽然尚无权威界定，但理论界和实战部门均认为经济犯罪情报信息系统建设和经侦特精建设是经侦基础业务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经侦情报信息系统建设。经侦情报信息系统是将各种与经侦工作相关的信息、数据及各业务部门管理信息等进行规范，实现统一管理、分工收集、共享使用，同时，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快速传递信息，实现信息充分共享的系统。目前，经侦情报信息系统尚无全国统一标准，有论者认为，该系统应包括以下内容：经济犯罪案件信息资料管理系统;人口、逃犯、机动车等有关公安信息查询系统;工商、银行、税务等经济犯罪相关信息系统;法律法规数据库。卜」关于经侦情报信息系统的建设，有论者提出，在系统建设中首先要在经侦民警中强化情报意识;其次，要有广而全的立意，广泛、全面地收集情报资料;第三，要不断提高情报分析、研判、处理能力，善于在分散、隐蔽的情报资料中发现问题，发掘有价值的情报信息;第四，情报资料工作人员要有主动服务意识，主动将最新信息及分析。研判情况反馈给侦查部门。笔者认为，经侦情报信息系统作为金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按照金盾工程的总体规划进行统筹安排、在总结有关省市经侦情报信息系统建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符合经侦业务特点的公共行业标准，积极开发以犯罪嫌疑人、嫌疑单位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犯罪案件信息系统，逐步实现全国联网。

(二)经侦特请建设。加强经侦特请工作是增强经侦部门主动进攻能力，提高侦查工作效率的需要。经侦特请建设应紧密结合经侦业务特点，满足侦控经济犯罪的需要。有论者认为，经侦特请建设在物建对象、布控的领域、层次、对象具备的条件等方面应不同于其他侦查部门特请。经侦特请建设应本着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积极慎重物建特情，确保特情的隐蔽精干，并做好安全保密工作。经侦特情工作取得长足发展的关键，是要建立一支政治、业务素质特别过硬的特请管理队伍。

三、关于经济犯罪侦查工作规范化建设

作为公安工作中的新兴业务门类，经侦工作无成型的模式可循。如何保证各项业务工作依法、高效、平稳运行，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经侦工作规范化建设作为事关经侦工作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提上了各级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的工作日程。有论者提出，经侦业务工作要建立目标考核机制、破案责任制、支援保障机制、侦查工作模式机制、指导机制、激励机制、研究机制和培训机制人大机制，上述设想颇具见地，对经侦工作的规范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

(一)制定规章制度，使经侦业务工作有章可循。经侦工作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工作中诸多环节无章可循的现象较为普遍，急需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加以规范。在相关立法尚未健全，统一的业务规范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各级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大胆探索，纷纷制定了适用于本地区、本单位的规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法规的欠缺。

(二)规范经侦业务工作的各个环节。有论者指出，经济犯罪案件的办理应严格把握三道关，即案件的接待受理、初查和立案、结案。笔者认为，经侦业务工作中亟待规范的环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案件的管辖分工;案件受理、初查环节;案件立案、侦查环节;赃款、赃物保管、移送环节;侦查协作环节;情报信息、特请等基础业务工作。

(三)建立健全激励机制、监督制约机制。为调动侦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就必须将工作业绩与晋级、奖惩等挂钩，实行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的破案责任制、搭档制。同时，为了确保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就必须将侦查工作置于严格的监督制约之下，实行重要环节的集体讨论制、审核制。错案追究制等。如有论者对侦查破案责任制进行了探讨。

(四)实行经侦工作情况报告制度，畅通信息传递渠道。经侦工作情况信息的及时、规范、完整、真实传递，是上级公安机关掌握动态。正确决策的前提，也是各地公安机关相互沟通情况、借鉴经验、共享信息的基础。须及时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各种发、破案数，对犯罪形势的分析和预测，4

大要案件办理进程情况及处理结果，可能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情况，新型案件及其作案手段。

四、关于经济犯罪侦查涉及的法律问题

(一)初查的祛律依据。初查是指在立案前对犯罪线索进行的调查核实、由于经济犯罪案件中少有可供勘查的现场，犯罪危害后果较为抽象，公安机关在接到犯罪线索后，必须进行初步调查核实才能判定是否有经济犯罪发生，进而决定是否立案侦查，这就使得初查应运而生。

