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桑基鱼塘现代发展理论
桑基鱼塘现代发展理论
摘要：为了能更好的发展和利用空间，对于许多种植类的来说，我们可以应该做到更好，更合理的去利用其所具有的价值和周边的空间，做到更好的经济，多方面的运作能力。对于这个桑基鱼塘也不例外。现在的茶叶我们基本都是知识利用到了了它们所具有的内在的价值，但是对于起周边所具有的空间和其具有观赏的价值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利用。
关键词：空间，发展，合理，价值，桑叶, 鱼 桑基鱼塘（mulberry fish pond），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为充分合理利用珠江三角洲地理环境而创造的一种挖深鱼塘，垫高基田，塘基植桑，塘内养鱼的有利生态系统的循环经济.桑基鱼塘是池中养鱼、池埂种桑的一种综合养鱼方式。[1] 从种桑开始，通过养蚕而结 束于养鱼的生产循环，构成了桑、蚕、鱼三者之间密切的关系，形成池埂种桑、桑叶养蚕、蚕茧缫、蚕沙、蚕蛹、缫丝废水养鱼、鱼粪等泥肥肥桑的比较完整的能量流系统。在这个系 统里，蚕丝为中间产品，不再进入物质循环。鲜鱼才是终级产品，提供人们食用。系统中任 何一个生产环节的好坏，也必将影响到其他生产环节。珠江三角洲有句渔谚说“桑茂、蚕壮、鱼肥大，塘肥、基好、蚕茧多”，充分说明了桑基鱼塘循环生产过程中各环节之间的联系。
桑基鱼塘的发展，既促进了种桑、养蚕及养鱼事业的发展，又带动了缫丝等加工工业的 前进，已然发展成一种完整的、科学化的人工生态系统.[7] “桑基鱼塘”的生产方式是：蚕沙（蚕粪）喂鱼，塘泥肥桑，栽桑、养蚕、养鱼三者结合，形成桑、蚕、鱼、泥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避免了水涝，营造了十分理想的生态环境，收到了理想的经济效益，同时减少了环境污染[10]
据史料记载，珠江三角洲早在汉代已有种桑、饲蚕、丝织的活动公元 7 世纪初，唐代各地商人和外国人都相继到广州贸易，贩运绢丝。当时珠江三角洲已是“田稻再熟、桑蚕五收”之地。但当时种的桑是在广州附近的高地，与鱼塘没有联系，尚未形成桑基鱼塘。12 世纪期间，在珠江三角洲沿岸，修筑了著名的“桑园围”，说明当时南海、顺德一带已是重要种桑养蚕地区了。15 世纪初（1406 年）明永乐四年，顺德的龙江已出现土丝买卖市场，蚕丝生产已成为商品。但尚未发现与养鱼联系。[8] 珠江三角洲池塘养鱼最早记载在公元 9 世纪的唐代，已有养殖的鳙历史。西江下游沿岸有鱼苗出产，这为发展塘鱼的重要条件。明代初期，鳙、鲢、鲩、鲮已成为池塘养鱼的普遍鱼种。池塘养鱼地区亦已逐渐扩大，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已逐渐发展为以南海和顺德陈村为中心的基塘养鱼生产地带。但当时与基面用于种桑养蚕联系生产还尚未发现。
1522 年（明嘉元年）明朝广州成为生丝对外贸易重要港口，各地生丝经由广州输出。其后，1553 年葡萄牙，外国商船陆续进入，从而澳门又成为对外贸易的转运港口，促使生丝对外更加畅销。1759 年（乾隆二十四年），满清王朝闭关镇国，广州又成为全国生丝唯一的对外输出港口，外国商人都集中到广州来购买生丝和丝织品。粤丝对外销路日广，需要生丝及丝织品大量增加，从而促进了蚕桑业的发展。其中以南海县九江为中心，各地纷纷“弃田筑塘、废稻树桑”，掀起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鸦片战争以后顺德缫丝业逐渐取代了南海县而居珠江三角洲首位。由于新式缫丝工业迅 速的发展，推动了蚕桑业的发展。再次掀起“弃田筑塘、废稻树桑”之风，桑基鱼塘面积再 次扩大，形成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发展第二次高潮。
