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清娥：一份农耕文化的标本

第一篇：隋清娥：一份农耕文化的标本

一份农耕文化的标本

——论谭登坤《马颊河十二月》中的农耕文化意蕴

隋清娥

（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252059）

聊城作家谭登坤的散文集《马颊河十二月》是笔者的案头书。涵泳品悟，不独为其精巧的结构、鲜活灵动的形象、优美的语言、诗化的意境击掌叫好，还为其丰厚意义鼓掌赞叹，其中的农耕文化意蕴更让胶东农家走出的笔者产生好奇心理而醉心其中。《马颊河十二月》（下文所举文本均取于此集）叙农事、描农景、赞农人、抒农情，无不蕴含着马颊河流域即鲁西大地的农耕文化，为当下纷扰的时世与众声喧哗的文坛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鲁西农耕文化的文学标本。

农耕文化是一种建立在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化形态，指的是人们在农业生产实践活动中创造出的与农业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一、《马颊河十二月》的农耕物质文化

（一）农耕作物。农耕作物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内容之一。马颊河流域鲁西段临河南、河北，境内地形较为平缓，是黄河冲积平原区的组成部分，属于温和的温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土壤系粉土性的，适宜种植多钟农作物。“黄土深厚，沃野千里，跑马走不边的平川。随便你种下什么，都能蓬蓬勃勃生长起来。”（《琴声唤醒的家园》），因此，鲁西平原传统的农耕作物基本上都在《马颊河十二月》中存在着。鲁西大地上冬春季节分布范围极广的是麦子（《等待麦子发芽》《用雪亮的目光收割》、《耩》、沉甸甸的麦穗》、《四月》），夏秋间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玉米（《锄》、《挂锄钩儿了》）。另外，谷子、高粱、山芋（地瓜）等粮食作物，黄豆、花生、棉花、芝麻等经济作物，芫荽、豆角、南瓜、白菜、萝卜等蔬菜作物，甜瓜等野生果类，大葱、生姜、辣椒、洋姜、蓖麻等药用作物，苜蓿、茅草等饲料作物，都生长在《马颊河十二月》中的鲁西土地上。一部《马颊河十二月》几乎是鲁西平原农耕作物的百科全书。作者描摹的农耕作物都可食用，可保证农人食物的自给自足，这是一个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二）农事与农技（艺）文化。农事是指耕耘﹑收获﹑贮藏等农业生产活动。而“农事”以经验和手工劳动为基础，内含与农事各环节相关的技艺，即农技（艺），它需传授、学习。农耕文化既然源自劳动人民几千年的生产生活实践，则农事与农技（艺）文化自然隶属农耕物质文化的重要内涵。在新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如《马颊河十二月》这般较为详尽地体现农事与农技（艺）文化的文本，还属凤毛麟角。作者深情描摹了鲁西平原上的一年四季诸多农事活动，几乎涉及各个方面。诸如耩地（《耩》）、掘地（《等待麦子发芽》）、打畦田（《等待麦子发芽》）、平整土地《享受疼痛》、耙地（《耙上风情》）、下麦种（《等待麦子发芽》）》、种山芋（《山芋四季》）、种蔬菜（《小葱芫荽》）、种南瓜（《南瓜》）等耕耘种植活动，收麦（《用雪亮的目光收割》）、扬场（《黄豆之黄》）、扫棉花叶（《踩着霜雪长大 棉花叶》）、刨树根（《刨》）、刨茅草《秋天的茅草》等收获活动，埋地瓜萝卜（《埋》）、储存山芋《山芋四季》等贮藏活动。农人除要正确掌握农事相关作物的习性特点及生长规律，还须正确认识天体天气变化规律与土壤肥力的利用规律。在《埋》、《藏》、《锄》、《牛》、《踩着霜雪长大》、《等待麦子发芽》、《黄豆之黄》、《苜蓿》、《油瓶儿倒了》、《耙上风情》、《眯眼》、《那一年》等篇章中，作者塑造的精通农事农技的典型人物形象父亲就熟农事，识农时，有农艺，他甚至能预测旱后几时下雨及雨量大小。在《藏》里，刚轧的场子被“我”摊下麦子，结果麦粒洇进土里，“我” 一大早赶到场里去扫。父亲却不急着来扫，因为他知道“时间不到，麦粒儿在土里喝不够水，它胀不起来，你用多大力气，把场扫坏了。多一个时辰，麦粒儿就喝饱了，它自己就从场里挣出来了，用铁扫帚一带，都跑出来。”在《锄》中，半拉月来，懂时序、识天象的父亲锄禾日当午，是为在大雨后，玉米苗的根能把住喧腾的土地，所以要先锄地以晒地。在《黄豆之黄》中，“我爹无数次地把木锨高高地扬起来。大幅度弓起的前腿，和僵直的后腿，随着上下翻飞的双臂，一起用力。他能恰到好处地把豆子甩出去，又不会让尘土和碎屑落到身上来。”那扬场技术炉火纯青。在《等待麦子发芽》中，父亲打的田埂笔直的得像墨线打的一样，那份娴熟是长期农业劳作的结果，而在《耙上风情》中，耙地的父亲是一幅“很招摇的画”里的主角。他有这资格，因为他勤劳而充满农事智慧，他是有着大地般胸怀和长河般智慧的鲁西农民的代表。《耩》则写了种地的老把式牵牛拉耩播种麦子时的艺高人胆大；《山芋四季》则可以看出作者本人对于地瓜的种植过程的娴熟，完全是文学版的地瓜种植过程的真实呈现。正是农人的耕作，万物获得了生机，而作者在对苦乐皆存的农耕劳动场景的描写中，将鲁西的农事与农艺呈现出来，体现了鲁西农耕“精耕细作”的特征及农人纯净、纯粹的品质。

（三）农耕生产生活用具。作为物质载体的农具能减轻农人的劳动负担，而其制作、使用与收藏，则体现出农人的智慧。一个区域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种类与形式，总是与其作用的农作物的种类、种植、收获特点密切相连。当下，农业的转型导致农业工具消失极快，有的甚至已经绝迹。21世纪以降的人们，大多只能在农耕文化博物馆中看到先祖们曾经用过的布满灰尘的农耕用具，而文学却有一种独特的功能，它能把过去的事物保留下来。不仅能保留形下之物，而且还能永存那份精神情怀。翻开《马颊河十二月》，农事活动与农村生活的用具基本齐全。以种类分，有锄地的铁锄（《锄》、《挂锄勾儿》）、耩地时牛拉的木楼（《耩》）、耙地用的木耙（《耙上风情》）及铁犁、簸箕(《早晨的小巷子里》)等翻耕工具；有割麦子用的镰刀（《用雪亮的目光收割》）、收棉花的大包袱（《在棉花白的月光下》）、刨树根的铁锹（《刨》）、刨茅草的三齿撅（《秋天的茅草》）、铁铲（《在暴雨中之一》）与镢头（《那一年》）等收割工具；有板车（《刨》）、地排车（《在暴雨中之二》）等载重运输工具；有扫麦粒的“铁扫帚”（《藏》）、推麦粒、扬场的木锨（《在暴雨中之三》、《黄豆之黄》）、压麦子的石碾（《用雪亮的目光收割》）和晾晒红枣等的筢子等加工工具；有 囤（《砸》）、地窖（《埋》）、粮仓囤瓦缸布袋（《八月》等储藏工具；有水缸、瓦盆（《水缸在冬天里》）、水桶（《开在水桶里的花》）、油瓶儿（《油瓶儿倒了》）、元宝筐（《那一年》）等生活用具。作为农人生产生活层面的农耕文化事象，这些农耕生产生活用具在传承并延袭鲁西传统农耕知识的同时，还盛载着鲁西农人丰富的心理需求与精神内涵。比如，在《日子》里，大哥用黄土和柴禾把铲子擦得亮晃晃的后细心地挂好，在《挂锄钩儿了》中“我”每天都会拭擦铁锄，夏天过后，“我”把铁锄擦得一尘不染后，在锄面上涂上一层豆油后，挂到通风透气的过梁上。爱惜农具的行为里分明蕴藏体现着农人勤勉利落的品格，蕴藏着生命不息勤奋不止的朴素的生活哲理。而《我在冬天里造一架木耧》描写了“我”造一架木耧的全过程，《砸》则描写了“我”砸一个粮囤的全过程。“我”按部就班，不骄不躁，精心细致。这不仅显示出农人的聪明与智慧，而且分明折射出农耕文化造就的人的稳定、诚实等品格，体现出农人对生命价值的看重与尊重。

