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方立法选项机制的思考发展与协调（定稿）

第一篇：关于地方立法选项机制的思考发展与协调（定稿）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关于地方立法选项机制的思考

一、编制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的目的和意义

编制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是地方立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地方立法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立法规划和计划的重要性也在日益增强。编制立法规划能够预先把握一段时期内地方立法的总体需求，确定地方法制建设的重点和主要目标，整合立法需求，避免重复立法和分散立法。编制年度立法计划，是为了在立法规划的基础上，选择当年立法需求最为突出，立法可行性最强的项目，并合理安排审议时间，保证审议工作有序进行，提高审议质量和效益。立法规划和计划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地方立法同改革发展稳定的社会大局相结合，同国家的立法进程相适应，同地方其他立法项目相协调，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二、编制计划(规划)过程中的若干问题

(一)立法项目申报中存在的问题

1.有些部门申报项目的指导思想不准确。项目申报应从地方法制建设的大局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普遍需要出发确定需要立法的事项。然而有些部门却将制定法规当做部门权力和利益的法定化，有些部门将立项成功看作本部门的政绩和公关能力的体现。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申报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重立项甚于重法规起草。因为法规一般由申报部门负责起草，只要立项成功，怎样起草就基本由政府部门自己决定，因此能否在人大计划(规划)中立项就比完成法规起草更为关键和重要。甚至有的部门在申报规划时据理力争，列入规划后就置之一旁，不闻不问;二是互相攀比。用政绩的眼光看待立项，自然产生攀比倾

向。有的是部门之间互相攀比，其他部门有法规本部门也要有;有的是后任和前任之间的攀比，前任没有申报成功的项目后任一定要申报成功。

2.申报项目中修改和废止项目较少。法规应当及时修改或者废止，以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申报部门比较重视制定新项目，修改和废止法规的意识不强。例如上海市编制1998-2002年规划时，有关部门共申报213件项目，其中修改项目占18.3%，废止项目仅占0.4%.修改和废止项目偏少，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部门认为，制定新法规能够体现工作成绩，而修改法规的成绩就不明显;有的部门认为法规改不改无所谓，只要不影响执法活动就可以;有的部门认为，废止法规会影响工作形象，法规有总比没有好。

3.项目申报来源单一。从工作而言，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部门、政府各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青妇等单位都可以提出申报项目，代表提出的立法议案也有可能列入计划。上海市在申报1998-2002年规划项目时，共有65个单位提出申报，其中政府部门占87.7%，人大部门占7.7%，社会团体占4.6%.在编制计划时，政府申报的占90%以上。项目来源的单一化趋势一方面减少了其他渠道特别是代表参与立法的积极性，削弱了立法视角的全面性，另一方面增强了立法计划(规划)对政府工作的依赖性，减少了人大对计划(规划)安排的主导性。

(二)计划(规划)编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编制部门对社会宏观需求把握不足。编制部门在日常工作中，缺乏有效的机制和专门的渠道掌握社会立法需求，往往只是到开始编制计划(规划)时，才进行一定的调研。因此编制部门对社会立法需求的平时储备不够，对需求把握不足。在对申报项目的选择过程中，调研论证工作主要是听取政府部门的汇报，编制部门主动调研不多，出去调研不多，调研工作局限性还比较大。

2.编制部门在编制工作上的主导性不强。编制计划(规划)的一项重要功能在于对申报项目进行整合，即要求合并调整范围相近的项目，支持社会急需的项目进入计划(规划)，或者要求修改项目进行长远安排。

由于项目主要由政府部门起草，编制部门的意图往往难以影响政府的起草工作，只能在现有的申报的项目中进行选择。编制部门的主导性不强，影响了现行地方法规总体结构，表现在：部门性法规多，综合性法规少;某些项目在短时间内多次修改;调整范围相近的法规比较多。

3.编制的科学性还不高。立项标准得到贯彻的程度是检验立法计划(规划)科学性的标准之一。如上海市的1998-2002年立法规划对立项标准作了规定，申报项目应具有法律上的可调整性、重大问题应当经过协商、具有法规初稿并有立项申请说明。目前不少不符合立项标准的项目，因为各方面的意见一致，或者某一方面的极力坚持，而最终能够立项。这种情况反映了计划(规划)编制的科学性还得不到重视。

(三)计划(规划)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1.规划的实现率不高。上海市1995-1997年立法规划共列有项目67件，至1998年1月，完成规划项目35件，占项目总数的52.2%.1998-2002年立法规划共列有项目66件，根据前4年的落实情况和2002年度立法计划的安排，预计规划可以完成42件，占64%.从两个规划的执行情况来看，规划的实现率并不高。

2.计划变动性大，计划的严肃性未得到充分尊重。每年的立法计划由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并作为常委会年度工作要点的一部分提交常委会表决，具有相当的严肃性。然而上海市1998年计划的变动率(计划增加项目和减少项目数量的总和占计划项目的比例)是15.4%，1999年计划的变动率是46.2%，2000年计划的变动率是30.4%，2001年计划的变动率是78.6%.计划变动的原因往往在于现实紧急需要，致使一些项目未经过充分论证也进入了计划。有的计划变动还有主观原因：一些部门以现实紧急需要为托词，要求将一些修改内容不尽合理的项目挤入计划。变动性大致使计划的规范性和法规自身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3.每年的立法工作前松后紧。每年的立法计划在1月份基本确定，政府部门往往要等计划确定后才对列入计划的法规草稿进行最后研究修改，经过一系列必须的程序，政府的立法案提交到常委会时常常在6、7月份。而每年的项目至少在13、14件，而年内提请审议的项目一般应当在年内交付表决，势必造成下半

年的立法工作非常紧张，而上半年的工作又相对宽松。某些下半年才提交审议的法规因为工作时间紧张而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三、改进计划的几点建议

1.计划(规划)的项目来源要争取多元化。首先，要在程序上保证代表议案进入立法计划的可能性：(1)代表审议结果报告对于立法议案的审议结果要明确意向，对于需要立法的要明确议案起草完成的最迟时间，明确将议案提交常委会审议的最迟时限，并跟踪代表议案的办理情况，督促代表议案能够提交常委会审议。(2)尝试将论证充分、可行性强的代表议案列入当年的立法计划。其次，要拓展渠道，建立制度，定期听取法院、检察院、社会团体的立法要求。对于法院和检察院在司法工作中发现的地方性法规中不完善的规定，由专门委员会根据他们的意见提出修改法规的议案。最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向全社会征集若干立法项目，组织专家和有关部门论证起草。

