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经济周期、政府债务与经济政策的动态关系
中国经济周期、政府债务与经济政策的动态关系
摘要:在我国经济转轨期,正确认识经济周期、政府负债与经济政策间的关系极为迫切,同时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还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也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找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关规律,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本文就此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经济周期、政府债务、经济政策、动态关系 引言:
政府债务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是一个国内外广泛讨论但尚无定论的重要命题。由于国内本身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较强,政府负债与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对经济环境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基建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随着政府债务的不断增加,债务本息的累积加重了政府的还款压力,增加了国内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并可能影响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近二十年来,我国政府负债、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三者到底存在怎样的相关关系?目前政府负债是否己经累积到了阻碍经济增长的地步?中国近二十年实行了怎样的经济政策以适应高速发展的经济环境?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经济政策未来是否应作出相应的调整?明确中国经济周期、政府负债与经
1经济周期、政府债务与经济政策概述
过去二十年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1996年-2014年这19年间,中国有14年GDP增速破双,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提供了强力支撑。但是近20年超高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与经济的超高速发展相呼应,中国政府负债率不断增加。1996年-2014年间,中国中央政府部门负债与当年GDP的比值不断增加,从1996年的23%增至2014年的58%(社科院,2015)。而较为隐性的地方政府债务则增长更加迅速,截止2014年底,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高达154000亿元(国务院,2015)。随着政府负债的不断增加,庞大的债务本金与利息也在不断累积。与此同时,2014年后,中国经济结束了10多年的高速增长,实际GDP增长率跌至10%以下。GDP增速的较大下行必然与中国政府的负偾问题密不可分。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同样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后,伴随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与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伴随国内人口红利透支、低端要素切入全球化经济红利用尽、产能过剩的内部环境,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1]。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中国政府对经济增长认识的转变及其带来的经济政策上的变化必然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2研究中国经济周期、政府债务与经济政策动态关系的意义 2.1明确中国政府负债与经济周期间的相关关系 现实中政府负债的不断累积是否阻碍了经济发展,不同国家由于其政治、经济与文化间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情况并不相同,学术界对此也没有定论[2]。本文利用SVAR模型,明确中国政府负债与经济周期间的相关关系,有助于在经济增速放缓的今天,更加正确的对待政府负债不断累积这一事实。2.2明确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系
经济政策是政府平滑经济周期、防止经济剧烈波动的重要手段[3]。当国内经济处在高速发展阶段时,政府是采取了扩张性经济政策进一步刺激经济,还是通过紧缩性经济政策来抑制经济“泡沫”,中国的经济政策又对经济周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过去二十年间我国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又是如何进行配合的?本文利用SVAR模型,明确了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间的相关关系,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
2.3预测了中国之后的经济周期,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在经济新常态的今天,正确认识政府负债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调整相关经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
3中国经济周期、政府债务与经济政策动态关系 3.1政府负债与实际利率的同期相关关系 政府负债与实际利率的关系为:
rt+1=r(gt,rt,t,t)(1)rt
短期来看,Δt比较稳定,而政府会因为各种原因较为频繁的调整实际利率rt,人民银行每年都会根据实际情况多次调整基准利率,实际利率rt受到的扰动也 多。很多情况下,政府会为了减少自身负债而主动降低实际利率rt。因此,本文假设短期Δt不受的影响,而实际利率rt受政府负债Δt的影响。3.2政府负债与财政赤字的同期相关关系 政府负债与财政赤字的关系为:
Bt+1-Bt=Gt+rtBt
公式两边同除以实际年度GDP可得:
t11rt1tt
1gt11gt1财政赤字对政府负债的影响存在时滞,公式中βt代表政府当年的财政赤字与GDP的比,显然会对Δt+1产生影响,但由于Δt在βt确定之前已经确定,因此βt不会对Δt产生影响,由此可以认为同期的βt不会对Δt产生影响。3.3政府负债与经济增长率的同期相关关系 政府负债与经济増长率的关系为:
Δt=
1rt11t1t1 1gt1gt从公式中可以看出,Δt与gt确实存在同期相关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短期内政府负债存在一定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其所受到的外在扰动要小于经济增长率受到的扰动[5]。所以在研究政府负债与经济增长率间相关关系的时候,通常将政府负债作为自变量,而将经济增长率作为因变量。本文采用较为通用的处理方法,认为模型中Δt与gt确实存在同期相关关系,且Δt是自变量,gt是因变量。3.4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率的同期相关关系 政府的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为:
gt+1-gt=f(gt,rt,βt,Δt,)
通常情况下,财政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连续性,短期内受到的扰动较少,可以认为同期内gt不会对βt造成影响,而经济增长率受到的扰动则较多。因此在讨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率时,通常将财政赤字作为自变量,去研究财政赤字变化对经济増长率的影响情况。3.5财政赤字与实际利率的同期相关关系 政府的财政赤字与实际利率的关系为:
rt+1=r(gt,rt,t,t)(1)rt
改革开放以来,基准利率不断市场化。相较于短期内较为稳定的财政赤字βt,实际利率rt受更多因素的影响,对经济环境的反应更加灵敏,波动也更加频繁。通常认为,货币政策的时效性更强而政策效力的持续时间较短,财政政策存在时滞但政策效力的持续时间较长[5]。
3.6经济增长率与实际利率的同期相关关系 经济增长率与实际利率的关系为:
rt+1=r(gt,rt,t,t)(1)rt
通常情况下,实际利率受经济环境影响较大。短期来看,市场化的实际利率 波动更加频繁,而经济增长率受到的扰动较小,较为稳定。结束语: 总之,目前我国经济仍然处于发展中,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加强经济周期、政府债务与经济政策动态关系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找出其中的规律,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参考文献:
[1]庞晓波,李丹.中国经济景气变化与政府债务风险[J].经济研究,2015,50(10):18-33.[2]朱军,李建强,张淑翠.财政整顿、“双支柱”政策与最优政策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2018(08):24-41.[3]司海平,刘小鸽,魏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顺周期性及其理论解释[J].财贸经济,2018,39(08):21-34.[4]吴秀玲,魏博文.政府债务、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的动态研究——基于中国数据的分析[J].经济问题,2015(07):48-51.[5]毛锐,刘楠楠,刘蓉.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触发机制[J].中国工业经济,2018(04):19-38.
第二篇:政府与市场关系
结合理论演变及我国现实情况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学院
2011 级
工商管理一班
摘要: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寻求二者之间的均衡点,已成为当代中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演进过程的剖析来分析政府与市场各自的特性,并在分析了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现状的基础上对其走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 :政府与市场;新“公共管理”理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各国实践表明,调整市
场与政府的关系,寻求二者之间的均衡点,已成为当代中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探讨市场经济进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史演进,剖析政府与市场各自的特性以及两者关系演进的基本规律,这对我国培育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政府功能定位,建设民主、有效、服务的政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进过程
在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基础性体制确立以后,西方学者在政府与市场领域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按照理论取向的不同,可以把他们的观点大致划分为三类:一是主张尽可能少的政府干预;二是主张全面广泛的政府干预;三是主张有选择的政府干预。从经济学说史与政府实践的历史来看,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自由市场——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政府失灵——互补整合的演变过程。可以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自由主义时期 自由主义时期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主要观点就是强调自由经济,发挥市场经济自身的功能,要求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干预社会。翻开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可见人们对市场机制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近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认为,人们听命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其结果是无意中使社会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利用,人类需要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亚当.斯密的“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成为政府发展的基本观念。政府在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中的干涉极为有限,仅限于制定维护市场秩序的法规,提供最低限度的政府扶助,履行防御外敌和保卫公共安全等职责直到 20 世纪初, 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一直处于主流地位, 政府一直充当着“守夜人” 的角色。然而 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打破了市场力量的神话,市场的种种缺陷都暴露出来,市场失灵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2.国家主义时期 “市场失灵”之后,人们希望政府能够弥补市场缺陷,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开始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在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政府取代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国家政府在经济领域对市场的广泛干预以及为缓解市场矛盾而逐渐推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使政府职能急剧扩张,政府公共部门的数量和公共支出迅
速膨胀。然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并不像设计者们当初预想的那样完善,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对滞胀束手无策,人们开始正视政府干预失败的恶果。
3.新自由主义时期 面对国家主义的“政府缺陷”或“政府失灵”,人们开始重新怀念自由主义,从而开始了自由主义更高层次的回归,即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全面干预。新自由主义学派强调市场的自然秩序,反对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认为只有市场才能有效配置资源。在实践中,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指引国家发展的主导理论,英、美等国政府也回到保守主义政策上来,进行了较大调整。其总体趋势是寻求市场与政府的平衡, 在强化市场机制的同时也肯定政府介入的必要性。
二、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现状
新中国建立之后, 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和与此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任何需求的满足基本上都有赖于政府的计划和管理, 政府的职能范围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任何计划外的经济活动都被认为是不道德或非法的,如果说存在着所谓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也只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畸形市场。政府对经济实行超常规严密控制,完全否认和排斥市场的机制和作用。由于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全面干预,政府的职能也随之分化和扩张,政府的专业经济管理机构就急剧膨胀, 政府实际上就是一个“全能政府”。
在实践中, 传统的全能政府所带来的诸多弊端已越来越阻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首先,政府因为干预经济而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政府以各种公共政策干预经济,但由于政府官员自身的经济人特性以及其他社会要素的影响,使实施公共政策的结果与制订公共政策的意图大相径庭。其次,政府的全面干预会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最后,全能政府会动摇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政府统治基础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认同和信任。公共政策的低效率以及高昂的成本,必然导致经济的落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缓慢,必然会使人民的信任感和认同感降低,从而引发统治的合法性危机。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我国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 80 年代以来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到 1993 年开始实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直
到 200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我国经历了一个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与此同时我国也开始了与改革开放前截然不同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篇章。市场经济是一种承认市场主体在经济领域的自主性、排除政府对市场行为、企业行为等进行干预的经济制度。它尤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它的政治含义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其政治前提是政府不直接插手民间的事务。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它恰恰是通过限制政府的作用来创造市场经济所依托的政治环境,市场经济要求政府的最为根本的职能是保障财产和经济自由,政府任何时候都不能, 也不允许他人侵犯这种权利和自由。因此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不同,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是有限政府,即政府不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不再试图将国家的经济活动纳入政府计划的直接控制之下,因为政府确信只要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如相关的法律、制度、政策等,市场将会是有效而公平的。此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法律意识的增强,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市场连带整个市民社会都处于一个迅速发展、完善的过程当中。这种现状也要求政府交还原本属于社会的权力,退出不应干预的领域,尊重市场、社会自身的力量,逐步培育市场、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应该是实现有限干预的“有限政府”。
目前,“有限政府”、“ 服务型政府”理念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其中政府通过宏观调控、采取经济、法律、政策等多种手段为市场服务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现阶段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主义国家机构中会长期存在着把自己凌驾于一切社会要素, 包括市场之上的弊端,在人们的观念中存在着政府是市场发展的动力的认识误区;同时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政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之上,市场发育程度和自我管理水平较低,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我国现行的政府机构及其管理体制虽然经过若干次改革,但是从总体上说, 仍然是与比较落后的产品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清。
