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东县特色产业扶贫制约因素与机遇

第一篇：田东县特色产业扶贫制约因素与机遇

田东县特色产业扶贫制约因素与机遇

田东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唐进忠

田东县位于广西西部，全县总面积2816平方公里，自然环境总的特点是南北群山环抱、中部为平缓开阔的盆地。右江河穿过盆地中间流向东南，两岸形成较为平坦的耕作区，往南为丘陵地区和石山地区；盆地北边为丘陵和土山。全县石山面积约占30%，平原、丘陵和土坡地区约占70%。全县辖9镇1乡，162个行政村（街），5个社区。162个行政村均为革命老区村。2007年末总人口40.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3.2万人，是一个以壮族为主体，居住着壮、汉、瑶、苗等12个民族的多民族聚居县。全县耕地面积39.3万亩，农村人均耕地面积1.05亩，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工业有制糖、采煤、冶炼、建材、石油、化工、造纸、电力等。同时，田东也是新阶段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并属革命老区，全县162个村有95个列为贫困村，1929年邓小平在这里领导和发动了“恩隆暴动”，拉开了百色起义的序幕，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权，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田东特色产业扶贫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县从自身优势出发，找准突破口，狠抓资源转化增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使县域特色产业扶贫蓬勃发展。在连续８年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基础上，2008年上半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10.12亿元、1.279亿元、1378

突出，农产品的产量、市场信息发布、销售渠道等成为价格波动的重要制约因素，如产量小的年份，产品就能够卖出好价钱，产量高的年头则产品价贱滞销，农民损失很大。

2、生产成本急剧增加。全国通货膨涨，直接影响到生产资料价格，近期的化肥、农药、种子、劳务费等也在不断、甚至是大幅上扬，有的已经达到无以承受的地步，特别在利润极薄的特色产业扶贫项目中，表现尤为突出。

3．生产风险相对较大。因为自然灾害、假种子、或项目评估不够充分，或因气候条件不适应等等，由于人均耕地少，无论对于发展产业扶贫的企业还是参与产业扶贫的农户，风险都较大。虽然国家扶持了原料、种子，农户付出了劳动，但仍达不到预期效果，农户不但赚不到利润，还贴了劳工的钱、土地的钱，这种现象对产业扶贫的发展制约最大。从最早的地鳖虫、哈白兔，再到近年发展的种草养畜项目，都是售种的公司赚了钱，而农民则白忙活了一两年。

4．产品品质不高，档次较低，缺乏市场竞争力。由于一些产业扶贫农产品总量少（如香茶油、香鸭、香猪），品种退化、品质差，质量低，品种不全，很难形成规模效益和获得价格上的优势，这不仅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还会制约产业扶贫的正常发展。

5．农村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偏低，农业科技成果难以得到迅速推广和普及。一方面出于农民自身所受教育程度有限，往往使他们在接受科学技术方面处于被动地位，造成他们对新技术、新成果的障碍，使农业科技成果在农村的推广普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6．特色产业扶贫生产体系尚不完善。受传统农业影响大，技术引

件极差，土地资源少，基础设施落后，社会发展程度低，多数长期处于绝对贫困状态，脱贫致富的成本和难度极大。经有关专家测算，目前我县贫困村每人的脱贫投入成本为5000元以上，按平均2000 人的贫困村计算，每个贫困村的扶贫资金投入需要1000万元以上。资金缺口，是产业扶贫发展的最大障碍。

三、田东特色产业扶贫的战略机遇

长期以来，我国把扶贫开发作为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坚持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明确了一系列战略部署，给特色产业扶贫带来了新的机遇。

1、十七大报告以及十七届三中全会的战略指导意义（改十二五规划内容）

十七大报告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高度关注扶贫开发工作，充分肯定了扶贫开发取得的成就，分析了目前社会发展仍不平衡，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的现状，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奋斗目标，对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一个加大，两个提高”的具体要求：即“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的扶持力度”，“提高扶贫开发水平”，“逐步提高扶贫标准”。这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可以说党的十七大从奋斗目标、政策、财政支持、工作要求等层面，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扶贫开发的指导性方针。不仅具有划时代的战略指导意义，而且也给我县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开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十七届三中全会对新历史时期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

工业化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有更强的能力去实施特色产业扶贫计划等。

5、国家坚持以人为本，更加关注民生的治国方略，有利于贫困地区生产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以人为本就是要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这些，可从政策环境中促进特色产业扶贫的发展。

四、田东县资源开发扶贫与特色产业扶贫的可行性

（一）新型产业化经营模式，提高特色产业扶贫开发的可行性程度。以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公司+科研院校+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基地+农户”为模式，采取政府扶持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方式，以调整优化产业扶贫布局为主线，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为重点，以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按照规模化、优质化、市场化、品牌化的发展方向，依托资源优势，统一规划布局，合理配臵农业资源和生产要素，在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加大发展特色产业扶贫力度，培植壮大一批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特色产业扶贫项目，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二）“两山”优化农业产业布局打下全县特色产业扶贫基础，树立了样板。

“两山”即“山上竹海，山下蔗海”产业扶贫的发展重点。田东县总的状况是人多地少，右江河谷和北部土山区，农业产业化基础较好，发展潜力很大；南部石山区崇山峻岭，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石漠化现象相当严重。“两山”是一个产业发展生态化、生态建设产业化的思路。

定种（养）什么，种（养）多少。以建设农产品行业协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重点，切实保障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和合法权益。

（五）坚持适度规模的原则的可行，反之，不可行。

特色产业扶贫开发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经过科学论证和试验，坚持适度规模的原则，应避免急于求成、搞一步到位。

（六）坚持科教先行原则的可行，反之，不可行。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提高农业产品质量、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农业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和转化步伐，同时要普及对农民尤其是青壮年劳动者的农业生产技能等的各种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市场竞争意识，培育新型农民。

（七）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可行，反之，不可行。

特色产业扶贫的发展，必须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努力实现效益最大化。与此同时，它不只是单纯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产业。在开发过程中，必须始终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着眼于长远利益。有效的利用、配臵、保护农业资源，实现农业发展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协调统一，从而实现特色产业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八）通过“扶优、扶大、扶强”，培育壮大一批起点高、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扶贫龙头企业。

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深化企业改革，支持具有比较优势的龙头企业，以资本运营和优势品牌为纽带，盘活存量资产，整合资源要素，组建企业集团。龙头企业要不断密切与农户的利益联结关系，把发展农村经济和带动农民增收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任务，确保

第二篇：田东模式：农村金融与精准扶贫“联姻”

田东模式：农村金融与精准扶贫“联姻” ——全面激活贫困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田东，地处广西西南部，面积2816平方公里，辖9镇1乡167个行政村（社区），总人口43万人，是一个以壮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县。