2.编制部门要把握宏观立法需求。编制部门要建立日常信息收集渠道，定期收集分析，把握改革发展的大局。对于申报项目，除了听取有关部门的汇报外，对于其中难以把握的问题还要进行必要的主动调研，对于建议项目必要时还可以邀请专家发表意见，保证列入计划的项目是必需的和最优的。

3.完善和坚持立项标准，增强编制部门在计划工作中的主动性。编制部门的主动性体现在能够坚持立项标准。首先，立项标准本身要符合地方实际，避免大而空泛;要科学化，具有可操作性、可判断性;还要根据每年地方工作的大局不断作出调整。其次，编制部门要勇于和善于坚持立项标准，防止适用标准不一，防止对标准的随意解释。

4.对修改和废止项目采取鼓励政策。每年申报项目时，改变目前的行政管理法规的议案由政府提，人大自身建设的议案由人大专门委员会提的状况，规定行政管理法规，除了政府部门，人大专门委员会以及其他提案主体也可以提出修改、废止要求;编制计划时，一般把握修改和废止项目占项目总量的30%~40%左右。

5.计划编制采用新方法。(1)改变目前以项目为单位，以年内表决为目标的计划安排方法。建议参照全国人大审议法规计划安排，以常委会会议为单位，以完成法规第几次审议为安排进度标准，这样符合立法工作的规律，避免形成所有计划内项目必须在年内表决的观念。新的计划安排方法突出了以几件法规通过，几件法规进行了初审，几件法规进行了二审作为衡量工作的观念，有利于保证法规审议质量。(2)建议两年为时间跨度编制计划。计划的时间跨度延长至两年，有利于起草部门及早完成法规起草，部分项目可以提前到上半年提交常委会审议，缓解常委会下半年的紧张状况;有利于编制部门掌握更长时期内的立法需求，增强计划的预测功能;有利于编制部门对计划项目进行宏观调控，起草完成早的部门可以提前提交常委会审议，完成晚的项目可以延迟到后一年，编制部门的主动性也可以相应发挥出来。

四、关于规划的几点专门建议

五年立法规划对安排五年立法工作，指导年度计划的编制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如上海市1998-2002年五年规划的完成率预计达到64%，证明了规划中的项目安排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同时也要看到地方立法规划存在一些不足：①规划变动性较大。地方立法由于受到国家立法进程的制约，不少列入规划的项目往往需要等待国家法律的出台才能够制定，不少没有列项的项目因为国家法律修改而必须及时修改;②由于地方立法权限有限，地方立法的主要领域(就上海而言)是在城市管理领域，而这方面的法规基本全部由政府起草，人大作为编制规划的主体对规划实施的主动性就比较弱;③由于规划跨年限较长，而社会经济变化较快，因此，许多规划项目在列入计划时需要重新论证，这样，规划对计划的指导作用就比较弱。

关于地方立法规划，今后是否需要编制，不能一概而论。在计划跨越时间延长的前提下，可以不编制规划。如果编制规划，建议以三年为期。规划中的项目不宜全部确定。建议把握得准的，明确项目名称和起草单位;把握不准的，以“涉及某某方面的法规”为题，作比较笼统的规定，在规划的实施过程中再逐步明确。

第二篇：关于地方人大立法审议机制的若干问题发展与协调[范文]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关于地方人大立法审议机制的若干问题

依照法定程序审议地方性法规案，是省级地方人大立法活动的重要环节，也是省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立法审议机制是否健全，直接关系到地方性法规的质量，关系到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效率和法定职责的履行。二十多年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健全立法审议机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施行两年来，市人大常委会依照该法的规定确立了统一审议机制，由市人大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的意见对法规草案进行统一审议，对于进一步提高常委会审议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

现就近年来市人大立法审议机制形成的一些经验和需要完善的方面，提出个人的粗浅意见如下：

继续完善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审议机制

1、关于法规案的审次把握。

根据《上海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法规案一般实行常委会两审表决制，某些内容较为单一的法规案也可以一次审议后交付表决。在立法实践中，这一原则规定尚需细化。一是常委会对某项法规案进行初审，需要在常委会会议前确定其审次，以便安排会议议程、日程和准备相应的立法文件，而不能“视审议情况”再确定该法规案由本次会议表决还是交由下次会议表决。二是同为法规案，制定、修改或者废止法规案的审议要求和实际工作量是很不相同的，在审次上宜作区别对待。此外，根据法规审议和修改的不同情况，常委会会议可以在本次审议后即进行表决，也可以在本次审议后暂不表决，留出修改时间，交由下次常委会会议表决。

适当地确定某一法规案的审次，既关系到保证审议质量，也关系到提高常委会的工作效率。审次的确定，一般可以由有关专门委员会在法规案的审议意见报告中提出建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的审议情况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确认，经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决定。确定法规案审次的一般原则是：

(1)新制定法规，一般实行两审制。初次审议中意见较为一致的，可在二审后同次会议交付表决;审议后问题多、修改量大的，宜在二审后下次会议交付表决。

采用简化体例“若干规定”的法规案，或者常委会就内容单一的法律问题作出决定，可以在一审后即交付表决。

(2)修改法规案，采用修订草案方式的，一般均实行两审制;采用修正案草案方式的，审次视修改内容的多少和难度而定。

(3)废止法规案，一般均可由常委会一次审议后即交付表决。审议中有争议的，也可在一审后交付下次会议表决。

2、常委会审议方式和法规案审议时间的把握。

常委会审议法规案，采用大会审议和分组审议相结合的方式，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多年实践形成的一项立法经验，并已作为工作规范写入《上海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第二十三条)。大会审议的优势在于集思广益，视野开阔，可以避免常委会组成人员个人认识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分组审议的优势在于讨论和交换意见比较充分，有助于提高审议的深度。经过分组审议，由小组召集人在常委会大会审议时先作汇报交流，可以使常委会组成人员全面了解各组的审议意见，加以比较并作出正确的抉择。但是，召集人的汇报发言并不能完全代替组内其他委员的审议发言。组内其他委员或者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对本组召集人的发言作补充和纠正，可以重申个人的不同意见，也可以发表新的意见。

有鉴于此，安排常委会会议日程时，必须给大会审议留出充裕的时间。不论是法规案初审中分组审议后的大会审议，还是法规案二审中的大会审议，单件法规的审议时间一般不宜少于2小时;有的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条文较多的法规草案，安排审议的时间宜更多些。如果在一个半天的会期中安排议题过多，势必使委员们审议法规案言犹未尽，难以充分发表意见，影响法规案的审议质量。此外，同常委会大会审议法规案一样，分组审议法规案也应当安排充分的审议时间，不宜在分组审议法规案时过多地穿插安排其他议题。