三、
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分析与展望
纵观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可见我国在历史上一直是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新中国也植根于半殖民半封建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中国在历史上并未曾出现过所谓的市场经济,当然也不会有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市场经济的蓬勃
发展和稍后的市场失灵现象。因此在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现状时,首先要明确, 我国市场经济内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独立的、统一的、完善的市场,资源使用效率还很低下,竞争尚未充分,市场仍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不存在市场发育完善后带来的所谓“市场失灵”的危机。
那么中国是否也存在着西方社会曾经出现过的政府干预、政府失灵现象呢?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事实上中国经济走过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首先,西方社会在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后实行的政府干预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发展为基础的,尽管“市场万能”的神话已经破灭,但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具体表现为生产力大发展、生产效率提高、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等。西方的政府干预是对市场缺陷的补充,它所面对的社会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社会。其次,西方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尽管是积极全面的,但相对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干预而言它的干预还是比较宏观的,方式也还是比较多样的,除行政手段外, 还包括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而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似乎也存在着政府过多干预导致社会经济几近崩溃、政府效能低下、社会全面停滞的所谓“政府失灵”状态,但笔者认为这种状态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曾经出现的“政府失灵”状态。我国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出现的政府对社会的全面干预是沿袭苏联模式的结果。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对社会、经济实行的干预完全不同于西方“ 国家主义”阶段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它是市场经济没有充分发展基础之上的完全依靠行政手段的全面干预。
中国政府与市场之间演变的历史是短暂而独特的,没有真正意义的“市场失灵”,也没有在此基础上随后出现“政府失灵”,因此要解决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就必须根据国情,借鉴西方行政制度改革的经验,寻找出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平衡点。
1.以市场为中心,建设服务型政府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市场是社会的基础性的内容,而国家则是从社会产生的上层建筑,尽管国家最终将会消亡,政府的行政权力最终将回归社会,但只要国家政府存在,它就必须履行其作为上层建筑的职能,为社会服务,为市场服务。因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时,必须首先明确政府职能应该围绕着市场优化,即应该在经济领域中寻求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最佳结合点,其目的在于使
政府更恰当、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一方面可以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也为政府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2.立足社会及市场需要, 加快行政体制改革 西方国家在经历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政府失灵导致的经济滞胀以后,普遍调整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力图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90 年代以后,为了更好适应社会的需要,提高政府效能,西方国家普遍开始了新一轮的行政制度改革,西方国家行政制度改革的实践与西方流行的现代行政学理论“新公共管理”不谋而合。所谓“新公共管理”概念具有这样的基本内涵,它提出政府行政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追求公共服务的绩效和结果,使政府的决策能够体现社会的反应,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够接近公众的实际需求,使决策增加适应性,行政增加效益性。西方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行政实践为我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思想。
(1)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政府服务的目的性 市场经济意味着自由、公平和竞争,它需要的是政府的有限干预,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政府管理一切的观念,做到“有所为, 有所不为”, 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根据市场的需要来调整政府的某些职能,使服务型政府的服务目的更明确,从而提高政府效能。
(2)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 自由、平等而充分的竞争是市场经济能够提高效率的重要原因。而在西方新一轮的行政改革中,竞争机制已经被引入政府运行过程。政府履行制定政策的职能,而政策的执行则由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盈利部门共同承担, 这一机制既体现社会公正、防止政府垄断,又有效提高了政府的效能。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了许多可以提供公共服务的“第三部门”,它们的出现为政府竞争机制的引入提供了前提,同时也有效地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当然也包括面对市场的公共服务。
(3)改变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管理方式 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社会管理职能的消失,事实上政府正是通过管理的方式来实现服务的功能。我国政府以往干预经济的手段比较
单一,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对经济实行全面直接的调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培育市场,改直接的微观调控为间接的宏观调控,给市场以充分的发展空间,同时我们必须改变单纯依靠行政力量干预经济生活的方式,采取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对经济生活进行灵活多变的干预,使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与政府效能的提高能够相互促进。
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处于巨大而深刻的变革过程中,因此寻找和确立政府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将是一个动态的艰难的过程,但无疑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我国政治改革的进程,有利于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1] 董琦.市场与政府:当代中西方行政改革的基点[J].甘肃理论学刊,2003(5):28-31.[2]黄泰岩,谢瑞巧.经济全球化下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J].宏观经济研究,2004(4):17-20.[3]曹文宏.论当代行政思维从“全能”到“有限”的转变[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4(1):94-95.[4]毛道根.论发展中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J].当代财经, 2000(6):3-8.
第三篇:国际经济新变化与中国对外经济政策(2011)
“国际经济新变化与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研讨会
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主办,辽宁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承办的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十次代表大会暨“国际经济新变化与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理论研讨会于2011年9月17-18日在辽宁大学蒲河校区隆重举行。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秘书长、《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滨鸿主持开幕式。辽宁大学常务副校长黄泰岩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九届会长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科研局局长晋保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张东刚,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佟志武分别致辞。
晋保平副秘书长在致辞中指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是我院主管的107个全国性学会中办得非常优秀的一个学会。一个优秀的学术团体,应该学术领先,始终引领本学科的发展和创新,并且代表本学科最高的研究水平,赢得国内外学术同行的尊重;应该团结凝聚全国的学术同行,并定期地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使大家有条件能够深入地进行学术交流,能够推出既有理论贡献又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成果和政策建议;应该尊重对年轻人的培养,为年轻一代提供最好的学术环境和展示平台,使我们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张东刚副司长在致辞中正式地发布: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已被教育部列为中国高校部级的优秀成果奖,这种认定首先是对浦山先生的怀念和敬仰,同时也对我们中国的广大研究工作者的尊重和鼓励。他说,世经学会是国内有着非常重要地位的学会,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他期待学者们能在以学术的贡献为党和政府的服务发挥更强大的理论支撑和技术贡献,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不断概括出理论,形成有说服力、影响力、感召力,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向世界发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不断提高中国学术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大会主题发言中,围绕“世界格局的演变与前景”、“世界经济下一轮危机在哪里?”、“欧洲债务危机的下一步演进和对中国的影响”、“当前国际背景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日本灾后经济与中日经济互动的新内涵”、“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再认识”等主题,9名国内杰出学者和业界精英做了报告,在评论和讨论中碰撞出极富冲击力和启发性的思想和观点。
一、关于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与前景 1.“格局性变化”与“静悄悄的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认为,当今世界格局进入了一个转型变化期,通过观察历史可以看到,真正的革命都是静悄悄的发生的。正如工业革命一样,深处工业革命时代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就是影响人类生活、影响人类进程的革命时期,而当今的世界正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时期,处于“静悄悄的革命”进程中。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研究员认为,世界经济格局是基础性问题,也是指标问题,这场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和影响了世界经济格局。在全球化和各国的发展中,虽然没有炮火和硝烟,但世界格局在二战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内在的革命就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全球过去的几场危机和这种变化是有关的,“静悄悄的革命”的提法值得深思。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李稻葵教授认为“静悄悄的革命”不仅是对客观的、正在进行中的、到目前为止的国际形势演变的一个描述,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主观愿望。同时他认为,尽管主观上讲中国人不希望有剧烈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并且从应对革命的准备上,我们在人才储备、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等方面是不足的,但是,客观现实可能会背离我们的主观愿望,世界的格局可能会以某种比较激烈的方式在未来演变。
2.世界经济格局的确定取决于未来国际规则的确定
张宇燕认为世界经济格局中,需要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各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及其背后蕴藏的利益关系。世界格局的主要体现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大国之间在面临利益和博弈时达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表现是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我们关注国际或国际制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当前面临的体系或制度是非中性的。一个国家对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的影响力主要由经济实力、货币的力量和价值理论(软实力)三方面因素决定。各国博弈,讨价还价的焦点主要就在于未来国际规则的确定。未来十年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至关重要。中国和许多新兴经济体在未来的国际谈判中应发挥应有的作用。
3.不确定因素对世界格局及其变化的影响
张幼文认为认识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及其变化趋势,关键是理清四个不确定因素:第一,导致这场危机的世界经济不平衡走向何方;第二个,美国经济地位下降后,什么国家可以引导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第三,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会对世界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世界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第四,世界从产品合作体系到要素合作体系这样一种转型会走到什么地步,会怎样进行发展。
4.世界经济格局是否会出现大变动?
与会的很多专家认为当前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形势严峻,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顾问杜厚文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无论是军事方面、经济方面、金融方面、科技方面看,美国在未来二十年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基本格局不会变化,欧洲的情况也没有大家所想的那样严重。杜厚文对美国和欧洲依然充满信心,他认为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就谈到了美国经济衰落的问题,但几十年后的今天,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都不会垮下去。
二、欧洲债务危机的发展、演进与前景 1.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首要原因是信贷的扩张、房地产泡沫及由此产生的银行风险控制问题。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危机之前都存在信贷扩张状况。信贷扩张可能与欧元区的成立有一定的关联,加入欧元区后,处于边缘国家的风险溢价大幅下跌,其借贷成本降低,由此助涨了信贷的扩张,在爱尔兰、西班牙、英国都出现了房地产泡沫第二个原因是财政政策缺乏监督。欧元区成立后,很多国家的财政赤字率超过了马约要求的3%以下的规定。希腊、葡萄牙赤字率长期高度超过规定,但是市场却忽视了这一点,仍然以低利率向其提供任资金。第三,金融危机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导火索,金融危机使欧洲央行损失惨重,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银行坏账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个人出现的大量的坏账转嫁到银行,最后银行又转嫁到政府,政府为金融危机买单。但是同时经济下滑的时候政府税收收入下降,支出方面却存在刚性。此外,欧元区自身的缺陷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欧元区是一个货币联盟,但它并不是一个财政联盟,欧元区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更主要的是它缺乏经济政策的协调,各国财政界都比较松散,而危机爆发后,这种制度缺陷使得各国缺乏统一的政策来应对。
2.欧洲债务危机下一步的演进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认为欧债危机还要继续恶化,甚至严重恶化。欧洲的危机已经从开始的第一阶段演进到现在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债务本身的问题,私人投资者认为一些国家比如希腊的债务会违约,推高其收益率,这些国家政府要支付的利息会增加,导致在财政支出的比重大幅上升,原来是一个可持续的财政状况,也会被市场推成一个不可持续的情况,这是财政或者债务危机的第一个阶段。现在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银行开始出现问题,最近的数据表明银行间的违约风险比正常情况下提高了八倍。因为银行持有这些大量危机国家的债券,银行的减持会导致企业的资产违约风险增加,银行与银行之间开始出现非常不信任的状态,银行的流动性的出现紧缩。随着危机的深化,大国或者相对健康的国家救助弱国的意愿在下降,债务危机本身也是一个迅速扩大的过程,和以前相比扩大了十倍,救助的人均成本大幅度提高,导致救助的可行性下降。一些比较乐观的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大国肯定要救小国,当时就说希腊不会违约因为许多大国持有希腊的债券,如果他一旦违约的话,大国的银行都不行了,为保护自己一定要保护他,这个观点在五六个月以前还基本成立,因为当时要救的只有
一、两个国家,救助成本的上升导致救助可行性的下降。
3.欧元区是否会瓦解?