田东，是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发动百色起义的策源地，是吴邦国同志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联系点。

田东，是全国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县，也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田东让农村金融与精准扶贫“联姻”，通过建立健全组织、信用、支付、保险、担保、服务等六大体系，有效缓解了贫困户资金缺、贷款难问题，激励贫困群众从“要我发展”转变为“我要发展”，探索出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新路子，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县贫困村贷款余额从2008年末的5938万元增长到2014年末的2.16亿元。农村贫困人口从2011年的14.63万人降低到2014的6.5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1年的34%下降到2014年的17%。贫困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11年的2205元提高到2014年的4788元，年均增长29.5%。

综合运用多种金融服务 切实解决贫困农户

首贷难题贫困户，顾名思义“没钱”，即便有了一些发展或创业的想法，也常常苦于没有资金。针对这一问题，田东多管齐下，切实解决贫困农户首贷难题。一是完善组织体系，丰富金融扶贫服务主体。目前，全县拥有9家银行金融机构，18家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种类齐全度居广西县域首位。二是完善信用体系，让贫困农民更容易获得小额贷款。从2009年开始采集所有农户信息，对全县农户进行信用评级增信，强化信息动态管理，适时调整信用等级，建立信用体系，实施精准扶贫。同时，针对贫困户，专门采取更加科学合理的信用评级方式，开展“贫困村转信用村”活动，贫困村先后全部被评为信用村。贫困农户凭借信用等级，免抵押、免担保，就可以当天获得1—10万元信用贷款，信用评级越好，获得贷款额度越高。截至目前，累计向5.9万户农户发放小额信用贷款22.8亿元，其中累计向9145户贫困户发放小额信用贷款4.56亿元。同时，设立了小额贷款贴息基金，为3950户贫困户发放了利息补贴，分担其信贷成本。信用建设不仅解决了贫困户发展的资金问题，更是成为贫困地区和谐乡村建设的“正能量”。三是完善村级金融服务体系，形成“农金村办”机制。在全县所有贫困村建立“三农金融服务室”，使信用采集、贷前调查、贷后催收、保险服务、金融知识宣传等工作前置到村一级，实现基层组织建设和金融服务的有机结合，为新时期基层组织建设搭设了新的平台。四是成立资金互助社，切实解决贫困户短期资金周转难题。财政投入435万元，建立了29个扶贫资金互助社，对一些极端贫困、信用等级太低、有贷款需求而又无法通过银行贷款审查的贫困户提供3000—5000元的小额贷款，截止2015年11月，累计扶持1128户贫困户。居于这些服务，田东成为广西农村金融服务方式齐全度第一的县份。五是构建高效便捷的农村支付网络，解决贫困农户支付结算难题。累计安装ATM机136台，布放POS机1628台，电话支付终端384台；全县发行各种银行卡75.09万张，人均1.74张，成为全国首个实现转账支付电话“村村通”的县，被人民银行总行确定为 “全国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建设联系点”。

提升农村金融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使贫困群众获得更多信贷资金

一是应用动态调整的信用体系，逐步提高信用额度。让更多的非信用村转变为信用村，逐步实现全覆盖，并逐步提高信用额度。充分利用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在贫困村通过贷款贴息项目扩大贷款规模。对通过能人带动贫困户共同致富的项目，在明确扶贫责任的条件下予以重点支持。二是探索供应链金融模式，让金融机构更放心地给贫困农户贷款。贫困农户将竹子、甘蔗等农产品定向销售给金荣纸业、南华糖业、邦尔药业等本地龙头企业，企业将贷款以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的形式发放给农户，最后回收农户种植的作物。通过对农业龙头企业进行扶持，并对形成农业产业链的前端环节——种植、收购提供相应的信贷支持，对上游客户提供延伸的涉农金融服务。若农户在种养过程中需要向银行贷款，则银行根据农户与企业签订的保价收购合同（订单），简化审批流程，提高首贷成功率，同时也能更加明确资金的流向、确保资金能按时收回。三是构建利息补贴机制，分担贫困农户信贷成本。财政出资200万元设立贫困农户小额贷款奖补基金，累计为395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了小额贷款利息补贴。四是完善担保体系，拓宽贫困群众融资渠道。带动贫困群众发展的涉农小微企业、专业大户，其贷款额度超出小额信贷范围。针对这个问题，2009年，田东县财政出资3000万元，成立助农融资担保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截至目前累计提供担保融资1.45亿元。引进广西金融投资集团，在田东设立综合服务中心，累计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融资8.3亿元，其中从县外引入资金4.5亿元。

启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将贫困地区“沉睡”资源转变为发展的资本

在广西率先推进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房所有权、小型水利工程产权等确权工作，赋予农民更加明晰的产权，为资产资源的流转打下基础。成立了中介服务机构——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及国泰投资公司，通过市场化运作，促进农村产权和资金的流转，降低产权交易成本，让发展的资本流动起来，寻找最有效的经营主体和经营方式，盘活农村存量资产。截止2015年11月末，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交易农村产权9761宗，交易额7.937亿元。其中，贫困村范围内土地流转2.92万亩，交易额2.238亿元；贫困村产权抵押贷款5257万元。

变革农业经营机制 让贫困群众资金利用效率最大化

解决了资金后，有的贫困户有能力发展致富，有的却由于没有技术，对市场也不熟悉，一时找不到好的发展路子。为解决这个问题，田东变革农业经营机制，让贫困户资金利用效率最大化。探索“新型经营主体+基地+农户”的模式，引导群众土地经营权向新型经营主体流转，发挥经济能人对产业发展模式和生产技术的专业性优势，对市场价格和风险的敏锐性优势，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出台了《贫困地区土地流转奖励暂行办法》，引导贫困群众土地承包经营权向新型经营主体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合理规划引导，明确产业定位，发展了芒果、火龙果、香蕉、桑蚕、生猪等一批扶贫产业基地，贫困农户既增加了收入，又学会生产经营技能。目前，全县贫困村流转面积达1.65万亩，发展新型经营主体52个，带动2263户贫困户发展。此外，“新型经营主体+基地+农户”模式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创新，以真良村为代表的一批“石头上的村庄”，推出“土地出租五年返还模式”，土地出租5年种植火龙果后，把土地和果树返还给村民自行经营管护。“五年返还”新模式，既省去了村民前期大量投入，又让村民规避了种植风险，学会了种植技术和经验，火龙果合作社继续提供技术、销售服务，让贫困群众参与产业链发展，充分调动了广大贫困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此外，为了更大限度地让贫困户受益，探索在作登瑶族乡摩天岭村等贫困村发展了村集体股份合作制经济，村民以资金或者村集体土地等资产入股，投资人以现金、设备、技术等入股，在广西率先发展股份制合作经济，带动了贫困户发展。