3、努力形成常委会审议的辩论机制。

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法规草案或者草案修改稿发表审议意见，不仅要指出条文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而且要提出不同的修改方案，或者调整章节结构的具体建议，以供常委会进行比较，作出选择。要倡导在常委会审议中发表不同的观点、意见和修改方案，倡导开展辩论，通过辩论找到最佳方案，为会后的条文具体修改工作指明方向。常委会组成人员以个人名义发表审议意见，是其法定权利，应不受限制和约束。某一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委员会的不同成员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对专门委员会向常委会所作的审议意见报告、审议结果报告和修改情况报告，持有保留意见的该委员会成员也可以在会上发表个人的不同意见。分组审议后召集人向全体会议汇报审议情况，既要介绍一致的意见，也要介绍不同意见的争论。总之，要倡导和支持常委会审议中不同意见的争辩，并在较多委员发表意见的基础上，由主持人及时作出归纳，形成常委会的审议意见。这是保证审议质量、体现立法民主的重要机制。

4、努力形成常委会审议的单项表决机制。

表决，是常委会经过审议作出选择、表达意志的重要方式。在立法审议中，除了审议结束时对法规案通过与否需要付表决外，在审议过程中还应当适时启动单项表决机制。即对某一具体问题或者方案进行单项表决，以准确表达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个人意志并体现多数人的真实意向，从而避免对法规案作一揽子总体表决的局限性。常委会审议中出现如下情况时，一般可以考虑启动单项表决：

(1)常委会初次审议法规案，对该法规的立法必要性产生分歧，需要决断是继续审议还是搁置审议时;

(2)常委会审议中对法规草案中某一条(款)的设置产生争议，需要决断是删除还是保留该条(款)时;

(3)常委会审议中对某一条款的修改方案产生分歧，需要对不同的方案作出抉择时;

(4)常委会审议中对法规草案使用的名称、适用范围和调整对象等立法要素的表述产生分歧，需要对是否修改、如何修改作出抉择时。

审议期间单项表决的启动，可由常委会会议主持人同常委会其他负责人即时商议后决定。这种表决方式的启动具有随机性，要由常委会会议的主持人根据审议的实际进程，审时度势及时作出判断。这就要求主持人不能拘泥于工作部门事先准备的会议主持稿。因为这种表决不可能进入预定的会议议程，无法事先作出安排。

5、常委会分组审议法规草案应当规范化。

人大常委会依法审议议案，通常有大会审议和分组审议两种方式。由于常委会组成人员人数较多，常委会全体会议即大会审议单项议题的时间十分有限，因此不可能让太多的组成人员在全体会议上得到审议发言的机会，需要通过分组会议的方式，使更多的组成人员有机会发表意见。尤其是审议法规草案，组成人员发表意见往往比较热烈，全体会议发言和分组会议发言两种审议方式互为补充，很有必要。但是，目前分组审议的重要意义和法律地位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分组审议的基本要求和程序、规则，在早年制定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和新制定的《上海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这两件法规中都未作出具体规范。同全体会议审议相比，分组审议往往显得松散。其主要表现，一是出席率难以保证。全体会议审议时因有插卡考勤的制约，且必须符合法定人数方能开会，常委会组成人员一般不会轻易缺席，即便不能到会也能自觉履行请假手续。分组审议就不同了，因为没有设置考勤程序，一些委员尤其是非驻会委员，往往一到分组审议便请假去处理其他公务。此外，常委会会议期间如有法规案要交付本次会议表决时，有关专门委员会和法工委的成员往往会在分组审议时另行开会、修改有关文件;常委会会议期间的主任会议也时常安排在分组审议的后半段同步进行。这些都影响了分组审议的出席率和审议效果。二是审议发言的规则不明确。有的委员发言未能紧扣议题，有的委员发言过于拖沓，耗时过多，有的委员甚至会穿插一些题外话。因无明确的规则制约，召集人主持会议颇为不易。因此，分组审议有时较难形成集中统一的意见，审议的质量和效率均低于全体会议。应当通过修订常委会议事规则，对分组审议作出明确规范，使分组审议同大会审议具有同等的严密程序和法律地位，成为常委会集体行使审议权的重要途径。

6、进一步提高常委会审议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本届市人大常委会在发扬立法民主、提高立法透明度方面有许多积极的举措，例如将常委会立法计划印发全体市人大代表，鼓励代表参与相关项目的立法活动;分期分批邀请市人大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市人大有关委员会就立法项目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以加大对人大立法活动的报道深度，等等。但是，从总体而言，全社会对本市地方立法的进程了解甚少，对市人大常委会的法定职能和工作机制了解甚少，对每一件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过程特别是常委会审议中的决断情况了解甚少。这也是市民对现行法规知晓度低，某些法规实施效果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新闻媒体对市人大常委会就重大事项作出决定、审议通过法规的报道，是以报纸上的会议新闻为主，极少对一次常委会会议审议某一议题作全程报道。电台、电视台的报道也是以会议的片断和结果为主，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发言，或者是闻其声而不见其人(电台广播);或者是见其人而不闻其声(电视新闻)，使社会公众难以对立法审议有直接的感受。随着政务公开的不断推进，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日益提高，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尤其是立法工作的透明度也应当进一步提高。凡是同市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法规案的审议，可以尝试由电视台作实况转播，使常委会委员们反映民心、集中民智、声情并茂的审议发言直接同市民见面。此举不但可以使市民对法规产生亲近感，知法、懂法从而自觉守法、护法，而且可以体现人大代表和市民对市人大常委会工作的监督，有助于增强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责任感，提高常委会的立法审议质量。

进一步完善人大法制委员会的统一审议机制

1、关于统一审议的内涵和性质。

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立法法》，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对法律草案进行统一审议的机制，引入地方立法程序。《立法法》第六十八条二款作出的原则规定是：

“地方性法规草案由负责统一审议的机构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和草案修改稿。”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据此作出相应规定，确定省级人大设立负责统一审议的专门委员会，定名为法制委员会。

根据本市两年来的立法实践，我们对统一审议的内涵和性质的认识逐步深化，从而在把握统一审议机制方面积累了初步经验。这一认识的基本点是：

(1)法制委员会是适应地方立法统一审议机制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其所担负的立法审议的职责决定了其作为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2)在现阶段，法制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应是对法规案实行统一审议;为了集中全力履行这一重要职责，目前不宜要求其承担一般专门委员会具有的其他职能，例如直接组织起草法规、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组织执法检查等。