汪涛认为,不论是弱国还是强国,离开欧元区的代价很大。弱国如希腊退出欧元区的代价是巨大的,首先是主权债务是违约,退出以后其本币就会贬值,而希腊的债务又是以欧元计价的,其债务成本是非常高的,只能违约,违约后,没有欧元区的保障,希腊没办法再借到钱,国家违约后企业要违约,银行体系会崩溃,国际贸易会崩溃,而本币贬值对希腊没有太大的好处,预计希腊退出欧元区的话那么它第一年的成本就会达到GDP的40%到50%,之后还会有每年巨大的成本。德国这样一个强国,如果退出欧元区,可能有些企业也会出现违约,其银行体系可能需要注资,如果德国退出的话,今年的成本大概相当于GDP的20%到25%,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德国把希腊、爱尔兰等国全部拯救下来,成本要比前面的20%到25%小,这只是经济成本,政治成本是更难以计算的。欧洲一体化带来的软实力要下降的,历史上每一个现代法定货币的瓦解带来某种军政、独裁或内乱,所以欧元区虽然出现诸多问题,但往后走的风险可能更大一些,成本会更加巨大。
4.欧洲债务危机的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教授认为,欧洲是否能解决当前问题?简单来说只要看四个指标:经济增长速度、基本赤字增长速度、利息的支付问题、通货膨胀率。欧洲的经济增长速度较低,欧洲很难降低财政赤字,因为这会引发政治问题,利息支付取决于外国人是否能买欧洲的债券或欧洲央行能不能把利率降下来。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通过国内各阶级博弈解决财富问题,减少赤字,第二个是还有很多傻瓜去买欧洲的债券,如果大家不买欧洲就会有问题。
李稻葵认为欧洲短期内很难避免个别国家的违约,从目前来看,尽管欧洲各国的结构性的基本财政赤字并不太严重,但是国际社会,投资界,金融界,资本市场对欧洲是非常担忧的,资本市场从长期看是非理性,资本市场对欧洲的分析本质上是错的,较高的风险溢水,使希腊等国举债成本很高,短期内这些国家进一步财政紧缩是非常困难的,唯一的可能就是违约,违约之后把大量溢水包袱给甩掉,同时通过违约将这些国家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将欧洲国家的财政进一步缩减,财政支出中55%是用于福利开支,其削减的空间非常大,所以欧洲个别国家如希腊可能出现违约,违约之后,那么这些国家不得不进行内部的改革,削减福利开支,通过削减福利开支的方法降低实际工资,降低单位劳动成本,跟上德国人的步伐。违约之后,德法的金融机构会马上出现问题,会带来新的一轮金融动荡。汪涛认为欧洲目前的阶段要通过一揽子计划稳住市场信心,包括欧洲央行扩大购买主权债务的数量,要容许弱国债务有序的重组,欧洲实现某种程度的一体化,弱国要在宪法或财政的可持续性逐步减少赤字,而强国应有一定的财政转移,当然弱国要出让一部分财政主权,赢得改革的时间,为长期解决欧债问题打下基础。
三、欧洲与美国的经济问题:孰重孰轻?
一方面是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欧洲债务危机,一方面是对全球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的美国经济问题,两者的轻重缓急及发展趋势的比较起了与会学者的热议。
这一问题首先由李稻葵教授的发言引出。李稻葵认为当前世界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危机是在欧洲,但是未来世界重大的危机可能来自于美国。欧债危机调整相对较快,可以在三、五年之内能够解决,但是美国问题却是很难在几年内解决。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从基本面上来看,欧洲的情况比美国要好很多。第二,从问题的表现看,欧洲的问题已经充分暴露,而美国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充分暴露。第三,从政治经济协调角度看,欧洲的改革要比美国更容易。因此美国的情况可能更难解决。欧洲危机和美国问题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力不同。欧洲危机不一定是一个格局性的变化,欧洲欧元的设计本身就有矛盾,会反复出现,这本身是一个调整的过程,而美国出现的二元经济问题对世界格局有重要影响。
马骏、汪涛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黄海洲等则认为欧洲债务危机比美国的危机更严重。
马骏认为,由于欧元区的体制中没有解决债务问题的功能,出现短板效应,几个最差国家的表现即决定整个欧元区的表现。汪涛认为美国下一轮危机要在五、六年以后,时间上看比较久远,欧债危机则是迫在眉睫的危机,可能更值得关注。黄海洲认为美国未来五年没有李稻葵讲得那么悲观。美国的债务问题的关键点是人们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实际上美国国债问题由来已久,其问题的解决最重要的是要靠增长,然后再靠通货膨胀,增长是治本,通胀是治标。这里的通胀是广义上的通胀,第一是物价的增长,第二是资产价格的通胀,还有货币贬值等。如果欧洲出问题,可以买美国的国债,欧洲的经济问题如果不是很严重,仅是轻度衰退,反而会对美国经济有好处。美国的金融、政府与居民部门出现了问题,但实体经济没有太大的问题。在未来四五年之内美国经济会有问题,但起伏有多大取决于世界格局的变化。五年或六年后美国经济会恢复到3%经济增长率的常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五年以后美国经济可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余永定认为前面两种观点没有本质的区别,欧洲和美国的问题区别在于长期与短期,快与慢的问题。从长期来看,美国问题是更大的问题,美国和欧洲都有债务问题,美国不仅有非常大的内债,而且有非常大的外债,欧洲则基本没有外债,所以欧洲基本是内部老大老二老三的斗争问题。从短期看,欧洲的问题更迫在眉睫。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李向阳认为,在应对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上,美国比欧洲有更多的政策工具。美国作为全球霸主有特殊地位,既可能投放货币,也可能通过货币贬值。而南欧国家完全做不到这一点。
四、日本、俄罗斯的经济现状与前景 1.日本的经济现状与前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认为日本地震后经济复苏较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日本经济能较快复苏的原因是,第一,企业的国际化对促进日本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国的救市政策,新兴市场国家的强劲需求给日本带来了机遇;第二,日本不是政府的中央治理机制,而是日本的精英治理机构使执行部门不受政权迭的影响而延续其原来的发展模式;第三,日本这场危机中形成了全民摆脱危机的共识,日本各界对日本经济复苏充满信心。
孙立坚认为日本供给方面的比较优势是日本经济长期发展的支撑力量。解决日本经济问题的关键是通过增长和出口,给国民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支持国内的结构调整,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增强日本民众对未来的信心。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徐康宁教授认为,日本经济是“远虑大于近忧”。日本在灾后很快走出来,日本今天面临的经济环境与和三十年前相比完全不同。如果日本当初能够很快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发挥了其的比较优势,创造了亚洲的雁形模式。近年来,随着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兴起,日本制造业的优势今天依然还存在,但是已经不太充分,如果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更多的是靠其的经济实力,日本在未来的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将会下降。
2.中日经济合作的空间及面临的挑战
孙立坚认为中日经济合作方面存在几方面的矛盾,包括日本市场的开拓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间的矛盾、日本从美的政治体制和亲中的企业体制之间的矛盾。危机之后,日本倾向亚洲一体化,寻求亚元存在的可能空间。日本力推人民币国际化,希望人民币国际化业务方面的合作,寻求增长的源泉。
五、俄罗斯的经济现状与前景
1.俄罗斯反危机的经济现状及评估
辽宁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程伟教授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独立的二十年,总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叶利钦时期,被西方称之为产量下降的一代,经济各项指标急剧恶化;第二阶段普京时期可以称为较快增长时期;第三阶段梅普组合以后,现在经济进入了遭受重创时期。虽然国内外认为俄罗斯的经济非常糟糕,但是在经济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指标还可以,是因为俄罗斯政府在反危机过程中,把反通胀和控制失业作为首要目标。总体看,俄罗斯反危机的经济现状,经济上是严峻的,但政府是可以控制的,老百姓是可以理解的。
2.俄罗斯现代化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程伟认为,俄罗斯现代化的有利因素,第一,俄罗斯开始进行经济结构的大调整,要提高技术产品和新经济产品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第二,俄罗斯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很好,对经济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第三,俄罗斯建立了24个特区,包括远东、西伯利亚开发问题也纳入日程,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不利因素方面,第一,过去俄罗斯主要依靠内需和外贸来拉动经济增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占20%,在未来外贸和内需作用下降的情况下,投资是否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是需要关注的问题;第二,俄罗斯的通胀率虽然有所降低,但仍处于7%的较高水平,由此带来的较高的贷款利率是振兴企业的不利条件。
3.后危机时代俄罗斯的前景及在国际上的地位
程伟指出,俄罗斯第二个十年规划是采取两步走战略,2011年到2015年重点为实现创新经济或现代化打基础,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打基础。第二个五年保五争六,2016年到2020年在创新经济基础上实现5%到6%的增长速度。2020年总的目标:进入世界五大强国行列,人均GDP达到3.5万美元。对未来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当中,俄罗斯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大趋势上看还有可能是提升的态势。杜厚文认为,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美国最大的对手不是中国,而是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一定是军事力量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那些小国是不能成为强国的。
六、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再认识及中国的角色 1.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再认识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乔依德研究员认为,认识对象的变化和认识主体所处环境的变化需要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再认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全球信用,全球管理。这一目标在短期内可能难以实行,可采取过渡方法,即建立有管理的多元储备体系。实行自愿货币合作。改革中应加强FDI的作用,改善IMF的治理结构。
乔依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丁一凡研究员指出开放资本账户、人民币自由兑换并不是人民币进入SDR的必要条件。IMF没有要求一个货币进入SDR时必须是可自由兑换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时候还存在资本管制,凯恩斯和怀特都认为资本管制对促进国际贸易包括投资是有利的,而非有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元和马克进入SDR的时候,日本和德国都是实行资本管制的,实行汇率挂钩,中国完全有理由对现在国际上的要求提出反对。
2.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中的中国角色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教授认为,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已经具有核心的地位,但是我们对此的认识还没有到位。现在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是,对美元的过渡依赖的同时又无法约束美元,美元很可能陷入一个慢性危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很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中国应该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大的推动力量。从目前的政治的格局来看,中国是无可替代的核心的推动力。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的方案,归结起来有三个:一个是世界美元本位制,第二个方案就是SDR走向全球单一货币,第三个方案是建立多元储备货币体系。现行体系虽对美国具有吸引力,但长期是对美国经济存在威胁。从长期来看,美国应与中国合作,创建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中美合作方式是,中国维持美元稳定,美国支持中国主导亚洲,中国开放金融和服务业,美国开放实业,中国加快转型,美国进行技术援助。
七、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
(一)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1.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余永定认为当前世界经济的大环境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世界经济的复苏处于停顿状态、美国和欧洲的债务危机严重、商品价格上升、发展中国家面临一种新的危机,即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危机。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下降,必将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造成影响,中国出口依存度较高,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美元贬值及美国国债风险度的提高,都会使中国外汇储备面临遭受严重损失的威胁,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而且是新的挑战。2011年中国的主要的任务是反对通货膨胀。从下半年来看,通货膨胀形势有所好转,希望明年也会有所好转,但是前提条件是外部经济环境应该较好。如果美国采取一种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如果通货膨胀主要表现在商品价格的通货膨胀,如果这种价格的上涨非常严重,那么会对中国有非常大的危险。中国未来的通货膨胀会是一种长期化的趋势,因为工资在上涨,收入在上涨,而这种变化趋势本身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中国抑制通货膨胀的任务是长期的和严峻的。中国的长期的挑战,一方面是中国的不平衡,双顺差。第二个就是中国缺少技术创新、技术革命的能力。
2.中国的双顺差问题