（四）农耕文化中的动物草木。在鲁西，平原文化圈中应有的动植物种类繁多，谭登坤常常触景生情，歌吟动物与植物以托物言志。在《马颊河十二月》中，常见猪、狗、牛、羊、鸡这些家养动物，蓄养它们是农耕文化的题中之义。其中，牛是作者浓墨重彩刻画的。牛在农耕文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牛文化是鲁西农耕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耩》、《秋天的感觉》、《在暴雨中之三》、《享受疼痛》、《和牛一起散步》、《柳树枝儿短，柳树枝儿长》、《我的村庄 我的牛羊》、《耙上风情》、《静静的平原（序）》、《二月》、《三月》、《十月》等文本中，牛的身影相当活跃。作者不像古典诗人那样将牛与牧童短笛相连，表现田园牧歌式生活，而是将牛与农事劳作结合。在作者笔下，牛是农人农耕的伙伴，与农人一起从事农耕活动，读者可以在《耩》中看到牛的艰辛与高尚，在《秋天的感觉》等文中领略牛的勤恳。作者和农人一样，看重与敬重牛，所以，在《和牛一起散步》中，白天“我”陪病牛散步，晚上“我”宿牛棚观察，人对牛的同情与爱惜深长绵密，透露出农人对农耕财富的珍爱及对勤恳踏实、任劳任怨的自我人格的坚守。作者常常以牛言志，歌颂牛以赞美农人的高尚节操。而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与人类关系非常密切。在《早晨的小巷子里》、《门前》、《一只受伤的狗》等文本中，都有狗在看家护院。农人与狗之间的情感联系是人性化的，关系是和谐融洽的（“我大爷”捅狗除外）。汉代许慎释“羊”字义时说：“羊在六畜主给膳。”羊是农耕文化之六畜之一，而过去鲁西普通农家养一只或几只羊不为吃肉而为卖钱，所以，在《秋天的茅草》、《柳树枝儿短，柳树枝儿长》、《那一年》、《一只羊》、《家园纪事 一只雪白的山羊》、《三月》、《日子》等文本中，年少的“我”割青草、撅茅草、打柳枝，勤勉地为羊寻食。在村子里，猫从屋檐儿上跳下，公鸡母鸡在小院里寻食觅虫（《早晨的小巷子里》、《门前》），“毛驴子发毛了”（《在暴雨中之三》）。而牛、羊、驴、鸡在《我的村庄 我的牛羊》里活动，狗、鸡、鸭、牛、羊、猪崽、兔子在《门前》《日子》里集合，它们大都被作者人性化了，拥有农人的品性：公鸡尽责、母鸡勤勉、羊忧郁、狗忠诚，就连《日子》里的猪也“把所有的泔水麸皮以及所有的烂菜叶，都一一回收，一心一意地为主人积累着每一个能捡到的小钱。”农耕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化形式，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安谧古朴的平原村落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在《早晨的巷子里》、《野鸽子》、《燕子在门前飞来飞去》、《一群喜鹊从朝霞中飞过》、《秋虫赋》、《雪景》、《鲤鱼和什么结伴而来》、《苜蓿》等篇中，作者满怀深情地写早醒的麻雀、咕咕叫的野鸽子、飞来飞去的燕子、急匆匆赶路的喜鹊、自由鸣叫的秋虫、地里的野兔及河里的鲤鱼鲢鱼鲫鱼鳜鱼。在《那一片开满花的原野》中，麻雀、紫燕、蜻蜓、蝴蝶、野鸽子、野雀、地鼠等在狂欢。举凡天上飞的、地里跑的、水里游的，都充满灵性自然质朴。它们与农人一起组合成一幅天一合人的农耕文化图。

在马颊河流域，植物中各种草木畅茂。枣树、葡萄、石榴树、白杨、柳树、银杏树等（《金色树叶》、《小葱芫荽》、《一群喜鹊从朝霞中飞过》）在河堤地头生长着。它们大都是作者寄托思乡恋土情感的载体：梧桐矜持优雅《阳光有情》、枣树无私奉献（《打枣》、《门前》）。梨树开满花（《六姐姐》）象征着六姐姐的美丽；努力生长的榆树（《那一年》）正是自卑的“我”的隐喻；调皮的刺槐（《偷偷看我》）像“我”一样童心未泯。而草是牛羊猪的辅助食物，也是农人煮饭的燃料。以砍草作为基本工作的“我”对草有特殊的感情。在《那一片开满花的原野》、《和一棵草说话》、《秋天的茅草》等文中，作者描写了葱葱茏茏的草，有茅草、水稗子草、香香草、芨芨草、狗尾巴草、葡萄秧子、蓖麻、苍耳等。它们虽卑微寒伧但顽强坚韧随性自然，它们如同这片土地上的主人一样不屈不饶。