(3)法制委员会进行统一审议，是综合各方面的意见，进行分析、比较、论证后形成集体审议意见。常委会对法规草案的初步审议是法制委员会统一审议的基础;法规案起草部门的意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报告，以及立法听证会上提出的意见，都是法制委员会统一审议的对象和要素。但只有在常委会对法规案进行初审后，统一审议的进程才能启动。

(4)统一审议是为常委会在初步审议的基础上对法规草案作深入审议服务的，统一审议的成果是形成法规草案修改稿、表决稿和审议结果报告、修改情况报告，为常委会的深入审议提供抉择依据和方案。

2、法工委在统一审议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法工委作为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有其相对独立的职能。一是受主任会议委托或者协助其他专门委员会起草、修改法规案;二是配合法制委做好统一审议工作;三是承担常委会的法制综合工作，例如编制立法计划和规划、核查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研究有关法律问题和立法技术规范、答复同法规执行相关的询问等。但是在统一审议的过程中，法工委又是法制委的工作机构，负责法规条文的具体修改和起草有关立法文件，即负责把法制委形成的统一审议意见书面化、文字化，形成提请常委会审议的文件。为了承担

起这一职责，法工委需要参加法规起草的前期工作即提前介入，了解法规起草的背景和全过程，参与或者自主组织必要的立法调研，并把有关情况及时报告法制委。法制委员会的个别成员必要时也可以参与上述活动，但是作为一级机构，其主要职责和工作方式是举行会议并发表审议意见，一般并不需要也无必要独立和直接进行基础性的调研论证工作，以免同法工委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的立法前期工作交叉重复，影响工作效率。

3、法制委员会履行统一审议职能的基本做法。

《上海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第二十四条对统一审议的具体要求是：“地方性法规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后，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进行统一审议，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法制委员会审议地方性法规案时，应当邀请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上海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一年多来在地方立法中认真实践了上述要求，在贯彻《立法法》规定的统一审议原则方面形成了一套基本做法，其要点是：

(1)法制委员会建立立法项目的委员分工联系负责制。每一项计划立法项目都有一名委员领衔分管，做到任务明确，责任到人，形成项目负责制。

(2)发扬立法民主，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常委会一审后由法工委将法规草案印发各区县人大常委会、部分市人大代表及有关社会团体征求意见;由法工委负责对常委会的一审意见作汇总整理，形成书面材料作为法制委员会统一审议的基础;法制委员会的分管委员和法工委工作班子一道，就一审中的热点问题召开座谈会或进行调研，听取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专门委员的意见并进行分析，形成法规草案修改的初步方案供法制委员会审议、研究。

(3)对于常委会一审中有争议、一时难以定夺的问题，在统一审议之前可以先举行立法听证会，形成立法听证报告作为统一审议的重要依据，并印送常委会组成人员。

(4)常委会二审之前，由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委员会全体会议，对法工委综合各方意见形成的法规草案修改建议稿逐条进行审议，读稿时由法工委分管领导逐一说明对主要审议意见采纳与否的方案和理由。出现不同意见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邀请有关专门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市政府法制办负责人和起草部门、行政主管部门有关同志列席法制委员会的统一审议会议，参与研究和讨论。

常委会二审以后，仍由法工委综合各方意见后形成法规草案表决稿，法制委员会全体会议对其中重点修改的条文有针对性地进行统一审议。

4、统一审议尚需改进和完善的几个环节。

由于省级地方人大的立法机制和全国人大的立法机制有所不同，特别是省级地方人大负责统一审议的机构法制委员会和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的成员组成同全国人大有较大差异，地方立法的统一审议不宜完全照搬全国人大的做法，而应在遵循统一审议基本原则和要求的前提下，在实践中探索，因地制宜，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统一审议机制。从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实践看，统一审议尚有以下环节需要统一认识，加以改进和完善。

(1)有关专门委员会对法规案的初步审议和法制委员会的统一审议应当各有侧重，发挥各自的优势。对法规草案的初步审议，主要是分析该项目的立法必要性和可行性，审查法规草案的合法性、同相关法规的衔接性，以及对法规草案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意见和修改建议。审议意见报告的作用是协助常委会会议抓住审议要点，对常委会审议具有提示、导向作用。对法规草案的统一审议，主要是在综合分析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确认法规内容的合法性，对常委会一审提出的各种意见作出选择并说明取舍的理由，提出条文的具体修改方案。对于一审中争议较大的条款，可以提出不同的修改方案供常委会选择。法制委员会的审议结果报告和修改情况报告主要是协助常委会作出修改抉择，不需要重复陈述审议意见报告中已予说明的立法必要性等内容。

(2)法制委员会的统一审议是基于常委会的全体会议审议和分组审议，常委会是审议的主体，审议结果报告中的修改说明应当围绕常委会带有代表性、倾向性的集体审议意见，说明采纳或者不采纳的理由。但是对于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个别审议发言宜作分析、梳理，作出不同的处理。对于有实质性内容、可能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意见作出分析判断;对于个别组成人员提出的纯属技术性、文字性的意见，则不需要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一一应答;对于不具有代表性的、不拟采纳的个别意见，可以通过会外个别交换意见的方式进行沟通，一般不需要在报告中一一列举陈述。审议结果报告的结构和表述方式，宜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既可以依照法规条序逐条陈述，也可以按审议意见的内容适当归纳成若干问题分别表述。总之，审议结果报告应当抓住要点、言简意赅、表意到位、顺畅明了，避免繁琐和冗长。

(3)法制委员会的审议结果报告和修改情况说明，都是反映常委会审议意见的重要的立法文件，既是常委会也是法制委员会集体智慧的结晶，应当列为常委会的审议内容之一。因此，同法规草案的修改稿、表决稿一样，这两项文件经法工委起草后，应当在法制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进行讨论，会后经法工委按讨论意见修改后由法制委负责人审签。

(4)为了提高统一审议的质量和效率，法制委员会的统一审议应当抓住重点问题、有争议的重点条款进行，防止平均使用力量、一般化的“过堂”;应当着重于合法性、协调性方面的把关，不拘泥于表述技巧和文字性争论。凡属文字性、技术性的问题，只需在审议中指出而不必展开讨论，可以授权法工委在会后统一修改。此外，提请统一审议的法规草案修改稿和有关说明文件，宜在开会前二至三天印送各位委员，以便委员们有时间事先审阅，作好审议准备。

(5)统一审议是法制委员会的集体审议，不是法制委员会成员的个人行为。因此，充分发挥法制委员会的集体智慧，是确保统一审议质量的关键之一。法规案的个人分工联系负责制，要同委员会成员的集体研讨结合起来，防止因分兵把关，各顾一头而忽略集体研讨。在法制委员会开会正式进行统一审议之前，对于单件法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于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的法理问题，对于分歧较大的法规案的具体修