余永定着重强调了双顺差的原因及解决思路。中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顺差及资本项目顺差。多年来,中国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来源并不是经常项目顺差而是资本项目的顺差,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资本项目顺差比经常项目顺差所造成的损害更大。中国双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FDI的挤出效应。欧洲和美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回报率是高达20%以上,而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收益为1%-2%。为什么是在中国是22%,33%投资机会,中国又是高储蓄的国家,中国不在本国投资而要到美国投资?原因在于中国存在大量的所谓的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各个省竞相通过提供极为优惠的条件来吸引外资。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被外资占有,中国具有大量的资源需要利用,中国有一部分在国内的占有的项目是比较低端的,剩下的资源只能是先出口,出口后把赚来的外汇买美国的国库券,所以中国FDI政策在早期是有它的合理因素的,在现在是有非常大的问题,是造成中国目前有大量顺差的重要原因。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纠正缓慢,现在经常项目顺差的增长速度缓和了一点,但是还是在增长。金融危机前中国的资本项目顺差大量的增加,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增速下降后,现在又在上升,未来一段时间内,逃离美元资产、欧元资产、日元资产的资金将可能流入中国,这将对中国的金融稳定造成极大的冲击。
3.价值重估效应
余永定认为,在中国存在较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情况下,美元的贬值对中国资产的价值的冲击是非常大,存在价值重估效应。美国在2002年—2007年之间,有一个所谓的“两万亿美元没了”的问题,美国贸易逆差的不断增加,美国所谓的国际收支头寸并没有大幅度的下跌,它本来应该亏几万亿美元,但实际上少亏了几万亿美元。原因是美国在海外的投资的75%左右都是用外币计算的,而外国人在美国的投资是用美元计算的。如果美元贬值,中国在美国持有的资产按美元计算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是以人民币计算的,如果美国人想把他们在中国的投资收益换回美元,美元的下跌会对中国造成冲击。中国在政策选择方面将处于两难选择,人民币升值可能产生价格重估问题,而如果不让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将继续积累,未来将面临损失。
(二)中国在经济危机的机会与政策选择 1.中国是否应该救助欧洲国家?
余永定、李稻葵、杜厚文等学者均认为目前中国不应救助欧洲国家。杜厚文指出,各界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存在高估,在危机的救助方面,中国应该首先解决国内的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诸多问题,而不是先救助其他国家。马骏认为一方面由于危机处于恶化状态,中国购买欧洲的债券要非常谨慎,另一个是有所准备,准备购买私有化的便宜的资产,欧洲银行体系的重新组合,银行会倒闭被并购,同时一些银行需要新的注资,不光是政府注资,还有其他包括中国的投资,中国也要做相应的预案和准备,要及时把握一些可能是稍纵即逝的机会。李稻葵认为欧洲的债务问题还不明朗,债务的价格还会下降,目前应先按兵不动,如果投资应尽量投资于实体经济。
2.中国未来的政策选择
李稻葵认为,中国如果有第二轮刺激政策的话,应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金融政策,同时,财政领域的经济刺激计划要与财政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重新整顿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应对这次金融危机。马骏也认为,未来如果全球出现深度衰退,中国不得不进行经济刺激时,一定要把握好政策的力度,上一轮的刺激计划名义上是4万亿,实际是9.3万亿,虽然在短期内把GDP推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但这导致了通胀和资产泡沫,下一步如何中国还将面临类似的经济形势。中国应把握好政策力度,下一轮刺激要更多注重财政政策,防止过度使用货币政策,因为货币最容易导致通胀。
大会期间,中青年论坛、全球问题与治理论坛、国际金融论坛、国际投资论坛、国际贸易论坛五个分论坛同时举行,吸引了辽宁大学广大师生参与讨论。
大会期间,举行了学会主要刊物及世界经济、国际政治相关刊物的读者、作者、编者座谈会。《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张斌、《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滨鸿、《中国与世界经济》(英文刊)编辑部主任冯晓明、《当代亚太》编辑部主任高程、《世界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段锡平与学者及辽宁大学师生进行了内容丰富的交流。
作为换届大会的重要议程,学会代表通过了余永定辞去会长的请求,对余永定会长为学会的发展、为浦山世界经济优秀论文奖的建设、为提升学会的学术水平等作出的杰出贡献表达了衷心的感谢。与会代表讨论通过了邵滨鸿秘书长关于九届学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选举通过了第十届学会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候选人名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当选为第十届、第五任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丁一凡副所长等23位专家学者当选为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滨鸿当选为秘书长。
本次大会,汇聚了来自全国经济学界、各高校资深学者、从事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等领域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及研究生共计600余人,研讨了世界经济重大问题及中国对外政策等问题。几乎所有与会的专家学者交口称赞会议研讨的题目引导学术前沿,关注世界经济领域中的重大问题,演讲嘉宾的水平高,既有学术界的学术领军人物,又有业界的资深研究者,会议的规格高、规模大;五大分论坛充分展示了世界经济领域学术专家的学术成就;新一届学会主要成员遍及全国重点的世界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体现了中国世界经济学界的最高水准。
第四篇:政府与企业关系研究
政府与企业关系研究
——以北京中关村科学园区为例
摘要:高科技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具体代表产业,也是现今国际上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各国政府都在不遗余力的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期待使国家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本文通关客观描述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现状(以中关村为例),探寻政府与企业关系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从而进一步分析政府与企业关系背后的原因,为建立良性的、共生的、互联的政企关系提供科学有效的建议,以此期待促成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优化政府在决策中的地位,最终形成优质高效的政企互动关系。关键词:政府;企业;知识经济;关系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2015年12月16日至18日在浙江乌镇举行,大会的主题是“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大会的胜利召开使得世界的焦点再次聚焦到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上。高科技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具体代表产业,也是现今国际上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各国政府都在不遗余力的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期待使国家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
我国自1979年经济改革以来,经济制度朝着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修正,使人民的生活不断获得改善。政治与经济在现实世界中,密不可分。十九世纪末期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逐渐分道扬镳,到了二十世纪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学术分工也愈来愈明显;但另一方面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密,许多经济学者投入政治学领域进行研究,也有部分政治学者投入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学出现。
政治经济学通常有三个层次,一是国际层次的政治经济学,二是国家层次的政治经济学,三是国内层次的政治经济学,三者讨论的焦点都是所谓国家(政府)与市场(企业)的互动。在现今科技强国的背景下,高科技产业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如何更好的发挥这些产业的功能与作用,使得高科技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为政府带来更优化的经济利益,促进和谐共生的发展,是一个从理论到实际都值得探讨的问题。以中关村为例,在科技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政府在企业的发展中不仅扮演前导性的角色,设立相关研究机构,并进一步制定适宜的政策与建议,同时还为企业提供经费补助与政策性支援。由此可知,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关系牵动着我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与成长。
而中关村科技园区是中国大陆科技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地区,拥有一流的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此寄予厚望,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发展始终保持30% 以上的增长速度,也是北京税收主要来源,也是中国大陆53个国家 级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表现最傲人的地区。一九九九中国大陆国务院对北京市政府和科技部《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报告》作出批复,于是,国内第一个高新技术园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成为新经济的代名词,成为国内资讯产业和高科技的象征,和最受关注的区域。这也是本为选择中关村科技园区作为分析的主要动机。
本文的目的在于客观描述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现状(以中关村为例),探寻政府与企业关系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从而进一步分析政府与企业关系背后的原因,为建立良性的、共生的、互联的政企关系提供科学有效的建议,以此期待促成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优化政府在决策中的地位,最终形成优质高效的政企互动关系。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方法
介于此种研究背景,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有四个:一是客观描述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现状;二是探寻政府与企业关系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三是分析政府与企业关系背后的原因;四是为建立良性的、共生的、互联的政企关系提供科学有效的建议导向性建议。
本文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案例分析,即通过具体的物质实体中关村科学园区的发展现况来分析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限制
本研究的范围是以中关村科学园区的发展来探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因此本文的亮点在于具体而细微的分析,能够以具体的事例来展现政府与企业的互动,2 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深究原因,从而为未来的发展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以此同时,本文的的限制在于仅以中关村作为案例分析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本文探讨对象的“全面性”,如果说限制的话,这算是本研究的一个限制。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知识经济与政府竞争力
高科技产业与政府的关系探讨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相关,值得被现代的学术研究所重视,政府期待依靠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高竞争力,但知识经济在为政府创造有力发展的背景下,也对政府以及国家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使得我们不得不重视,这正也彰显出本文探讨此问题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一、知识经济的冲击
一般认为,知识经济时代是根植于一九七零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而却发源于二十世纪终结前十年的一九九零年代。90年代以来,以知识导向经济为特色的全球化趋势,影响各国的企业竞争优势、技术创新和新的就业关系,对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和改变国家角色地位起到重要作用。
一九九零年代的经济全球化,根源于一九七零年代以来欧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危机,以及针对此危机而由国家与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所采取的后福特主义式重组策略;尤其以英美为主的新自由主义国家策略强调国家解除管制与经济自由化,其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更具有推波助澜的效果,并为一般政府带来剧烈的挑战而使其有弱化,甚至虚拟化的现象。此外,二十世纪末知识经济的发展强调企业创新、互动学习和工作弹性,也让我们必须重新从理论上思考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随著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一九七零年代中期以后高科技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及工业与金融部门的国际化,促成传统资本主义的解组;其具体表现在工业、财务金融与政治上的变迁。工业解组显现在工业产品必须导向资讯化、市场多元化,讲求个人品味与自然主义;工业也因利润下降而必须外包其生产者服务的部分或缩小公司规模以从事弹性特殊化的生产。在金融方面,自一九六零年代开始欧洲金融体系的发展与金融国际化凌驾了美国的金融影响力;一九七一年尼克森切断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兑换关系;加上一九七三年美国采用浮动汇率,更造成国际资金快速流动与国际金融的不稳定;这同时也代表冷战时期在“美国霸权 3 下的和平”所形成以美元为本位的布列敦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之崩溃。
另一方面,企业也同时纷纷要求政府解除资金进出管制。因此,在工业与金融均呈现国际化的趋势下,政府对其国内经济的控制力大幅降低;而国内政治的变迁则表现在新社会运动与地方主义的兴起,政治发展不再完全基于阶级差异,而是由依多元因素,如种族、宗教、意识形态(如环保与妇女运动)等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影响政治。总之,高科技公司的全球运作、政府解除管制所助长的跨国投资与投机,和开发中国家的工业化,都同时造成全球市场的扩张与不稳定;尤其当前资本市场具有的三大特徵,即证券化、解除管制和电子化,更使资本市场(包括货币资本和生产性资本)延伸至全国与国外空间,而不再被镶嵌或局限于具体时空。
另一方面,面对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企业界也分别从技术创新、组织形式及生产方式等变革,去除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与机械化管理等僵化现象,期待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微观管制实现政府与企业的双赢。
二、政府的应对措施
面对知识经济大浪潮的冲击,政府究竟该如何面对呢?
