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国家医疗保险管理体制比较研究报告

第一篇：部分国家医疗保险管理体制比较研究报告

部分国家医疗保险管理体制比较研究报告

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

为把握医疗保险制度内在运行规律及其对政府管理体制设置的要求，明确政府部门在医疗保险政策制定、业务管理和运行监督中的职能定位和作用，我们对15个国家的医疗保险管理体制进行了研究。这些国家包含不同医疗保障制度模式的国家、管理体制归属不同部门的国家以及经济水平在中等及以上的国家。受研究时间和语言障碍的限制，本研究选择的国家范围相对较窄，且现有文献大多涉及医疗保险政策研究，在管理体制方面的可参考的文献不多。同时，对一些关键词语比如“政策”，国内外内涵定义上存在差别。这些因素对本研究带来不少困难。在研究中，我们坚持科学原则，不带假设前提，力求全面客观。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一、关于医疗保险的本质属性和制度模式

世界各国都将建立完善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作为国家的发展目标。尽管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医疗保障制度模式不同，对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和完善，历来都是各国政府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即便是已经实现全民医疗保险的发达国家，也从来没有停止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因此，医疗保障问题一直被视为“世界性难题”。之所以如此，是由医疗保障制度的以下本质属性决定的。

一是医疗保险是国家缓解社会矛盾的政治手段。各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以及进行重大改革往往是在社会矛盾多发的历史时期或者在重大的政治变革背景下，政府通过建立制度或者对医保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缓解社会矛盾。如德国1881年建立疾病医疗保险，二十世纪5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引发政治矛盾后各国或建立或对医保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二十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重建医保体系，等等。医疗保险的发展历史证明了其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

二是医疗保险是解决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工具。医疗保险在解决社会分配差距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各国的共识。各国在医疗保险的政策制定中，都将贫困人群的保障作为重点。以收入的一定比例缴费的筹资政策，收入高的人缴费多，收入少的缴费少，同时对社会贫困人群在筹资、待遇上采取倾斜性政策，以减少贫困人群因病产生的家庭经济负担，体现了医疗保险的经济调节功能属性。

三是医疗保险是增进社会进步的制度性安排。在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各国坚持团结互助的基本原则，强调社会自我管理和民主程序。这些原则通过各种医疗保险的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了互助、团结和民主的现代社会关系，体现了医疗保险的社会属性。

四是医疗保险是打破医药技术垄断的市场机制。建立医疗保险出资方与医疗服务提供方的谈判机制，以打破医疗服务供方利用技术垄断优势对单个病人不对等的市场交易关系，是世界各国在近代医疗保险管理中引入的重要机制。实行国家卫生服务的国家正逐步改变向公立医疗机构预算拨款的方式，通过建立基金信托机构与医疗服务供方签订服务合同，形成内部市场。而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从单个疾病基金与单个医疗机构的协商谈判，逐步提升谈判层次，在国家层面建立供需双方的谈判机制，形成了新型的医疗技术和药品价格的市场机制，体现了医疗保险的市场属性。

五是医疗保险是推动医药技术发展的物质保障。各国通过建立医疗保险制度，形成了稳定的医疗资源筹资渠道，增强了公民购买医疗服务的经济能力，在刺激医疗需求增长的同时，医疗和药品提供方通过市场交易获得了稳定的资金，提高了医疗技术和药品技术的研发能力。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医药技术是医疗保险制度为参保人员提供保障待遇的要件，但不是医疗保险运行和管理的本身。医疗保险制度是集政治、经济和社会为一体的制度，其管理的本质属性具备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医疗技术管理。

目前，各国医疗保障采用的是综合的多个制度构成的体系，但从各国主体的制度来看，国际上主要的制度模式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国家卫生服务模式，代表国家有英国、英联邦国家以及北欧部分国家。主要特点是政府通过税收筹集医疗资金，通过举办公立医院直接提供或向私立医院购买住院服务、向私人诊所购买门诊服务的方式，为居民提供几乎免费的医疗服务。

二是社会医疗保险模式，代表国家有德国、日本、韩国等，当前世界上有上百个国家实行这种模式。其中主要特点是国家立法强制实施，通过雇主和雇员缴费建立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险基金，政府酌情给予补贴，由社会组织依法管理运营。

三是商业医疗保险模式，代表国家有美国等。其特点是参保自由，缴费和待遇由各商业机构自定，保障项目灵活多样，适合多种需求。国家举办的针对低收入、老年人的医疗保障项目，委托商业医疗保险公司管理。

四是储蓄医疗保险模式，国际上比较少见，代表国家为新加坡。主要特点为国家立法强制缴费建立个人储蓄公积金，用于个人医疗、养老等支出。同步建立大病保险计划以及对贫困人群的救助计划。

各国医疗保障制度模式的选择，与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制度建立时期政府执政党的政治理念密切相关。一般来看，英国及英联邦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选择国家卫生服务制度的较多；实行民主制并强调社会团结理念的国家，选择社会保险模式的居多；美国强调市场自由、政府尽可能少干预市场，是该国选择商业医疗保险的原因，也是其实现全民医保的最大障碍。一个国家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模式，一般不轻易变动，制度模式发生变动的国家往往是医保制度尚未成形就发生了较大的政治体制变动。从已经建立全民医保制度的国家来看，无论其采取的是哪种模式，通过支付制度改革建立医疗服务提供方与医疗保险出资方的团购谈判机制，是各国为保证医疗服务质量和控制医疗费用上涨的主要措施。比如，英国对住院采用DRGs付费制度代替预算拨款制，建立内部市场；德国采用DRGs建立多元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等等。