改方案问题，法制委员会负责人都可以先行召集专题会议进行集体研讨，做到委员之间优势互补，各抒己见，为统一审议奠定基础。

第三篇：全球化与中国立法发展二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全球化与中国立法发展二

实现享有充分的人权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和长期以来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立法确认的根本价值。把保障和充分实现人权作为中国立法的观念明确确立下来，是90年代以来立法新发展的成果。过去，尽管中国宪法和其他立法对于公民权利予以了全面、充分而真实的规定和保障，但是人权这个概念并没有被完全接受。1991年，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第一次正式以国家文书形式全面确认并阐述了中国的人权观念和人权政策;1997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首次以执政党的最高纲领性文件的形式，提出要实行依法治国和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从而把人权这一基本价值引入中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当中，引入到了法治以及立法领域，使中国立法原有的关于保障权利和自由的观念更加明晰化、更加符合国际立法发展的时代潮流。1991年以来，立法的人权观念得以逐步确立，并被贯彻在中国的许多立法之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等法律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法律的修改，都体现了中国立法的人权保障观念和内容。在国际领域，继中国批准或者参加了18个国际人权公约之后，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经济、社会和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些立法措施，表明了中国对国际人权的进一步认同和对国内人权保障的进一步强化。

(三)区分公法与私法的立法观念

公共领域与私人范畴、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是国际上以及多数国家立法中通行的做法。即使在过去中国国内法上完全不承认私法存在的年代，中国的国际法学界仍然保留着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划分的原则。这足以证明，在国际通行的概念、范畴乃至整个话语体系和习惯规则面前，单独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抵制和话语排斥是多么的无能为力。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逐步突破了闭关锁国的藩篱，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立法观念中却不承认公法和私法的划分。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前苏联法律理论影响的结果。在前苏联，学者们根据列宁于1922年确立的政治原则：“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属于私法范围。„„由此只是扩大国家干预‘私法’关系的范围，扩大国家废除‘私人’合同的权力，„„而是把我们的革命法律意识运用到‘公民法律关系’上去”，否定了公法和私法划分的前提与标准。所以苏联长期以来排斥公法与私法的概念和划分。受苏联政治观念的影响，出于中国计划经济和政府集权管理的需要，过去的立法观念认为，一切法律都属于公法，而不存在任何所谓的私法。这一理论适应了“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并成为在这种体制下实行政企合一，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及否认企业、个人的独立性和利益的法理根据。”由于要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有必要根据市场经济的性质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一种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国家凭借公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关系。

规范这两种关系而形成的不同性质的法律差异，是指导现代中国立法按照公法领域和私法领域的不同性质和要求进行立法的依据。制定公法性质的法律，目的在于规范、制约公权力，保证公权力依法授权和合法行使;制定私法性质的法律，目的在于保障权利的合法取得和平等、自主地行使。此外，还要加强公

法与私法相结合方面的立法-社会法的创制。应当说，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立法都有缺失，特别是在体现公法控权、私法自治、社会法能动的特征要求方面，尤显不足。

在全球化背景下，划分公法与私法的立法观念对于中国立法发展具有重要地指导作用，为中国借鉴国际立法标准建立自己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奠定了必要的立法理论基础。

(四)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接轨的观念

全球化时代，经济的一体化对各国发展本国经济的国内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出现了“国际法的国内化”，“即国际组织的条约、规章为内国所接受，转变为对内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以及国内法的国际法，即“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所流行的法律制度或法律思想由于某种原因转变成为一种国际潮流，在受到它们影响的国家或地区乃至全球流行。”国际法的国内化，国内法的国际化，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互动，都是全球化时代立法发展的一个特点和主要内容，加入或者卷入全球化过程的各个国家，概莫能外地要受到影响。

中国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参与国际经济的合作与竞争，在立法上就必须转变过去闭关锁国的观念。为了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外经验。„„对于国外立法中比较好的又适合我们目前情况的东西，我们都应当大胆吸收。他们走过的弯路，也值得我们借鉴。有些适合我们的法律条文，可以直接移植，在实践中充实、完善。”起草1954年宪法时，毛泽东提倡学习、研究和借鉴外国宪法的经验，为中国立法与国际接轨提供了范例。195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率宪法起草小组一行到达杭州。从此，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正式启动。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起草小组制定了工作计划。1954年1月15日，毛主席给在北京的刘少奇及中央有关领导写了一封电报，通报了起草宪法的工作计划，并要求他们参阅各国宪法。电报的内容是：少奇同志并中央各同志：宪法小组的宪法起草工作已于一月九日开始。„„“为了在二月间政治局便于讨论计，望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抽暇阅看下列主要参考文件：(一)一九三六年苏联

宪法及斯大林报告(有单行本);(二)一九一八年苏俄宪法(见政府办公厅编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一);(三)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该书所辑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四)一九一三年天坛宪法草案，一九二三年曹锟宪法，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三，可代表内阁制、联省自治制、总统独裁制三型);(五)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四，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有何意见望告。”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所有的重要立法，几乎都参考、学习或者借鉴了国外的立法经验，在许多立法论证材料中，都附有一定数量国外相关立法的资料。

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和基本国情的前提下，立法与国际接轨，是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加速建成现代化国家的一条捷径。然而，过去有人用“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标准和思维看待这个问题，认为国内立法包括经济立法与国际立法接轨，是中国法学界“自由化”的表现。这种看法，表面似乎很“坚持原则”，很“马列主义”，实际却思想僵化，十分幼稚，极大地掣肘了中国改革开放基本决策的实施，阻碍了“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实现。借鉴和吸收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立法经验，是对人类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是发展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中国要制定的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本质上是现代市场交易的规则，它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共同的客观规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我们转变立法观念，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及其条件进行立法，借鉴和吸收国外的立法经验，与国际惯例接轨，是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举措，可以大大加快中国立法的发展步伐。

从另一个角度看，“接轨”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法律的趋同化”。法律的趋同化“是指不同国家的法律，随着社会需要的发展，在国际交往日益发达的基础上，逐渐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从而趋于接近甚至趋于一致的现象，其表现是在国内法律创制和运作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涵纳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与国际惯例，并积极参与国际法律统一化的活动等等。”法律的趋同化不仅表现在私法领域，而且在公法领域也