政府到底如何应对全球化知识经济发展呢?提倡国际竞争力、创新以及企业家精神;而就工作福利国家而言,则是着重在创造工作机会、工作弹性、再训技能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反身性(即依审美观和认知而决定生产和消费)。故政府必须在全球层次与国际脉络下针对这些重点而对国内做策略性、供给面的介入。
关对知识经济的看法,有学者认为知识经济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人才、法制、社会伦理而发展;知识经济尤其需要有创新能力和冒险进取精神的人才;知识经济的重点不在知识,而在转知识为利润,也就是利用科技产品和服务以创造利润。因此,他强调在发展知识经济之前,需要有配套的教育改革、金融改革、政治改革、伦理建设及法治建立等,这显然表示政府仍须在知识经济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科技武装强国的战略武装下的我国,必须以科技力量为武装,核心技术为依托,合作共赢为前提,大力发展知识经济,为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增加筹码。
第二节 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影响
社会文化环境指一个地区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基本条件。它的内容 4 比较广泛,主要包括民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教育水准、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及人口素质等。在一些人的意识或潜意识裡认为影响投资的,只是地区经济实力、政策环境以及现代化设施等可以量化的指标。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是一种吸引力和凝聚力,对于优化城市投资环境、经济环境、人才环境、商业环境有着重要影响,是一种无价的无形资产。在一个有着良好社会文化氛围和传统的地区,虽然社会文化环境是一种软环境,但仍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在某些方面甚至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社会文化会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
我国的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相应的社会文化环境比较复杂,立足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经济等背景之下,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影响也不尽相同。共生于政治、文化、经济的综合使用体,需要考量多重因素,以求制定出最科学合理的政策,因为面向未来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可调控的发展。以税收为例: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的精神发出通知,从自行开发软件产品、技术转让、科研资助、高新技术产品有关的进出口和科研机构转制等5个方面规定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通知》自1999年10月1日起开始执行。《通知》的下发执行,将会有利于引导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对推动我国高新技术向产业化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通知》明确规定,对企业自行开发生产的计算机软件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后,实际税负超过6%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对小规模纳税人生产销售计算机软件按6%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对经过国家版权局注册登记的计算机软件产品,在销售时一并转让著作权、所有权的,征营业税,不征收增。
国家这项政策的出台,有利于高科技企业在“纳税筹划”的过程中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优势和角色。
税收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一般的需要,以此达到社会财富重分配之目的。税收是现代国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国家众多机能的运作全部有赖与税收收入的支应。因此,为确保国家机能正常运作,宪法乃将纳税订为人民之义务。宪法规定,人民之自由权利,在不妨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时,均受宪法之保障。综上所述,根据宪法所保障的一般的行为自由,原则上,纳税义务人得自由安排其事物,减 5 少税额支出,就是说在多数法律形式中,可以选择最有利于自己之税法上效果的形式。简而言之,这是人民的权利。人民应该重视重税,这是国民应尽的义务,而纳税义务人所缴纳的税额,多数为纳税义务人辛苦赚取的收入,若未进行任何规划,或因不谙税法之规定而多纳税额,无疑于白白放弃自身的权利。所以,基于维护自身权利的前提下,怎可轻易地放弃节税的权利。努力钻研税法的相关规定,用心设计节税之策略,以减少税捐的支出,也可视为一种重要的收入增加,因此,纳税学者谓“纳税筹划”指为使纳税负担达到最适最轻,所为之规划,就是即对纳税负担进行的规划。
具体对于企业的步骤如下:
首先,确立明确目标。选定负责筹划的负责人之后,必须与该人确立所需进行筹划的范围,也就是说针对何种税目进行筹划进行明确的目标确定。
其次,完整评估环境。在进行纳税筹划时,除考量纳税义务人本身所具有之条件外,还必须要估量整体的税收环境。
再次,增加相关法律的熟悉程度。纳税筹划,是纳税义务人为使纽税负担达到最低、最合适的程度,在适法之范围内,选用最有利的规定或方法。因此纳税义务人必须十分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才不至于违法。
最后,保证计划的有效落实。完成纳税筹划可行的租税策略后,为达到所预期的效益,必须确实执行,但纳税筹划有时长达数年之久,必须保证策越具有弹性,以适应环境的变化 或法令的变更,如此,才能在政府相应政策的支持下做可持续的纳税筹划。
第三章 中关村科学园区简介 第一节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概况简介
“第三次工业革命”迈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并且以知识产业为主导产业。中关村科技园区为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首,北京市经济核心,中国大陆之知识产业首先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略见雏形。但仔细比较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差距悬殊,中关村科技园区之知识产业发展机制存在严重问题,建立适宜的制度和环境是决定中关村未来走向的关键。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起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经过20多年的发展建设,已经聚集以联想、百度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近2 6 万家,形成了下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新一代移动通信、卫星应用、生物和健康、节能环保、轨道交通等六大优势产业集群,集成电路、新材料、高端装备与通用航空、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等四大潜力产业集群和高端发展的现代服务业,构建了“一区多园”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成为首都跨行政区的高端产业功能区。
第二节 中关村科学园区的发展预测
中关村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没有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关村科技园区不可能达到如今这种发展规模,未来,中关村将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顺利经济发展潮流,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应该努力的方向,而中关村也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也一定长久占有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的新领地。对于中关村来说,未来的方向是一定明确的。
一、从自发走向自主
美国硅谷的掘起为世界各国和地区树立了科硏、教学、生产紧密结合,科技与经济同步发展的新典范。但是由于自发性科学园区缺乏总体规划和协调管理,造成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和住房紧张等问题。为此,后来者以此为鉴,政府积极参与到科学园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当中,把园区发展方向、基础和公共设施布局、市政、交通、通训、环境等问题同时考虑的总体规划的作法,它也成为各国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设计新建科学园区所遵循的原则。
二、从模仿走向独创
科学园区对当地科技和经济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世界上 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对兴办科学园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由于,经过一番模仿美国硅谷的热潮以后,各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 府悟出,发挥自己的优势,从事一个或几个高技术领域的硏究开发,进而生产具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是建设科学园区的经验。
三、从国内走向国际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科学园区呈现出明显国际化 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合办硏究开发机构,到国外科学园区设立分支 机构和企业、成立国际科学园区组织。
这也是中关村园区未来的发展趋势,分析这一趋势,可帮我们更好的把握政 7 企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关村来说,未来处理好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必须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政策的支持下,中关村才有可能走的更远,发展的更好,助力于我国科技事业的国际化发展。
第四章 政府与高科技企业关系的现状-问题-原因分析
第一节 高科技企业与政府关系的现状分析
为了充分有效了解高科技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现状,就必须要明白三个问题,一是政府对高科技企业的看法与态度,这一先导看法将影响政府的一系列决策;二是政府在政企关系中所实际扮演的角色,这一实际印证政府对其的看法与态度;三是高科技企业在政企关系中的地位。以下将分别论述:
一、政府对高科技企业的态度与看法
高科技产业是科技与文化的融合,透过科技与文化,创造出利润,同时,利用其经济商机,尽可能的进行商品化,并在商品化过程中,以科技为媒介,生产出文化性的产物,即文化商品。其实,如今高科技的科技产业包含两种观点,即科文化与经济,从文化观点上看,文化商品集聚人类的知识、感性、想法以及创意力等文化性因素,且透过对外传播本国文化,提高国家形象,从经济观点上看,由于智慧经济、服务产业的核心领域,创造出高附加值、雇佣、新产业、新市场,且随数字技术与媒体发展而成长,能响应全球水准的 IT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多频道、多媒体时代以及环保型工业(无烟窗工业)时代。因此政府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高科技产业。政府改变了对于既有科技产业政策态度,其政策重点从督查与限制更多的转换为扶持与支援,但由于不齐全的法律和政策手段及产业环境,科技产业政策并未获得成效,在1997年末期所发生的东亚金融风暴,导致中国高科技产业处于萎缩的困境中。政府开始重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且界定其角色与任务为扶杭文化产业,展开科技产业的支援政策。政府营造有利企业活动的周边环境,同时,让具有创意性想法与规划的企业开发与制作科技产品,提高科技商品的竞争力,且拓展国内外市场。