初查是在经侦实践中产生的，《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均未规定这一程序。因此，有人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对此，有论者认为，初查是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精神的。首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6条，公安机关有权对犯罪线索进行立案前审查。虽然‘啼查“的范围。方法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初查无疑属”审查“活动。其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27条、128条规定，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和举报中心可以对线索开展初查。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与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同属侦查部门，除管辖范围不同，其权限应该是相同的。因此，经侦部门开展初查符合立法精神。

第二篇：律师延期审理刑事诉讼文书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律师延期审理刑事诉讼文书

延期审理申请书

(辩护律师用)

申请人：___________________律师事务所______________律师。

通讯地址或联系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事项：延期审理。

申请理由：作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__________________委托的辩护人(代理人)。本人认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特提请法庭延期审理。

此致

_____________ 人民法院

申请人：(签名)1

律师事务所：(盖章)

年 月 日

第三篇：经济犯罪侦查难点热点问题研究评述刑事诉讼文书研究与分析

经济犯罪侦查难点热点问题研究评述刑事诉讼文书

当前经济犯罪侦查理论与实践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经济犯罪侦查协作机制建设;经济犯罪侦查基础业务建设;经济犯罪侦查工作规范化建设;经济犯罪侦查工作涉及的法律问题;经济犯罪案件初查及侦查对策。总结现有研究成果，借鉴经侦实践成功经验，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探寻解决对策，是经济犯罪侦查理论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经济犯罪，经济犯罪侦查，对策

经济犯罪侦查与其他公安业务工作相比尚显稚嫩，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存在诸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本文试从经侦工作建设与发展的角度，对经侦理论与实践中的若干难点与热点问题作一评述，以求教于同仁。

一、关于经济犯罪侦查协作机制建设

经济犯罪的跨地区、跨行业特点日益突出，涉及面越来越广，加强经侦协作，建立健全经侦协作机制，已成为经侦工作宏观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有论者指出今后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经侦协作：在协作意识上，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在协作体系上，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互联的组织网络，全面加强各警种间、各地区间、各相关部门间和国际间的协作;在内容方式上，积极探索丰富多样、不拘一格、高效灵活的模式。在协作要求上，遵循“依法、及时。无偿”‘的原则;在协作机制上，按照科学高效的要求进行改革和完善;在发展方向上，努力向高科技看齐。有的论 1

者从经侦部门在侦查办案中与相关部门的联系角度、将经侦协作分为外部协作与内部协作;将经侦协作范围分为大陆各地经侦部门的区域协作，与港澳台警方的区际协作，与世界各国警方的国际侦查协作，并论述了上述五种类型经侦协作途径的内容和方式。上述研究与经侦协作机制建设实践颇为契合。

近年来，在侦查协作方面，公安机关经侦部门进行了积极探索：

(一)建立了以五大经侦协作区为基础的经侦协作网络。在公安部的统一领导下，全国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建立了五大经侦协作区。各经侦协作区普遍制定了区域协作规定，明确了协作指导思想、原则和具体措施。

(二)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形成打击合力。经济犯罪涉及的经济领域较为广泛，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离不开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各级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主动加强与金融、税务、工商、海关等部门的联系，在联席会晤、信息传递、线索协查、案件移送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效。

二、关于经济犯罪侦查基础业务建设

经济犯罪侦查基础业务是指经侦部门日常开展的直接为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提供信息、技术等支持的基础性专门工作。有论者指出，要用现代化手段健全和加强经济犯罪信息资料的收集、储存、传递、检索和利用;要加强秘密力量建设;要加强侦查技术手段的建设。还有论者提出，要结合办案，把依法查处过的和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资料和人员资料搜集起来，建立数据库;抓紧配备审计、专职法律工作人员和文检专业人员等。笔者认为，经侦基础业务建设应充分借鉴刑侦部门开展基础业务建设的经验，周时紧密联系经侦工作实际，目前，应立足于建设侦查工作急需的项目，刑侦部门已有的并可供利用的项目，就没有必要再搞重复建设。