（五）农耕饮食文化。农耕收获是人类最重要的食物来源。“人类社会的食物是人类以正常方式摄入体内，以维持身体健康生存的各种营养物质的综合形 态。”①而食物端上餐桌被消费前后关涉的一切，都展示出不同区域的文化品味。《马颊河十二月》中所描写的20世纪60—80年代计划经济时代的农人饮食因受儒家思想影响，素来秉持抑欲尚俭之节用观，所以，虽农耕作物种类较多，但上缴公粮后，麦子所剩无几，一年到头的主食是玉米、地瓜、高粱等，“连麦子面馒头也没有”，连油也吃不起（《寂寞与芳香》），农人无心又无力在饮食上讲究与铺张，故“只要对口味„„但期适口，即为佳肴”(钱泳：《履园从话》)。他们典型的饭菜结构是以玉米、谷物为主，肉少粮多，辅以菜蔬，极少山珍野味，海产品更无处觅迹，而吃菜是为下饭。不过，儒家“民以食为天”观念也影响到质朴的鲁西农人，所以即使粗茶淡饭，他们也以鲁西的技法烹饪出既充饥又适口的食物，进而形成本地的饮食习惯。《马颊河十二月》写到的食物有：杂面饼子（《那一年》），菜烙饼（《油瓶儿倒了》），米饭（《一只受伤的狗》），烧嫩玉米（《喂一穗玉米给自己》），花生、馒头、猪头肉、猪蹄膀、点心、油炸糕、饺子、油炸馒头（《寂寞与芳香》）、棒子面粥、地瓜、地瓜粥、油条萝卜丝（《冬来》），蒸苜蓿芽儿（《苜蓿》），米汤（《踩着霜雪长大》），杂米饼子（《那一年》）等。而可以上升到饮食文化层面的食物，一是枣：“选上好的枣子，放进碗里，蒸上；或直接丢进锅里，煮上。”（《寂寞与芳香》）这是最好的吃法。而“成车成车的红枣，被送到枣棚里去，准备烤成焦枣儿。„„枣炕里烧起了劈柴，那也是很讲究的呀，那都是梨树、苹果树、桃树，和枣树的树枝和树根，在冬天里疏枝和换苗的时候聚下的。那些木柴，带着各自的香味儿，迸溅出耀眼的火花。这时候，焦枣的奇异的香甜，便弥漫了开来。”（《打枣》），这是枣的加工法之一。二是苜蓿：“母亲用水淘了，用菜刀稍稍拦一下，用一撮白面搓了，放在箅子上蒸熟。„„调了蒜泥儿„„那真是珍贵的节日呵”（《苜蓿》），这是苜蓿的加工法与吃法。三是油炸饼子片的做法（《寂寞与芳香》）。四是将山芋做成粥，吃时佐以油调萝卜丝（《冬来》），还有杂面做成饼子，佐以小葱蘸酱就可让“我”吃得很香甜（《那一年》）。这些饮食记录虽然表现的仅为果腹层面的饮食文化，但可反映出鲁西农人性格真诚淳朴，饮食质朴实在的特点，而这些食物制作法已被当下饮食行业继承，成为鲁西美食文化的组成要素。

二、《马颊河十二月》的农耕精神文化

（一）节气文化与节庆文化。《马颊河十二月》之“月令长河”一辑，“以时系事”记述鲁西大地一年十二个月的天文历法、自然物候、物理时空及农事活动、农人生活，其中体现了鲁西农耕时代的节气风俗与节庆习惯。如时令节气农谚即包含着浓浓的鲁西农耕文化的内涵。“时令节气农谚是劳动人民配合二十四节气，根据一年中气候的冷暖、降水的变化，经过长期的生产劳动经验，总结出来的关于农事生产的一整套科学规律，反映在各个农事阶段。”②在《四月》中，有“鲁西农谚，四月里芒种麦割了，五月里芒种麦不倒”，这是把“芒种”节气与收获联系起来，这则农谚是农人的“农时”指针，是农业生产中“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的反映。而“鲁西农谚，有钱难买五月早，六月里连阴吃饱饭”（《六月》），则是农人根据各个节气不同的物候气象以判断农业的气象、农作物的长势及收成的丰歉的谚语。至于“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凌上走；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燕来，八九河开；九九加一九，遍地是耕牛”（《二月》）的 “九九歌”谣和“燕来不过三月三”（《燕子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的农谚，则是鲁西农人巧妙利用自然界的物候现象，来反映九九中的天气变化规律，①②任继周，侯扶江：《改变传统粮食观，试行食物当量》，《草业学报》，1999年，第8卷（专集）。吉顺平：《陇东时令节气农谚与农耕生产探微》，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以指导自己的生产与生活。因为作者在成长过程中，清明节、中秋节等节日俱在农忙之时，农人鲜有闲暇与心情去过它们，所以，《马颊河十二月》也无涉及，只是在《十二月》中，作者写了农闲时节的腊八节、小年（送灶节）与大年节俗：腊八腌腊八蒜、熬腊八粥，小年祭灶送灶，过大年放爆竹点红烛。祭灶时，摆供桌，供饺子，烧纸钱儿。祖母领着孙儿跪下，口中念念有辞，象宗教礼仪一样，态度极为庄重和虔诚。这是因为农耕时代的农人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有限，不能科学认识客观世界，所以要祭祀以祈求诸神保佑和恩赐。

（二）鲁西方言。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马颊河十二月》中，鲁西方言与农耕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作者对土地的称呼多是“地”或“土地”，“月令长河”一辑中“土地”一词出现了26次，而短短一篇《刨》，“土地”就出现了10次。关于土地的用语主要与鲁西地区以旱地种植为主的农耕历史有关，其方言中把种植旱地作物的土地多称之为“×地”，如《马颊河十二月》的苜蓿地、麦地、玉米地、棉花地等，这类词语说明了旱地农耕在鲁西马颊河一带生产生活中的普遍性与重要性。而鲁西农人在生产管理、作物收获等方面的鲁西方言可体现鲁西农耕文化精耕细作的特点，象耙地、耩地、锄地、轧场、扫麦粒、扬豆子、拾棉花、扫棉花叶子、砍草等，不同耕作有不同用词，收获不同庄稼有不同的动词，体现鲁西农人的精心细致。《马颊河十二月》提到的称呼语有大爷、三大娘、六姐姐、三姑姑、二爷等。在农耕时代，鲁西平原地域较广，能容纳较多人口，加上农业耕作基本以人工为主，人口多意味着劳动力多，所以，一般农家生育三五六七个孩子很平常。鲁西又在北方方言区，称呼比父亲年长的父辈男人为“×（行）爷”（其妻为×大娘），称呼小女孩为“妮儿”是整个北方方言区的共性。而日常生产生活中一些方言词语也充分体现出鲁西农耕文化的特点。如“有时候会拣到一块厚厚的瓦片，茬口粗糙，像烧焦的砖块，掂起来可以当石头用。（《水缸在冬天里》）”、“我磨悠磨悠过去，看那个油瓶。”（《油瓶儿倒了》）“这也很好呵，我心里想，能扫起一点就扫一点吧，能少瞎一点是一点儿”（《藏》）。其中，“掂”意为用手拿着；“磨悠”是磨蹭之意；“瞎”是“坏了、浪费了”的意思。这些方言动词均与鲁西农人勤俭、厚道与安稳的性格相关。而“我干脆把鞋一甩，赤脚走在渲乎乎的黄土里”（《锄》）中的“渲乎乎”一词，只能产生在拥有粉土的鲁西方言区内。类似的例子俯拾即是。

