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杭州清河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社会保障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杭州清河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社会保障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负责人:黄小虎 热能与动力工程 12热能1 *** 团队成员:陈苗苗、杨峰、汪芝颖、陈彬意、王晓琪、卲罡、康展魁、夏凯。实地调研地点:杭州市清河坊。课题简介:
在文化大发展背景下,作为人类无形文化遗产和国家、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及民族精神、情感、历史、个性、气质、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有机组成和重要表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传承人的保护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所决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它是依附于个体的人、群体或特定区域或空间而存在的,是一种“活态”文化。无论是口述文学及语言、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技能、传统礼仪节庆等,无不与个体或群体的人的活动(包括展示、表演和传承)紧密相关。
而在“十二五”规划以来,我国开始全面实施社会保障体系,涵盖城市与农村。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社会保障体系值得我们去探讨。
故我们小组决定选取杭州清河坊作为调研地,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以访谈式为主,查阅政府文献资料为辅的调研,主要内容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社会保险制度,其涵盖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制度等。
杭州市河坊街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有状元楼、朱炳仁铜像馆等。汇聚着大量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和民间艺术。另外,其处在西湖边,沾染着给多历史文化气息。以及,从操作可行性方面看,其距离我校较近,仅需要1个小时多的车程。大大节省了调研开支。
本课题的目的在于尽管近些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日益被重视,支持、保障传承活动的开展也成为政府、社会乃至教育部门一项重要工作。各级文化部门、社会团体积极开展有关保护传承人活动,建立传承人档案,认定与命名传承人等。文化部开展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与命名工作,分别于2007年6月和2008年2月,公布了两批共777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颁证仪式,此项工作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中国文联、中国民协于2007年6月6日“文化遗产日”举行首次“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命名大会”,全国156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166个民间艺术家获得称号。各省市区也陆续开展了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命名工作,如云南省1999年、2002年、2007年分三批命名了647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各州(市)、县也认定命名了一批传承人。各地政府、社会团体还积极研究和探索保护传承的方式方法,如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生态博物馆、以乡镇、村落、社区为单位开展传承活动等等。但总体来说,在这方面我们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专业设立、教材编写、师资培养以及如何有效开展传承活动等等方面,都面临着许多挑战。尤其,在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基本上是空白。
故我们小组决定以杭州清河坊为例,调研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此向当地政府提出建议,完善对于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保护,提深我国文化价值体系。
第二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梳理
浅谈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保护
摘要:随着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到非遗研究中,学界对于非遗传承人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本文将从传承人认定、传承人特点、传承人类型、传承人保护等方面进行梳理,同时,提出日本和韩国在传承人保护方面的卓越成效,试图为非遗传承人保护的实务工作开展和理论探讨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3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是迄今为止联合国有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文件。该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下的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从公约中我们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植根于民族土壤的活态文化,是发展着的传统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不能脱离人类智慧而独立存在,它的生存和发展是处在“活态”传承和“活态”保护之中,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核心就是对传承人的保护。
二、传承人概念
国内首个关于文化传承人的管理文件2006年颁布的《湘西土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管理暂行办法》界定其所指|“传承人”是“指州人民政府公告命名并在我州境内通晓本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内涵、表现形式、组织规程或在本民族民间工艺领域中技艺精湛或掌握有一定数量的民族传统文化原始文献、资料和实物。并有一定研究成果被群众公认的代表人物。”随后在200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中,也对传承人的条件做了规定,其第15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民,可以申请或被推 荐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人:(1)在一定区域内被公认文通晓本民族或者本区域民族民间文化形式和内涵的代表人物;(2)熟练掌握民族民间传统技艺,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的艺人;(3)掌握某种稀有民族民间传统技艺的公民;(4)大量掌握和保存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原始文献和其他资料!实物,并对其有一定研究的公民。”第16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团体,可以申请或被推荐位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单位:(1)以弘扬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为宗旨(2)掌握某一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技艺,或者研究、传播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取得显著成绩;(3)坚持经常开展以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为内容的活动;(4)有效保存该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相关资料或者实物。”根据这些规定,著名民族学家祁庆富先生在全面梳理了传承和传承人的学术史后,将传承人定义为:“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2非遗传承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振兴中有重要作用,是承接前人经验,启迪后人智慧的桥梁。通过传承人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的“传”、“承”交替循环,非物质文化遗产才得以世代延续继承下来。在我国学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两者的定义和条件也不尽相同。广义上的传承人概念,即一般传承人,即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1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第200页