二、关于医疗保险管理体制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本研究共对15个国家的医疗保障体制进行了比较。其中，美国是以商业医疗保险制度模式为主的国家，新加坡是以储蓄型医疗保险制度为主的国家，英国、丹麦、澳大利亚是实行国家卫生服务为主的国家，德国、荷兰、瑞士、土耳其、日本、韩国、巴西是实行社会医疗保险为主的国家，葡萄牙、希腊、俄罗斯是国家卫生服务与社会医疗保险相混合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经济和医保制度模式见附表。

（一）医疗保险政策制定的管理

医疗保险制度的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参保人员的范围界定特别是应缴费人群的范围；二是缴费的费率和纳入缴费基数的收入范围或者是用于医疗卫生的税收收入比例、专项税种；三是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四是医疗保障的待遇及水平，特别是个人分担医疗费用的政策；五是支付制度包括预算、付费方式及其标准确定办法；六是基金管理和运营等。根据我们对15个国家管理体制的分析，各国医疗保险政策制定的管理体制有如下特点：

一是国家立法机关通过法律确定医疗保险的主要政策。由于涉及到政府预算、个人收入再分配以及公民权益，这些政策都是通过国家立法机构以法律的形式制定和调整的。医疗保险政策调整的法案既可以来源于政府各相关部门，也可以来源于各类政治团体和利益组织，不少国家在国家立法机构设置有财政、卫生、社会保障等专门委员会。

二是政府部门依法授权负责制定国家医疗保险发展计划，制定政府预算、行政监测和审批事务，负责本部门事项法律草案的起草、立法推动以及法案通过后的组织实施，负责对政策执行效果的统计与分析，负责对政府举办的公立医疗机构、政府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财务监管和审计监督。

三是多个政府行政部门参与管理，以一个或二个部门为主导。卫生、社会保障和财政部门是医疗保险行政管理的主要单位，其中卫生或/和社会保障是医疗保险行政管理的主导单位。15个国家医疗保险主管部门见附表。

在实行国家卫生服务的国家，医疗保险的行政部门由卫生部门主导；在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巴西、土耳其为社会保障部门主导，俄罗斯、韩国、日本为卫生和社会保障合并为一个部主导，德国、希腊由卫生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分别主导。

对于由卫生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分别管理的国家，在研究中观察到两种情况：一种是希腊，该国医疗保障体系采用了国家卫生服务和社会医疗保险两种制度模式，国家卫生服务模式由卫生和社会团结部负责管理，负责向公立医疗机构拨付预算提供医疗服务；社会医疗保险由就业和社会保障部管理，通过筹集医疗保险基金，向各类医疗机构为参保人员购买服务。希腊的情况与我国目前情况极为相似。另一种是德国。德国是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为主的国家，德国联邦卫生部负责社会医疗保险的维护和发展，推动医保政策法案的调整；德国劳动和社会部负责疾病津贴、生育津贴以及工伤、养老保险，并通过其直属的联邦保险局对医疗等各类社会保险的运行规则审查、基金会资格审查、基金风险调控等进行监管。德国之所以形成共管格局，主要原因是涉及公民权益的医保政策上升到国家立法机构，而医疗保险运行体系、承运人资格和基金等具体管理事务又集中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及其直属的联邦保险局，联邦卫生部门在医疗保险政策制定上相对比较超脱。

四是多数国家建立以监管资金运作为主要责任的政府管理机构，负责对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方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利益组织就费用预算、付费方式、价格和服务内容等的谈判和合同签订进行审查监管。在英国，由NHS理事会负责NHS基金信托机构与医院联盟、医师联盟的谈判审查；在德国，由联邦保险局负责医疗保险基金联合会与医院协会、医师（牙医）联盟谈判的审查，联邦卫生部对审查进行监督。

五是医疗保险管理体制一般保持基本稳定，政府行政部门职能的划转、部门的分拆或合并与当时执政政府的重要改革问题或者政治制度发生大的变革有关。医疗保障政策的主管部门发生变动的情形不多。英国在1968年曾经将卫生部解散，成立了卫生和社会保障部（DHSS），1988年卫生和社会保障部拆分，成立了现在的卫生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更名为劳动和年金部）。2004年俄罗斯将卫生部和劳动部合并，成立了卫生与社会发展部，主要原因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1991年颁布新宪法，医疗保险制度从计划国家福利制度向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过渡。德国2002年将卫生部与社会保障部门合并为一个部，这与1990年两德统一后政府重建医疗和社会保险管理体系有关；2005年将卫生和社会保障部拆分，与欧盟一体化后德国为发展其医疗卫生产业以保持其在欧盟国家中的产业竞争优势有关。

（二）医疗保险运营经办的管理

在实行国家卫生服务模式的国家，地方政府负责NHS的具体运作，包括对公立医疗机构的预算拨款、执行中央层面的服务购买合同以及对当地NHS信托机构与地方医疗服务联盟组织之间的谈判补充合同进行监管。

在实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医疗保险的经办机构为依法组建的自我管理组织，负责基金的筹集、支付以及落实法定医疗保险待遇，负责与当地医疗服务提供者签订服务合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由按民主程序选举的雇主代表和雇员代表组成董事会，聘请执行官负责运营管理。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对其民主程序、组织规则和执行官聘用进行监督。

在一定行政区域如德国的联邦州、日本的都府等，由各个经办机构代表组成地方区域性医疗保险联合会，负责区域内的管理协调、基金风险平衡；在国家层面，由各地推选代表组成全国性的联合会，负责全国共性经办管理业务的协调、信息化标准建设、运行分析、基金的风险平衡，以及就基金支出全国预算和地区分配比例、付费方式及基本标准、医药价格、服务内容和质量标准规范，与全国性的医院组织、医师组织进行谈判和签订全国基本合同。

这些实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能够实现由社会组织自我管理，并能够建立与医疗服务供方的谈判机制，其前提是：医疗保险基金组织是独立的法人机构，并形成了通过法律保障的民主程序，可以建立起代表其利益的社会协调组织。医疗服务提供方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服务体系，即便是公立医疗机构也都是市场法人主体，政府监督但不干预其具体运行管理。同时，也有法律保障其通过民主程序建立起利益代表组织，如医师联盟、医院协会。医疗保险出资方和医疗服务提供方的利益代表组织有参与法案修订的权力。