（三）农耕文化性格与意识。一个区域的民性与其文化密切相关。鲁西农人长期受儒、道文化熏染，祖祖辈辈以农为本、以土为本，其固定的农耕文化性格有讲忠尽孝、崇善憎恶、古朴厚道、本分自守、惜土恋土敬土守土、敬畏自然等因素。而农耕文明自给自足的特点又决定了鲁西农人的随遇而安、顽强生存、知足常乐等群体性格。作者欣赏农人的这些文化品性，在《马颊河十二月》里尽情赞美。如《黄豆之黄》里的父亲纯朴厚道；《埋》、《藏》、《锄》、《耙上风情》里的父亲勤劳而充满农事智慧；《秋天的感觉》、《那一年》、《疼》里的父亲坚忍如老牛；《苜蓿》、《油瓶儿倒了》里的父亲舔犊情深。而《踩着霜雪长大》、《那一片开满鲜花的原野》里的母亲利索勤快；《鞋底儿》里的母亲耐心奉献；《南瓜》里的母亲善良厚道；《一只羊》里的母亲淳朴无私。另外，“我”奶奶善良、三大爷和善、六姐姐漂亮勤劳。在农耕时代，农人认识到，自身的生命离不开日月运行的光照，雨露和风的润泽，离不开“厚德以载万物”的“大地”。他们对大地上的一草一木都极为珍视，取之有度，用之合理。在他们眼中，一切动植物都是人类自身的生命源泉，他们对家养的动物与自然界的动物都珍惜爱护，视大地上的一切植物为兄为弟而喜之爱之。所以，从伦理学角度看，农耕文化其实应该属 于一种善的文化。其本质是顺应天命，守望田园，掌握农技，辛勤劳作，企盼风调雨顺，营造天、地、人“三才”融合的环境。《马颊河十二月》就蕴含着这种农耕文化的本质。在这片土地上，农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要知道，粮食从土地上长出来，那不只是人的收成，那还有遍地的野雀野兽，还有蚂蚁草虫，都要吃食。你不能赶尽杀绝不是”（《藏》。这里的农人有着浓重的恋土怀乡的农耕情结：“雨后，甚至雨中；雪后，甚至雪中；风后，甚至风中；病后甚至病中；还有，庄稼封垅，挂了锄鈎儿之后；还有，冬来，地光场净的时候。在所以闲下来的时候，在这些日子里，我会不由自主地到地里走走。”（《与大地有关•自序》）因为，这是“多么可爱的土地啊”（《用雪亮的目光收获》），“我”对大地的赤子情怀正是熟稔、留恋大地的鲁西农人的农耕情怀与意识的体现。而农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追求，更令作者写得极富诗意：“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是每一棵豆角的朋友，它们也一定把我当作一个最要好的朋友，我们相互默契，相互陪伴，问侯一声，爱抚一下，或者握握手，就都感到了高兴和满足。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什么也不说，只是相互厮守着。我更喜欢它们，那些瓜果，那些庄稼，我更从心里把它们当作朋友，我有时候甚至喜欢一株野草，它长在庄稼旁边的样子多么大气，多么自信呵。”（《早晨》）

（四）其他农耕习俗。鲁西农耕时代，物质生活清苦，但农人仍用一双巧手装扮生活，美化生活：“主妇们用大红的红纸，剪了山，剪了水，剪了游蜂戏蝶，贴在窗户上。在冬天里酝酿春意的人，用了整张的红纸，剪出一幅圆圆的双喜字，在窗户上贴起来。双喜字被戏水的鸳鸯烘托着，外镶细碎的缠绵的艾草。（（《窗花儿》）剪纸这种民间艺术的取材均是农人熟悉物象；而农人选择婚期也大都在农闲季节：“十二月里准备婚嫁吧。迎亲的队伍咯吱咯吱走在雪地里，红绸勒束的大红牡丹在轿顶开放如红色的火焰，唢呐嘹亮悦耳，吹硬了树枝上的积雪，也吹软了母亲女儿的心”（《十二月》），与此相关的婚俗在《打枣》中涉及到了：“有许多枣子并蒂而结，三蒂而结，我妹妹把它们捡出来，一串一串合在一起，用红头绳绑了„„这些枣子，常常要担当特殊的使命。有嫁闺女、娶媳妇的人家，会把这些并蒂而结的枣子用红纸条儿包了，放在崭新的筛子里，和那些套着红色剪纸图案的镜子、梳子、茶壶、茶碗一起，当作嫁妆送进洞房里去。”“有许多又红又大的枣子，也被老人挑了捡了，单独晒了，收藏起来。这些枣子，一般也都有着特殊的使命。在娘家陪送的红缎子被子里，它的四个被角里，都会放进几颗饱满的红枣；新婚之夜，会有调皮的小孩子甚至恶作剧的大娘婶子嫂子小姑子，把一捧红枣和花生撒进新郎新娘的被窝儿里。然后，从门缝里和窗户缝里看着一对新人出丑。” 红枣是婚庆的吉祥物，其文化底蕴深厚，农人取它与花生的谐音，盼望新人早生贵子。在寒冷的日子里，“我”奶奶用“火簸箕”为我取暖（《冬来》），而穿着妈妈纳的鞋底儿（《鞋底儿》）的儿童抽陀螺的游艺深深印刻在作者脑海中。

总之，在题材上“逆城市化”的《马颊河十二月》蕴含了农耕文化的多数因素。在农耕文明已渐行渐远的当下，《马颊河十二月》为鲁西农耕文化留下了一份标本。我想，这是谭登坤能冲出齐鲁走向全国（获得第二十一屇孙犁散文奖）得到认可的主因吧。

第二篇：农耕文化

中国，是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早在远古时期，中国就有了农业文明的萌芽，“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就是那段历史留下的印迹。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已发现了成千上万处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遗址，最早的当在一万年以前。考古证明，距今七八千年的时候，我国的原始农业已经相当发达了。一般认为，我国的原始农业在夏朝开始向传统农业过渡。在漫长的传统农业经济社会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化。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不但铸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书写了中国人的伟大与自豪，而且今天仍然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今天，深入发掘农耕文化的内涵及当代价值，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农业文化体系，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着无数先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保护我国农业文化资源，探究农业文化的内容及其现实价值，对于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农业文化的内涵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 1871 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是一个复杂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分子所获得的任何技巧与习惯。对于农业文化，一般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的农业文化被认为是在农业生产实践活动中所创造出来的、与农业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狭义的农业文化仅指在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观念体系，其中包括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连的哲学理念、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科学认识等具体内容。我们认为，探讨农业文化必须从广义上进行理解，因为无论是研究农业文化的产生，还是研究农业文化的传承与保存，都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作为载体，只有把农业文化物质的和精神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才能把握农业文化的本质，掌握农业文化发展变化以及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规律。在中国，农业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农民的文化，而且也是城市的文化，它贯穿古今，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中国文化中历史最悠久、内涵最丰富的文化[2]。2农耕文化的发展时代要求：