全方位建立风险防控机制 保障资金使用安全

贫困户贷款，银行最担心的是风险大。田东运用多种金融手段，确保贷款风险可控。一是探索建立农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设立风险补偿基金800万元，有效激发了涉农银行业金融机构支农的内生动力，累计偿付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坏账219.8万元。二是建立金融机构风险防控机制。强化担保机构经营“信用”、管理风险的能力，加大对县级投融资平台公司、担保机构、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的监管力度，加强对不良贷款的处置。三是开发使用多种保险服务措施。先后推出甘蔗、香蕉、芒果、林木、肉鸡、能繁母猪等13个特色农业保险，开发“小农户+小贷款+小保险”模式，增强贫困村的涉农产业抗风险能力，有效规避银行信贷风险。2009年以来，政策性农业保险已为农业提供88.97亿元风险保障。2014年，农业受灾赔付1341.8万元。2015年1至11月，共受理理赔案件945起，理赔272.38万元

经过几年的实践，田东县基本实现了让所有贫困户都拥有贷款的权利和资格，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目前，一个多层次、低成本、广覆盖、适度竞争、商业运作的破解农村金融扶贫难题的“田东模式”初步生成，一个农村金融与农业农村经济良性互动的局面初步形成。

第三篇：精准扶贫中的“易地扶贫搬迁”：制约因素与社会影响

精准扶贫中的“易地扶贫搬迁”：制约因素与社会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基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进步，我国的生产状况、生活状况都获得了相当大的改善。但是，由于我国东部与西部在发展中呈现出了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城市与乡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因而，我国党和政府适时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易地扶贫搬迁”正是这些扶贫战略中的一项具体举措，其目的是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那么，什么是“易地扶贫搬迁”？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它是指“将居住在生存生产条件极其恶劣地区的贫困群体搬迁安置到生产生存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并通过帮助该群体建设安置区的生产生活设施、调整经济结构和拓展人们增加收入的渠道，帮助搬迁群众一步步走出贫困踏上致富道路”。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战略以来，从我国甘肃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始，逐步摸索并实践“易地扶贫搬迁”，再到“易地扶贫搬迁”从部分地区“尝试运行”并逐步向大部分贫困片区展开，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毅然的将“易地扶贫搬迁”提升到国家扶贫的战略高度，其标志是《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的出台——“计划五年内对近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集中主要力量解决生存在“一片水土养不起一片人”贫困片区的贫困群体问题，从此“易地扶贫搬迁”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到目前为止已有近四十年的时间。但是，在具体政策实践中我们不难看到，“贫困片区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在实施中是否能顺利地进行，将会直接关系到贫困地区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该地区后续的发展状况”，因此，必须帮助这些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以更好地促进“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可见，研究探讨民族地区农村中“易地扶贫搬迁”的制约因素很有必要，易地扶贫搬迁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有力抓手。因此，以湖北H州A县为例，探讨民族山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具体实践中的制约因素与社会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民族山区“易地扶贫搬迁”的状况：基于A县的调查

位于湖北省西南部的A县，居于长江中上游的两岸，地处武陵山区，隶属H州，既是国家级的贫困县，又是重要山区农业县，其“境内总面积3354平方公里。截止2011年，驻总人口为49.1万人。辖一个开发区、12个乡镇、491个村（居委会），总人口49.1万人”；同时，H县还是少数民族重要的聚居区，其少数民族占H县常住人口的50.5%，截止2016年7月，全县建档立卡总户数54669户172594人。目前，据官方数据，该县“近13万人尚未脱贫，约占全县人口的26.47%”。调研结果显示，A县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实际推进过程中，因地制宜的采取“多种安置方式”相结合的模式，遵循如下的基本思路：1.坚持三个“三分之一”原则，即通过购买集镇与县城单元房来安置“三分之一”、通过建设居住小区或购买单元房来合理引导安置“三分之一”、以中心村为依托就近集中安置“三分之一”；2.安置方式，采取“集中与分散”安置相结合的方式；3.安置路径，在“集中安置”方式方面，该县积极探索了“三个集中”的基本路径，即向“旅游景区（包括特色乡村旅游点）、中心村、城镇（含乡镇）”集中。

当然，A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是以“有搬迁意愿且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为主要对象，“采取集中找寻一块交通方便和适合居住的土地进行安置为主，贫困户自有土地上分散安置为辅，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安置方式”。调研表明，目前，A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建设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根据“建档立卡”贫困群众的意愿统计情况和各级扶贫部门的核定情况，2016年启动建房4130户，主体完工、具备搬迁条件及购房条件的共2391户；2016年11月15日，该县首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在沿渡河镇茄子坪集中安置点交付使用，15户55人搬进了新家。值得注意的是，A县2017年的“搬迁任务为12599人”，截至到2017年7月该县已启动4876户搬迁对象的住房修建，计划建设144个集中的搬迁户安置点，除“场平开挖集中安置点”以外，该县目前已经开工建设集中安置点110个，开工率达到76.4%，这表明该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民族山区“易地扶贫搬迁”的制约因素

实践证明，A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目前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县首批搬迁安置房已经交付使用，其扶贫搬迁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A县既是山区农业县，也是地震滑坡多发地区，“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在解决那些不具备“生产、生活基本条件”以及“生态环境脆弱”区域的脱贫问题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虽然此项工作有非常周详的计划、严密的布局，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从而制约了该项工作的有效实施。

（一）政府相关政策认识差异的影响

A县属于偏远山区，属于国家级的贫困县，在整个县的贫困户识别工作中，切实把握贫困户的识别标准显得尤为重要。常言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同样贫困程度的人户存在不同的困难原因，疾病困扰、家有大学生、鳏寡孤独者等等，情况各异，所以政府工作人员在贫困户的识别工作中，很难做到完全合理、精确的把握贫困标准，在贫困户识别过程中容易受到当地某些群众言论的影响，这其中不乏存在识别误差的情况；同时，2016年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在2017年不一定依旧是贫困户，或者2016年不是贫困户的，在2017年因为家中重大变故出现返贫的现象，这都对异地搬迁工作的开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在异地搬迁工作开展之初，或许会由于该项工作的误差而影响到真正需要迁离环境恶劣地区的群众，使得该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达不到预想的效果。同时，虽然A县曾经经历过三峡水库之类的移民搬迁工作，但是对于如此大规模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尚属于首次，这对于相关工作部门挑战难度甚大，即使可以参考其他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经验，但要做到因地制宜仍有难度，对于很多问题不甚明白，比如说“对于集中安置点的用地涉及到农田的该如何解决，其中的具体程序需要如何安排等等”，由于是首次从事这些工作，对于相关部门的工作还需要具体规划，这方面还是存在政策指向不明的情况。