同时,政府助力于高科技小微企业的发展。
2014年国务院曾印发《关于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切实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其中明确提出要“鼓励大型银行充分利用机构和网点优势,加大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 8 建设力度。引导中小型银行将改进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和战略转型相结合,科学调整信贷结构,重点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在2014年9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扶持小微企业发展,他说,“这里既有服务业增长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通过改革激发了大众的创业激情。”李克强强调,从眼前看,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战场”,是顶住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一招”;从长远看,通过扶持小微企业,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招”。
二、政府在政企关系中所实际扮演的角色探讨
我们可能会想当然的认为政府在政企关系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事实绝非如此简单,因为开放民主的政府既期望和谐稳定的关系,又总试图掌控企业的发展。所以,和谐的表面下也经常涌现着诸多矛盾。总的来说,政府在政企关系中,主要有先进理念的倡导者、价值选择的引导者、行业标准的主导者、市场行为的监管者、价值冲突的协调者五类角色。
先进理念的倡导者:不同于以往高科技企业注重投资环境和利润,如今政府主要以引导推动的方式积极促进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制度,为企业社会责任搭建舞台,并将其提升为国家持续发展的理念中,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效果,让社会民众也来关注企业社会责任。
价值选择的引导者:高科技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树立,一方面需要企业的自觉,更需要外来力量的驱动,必须加强扩大并帮助企业树立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并且提高企业覆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行业标准的主导者:主要指的是一个技术联络和管制的工具,企业必须从此规范里来得到保障而才能从中得到发展,也能做到交易公平合理、减少纠纷。
市场行为的监管者:各个国家经济市场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对于企业市场行为的规范,主要有三个层次,其一是企业自律此实施主体为企业,其二为行业自制此实施主体为行业协会,其三为政府管制此实施主体为政府,一般理想的状态是此三种层次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价值冲突的协调者:现今社会的价值取向多元化趋势,但是价值取向多元化也容易造成负面、消极的影响,给社会发展带来不稳定的因素,这就需要政府公共理性的角度出面协调,促进并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为核心的现代商业价值。
三、高科技企业在政企关系中的角色分析
相比政府在政企关系中灵活而多元的角色,高科技产业在政企关系中则要被动得多。实际上,这种被动似乎是企业与生俱来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这种被动主要表现在对政府政策的执行、对市场风险的背负、对社会责任的履行等三方面上:
政府政策的执行者:政策执行可分为三大模式,包括:第一代的由上而下模式、第二代的由下而上模式与第三代的整合模式。一个立意良善的政策如果没有执行,就无从达成其政策目标,如执行不力或选择错误执行工具,轻则政策成效不彰,严重则可能导致政策失败,甚至产生负面效果,可见政策执行的重要性。执行是一种将政策付诸行动的过程,包括组织活动、解释活动、应用活动三方面。这就要求企业制定合理的策略,诠释政府的政策、并能有效的执行。
市场风险的背负者:与政府的多种角色不同,任何企业的经营都是以生存为主要任务的,其中环境风险是企业营运时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企业为了有效管理个体,需要尽量在合理可行的代价下,尽最大可能消除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使得预期的结果与实际的结果之间的差距能够减到最低。所以,企业在对风险进行管理时,有可能会悄悄的避开政府的政策,或者执行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而规避有可能承担风险的政策,潜在的可能造成政企矛盾。
社会责任的履行者:首先,不必说,政行执行何种的权利就也应予以承担责任,政府在执行权力上必需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达成社会福祉;其次,高科技企业一方面要作为社会公民它除了要面对政府、市场与整个社会且为公众利益不断努力,制度的行成以及公共利益的实践,此为政府的公共责任。另一方面,高科技企业覆行社会责任也需要政府给予的舞台才能发挥,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那么企业就没有覆行的条件与背景。
从政府与企业的不同角色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复杂的、模糊的,不是一两句简单地话可以概括的,这一点既反映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又为我们优化政企关系提供了现实性依据。而社会责任要求政府和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遵从双方可能的、潜在的利益,走上相互合作的道路。下面我们具体探讨一下政企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除此之外,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还与诸多因素有关,比如说银行的资金支持,10 银行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监管部门各项高科技企业信贷支持政策,不断创新高科技企业金融业务产品和经营模式,全力帮助高科技企业客户成长壮大。深入洞悉高科技企业客户金融需求,全面推出相应的服务品牌,建立完善高科技企业信贷机制,推进专营机构建设和业务服务流程优化,为高科技企业客户提供更加快捷、灵活、专业的金融服务。建立高科技企业批量经营模式,提高融资效率。
但因服务的定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由一连串内在心理因素与外在行动的程序表现交错组成出来的结果,是一种无形的产品、没有固定的标准模式,但能使消费者满足其需求;服务通常与实体产品一样,是由互动的双方透过某种程度接触,进而达到双方的目的。品管大师曾说,“服务”是“为他人而完成的工作”。银行服务品质乃是银行提供正确、迅速的业务服务,并且对于顾客的应对及建立互动关系的维持,甚至包含营业环境及银行提供无形及便利的服务以满足顾客期望需求的满意程度。也是因为银行业亦属于服务业之一,有四大特性,即无形性、不可分割性、可变性、易逝性。当市场需求变动很大时,银行服务则立即面临考验,例如月底和发薪日以及假日症候群,不仅银行营业厅人满为患之外,金资中心也常因为处理资料过多乃至拥塞而发生突发事件。
第二节 高科技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问题探讨
任何一种关系的背后牵扯到的都不仅仅是有关双方,更是多种综合因素的博弈。在政企关系的背后,所加持的不仅是政府和企业双方的核心利益,更是相关问题方的正面较量。因此,我们难以忽视政企关系背后所隐藏着巨大的问题。具体来说,从政府方来看,问题有政策制定的滞后、行业标准起草存在漏洞、市场监管的缺失三方面。从企业方来看,主要是政策执行的不利的问题。而双方在背负公共利益时,都偶有疏忽。
首先来看政府方面存在的问题。政府需要管理的是复杂而多元的国家实体,尤其在我国面临全面发展转型之际,更是如此。因此政府需要处理大量棘手的问题,对民众和企业来说,政府是坚实可靠的保障,对国家来说,政府是忠实可信的执行力量。但在处理与高科技企业的问题上,政府需要面对的是三方面的问题:政策制定的滞后、行业标准起草存在漏洞、市场监管等问题,限于篇幅有限,本文不在此赘述。
同时政府还要确保共同资源的分配,共同资源是指所有权不属于任何人的 11 资源。因为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大众,所以人人都有权可以使用,人人不必支付代价或支付很低代价就能使用,故大多数人可能都倾向尽情使用,最后造成使用过度或无法有效使用。此外,当不同企业共同开发同一资源时,如石油或鱼群,将无任一企业有足够的经济诱因去维护这些资源。在管制不存在的情况下,业者将争先开发原油或鱼群,而政府之管制将可避免过度开发或浪费,以延续共同资源使用年限或有效使用。
而外部效果不管有利或不利,都会造成缺乏效率的市场结果,因其会造成边际私人成本不等于边际社会成本,以致造成市场失零。所谓外部效果是指市场交易的结果对非交易的第三者所形成的影响,又称“第三者效果”,亦非交易第三者承担了交易成本或效益。当此一影响为有害时,称为负的外部效果或外部成本。外部效益的例子如:教育、国防、道路等。外部成本的例子如:水污染、空气污染、噪音等。不论是有利或有害的影响,受影响的第三者都是非自愿的。当这些成本被外部化且由社会大众來共同负担,并未直接转移给购买这些产品的消费者,产品价格未能反映出真正的生产成本。外部效果的出现会造成无效率的资源配置,因外部效果的出现会造成过少(具外部效益)或过多(具外部成本)的产出,市场交易中的成本与效益只反映了市场交易双方的成本与效益,没有把受影响的第三者之成本与效益列入所致。所以,只有在污染此一外部成本必须加诸于企业生产成本的情况下,企业才会设法减少污染。当外部成本能反应在产品价格中时,消费者将会避免消费高污染的产品。
一般而言,经济管制是政府为了解抉造成市场失灵所的公共材、外部性、自 然独占,以及资讯不对称之问题,以维护大众利益,经由立法及其执行,管制企 业行为,以期提高经济效率的一种干预方式。
其次来看企业方的问题。
一方面,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因主体不同是分开的,政策执行过程乃是政策制定之后的过程,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两者之间有其任务界限,政策执行者是非政治性之技术官僚,政策执行的性质是中立、客观、理性与科学的。也就是说,政策执行的关键在于基层的企业,企业的执行能力与行为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这也是落实政策的关键步骤。另一方面,政策执行是行动者的复杂互动结果,高科技企业不仅仅接受上级指挥命令,而是具有裁量权,政策执行是决策者与执行者互动的过程与产出,决策者与执行者透过妥协、议价、协商或结盟的活动达成共识,故彼此互惠远比上下指挥更为重要。
企业的经济责任被视为是企业传统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对企业股东的责任。大致而言,企业经济责任所指的是“追求组织最大利润”,这是企业经济责任的首要目标,企业得利,其股份持有者、公司员工等也会因此而受惠。“利润先行”的主导原则让企业在全面深入的渗透市场进行发展的时候,难免会有所牺牲。除此之外,企业还背负法定、道德等责任。
最后,政府和企业都必须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对政府来说,政府并非“非营利组织”,政府是运行管理国家的重要媒介与工具,除了可获得有形的实质经济赞助之外,还可以从中学习企业部门的经营精神与技术,更希望能够透过彼此合作互动的机会,让企业部门感受到政府内在的使命与理想,进而愿意负起社会责任,为社会整体贡献出更大的力量。同时,政府是高科技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提供者,这对企业而言,过去企业部门参与公益活动只是纯粹扮演金钱或物资的赞助角色,对于公益活动的实质内容鲜少深入关切或参与讨论。受到外在环境改变,以及企业理念也以经济利益为前提,逐渐转变为必须担负起社会责任,以自身的力量或透过和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的合作,积极主动的参与公益活动。
一方面,对企业来说,除了为获得实质的经济支援之外,无形的技术与人力之辅助,也是一项额外的附加价值。更深层次地来说,高科技企业期待能够透过与企业部门的合作,将其理念宣导给企业部门与社会大众知悉,让企业部门愿意负起社会责任。这是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动机。另一方面,企业部门在运作的过程中所消耗的有形与无形资本,以及其所获得的利润,并非单单只是来自企业部门营运的结果,也包括来自于社会大众及企业部门所处的环境文化、社会政治等因素的互动。因此,企业部门的发展与整体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企业必须承担整体环境下所负载的社会责任。
未来高科技产业究竟路在何方?