农业文化的价值文化是一条记忆的长河，是各时期的命。就农业生产本身而言，农业机械化、化肥化、良种化、饲养科学化等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的成果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农耕方式，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农村富余劳动力逐年增加的矛盾也日益突显。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农业之外的就业出路就是农民应对生活压力的必然选择。大部分中青年人离开乡村，直接的后果是土地撂荒、村庄的社会生活缺乏活力，给承载了农业文化的乡村生活增添了几分凄楚的晚景。与农民如潮般流向城镇的同时，电视、手机等信息媒体也在引领着乡村生活的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文化正在影响着农民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重新设计，致使乡村固有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环境难以成为诗意的栖居之所。当农民不再倾注心力于农田，当城市的繁华与喧嚣日益成为农民所向往的生活目标时，农业文化也就只能是日近黄昏、夕阳西下的图景了。在面临工业文明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时，人们逐渐开始反思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关系，试图从传统农耕文化中汲取生存与发展的智慧以克服现代化的消极影响，进而重新发现了传统农业文化的价值。由此，农业文化的继承与保护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3.1 农业文化的保护2002 年 8 月，联合国粮农组织（UNFAO）、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和全球环境基金（GEF）开始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按照 FAO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12]。该项目的目的是建立全球重要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和保护，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这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对于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策略。本文的所指的“农业文化保护”指的是广义层面上的农业文化保护，其范畴大于一般意义上的农业文化遗产范畴。农业文化保护涉及一切保留至今的、对今天的发展仍有价值的、与农业相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保护的内容既包括农业生态系统、农业生产工具、农业景观、农业品种等有价值的物质文化；也包括传统农耕信仰、民间文学艺术、农事节日习俗等非物质文化；其核心是农业文化所蕴含的农业哲学思想，以及围绕之而产生的价值体系。关于如何保护农业文化，学者和实践工作者提出并运用了许多办法，在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这对矛盾中，生态旅游和传统手工业的振兴被认为是弥合二者的有效路径，由此产生了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的可行性模式[13]。在发展旅游产业这一视角之下，我们看到传统农业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契机和曙光。青田县的龙现村在拥有了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的标签后，从上海、杭州等地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其独特的田鱼文化、民俗文化、华侨文化有效地带动了生态旅游的发展，旅游业的年收入达 200 万元。在经济上直接受益的农民也由此切实感到继续保持稻田养鱼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必要性。目前方山乡稻田养鱼的面积扩大到 5000多亩，部分年轻人也因此留在村中发展。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正进入良性循环之中。开展乡村旅游不仅可以给传统农业文化的保持提供存在的土壤，而且也给乡村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活力，因此对农业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乡村旅游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很多以获利为目的的外来资本投资乡村旅游并无益于农业文化的保护。一些乡村旅游模式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展就开始逐渐变味了，一些不恰当的经营管理方式于无形之中将商业化的元素渗透到当地文化的细胞中，反而加速了传统农业文化的毁灭。建立农业文化博物馆也是农业文化的保护措施之一。对不同区域的农具、农器、农谚、农趣、农节等进行收集、保护和展示。目前虽然国内一些综合博物馆、休闲农业园区有所收集和展示，但要么零星分散，要么商业化浓重，传统农业文化的韵味浅薄，更未上升到一种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相对于静态的文化博物馆而言，现在更多的学者倡导的是建立生态博物馆（农业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农业文化的活态保护[14]。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对农业文化遗产实施活态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农业生产经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都是以鲜活的状态存在于民间社会的；将这类遗产如实地记录下来，或是将其中的一部分做成标本放进博物馆固然没错，但如果将这种固态保护方法作为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法宝并用于全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则是大错特错了。生态博物馆不仅保存社区的实物遗存，更强调保护社区内自然的、人文的一切资源，社区内的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建筑、可移动实物、风俗习惯等一系列因素；生态博物馆将整个特定的社区作为一座整体的博物馆，社区的遗产被原样保存在其原生环境中。为了避免许多优良农作物品种及家畜品种的灭绝，也有学者倡导建立地方特色农业品种资源保护区[15]，把具有地方特色但暂时又缺乏经济利用价值的品种保护起来。国家农业部已经开始建设濒危和珍稀水生野生生物自然保护区，江苏省 04 年起也率先实施农业品种资源保护，如江苏家禽科学研究所的家禽基因库已收集保存了国内 20 多个珍稀濒危禽种。该措施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措施，也是保护农业文化的必要措施。生物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前提，农业物质文化是农业非物质文化的载体，保护好农业物质文化，可以间接地维持非物质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但是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农业品种资源保护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无论是发展乡村旅游，还是实现农业文化的活态保护，或者是建立各种农业文化特色保护区，其保护的载体或环境都是农村社区，因此，如何搞好新农村建设、怎样建设新农村，就显得尤为重要。

2.2 农业文化的经济价值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在几千年的农业生产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创造了一系列有特色的耕作制度和成熟的农业技术，形成了精耕细作、轮作倒茬、用地养地的优良传统，并创造了土地连续耕种 2000 多年而地力不衰减的奇迹。传统农业文化注意保持土壤肥力的持续和稳定、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施肥技术的发明等措施，不仅体现出传统农业文化所蕴含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循环利用理念、尊重自然的理念、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也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应该建立在继承传统农业精华的基础上，如精耕细作、轮作复种、用养结合等[9]。精耕细作是我国传统农业的精华，至今仍然对世界农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比如，北方农民根据其地区春季干旱、冬季少雪的特点，创造出了一套以保持土壤水分、减少地表蒸发的“防旱保墒”耕作技术；其具体的做法是，冬季深耕、春季浅耕、耕后镇压，形成了“耕—耙—耱”相配套的技术组合。而在南方，则采用“耕—耙—耖”的水田耕作技术，并在水稻收获后的冬闲季节栽种绿肥植物，达到用地与养地结合的目的。轮作复种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轮作”是指在一块土地上有计划地轮换种植不同作物，以防止严重的病虫害的发生和地力的加速衰退；“复种”是指在一年内在同一块地上播种两次以上，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在南方有多种形式的水旱轮作制，在北方则发展了以“豆谷轮作”为基础的轮作复种制。豆谷轮作、绿肥轮作和水旱轮作仍然是今天可持续农业的基础[10]。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在弥补和克服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消极后果方面被认为具有重要价值。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能够并且也完全有必要在优秀传统农业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发扬我国有机农业的优良传统，走生态农业现代化道路，以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篇：农耕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务实精神;爱好和平,追求和谐;持续性与延续力;多样性和巨大的包容性;循环论所显示的凝重性;以中庸之道为高级哲理;集权政治与民本思想依存冲突等特征的形成,与农耕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农耕经济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它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始终,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形成产生过多方面的影响。

一、文化一词,在中国典籍中最初见于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人束皙《补之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怀远。”皆承其义,“文”“武”对举,文化即取“文治与教化”义。文化原义,在中国先秦时代混同于“文明”、“文学”。《说文解字》:“文,错画也。”有三层意义:一是由语言文字象征符号引申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二是由伦理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义;三是美善德行之义。而“化”则是配合“文”而取“化成”之义。对文化的理解,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者专指文、史、哲,广义者则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论其结构,又主要表现在器物、制度、行为、精神四个层面。文化从来都是与社会的经济紧密联系的,它由经济决定,又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类型特征、价值取向等受到中国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等历史因素的影响。本文要讨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经济基础

———农耕经济对其特征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二、中华大地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疆域辽阔,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温和,大河大陆型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和相当辽阔的地域。中国农业发生很早,考古资料证明,在距今四五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域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三代时期,农耕业已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更把“重农固本”奉为治国的不易之道。汉晋以后,中国农耕区域向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区转移,中国南方优良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使农耕经济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的农业经济几千年一直稳定发展没有中断过。稳定的农业生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华的农耕文明早就在河流相交的三角地带黄河中游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扩大而传播。

三、农耕经济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始终直到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特征的形成与农耕经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务实精神。长期的农耕生产,形成了中华民族质朴的品格和务实精神。中国文化的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与农耕经济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生活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中领悟到:利不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这种农人的务实作风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章太炎在《驳建立孔教议》中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险。”作为农耕民族的国人从小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运思方法是注意切实领会,中华民族被西方人称为“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民族。

2.爱好和平,追求和谐。农耕经济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发展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中国民众安天乐土的生活情趣。农民希望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时。他们追求安宁和稳定,以“耕读传家”自豪,以穷兵黩武为戒。《论语》云:“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墨子》曰:“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农耕民族反对敌对和冲突。同时,因农业生产常常受天时和地理的影响,因此,古人崇拜自然、崇拜天地,十分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这些都表现出农业社会的民众爱和平、求和谐的理想。