有所表现。如在宪法领域，代议民主制、选举制度、权力分工与制约制度、保障基本权利和自由制度等，在宪法中都有体现;又如，在诉讼法领域方面，德国奥格斯堡大学教授约阿希姆?赫尔曼认为，中国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至少在6个方面与德国刑事诉讼法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1996年，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学习和吸收了国外立法的许多经验，如罪刑法定、无罪推定，取消反革命罪等等。1997年对中国刑法的修改，中国的最高立法机关认为，这部刑法的修改：“总结了我国实施刑法的经验，吸收了国外刑事制度中的许多有益规定，法律条文也由原来的192条增加到452条，从而形成了一部„„符合现代刑事立法趋势的刑法典。”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多数立法，在论证、调研、起草、审议等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学习和借鉴了国外的立法经验。在跨世纪前后的司法改革中，有关庭审制度、证据制度、法官衔级制度、司法人员考试制度、死刑执行方法、法律援助制度，法锤、法袍、眼罩等的使用，以及监狱制度的改革等等，都体现了与国际接轨(或者叫做回应全球化挑战)的特点。从一定意义上看，21世纪合格的立法者，应当具备了解、知道、比较、学习、借鉴、参照国外立法经验的能力(这是依法执政、民主宪政立法和全球化立法的必然要求)。立法须有外国相关资料和经验的背景，这似乎已成为中国立法的一种趋势，缺了这个环节，法案就难以获得通过。立法的接轨或者立法的趋同，反映了中国立法观念的重大转变，这种观念的更新，更有利于中国立法发展加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当然，这一进程同时也会对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建构和中国法律本土化过程产生巨大冲击。

二、全球化时代中国立法发展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中国立法既需要面对并且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需要关注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国际立法和中国国内立法产生的强大冲击和影响。在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立法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解决。

(一)立法发展如何实现中国国情与全球化的协调统一

应对全球化挑战，学习、借鉴外国和国际上的立法经验，必然会产生如何与国情相适应、相协调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中国立法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国情，即：

1、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市场经济发展还处于创建时期，各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

2、中国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有待加强和提高;

3、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有自己独特的道德观念和伦理价值标准，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中国立法的本土资源十分丰富。另一方面，中国是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时代进行立法，中国立法还应当注意与全球化协调一致。全球化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过程：世界经济与国家利益的冲突、理性认识与民族感情的价值危机、“西方化”与现代化的不同理解、物质的富饶与道德的低迷、社会的富裕与贫困的两极分化，全球化与本土化，国家主权的削弱与全球治理的勃兴，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与防止国际恐怖主义，尊重国家主权与防止干涉内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等，都严重地困扰着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甚至每一个个人。

这些现象在中国立法发展中也会表现出来。例如。传统中国法文化与现代法文化在价值、结构、行为等方面的不一致如何协调;中国法的民族性与世界立法发展的国际性怎样互补;在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短缺等现实因素对立法形成制约的条件下，如何保证立法更多地参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加入WTO带来的法律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会影响、制约甚至左右中国立法的发展方向、过程和具体立法的命运。尤其是在“把全球化定性为多元主义的过程，一种经济、政治、文化纵横交错的非固定流体”的情况下，中国立法发展将面对法律多元主义的冲击和挑战，在民主、人权、法治、宪政、平等、自由等法文化观念方面，与西方价值观以及其他文化的价值观念发生既相互影响、交互作用又相互冲突的势态。中国立法发展要找到解决上述矛盾的办法，将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在立法过程中，实现中国国情与全球化的协调统一，所遵循的理念和原则应当是：首先，坚持从国情出发，任何时候都应当立足于中国传统与文化、历史与现实、经济与社会、人口与生态等基本国情，使立法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土壤;其次，尊重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规律和形成的规则，只要中国仍然坚持改革

开放政策，打算继续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谋求本国的国家利益，就应当认识并把握全球化的规律，加入全球化进程，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坚持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接受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第三，接受全球化游戏规则与从中国国情出发，应尽可能地实现协调统一，通过立法方式将全球化的法律规则转化为中国国内法的条款，取得中国国内法的法律效力。如果两者发生冲突，一般应当按照“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原则来处理。由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尚无明确法律规定，因此，可以考虑在下次修宪(或者以其他基本法律的立法方式)时做出原则性规定或者解释。

(二)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合理划分

全球化所具有的渗透力和冲击波，与中国的进一步扩大开放和下放权力等政策相结合，对于中国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对外经济贸易与合作而言，常常意味着更加开放、更加具有灵活性和自主权。中国经济改革出现的经济主体多元化、经济利益多样化的现实，以及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不断强化和发展，都会在立法上表现出向中央争取更多立法权力的倾向。实践业已证明，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始终贯穿着地方权力日益扩张、中央权力逐渐式微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地方以各种方式扩大其立法权限。

如何才能找到一个中央和地方都能基本接受的立法权限划分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在实体上，立法法划分的中央权限，是否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符合改革开放、调动地方和基层积极性的需要，适应全球化时代权力向下的趋势，还值得研究。在程序上，立法法确定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被解释为“划出专属立法事项，只是说明，这些专属事项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其他国家机关非经法律授权不得对上述专属事项予以规范。但这并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只能在专属立法权范围内开展立法，对专属立法权之外的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仍然可以制定法律。”这种解释，值得商榷。众所周知，在划分立法专属权的国家中，通常还有“共有立法权”和“剩余立法权”的部分，如果专属立法权只具有排他性，而没有自限性，它对专属立法权之外事项还可以制定法律，那么，“共有立法权”和“剩余立法权”范畴就没有必要了，因为所有拥有

专属立法权的主体，都可以在自己专属之外再进行立法，划分“共有”和“剩余”的立法权，就是多于的了。法国宪法对议会和总统的立法权限做了明确划分，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议会的专属立法权事项，由于议会的专属立法权事项被规定为16项，此外的事项将由总统以命令方式行使，因而法国宪法的对于议会专属立法权的划分，被认为是“明显地缩小了议会的权限，”实际上是一种限权式的立法权划分。事实上，如果专属立法权是一种对他不对己的立法技术和立法范畴，那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这种立法权限又有什么用处呢?因为在立法权和违宪监督权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情况下，地方立法即使要想侵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认为其应当管辖的立法事项，又有多大的可能性?