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与传承人,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2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狭义上的传承人,即法律意义上的传承人,在我国称为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人是指承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或者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保护责任,掌握该项目的知识、技能,并具有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人。一般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人在概念、法律地位、社会地位上存在很大差别,可以说代表性传承人是由国家认可的、传承主体中的佼佼者。
三、传承人特征 第一,能熟练掌握国家或地方政府认定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个体传承人作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实际掌握者,必须是通过国家或者相应地方主管部门的认定并且许可。这是作为个体传承人的合法基础。第二,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本领域内有较大影响力。对于传承人所掌握的“非遗”项目,不能简单归结为掌握某种技艺或者某种特长,需要实际扎根于某个特定领域内,并且能够形成较大的影响力,从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典范。
第三,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需为公众认同并能积极传承。传统文化丰富多彩,良莠不齐,这里定义的“非遗”项目必须是健康积极,并能为民众集体喜闻乐见,并能使得世代传承的文化成果。
第四,愿意投身非遗传承事业,积极参与非遗传承活动。
四、传承人类型
1、家族、族群等群体性主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来说是经历了常年累月而积淀下来的,往往涉及一个族群 或者社区,在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国家也都承认他们的存在,并且认为这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表现的一种形式,在我国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是涉及到一个或者多 个地区的族群的,他们同样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主体,而且是不可剥离的。
2、个人、独立传承人
其实在划分个人主体和群体性主体时,他们之间在很多时候体现的是相互包含,又分别独立的关系。个人不可能脱离群体而存在,群体也是由单个人所组成的,个人在传统文化表达的发展和再创造中起着中心作用。所以我们列出个人主体时,在宏观层面是为了促进一种技艺能够更好的传承。个人对于技艺的传承他会起到一个再创造的作用,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能够保持其鲜活,同时又不失其原真状态的最好方式。
五、传承人权利和义务
1、权利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其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享有传承权。传承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享有的最重要的权利之一。传承权本身包含两层内涵——有权自主选择下一代传承人和有权自主选择传承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可以根据自身的经验和所传承技艺的特点制定选择下一代传承人的具体标准选择有天赋的继承人。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开展传承活动时享有获得资助的权利。对于传承主体来说,物质条件是基础,没有物质条件做坚实的后盾,传承人的种种规划很难实施,传承活动也无法开展。对于由各级政府直接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国家有义务对其进行物质上的扶持和帮助,支持其培养下一代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传承人不仅有权获得政府的资金资助,还有权在授权范围内自主支配资金。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配合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查时,还享有被尊重的权利。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 16 条的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调查时,应当征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同意,并尊重传承人所在地的风俗习惯,不得损害传承人的合法利益。
2、义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 31 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义务作了详尽的规定,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还特别规定了代表性传承人的退出程序,作为传承人不履行其法定义务的惩罚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前述规定义务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正当理由包括不可抗力、第三人原因等;丧失传承能力的,例如疾病、伤残、年老等,文化主管部门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3传承人要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传承人培养后继人才应当摒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旧思想,如果在传承中有所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继将一代不如一代,势必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逐渐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伴随着丰富的实物资料,如图片、文字、声音、影像等。这些实物资料代表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水平、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实物资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持、研究和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非遗传承人应当妥善保管好这些实物资料。除此之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 11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需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由文化主管部门负责进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可以对其工作领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根据本条规定,代表性传承人对上述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有配合的义务。传承人还应当积极参与社会性公益宣传活动。从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扩大社会影响,营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提高全社会的保护意识。
六、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1、认定问题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里,代表性传承人(一般指国家级非遗文化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主要是指那些被普遍性认定极有一定影响力的权威的有代表性的承担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里的相关项目的传承责任的且通过了国务院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核与认定的优秀传承人。传承人的认定不是个简单的过程,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样性、活态性,并且不同项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方式也各不相同。我国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不够细化完善。传承人认定过程时常遇到量化问题。《非遗法》第 29 条第 2 款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有着明确规定:“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积极开展传承活动。”也就是说,传承人应当具有技艺性、权威性和能动性。但是,这三点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过程中并不便于掌握。“熟练”、“较大影响”等词汇过于抽象,何谓“熟练”?何谓“较大影响”?这些都没有具体标准可参考,特别是当出现条件类似的传承人时,会处于无法认定的困境。同时,在认定程序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非遗法》第 29 条第 2 款规定,申请代表性传承人,由申请人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再由政府部门对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核,最后公布审核通过的情况。一旦通过,这个申请人即成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纵观整个程序可发现,传承人的主动申请才是最重要的环节。然而,从我国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的生存环境来看,传承人大多生活于偏远乡村,信息的闭塞导致传承人无从了解相关制度,更别说主动提出申请成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3信春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85.2、观念问题