对于经侦基础业务的内涵存在较多争论，有论者认为包括经济犯罪情报资料、协作网络、隐蔽力量和侦查技术四个方面。有论者认为经侦基础业务应包括狭义的基础业务(即情报资料与阵地控制)和专门手段(即经侦特请、行动技术和司法审计)。经侦基础业务的内涵虽然尚无权威界定，但理论界和实战部门均认为经济犯罪情报信息系统建设和经侦特精建设是经侦基础业务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经侦情报信息系统建设。经侦情报信息系统是将各种与经侦工作相关的信息、数据及各业务部门管理信息等进行规范，实现统一管理、分工收集、共享使用，同时，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快速传递信息，实现信息充分共享的系统。目前，经侦情报信息系统尚无全国统一标准，有论者认为，该系统应包括以下内容：经济犯罪案件信息资料管理系统;人口、逃犯、机动车等有关公安信息查询系统;工商、银行、税务等经济犯罪相关信息系统;法律法规数据库。卜」关于经侦情报信息系统的建设，有论者提出，在系统建设中首先要在经侦民警中强化情报意识;其次，要有广而全的立意，广泛、全面地收集情报资料;第三，要不断提高情报分析、研判、处理能力，善于在分散、隐蔽的情报资料中发现问题，发掘有价值的情报信息;第四，情报资料工作人员要有主动服务意识，主动将最新信息及分析。研判情况反馈给侦查部门。笔者认为，经侦情报信息系统作为金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按照金盾工程的总体规划进行统筹安排、在总结有关省市经侦情报信息系统建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符合经侦业务特点的公共行业标准，积极开发以犯罪嫌疑人、嫌疑单位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犯罪案件信息系统，逐步实现全国联网。

(二)经侦特请建设。加强经侦特请工作是增强经侦部门主动进攻能力，提高侦查工作效率的需要。经侦特请建设应紧密结合经侦业务特点，满足侦控经济犯罪的需要。有论者认为，经侦特请建设在物建对象、布控的领域、层次、对象具备的条件等方面应不同于其他侦查部门特请。经侦特请建设应本着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积极慎重物建特情，确保特情的隐蔽精干，并做好安全保密工作。经侦特情工作取得长足发展的关键，是要建立一支政治、业务素质特别过硬的特请管理队伍。

三、关于经济犯罪侦查工作规范化建设

作为公安工作中的新兴业务门类，经侦工作无成型的模式可循。如何保证各项业务工作依法、高效、平稳运行，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经侦工作规范化建设作为事关经侦工作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提上了各级公安机关经侦部门的工作日程。有论者提出，经侦业务工作要建立目标考核机制、破案责任制、支援保障机制、侦查工作模式机制、指导机制、激励机制、研究机制和培训机制人大机制，上述设想颇具见地，对经侦工作的规范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

(一)制定规章制度，使经侦业务工作有章可循。经侦工作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工作中诸多环节无章可循的现象较为普遍，急需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加以规范。在相关立法尚未健全，统一的业务规范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各级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大胆探索，纷纷制定了适用于本地区、本单位的规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法规的欠缺。

(二)规范经侦业务工作的各个环节。有论者指出，经济犯罪案件的办理应严格把握三道关，即案件的接待受理、初查和立案、结案。笔者认为，经侦业务工作中亟待规范的环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案件的管辖分工;案件受理、初查环节;案件立案、侦查环节;赃款、赃物保管、移送环节;侦查协作环节;情报信息、特请等基础业务工作。

(三)建立健全激励机制、监督制约机制。为调动侦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就必须将工作业绩与晋级、奖惩等挂钩，实行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的破案责任制、搭档制。同时，为了确保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就必须将侦查工作置于严格的监督制约之下，实行重要环节的集体讨论制、审核制。错案追究制等。如有论者对侦查破案责任制进行了探讨。

(四)实行经侦工作情况报告制度，畅通信息传递渠道。经侦工作情况信息的及时、规范、完整、真实传递，是上级公安机关掌握动态。正确决策的前提，也是各地公安机关相互沟通情况、借鉴经

验、共享信息的基础。须及时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各种发、破案数，对犯罪形势的分析和预测，大要案件办理进程情况及处理结果，可能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情况，新型案件及其作案手段。

四、关于经济犯罪侦查涉及的法律问题

(一)初查的祛律依据。初查是指在立案前对犯罪线索进行的调查核实、由于经济犯罪案件中少有可供勘查的现场，犯罪危害后果较为抽象，公安机关在接到犯罪线索后，必须进行初步调查核实才能判定是否有经济犯罪发生，进而决定是否立案侦查，这就使得初查应运而生。