一、完善顾客管理体系。顾客关系管理日益备受重视,顾客关系管理是一种 13 管理顾客的方法,指企业透过有意义的沟通来瞭解和影响顾客之行为,以达到增加新顾客,防止旧有顾客流失、提高顾客忠诚度和提高顾客获利的一种手段,是一组技术;也是一种反复将顾客资讯转换为正面顾客关系的过程。顾客关系管理的本质是一 种企业策略的执行。目标则是为顾客创造长期价值,同时达到企业利润极大化。透过积极使用资讯,将顾客资讯转化为顾客关系管理的互 动过程。顾客关系管理是从建构顾客知识开始,让银行建立长期的与资源管理的顾客关系和顾客互动。顾客关系管理的定义是透过资讯科技,将行销、客户服务等加以蝥合,提供顾客量身订製的服务,并增加顾客满意度与忠诚度,用以提升顾客 服务品质,达成增加企业经营效益的目的。企业能够经营成功均有一个充分且必要的条件,不是产品而是顾客。随著时代的演进,企业与顾客互相沟通、信任、互动、相互定位;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有效的顾客关系管理,才能够增进企业的投资报酬率。
二、提高顾客忠诚度。顾客忠诚度就是是顾客对于事后服务满意之后的一种行为表现,当顾客对某一产品产生忠诚度时,即顾客信任该企业,甚至愿意承诺继续与该企业往来,重复地购买科技商品外并且免费银行正面做宣传,也会推荐该产品给其他顾客,为企业带来更多新客源。当顾客对某一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产生感情、依赖与认可,形成偏爱并坚持长期重复购买该企业产品或服务时,会对该企业产品或服务表现出在思想和情感上的一种高度信任与忠诚的程度,是顾客对企业产品或服务在根期竞争中所表现出的优势评价。通过提升售后服务与服务品质来满足顾客的需要,维持顾客与企业之间的网络,最重要是要让顾客对企业产生满意度、忠诚度,这也是高科技企业经营策略上一大课题。
三、确保售后服务。事实上良好的售后服务、服务品质与企业品牌形象表示业者给予顾客的保证与保障,顾客才能够安心放心有信心产生冉次回瞋意愿,更会快乐地向他人推荐与之往来。相对而言,如果劣质的售后服务、服务品质与负面企业品牌形象,顾客将会产生愤怒、悲伤、担忧与害怕,随之拒绝往来,更甚至于大肆负面宣传,导致其他金融商品投资人资金抽离,公司灾难可能因此而发生,在秉持“稳徤、前瞻、专业、热忱”的品质政策才能真正服务社会大众与永续经营。这是也正是未来所有高科技企业该努力的方向。
第三节 高科技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原因解剖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企关系矛盾背后隐藏的利益的追求的异化,那么,政府和企业到底该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呢?笔者以为,在企业部门的“营利”目标与政府之间的“非营利”目标之间,企业所扮演的角色是在提升资源应用的效率,创造更高的运作效益,并让自身能够在需要的时机被主动发掘,并自身应致力于提升为被企业投资的对象。因此,两者间若能在社会责任与企业营利的矛盾中找出平衡点,且在企业利益和公益维护的折中过程中做出最有效的运用,对企业而言,应能共创双赢的局面。政府也可以透过建立彼此的伙伴关系而获得进入市场的管道,同样地企业也可借由与政府的合作,达到提升企业形象,促进组织成员反思的目的。所以,双方还可以通过相互学习获得彼此的知识和技能,应用对方的技术、对问题的分析或管理风格等而期待建立良好的、共生的互动关系。为了建立这种关系,本文也提出了如下策略,仅供参考:
第五章 建议
进入大数据时代,受益的不仅是高科技企业,政府也是受益者,政府监管部门的覆盖规模与精确定位能够同步实现,这让监管更有底气。其实,在法治社会中,企业与政府不是敌对关系,也不是传统的婆媳关系,而是合作伙伴关系。合作价值就在于法治秩序决定企业的市场生存环境。江湖式企业经营与随意性的治理监管都是非健康的市场成长模式,在权力制约的角度,市场与政府的边界严格划分;但是从职能服务的角度,政府与企业是亲密的合作伙伴。而为了更进一步优化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现就对其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高科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一)政府管理下的公共利益需要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政府公共管理本质是行公共之政,而公共最早在希腊有二个意思,其一是个人能超出自身利益去理解并考虑他人的利益,也就是一个人能同时考量公共精神和意识到参加公共事务的表现。其二是指人与人之间在工作和互动中能互相照应和关的一种状态,由此二者都可以看出其意境都是在群体生活的背景,有群体生活就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而这裡的公共也就是社会的一种,二者是一致的,而公共利益是指众人所享有的,也涉及了国家利益与广大社会公众福址的利益,它并非简单的集体利益,而公共利益成为政府公共管下的出发点和目标。
而企业社会责任所说的其实是公共利益,社会是一个企业作为依赖和发展的 15 主体之一,理所当然企业也需要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而努力。而企业除了为社会也必须为政府管理的框架下,承担应当的社会责任,其主要也有二大原因,其一为企业需要社会提供源源不绝的养份,离开社会,企业将不存在。另一方是政府的权力渐渐转移至企业、机构、团体的手中,有政府公共领域私人化的趋势。总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公共利益价值导向下公部门管理的需要,也是企业想要永续发展下必然的趋势。
(二)政府管理实现治理理念需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西方国家对于治理理念的兴起,提出了一套理念与制度架构,其认为管理是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下公共事务诸多的总和,是一种衝突与调合持续的过程,也有特定的权力与执行力使人们服从,然而有效的管理必须建立在国家和市场的基础上,它也是对国家和市场手段的补充,但他不可能是绝对的,也没法替市场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良好的管理模式,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是一种由上而下的管理、参与,而以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它的本质其实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也是二者的最佳状态,也可以说,良好的管理也是是国家向社会回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社会的主要公民之一,必须提倡公共精神和责任的意识,积极承担相对应的社会责任,这是政府对公共管理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作为社会公民的当然责任,只有所有企业都能够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我们的社会才可能出现稳定、和谐、良好的局面。
(三)政府公共管理结果的责任需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政府公共管理的根本特徵是在于它的公共性,对公民负责是最根本的义务关系。西方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力图建麽一种责任机制,而这种责任机制要求的其实是实现顾客满意,即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满意,另一种管理主义责机制是在该模式中加入了对公众的直接责任,前者其实和企业私人产品的主要提供者相关,后者则和政府公共管理相关。许多公共产品的顾客满意度也和各企业直接相关,例如:空气质量问题。从上述也可看出政府公共管理下所追求的顾客满意目标,如果少了企业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在这裡才会说明为什麽政府公共管理的结果也需要企业一起来承担,从这裡企业不只是在法律或出自内心自觉来实现,更重要的是企业如果有其行动,如慈善捐款,那也会产生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不仅能缓和其矛盾还能够使得民众对政府公共管理下的信任,实现社会和 16 谐。
二、企业社会责任下的落实政府公共管理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共性要求政府公共管理的介入
企业社会责任指企业与社会互动中应当承担的义务以及为不良行为承担结果,任何企业的互动对象总是有限的,供应商、销售商、广告商、管理咨询者、学者、顾客、潜在的顾客、社区、潜在的员工以及能够了解到企业的社会大众都会有一定的界线,以上几种我们称之为利益相关者,这些能和企业直接互动的对象实际上就像是构成整个社会的公众之一部分,而这些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公共利益。而企业的外部行为能直接对公共利益造成影响,而企业内部行为则能间接地对公共利益造术影响,前者就好比是企业的排污行为,后者就像是企业对员工的管理行为,企业就像是社会的主体一般,它的行为总是和公共利益直接或间接的相关,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麽政府要介入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
(二)企业追求利润的本性要求政府加强立法与监管
传统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如果有效率的使用资源并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且以消费者能够接受的价格去消费产品,企业就实践了企业社会责任。故为了推动企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政府公共管理必须加强相关的立法制度,另一方面,要有一个稳定、效率的企业社会责任约束制度,除了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制化外,也应加强政府的执行力,甘此才让企业意识出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取向需要政府公共管理的激励制度 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动机很多,但真正能够吸引并业承担社会责任,吸引他们更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办法,其实是建立一套良好的市场机制,让企业可以赚更多的钱,企业使用资本来产出最大的价值,有一隻看不见的手其实是引导他们去促进另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原本想追求的价值,也由于非完全竞争市场下的企业因为讯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使得企业单方面想达到利润最大的情况下反而会为公共利益带来伤害,这也是执行企业社会责任下的问题之一,而想要化解此一情况达到双赢的情况,只能依赖政府在公共利益上的激励制度。然而在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我们也必须尊重企业追求自身利,这一点也是为什么政府能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政府与企业二者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政府应在何种意境扮演什么角色来辅助、规范、协调企业,而企业又应在什么什么条件下回应政府。双方都必须要拥有共同的努力,才能实践出真正的结果。“平等对待、共同奋斗”是政企关系的深层次润滑剂,也是长远深度发展的要诀,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似乎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邹伟进,胡畔.政府和企业环境行为:博弈及博弈均衡的改善[J].理论月刊,2009,06:161-164.[2] 王丹.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机制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09.[3] 马永斌.区域创新体系中大学、政府和企业合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科学管理研究,2010,05:21-24+26.[4] 朱锦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D].苏州大学,2006.[5] 崔丽.当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D].吉林大学,2013.[6] 樊慧玲.政府食品安全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耦合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2.[7] 苏永华.“依附式”合作与双重推动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企业的关系研究[D].厦门大学,2007.[8] 何辉.如何理解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现状:政府和企业关系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03:139-144.[9] 金太军,袁建军.政府和企业交换中的一致与分歧[J].学术月刊,2012,11:88-98.[10] 刘金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政府角色转变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2.[11] 张鲁秀.企业低碳自主创新金融支持体系研究[D].山东大学,2012.[12] 张自立,李向阳,张紫琼.基于生产能力共同储备的政府和企业应急经费规划模型[J].管理工程学报,2011,01:56-61.[13] 韩磊.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和企业的博弈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 18 究生学报,2008,04:66-71.[14] 金太军,袁建军.论政府和企业的协调机制——以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为背景[J].人民论坛,2011,14:216-219.[15] 胡鸿高.企业社会责任:政府·企业·利益相关者[A].北京论坛(Beijing Forum).北京论坛(2007)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模式:“全球化趋势中跨国发展战略与企业社会责任”法学分论坛论文或摘要集(下)[C].北京论坛(Beijing Forum):,2007:14.[16] 王海龙.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对企业激励约束机制研究[D].南京财经大学,2012.[17] 李龙飞.从政府的企业到企业的政府[D].西南财经大学,2007.[18] 万文海.政府、企业、公众在区域可持续发展中的冲突博弈与制度安排[D].华侨大学,2005.[19] 柏娟萍.低碳发展模式下政府和企业的动态博弈分析[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4:54-58.[20] 莫增斌,陈起林.论政资分开──从政府和企业的权力变迁角度分析[J].经济学家,1995,04:4-12-126.