（三）医疗保险的监督管理

对医疗保险的监督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参保人员法定待遇是否落实；二是医疗保险的经办管理（资金筹集、基金管理、组织管理规则）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三是医疗费用是否达到经济性目标；四是医疗服务质量是否得到保证。各国对医疗保险的监督方式不同，但都是由多方面共同完成的。主要特点为：

一是卫生主管部门对医疗从业人员的许可、药品和医疗产品的审批、医疗机构开业资格条件的审查等负责行政监督和规则监管，这些审批事项由政府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这些专业资格审查为保证医疗服务质量提供专业基础。

二是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对医疗保险机构组建程序审查、承运人资格审查、医疗保险服务合同审查进行行政监督和规则监督，这些审查事项由政府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为保证医疗保险运行质量提供组织保障。

三是医疗保险的出资人代表组织与医疗服务提供方代表组织就预算、支付方式和价格、服务内容分层级进行谈判，以保证控制费用的同时确保医疗服务质量。卫生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分别对谈判的程序规则、服务合同的质量保障和经济性进行监督。

四是聘请患者代表专员、医疗保险代表专员、医疗服务专员参与卫生部门、社会保险部门的行政监督和政策咨询，提高透明度，进行社会监督。

五是司法监督。司法部门对医疗保险服务体系中各个环节出现的违法行为以及行政行为和服务行为出现的纠纷进行司法监督。

六是技术监督。政府技术监督机构、社会依法成立的监督组织、政府和社会分别组建的研究机构，分别对医疗服务、医疗保险服务进行技术监督和监测。

三、关于各国医疗保险管理发展趋势的共同特点及对我国医疗保险管理体制的建议

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医疗保险制度发展历史及其制度模式不同，各国医疗保险管理体制的组织体系构架、管理内容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并随着各国医保制度的不断改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所变动。但总的来看，其发展趋势有以下共同特点。

一是医疗保险政策管理上行和运行管理下移的趋势。政策管理上行，是指医疗保险的政策是由国家立法机构制定，而不是政府行政部门。政府部门负责发展规划、推动立法、依法组织实施和监督专业审批事项。运行管理下移，是指医疗保险机构及其相关的医疗机构的运行，由其自身依法自我管理，政府部门行政监督但不干预。

但这种管理体制的发展趋势，是建立在完善的法制建设和社会管理制度基础上的。目前我国的社会管理制度还处在改革和完善时期，立法途径单一，医疗保险的规章制度、主要政策、管理标准以及专业审批等管理职责集中在政府行政部门。长远来看，各国的这个发展趋势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方向，但目前尚不具备条件。当前在管理体制上要考虑的是避免一个部门权力过大，医疗保险管理职能与医疗服务管理职能由两个部门分管，形成部门间权力制衡机制，是在我国政府体制现实下的客观选择。

二是医疗保险管理必须有利于医疗保险出资方与医疗服务提供方建立谈判机制的趋势。医疗保险管理的目的，既要控制医疗费用支出，同时也要确保患者得到有质量的医疗服务。政府行政部门对从业人员和医药物品进行专业审批和监管，是患者得到有质量的医疗服务的前提条件，但不是机制性保障。从各国经验来看，由医疗保险出资方和医药服务提供方建立谈判机制，就医疗保险支出预算、支付方式及其费用和价格标准、以及服务内容达成团购合同，是既控制费用又确保医疗服务质量的有效机制。这也是医疗保险制度本质性的要求。

建立这种完善的谈判机制，前提是出资方和提供方都是独立的市场法人主体，政府管理部门与他们实现了管办分开。从我国目前现实情况看，政府主管部门与医疗服务机构之间并没有完全实现管办分开，医疗机构行政化问题依然存在并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并未成为独立的法人。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也是政府举办的机构，也未形成独立的法人。推进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和医疗服务机构法人化，是改革的方向，但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在这种现实下要建立谈判机制，只能是一个行政部门组织出资方、另一个部门组织服务提供方进行谈判，抵消政府部门权力干预导致的利益偏向，使谈判双方处于公平地位。当前我国医疗保险管理体制的设置，应当与这一国情相适应。

三是尽量保持医疗保险的主体制度模式及其管理体制稳定的趋势。从各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及其管理体制变动的历史看，医疗保障制度模式一般不进行大的变动，主要是不断地完善；医疗保险的管理体制也是相应保持稳定。制度模式和管理体制变动较大的国家，要么是其制度没有成型，转型比较容易，要么是其政治体制发生了大的变动，比如苏联解体、两德统一等，需要付出巨大的改革成本。

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是在我国经济体制发生重大转变后，从原来的福利型制度模式改革到保险型制度模式的，其管理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由卫生部门划转到社会保障部门。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我国已经付出了巨大的改革重建成本。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已经与经济制度同步实现了改革，现行医疗保险管理制度基本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将新农合与城镇医保整合，是根据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进行的微调和完善。没有必要也不应当付出巨大成本，在医疗保险管理体制上进行重大变动。

四是医疗保障从福利供给向市场购买提供的发展趋势。在实行国家卫生服务制度的国家，通过直接向医疗机构拨款为民众提供免费医疗的福利供给方式，一直受到经费不断上涨和效率低下问题的困惑，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时问题更加突出。为解决这些问题，一些国家（如英国）正逐步改变向公立医疗机构的拨款方式，在出资方和提供方之间建立购买关系，构建内部市场。一些国家甚至同步建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以期通过用市场机制的社会保险制度弥补国家卫生服务的不足。也因此形成了医疗保障制度由卫生部门、社会保障部门共同管理的体制，产生了与我国类似的制度分管的矛盾。