初查是在经侦实践中产生的，《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均未规定这一程序。因此，有人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对此，有论者认为，初查是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精神的。首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6条，公安机关有权对犯罪线索进行立案前审查。虽然‘啼查“的范围。方法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初查无疑属”审查“活动。其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27条、128条规定，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和举报中心可以对线索开展初查。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与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同属侦查部门，除管辖范围不同，其权限应该是相同的。因此，经侦部门开展初查符合立法精神。

第四篇：和谐语境下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和谐语境下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卞建林

2008年，刑事诉讼法学界立足于我国司法实际，以倡导和谐为主要目标，围绕刑事诉讼法修改、修订后律师法的实施、刑事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被害人权利保障等问题展开了具有针对性的研究，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取得了重要成果与经验。

一、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深度思考

关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讨论曾经沸沸扬扬，其中涉及到很多重大的改革难题。尽管酝酿已久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未能如期进入立法审议，学者们却在短暂的沉寂后开始对刑事诉讼法修改作了更深入的思考。

有的论者表达了对刑事程序法治化的期待，认为如何遵循刑事诉讼的自身规律和内在机理，顺应当代刑事诉讼法治的改革趋势和发展潮流，并立足我国国情和司法现实，进一步健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加快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法治化的进程，是人们对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期待和要求，并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有的论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要坚持理性的要求，具体而言包括:由以斗争哲学为指导转向以和谐哲学为指导：由国家本位转向国家、社会与个人本位并重：由一元化价值观转向多元化价值观：由权力治人转向权利保障：由有罪推定转向无罪推定：由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由客观真实转向法律真实：由重实体轻程序转向两者并重最终转向程序本位：由高压从重转向宽严相济：由国内优位转向国际优位。有的论者则认为，需要从观念层面分析刑事诉讼法修改所遇之阻

力，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传统思想和现实环境的双重束缚、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宪法性规范的阻碍以及专门机关之间的权力博弈。

二、修订后律师法的实施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律师法，已于2008年6月1日起实施，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修订后的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比较，更加充分地赋予律师四方面的权利: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法庭言论豁免权，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如何保证修订后律师法的实施并与刑事诉讼法衔接是2008年刑事诉讼理论研究高度关注的内容之一。修订后的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实际上是一个法律效力关系问题。有观点认为，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在效力位阶上处于同一层次，应当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适用修订后的律师法。也有观点认为，刑事诉讼法是全国人大审议通过，是基本法律，律师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是行业管理法，因此它们的法律效力层次应该有所差异，适用中的冲突在所难免。基于此，有学者指出，要解决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冲突问题，必须明确以下几点:第一，要承认修订后律师法同宪法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第二，就基本法律和法律的关系来讲，立法法没有明确基本法律与法律之间的效力，修订后律师法作为法律，既然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生效，和基本法律是不矛盾的，应该看作新法高于旧法;第三，立法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如果法律上一旦产生这些冲突，要由人大常委会作出裁决。[4]虽然实务界对修订后律师法的实施存在消极应对或者变相抵触的情绪和做法，但多数人主张应当认真贯彻，积极应对。如有论者认为，修订后律师法给公诉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公诉部门必须深刻认识未来公诉工作的特点和传统工作方式之不足，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切实培养和提高每位公诉人的刑事政策运用能力、证据研判能力、法律适用能力、出庭公诉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诉讼监督能力。[5]也有论者意识到，修订律师法实施将大大增强刑事诉讼的透明度和对抗性，给办案工作带来许多新的挑战。检察机关必须积极适应新的形势，着力加强侦查能力建设，提高反贪侦查水平，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事业心，确保反贪工作平稳健康发展，完成好检察机关肩负的依法惩治贪污贿赂犯罪这一重大政治任务。[6]

三、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刑事司法职权优化配置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是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优化刑事司法职权配置，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1.关于刑事诉讼中权力的和谐化。

有论者认为，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的和谐化主要是指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的自身构成要素以及相互之间在刑事诉讼的配置和运行过程中所应形成的相应、协调或者均衡、匀称的关系，它应当包含权力的结构性、权力的规范性、权力的合法性等三个特征;刑事诉讼中权力和谐化的实现，包括权力的法治化、权力的程序化、权力的人本化、权力的民主化。[7]