桑基鱼塘自 17 世纪明末清初兴起，到 20 世纪初，一直在发展。由于欧洲各国忙于战后恢复工作，我国生丝在国际市场获得畅销，促使本地蚕桑业的畸形发展，珠江三角洲到处是桑基鱼塘，桑基鱼塘面积估计约有 120 万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是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发展的第三个高潮。[7] 当时蚕桑价格很高，每担（100 市斤，50 公斤）桑价值等于一担米，而每亩桑地年可采桑七、八造，价值约等于 20 担米（1910 年南海每亩桑地产桑 34
担）。一造蚕的收入，就可以养活三、四口人。
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势低洼，常闹洪涝灾害，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当地人 民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地在一些低洼的地方，把低洼的土地挖深为塘，饲养淡水鱼；将
泥土堆砌在鱼塘四周成塘基，可减轻水患，这种塘基的修筑可谓一举两得。[2] “东桑西移”工程希望通过大力发展桑叶种植扩大西部植被覆盖率，减少水土流失，达到发展蚕桑业的同时保护西部生态环境的目的。由于我国西部的水资源相对短缺，耕地原本就不肥沃，缺乏有机质，加上地势高，受雨水的冲刷和搬运能力较强，在这样一个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地区，发展这种对耕地肥力消耗巨大的蚕桑产业，极有可能发生耕地退化等严重的社会环境问题因此，在西部发展桑叶种植时，必须要充分考虑蚕沙还地、多施有机肥，严格控制化肥用量，加强对耕地肥力和水分的保护就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
因此，“东桑西移”工程的生态保护工作，是该工程持续发展的关键之所在。相关部门在实施“东桑西移”工程中，一定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科学地评估环境风险，发展生态蚕桑业推动产业综合利用，应用生态学原理解决好“东桑西移”可能带来的耕地退化、水体污染等环境问题，不仅要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要以良好的生态效益确保该项工 程的可持续发展.多肥
[6] 应掌握增施农家有机肥料和间作绿肥的原则。[4]一是要施足栽桑的基肥，亩施拌有30～40 公斤磷肥的土杂肥 100～200 担，再施入粪尿 10～20 担，或饼肥 150～200 公斤，并配合施用石灰 25～50 公斤，改良酸性土壤。二是在桑树成活长新根后，于 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施一次速效氮肥，每亩施 20 公斤尿素或 50 公斤碳铵，最好施用腐熟人粪尿 50～80 担。7 月下旬再施一次，肥料用量较前次要适当增加一些，促进桑树枝叶生长，以利用采叶饲养中秋或晚秋蚕。三是桑树生长发育阶段要求养一次蚕施一次肥。并注意合理间种、多种豆科绿肥，适时翻埋。四是在冬季结合清塘，挖掘一层淤泥上基，这样即净化了鱼塘，又为基上桑树来年生长施足了基肥。
良种
塘基栽桑，应选用优质高产的嫁接良桑品种，如湖桑 197、199、32 号，团头荷叶白及7920 等，还应栽植 15%左右的早、中生桑品种。
密植
[4] 塘基因经过人工改土，土层疏松，挖浅沟栽桑即可。又因塘基地下水位高，桑树根系分布浅，宜密植。栽桑时采用定行密株，株行距以 33 厘米×132 厘米或 50 厘米×100 厘米为好，亩基栽桑 1000～1300 株。栽桑处须离养鱼水面 70～100 厘米，桑树主干高 20～30厘米，培育成低中干树型。精管塘基栽桑后，桑树中耕、除草、施肥、防治合理采伐等培管都必须抓好，确保塘基桑园高产稳产，提高叶质。[5] 该项目位于西樵山南麓，处于山南登山入口和黄大仙圣境园前方，拥有连片优质鱼塘3000 亩，主要养殖桂花鱼、鳗鱼等高值鱼。由于该片区是国家重点农业保护区和示范区，计划立足农业特色，在保护原生态环境和保持原土地使用功能的基础上，实施适度改造，完善景观配套，开发观光型农业和旅游业，或建设农业教育基地.