在我国，医疗保障采用福利供给的方式还是市场购买提供的方式，一直是部门之间的争议。卫生部门与社会保障部门分持不同的理念，并在各自管理的领域转化为政策进行实施，导致医保政策出现方向上的矛盾。这种理念不同的根源还是在于不同政府部门与医疗机构的关系。社会保障部门没有自己举办的医疗机构，必然会坚持市场购买服务的方式。这符合国际上医疗保障去福利化的发展趋势。附表：

第二篇：医疗保险个人账户部分

医疗保险划入个人账户部分

1、个人帐户的构成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个人扣缴的，比例为月工资基数的2%，全部进入个人帐户。

2、另外一部分是企业缴纳的，年龄不同进入个人帐户的比例也不太一样。用人单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一部分划入个人帐户的具体比例为：不满35周岁的职工按本人月缴费工资基数的 0．8％划入个人帐户；35周岁以上不满45周岁的职工按本人月缴费工资基数的 1％划入个人帐户；45周岁以上的职工按本人月缴费工资基数的2％划入个人帐户；不满70周岁的退休人员按上一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3％划入个人帐户，70周岁以上的退休人员，按上一年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4．8％划入个人帐户。

第三篇：中美法院管理体制的比较研究

中美法院司法行政管理的比较研究

[摘要] 法院司法行政是影响法院独立地位和法官工作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比较研究中美两国的司法行政管理问题，知道了中国法院司法行政管理的弊端，即司法行政化。我们应借鉴美国先进的立法经验和成果，改革我国法院的管理体制，实现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

[关键词] 司法行政管理；司法行政化

饱经历史的沧桑，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政治分离出来的司法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法院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角色也各不相同，但是，各国法院的司法行政管理事务都是由法院自己来承担，这一点则是相同的。法院司法行政是影响法院独立地位和法官工作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习惯上把法院司法行政问题统称为法院的人、财、物问题，具体包括：法院的基础设施建设、法院的经费管理、法院人员编制的安排、法官的招募、考核、晋升以及罢免、案件的管理和统计等等。纵观中美两国的司法行政管理问题，可以说中国的司法几乎都在科层式行政管理下，而美国法院实行司法自治的行政管理，其法官几乎没有国家公务员的色彩，下文进行比较分析。

一、中美两国的司法行政管理的比较分析

（一）法官的任职资格比较

在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是这道防线的守门员思想的影响下，美国对法官的任职资格要求非常严格。在美国,担任联邦法院的法官(从最高法院到地区法院)必须是(1)美国公民；(2)在美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并获得JD学位(美国本科教育没有设置法律专业,大学本科毕业报考法学院,经三年学习修满学分后才可以授予JD学位,即 “法律职业博士”)；(3)经过严格的律师资格考试合格,并有若干年从事律师工作经验。担任州法院的法官,特别是最

[1]高法院、上诉法院和具有普通管辖权的初审法院的法官,一般也应当具备上述条件。可见,美国比较强调法官由富有实务经验且道德学问优秀的人士担任,其对法官的总体要求是“年长、经验、精英”。法律院校毕业生不可能走出校门即从事法官职业,只有在学识和阅历达到一定层次后,才能登上法官的宝座。

与美国相比，中国司法人员的素质较差，而且对法官任职资格条件的要求是较低的。从法官队伍的来源上看，主要由政法院校毕业生、复转军人和社会招干人员组成，且后两种人数占较大比例。尽管《法官法》立足我国国情,从政治素质、文化程度、法律学识、工作经历、年龄和健康状况等方面,对担任法官的资格条件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为法官初任时具备较高的基本素质提供了法律保证,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但《法官法》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了不与已有的法官条件相差过于悬殊,《法官法》对法官的任职条件规定过于宽泛；以此种条件选任出来的法官,既不可能具有深厚的法学功底、丰富的审判经验,也不可能有广泛的社会阅历。虽然要经过初任法官资格的考试,但要他们胜任专业性极强的审判工作不能不说是勉为其难。因此,要确保初任法官的高素质,使之真正成为“正义防线的守护神”,就不能不从立法上进一步提升我国法官的任职资格。

（二）法官人事管理比较

美国法官在晋升资格上并不严格按照由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升迁，获得高等法院或者更高级法院的法官任命一般是由声誉和卓著成就决定的。美国法官独立,只服从法律,由自己作出裁判,无需再向其他法官甚至院长汇报审批案件。美国国会于1973年建立了法院行政管理局和巡回司法委员会作为司法会议的执行机构。法院行政管理局由专业行政人员组成，管理联邦法院的预算、人事、采购及其他总务和辅助职能。巡回司法委员会的职责之一

[2]就是审查及支持各地区提出的任命新法官的请求。这种历经严格考察的人事任免，有利于强

化法官对职业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也有利于法官独立地行使司法权。

而中国，法官人事管理完全行政化。法院中的政治部是负责法院人事管理工作的机构。法官的晋升、奖惩处罚、离职辞退都是由法院的政治部按照行政机关的人事管理模式来运作的。在这种运作模式下，法院中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和从事非审判的工作人员都被称为“干部”，两者间质的差异没有得到明晰。同时，法院中法官的官阶设计也完全引入了行政机关系统内所使用的等级模型，它不仅意味着政治待遇的差别，还显示出一种等级服从的位阶和责任的大小，甚或是一种能力的差别。它强化了行政位阶高法官的影响力和位阶低法官的服从。这种不利于法官独立作出判断的管理模式势必加大司法判断的不确定性，并且为不正当干预

[3]司法活动提供了便利。

[4]