2.关于检察权的配置与行使。有的论者认为，“和谐社会视野”应该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意味着思维观念的一种变革;第二层意味着目标的变化;第三层意味着制度设计的变化。检察权的配置可以分为内部配置和外部配置，而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外部检察权的配置上。从刑事诉讼的角度来说，还需要调整和当事人权利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和谐社会视野下检察权的配置及行使”可以解读为:以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来设定、研究检察权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调整相关制度以满足和实现我们所设定的目标。[8]还有的论者以检察权的基本理论为切入点进行论证，认为探讨检察权以及检察机关的性质问题，主要是为了解决检察权的独立性及其身份保障问题，因此，应当返回问题的始点，回归“行政权—司法权”这一研究范式。在肯定检察权的双重定位的前提下，从检察权的历史起源、现实构造以及发展趋势来看，检察权本质上应当被定位为一种司法权。既然检察权是一种司法权，那么检察官独立的法律解释权应当得到尊重。检察权、司法权、法律监督权，本质上是三位一体的概念，它们的具体适用语境取决于对宪法条文的正确解读。据此，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之间应当是一种法律监督关系，这也是检警一体化、审判监督权存在的理论基础：而控辩对抗、检察官当事人化等理论主张和改革诉求，则因与检察权的司法权定位相悖而缺乏足够的理论根基。[9]

3.关于检察工作一体化。检察工作一体化是指检察机关在运作检察权时形成的整体统筹、上下一体、内部整合、横向协作、统一行使检察权的机制，其核心内容就是检察工作一体运作。对此，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论思想是检察工作一体化的最根本性的思想依据;党中央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目标在宏观上为其提供了政策上的正当性依据;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检察改革目标则在微观上为其提供了制度上的正当性依据;我国宪法、法律和高检院的相关规定构成了检察工作一体化的法律依据;检察实践的客观需要为其提供了现实依据。[10]有的论者指出，研究检察工作一体化，需要思考两个问题：首先，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是一项全新的制度，还是检察机关自身具有的规律和机制，是否只是因为工作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和细化?过去我们常提侦查一体化、公诉一体化，现在所称的检察工作一体学术综述化是对过去工作的总结升华，还是因过去的做法不当需被替代?其次，这项制度是中国特色的制度，还是检察制度的普遍规律?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工作一体化都有原则性规定，现在探讨检察工作一体化必须与现行法律相协调。贯彻检察工作一体化，检察机关需要进行改革措施，包括深化检察管理改革，落实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推进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建设。[11]

四、增强权益保障的制度构建

1.改革国家刑事赔偿制度。有论者提出，国家刑事赔偿制度是一项重要的人权保障制度。国家赔偿法实施十多年来暴露出许多问题，亟待立法修改加以解决。在归责原则上，应创立以结果责任原则为主、违法责任原则为辅的原则框架。在赔偿范围上应适当扩大，将超期羁押、错误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轻罪重判案件等纳入赔偿范围，并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赔偿程序上，将赔偿义务机关与侵权行为机关分离，由特定的赔偿义务机关支付赔偿金：简化确认程序并与协商相结合，取消复议程序，引入听证程序，增加申诉程序。[12]

2.催生被害人救助制度。被害人权益保障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在法律上确立被害人国家救助(补偿)制度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共同趋势。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只赢得一纸赔偿判决书却得不到任何赔偿的案例屡见不鲜。因此，为了更好地保障被害人人权、维护司法公正，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补偿)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有的地方的司法机关还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有的论者提出，在我国建立统一的被害人救助制度势在必行。按照先政策后立法的思路，在目前的情况下，可先由中央有关机关制定并发布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意见，规定由各级财政按照一定的比例拨付被害人救助资金，公、检、法三机关在各自所处的诉讼阶段提出对被害人救助的建议，县级以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审核决定，能够在目前的财政负担能力范围内较好地解决贫困被害人救助问题。在条件成熟时，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13]

五、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探索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作为继承我国调解等优良传统并借鉴外国恢复性司法等理念而产生的一种创新性理论和制度，受到了广大刑事诉讼法学者的高度关注，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最热门话题。刑事和解也成为近年来我国实践部门探索解决刑事案件，化解刑事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新途径。有的论者对刑事和解的正当性进行了充分论证，认为其正当性基础表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刑事和解正当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基础，刑事和解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刑事和解是我国司法现实的需要，是实现利益兼得、有效化解矛盾、解决司法资源紧缺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联合国所提倡、各国通行的解决刑事纠纷的方式之一：刑事和解与传统刑事司法理论并不相悖，体现了解决刑事案件方式的多元化和价值追求的多元化。[14]