第二篇：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发展之缘由
关于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桑基鱼塘”这种世界少有的农业生态系统，过去我和一些农史学家曾撰写过论文，作过“基种桑、桑养蚕、蚕养鱼、鱼肥桑”食物链的分析①。但对“桑基鱼塘”发展的原因却缺乏深入分析。本文拟对“桑基鱼塘”发展的原因作一探索，以求正于方家。从社会经济发展史的大环境来考察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发展的原因，应该说，它是世界海洋经济（包括广东海洋经济）发展的产物。所谓海洋经济，是泛指海洋沿岸国家或地区的渔捞、航运、贸易等经济活动以及为这些活动提供劳力、资金、技术、商品和市场等的陆地（主要指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动。可以说，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就是为当时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劳力、资金、技术、商品和市场等陆地经济活动带动下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贸-工-农的经济模式。
一、商品贸易全球化的拉力15、16世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1405-1433年中国郑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C·colonbo）发现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 Da·Gama）绕过好望角开辟欧州到印度的东方航线；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D· Maga lhāaes）作环球航行等航海的伟大壮举，从地理范围上使分散隔离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就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为商品贸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条件。但是，作为贸易全球化所赖以运转的基础即商品流通来说，则是有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产出来的丰富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正如当时一个西方作家报道说：“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②特别是中国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绝，说：“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够比得上中国的丝货。”③确实如此。根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品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手工业品有137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使中国成为当时贸易全球化的大市场。而15-19世纪初，在明清政府基本上实行“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禁政策时期，却对广东实行开放对外贸易的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④；乾隆二十二年（1757），撤销江海关，浙海关和闽海关，规定外国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⑤。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广东一直是中国合法对外贸易的省区；省会广州则成为全国唯一合法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水陆两路的大量货物都卸在广州”⑥。因此，全世界各国商人到中国贸易，都萃集到广州进行。而且自1553-1830年期间，运来5亿两白银到广州购买中国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等商品。例如，明嘉靖三十五年（1552）后，葡萄牙人从广州购买大量丝货，“每年由葡人输出之绢约五千两三百箱。每箱装绸缎百卷，薄织物一百五十卷”⑦运往欧洲；万历十四年至崇祯十七年（1586-1644），每年从广州经澳门运往日本的生丝2460担，价值银1476000两⑧。万历六年至康熙十二年（1578-1689），从广州经澳门输出到日本的生丝达到12939275斤⑨，每年平均为300913斤。到了乾隆年间（1736-1795）后，虽然广东出口商品的丝货退居茶叶之后第二位，但每年输出的生丝和丝绸仍然达到20-33万斤，道光十年（1830），在广州出口的广东生丝增至36.8万斤，占当年在广州出口的中国生丝总数的52.2%。到了光绪六年（1880），广东生丝由广州输往欧洲的达到96-112万斤；输往美国达到75万斤，输往缅甸的为21.5-37万斤⑩。如此大量的广东生丝和丝货外贸出口的拉力，必然大大刺激和促进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生产的日益发展。[!--empirenews.page--]