第四篇：加强和改善地方立法工作的几点思考

[2009.06]加强和改善地方立法工作的几点思考

发布时间：2010-01-04所属栏目：2009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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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陈爱军

安徽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副巡视员祝兴无

地方立法工作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更好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促进科学发展，有必要对立法工作进行总结、反思，以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

一、要进一步明确地方立法的指导思想

（一）坚持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地方立法要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依法保障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贯彻实施，为科学发展服务。为此，要求我们在立法工作中，要树立全局观，从省委、省政府大局出发，自觉地把每一项立法放在全省工作大局中去审视和把握，通过地方立法，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地方立法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立法项目的安排上，要在继续完善经济领域立法的同时，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领域立法。在制度设计方面，要体现为民、便民、利民的思想，如简化办事程序，提供优质服务；对管理相对人权利与义务和行政机关权力与责任的规定要一致。在法律责任设定方面，要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等。

（三）坚持从省情和实际出发。地方立法要坚持法制统一原则，遵循法定的立法权限、立法程序和上位法的精神。同时，在与上位法不抵触的情况下，地方立法还必须坚持从省情出发，立足于实际，立足于现实，立足于需要，立足于发展，立足于民生，立足于保障等，更加注重地方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针对性、操作性。具体来说，要注意处理好几个关系：一要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突出特殊性，充分反映地方特色。二要处理好原则性与具体化的关系，注意使地方立法与国家法律法规相衔接，尽可能将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使地方立法的规定具体、明确、管用。三要处理好大而全与小而精的关系，坚持小而精的原则，把提高立法质量放在首位，制度设计上要切实可行，便于操作，需要几条就写几条，重在管用，克服贪大求全的现象。

二、要与时俱进、转变观念，树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的立法理念

立法工作中，我们往往重视法律知识、法学理论、立法技术等的学习、研究及其对立法质量的影响，而忽视立法观念、认识对立法工作的影响。从而导致在工作中：一是重视法律知识、法学理论的学习、研究，这方面，我们从事立法工作的同志，基本素质是没有问题的，而忽视对国家政策的学习、研究，忽视对宏观形势的关注、研究，大局观不强，对宏观形势的把握不够，思路不开阔，往往就事论事，对有关问题的研究不能由表及里，举一反三。二是重视立法技术的研究，对具体制度的设计研究不够，在立法工作中表现为，片面追求法案体例完整、大而全等，往往是几十条的内容，真正管用的、能解决问题的、有特色的规定不过几条。这不仅影响立法质量，而且往往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

解决上述问题，不仅要明确立法的指导思想，而且要转变观念，与时俱进，树立新的立法理念。这种新的立法理念就是：当前，我省正处于科学发展、加速崛起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地方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积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为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保驾护航。

三、创新地方立法机制，积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一）关于立项

科学确定立法项目是做好地方立法工作的关键环节。具体来说，做好立项工作，需要建立健全和完善下列几项制度：

一是建立健全立法项目库。为了增强立法工作的前瞻性、指导性和计划性，根据法制统一原则，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由省政府法制办牵头，组织省直有关部门在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编制立法项目库。同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适时调整立法项目库，加强对立法项目库的动态管理。

二是建立健全立项论证制度。为促进科学立法，避免立法的随意性、盲目性。凡部门报请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必须进行立项论证，对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采取的措施是否可行等进行全面论证，在此基础上选择、确定具体的立法项目。

三是科学制定立法计划。制定立法计划，关键是要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和重点工作，努力实现立法计划同全省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决策有机结合。为此，在确定立法计划时，要做到“四个坚持”：

1.坚持突出重点，条件成熟的先上、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先上；

2.坚持统筹兼顾，在继续加强经济领域方面的立法的同时，更加重视有关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立法，切实保障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3.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地方特色，注重针对性和实效性，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如围绕建立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以及合肥城市圈等确定立法项目；

4.坚持制度创新。在具体项目的选择上，要做到“四个结合”，即注意与起草部门报送立法项目相结合，与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相结合，与公开征集立法项目建议相结合，与代表、委员的建议、议案办理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征求省政府领导的意见，经省政府同意后，正式确定立法计划。

（二）关于起草工作

做好法案的起草工作，对提高地方立法质量至关重要。为此，在法案起草工作中，可以探索建立下列两项制度：

一是建立提前介入制度。法制办提前介入法案起草工作，一方面有助于起草部门树立正确的立法指导思想，尽量减少法案的部门色彩，维护立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有助于法制办及时了解起草中的问题，从立法必要性、法案体例的合理性、法案内容的合法性和可行性等方面进行研究和论证，从而提高法案起草的质量，避免法案在审查、修改中出现“大翻盘”的情况，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

二是拓宽法案起草渠道。对综合性强、社会影响大的立法项目，可以整合立法资源，探索由法制办牵头组织起草，实行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相结合的起草模式。由于立法部门全局意识强，考虑问题能兼顾公平与效率；实际工作部门熟悉工作情况，考虑问题比较切实可行；专家学者理论知识扎实，考虑问题比较规范、理性。因此，实行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相结合的起草模式，有利于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增进各方面在立法信息和观点方面的沟通，加深对有关问题的共识，减少重复性工作，减少部门色彩，提高法案起草的质量与效率。

（三）关于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贯穿于法案起草和审查修改的全过程，是提高法案质量的基础。目前，由于人手少、任务重，导致在法案起草和审查修改工作中，调研工作做的不深、不实。而提高地方立法质量，要求立法工作必须遵循并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为此，在起草和修改法案时，只有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征求和听取基层组织、基层单位和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广泛了解民意，充分集中民智，力求准确把握事物的规律和本质以及发展趋势，才

能使地方立法工作符合实际，从而发挥地方立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范、引导、保障和促进作用。

（四）关于协商、协调

根据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地方立法协调包括起草部门协调、政府法制机构协调以及政府协调三个层次：

一是关于起草部门协商。《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起草地方政府规章，涉及本级人民政府其他部门的职责或者与其他部门关系紧密的，起草单位应当充分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起草单位与其他部门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充分协商；经过充分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起草单位应当在上报规章草案送审稿时说明情况和理由。”依据上述规定，如果起草部门未进行协调的，则《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有关机构或者部门对规章送审稿规定的主要制度存在较大争议，起草单位未与有关机构或部门协商的，法制机构可以缓办或退回起草单位。

二是关于政府法制机构协调和政府协调。《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有关机构或者部门对规章送审稿涉及的主要措施、管理体制、权限分工等问题有不同意见的，法制机构应当进行协调，达成一致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将主要问题、有关机构或者部门的意见和法制机构的意见上报本部门或者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目前，在立法工作实践中，政府法制机构比较注重自身协调，而忽视起草部门协调和政府协调。由于政府法制机构力量有限，加之协调力度有限，使得有些立法项目协调效果不理想，导致工作中出现反复，影响了立法质量与效率。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充分发挥协调在地方立法中的作用，在工作中必须坚持三级协调，尤其是起草部门协调和报请政府协调，以逐级解决立法中的矛盾和争议，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

（五）关于征求意见

一是征求意见要有广泛性。除依法应当保密的以外，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都要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今后，除了继续利用省政府法制办网站平台公布草案、征求意见外，对于重大的或者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草案，要在《安徽日报》等本省主流媒体上予以刊载，向社会听取意见，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是征求意见要有针对性。要根据法案规范的不同行业、领域、内容来确定征求意见的方式和对象，注重征求意见的实效性。