很多非遗传承人,在传承中仍然保留着旧社会封建观念。“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等腐朽观念依然存在于当今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非遗传承途径,使得很多有潜能的人并不能成为有政府认可的代表性传承人。传承人后继人才队伍匮乏,随着老一代传承人的老去,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渐衰弱。
3、制度问题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不对称的,或者可以说在法律中体现的代表性传承人的权利,是通过行政机关授予而获取的一种反射性利益,即便规定了传承人享有相关权利,但是在大众认知体系中,这种权利往往不被接受,很多情况下,传承人生活压力大于普通人,政府支持力度不够。《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认定代表性传承人的标准的第 29 条中,其中有一款是这样规定的“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一定区域”是指的什么呢?“一定区域”范围有多大呢?我们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怎么来确定它呢?再如,在第 31 条的最后一款中规定“丧失传承能力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那么,其中什么情况才属于丧失传承能力?“传承能力”具体包括什么呢?都没有具体的表述,那么有可能在文化行政部门撤销代表性传承人时,自由裁量的权力扩大,这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是不利的。
4、关注偏向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步较晚,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政策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实验性特征,其中对“传承人群体”的忽视是一重大缺陷从现有实践来看其实质是保护“代表性个体传承人”的政策,突出的是“传承人个体”,缺乏对“传承人群体”的关注。4现行政策保护“代表性传承人”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非遗保护和传承的事实证明,“传承人群体”在保护政策中缺失所造成的后果在当前实践中已见端倪,其消极影响的突出表现就是导致了个别传承人的“独占”地位,造成了“政策垄断”。5
七、可借鉴成功案例
1、日本
在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机制上,日本是很成熟的。作为我们反复强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性的特征,有的技艺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多个人或者是一个社区或者族群。日本政府在认定机制上进行了分别认定,这是对我国保护传承人上是值得借鉴的,主要分为三种情况:(1)个别认定:对于能够高度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掌握能力的个人,例如在传统运动项目、绘画艺术、古老群众文学、曲艺戏剧演出等等极其具有个人色彩的许多文化财产,可以进行只针对个体的“单独认定”。或者是能认定为单独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立个体,在编织、染色、土陶品等等领域也可以进行个别认定,认定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团体认定:被指定为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的文化技术,该技艺承载者人数较多,个人特征不明显,这种情况下可对这群传承人组成的群体给与“保持团体认定”。(3)、综合认定:介于个人认定与团体认定之间的,是指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由人数为2或者2以上的结构情况,可以进行“合并认定”。6同时,日本的“人间国宝”制度是做得非常出色,为其他的国家提供了一个示范性的作用,这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复杂客体保护的最好的方法:在认定之后,对传承人的行政支持上,日本每年都拿出财政资金进行资助。日本文化厅对这些“人间国宝”支付特别扶助金,其年金额达 200 万日元(约 14 万人民币),以鼓励他们不断提 45 杨征《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政策中“群体性”的缺失》2014 06
陈静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述评》[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04)王光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与造就模式试探[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6 高技艺和悉心培养后继传承者。7
2、韩国
韩国在日本的影响下,早在20 世纪 60 年代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韩国对代表性传承人的称谓叫做“人类活珍宝”,韩国在认定“人类活珍宝”也和我国单一的认定机制是不一样的,分为个人认定和团体认定两种,并将这个称谓作为荣誉称号赋予权利人或者族群,并且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在中央和地方两级大力的提供资金支持,对优秀人才的保护是做得很到位的。对于有关无形文化财演出等各种活动,国家会根据演出规模等具体情况提供 200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 1.4 万元)至 500 万韩元的资助,对于“人类活珍宝”,政府按每人每月 100万韩元提供补助。8对于能够成为“人类活珍宝”的人或团体,在福利上也会大大的增加,政府会对该类保有人或者保有团体特殊的优待。但是如若不履行相关义务,也会受到处罚。对于收徒传承技艺,韩国有备案的制度,政府部门还必须进行监督,以便传承能有效的进行下去。
除此之外,韩国还设立了专门培训机构,对传承人进行培训,训练他们的技艺,并且还可以为其免除兵役,这无疑提高了传承人传承技艺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得传承人在传承本民族优秀文化时无后顾之。
八、总结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传承人是核心、是灵魂。因为传承活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延续的一种手段,它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任务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现实情况下,运用法律手段建立一套全面、科学、合理的传承人保护机制是当前现状的客观要求。国家的立法保护能够从根本上维护传承人的合法权益,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赋予他们更高的社会地位。在制定认定机制时,应当广泛借鉴国外成功案例,汲取他国之精华,结合我国非遗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合理有效的认定程序。除此之外,应在关注代表性传承人的同时,应当注重群体性传承人,并在政策表达上予以确定;从观念认识和政策表达上提高对“一般性传承人”的认同和重视程度;消除“代表性传承人”的“独占”地位,打破“政策垄断”;设置适合的考核评估标准,督促“代表性传承人”在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参与者等方面有所作为,积极营造“群体传承”的氛围。将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更加清晰,除此之外,对现有制度细化,转化为各项长效工作机制,从各方面做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代相传。
7顾军、苑利著:《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报告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8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64 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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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萧放.《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方式的思考》[J].文化遗产,2008(1)[8] 陈静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述评》[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04)
[9] 杨征《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政策中“群体性”的缺失》2014 06
第三篇: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传承人保护工作报告
淮安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保护
工作报告
2008年6月7日,我市淮海戏、楚州十番锣鼓分别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今年5月26日,我市淮海戏表演艺术家杨秀英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现将我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工作汇报如下:
一、国家级名录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现状(一)淮海戏保护现状
一是制定了五年保护计划。第一个五年保护计划从2007年起,分步实施资料收集整理,建立较完整的淮海戏资料库、设立淮海戏历史陈列室、以优惠政策招收学员,培养淮海戏传承人、录制优秀剧目音像资料、举办淮海戏艺术节等工作,以加强保护,推动传承。
二是建设了淮海戏博物馆。2008年9月,江苏省淮海戏博物馆在我市中洲岛竣工开放,作为展示和宣传淮海戏历史和成果的重要阵地,排演、交流淮海戏的活动场所,传播和学习淮海戏知识的课堂。淮海戏博物馆通过实物、图片、模型、书画、音像资料,以及现代多媒体技术等,来呈现淮海戏在淮安地区的发生和发展的概貌,为保护传承淮海戏作出了一定贡献。
三是建设了淮海戏专题网。由我市文广局的组织领导及江苏省淮海剧团的支持下,筹建了中国淮海戏专题网站,网站设立剧团介绍、剧目介绍、人物简介、专题资料、视听下载、淮海戏图库、淮海戏动态、演出信息、遗产保护等栏目,对淮海戏的历史渊源及沿革、基本内容及特征、重要价值、传承现状等方面作了详尽介绍,并提供大量的传统及现代剧目以供下载,进一步扩大影响,推动了淮海戏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四是申报了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2008年底,我们按照国家文化部及省文化厅相关要求,组织申报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工作。6月11日,国家文化部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我市淮海戏表演艺术家杨秀英入选,为淮海戏的传承提供了基本保障。
五是建设了传承机构。在淮安文化艺术学校开设淮海戏班,由我市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淮海戏表演艺术家杨秀英、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魏佳宁等淮海戏主要传承人授课,为淮海戏的传承发展培养传承人。
(二)楚州十番锣鼓保护现状
一是制定了保护计划。第一个五年保护计划包括翻译已搜集的古书工尺谱为简谱,购置有关服装、道具,出版以楚州“十番锣鼓”为题材的图书册,建设传承基地,加强对外交流等各个方面。我市楚州区文化馆,组织人员对楚州“十番锣鼓”的盛兴年代、演出道具、演出场景及风俗等作了进一步调研。掌握了许多历史资料和实物资料;搜集整理了楚州“十番锣鼓”的演奏方式、演奏乐器、乐队编制、乐器定弦法等相关材料,为出版相关书目奠定了基础;完成了“十番锣鼓”的十首乐曲以及几十首锣鼓曲牌的工尺谱译谱工作。
二是投入了一定资金。2008年6月7日,十番锣鼓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为了更好地予以保护传承,楚州区政府克服财政困难,投入一定资金,用来添置乐器、服装等必备物品,调动了相关人员的积极性与参与度。
三是挖掘了一批曲目。为了更好地挖掘整理楚州十番锣鼓曲目,我市楚州区文化部门给楚州十番锣鼓声及代表性传承人周宝洪同志提供非常宽松的环境以及相应的资金,先后整理出了《金盆捞月》、《咏花》、《咏蝶》、《到春来》、《前探营》、《后探营》、《归依》、《红楼撇子》、《朝天子》、《阳告》等十首曲目。
四是开展了传承活动。培养传承人员是更好地传承十番锣鼓的重要举措。楚州十番锣鼓刚刚被挖掘整理出来的时候,演奏人员仅仅限于专业文艺人员,如文化馆专业演奏员和剧团乐队成员。2008年以来,我市楚州区积极组织举办十番锣鼓演奏人员培训班,由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周宝洪亲自授课,动员文化馆及社会上器乐演奏培训班中的学员参加学习,尤其注意培养年轻演奏人员,以推动项目传承。办班初始,大多数人对十番锣鼓的了解不够深入,兴趣不大。楚州区文化馆组织人员分别有针对性的做相关人员工作,耐心细致解释,通过培训,学员们一改对十番锣鼓演奏认识不足的状况,学习投入,演奏认真,显现了一定的效果。现在,已形成了以专业演奏人员和社会各界演奏者共同组成的十番锣鼓演奏队伍,促进了十番锣鼓的普及传承。
五是加强了对外交流。2008年11月,福建省福州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茶亭十番”的传承人员来我市进行艺术交流,与我市楚州十番锣鼓传承人共同探讨十番音乐中演奏方式、乐器种类、乐队编制、乐器定弦法等各方面专业知识。今年4月11日,我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楚州“十番锣鼓”应邀参加“连云港之春——苏北鲁南民俗文艺精英赛”。这是“十番锣鼓”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首次代表淮安赴外参加大型演出。我市楚州区文化馆针对广场演出的特点,在乐曲的旋律节奏、演奏技法等方面作了相应调整,使舞台效果和观赏性得到了进一步增强,获得观众一致好评。
六是扩大了社会影响。近几年来,我市一直非常重视对十番锣鼓的宣传报道,以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新华日报》、《淮安日报》、《淮海晚报》、《淮海商报》、《新楚州报》、楚州电视台以及多家网站和相关出版社共同参与,利用文字、图片、录像、专题片等方式,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报道,今年6月份,全国多家电视台慕名而来,分别在楚州勺湖公园及吴鞠通中医馆等地,拍摄了楚州十番锣鼓专题片。
(三)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现状
我市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1名,即淮海戏表演艺术家杨秀英,于今年5月26日入选第三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现有正式徒弟3人,分别为许亚玲、吴玲和苗爱华,均为国家一级演员,经其指点过的演员数以百计,现仍在我市文化艺术学校淮海戏班授课,所教学员卢蓓蓓曾于2005年5月荣获全省小梅花金花状元第一名。目前,我市正在起草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工作机制,明确扶持和资助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办法,监督、指导、考核传承工作等各项制度,以加强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
二、采取的保护措施与经验
(一)采取的保护措施
一是成立组织机构。为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尤其是加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工作,我市在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基础上,2008年9月,我市原文化局与广电局合并成立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并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处,负责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挖掘、保护、传承等方面的具体实施工作。2009年3月9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市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淮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淮政办发〔2009〕26号),组织我局及我市财政局、发改委、国土局、建设局、规划局、教育局、旅游局、民族宗教事务局等相关部门成立了淮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指导项目保护单位、协调处理保护工作,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等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强。
二是修订保护规划。结合江苏省淮海剧团改制的实际情况,在2007年已经制定的淮海戏五年保护计划的基础上,指导江苏省淮海剧团对原有五年计划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使对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更加符合剧团改制市场化运作后的实际情况。对于楚州十番锣鼓,指导楚州区文化局认真制定了楚州十番锣鼓保护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标,明确工作步骤,明确工作机制,明确责任人,确保经过五年的挖掘、整理、保护和传承,使之脱离后继乏人、处境艰难的尴尬境地,并重现昔日风采。
三是提供经费支持。尽管我市属经济欠发达地区,但市财政克服困难,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纳入预算,每年20万元,并明确要求要向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及濒危项目倾斜。楚州区为进一步加强十番锣鼓的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克服财政困难,一期投入10余万元,建设“楚州十番锣鼓传承基地”,利用楚州区文化馆现有100余平方米的活动室,重新改造装修,配以与十番锣鼓相关的文字、图片、录音、录像、实物等资料,添置陈列演奏乐器、多媒体设备。并利用基地这一平台,培养人才,研讨技艺,组织演奏。目前,该项工程已经完成项目规划、立项及设计工作,将于今年年底前竣工挂牌。
四是健全工作机制。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及《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文件法规,起草了《淮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见(讨论稿)》,制定保护传承工作机制,重点加强各级名录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尤其是重点加强了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目前,该意见正在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五是加强展示传承。一是举办活动,推动传承。利用庆祝“文化遗产日”的活动契机,组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淮海戏和楚州十番锣鼓参加展演。二是建设场馆,加强保护。建设了淮海戏专题博物馆,为加强宣传展示,构建保护载体,提供了平台。三挖掘创作,延续保护。江苏省淮海剧团创作排练现代淮海戏《续弦记》(又名《老县长的第二春》),并对传统剧目《皮秀英》进行重新加工排练,为淮海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续弦记》于2008年10月22日在南京参加了第三十一届世界戏剧节的展演,受到省委宣传部和中国剧协的领导专家的一致肯定。重排传统剧目《皮秀英》晋京参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系列活动,受到一致好评。楚州十番锣鼓注重挖掘整理古曲谱,完成了对《咏花》、《咏蝶》、《到春来》等十首古曲的译谱和整理工作。