有的论者认为，国家与被追诉人之间的“刑事和解”和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刑事谅解”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意义。目前国际范围内的刑事和解主要包括宽宥型、合作型和妥协型三种类型。我国和谐司法语境下的刑事谅解与西方恢复性司法语境下的刑事谅解有着不同的产生背景，但都旨在促进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协商。刑事司法环境的优化与刑事谅解机制的出现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我们应当以刑事谅解为基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15]

客观地讲，尽管关于刑事和解的讨论轰轰热烈，关于刑事和解的实践探索也取得很多经验，但刑事和解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例如，在什么诉讼阶段适用和解，是否所有案件都适用和解等，仍存在很大争议。

六、死刑复核程序的健全完善

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两年以来，该项工作平稳、有序进行，遵守了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理念，认真贯彻了“慎用死刑，少杀慎杀”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死刑标准不一的现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基于对死刑慎重适用考虑，学界对如何健全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提出了不少意见。

有的论者指出了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局限，认学术综述为该程序对于目前死刑案件存在的弊病无法从根本上“治愈”，而只能起到“缓解”的作用。为此，还需要探寻更为有效的机制与措施，立法者也不应舍本逐末，将全部注意力置于死刑复核程序本身的完善上，而应进一步去完善侦查程序以及一、二审程序。[16]对于人民检察院应否介入以及如何介入死刑复核程序争议已久。有论者提出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实行法律监督，符合人大制度关于权力监督制约的原理，不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应有的诉讼地位和独立性、权威性，体现了检察官客观性义务的要求，具有基本法律依据。开展死刑复核法律监督应遵循严格限制并减少死刑、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公共利益、公平性、及时性、突出重点等原则。检察机关在死刑复核中的诉讼地位不是公诉人，而是法律监督者。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备案审查、受理申诉控告等启动监督程序。监督的主要方式包括提出案件意见、派员列席审委会会议、派员出席法庭或听审活动、抗诉、纠正违法以及立案侦查审判人员职务犯罪等。[17]

七、关注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和国际人权法中有关刑事诉讼的内容依然是2008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论者联系司法实际，以上海首例请求引渡审查案为例，分析了我国刑事司法程序与国际刑事准则的差距,提出要重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国际法渊源与适用。近年来,在我国借助国际合作处理的刑事案件呈增长趋势,其中涉及不少大案要案，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在打击犯罪、维护人权和保障公正司法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文书送达、调查取证、赃款赃物的追缴、相互承认和执行刑事裁决以及刑事诉

讼移管等方面,目前国内立法还处于空白状态。为了规范和便利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活动,需要加紧进行有关立法活动。[18]

通过对2008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情况的简要回顾，可以清晰地看出在过去的一年中，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主题是鲜明的、成绩是突出的。学界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认真的回顾与反思。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宏大背景下，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在各个方面均努力予以响应，并致力于推动司法改革，指导刑事诉讼实践。这充分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正努力迈向理性、逐步趋于成熟。相信在充满期待的新的一年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一定会迎来更为广阔的天地。

第五篇：婚约解除后赠与物归属问题研究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婚约解除后赠与物归属问题研究 马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婚约,亦称订婚或定婚,是男女双方当事人为了结婚的目的而对婚姻关系所作的事先约定。在我国,尽管婚姻法及相关法律并未规定婚约,婚约本身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婚约却是男女结婚的一道“必经程序”,通常情况下,订立婚约要举行订婚仪式,男女双方及各自父母还要向未来的女婿或儿媳赠送订婚礼物及金钱(俗称聘金或彩礼),从婚约订立直到正式结婚,男女双方及各自家庭还要时常向对方赠送财物。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收入的增加,订婚后,男女双方互相赠送礼物的价值也不断增加,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汽车、住房、股票、金钱,由于互赠礼物价值的增加,男女双方因为感情不合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约后互赠礼物的归属纠纷也日益增多。同样,解除婚约后因赠与财物所有权归属发生纠纷而诉至法院的案件也逐渐增多,某地人民法院曾受理了这样一起较为典型的案件:王某与李某经人介绍相识并恋爱,双方父母对这门亲事也十分满意,为了确立男女双方的关系,半年后,双方父母为王某、李某举行了订婚仪式,王某父母送给李某金手链一条(价值人民币3600元),王某送给李某金戒指一枚(价值人民币1800元),订婚后,王某又多次送给李某衣物、化妆品等合计人民币2500元,相处一年后,因彼此之间性格不和,爱好不同,难以继续维持恋爱关系。王某主动提出终止恋爱关系,解除婚约,李某也表示同意。婚约解除后,王某向李某多次索要他和父母送给李某的订婚礼物。李某则以解除婚约系王某主动提出,自己对解除婚约没有过错为由,拒不返还收受的礼物,王某多次索要没有结果,便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李某返还彩礼。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双方因订婚互相仅负道义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王某送给李某的财物,系自愿而为,属于无偿赠与行为,由于财物已经实际交付并为李某所占有,其赠与行