二、近代机器缫丝厂兴起的助力明代，广东、福建和三吴已成为中国三大丝织业中心○11，到清朝达到鼎盛。广东丝织品的质量，可谓达到一流水平，史称“广纱甲天下”，特别是“粤缎之质密而匀，真色鲜华，光辉滑泽”，“粤纱，金陵苏杭皆不及”○12。加上当时丝货可以在广州合法出口，就更加吸引商人投资丝织业生产了。正统七年（1442），南海县商人聂天根，把经商积累的部分商业资本投向丝织业，其家谱记载：四世祖根„„流贾于 门水滨„„后以纺织为业，勤俭成家○13。康熙年间（1662~1722），顺德县商人梁俊伟到佛山创立机房，从事丝织业生产，史称：梁俊伟，字桂轩，顺德水藤乡人。康熙间佛山创立机房，名梁伟号，因家焉。诚实著闻，商业遂振○14。清代后期，商人投资丝织业者更多，而且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和生产技术日益提高。同治十三年（1874），南海县商人陈启沅、陈启枢兄弟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就是突出的例子。陈启沅（1834~1903），原名如郎，字芷馨，号启沅，南海县简村堡简村乡人。启沅原有兄弟七人，但四个兄弟早夭，仅有三人长成。老二启枢、老三启标，最少者老七启沅，家景贫困。约咸丰元年（1851），启枢得其岳父麦宪培资助，到越南谋生，先在麦氏的安南商店做工，旋自立商店经营，三年间略有积蓄，于咸丰四年（1854），回乡带启沅同往越南料理生意。两兄弟合力经营，先是开办怡昌荫号商店，经销丝绸杂货，后又承办堤岸怡丰饷当（即当铺，时堤岸仅此一家，是向越南政府饷承的），“约十余年，兄弟俩已成为当地巨商了”。在此期间，启沅为拓展商务，“至南洋，遍游各埠，考求汽机之学”。他发现南洋市场的外国丝绸质量比家乡的丝绸好的原因是用机器缫丝。于是产生了“特仿西人之法，变通制造缫丝之器”的想法，并决心回家乡兴办机器缫丝厂，以振兴家乡的缫丝生产。他的想法得到其兄启枢的赞赏和支持。同治十一年（1872），启沅先期离开越南回到南海，在简村乡创设机器缫丝厂，名曰继昌隆。同治十二年（1873）春，继昌隆缫丝厂筹建启动。“动用资金白银七千多两，全由陈启枢由安南先后汇返，因此继昌隆的股金，悉为他兄弟二人投资，从未有招收外股。七千多两资金中，用于流动开支如收茧、工资、杂支等约三千两，建厂设备等约四千两”。至同治十三年（1874）冬，正式投入生产○15。全厂初招职工300多人，最多时达到600-700人。该厂的原料蚕茧，主要依靠南海、东莞、顺德、香山等县的桑叶养蚕供应。该厂办至1928年才告结束。这是广东华侨商人投资兴办的广东第一家（也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资本的工厂。在它的影响下，珠江三角洲的机器缫丝厂象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据统计，光绪 十三年（1887），仅顺德县的机器缫丝厂已达到42家○16，19世纪末增至100家；宣统三年（1911）增至142家○17；1912年增至162家，不久增至300多家，丝车女工达15万人之多○18，远远超过上海、无锡两地的机器缫丝厂。机器缫丝厂所需要的大量蚕茧，直接促进桑基鱼塘生产的发展。
三、桑基鱼塘经济效益高的推力从中国传统农业的农（粮）、林、牧、副、渔的生产结构来看，桑基鱼塘生态系统毕竟是属副、渔的范畴，原本并不比农（粮食）重要。但到明清时期，随着商品性农业的不断发展和粮食也成为商品卷入了市场的情况下，桑基鱼塘的经济效益远比种水稻提高。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气候温暖，土地低平肥沃的优越自然条件，种桑一年可采叶8-9次，为“广蚕岁七熟，闰则八熟”○19提供充足的饲料，使年产蚕丝量很高，其经济效益远远超过种水稻的价值。有人按当时“四水六基”的比例来估算，一亩地可产桑叶400[!--empirenews.page--][1][2]下一页 0斤，养蚕得蚕沙（40%）1600斤，蚕茧（6%）240斤；蚕沙养鱼可增产鱼（12.5%）200斤。而100斤鲜蚕茧可缫生丝10斤，6亩桑养蚕所得蚕纱，可供塘鱼4亩，增产鱼1200斤（每亩平收产量300斤）○20。这样高产量的丝鱼业，其价值当然超过水稻。史称：“将洼地挖深、坭复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蓄鱼，桑叶养蚕，蚕矢（属）饲鱼，两利俱全，十倍于稼。”○21；“[顺德]东马宁一带，咸同后，田多变基塘，获利较丰。”○22所以，在顺德等县就有“一担桑叶一担米”，“一船丝出，一船银归”的民谚。有人估计过，当时一亩基水地养蚕养鱼的价值约相当于3亩水稻的价值。所以南海九江乡也有“九江估产，鱼种为先，左手数鱼，右手收钱”○23的民谚。据统计，1914至1918年，广东生丝出口突破5万担，价值达1亿元以上○24。这种“十倍于稼”高效益的丝鱼业必然推动农民去从事桑基鱼塘生产。