第五篇:行政管理与政府公信力关系浅析
行政管理与政府公信力关系浅析
哈工大经济管理学院 鲁保才
摘要
政府是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共管理的专业部门,它的一切行为都要以公众信任为基础和前提。提升政府公信力,既是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步伐的客观需要,也是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途径。但目前毒奶粉事件、三氯氰胺事件、动车事故等事件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论文首先讨论政府行政管理效率与政府公信力关系,分析了近年来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公信力流失的原因,探讨重塑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思路,期望助于当前政府公信力日益下降局面有所改观,同时对于我国当前行政改革有所借鉴意义。关键词:行政管理;政府公信力;行政改革;公信力缺失
目录
一 行政管理与政府公信力关系浅析„„„„„„„„„„„„„„„„„„1
(一)政府公信力是行政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与前提 „„„„„„„„1
(二)有效实施行政管理有利于提高政府公信力 „„„„„„„„„„„„2 二 当前影响我国政府公信力的主要因素„„„„„„„„„„„„„„„„2
(一)我国政府公信力缺失的主要表现„„„„„„„„„„„„„„„„2
(二)我国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原因分析„„„„„„„„„„„„„„„„3 三 如何重塑政府公信力 „„„„„„„„„„„„„„„„„„„„„„3
(一)转变政府观念„„„„„„„„„„„„„„„„„„„„„„„„„3
(二)加强法制保障 „„„„„„„„„„„„„„„„„„„„„„„„4
(三)改善工作机制,完善工作流程 „„„„„„„„„„„„„„„„„4
(四)提高政府工作人员行政道德 „„„„„„„„„„„„„„„„„„4 参考文献 „„„„„„„„„„„„„„„„„„„„„„„„„„„„„4
提高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不仅关系政府工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而且涉及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党和政府长期以来高度重视政府公信力问题。“十二五”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提高政府公信力,并将其作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因此政府公信力如何影响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展开,政府公信力是如何流失并将如何得以重塑„„这些问题都亟待探讨。
一 行政管理与政府公信力关系浅析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在其公共行政活动中依据自身的道德状况所表现出来的与社会公众建立自愿的稳定的并能在紧急状态下外化为物质力量的信任关系的能力。政府具备了一定的诚信度也就具备了一定的信用能力,公众依据政府的信用能力对政府表现出相应程度的信任。在发生大地震后,日本民众仍能够井然有序地等待政府组织救援,其间体现出来的对政府的信任不得不令我们思索。
(一)政府公信力是行政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与前提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难兴,政无信必颓。之所以说政府公信力是行政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与前提,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政府公信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政府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政治合法性主要指公民对政治行为的自愿接受性,即公众对于当前政权的认可程度。信任和认同是合法性的直接基础。而认同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又只能源自信任。因此,我们说,政府公信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政府政治合法性的强弱,而政治合法性的强弱又直接关系到政府的生死存亡。这也是我国政府以及我国共产党致力于提供公信力的主要原因。
二是良好的公信力有助于降低公共政策执行的成本。公共政策是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基本手段和工具,社会公众只有在对政府兑现承诺具有充分的信心,相信政府不会不讲信用的情况下,才会遵从规章制度。
三是良好的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基础。政府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离不开公众的信任,只有公众信任政府,认为政府是在为他们谋求利益,公众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政府的领导和指挥,在政府的动员和组织下投身到相应的实现公共目标的活动中。
(二)有效实施行政管理有利于提高政府公信力
政府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如同水之无源、木之无本。跬步不积,则无以至千里,政府公信力的获取来源于政府日常与人民接触的管理服务工作中。作为实施政府管理的有效手段,通过文明、科学、人性的行政管理,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正廉洁、透明公开、讲究实效的政府形象,才能获得公信力,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政治的文明、社会的文明。
二 当前影响我国政府公信力的主要因素
(一)我国政府公信力缺失的主要表现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尚不健全的经济体制给政府的失信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出现了信用危机。些政府部门及其公务人员言而无信、道德失范、政策朝令夕改、责任制不健全、决策不科学等失信于民的行为大量存在,引发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严重地影响了各级政府在社会公众中应有的形象和威信,阻碍了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落后行政管理会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当前政府公信力缺失主要有以下表现: 政府公信力缺乏法律约束
在中国现阶段,由于市场机制和政府权利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政府官员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无视法律约束的违法行政行为屡屡发生,致使社会当中存在十分浓重的不信任法律倾向,大大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如喧嚣一时的“我爸是李刚”,到最近的“反对我就是反对党”,从案件的分析情况来看,这些官员或官员子女往往都是把自己置身于法律之上,以权代法,以权乱法,为所欲为。政府政策失效
第一,政府政策缺乏威信。这是由于政策的稳定性不够,一些地方政府形成“一个班子一套思路,一届政府一个政策”的局面,政策被随意的更改,致使公众对于政府行为所做出合理的预期,也随着客观事物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第二,政府部门间互相“踢皮球”。令行禁止,是政府信用最现实的体现。在政策执行方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三令五申,屡纠屡犯;法律之间、政策之间、部门之间相互“打架”的现象,不仅反映政府信用存在问题,而且还影响到政府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政令不落实就是失信。从而导致政府政策的权威丧失。第三,政府人员行为不当。作为政府工作人员,人民公仆,在其位却不谋其职。自身定位的错误,也变导致了行动的错误。政务信息公开缺位
政务工作该让公众知道的,应让公众了解、知情,这是政府和公众沟通、合作的过程从而使政府所做的工作更能反映民情、体现民意。然而,一方面一些政府仍然把公众排斥在外,把政府过程神秘化不注重政务信息的公开化,而民众对民主化的机制,政策的制定、实施缺乏了解。如某县曾将本县29岁副县长个人履历成为政府机密,无疑此举大大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二)我国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原因分析 1 行政的合法性、透明性、民主性缺乏
因政治权力缺乏足够监督导致贪污腐败;决策的随意性和不连续性,导致政策朝令夕改;地方保护主义,无视国家法规政策;为捞政绩,公然伪造上报数据等等现象,一次次挑衅着政府行政的合法性、透明性与民主性。民众的知情权和参政要求没有得到尊重甚至被践踏,政府的公正性和为人民服务的无私性也就无从体现,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职能与责任不清
机构职能交叉,各有各的门槛,交叉执法、重复执法,导致公众无所适从;部门领导多,虚职多,造成“职务贬值”,既助长了官僚主义,又阻碍了政令的畅通;多头领导,几个部门分段管理,岗位的设置界限不清,导致管理混乱;一旦出现失误,即以集体名义承担,规避责任。效益观念不够
存在小部门利益主义,不作为、慢作为;办事程序冗长、效率低下,新建的“政务中心”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反而增加一道门槛;不在乎行政成本,浪费情况严重,如大力兴建严重超标的办公楼、招待费用居高不下、错误认为只要自己不拿吃点喝点不算腐败。这类“公家的钱,随便花”的奢侈浪费,也让“该花钱的地方,没钱花”,使公众怨声强烈。
三 如何重塑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一旦降低,恢复起来就很困难。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流失不利于建立和完善会信用体系,不利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利于提高国家和社会的竞争力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能动性。因此,重塑地方政府公信力显得极为迫切和需要。
(一)转变政府观念
实现政府职能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树立行政管理的服务理念。传统政府的职能重心是统治和社会管理,而现代政府职能的重心则是社会服务。政府应当重视民众希望和合法期待,重视民众的满意度评估,从对特定“功能”、“结构”的服从转变为对特定“使命”、“顾客”、“成果”的认同,从独断专横的领导转变为民众参与的领导。取得公众信任的公共政策、政府行为等应该是政府与公众“双向互动”的结果,尤其是在制定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时必须提高公众参与度,听取公众意见。提高政府公信力,政府应该变“单边主义”为“双向互动”,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只有先从观念上进行转型,树立服务理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的公信力问题。
(二)加强法制保障
一方面要放松管制,不符合法律、不符合法治精神的管制要坚决杜绝,为此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环节,真正做到还权于民。另一方面政府要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步骤办事,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办事程序,公开办事事项,通过健全公开听证、公示等制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三)改善工作机制,完善工作流程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政府工作流程的改善则是每时每刻都可以做的。政府工作流程的改善也是影响公众对政府服务水平评价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于提高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作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的阶段,政府管理粗放的痼疾正日益暴露。我们应主动实践新的东西,在这方面尽快完善。这对提高政府公信力会大有帮助。
(四)提高政府工作人员行政道德
政府工作人员行政道德与政府公信力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行政道德建设是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基础性建设。提高政府工作人员道德素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公共监督,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舆论压力促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遵循行政道德。二是增强自律意识,加强思想道德培训,增强荣誉感和使命感,为提高政府公信力创造良好的思想文化条件。三是实现行政道德法律化,将需要法律来维系的转化为法律法规。
参考文献:
[1]邓志辉,《实施精细化管理,提升政府行政管理效》,消费导刊·理论版,2008年第九期。
[2]金太军、袁建军,《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政府能力考量》,社会科学战线,2006,(4)。
[3]吴威威.良好的公信力:责任政府的必然追求[J].兰州学刊, 2003(6)。[4]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143。[5]刘飞宇,王丛虎.多维视角下的行政信息公开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