为已经依法成立,发生法律效力,王某要求李某返还彩礼(赠与物)的主张,于法无据。最后,人民法院依照《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从审判实践的作法来看,我国司法界对婚约解除后要求返还财物纠纷,一般分两种情况处理:一种情况是,如果受赠人以订婚为名,行骗取财物之实,那么不仅婚约被宣布为无效,而且财物还必须还给受害人;另一种情况是:如果订婚后男女一方或双方自愿赠送财物并且财物己实际交付,为受赠人占有,则按无偿赠与行为处理,承认赠与行为的法律效力,所赠与的财物归受赠人所有,不予返还。我国法学界对婚约解除后赠与财物的处理,也基本赞同上述主张。客观地讲,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况,因受赠人采取欺诈方式诱使对方信以为真,以为受赠人真会与自己结婚而赠与了财物,因欺诈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使赠与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了赠与行为,该行为属于无效民事行为,据此判令其返还财产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于第二种情况,如果我们仔细探究会发现,这种处理结果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其一,将赠送财物行为认定为无偿赠与行为,判令占有人合法占有受赠财产,没有法律上的根据,己构成不当得利,人民法院却通过判决使本为不当得利的违法事实合法化,有悖于民法的公平原则。不可否认,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国婚姻家庭立法对婚姻问题的规定存在着疏漏,我国现行法律对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婚约问题及婚约解除的法律后果均未作出规定,这是导致人民法院判决不当的主要原因。既然婚约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又时常发生纠纷,那么法律上对婚约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乃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果我国法律对婚约的性质,解除婚约的后果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那么司法实践中这种违反公平原则,侵犯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判决结果便不会发生了。

众所周知,婚约并非婚姻契约,而是以将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男女预约(江平:《资产阶级民商法讲义》北京政法学院1982年版第131页),换言之,“婚约通过对婚姻的许诺而建立。”相对于婚姻契约而言,婚约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是在将来努力使婚姻成立,即结婚,但这种义务在具有一般法律义务的普遍共性的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那就是如果当事人一方解除婚约,法律并不能强制其履行结婚义务,不能强制婚姻成立,至于能否追究毁约人的违约责任,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规定,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认为婚约是结婚的一个阶段,但不是独立的契约,不承认这是一种契约债,所以任何人不得根据婚约而提起结婚之诉,也不得追究违约责任;而英美法系国家把婚约视为婚姻的手段,也就是以婚姻为目的契约行为,因此,可以追究毁约人的违约责任。在我国,婚姻是男女双方基于

感情一致而自愿结合,婚姻本身在法律上没有拘束力,它只不过是男女双方将来缔结婚姻的事先约定,因此,一旦一方违反婚约,不能要求毁约人承担违约责任。

在我国,人们普遍认为婚约是男女结婚的必经程序,我国自古就有婚约成立时男方向女方赠送作为彩礼的金钱之类的财物的风俗,如果说在封建社会这种赠送彩礼的风俗还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包办买卖婚姻的性质而必须明令加以废除和禁止的话,那么,在男女平等特别是男女在经济上完全平等的今天,赠送彩礼的风俗己经极少包含有包办买卖婚姻的性质了,赠送彩礼的,已不仅仅是男方及其家长,而且女方及其家长向男方赠送彩礼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彩礼成为确立男女双方恋爱关系的一种象征,在今天,男女双方互相赠送彩礼,既是为了确认婚约成立并预想将来婚姻成立,又是为了双方的婚姻在将来建立亲戚关系时,使这种亲戚关系更加深厚(【日】北川善太郎著:《日本民法体系》,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即所谓的“亲上加亲”,这是一般的社会习俗,但这种习俗并不违反法律,又不违反“公序良俗”。今天,人们更加看重的,不是彩礼的经济价值的多寡,而是彩礼所包含的丰富的内涵及它们所代表的意义,那么,具有这种性质的彩礼是否因为单方或双方解除婚约而应该返还呢?