四、人多地少的压力广东是一个有山地、丘陵、平原、台地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的地区，仅有一个6000平方公里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和一个915平方公里的韩江三角洲平原，形成了“三山六水一分田”的格局。据人口学家研究表明，广东历史上的人口分布密度不一，总的态势是人多地少。唐代，广州府每平方公里为1.2户，潮州府1.2户。北宋时，广州府每平方公里为4.8户，韶州府每平方公里5.5户，连州和潮州府为每平方公里4.5户。元代，广州府每平方公里为36.6人，潮州府每平方公里27人，韶州府每平公里21.6人。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人口密度相应提高，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嘉庆二十五年（1820），广州府每平方公里达到306.84人，潮州府每平方公里151.45人，韶州府每平方公里64.24人，连州每平方公里49.84○25。广州府的总人口达到5878501人，全省人口达到21558239人。而全省耕地仅有34300709亩，人平均耕地不到1.6亩，其中广州府南海县人均耕地不足1.5亩。清末，全省人口增至2800多万人，人均耕地只有1.3亩。可见，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耕地增长的速度，使人多田少的矛盾成为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严重社会问题。明朝中叶以降，广东逐步由历史上粮食输出省变为缺粮省，而且成为中国一个粮食输入大省，因而发出“广东地广人稠，专仰给广西之米”○26的感叹。在这种粮食卷入市场的情况下，死守以种水稻为生计，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不少人想方设法另觅出路。有的人改革和优化生产结构，在有限的土地上种桑养鱼，以取得高的经济效益。于是桑基鱼塘得以发展。由上可知，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就是在上述的拉、推、助、压力的作用下日益发展起来的。据史料记载，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顺德县、南海县的种桑养蚕和基塘养鱼已占农业生产的第一、二位。特别是南海县的九江乡、道光年间（1821-1850），已经是“境内有桑塘，无稻田”○27；顺德县的大良、陈村一带，也达到“民半树桑”的程度○28。至于养鱼的面积也日益增加，洪武十年（1371），南海县有鱼塘323亩，到万历九年（1581），增至48326亩；顺德县有40084亩；番禺县有10702亩；新会县有6558亩；三水县有10250亩；香山县有711亩；宝安县有2698亩；东莞县有32659亩○29。其中，南海县的鱼塘面积约相当于今天鱼塘面积的一半；番禺、宝安两县的鱼塘面积接近今天的鱼塘面积；三水县则超过今天的鱼塘面积。这就说明，万历年间（1573-1620），除顺德等三县外，其他各县的鱼塘面积基本上达到今天的水平。可见养鱼业之发达。[!--empirenews.page--]注 释：①钟功甫：《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载《地理学报》1980年第35卷第3期；黄启臣：《清代前期农业生产的发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梁光商：《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生态系统分析》、杨晓棠：《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均载《农史研究》1988年第7辑。②Robert part,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Essays on Chinese Qurestion, P61.③Geo Philipa, Early Spanish With Chang Cheow,载《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4期。④《明史》卷75，《职官四》。⑤《清高宗实录》卷550，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戊戌。⑥考太苏编译：《皮莱斯的远东概览》第1卷第116页，序言。⑦Anderw Ljungestedt, A Historical sketch of Portuguese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Boston 1836.Hong Kong 1992.⑧C·R·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P144, Lisboa, 1963.⑨转引黄启臣：《黄启臣文集——明清经济及中外关系》第321页，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⑩《珠江三角洲农业志》
（四）第41-42页，1976年。○11 曾少聪：《东洋航路移民》第4页，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12 张嗣衍等：《乾隆广州府志》卷48，《物产》。○13《聂氏家谱》。○14 汪宗准等：《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人物》。○15 以上引文均见桂玷：《宣统南海县志》卷21，《列传八·陈启沅》；陈天杰、陈秋桐：《广东第一间蒸气缫丝厂继昌隆及其创办人陈启沅》，载《广州文史资料》第8辑。○16 陈启沅：《蚕桑谱》第1-2页。○17 农商局编：《第一次农商统计表》（纺织业特别调查）。○18 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原稿），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3页，中华书局1962年。○19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4，《虫语》。