（三）法官保障制度比较

为保证司法独立，美国建立了系统而严密的法官保障体制。具体内容包括：

(1)法官的身份保障。一是实行法官不可更换制，即法官一经任用，不得随意更换，不得被免职、转职或调换工作，只有依照法定条件，才能予以弹劾、撤职、调离或令其提前退休。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是终身制，州初审法院的法官任期是4年或6年，上诉法院是6年到8年，还有可能连续担任。实行不可更换制，法官便无需担心因秉公办案而在职务上受到不利变动。二是实行法官专职及中立制。即法官不得兼职，包括不得兼任行政官员、议员、教学及其他营利性职务。法官在政治上要求保持中立。

(2)法官的经济保障。一是实行法官高薪制。美国联邦法院首席法官的年薪与副总统相同，其他法官的年薪也高于部长。此外，还规定法官出差不受限制实报实销、对法官的处分不得减薪、因紧缩政策或通货收缩而对公务员的薪金采取减额方针时不得减少现任法官的报酬等。二是实行法官退休制。美国联邦法院法官凡年满70岁，任期满15年，年满65岁，任期满15年者，可领取全额退休金。这些措施可解除法官的后顾之忧，为其在职时保持公正廉洁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

(3)法官特权保障。美国法官享有司法豁免权，但这种权力是相对的，如果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有行为不检或其他触犯法律的行为，他们仍应承担相应的行政、民事或刑事责任。除司法豁免权规则以外，还有两项规则，一是禁止对正在进行的审判加以评议的规则，主要在于防止新闻媒介滥用新闻自由，对法官的审判活动任意评论或妄下结论，避免法官因受公众的影响和左右而无法保持其实质独立；二是禁止将正在被审理的案件或争端列入国会议程的规则，在于防止法官的审判活动被立法机关干预。

我国《法官法》对法官享有的权利也做出了规定，主要包括：法官享有履行职责应当具有的职权和工作条件；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获得劳动报酬，享受保险、福利待遇；人身、财产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参加培训；提出申诉或者控告；辞职，等等。在法律上为法官行使职权提供了一定保障。相比之下，这些规定都比较笼统，对于法官的保障不够完善。

（四）法院经费保障比较

美国法院的经费保障体制，从客观上保障了美国法院的独立性和中央性。自1939年起，美国就建立了联邦司法会议，由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和其他经过专门挑选的法官组成。联邦司法系统的预算由联邦司法会议负责起草，然后不经行政机构做出任何改动被提交国会。行政机构可以对司法预算提出意见，但不能对其进行改动。国会最终确定总预算，联邦司法会议有责任直接向国会解释其开支。因此，联邦司法会议既负责起草司法总预算，也对司法经费分配和管理完全负责，行政机构无权干涉。

在我国，行政机关掌握着整个国家的财权，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必须由同级政府决定；另一方面，法院的装备、办公条件、办案经费等方面会因各地经济发展及财政收入的状况不同而大相径庭，导致了法院财政与地方财政融为一体，而地方财政收入的好坏又取决于地方

经济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法院更多地倾向于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去执行法律和行使司法权，而不是着眼于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为此，法院必须保持物质利益上的独立性，要求法院的财政预算、经费开支能够不受干扰地独立运作。

二、借鉴及优化我国的法院司法行政管理

我们必须学会借鉴美国优秀的立法成果和经验，为我所用，以期推动理论和制度的创新，让法院行政管理机制并永葆生机。

（一）提升法官的任职资格

实行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既要改变现行的用人制度，面向社会尤其是面向政法院校公开招聘一批业务素质好、廉洁勤勉人员，又要对在职的司法人员加强培训，不断提高其办案质量。2001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法官法》，规定对初任法官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这对中国的法律职业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体现司法权的统一性，在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及方式上应充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将地方法院的法官由地方权力机关选举和任免改为由国家元首或最高法院的院长根据一定程序任命。

（二）深化司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中国现行的法院管理体制实质上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和双重负责制，出现了利用司法行政权干预审判权独立行使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要统一全国法院的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建立司法行政权的垂直领导体制（即下级法院只对法律和上级法院负责，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大负责），实现审判部门与司法行政管理部门的功能分离，突出行政管理的服务功能，淡化审判管理的行政化色彩，建立以法官为中心的内部管理机制。审判权主要由独任法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行使，审判庭组织实施和管理。人财物管理属于司法行政事务，可以考虑在各级法院成立司法行政委员会，负责行使本区域和本级法院重大行政事务的决策权。

（三）健全法官保障制度

为保障司法独立和公正，国家要细化法官保障制度的具体条款。在职位保障上，应实行不可更换制，非法定事由和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弹劾或撤换；在物质保障上，应实行一定程度的高薪制和不可减薪制；在特权保障上，应赋予法官有限制的司法豁免权。

（四）建立国家保障的财政支持体系

为避免司法地方化、行政化，国家有必要对司法经费予以国家保障，并全额供给。最高法院要对全国法院的经费编制预算，由全国人大审查批准后由中央财政拨付给最高法院，再由最高法院逐级向地方各级法院分配，由各级法院科学合理地使用。同时，为了减轻中央财政的压力，可以适当调整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税比例，并将各级法院依法收取的各项费用逐级上交，纳人中央财政管理，以增加中央财政的收入，减轻因改革带来的压力。为此，我们建议改革时可借鉴美国法院的预算及经费管理办法。

总之，我国现行法院改革的方向是打破司法行政化，建立一套切实保障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的法院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1] 王道国、钟俊：《中外法官任职资格比较研究》，甘肅政法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6年6月第2期

[2]德全英：《中美法院制度的宏观比较思考》，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3期

[3]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体制的两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4]王波：《我国法院设置体制改革问题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5月

第四篇：中外城市管理体制的比较及启示

中外城市管理体制的比较及启示

1、我国与西方国家城市管理体制的比较。

由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背景不同，我国的城市管理体制与西方城市管理的体制是不同结构的。