六是加强对外交流。一是2008年6月17日—19日,我们组织淮海戏晋京参加文化部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系列活动,受到首都领导和观众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二是今年4月11日,我们组织楚州十番锣鼓赴港城参加“连云港之春——苏北鲁南民俗文艺精英赛”,获“优秀表演奖”,载誉而归。
(二)保护工作经验 一是组织保障是基础。由政府牵头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保护机构,为组织、协调、督查、指导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保障。
二是经费保障是关键。加强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资料的搜集、整理、保存、研究等保护工作,以及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提供经费保障是关键。
三是制度保障是重点。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全市保护工作实际,制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工作的指导、督查及考核等制度,为推动保护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健康、有序、稳步推进提供了保障。
四是普及传承是方向。传承和发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目标和方向。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等宣传展示活动,建设淮海戏博物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及淮海戏班等传习机构,制定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机制,为加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推动项目传承发展提供了保障,三、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措施
(一)存在问题
目前,我市对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采取了一些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保护经费投入尚嫌不足。淮安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尽管市财政在财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克服困难,自2006年起,每年安排20万元用于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专项经费,但是与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势和任务的需求相比尚嫌不足,尤其是尚未将2008年及今年新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经费纳入专项财政预算,二是保护传承机制尚待完善。目前,我市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保护及代表性传承人的资助办法和传承工作的监督检查、考核评估等机制尚待进一步完善。
三是传承研究工作尚嫌不够。虽然目前我市开展了一系列展示传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工作,但是,传承的广度和研究的深度尚嫌不够。
(二)对策措施
一是健全组织机构网络,加强组织领导。要在已经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的基础上,健全由政府牵头,文化、财政、发展改革、国土、建设、规划、旅游、教育、民族宗教等部门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召开部门联席会议,拟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规划,协调解决保护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二是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加大投入力度。不仅要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经费纳入财政专项预算,确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经费来源的稳定,还要积极探索并构建社会资金投入机制,以拓宽保护经费的来源渠道。
三是完善保护传承机制,规范保护工作。进一步健全并完善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机制,突出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并加强对项目保护单位及传承单位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考核和评估工作。江苏省淮海剧团适逢机制改革,拟将国家级名录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机制建设纳入机制改革工作,将淮海戏的保护和传承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为淮海戏的传承发展注入活力。
四是建设项目传承基地,搭建传承平台。加快楚州十番锣鼓传承基地建设进程,配备与楚州十番锣鼓相关的文字、图片、录音、录像、实物等资料,添置陈列演奏乐器、多媒体设备,并利用基地这一平台,培养专业人才,研讨传承技艺。另在古镇河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条街”建立十番锣鼓展览陈列兼演奏室,方便十番锣鼓民间爱好者参加十番锣鼓各类展示、培训、传承活动。
五是广泛开展传承培训,推动传承发展。一是继续加强对江苏省淮海剧团青年演员以及淮安文化艺术学校淮海戏班学员的传承培训,进行规范化训练和定位性培养,使他们能够真正成为淮海戏的传承者,为推动淮海戏剧种的发展作出贡献。二是继续举办十番锣鼓演奏人员培训班,不仅要动员文化馆及社会上器乐演奏培训班学员等专业人员参加学习,培训还要面向社会,广泛吸纳器乐演奏爱好者,拓宽楚州十番锣鼓的传承面,推动项目的传承与发展。
第四篇: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
描述: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但由于法规的不完善及人们的保护意识薄弱等原因,导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濒危、失传的重大危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刻 不容缓。因此必须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合理制定保护措施,并...摘 要: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但由于法规的不完善及人们的保护意识薄弱等原因,导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濒危、失传的重大危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刻 不容缓。因此必须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合理制定保护措施,并利用各种途径进行文化传承,才能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永久流传。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矛盾越来越深,为使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和谐的背景下进行,就必须重视和谐文化的建设,其中非 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现实意义和悠久的文化底蕴,是和谐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能构建和谐社会,还能刺激社会经济的发 展,从而出现双赢的局面。
一、建立完善的“非遗”保护体系
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是整个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构建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体系,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替代的作用。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机制、工作机制,切实执行落实“非遗法”,设立专项保护资金,纳入到政府财政预算,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制定传承人保护计划,完善四级名录保护 体系,加强普查成果的研究整理与保存。加强“非遗”保护工作队伍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业性很强,涉及范围广,要取得卓有成效的“非遗”保护,就 必须努力建立起一支真正素质高、业务精、热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优秀人才队伍。要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和滥用,在科学认定的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 中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