3.持续性与延续力。生活在东亚大陆上的华夏人及以后的汉人,栖息于由大河灌溉的辽阔而肥沃的原野间,自结束流动性的渔猎生活,很早就从事定居农业。定居农业的优越性诱使他们对于土地产生一种特别执著的感情。他们这样赞美大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对土地的深深眷恋,使汉民族养成一种“故土重迁”的习惯,所谓“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除少数行商走贩和从事“宦游”的士子外,大多数汉人,尤其是农民,终身固着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如果没有极端严重的灾荒和战乱,一般是不愿脱离故土的。由于人员少有迁徙,商品生产和流通规模有限,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由血缘家族组合而成的农村乡社,便世世代代得以保存。这种可变性少的农耕经济,求延续、重稳定的特征,影响产生的中国文化就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和延续力。《易传》所谓“可久可大”,《老子》所谓“天长地久”,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都是求“久”观念的典型表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持续性与延续力是十分明显的,从先秦诸子到汉代经学到唐代义疏到宋明理学,有着一条传统的横线延续。

4.多样性和巨大的包容性。由于中国疆域辽阔,有着各种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因此,在农耕文明日益发展的时候,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在不断繁衍生存,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促进两者之间经济文化互补和民族的融合。一方面北方民族的勇猛善战、粗犷强劲,富于流动性,善于吸取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成为中原稳健儒雅的农耕文化的补强剂;另一方面农耕民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技术,促进游牧民族社会形态的变化。这一切形成了古代中国不同区域文化格局,如秦晋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楚宋文化,使中国文化具有了多样化特点。农耕文明的源远流长,使中国农耕经济的发展从纵的方面讲始终保留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分,从横的方面讲农耕经济并不仅仅是以农业生产为界限,而是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分。从历史发展看,中国经济在三代时是原始协作式农业自然经济,秦汉至明清则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至近代始出现农业与工商业并存的经济形态。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特点。《易传·系辞下》提出“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秦汉时期的儒道融合,这些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之间思想文化的交相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表现了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

5.循环论所显示的凝重性。中国农业文化成熟较早,农业生产周期和植物从种子到种子周而复始衍化以及四时、四季循

环的现象,启示了中国文化中循环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长期制约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政治生活中朝代的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人世间的种种变幻离合,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便是循环论的表现。在循环论思维方式的制约下,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社会运行缓慢迟滞。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人们容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时间是悠久的、静定的,因而往往表现出习故蹈常的惯性,好常恶变,使中国文化显露出凝重的保守性格。保守的意识形态,导致社会普遍安于现状,缺乏远见和开拓精神。

6.以中庸之道为高级哲理。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与统一,崇尚中庸。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着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承认对立面的对立、统一,强调用缓和、和谐、适度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在中国古代,中庸之道可以说是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它是一种生存智慧,它把无过无不及的庸常之道作为天下的定理、正道,它要求人们凡事要适中、适度,不偏不倚,保持均衡。这种人生智慧,源自农耕经济的土壤。

7.集权政治与民本思想依存冲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集权政治是相反相成的,这是由中国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特色形成的。中国农业社会比较分散,为抵御外敌,维持社会安定,就需要君主集权政体,建立统一的、权威巨大的帝国。在中国古代,多数学派的思想家都有程度不同的尊君思想。与集权主义相伴而生的就是民本主义。一个集权政体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都要由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生产出来。民众安居乐业,农业宗法社会才能正常运转,社稷家国才得以保全。一个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必然产生尚农、重农的社会共识,统治者要求得社会的安定,首先必须懂得农耕的重要和农人的艰辛,体民恤民。集权政治和民本思想两者是在相互依存、相互冲突的关系中存在的。

第四篇：中华农耕文化及其现实意义

中华农耕文化及其现实意义

唐珂

一、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母

农耕文化就是建立在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形态，即指传统农业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典章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风俗、文化、习惯等意识形态总和，它所反映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是其本质内容．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作为泱泱农业大国，农业生产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衣食产品,也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色彩缤纷的精神财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农业考古资料证明，我们的中华先祖,历经远古漫长的混沌蛮荒时期，在距今一万年左右,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由于生态变化和人口增加，野生动植物无法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于是原始农业应运而生，以前单纯依赖采集与狩猎的生活发生改变，随着种植与畜牧业的发展,人们开始聚族而居,人口规模逐渐扩大,形成了村落和社区，继而出现了城市和国家，最终拜托蒙昧落后的状态走向文明。从刀耕火种到男耕女织，从精耕细作到现代农业，农耕文化资源与原始社会,在漫长的农耕历程中,华夏民族在这片热土上进行了不懈努力和艰苦探索,在世世代代的传承发展中孕育出精彩纷呈、灿若星河的中华文化。

农耕活动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延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绵延不断的历史长河中，炎黄子孙植五谷，饲六畜，农桑并举，耕织结合,形成了渔樵耕读、富国祖民的优良传统，创造了上下五千年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奠定了万代基业.比如稻作文明起源地之一的河姆渡文化、粟作文明起源地半坡文化、商代的协田耕作方式、汉代的耕作发明二牛抬杠、魏晋旱地耕作模式耕耙糖、唐宋水田耕作典范耕耙粆和明清的生态农业——农、桑、牧、渔等等，这些农耕活动不仅揭示出中华民族在作物育种和耕作方面为人类做出的特殊贡献，而且为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夯实了基础。事实表明，农业是社会进步的阶梯，农业生产的不断演进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农业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血缘联系,农业发展过程中孕育和产生了文化,文化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农业的进步．没有农业，文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农耕文化门类众多,包括古代农学思想、精耕细作传统、农业技术文化、农业生产民俗、治水文化、物候与节气文化、节庆文化、农业生态文化、农产品加工文化、茶文化、渔文化、蚕桑文化、畜牧文化、饮食文化、酿酒文化、服饰文化、民间艺术、农民艺术、农业文化遗产、涉农诗词歌赋等等．农耕文化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思想理念、价值观念、道德意识和思维方式,其本身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大地众多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涉及人们发明和创作的工具、器物和艺术品，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科技、法律、宗教、民俗等诸多领域。据此证明，农耕文化与中华文化渊源极深,农耕文化支撑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母,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根脉和基础,是现代社会发展中永远挖掘不尽的宝藏.农耕文化无时无处不在，并且融入了本源文化的内核。农耕文化的深厚土壤直接培育造就了包容、和谐、内敛、天人合一的儒家文化,是本源文化发育成长的摇篮，同事构筑起源时科技和哲学产生的舞台。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医药等均离不开农业生产活动.书法艺术的“文房四宝“除砚以外,纸、笔、墨的原材料,如制质的纤维、胶合剂、工具，制笔的毛、竹管,制墨的烟、胶等,都来自农业。建筑所需要的木材、油漆以及烧制砖瓦的燃料都依赖农产品。中国长期流行“厚葬”，而其“农、衾、棺、椁”没有农业作后盾是不行的。许多文化现象和说法也来源于农事活动，诸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得谷者昌,失谷者亡“。“阴阳五行，相生相克”,“顺天时,量地利”，“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及“没有种子,哪来装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概念,都是取之于农业生产活动。传统哲学作为中国古代智慧之宗深受农耕文化的启发,是其抽象而来的结晶。中国哲学无论是朴素辩证的自然哲学或者是带伦理特征的社会哲学均脱胎于农业生产过程，特别是反应“天、地、人”关系的三才观与“民惟邦本＂，“食为民天”的民本观念。因此，协调和谐的农业发展观，趋势避害的农业生产管,用地养地的农田地力观,因地制宜的作物种植观,综合利用的循环农业观,御欲尚俭的节能降耗观,为传统文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养分。