(1)我国城市管理政企不分，管理和作业不分。我国的城市政府既是城市建设的组织者，又是城市管理的施行者，政府身兼建设和管理两个角色，而西方国家的城市管理实行的是政企分开，组织管理机构健全，权限职责清晰。市长的主要精力用于城市管理，市长首先是抓城市规划，组织智囊班子帮助编制规划，并组织实施。市长通过抓规划，把国家的经济结构模式在城市结构中具体体现出来。

(2)我国的城市管理重视思想教育，带有较明显的人治色彩。西方国家的城市管理重视法规制度，法制意识较强，政府各部门也围绕城市管理，依法行政。各部门虽然分工不同，但是依法办事的立场和价值观一样，由此就降低了内耗，也有利于提高效率。全民法制意识下的城市管理对于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在城市管理中，我国的政府常常扮演着“全能政府”的角色，相形之下，社会发育不够完善。西方国家一般是“市民社会”，大量的社会中介组织分担了城市管理的传统职能，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政府仅充当教练和裁判的角色；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在社区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社区志愿者组织更是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2、西方城市管理模式和改革趋势对我国社区体制改革的启示。

体制背景、社会基础等的变化，使得我国原有的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已不适应新时期社区发展、社区建设的根本要求，社会需求的多元化与社区管理的单一行政模式构成了转型期社区组织体系的结构和功能分化，产生了新的结构要素，社区组织管理体系面临新的重组、整合与再造。尽管西方城市管理的理论和模式对我国的城市管理实践与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必须结合中国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特点加以借鉴。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必须从结构上对管理体制进行调整，遵循“社会化、协调性、专业化、法制化”的原则，从两个层面上着手构建全新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多元互动的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系：一是从社区组织结构着眼，根据社区内部各要素的有机联系，重构合理的社区体系；二是根据社区发展的需求，重建新型的社区组织，并赋予其独立法人地位。据此，要完成我国城市社区管理“街道体制”向“社区体制”的转化，我国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工作要做：

—是法规建设。法规建设是实施社会化社区管理的前提，为适应新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必须制定和完善有关社区管理的法规，以法律形式确定各社区组织的职能关系，使社区管理步入规范化管理轨道。

二是制定科学的社区发展规划。按照“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根据其内容制定社区发展的长期、中期、短期规划。规划的制定应有社区居民的参与，并且体现满足大多数居民的利益。

三是增强居民参与意识。提高居民参与意识，促使居民积极参与本社区的公共事务，提倡社区成员间的互助合作精神，提高社区的自我管理能力，进而提高全社会的民主程度。

四是社区整合。建立良好的社区内部关系，充分动用各种社区资源和社区管理手段，协调各组织间相互关系，使其相互促进，实现社区的全面发展。

第五篇：中日体育管理体制比较研究

中日体育管理体制比较研究

目前，日本的大众体育己形成规模，尤其日本的社区体育在全球已形成为一种公认的典范。中 国与日本在文化背景、历史背景等方面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借鉴日本的经验，更进一步地了解 日本社区体育的现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旨在通过对中日两国社区体育的管理体制、管理理念、运行 机制等方面的比较，在继承与创新、借鉴与扬弃中，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管理体制，描绘未来 中国社区体育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发展方向，以期能为中国社区体育管理体制的大变革提供一些 参考性的意见和建议。

二、日本社区体育的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日本社区在地域上与市区町村的行政区划分基本吻合，有非常完善的设施和完备的管理体制，这 不仅使人们的日常生活非常便利，还能够提高生活质量。而且日本的社区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是非常成功的，值得我们借签。

（一）日本社区体育的管理体制 根据 “2001日本大众体育白皮书” 中介绍，日本社区的体制机构和体育组织从性质上可以分为 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三类。第一类：政府机构，即市区町村教委（下设体育科），它对社 区体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宏观管理，并对具体的体育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第二类：社会团 体，如市区町村级的体育协会和其他各类与体育发展工作有关的协会（如体育指导员协会、休闲协 会等）。这类体协受上一级体协的管理，但与政府机构的性质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因为是社会团体，所以必须广泛地筹措社会资金，吸纳社会人才，与社会各界有着广泛的联 系。（2）在具体工作中有很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3）具有较高的社会可信性和社会地位。第三类： 民间组织，如由大财团、大企业、私人业主等自发筹建的体育中心、体育组织等。这类组织在建设之 初，都要在本地区的教委和体协登记，并且必须办理各种合法手续、取得相应的资格。日本社区体 育管理体制是三级管理模式，在管理和运行中是相互协作，相辅相成的关系。

（二）日本社区体育的管理理念 第一类：政府机构（即市区町村教委）负责执行上级部门的体育政策；制定并实施适合本地区 的体育政策；向上一级部门申报预算，以及具体使用上一级部门发放的体育振兴基金。体育振 兴基金是日本政府设立的专门用于大众体育和发展工作的—项固定资金，是社区体育主要的资金援 —————————————— 收稿日期： 200807 基金项目： 宁波市 2007 年教育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甬教科规办

【2007】 号）8。作者简介： 黄燕飞（1965-）女，浙江金华人，宁波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第5期 黄燕飞： 中日社区体育管理体制比较研究 109 助。市区町村教委的体育科在发放体育振兴基金的工作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必须保证这 类资金的去向，即主要用于体育设施的维护、社会体育指导的培训以及体育组织的建设等。第二类： 社会团体（即市区町村的各类体协）同样受上一级体协的管理，但与政府机构的性质有所不同。虽 然也要执行上级体协的政策和任务，要向上一级体协申报预算，但由于他们是主要工作的执行者和 承担者，所以在实施具体工作时受到的限制较少，许多决定只需在协会内部通过即可实行，这就大 大缩短了审批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如可以自主决定体育设施基金的发放、为俱乐部培训并配备 体育指导员、组织社区体育比赛和研讨会等。第三类： 民间组织一般有自己的体育设施，而且是自负 盈亏，所以在实施具体工作时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更大，只要符合各项法律法规，不需经教委和体协 日本社区体育的管理理念不是为了管理而设置机构，而是有利于人们更方便地参加 的批准。总之，体育活动、轻松进行人际交流，并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最大限度地满足社区居民 的各种体育需求。