二、重点项目保护
明确“非遗”重点项目保护,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有效保护的切入点。重点项目的保护,主要是针对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科学的论证和 划分,既要客观又要有重点和分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应当制定重点保护规划,实行区域性整体保 护,对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濒临灭绝、亟待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重点优先保护,采取图像录制、图片采集、文字记录、实物收集等一切 有效手段进行收集并建立数据库,经论证后,按级别积极申报进入名录保护体系,对重点项目进行深入发掘、整理和研究,扶持鼓励重点项目的传承和传播,采取展 示、展演、宣传和推广等积极措施,加大对重点项目的保护力度,使一批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抢救保护。
三、“活态”传承是非遗保护最有效的方法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传承的文化、是传人的文化,代代相传、口传心授是其独特的传播延续方式。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关键在于人,尤其是针 对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积极有效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才得以保存,得以流传至今。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最理想的方式就是“活态”传 承。
(一)名录项目保护
建立本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对那些确有历史价值、文学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项目保护,要鼓励积极申报国 家级、省级、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面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调查工作,摸清家底,建立起四级名录保护体系。
(二)传承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是人的存在,要想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保护其文化形态,更重要的是以人为载体的知识和技艺的保护与传承。要健全传 承制度,加大对代表性传承人、学艺者的培养和扶持,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建立传承人档案,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保障,政府要大力支持和鼓励传承我国优 秀的传统文化,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做好非遗知识普及教育,加强对熟练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技能艺人的跟踪调查,有针对性 地进行有效保护,支持和提供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把“活态”保护和传承保护结合起来。
(三)节会保护
利用“文化遗产日”、宣传民族民间传统节日,扩大知名度,提高影响力,充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举办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展示活 动,搭设传统手工技艺展示平台,期刊征文以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展览、展演、讲座等宣传展示活动,积极培育传统表演艺术精品项目,促进优秀文化传播和弘扬,让人民 群众共享非遗保护成果,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族民间传统节会中复活。
(四)基地保护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基地和生态保护区等各类载体,弘扬优秀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通过本真的形式再现给世人,让人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无限魅力和原汁原味的民风民俗,使民间习俗、绝技、绝艺在基地保护中得以存活、传承,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社会、融入生活,促进当 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基地保护和活动保护结合起来。
四、非遗与旅游发展有机结合
非遗与旅游、与文化发展有机结合,是“非遗”生产性保护的一种常见模式。发掘、抢救一个“非遗”项目,不是要把它们放入博物馆,而是要拓展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性文化空间,充分展示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特性,让人们通过旅游,真实地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在我们的身边,使民众有一种认同感、历 史感和归属感,将文化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让文化旅游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五、创新宣传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特殊文化形式,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也催生了人们对更高精神文化的需求,在非物质 文化遗产这个当今热门词语下,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心理日益强烈,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那些涵盖在民族民间习俗内的古老传统的智慧与价值所在。要 积极运用现代技术传播平台,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宣传展示,不仅要靠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体宣传,更重要的是注重传统文化的教育,要 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走进学园,让青少年了解和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精神,利用一切宣传手段,营造良好氛围,凝聚全社会有识之士共同参与、形成合力,弘 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六、正确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的关系
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工作中,要正确处理好保护与传承、传承与发展的关系,要认真贯彻抢救第一、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方针,要正确 理解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保护和传承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是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而发展和合理利用又是创新的基础和动力,发展是为了更好的保护 和传承,它们又是紧密相连、缺一不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将其中的优良基因延续不断地传承下去,并在传承的过程加以发展和创新,进行 活态保护和活态繁衍,在繁衍中得到发展壮大,为人类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使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
当前,轰轰烈烈的“非遗”保护,已成为全社会普遍话题,它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劳动人民的智慧,反映了时代烙印,见证了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与辉 煌,是研究我国历史延续,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结晶,包含了人类历史长河中遗留的文化精粹,是一个民族精神风貌的集中 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志,内涵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稳步推进,发展有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已经建立,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取得新的进展,生态文化保护区初步形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有效保 护、传承和发展。
七、结语
综上所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任务极其艰巨,只有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自己民族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再切实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传承民族文化思想。
第五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