（二）贫困村民意识的制约

“意识是客观存在于世界中的现象在人脑中的一种主观反应，人脑中的意识由客观存在的事物决定，并且这种意识还会反作用于物质。”可见，贫困村民的意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在扶贫工作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即贫困村民对“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是否有着积极的认识，是否有着支持、主动参与的积极态度与意识。在具体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贫困村民意识的制约影响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首先，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开展初期，由贫困区域的村委会召集农户并进行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宣传会，其目的是让每一户贫困户详细了解国家的这项政策，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出需要搬迁的申请；村委会未对部分持怀疑态度的农户做出较好的解释——即是否可以真正达到宣传那样的预期效果，搬迁过后是否能让自己真正改变现在的贫困状态，是否会有得不偿失的效果，所以部分贫困户还保持一种观望的态度，等到具体搬迁工作开展效果呈现之后再做决断。其次，仍然存在一些“等靠要”的心态，部分贫困户在享受国家帮助脱贫的过程中，一味的等着国家出钱出力，自己却袖手旁观，坐等接受钥匙、入住新房，这种心态严重影响到了政府扶贫的进度，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躺着奔小康”的现象，比如前不久，在A县某乡有位分散搬迁安置的农户，由于自己以前的住所条件很不好，在了解政府相关政策后，决定在自己老家附近平整一块地基安置建设新房，按照要求，政府按照每人每平2500元的标准给予该户自己平整地基的补助，总共10000元，但是在挖筑房屋地基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小问题致使费用超过预设资金，于是该户主“理直气壮”到乡镇人民政府大闹，要政府给他“赔”钱，理由是政府要他脱贫，所以必须由政府来负责。

（三）贫困村民自身条件的制约

由于农业发展的好坏不仅涉及到民族山区农村村民的温饱问题，也是关系到整个社会发展的稳定与和谐问题。因此，“发展农业土地是关键、是基础，如果没有了土地，农民的生活就会失去保障，那么我们整个国家的农业发展就会陷入艰难的境地”。A县属于武陵山区，这里山高沟深，很多贫困户分散地居住于山林之间，他们世世代代长居于此靠着几亩薄田维持生计，虽说能维持简单的生活，但是由于地理条件问题使得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加大或者说根本无法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对他们而言如“大旱后的甘霖”，可是仍然有部分贫困户拒绝接受这种搬迁措施，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由于集中安置地距离他们现在居所太远，居住地与农田距离远，对于从事农业生产不利。另一方面这部分群体长居深山，除了务农技能，没有其他的生活技能足以支撑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即使国家鼓励青年人外出务工，尽力帮助搬迁户解决生活问题，“但是其中不乏年龄大，文化程度低、身体出现重大疾病的中老年人，考虑到自身年龄、能力、健康状况”，他们往往会放弃搬迁，从而促使这些村民更加贫困。

（四）政府与贫困户观念的不契合调研表明，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政府的物资、技术方面的辅助是客观方面的原因，贫困户的积极配合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只有政府和贫困户在思想和行为上统一、协调一致，相互密切配合，该项工作的进行才有成功的保障。但是，在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却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即贫困群体中出现部分“等靠要”的观望心态、依赖思想，一不如意就找政府“碰瓷”，这部分群众不明白相关政策，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就直接找政府，有时言行还“过激”，因而，政府把这部分群体的行为放在教育层次上来接受社会的评判。但是，据笔者了解到，广大贫困户在内心还是希望在党和国家的号召和帮扶下脱贫走上致富之路的，面对国家出台的《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对于A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群体而言，可谓是一种福音，但是由于文化水平的不同，遇事表达方式、处理方式的不同，使得贫困户在异地搬迁工作中的某些言行让政府不赞同或者不能接受，以至于出现政府误认为贫困村民“不懂感恩、无理取闹”的现象，双方的态度、行为如若不能得到较好协调，将会对“精准扶贫”效果产生消极的影响。

（五）“搬迁指标”带来的压力

在民族山区农村的精准扶贫过程中，“易地扶贫搬迁”模式是任务最重、难度最大的一项工作，A县县委政府根据本县的实际情况与“资金状况”做出了合理的规划，规定了“每个镇，甚至每个村”的“搬迁指标”——即具体的搬迁户数，虽然在具体计划上注重了合理分配，但是落实到实际搬迁的工作中，由于受到“自然条件、资金分配、农户意愿及配合程度、驻村帮扶人员的工作效率”等各方面的综合影响，使得“易地扶贫搬迁”的具体工作难度增加，这对于各个村镇的具体工作实施的领导干部而言，给他们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压力，在具体部署工作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细小的问题。

四、民族山区“易地扶贫搬迁”产生的社会影响

虽说“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在实施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因素的阻扰，包括政府方面、群众方面、资金方面以及自然条件方面的影响，但是在现实的帮助贫困户摆脱艰苦的生存环境上，该工作还是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的，既对搬迁户的发展生产、经营美好充满幸福感的生活很有必要，又对民族山区及整个社会的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对贫困村民的影响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开展，使得祖辈长居深山、生产生存条件恶劣、基础设施难以建设的山区农户走出来，享受基础设施完善的生活，不仅有电有水，有便利的交通，还有农户集中居住后的社区娱乐生活，不仅在物质生活上有了一定的保障，在精神生活上也会有所丰富，比如说集中安置居住的农户可以组织社区群众跳广场舞，为展现自我创建平台，拥有自己的文化娱乐活动，这对于贫困户尤其是年长者、妇女、留守儿童，可以补偿他们在家庭生活中缺失的某种“情感”，不仅有生理需求、社交需求上的满足，更有自我实现的需要的满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贫困搬迁户的社会优越感与幸福感。

（二）对乡村社区的影响

在经济发展中，我们国家秉承一种可持续发展理论，它强调的是一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国家扶贫事业中，我国也在不断地探索一种可持续发展式的扶贫战略，从最初的向贫困县贫困户“输血式扶贫”到现在的“造血式扶贫”，“五个一批”无不体现了扶贫战略的巨大进步，而易地扶贫搬迁这项重要且难度大的工程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并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对农村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A县山大沟深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农户居住的分散性，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使得贫困户集中生活在一个地理环境相对较好、交通便利的地方，一个个小社区正在逐渐的形成，这里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部分贫困户可以根据人群集中、交通便利的优势开始自己的小本经营，比如说经营小卖部，既可以方便大家，也可以维持自身生活，这对于之前较为分散的自然村而言，其社会生活服务条件有了较好改善。同时，茶叶、烟叶、柑橘、草莓等等都是在A县盛产并且大力培育的一些主导产业，很多乡村都建立了属于自己村里所有的种植业合作社，目的在于培育优势产业，帮助农户增收，摆脱贫困的生产生活状态，充分发挥造血优势。集中安置的贫困户，在基础设施完善的基础上，常年在家的农户可以承租不在家农户的土地开展大规模的生产，比如说烟叶，可以独自经营也可以一起合作生产，烤烟时有稳定的电力保证，销售有便利的交通方便运出，这既可以引导农户获得短期的利益，又可以促进农村的长远发展。