三是要着重征求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意见。《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制定规章，应当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在规定其应当履行义务的同时，应当规定其相应的权利和保障权利实现的途径。”在立法环节广泛征求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意见，不仅有利于提高立法质量，也有利于法规、规章颁布后的顺利实施。

四是征求意见要深入基层，实现“重心下移”。《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法制机构应当就规章送审稿涉及的主要问题，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听取基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例如，在办理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权益保护有关的立法项目时，要重点征求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和农民的意见；在办理城市管理领域的有关立法项目时，要深入区、县、街道办事处、社区，听取基层组织和广大市民的意见。

五是征求意见要注意听取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专家、学者的意见较少受部门利益的影响，通常情况下比较客观、公正和理性。今后，要进一步完善专家咨询论证制度，探索专家、学者参与政府立法的新方式、新途径，更好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六）关于审查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通知（国发〔2000〕11号）以及安徽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通知（皖政〔2000〕21号），目前，我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法案时，均由省政府法制办统一作审查说明。这种做法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是有助于扩大法制办的影响，树立法制办的权威。不利的方面是不利于调动起草部门积极性，同时，由于法制办不是法案实施机关，对工作中的具体情况不清楚，审议中一旦涉及具体问题，法制办难以说明清楚。而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审议规章草案时，由法制机构作说明，也可以由起草单位作说明。依据上述规定，可以适时对我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法案的制度作相应调整，即由起草部门作起草说明，省政府法制办作审查说明。这样做，可以充分发挥省政府法制办和起草部门的作用，调动两个积极性，同时，又能够弥补现行制度的不足，进一步提高法案审议的质量。

四、建立健全有关制度，切实加强和改善地方立法工作

（一）建立和完善法案审查、修改责任制

建立法案审查、修改责任制，实行经办人负责制、处长负责制，办分管领导负责制等，有助于增强立法工作者的责任意识，提高立法质量和水平。

（二）建立健全个人负责与集体讨论相结合的工作机制

在建立和完善法案审查、修改责任制的基础上，群策群力、集思广益。集体讨论制度，可以由处长负责召集经办人员、本处室其他工作人员以及起草单位参加，也可以由办分管领导召集，必要时可以借助外力，邀请相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

（三）建立健全法案考评制度

如适时举办公文评比，以增强立法工作者争先进位的意识。

（四）加强学习，提高素质。法制办有着浓厚的学习氛围，大家学习的自觉性都很强。今后，在学习中应注重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不仅要加强法学理论的学习，还要加强部门法的学习；不仅要加强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法律的学习，还要加强专门法律比如说物权法的学习；不仅要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还要加强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以及国家和本省的重大决策和方针政策的学习，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着眼于解决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实际问题，使我省的立法质量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第五篇：地方区域立法现状分析思考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两级制”的立法体制，中央立法主要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部委制定部委规章。地方立法主要包括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省级政府以及较大的市政府制定政府规章，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提升区域发展法律环境的关键是要加

强区域立法。区域立法并不要求突破现行的立法体制，且涵括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本文仅从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和省政府制定政府规章的视角，研究省级行政区域内的区域立法，以便在现有的立法体制下，最大限度地发挥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省政府

在地方立法上的积极作用，达到改善地方区域法制环境之目的，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面发展。

一、关于地方区域立法的含义

关于什么是地方区域立法，目前学界并没有给出严格的定义。孙长文、张希振、梁永强在《论地方区域立法》一文对地方区域立法是这样论述的“本文所称地方区域立法，是指省级国家权力机关依据本行政区域内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包括修改、补充、废止）和批准该行政区域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王泽云、石晓在《关于“区域立法”问题的探讨》一文中对地方区域立法是这样论述的：“所谓区域立法，是指省一级人大常委会针对某一方面的特殊需要，制定颁布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的某一特定区域施行的立法活动。”

笔者认为，地方区域立法是地方一般立法中的一种立法形式。地方一般立法的立法主体既有权力机关也有行政机关，简单的把地方区域立法的立法主体界定在权力机关是不全面的。因此，本文探讨的地方区域立法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征：

一是地方区域立法主体的法定性。是指地方区域立法的立法主体都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的有立法权的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

二是区域立法主体的特定性。是指在有立法权的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中，本文只探讨一般省级权力机关制定地方性法规和省政府制定政府规章的活动。对于自治区立法以及特别行政区立法，以及中央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立法本文不探讨。

三是区域立法适用范围的特定性。地方一般立法法律文件的法律效力是依立法机关管辖的行政区域范围为基础，往往覆盖立法机关管辖的整个行政区域的全部，调整的内容也是本行政区域内具有普遍的、共性的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或者经济关系。而区域立法则不同，其法律文件只是在立法机关管辖的行政区域内某一特定区域生效。这个区域不是泛指而是特定和唯一的，如《山东省南四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内南四湖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其他流域的水污染防治适用于其他水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不适用该地方性法规。

四是调整内容特殊性和针对性。由于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既存在着共性，也存在着个性。对共性问题，立法机关可以制定在其管辖的行政区域内普遍适用的法律性文件。对于个性问题，立法机关可以针对该地区的具体情况，就该特定区域内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或者经济关系进行调整和规范。

五是地方区域立法先行实验性。地方区域立法具有先行实验性的作用。在当前社会急速转型的新形式下，新问题和新事物层出不穷。许多经济和社会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片面要求立法时一步到位，是不实际的。因此，对于出现的新生事物，在对全部行政区域立法的时机还不成熟的情况下，采用地方区域立法的方式，在某一特定的区域试行，经过实践取得经验后，加以补充、修改和完善，再扩大到其他区域或者全部行政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区域立法更能体现立法试验田的作用。

纵上所述，本文讨论的地方区域立法，是指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省政府针对本行政区域内某一特定地区的某一方面特殊需要，按照立法程序制定法律规范性文件，并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某一特定区域施行的立法活动。

二、地方区域立法的现状分析

为了研究地方区域立法现状，笔者查阅了山东省地方性法规和省政府规章。从查阅的情况看，目前地方区域立法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从数量看，区域立法数量较少，只约占已出台的山东省地方性法规和省政府规章总数的1.3％。正因为区域立法的数量较少，所以人们往往不重视区域立法的特殊性的研究。

二是从立法主体看，区域立法主体既有省人大常委会立法，也有省政府立法。如2000年山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泰山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1998年4月24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87号发布的《山东省南部海域亲虾管理办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