（三）日本社区体育运行特点及运行模式 日本社区体育的运行特点：体育俱乐部是日本社区体育的主要载体。日本的体育俱乐部具有业 余性、自愿性、公开性、民族性、公益性和独立性等特征，即能够充分利用各类社会力量，最大限度 地组织广大群众因地制宜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又有利于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是 一种方便群

众、行之有效的开展体育活动的组织形式，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日本的社区体育俱乐部一般都加盟市区町村级的体协、休闲协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各单项协会 和各种社会教育团体，这些市区町村级的体育团体对俱乐部工作给予支持和援助，两者是相互协作 的关系。俱乐部为会员提供体育活动及交流的场所，有多种活动项目，而且有固定的活动地点和具 有资格证书的指导员。而指导员通常又是经营者，为满足不同年龄、性别、兴趣爱好、运动水平的人 们的各种不同需要，指导员按教学计划进行指导，使其感受到运动的乐趣。据日本体育俱乐部协会 1994 年全国范围的调查表明： 日本社区体育俱乐部的总数为 37.04 万个，比 1989 年 35.18 万个增加 了 5.29％。社区体育俱乐部的会员总数为 1 169 万人，平均每个社区体育俱乐部有 31 名会员。按日 本总人口1.2 亿计算则社区俱乐部会员总数占日本总人口的近10％。由此可见，日本社区体育俱乐部 的运行模式是成功的，运作机制十分完善，运作过程便捷，既是管理者又是指导员。〔2〕 〔1〕

三、中国社区体育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的现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体育的迅速崛起，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正在逐步分化。“管、办分离” 和 “政、企分开” 使得政府的职能日益集中于宏观管理和政策调控。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渐过 渡，我国城市的社会生活和管理体制正在发生整体的变革，“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正在形成。这 就带动了由 “单位制” “社区制” 向，“国家制” “社会制” 向 等一系列制度创新，从而推动了我国社区 体育的发展过程。

（一）中国社区体育的管理体制 目前我国社区体育组织管理体制有两种：社区全民健身领导小组和社区体协。社区体育组织管 理体制表现为两个层次、三条系统的特征。两个层次一是街道办事处；另一个是居委会。三条系统 中，第一条系统是街道社区全民健身领导小组负责以各居委会为单位的居民体育，对所属居委会是 以行政手段，安排各居委会参加社区各项体育活动；第二条系统是社区体协负责以辖区为单位的职 工体育，开展体育活动时，需要辖区单位参加协作；第三条系统是全民健身领导小组和社区体协共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社区体育活动的 同管理的体育活动站，开展以体育爱好者为对象的社会体育。开展，仍以行政手段为主要特征，三条系统之间缺乏互动。社区体育组织网络结构的组织管理体制 还没有真正建立，目前社区体育组织管理体制仍然是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纵向结构为特征。

（二）中国社区体育的管理理念。我国社区体育建设和社区发展，一开始就是一种政府行为，并在政府主导下，形成了区、居 街、〔4〕 〔3〕 110 宁波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2008 三级框架的社区服务网络管理体系。目前，我国城市现有的社区体育的管理体制，主要以街道社区 体协为主，其他区域体协为辅，组织结构基层化特点十分明显；街道社区体协以街道办事处为依托，以辖区单位和居委会为参加单位，共同组成了街道社区体协。社区体育的管理主要由街道社区体协 〔5〕 等体育组织承担，大量经常性的社区体育活动主要由晨、晚练习点等自发性社区体育组织来完成。晨、晚练点的管理是以锻炼者自愿结合，自主管理为主，以街道办事处、体育行政机构、体育协会、锻 炼者所属单位和小区物业管理为辅。可以说，管理理念是不明确的，社区体育工作的开展取决于居 民的自发行为。

（三）中国社区体育管理运行机制的现状 目前街道办事处仍是社区体育的主要依托，对本辖区社区体育具有组织、管理、协调、服务等职 能。但是，街道办事处不可能直接面对本辖区内的所有体育活动组织，对其进行日常管理和具体指 导。尤其是随着社区体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增多，内容不断丰富，这种可能就更不存在。目 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社区体育管理组织仍以街道一级为主，使得社区体育组织管理有些鞭长莫及，不 能充分发挥其职能，缺乏社区体育管理的自主性和运行机制的灵活性。这种权利过分集中、行动过 分统一的政府集中型领导的社区体育管理运行机制限制了社会对体育的参与和支持，使得政府的体 育经费负担过重，远不能满足社区居民对体育的需求。

四、中日两国社区体育管理比较 1.管理体制上：日本在社区体育的管理体制中，政府主要把精力集中在制定体育政策以及场地 设施等体育资源的开发上，并设立了一项固定资金来保证社区体育的开