（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1.改善贫困村民“生活条件”，促进民族农村“社会进步”。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集中安置的住户的房屋建设都是按照统一的模式，安置好的住户可以享受比以前更好的生产生活条件。而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丰富搬迁群体的业余生活，使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发展当地的优势产业，从而帮助自己获得更多的收入走上致富的道路，因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巩固了民族山区农村精准扶贫的效果，促进了民族山区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与进步。

2.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农村现代化”进程。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民族山区的有效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将贫困村民转移至发展相对较快的一些城镇区域，实现了“易地扶贫搬迁”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融合与发展，这不仅使得贫困村民可以享受到较好的公共服务，从而促进了当地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而且当贫困村民进入到城镇生活的时候，能够引导他们积极寻求并开展不同于“农村耕作”的第二三产业，比如“旅游业”与工业等，也促进了民族山区“农村现代化”的发展。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十三五规划》的出台，将“易地扶贫搬迁”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它不仅是消除贫困的重要举措，还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具体实践，虽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受到了来自“政府方面、搬迁户、环境变化”等各个方面的制约，但仍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对民族山区乡村的贫困户摆脱贫困、贫困村消除“贫困村称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是目前实施“精准扶贫”的一种重要的有效手段，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进一步有效推进民族山区与其他欠发达区域集中贫困片区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基于调研和理性判断，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着力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首先，异地搬迁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良好的、广泛的宣传国家扶贫政策。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帮扶人员应该详细的、具体的向贫困户介绍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让他们了解到搬迁不会让他们失去土地，反而会帮助他们在解决住所的基础上，建设更好的基础设施，还应该给贫困户介绍具体的住房面积是如何分配的，这其中还会有具体的资金补助等情况，让贫困户了解到搬迁政策的益处。当然，这个过程还需要帮扶人员用合适恰当、易懂的语言与贫困群体交流，具有良好的沟通是帮扶人员扶贫工作的保证。

其次，在实际工作中同样要以“精准”二字作为识别标准，即在识别贫困户过程中，“我们要找出具有同样的基本需求的特定群体作为‘目标人群’”，识别人员不能仅凭他人所说来界定该户贫困与否，给他们盲目的贴标签，而是需要亲自到贫困户家中了解情况，不能让真正贫困的群体被边缘化，得不到应有的帮助；同时，基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不确定性因素的客观存在，使得贫困户呈现出明显的动态化特征，这也给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与帮扶”带来一定困难。所以，政府工作人员需要深入贫困群体，结合社会的演变，根据每户的具体情况“精准识别贫困户”，给予对口型的帮扶，切实为受益人着想，进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第三，采取“多元化”的扶贫搬迁模式，多渠道筹集资金，把“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工作落在实处。事实上，“易地扶贫搬迁”后的村民，基于其环境和生计方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将面临转型的诉求”，贫困户安置后，其“产业如何发展、就业创业如何扶持、如何搞好教育培训、卫生医疗等配套措施不是很清楚”，这往往抑制了搬迁贫困户的积极性，若搬迁后贫困村民的“后续产业发展没有和扶贫搬迁项目相结合，缺乏相应的规划和扶持”，他们便会面临“返贫”的社会风险；同时，“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并非一定要“市民化”，这是一个亟待澄清的认识误区。因此，着眼于“教育、思维、行为、观念与文化”，逐步完善配套政策，引导培育搬迁后的贫困户适应新社会环境形成新的生计方式与生活方式。

第四，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要“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把“输血”与“造血”扶贫模式结合并统一起来。“造血”不仅体现在挖掘不同社区独特的优势产业上，还在于教育（职业）的发展，在经济扶贫的基础上还要注重知识技能等扶贫，因为“感性选择是在日常行为中经常发生的一种社会行为，它作为广大基层社会成员展开社会活动的基本形式，有着比理性选择更为基础的地位和意义”。贫困群体的行为选择由于受我国文化传统或者自身文化程度的限制，大部分都是基于自身的感性选择，认为国家扶贫是彻底帮助自己摆脱贫困，所以部分人认为国家扶贫的一切措施都是理所当然，由此才出现了“等靠要”的心态，没有充分发挥村民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所以，在经济扶贫、基本生存扶贫之后，这些区域更多需要的则是“知识技能”等文化扶贫，通过各种技能培训，“加大对搬迁农户培训的力度和频次”，提升民众的整体思想文化素质，创造和谐健康文明的乡村社区生活氛围，以便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型乡村文明与和谐社会。

第四篇：江苏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与对策探讨

江苏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与对策探讨

发布时间：2011-7-26信息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作者：乔玉洋

摘要:研究农业现代化进程必须关注资本投入,因为资本投入是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江苏的农业现代化目前只是处于初级阶段,其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内在联系和规律。制约江苏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有资本投入不足、土地资源紧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缓慢等。因此应完善农业资本投入体系、允许土地适度流转、建立确保农业人才成长的农业教育机制等。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测评;制约因素;资本投入

一、农业现代化基本理论

农业现代化过程是一个非均衡状态的开放系统,该系统的高效运行,要求系统内各要素之间、各要素与系统环境之间、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协同关系,它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历史过程及实现现代农业后的一种状态。研究农业现代化进程,必须关注资本投入对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以资本投入作切入点研究农业现代化进程时,包括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资本投入。

1.物质资本投入是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基本保证。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必须依据物质资本投入为载体。以某种生产工具所代表的某种技术水平足以判断采用该技术的时代是处于何种历史发展阶段,所以,以物质资本投入推进生产工具的技术改进是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基本保证。

2.技术资本投入是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推动力。为使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必须打破传统农业均衡的基础,注入现代农业科技,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农业现代化的内容之一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科学文化提高农民素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科学技术不仅可以改变农业生产结构、劳动力结构和资源结构,还可以改变农业的管理体制、劳动方式及生产者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推广应用,推动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的扩散过程其实质就是农业现代化的过程,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应用得越广泛,农业现代化程度越高。但技术扩散的速度却因地而异,正是由于技术扩散速度的差异性,导致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和水平在不同地区的差异。适应自身农业发展的现代农业科技推广速度越快、规模越大,农业现代化水平就越高。缩短现实农业科技与现代农业科技水平之间的差距,加速农业技术扩散,结果就是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