农耕文化来自生产生活实践,培育出了丰富多彩的艺术门类。中华文化是一种集大成的文化，集合儒、道、佛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包括语言、诗歌、科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等，这些都与农耕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练习.古时的农业生产活动是一个相当繁重的体力劳动，人们为了舒缓劳作之苦,从中获得乐趣,于是乎歌舞因之产生。比如秧歌,就是发端与农业生产，本意是插秧时为协作劳动节奏,消除疲劳而唱的歌，最后走出了田野,进入到都市人们的生活之中。此外，还有樵歌、牧歌、渔歌等,这些反应农事活动各个方面的民歌又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源泉,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吸收了丰富的民歌营养。再比如社日,原是祭祀社神祈求丰收的仪式,后来也发展为一种舞蹈艺术。远古时代人们创造了大量的岩画、石刻、彩陶，那些精美的纹饰图案显露出古老的艺术,包括有农业与自然图腾崇拜，有渔猎、采集、农耕与编制情景，有生产与生活图景等等，从中可追寻到雕刻、绘画、手工制造等文化形式萌芽于发展的轨迹.艺术源于劳动,生活激发灵感.许多土生土长的农民艺术植根肥沃的农耕文化土壤，又带着祖先的神韵,带着历史的厚重，在广袤的田野上,把原创与本土、过往与时代、传承与创新、自然与生态、勤劳与智慧、人文与科技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出农民的卓越才智和创造能力。在祖国蔚为大观的艺术海洋里,农民艺术沐日月精华，通天地灵气，融人心智慧，具有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特色鲜明、底蕴深厚、淳朴自然、天然和谐的突出特点。其形式与造型无所不在，或显露或隐藏地分布在生活所涉及到的任何空间里，农民艺术的组构形式也常常超出了人们所能想象的范围,泥、布、面、石、木、土、金属、纸、丝等物质皆是艺术家创作的原材料,可以说无所不用、包罗万象。绚丽多姿的乡土艺术以其特定的额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道德意识和行为规范。

中华文化是有别与欧洲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农耕文化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耕文化培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与今天提倡的和谐、环保、低碳的理念不谋而合。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生产生活的实践总结,是华夏儿女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的精华浓缩并传承至今的一种文化形态，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应对、取宜、守则、和谐的理念已广播人心,所体现的哲学精髓正是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资源。农耕文化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不仅赋予中华文化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化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华夏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过的古老文明,现代中国之所以选择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制度和模式,农耕文化中聚族而居、向往统一、追求安定、和谐共生的文化基因和民族心理,以及中华历史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本质特性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弘扬农耕文化的现实意义

梳理一万年的农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农业对人类文明的功效突出地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生产工具的发明与传承；二是农作物的育种;三是物候节气的利用;四是水的治理与利用；五是一些先进理念与实践技术的发明创造。现代农业的发展要素和动力,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除此之外,经验是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农业历史上千百年积累的成果做法,比如各种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与制度,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方式，稻田养鱼养鸭的绿色生态农业,桑基果基鱼塘的环保循环种养法，农业旱作梯田耕作法，以及民间农谚俗语等等,至今仍然具有实用价值。

农耕文化中带有意识形态的东西，从精神文明、政治价值等形而上的角度来分析、汲取和借鉴，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农耕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根基，对于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及民族性格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思想观念方面来看,农耕文化所蕴含的精华思想和文化品格都是十分优秀的,例如长期孕育而生的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集体至上、尊老爱幼、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艰苦奋斗、节俭谦逊、邻里相帮等核心价值历年,影响广泛深远．研究、保护、开发、传承和弘扬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农耕文化精神，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正确认识农耕文化的父母影响也有必要。从价值观念、到的意识、四维方式等方面来看，农耕文化的负面影响主要指的就是小农意识,具体表现在：小富即安,不思进取；讲究宗亲,缺乏自律;安土重迁，不愿开拓；轻视科学,注重经验；均平意识,平均主义；皇权主义，崇尚权势。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农耕文化的出现有其合理性，它所表现出来的小农意识,对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人们而言,应当是一种进步的思想观念，而对于工业革命以来的思想意识而言,又是一种相对落后的思想观念。

在农耕文化的内涵中，优秀内容是主要的,负面影响只是次要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我们应当客观、全面而且辩证的看待农耕文化,既不能以偏概全，对其彻底否定,一无是处，也不宜走向极端，对其负面影响视而不见,一位讴歌.继承和弘扬农耕文化的精华内容,规避和破除农耕文化的负面影响,应当采用“扬弃”的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我们对待农耕文化的正确态度。

一是通过繁荣农耕文化事业,推动文化农产品、创意农业发展,拓展农业农村经济新领域,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随着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农村产业结构逐渐开始调整和转移,呈现出农村经济发展升级换代的趋势.农民已经从单纯向城市提供肉、蛋、菜等实物农产品发展到同时向城市提供“文化农产品”，锣鼓、高跷、舞龙、皮影、剪纸、年华、泥塑、陶艺等纷纷进城,在丰富城市居民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增加了农民收入，从而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

城乡二元体制与“人多地少”是最显著的中国国情之一，加上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致使庞大数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土地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安置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就业，是破解“三农”问题中的一个长期性难题。发展就业容量大的文化产业，可以有效地就近解决农村劳动人口就业问题，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文化产品生产和文化服务业有序转移,减少农民数量，大大缓解人地比例失衡带来的压力。文化农产品、创意农业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条件，将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开辟全新的空间，实现农业层次的提高和产品价值的最大化。同时可以赋予传统农业产业、产品新的市场内涵、延长、优化、创新农业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增强出口创汇能力，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支撑。2０世纪90年代有关研究成果已显示，当时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平均每增加1%,就减少１21万个劳动力需求，第三产业增加值平均增加1%,能创造出10０万个就业岗位，而第二产业增加值平均增加1%,只能创造26万个就业岗位。实际上，民间工艺加工、民间艺术表演、民俗风情展演、乡村文化旅游等休闲娱乐性“文化农产品”,已经成为农村的新兴产业，有的地方甚至成为龙头和支柱产业。这些产业优势明显，避免了传统工业化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以自身的独特性开拓出浩瀚的“蓝海”。因此,大力发展农耕文化事业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现实可行选择，是增强农村可持续发展内驱力的富有成效手段.要建设农耕文化事业的培育场所，开辟文化农产品的流通渠道,对创意农业进行有力的引导和扶持，通过整合把农耕活动，文化艺术,农业技术,农产品开发以及市场需求有机连结起来,形成彼此良性互动的产业价值体系,为农业农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打开一片广阔的天地。