○20 梁光商：《珠江三角洲桑基塘生态系统分析》，载《农史研究》1988年，第7辑。○21 区为梁：《光绪高明县志》卷2，《地理·物产》。○22 周朝槐：《民国顺德县志》。○23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4,《虫语》。○24考活（C· W·Howard）：《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书》，(A survey of the silk Industry of South China)第8、28页，1925年。○25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458-46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6 史澄等：《光绪广州府志》卷2，《训典二》。○27 朱次琦：《光绪九江儒林乡志》。○28 刘伯渊：《广东蚕业调查报告》1922年。○29 《珠江三角洲农业志》
（三）1976年。
第三篇：教学实践桑基鱼塘 分析
哲学具体分析
中国古老的农业生态模式 桑基鱼塘
桑基鱼塘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农业生产形式。因其生产上形成良性的循环而出名。
珠江三角洲由东、西、北三江汇合冲积而成，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全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时间长，土壤肥沃，是盛产蚕桑、塘鱼、甘蔗的重要基地。三角洲内河网密布，交通便利，自然条件优越。
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势低洼，常闹洪涝灾害，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当地人民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地在一些低洼的地方，把低洼的土地挖深为塘，饲养淡水鱼；将泥土堆砌在鱼塘四周成塘基，可减轻水患，这种塘基的修筑可谓一举两得。后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影响，珠江三角洲出现了新的生产结构方式—“果基鱼塘”、“桑基鱼塘”。
“果基鱼塘”是把低洼的土地挖深为塘养鱼，堆土筑基，填高地势，相对降低地下水位来种植果树（如栽植荔枝、柑橘、龙眼等果树）。后来由于国际贸易对丝绸需求的扩大，种桑养蚕的获利大大超过了水果的收益，不少地区从原来的果基鱼塘生产形式大量改为桑、塘专业性生产。果基鱼塘的生产方式，逐渐演变为鱼塘里养鱼，塘基上种桑树的桑基鱼塘，这样就较好地解决了低洼地积水内涝的问题。人们改变了传统的耕作方式，充分地利用土地的空间与轮作的时间，以求最佳的经济效益。“桑基鱼塘”的生产方式是：蚕沙（蚕粪）喂鱼，塘泥肥桑，栽桑、养蚕、养鱼三者有机结合，形成桑、蚕、鱼、泥互相依存、互相帮促进的良性循环，避免了洼地水涝之憋，营造了十分理想的生态环境，收到了理想的经济效益，同时减少了环境污染。
桑基鱼塘的主要特点：
1、种桑与养蚕、鱼、猪相结合，生产上有紧密的联系。
2、植物与动物互养，形成良性的生态循环。
3、塘与基合理分布，水陆资源相结合材料分析 ：
1种桑与养蚕、鱼、猪相结合，生产上有紧密的联系。
2、植物与动物互养，形成良性的生态循环。
3、塘与基合理分布，水陆资源相结合包含的哲学道理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又是变化发展的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的方法
第四篇：社会学的现代发展与主要理论流派
社会学的现代发展与主要理论流派
社会学的现代发展与主要理论流派 2010-12-22 11:41:27| 分类： 默认分类
社会学的现代发展与主要理论流派
社会学从创立到繁荣，其中心都在欧洲。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发展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了美国。二战之后，欧洲社会学研究又进入复兴和进一步发展的阶段，并且向世界其他地区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拓展，使得社会学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受到高度重视，并迅速发展起来。
大致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社会学进入现代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第一，加速化，即自从二战后，西方社会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可以说，社会学的应用研究成为一种世界趋势。第二，多样化，即西方社会学没有统一的社会学理论，观点分歧，学派林立。第三，分科化，即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的趋势加强，分科社会学种类增多。第四，定量化，即在研究方法方面，社会学越来越注重定量研究，特别是计算机的广泛运用，大大加快了资料处理的速度，使社会学研究方法准确、快速、规范。第五，心理化，即侧重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社会。