1、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英文: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中文又译无形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2、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内容
根据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5个方面:
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表演艺术;
社会风俗、礼仪、节庆;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3、中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1年(1项): 昆曲
2003年(1项): 中国古琴艺术 2005年(2项):
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
蒙古族长调民歌(与蒙古国联合申报)2009年(22项): 中国蚕桑丝织技艺 福建南音 南京云锦 安徽宣纸 贵州侗族大歌 广东粤剧
《格萨尔》史诗 浙江龙泉青瓷 青海热贡艺术 藏戏
新疆《玛纳斯》 蒙古族呼麦 甘肃花儿 西安鼓乐 朝鲜族农乐舞 书法、篆刻 剪纸 雕版印刷
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 端午节 妈祖信俗 2010 京剧
中医针灸 2011 皮影戏
4、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指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申报、审批而确定的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于2001年、2003年、2005年、2009年命名了四批世界非物质遗产,其中中国涉及26项。为使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范化,2006年6月,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并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518项。此后,2008年6月又出台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0项)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共计147项)。2011年6月10日出台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91项)。而各省区也都建立了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逐步向市/县扩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方式。联合国有《保护非物质遗产公约》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前者管“非物质”,后者管“物质”。《保护非物质遗产公约》生效之前,作为试验,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质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
为使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范化,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制定“国家 + 省 + 市 + 县”共4级保护体系,要求各地方和各有关部门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按照国家文化部规划建立的“国家+省+市+县”共4级保护体系,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也都建立了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逐步向市/县扩展。
5、传承与保护
(一)开展深入调查,建立较为完善的档案和数据库
通过开展深入的调查,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的生存状况、分布区域、传承人、相关场所、实物资料、相关民俗活动、保护情况等,全面掌握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要运用文字、图片、音像以及数字多媒体技术,对这些项目进行全面系统地记录、整理,收集相关代表性实物,予以妥善保存,并建立档案及相关数据库。
(二)分类指导,科学保护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特征各异,目前国家级名录项目共分十个大类,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竞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因此,应根据分类指导的原则,针对不同项目类别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地开展保护工作。
一是要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各个类别项目的不同特点,制定科学的保护规划,落实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例如对传统表演艺术类的项目,要注重传统剧节目及其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及时抢救记录老艺人及其代表性剧节目;对传统技艺类的项目,要注重代表性传承人的技艺及原材料保护和原料基地建设,注重代表性传承人主要代表作品的征集和保存;对民俗类的项目,要注重在相关社区的宣传、教育,注重与民俗活动的结合,促进群体传承。
二是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与其文化生态环境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不仅要保护每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主要表现形态,而且要保护与它相关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例如传统技艺类项目要保护其原材料及其产地,还要适应当代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传统表演艺术类项目的保护要与其相关的民俗活动紧密结合。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文化生态保护的方式。
(三)加强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建立有效的传承机制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着和传承者,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因此,我们要继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进行认定、命名,不仅要为其出书立传,而且要为其开展传习活动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教学、交流等活动,对传承工作有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传承人给予表彰、奖励。同时对学艺者采取助学、奖学的鼓励方式,以培养更多的后继人才。
与教育部门合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知识纳入大中小学相关课程或教学内容,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课堂、进教材、进校园。利用公共文化设施,开展讲座、培训等活动,对社会公众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教育。
(四)加大投入力度,提供资金保障
落实资金是开展保护工作的重要保障。从2004年开始,中央财政已专门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资金,支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保护工作。目前,各地财政大多也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但支持力度有待加强。我们要继续加大中央专项资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传承人的资助力度,并将入选联合国名录项目作为重点资助对象,尽快产生成效,取得保护成果,为其他项目的保护工作起到示范作用。同时,要督促各地落实相应的配套资金,确保保护经费落实到位。此外,也要扩大投入渠道,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兴建展示传习场所
我们要求各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展示与传习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十二五”规划。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在地市级以上城市建设一批综合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并为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的项目建立专题展示馆和传习所。在现有的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中,设立专门的展厅、展室。鼓励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设立相关的专题博物馆、传习所。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展示相关的实物资料,另一方面也为代表性传承人开展活态展示和组织传习活动提供场所,增强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和认识,使这些专题博物馆或传习所成为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六)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促进传承发展