3.人力资本投入是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源泉。科技进步的快慢,对农业现代化进程的直接影响较小,影响较大的是技术的应用程度,即技术的扩散速度,而扩散速度又受农业生产环境的影响,如:资金来源、生产者的能力、技术对自然条件的要求等,其中以生产者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尤为重要,其他各项因素都要通过人才能起作用。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1964年所著《改造传统农业》一书就人力资本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做了系统阐述。美国在发展农业过程中实施以知识替代资源的战略,也体现了这一思想。农业现代化强烈要求农民素质的提高,过去农民可以勤劳致富,现在却必须“科技致富”、“知识致富”,这正体现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对人力资本投入的要求。没有人力资本的有效投入,技术的应用及扩散将受到阻碍,人力资本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生产

能力,在使用过程中呈现边际收益递增的趋势。有人力资本这一能动性的价值作保障,才能使各项物质资本、技术资本发挥作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二、江苏省农业现代化现状分析

研究江苏省农业现代化现状,必须对目前江苏的农业现代化实现度进行测评。测评方法较多,目前运用比较普遍的主要是多指标综合测定法。由于该法过程规范,并将定性和定量分析有机结合,运用农业技术经济学原理,揭示农业现代化建设中技术与农业经济问题之间的客观规律。因此我们采用这种方法对江苏省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进行构建。遵照综合性、全面性原则以及单指标的客观性、独立性、可比性、可行性原则,参考江苏省农林厅和江苏省统计局2000年制订的江苏农业基本现代化指标体系、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办公室曾于2001年制订的沿海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江苏统计年鉴》中农业现代化情况的统计指标、权数及标准值和江苏省实际情况,构建了评价江苏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结构与水平、劳动生产率、生产条件、农业市场化与商品化程度、农业生产科学化水平、农民生活水平等6类17个指标,采用一定的计算方法对江苏省、2002-2005年的农业现代化实现度进行了测评,得知其实现度分别为64.2%,67.1%,68.8%、71.3%①。

由测评结果可知,江苏省近年来的农业现代化实现程度在逐年上升,但上升速度不快,前三年甚至处于起步阶段,到2005年刚刚进入初级阶段②。实现程度的上升除其他因素外,与资本投入的加大有直接关系;江苏省近年农业现代化实现程度较低可能与我们所设计的指标标准值较高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里的标准值参考了发达地区的指标标准值,而发达地区的农业现代化进程比江苏省的农业现代化进程要快,这是由农业现代化的地域性特征决定的。

从全省范围看,现代化标准值的实现度较高的类指标依次有:生产条件(得分15.8%)、结构与水平(12.5%)、农民生活水平(12.0%);其他分项指标得分较低;子指标中得分较低的主要有:劳均粮食产量、劳均农机动力,劳均耕地面积等,相对于第一产业比重来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得分也不理想。

从测评过程及其结果,分析其内在的一些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1.农民收入增长滞后。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 276.3元,比2004年人均4 753.9元仅增长10.99%,增速较慢。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标准值实现度2002-2005年分别为49.9%、52.9%、59.4%、65.9%,均低于对应年份的农业现代化总体实现度。我们应把不断增加农民收入与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促进农民收入有较快增长。

2.江苏农业经营规模较小。2005年,全省农业劳均粮食产量2 678.49千克,现代化标准值实现度17.86%,劳均农机动力2.96千瓦/人,实现度49.3%,劳均耕地面积0.464公顷/人,实现度46.4%,这几项指标值的实现度都远远低于该年农业现代化总体实现度71.3%。当然,这与江苏人多地少的现实条件有关。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人多地少的严峻现实已成为江苏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瓶颈,只有突破这一瓶颈,才能在农业现代化进程道路上攀登新台阶。

3.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全省农业规模经营比重低,劳均耕作面积实现度46.4%,水平较低。原因不仅有土地稀缺性,另一重要原因是土地要素的合法流动、重组以及劳动生产力、投资等要素的市场化程较低。虽然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适合我国国情,但江苏经济相对发达,不少农

民不再以土地为生。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土地要素的合法流动,带动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化,发挥市场机制优化配置的作用,提高生产要素效率。

4.农产品的市场化程度较高。2003年,江苏省农林牧渔业商品率达到79.68%,农业现代化标准值实现度高达99.6%。可见,江苏农产品的市场化程度远远高于其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

5.农业生产科学化水平滞后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005年全省农技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比重3.0‰,现代化标准值实现度仅60.0%,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5.0%,实现度84.62%;而农民生活水平中的恩格尔系数(2005年为0.44)、农村住户住房人均面积两项指标的实现度相对较高,这反映了江苏省农业的技术资本投入还相对较低,农民对积累与消费关系的处理有待进一步引导。今后应尽力加大技术资本、人力资本投入,形成科学化管理,提升农业科技含量。

6.全省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经超过土地生产率的提高程度。2005年劳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13 136.13元,现代化标准值实现度87.57%,虽然这个数字本身所代表的劳动生产率并不太高,但与土地生产率(以粮食单产表示)的实现度78.59%相比,已显示了较高的水平,这其中农业资源转化率不高造成土地生产率较低是内在深层根由,我们应注重加大技术资本及人力资本投入以提高土地生产率及劳动生产率③。

三、江苏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制约因素分析

江苏省农业现代化尚处于初级阶段,制约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因素包括:

1.资本投入不足。根据农业现代化进程理论的分析,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资本投入。

首先,在物质资本投入方面。目前江苏省农业现代化的资本投入,无论从政府投入方面,还是农村集体投入或农户投入方面,都明显不足。从2000年到2005年六年的省财政支出情况可知,农业总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只在6%左右,这与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相适应。由此造成江苏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深层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农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弱,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步履艰难。以前,江苏农业投入主要来源于农村集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集体的经济职能迅速弱化,农村集体积累水平下降,投资的非农化倾向严重。政府投入比重较低,农村集体职能弱化,那么农户的投入又怎样呢?江苏省农户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波动较大,而且投资比重在波动中基本呈下降之势。江苏农村在资金投入的构成比例上农户投入占绝大部分,已由国家集体投资为主转变为国家宏观指导、集体投资为补充、个人投资为主体的新格局。但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农民收入较低,农户投资于农业的数额有限,对农业投入不足是难免的,造成江苏农机化比较落后。

其次,在科技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方面也严重不足。政府对农业科研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为负增长。资金短缺及政策性原因,使县级农业推广机构经费大减、乡级推广站基本“断奶”,导致农业科技队伍不稳。近年来毕业到农口的大学生流失严重,科技队伍的不稳加剧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困难。而且江苏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城市的全方位开放,给农村较高素质劳动力投入到非农产业提供了机会,农业比较利益的低下及第二、三产业录用人员的能者优先原则,使文化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大多转入第二、三产业。

2.土地资源紧缺。江苏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省份之一,土地资源稀缺,人地矛盾突出。200