自古典社会学以来，社会学有两个焦点问题：一是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即能否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在这点上社会学理论往往被分为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阵营；二是关注社会的组成，即社会是如何产生及为何产生，也即社会是如何运行的。围绕这两点，社会学在现代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学派。在这里，仅选择其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主要理论流派作一简介。
一、结构功能主义
结构功能主义初步形成于20世纪30-40年代，鼎盛于60年代，至今仍是西方社会学中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和默顿。
塔尔科特·帕森斯（T.Parsons，1902-1979）的社会学理论包括以下几个主要内容：第一，社会行动论。帕森斯认为，人们的社会行动包括以下四个结构要素：行动者、目的、情境、规范，而且在它们的基础上构成了更高一级的社会行动体系。社会行动体系包括有机行为体系、人格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四个亚系统。因此，人的社会行动要受到有机体、人格、文化、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第二，一般系统理论。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不过是更一般意义上的行动系统的一个亚系统。他认为，一般行动系统具有四个基本的功能要求：适应功能（即系统保持与外部环境的交换，并将获得的生存资源分配给整个行动系统。它由行为有机体系来承担）、目标获得功能（即确立目标的优先顺序，并调动系统的资源来实现这些目标。它由人格系统来承担）、整合功能（即系统必须协调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一个功能总体。它由社会系统来承担）、潜在模式维持功能（即系统根据某种规范维持某种社会行动的延续性。它由文化系统来承担）。这四个功能必要条件的满足与否，决定了社会系统或其他一切行动系统的生存能力。第三，均衡论。帕森斯系统功能理论的核心是强调社会系统的整合和均衡。他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系统总是趋于稳定与均衡状态的，一旦发生反常现象，原有的均衡被破坏，社会系统就会通过反馈机制进行自我调节，自发地返回均衡。
帕森斯的宏观的、高度抽象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对西方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他的理论没有充分地看到社会冲突与社会变革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
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Merton，1910-）的社会学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层理论。默顿主张建立一个介于宏观理论与纯粹经验研究两者之间的“中层理论”。这种中层理论能将理论与经验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最终推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第二，均衡功能论。在默顿看来，社会单位对系统可能有正功能，也可能有负功能；可能有“显功能”，也可能有“潜功能”。他认为，社会单位对整个体系之和谐与整合与否，应由验证法来一一加以研究，不可一概而论。默顿的功能论是一种均衡的功能论。他不仅想知道为什么个人会顺从他人和群体的意志去行事，而且也想知道为什么某些人会走向偏差而导致社会的非整合。
默顿开创了结构功能理论的一个新阶段，他所倡导的中层理论成为后来大多数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指导原则。但是他在总体上仍然没有摆脱结构功能主义的体系倾向，注意最多的仍然是均衡。另外，他的理论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显得零碎。
二、冲突理论
冲突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的。这一理论认为：冲突是每一个社会都无法避免的，是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权力分配和社会报酬分配的不均是冲突产生的根源；冲突对社会的作用不仅具有破坏性的一面，而且还具有建设性的一面。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功能冲突论者科塞和德国的辩证冲突论者达伦多夫。
科塞（L.Coser，1913-）主张探讨冲突对整个社会所发挥的功能。他认为社会冲突是“由于争夺社会地位、权力和资源及价值观不同而引起的斗争。”这种斗争既可以促进社会权力关系的改善、新社会规范的创立以及社会系统适应能力的提高，防止整个社会出现严重的分裂和瓦解。他还提出了社会安全阀理论，认为敌对情绪的发泄具有安全阀的功能，它让人们的不满情绪随着安全阀的排气孔排放出去，而不致让它们积累起来，危害到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他还认为，僵硬的社会系统往往压制冲突及其表现，因而不能及时获得危险信号；灵活的社会系统，可经过调整结构和关系而使冲突得到解决和缓和。