二是通过弘扬农耕文化，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培育新型农民,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在党的支农惠农富农政策扶持下，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广大农民一改“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形象,生产生活条件改善,走上了崭新的富裕之路。

农民、农民工观念更新,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求知求乐求新求美的精神需求日益增强,愿意展现时代风采,创造新的生活,学习科学文化,改进乡风民俗,实现自我超越。发展农耕文化可以凝聚农民，营造和谐的农村人文环境，重振乡村精神。众多富有特色的农耕文化产品不是一般的商品,它根植于广大农村，具有历史的有就行,受众的广泛性和传承的自发性,最适合农民的认知方式和审美习惯，接触起来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生产文化农产品要求农民主动参加教育与学习配村,掌握文化知识，了解文化需求信息,研究文化市场变化趋势,广大农民朋友在从事文化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可以提高审美能力,修养水平和思想道德境界，潜移默化地陶冶情操和性情，增强处理社会生活中各种关系的能力,文化农产品的创作和生产同时　也为培育新型农民提供了一个交流、交往、沟通的平台,对保持农村建设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国家“十二五”规划也对此作出了战略部署，加快推动以工业反哺农业,一城市带动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重视培育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的文化素养，农耕文化是我国文化的本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好广泛的群众基础,通过弘扬中华农耕文化，保护和传承优秀的民族民间技艺,可以展现新时代农业、农村、农民的新气象,提高自豪感、使命感、责任感，激励农民群众的自强精神，营造属于自己的娱乐文化。丰富文化生活,提高生活品质，培育农村文明风尚,同时提升农民素质和各方面能力,促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促进中华民族共有的美好精神家园建设。

三是通过展示农耕文化，可以体现中国农业新形象,保护好农业文化遗产,不断扩大中华农耕文化的影响力,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期，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期,农业与文化及其他领域不断融合,农业由“温饱产业”向“挣钱产业”转化。农业功能开始由传统的生产农产品,向生态农业、有机农业、休闲农业、旅游观光农业等领域伸展。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一些文化遗产已经或正在我们身边悄悄的消失,许多珍贵农耕文化资源现在只能苦苦寻找才能觅其“芳踪雅迹”。因此,加强对我国丰富多彩，具有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农业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十分紧迫、繁重。应全面了解和掌握全国各地各民族农业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分布状态、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和存在问题，为研究、制定、实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提供翔实而科学的依据。目前我国列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有四个，另有七个候选项目以及若干个农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项目。2０11年,在农业部的指导和支持下，经文化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协调，中国农业博物馆正式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农事历二十四节气＂,这一最重要最有代表性最富特色的中华农耕文化元素,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此说明,重新发现和弘扬农耕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让中华农耕文化和农民文化产品走出乡野，走出中国,登上国际舞台，让世界各国共享中华农耕文化魅力,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新农村，能够充分展现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新面貌,形成与我国农业发展和综合国力相适应的文化优势和影响力．总之，保护传承好农耕文化的人文精神和内涵实质,在弘扬中华文化、保护独特景观、发展休闲农业、推动乡村旅游乃至维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食品安全、促进资源持续利用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开发利用好丰富多彩的农耕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作为我国“三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建设美好家园、激发爱国热情和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具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重要作用，而且对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汗、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是农业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第五篇：农耕文化诗词谚语博物馆

----传承千年工艺 弘扬农耕文化----

农耕文化诗词谚语博物馆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农耕文化，源远流长。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传统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或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革。许多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方式在搜寻和咏叹着传统农耕文化，记录和研究着历史变迁的足迹。近年来，在报刊上、书籍中、媒体上、艺术界等领域，屡见搜寻农耕文化类精品佳作。把农耕文化精品放在这里展示，就是供热爱中华文化、热爱农耕文化的人欣赏受益。热诚欢迎各界朋友自荐或推荐优秀的农耕文化精品。

农耕文化诗词谚语：犁

犁的名言诗句： 犁

耕田犁地伴耕牛，走遍大地任性求。以食为天民所赖，开创大业是先流。

犁的特性：坚韧执着，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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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是传统农业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农具之一，将犁做成工艺品，在艺术品收藏领域具有一定独创性。继承发展传统理念，加上精湛技术，使这款犁工艺品玲珑可爱，妙趣横生。令收藏者，观之顿生喜悦，把玩回味无穷。

农耕文化诗词谚语：耙

耙的名言诗句：

耙

精耕细作论短长，踏平田地拓旧荒。春来勤于万民事，秋奉平畴五谷香。

耙的特性：稳健细

致，兼顾公平。

耙，是南方水稻产区广泛使用的大型农具之一，采用优质木材制作而成。创意独到、工艺精致。耙床与耙挺之间的连接，处理得恰到好处。尤其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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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犁的比例相谐调，配套组合，相映成趣。可以为传统农具工艺品爱好者带来收藏乐趣，陶冶处事公平细致的情怀，拓展宽阔远大的视野。

农耕文化诗词谚语：水车

水车的名言诗句： 水车

天下真龙居田头，旱涝凭此水长流。今逢识者留得在，助力财富任君求。

水车特性：合众之力，积极向上。

水车，它的整体造型具有龙的气势，积极向上，充满激情；龙骨和车叶精致小巧，玲珑可爱；上下两轴的齿数一多一少，设计科学，搭配恰当，运转灵活，提升效率。各项配件一应俱全，真中有巧，巧中存真。其色彩也一如真车以桐油油过一般，车身红润，纹理自然。既不失原物属性，又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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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位和观赏、收藏与研究价值。

农耕文化诗词谚语：风车

风车的名言诗句：

风车

原为富贵送清凉，争得万户扬谷场。去粗存精风骨在，从今聚满米粮仓。

风车特性：去粗存精，量材而用。

风车，与一般工艺品风扇车相比，这款风扇车更加追求细节上的完美逼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传统木制器具的加工工艺，连接部分一律采用榫卯结构。固定构件结实牢固；活动构件可装可卸。风叶、曲柄、开关、漏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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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虽小，其用材、样式都与原物并无二致。以此成为农具工艺品中的精品，非常值得传统农具爱好者观赏、收藏和进一步探究。

农耕文化诗词谚语：禾桶

禾桶的名言诗句：

禾桶

端端正正立四方，盈盈禾谷尽归仓。装入其中都是宝，年年岁岁保安康。

禾桶特性：收获成果，聚少成多。

禾桶，是江南地区最常见的农耕工具，用优质木料制作而成。设计匠心独到，形制悉如原物。收藏者置于案头几上，既可用于观赏把玩，又具有聚物、藏宝功能。以工艺品理念制作禾桶，非常具有创意。样式虽朴实无华，结构却十分考究。桶沿、桶底、和桶柁的弧度都与保持原物一致；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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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不仅形状与原物相同，还采用与原物一样的榫卯结构。在目前工艺品市场上仅有的，非常值得把玩和收藏。

同时，农耕文化也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更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农耕文化涵盖了道家、儒家、法家、墨家文化和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其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文化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农耕文明决定了汉族文化的特征。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耕文化是祖先智慧的结晶，而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耕所用的传统器具已渐行渐远！但蕴含在农耕文化中的坚强奋斗、吃苦耐劳的民族精神和高贵品质是我们要传承发扬的。

我们一定要将农耕文化中的智慧、坚强奋斗、吃苦耐劳的民族精神和高贵品质传承发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