4年人口7 433万,土地面积10.26万km2,其中耕地面积474.1万hm2。按农村人口5 248万人计算,人均耕地面积约0.09 hm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0.11 hm2/人。在这样狭窄的空间中难于推进现代化。2004年,江苏以占全国3.9%的耕地,生产了占全国6.03%的粮食,7.95%的棉花和7.78%的油料④。这说明江苏农业发展是具备一定基础的,但由于土地资源紧缺性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江苏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现代化客观上要求一定的劳均经营规模。

3.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缓慢。农业现代化较成功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只有农业劳动力因转向非农业而不足时,才能推进农业现代化。虽然江苏非农产业相对发达,但因城乡分割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转移缓慢。2002-2004年,农业就业人数占全省就业人数比重分别为39.6%、39%、37.4%⑤,降低幅度不太明显。三年的农业劳动力资源总数分别为2 808万人、2 812万人、2 834万人,趋势却是农业劳动力资源绝对数量不降反升。

4.农民文化素质较低,掌握新技术的技能较差。江苏省地处沿海发达地区,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较高素质的劳动力,滞留于农业生产领域的劳动力素质明显较低,这样素质偏低的农业劳动者队伍,掌握新技术的技能相对较低,不便于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5.农民收入水平低。2005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 276.3元,这样的收入平均到每月,大约只有439.69元,除去必要的生活支出之后,用于农资购买、农机养护等投入的能力已经所剩无几。在政府农业投入比例小,农村集体职能弱化,农业资本投入主要靠农民的状况下,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是举步维艰。

四、对策建议

1.针对农业资本投入不足的现状,完善农业资本投入体系。形成一个包括政府财政投入、信贷资本投入和社会资本投入多方支持的投入体系对满足农业现代化进程的资金需求至关重要。由于农业经济领域广泛的外部性和一定程度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通过税收、利率、投资等经济杠杆调节经济运行,弥补农业市场缺陷。

(1)省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调控财政收支规模与结构。江苏省传统的财政农业投入政策以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农产品数量为重点,而在农业科技、保险制度、农产品市场建设、农业投入支持体系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不足。因此,今后不仅需要扩大投入规模、提高投入比例,而且要注重优化财政农业投入结构,提高政府的支持效率,用好WTO规则,优化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

(2)实行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配套投入政策,充分发挥农村金融部门资金融通的作用。要全额满足发展要求,只依靠省财力实力肯定不够,因此,增加农业信贷投入,显得尤为重要。实行倾斜的农业信贷政策,从总体上调整信贷结构,提高农业信贷比重,对信贷用户及农村金融机构提供优惠政策。采取措施抑制或减少农业资金流出农业领域,力求寻找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配套投入的最佳结合点。构建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配套投入运行的新机制、政策性投入与商业性投入并存的农业现代化资本投入新体系。

(3)吸引社会资金。农业的高风险不具备吸引社会资金的内在动力机制,这就要求政府农业投入发挥引导作用,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形成政府农业投资的诱导机制,调动其他主体投资农业的积

极性。因此要注意将财政资金退出农业生产中的竞争领域,并不断运用财政政策创造新的更多的竞争领域,通过优惠政策,保护投资者利益,改善外部经济环境,建立有效的社会资金投入机制,提高农业资金使用效益,并制定优惠的吸引外资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农业以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4)提高投资项目决策的科学性。资本来源渠道畅通之后,还需要注意投资决策的科学性,提高决策队伍的科学文化素质,保证投入的合理性和效益性,规范项目后评价制度,保证投资项目的效益性;建立资本投入的最低利益保障机制和风险保障机制,政府在必要时给予一定补贴,以政策来解除农业投资者的后顾之忧。

2.针对土地资源紧缺的现状,制定土地适度流转政策,适当加速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家庭承包经营适应中国国情,但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求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江苏省在土地资源紧缺的现实面前,适当允许土地流转,加速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将是必然选择。允许农民以多种方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形成规模较大的集约化经营。比如:通过耕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扩大经营规模、在自愿基础上联合办农场,合作农场、合伙农场、以土地入股的股份制农场,或在乡镇企业中办农业车间(农场),形成较大规模经营。在规模、平等与效益的均衡点上建立起合理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3.针对农民文化素质较低、掌握新技术的技能较差的现状,建立确保农业人才成长的农业教育机制。2006年3月“十届四中全会”党中央确立了以农村工作为重点的工作方针。今后农村的义务教育将全面取消学杂费,极大地鼓舞了农民送孩子上学的积极性,并保证了向农业输送较高素质劳动力渠道的畅通。这样,抓好常规农业先进技术的培训和推广工作,将对农业采用新技术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各项政策鼓励农业发展,相对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增强了农民掌握新技术的愿望,为建立合理的教育机制疏通了道路。再配之以农业基础科学研究,特别是本省的优势农业学科,加大农业科研投入,搞好全省范围内的综合开发和综合治理;加强高新技术和重要常规技术的开发研究工作,发展农业高等及中等教育,培育充足的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的中、高级科技人才,对夯实江苏农业现代化发展后劲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

4.针对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的现状,逐步引导农民适应市场需求,提高收入水平。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农产品价格是农民收入提高的基本因素。不仅要发展农业生产,还必须实现农业的优质和高效,从宏观上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性,在微观上扶持农民学会观察市场、把握市场机遇的技能,争取好价位。而且,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品种结构也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引导农民以市场为导向,优化产业、品种结构,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进程。

注释:

① 乔玉洋.江苏省农业现代化的资本投入机制研究[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8(11).② 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达到90分以上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80-90分为中级阶段,70-80分为初级阶段,60-70分为起步阶段,60分以下为准备阶段。

③ 限于篇幅,本部分所涉及的测试数据及测试过程均在本课题的另一部分,部分数据可参见《财会通讯》(学术版)2008年第11期。

④ /sjzl/nongyety.htm中国农业信息网[EB/OL].⑤ 江苏统计年鉴(200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参考文献:

[1]顾焕章,张超超.中国农业现代化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

社,1998:11-19,308-319.[2] 黄祖辉,林坚,张冬平.农业现代化:理论、进程与途径[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17-23,30-31.[3]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2003)、(200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4] 《江苏统计年鉴》(2006)、(2005)、(2004)、(2003)、(200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5] 王效仿,刘建伟,董玉河.以农村人力资本的积聚来促进农业现代化[J].生产力研究,2002(5):202-204.[6] 陈至发,桑晓晴.农村人力资本供求非均衡特征与农业现代化[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2(7):306-309.[7] 刘明,王克林,谢炳庚,章春华.关于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测度的思考[J].中国农村经济,2000(6):48-52.[8] 谷文晓.遵循客观规律,推进农业现代化[J].宏观经济研究,2000(8):52-53.[9] 兰玉杰,陈晓剑.人力资本的概念界定及其性质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3(4):80-81.