展。社区体育活动的具体组 织与指导等事务性工作则由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来承担。社区体育的建设和发展主要依靠社会团体 和民间组织，政府起监督、指导和协调的作用。管理体制层次鲜明，体现了相互协作，层次管理的 特点。而我国多年来一直是政府直接管理、具体操作、包办替代的局面。这种政府对社区事务直接干 预和包揽不利于社区体育意识的培养，不利于社区资源的优化组合。因此，政府与社团结合型体制 是我国社区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2.管理理念上：日本的社区体育是由市区町村教委负责执行上级部门的体育政策；制定并实施 适合本地区的体育政策；向上一级部门申报预算，以及具体使用上一级部门发放的体育振兴基 金，在工作中主要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而社会团体（即市区町村级的各类体育协会）是主要工作的执 行者和承担者，所以在实施具体工作时受到的限制较少，许多决定只需在协会内部通过即可实行，这 就大大缩短了审批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而我国政府是以计划经济为手段配置体育资源，以行政 手段管理体育；政府既是 “办” 体育的主体，也是 “管” 体育的主体。这种政府包办一切体育事务的管 理方式使原有的体育体制与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出现异质的矛盾，从而抑制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体育 管理和发展社区体育的积极性，造成体育社会组织极度萎缩的弊端，限制了社区体育的发展。因此，政府集中型管理体制应向政府与社会结合型管理体制过渡。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3.管理模式上：日本社区体育活动的具体组织则完全由市区町村级的各类协会和俱乐部等社会 团体承担，政府起疏通、引导和联络的作用。日本政府还十分重视体育社会团体的培养，充分发挥 它们的作用，因此在具体工作中有很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日本的各类协会内部，都设有一个由体 协内部成员和社会权威人士组成的监督机构，主要负责对体协工作进行建议、指导和评价。而中国 的社区体育活动主要由街道社区体协等体育组织承担，社区体育工作尚未得到各政府应有的重视，没 有把社区体育工作纳入工作计划中，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发展社区体育的规划，管理网络责任不明。在现有的街道办事处工作职责中也没有明确提出有关体育方面的职责，街道办事处抓体育工作没有 充足的法规依据，社区体育处于可抓可不抓的地步，因而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职能没有得到充分 利用。正式的体育组织与自发性的社区体育组织之间缺乏联系。4.运行机制上：社区体育的组织运行机制，国际上有三种成熟的模式：一是美国的社区自治模；二是新加坡的政府导向模式；三是日本与北欧的中间模式。这三种模式在各自的国家都发挥了 很好的效果。关键在于以 “政府和社区关系” 为核心的组织运行机制要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适应。日 本社区体育的运行机制主要是社区体育俱乐部，而社区体育俱乐部一般都加盟市区町村级的体协、休 闲协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各单项协会和各种社会教育团体，这些市区町村级的体育团体对俱乐部工 作给予支持和援助，两者是相互协作的关系。而我国的社区体育活动主要由晨、晚练习点等自发性 社区体育组织来完成。通过比较，可见目前我国社区体育管理组织力量薄弱、管理网络责任不明、机构设置不合理、运 行机制不够灵活、管理体制层次不够鲜明、人员配备与承担的职责任务不相适应。

五、我国社区体育管理体制的发展策略由以上分析可见，我国社区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与飞速发展的社区体育是不相适应的，机 制相对滞后，影响了社区体育工作的开展。从目前发展现状看，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参 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愿望越来越迫切，人数越来越多；而以计划经济为依托的社区体育 活动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继续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区体育管理模式，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人员和财力上都难以开展。因此，应调查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区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 机制的现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推动社区 体育持续和健康的发展是当务之急。经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对策： 1.在制定政策方面：管理者应根据现代社会的特点和规律，制订出促进社区体育发展的制度和 规范，坚持以人为本的宗旨，以保障社区居民的健身权益，不断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健身需求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创新理念、创新机制、创新方法，建立 “政府主导，部门推进，社会参与，运作流畅，充满活力” 的全民健身推进机制。着力构建公共体育综合服务平台，着力打造保障社区居民健身权益 的长效运行机制，着力做大做强社会体育组织，着力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保障评价体系，促进社区体 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在对社区体育运行调控方面：以法律为准绳，以竞赛规则为依据，以等级联赛为杠杆实施调 节和控制。政府体育职能部门要依法治体，进一步改进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社区体育管理 体制的建立与实施中，应该树立 “以法治体” 的观念，在操作上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法律法规是 社会行为的准则，正所谓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体育管理也必须法制化才有章可循，才能够顺利 和谐、有序、高效 进行。实现在政府的指导下发挥基层群众性体育组织作用的依法自治。构建公正、的社区体育组织运行机制。3.在社区体育管理体制方面： “管办分离，政事分开” 坚持 的原则，把政府过于集中的权力分散 开来，纵向放权以实现层次化管理，横向分权以实现社会化管理，将体育管理体制从现在的线性结 构改革为矩阵结构，从行政命令式的 “垂直管理” 改革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矩阵式管理。采取民 办官助，主张体育自治，建立民主、高效的政府管理机构，管理者要具有与时俱进的现代化管理理 念和方法等，最终建立与现代体育制度相适应的社区体育管理体制。探索和建立现代化的社区体育 管理体制，摒弃政府独立办体育的体制，真正建立政府、社会共同办体育的体制。大力发展体育社 会团体，形成社会化的群众体育组织网络。4.在社区体育运行机制方面： 以社区体育协会、体育俱乐部、学校体育等为基本活动单位开展各 种形式的娱乐、健身和体育竞赛；构建公正、和谐、有序、高效的社区体育组织运行机制。实现居民 体育生活化，要求社区体育组织开展活动必须做到 “三定” ：时间相对固定，根据居民不同的生活作 息方式，让更多的居民能够参加体育组织活动；活动场所稳定，建立组织活动基地；活动内容相对 稳定。体育社区化要求形成国家、社区、个人齐办的新局面，要求体育活动经营管理由行政包揽，逐步过渡到由社会体育组织承担。因此，社区体育组织要利用社区体育资源，依靠组织成员的力量，自 我经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加快体育社会化的进程，实现居民体育生活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政府不再是管理社会与促进社会发展的唯一主体，而更多 地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同样，社区体育行政机构也由过去包办体育，向主管体育转变，逐步将主办权交给社区体育组织，突出社区体育组织在开展社区体育中的主导作 用。社区体育行政机构其职能由 “微观管理” “宏观调控” 向 转化，管理方式也由行政命令向协作方式 转变。相信我国社区体育管理工作通过不断改进而会取得蓬勃发展，使全国人民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