我们要对有开发潜质的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类项目可采用生产性保护,例如书法、篆刻、中国桑蚕丝织技艺、南京云锦、安徽宣纸、龙泉青瓷、雕版印刷等项目,在保持这些项目本真特点和核心技艺的前提下,积极促进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推动这些项目的传承发展。我们将配合有关部门加紧研究有关产业政策,制定融资、税收等方面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各地对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企业等经营单位予以扶持,并积极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途径,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七)开展科研教育,加强人才培训
我们将积极鼓励开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和保护方法研究,充分发挥有关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的作用,鼓励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或社会团体,命名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利用国内外学术研讨会、交流会等方式,推动相关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深入。
通过组织培训班、现场考察学习、经验交流等方式,经常对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同时,委托相关大专院校或研究机构,培养一批高层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才。
(八)推进立法进程,制定相应保护政策
目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已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我们将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立法进程和地方性法规的建设,争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早日出台,并鼓励有关省区出台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或专项保护法规,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法律保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各地区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台相应的保护扶持政策,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深入持续地开展。
(九)广泛开展宣传展示活动,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弘扬
通过广播影视、报刊、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积极报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鼓励各种传播机构拍摄制作相关的视听节目或音像制品,组织相关保护成果的出版;鼓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档案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机构、保护机构以及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等,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宣传、展示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结合文化遗产日和民族传统节日,广泛开展健康有益的民俗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增强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仅对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保持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为保护和弘扬中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另一个角度的思考: “非遗不是死去的历史”——博物馆和市场都要进
“我们奉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但非遗不是死去的历史,不是放进博物馆保护起来就够了,它的非物质性决定了它是在历史中流传发展的,应当在生活土壤中恢复生命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郑长铃说。他认为,抢救保存是非遗保护初始阶段的首要任务,在文化空前繁荣、文化多样性日益显现的今天,传承与发展已成为新的时代命题。
郑长铃介绍了非遗的“生产性保护”——通过生产销售等方式,将非遗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使其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与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赞同。
既然能够生产流通,就具备了发展相关文化产业的可能性。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范周指出,产业化经营能够克服家庭作坊式生产的弊病,增加经济收益,壮大非遗的生命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荣启也表示,开发非遗文化产业既可实现非遗保护的造血功能,弥补保护资金的不足,也可通过扩大生产规模使更多人参与其中,增加传承人数量。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刘藩归纳了利用非遗资源实施产业化的三种途径:将原生态的非遗项目搬上舞台;请受众参与表演、制作,亲身体验;吸纳非遗艺术元素二度创作,采用综合手段提高产品文化附加值。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化可以成为某些非遗项目的发展模式,但非遗保护绝不能以产业化为导向”。郑长铃强调,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利益为中心,而生产性保护是以保持非遗文化内涵为主旨,借助市场手段激活非遗内在生命力。因此,对非遗项目的生产性保护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国戏曲学院研究所所长傅谨的呼应——开发利用是有益探索,但“博物馆保护”同样不可偏废。“以戏剧为例,像京剧、越剧等剧种完全可以产业开发,但一些更古老或传播范围很小的剧种,应当像对待文物一样去保护。”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陈小申强调,对待非遗要有科学的态度,建立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实施严格的价值鉴定和评估,对于兼备文化价值和经济开发潜质的,走生产性保护之路;对于已经失去了生存环境的,应收入博物馆妥善保存。
李荣启补充,要避免混乱无序的损毁式开发——“例如少林功夫,这是国家级保护项目,但现在很多商业项目都打出了少林的牌子,却传授些鱼龙混杂的武功,这种现象亟待规范。”
“传统和现代可以契合”——保持和创新都要抓
让非遗走进现实甚至走进市场,必须解决一个首要问题:是一成不变地忠实于原生态,还是跟随时代做必要的革新?郑长铃认为,两者均不可取其极,尊重非遗真实面貌固然是第一要义,但原生态也是随着历史演进而变化的。因此,“传统和现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契合。”
“考证历史就会发现,原生态的‘原’是相对的,昨天是今天的‘原’,前天是昨天的‘原’。”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魏力群以皮影戏为例说明:“民国之前影戏靠油灯照明,到了解放初逐渐使用电灯。皮影人的大小从开始的一尺发展到三尺,再到现在的各种尺寸,一直在变,所以适当改良是历史的选择。”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则认为,尊重传统,其实质是尊重传统艺术的精髓与内核,而非拘泥于表面。“我们不该把传统文化永远留给过去的时代,而应把这种文化资源进行现代化的转化。”
以不失其本真为度,在原生态基础上进行延伸性创新,李荣启的观点颇具代表性。“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是个启示。它对原剧的舞美、唱本等都进行了创新,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提高了昆曲的热度。”李荣启说,这样的创新在现实中并不鲜见,比如山西剪纸、广西对歌,都由群众自发地创新形式、拓展内容,从而为古老艺术加入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感。
创新是发展之必需,那么如何创新,由谁创新?对此,傅谨感触颇深。他认为,有资格和权力决定创新的是非遗项目的传承人,而非学者和官员。“专业知识和乡土现实是有距离的,所谓专业人士指导下的改造,很多时候是一种善良的破坏。”傅谨坦言,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对传统艺术做了大量整理工作,可很多地方的文化主管部门采集了民间原生态艺术后,进行了自以为是的加工和整理,失去了民间原有的东西。因此,对民间艺人的艺术判断要抱以尊敬之心,他们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更符合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比如民间戏曲班的乐队,有的开始加入西方大提琴。我开始很反感,可慢慢深入现实才明白,大提琴的加入是为了代替已经消失的一种民间低音乐器,从而再现原有的艺术效果。这就是艺术演进中自然发生的变化,是仅凭教条难以想象的。”傅谨说。
由此,傅谨呼吁,对待民间艺术,政府的态度应是“最大限度的支持,最小限度的干预”,支持主要体现在建立相关政策法规和管理体制,设立非遗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开发,作好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