第五篇：关于制约农村教育发展因素调查报告

关于制约农村教育发展因素调查报告

调查提纲

一、调查目的：教育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投资。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据8.8亿人，相应的农村教育更应加强。为更好地了解我县农村教育现状，我在假期通过深入调查与农村教育有关的情况,发现有许多问题将是农村教育的危机，是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因素。

二、调查对象：

这次调查中对马鼻镇内各中小学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了一次关于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因素方面的调研，共发出问卷120份，回收问卷120份，其中有效问卷118份。本次调查旨在通过了解我县教育现状，有针对性梳理出影响、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因素，为今后农村教育发展提供参考。

三、调查内容：

1、农村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之后的问题，自中国政府宣布“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许多担心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的人士似乎松了一口气。但是透过表面的“达标”我们会发现，农村的教育状况并没有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相反，在并没有根除导致问题的根源而又遭遇农村税费改革等新的制度环境时，它变得似乎更加突出了。只是

问题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首先，“基本普及”这一含糊的语义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是，在15%的人口——大约为1亿8000万人——所居住的区域还远没有普及，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数百万少年儿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难以充分享受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即以官方公布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来看，由于学龄儿童的基数过于庞大，没有入学的0.9%的儿童数量实际上超过了110万人。这庞大人群的绝大多数当然是在农村，他们将成为未来的新文盲。

第二，正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地政府的作为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普及”是在压力型体制下“冲刺”的结果，一些县乡政府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弄虚作假”这一经典式的法宝。而不择手段的结果是导致了许多后遗症，比如许多乡镇所背负的沉重的“教育债务”，此外还包括入学率的下降和失学率的反弹。两年前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已经通过“普九”验收的1242个县中，失学率超过5%的有209个县，超过10%的有63个。在中西部，初中生辍学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而有关部门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村贫困生的失学率高达30.4%（其中小学为39.7%，初中为20.0%），农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其中贫困家庭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竟高达92.1%。第三，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到2000年实现“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间，总计有1亿5000多万少年儿童完全没有或没有完全接受义务教育。这其中包括未入小学的近3200万人、小学阶段失学的3791.5万人、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学的5000多万人，以及初中阶段失学的3067.6万人。这一庞大人群的一部分显然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示着他们的存在：从国家今年公布的“8500万青壮年文盲”，到各地以种种暴力手段威胁着社会的低文化层青少年犯罪。这些事实尤其需要教育行政官员们的深刻

反思，同时也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面耀眼刺目的镜子。

2、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教师问题多多。教师分布不合理。2001年以前农村基础教育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乡镇中小学教师调整权力在乡镇，造成乡镇之间教师分布不合理，两极分化严重。村小、条件差的学校教师紧缺，在职教师千方百计要求调出；城镇、乡镇政府所在地中小学又人满为患。有一个村小6个年级，只有5名教师，还有一个村小只有一位公办教师，其余全是村请临时代课教师。全县还有近百名计划外教师，既无法保证教育质量，又加重乡、村及农民负担。另一种现象是城镇中小学教师严重超编。有一所中学，就有10名教师搞行管(如卫生、纪律、考勤、水电、印刷、门卫)，造成人才浪费。

教师减员严重，补充困难。以我县2002年为例，全县教师共减员56人，包括离退休、死亡、患重大疾病、外流到外省外县、考上公务员等。而现在教师工资实行统一发放，县财力有限，保现有教师工资尚有很大困难，更无力负担新增教师工资。这两年正值初中、高中学龄人口入学高峰，教师缺编严重。而县财政无力支付缺口教师工资。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高初中教师紧缺，另一方面师范院校大中专毕业生无法按需分配到位。

教师素质偏低。现在农村小学有相当一部分教师是民办转公办或村聘教师，他们中只有极少数受过专业教育，大部分是凭借自己日积月累的教学经验开展工作的，相当一部分教师教法陈旧、观念落后。教师队伍整体存在着年龄偏大、知识结构老化、知识面窄的问题。面对新形势下的素质教育，面对改革后的义务教育新课程，他们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因为人员紧张和学校经费紧张，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参加业务培训、到外地听课学习。在我们对120名初中、小学教师进行问卷调查中，有45名

教师认为教师负担过重，没有时间进行教育科研活动，占问卷人的37.5%。教师队伍青黄不接。农村小学教师工作生活的环境相对于城市小学来说非常差，条件也相当困难，老教师不断退休，新教师不愿意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小学任教，造成农村小学教师紧缺。同时，农村小学教师负担也比较重。一些生源少、教师缺的农村小学中，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基本上是包班任教，无论语文、数学还是其他科目，都由一位教师担任，甚至还有一位教师担任几个年级课程的现象。教师应付正常教学尚且力不从心，更谈不上推行素质教育。加之不少农村小学教师处在半耕半教状态，农耕必然占去相当一部分时间，完成正常教学任务也无法保证。在对120名小学教师问卷中，68名教师认为工作负担重，占问卷人的56.7%。

教育教学设施落后。很多农村小学教育教学设施缺乏、落后，造成正常的教学活动无法开展，音乐课是教师唱一句，学生跟着唱一句，体育课要么是学生自己玩，要么是体育教师拿来一个篮球，几十个学生打上40分钟……不少课程都因教学设施的缺乏而无法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更别提教育现代化、信息化了。由于信息渠道不畅，一些边远农村小学几乎没有什么教育科研活动，这些都使得农村教师在长年的教学过程中，墨守成规，安于现状，工作无创新。在对120名中小学教师专项问卷中，订阅有关教育报刊杂志仅1种和未订的有87人，仅在写论文时阅读使用书刊资料的占23人，能熟练或基本熟练使用电脑的仅62人。

农村教师待遇偏低。农村教师在最基层、最艰苦的地方教书育人，享受的却是比城市教师低得多的待遇。而且县级学校好于乡镇学校，乡镇学校好于村小，村小教师除了工资，没有任何奖金、福利，广大农村教师极不公平。教师的工资、医疗、保险、养老等缺乏法律、制度保障。

3、在调查中，可以看到资源分配不公平的现象：各政府、电力、交通等机构拥有资源支配的权力，它们利用部门所掌握的权力最大限度地实现部门利益，或从财政分配计划中优先得到所需资金，他们的办公室及职工住房等都是最好的。而教育资源却少之又少，何况城市人口的教育需要被优先满足，农村人口得到的教育资源就非常有限，远远无法满足农村人口接受教育的需要。在一所中学中我看到一种现象：篮球场是黄泥地，足球场是一块荒田，实验室的仪器陈旧的难以利用。如此的设施怎么进行有效的教学呢？相反在县城的小学，教学活动多种多样，体育设施和其它教学设备可以说是完善，如此的差距是为什么？是资源的分配不公平。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使农村少年儿童处在教育资源非常短缺的环境中，而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不仅严重阻碍农村少年的发展而且使农村青年就业更难。

四、调查方法：

问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