从法律角度讲,赠送彩礼确是一种无偿赠与行为,但这种赠与行为并非单纯以无偿转移财产权为目的,实际上这种赠与行为是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所谓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是指己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赠与行为,在当事人所约定的条件不成就时仍保持其原有效力(赠与行为合法有效存在),当条件成就时,其效力便消灭,解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赠与行为失去法律效力)。赠送彩礼行为,实际上是预想将来婚约得到履行(男女双方正式结婚),而以婚约的解除为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其中,婚约的解除是所附的条件,如果条件不成就(婚约未解除),那么赠与行为继续有效,彩礼归受赠人所有,如果条件成就(婚约解除),赠与行为则失去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解除,赠与财产应当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彩礼应当返还给赠与人。因此,彩礼就其法律性质而言,实际上是为“证明婚约的成立并以将来应成立的婚姻为前提而敦厚其因亲属关系所发生的相互间的情谊为目的的一种赠与(史尚宽著:《亲属法论》,(台)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第138页),它是一种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它具有普遍无偿赠与所不具有的特性。

由于彩礼是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以婚约解除作为条件,因此,彩礼这样有一定财产价值的物品之所以从一方向另一方交付,即发生赠与行为,乃是因为存在着婚姻这种法律关系(婚约存在),随着男女双方当事人婚约的解除,赠与彩礼的原因归于消灭,换言之,受赠人在婚约解除后丧失了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上的原因,由于婚约解除后彩礼继续由受赠人占有的法律根据消失,那么根据民法的公平原则将财产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才是公平合理的。因此,婚约解除后,受赠人应当将彩礼返还给赠与人,如果受赠人拒不返还而继续占有彩礼,将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

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有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不当得利一经成立,当事人之间即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受害人有权请求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受益人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在赠送彩礼的行为中,一方面,虽然财产已经转移归受赠人占有,但由于成为财产转移的原因的法律关系未发生(婚约解除,男女双方未结婚),当事人所期待的亲戚关系未建立,这意味着赠送和接受彩礼的目的不能达到,受赠人缺乏接受彩礼的法律上的原因,由此可以解释为接受彩礼构成不当得利,按照法律的规定,赠与人有权请求受赠人返还受赠财产,受赠人则有将自己基于婚约产生的不当利益全部返还的义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婚约成立后男女互赠彩礼的行为,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预想到今后婚姻成立而进行的一种赠与,这种赠与,既是确立男女双方婚约和恋爱关系的成立,又是为了将来正式缔结婚姻关系,一旦解除婚约,受赠人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根据己不存在,赠与人有权基于不当得利请求受赠人返还,受赠人则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由于婚约在我国普遍存在,婚约解除后彩礼归属纠纷日益增多,为了公平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中应当明确、具体地规定婚约以及婚约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应当明确、具体地对婚约及相关问题作出如下规定: 婚约是男女当事人双方为将来缔结婚姻而作的事先约定;婚约通过对婚姻的许诺而成立。婚约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婚约当事人应负努力使婚姻成立的义务,但婚约当事人不得基于婚约诉求结婚。婚约可由当事人合意解除,也可以由当事人单方解除。婚姻不成立时,婚约的双方当事人均得依照关于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向他方请求返还赠与他方之物或作为婚约标志给与之物。婚约人的直系亲属为期待婚约当事人结婚所为的赠与,应当返还。婚约因婚约当事人的一方死亡而消除时,在对赠与物发生疑问时,应当推定排除上述请求权。

如果我国未来的婚姻家庭法对婚约及相关问题作出具体、明确规定,那么人民法院处理这类纠纷将会有法可依,这不仅有利于保证人民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合法性,而且更有利于保护婚约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婚姻家庭关系的建立、巩固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推进作用。

出处:本文原载《法律适用》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