达伦多夫（Ralf G.Dahrendorf）深受马克思的影响，在他的《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一书中指出，社会基本上是一种不均衡权力分配的组合团体。在每一个社会团体中，统治集团要维持现状，被统治集团则要改变现状，这种针锋相对的利益团体一直不断处在纷争之中，从而导致权力关系的重新分配，进而改变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他认为，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寻求冲突的社会原因。
冲突理论率先打破了结构功能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揭示了社会冲突的社会作用。但这一理论对冲突产生的根源的分析，没有真正涉及到问题的实质。另外，冲突理论的理论架构不健全，学者之间的观点也无法一致，这就大大影响了这一理论的发展。
三、交换理论
交换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的。它依据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和经济学的功利主义理论而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视为一种计算得失的理性行为。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霍曼斯和彼得·布劳。
霍曼斯（George H.Homans，1910-）把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概念和观点结合在一起，阐述了他的理论目标：“把社会行为视为一种至少在两人之间发生的，或多或少要获得报酬或付出成本的，有形的或无形的交换行为。”他提出了五个命题：（1）成功命题：一个人特定的行为越经常受到奖励，则该人越是可能采取这种行为。（2）刺激命题：如果过去一个特定刺激的出现总是伴随着某种奖励，则现在的刺激越是与过去的刺激相似，他越可能采取该项行动。（3）价值命题：一个人的某种行动的结果对其越有价值，则这个人越有可能采取这种行动。（4）剥夺—满足命题：一个人在近期越是经常得到某一特定的报酬，该报酬的追加对这个人来说就越是没有价值。（5）攻击—赞同命题：当一个人的行动没有得到他期望的报酬，或得到他没有预料的惩罚时，他可能采取攻击行动；当一个人的行动得到了他期望的报酬，特别是得到比他期望的还多，或者没有得到他意料的惩罚时，他会感到高兴，并越可能采取赞同行为。霍曼斯开创了系统地研究社会交换理论的先河，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显然把人类的交换行为简单化了，他忽视了社会行动独立于个体心理之外的整体性质。
彼得·布劳（Peter M.Blau，1918-）用对等性原则解释部分交换行为，而用不对等性原则解释另外一部分交换行为。另外，他虽然也以经济上的交换概念为依据，但是他考虑到了处于不同组织和结构位置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从而淡化了交换的心理还原色彩，增加了整体效应的社会学传统，为交换理论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四、符号互动理论
符号互动理论是一种反实证主义的主观社会学，其核心观点是：社会现象与社会行为只有通过人际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才能得到解释，而人际互动是以运用符号以解释和确定相互间行动的意义为媒介的，因此，社会是个人借助符号互动的产物。符号互动理论体系的创立者是美国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米德。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Mead，1863-1931）强调了人的心灵、自我和社会的产生与社会互动过程的紧密相关性。其观点是：（1）人的活动是会根据环境中的客体来调整自己的行为。（2）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调整主要依赖其自我观念，而自我观念是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因此，自我与社会是不能分开的。（3）社会的制度和结构是个体之间有组织的模式化的互动的产物。（4）人们的互动与自我观念的形成依赖于心灵的存在。
符号互动理论的突出贡献者则是赫伯特·布鲁默（H.Blumer，1900～1987），他认为符号是社会相互作用的中介，人们通过对符号的定义与理解进行互动，符号互动是能动的与可变的过程，符号互动创造、维持与变革社会组织、结构与制度。（1）将社会的相互作用或交往分成符号性和非符号性的交往两类：非符号性交往是没有经过人们思考的交往；而符号性交往是受他人影响后，经过头脑思考，有一个解释过程的交往。（2）认为人类生活没有现成的模式，如果有的话，也会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加以改变的。（3）强调社会角色的扮演，试图通过这些表演手段来协调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以维持社会生活秩序。
符号互动理论对于个人社会化、自我意识的形成、越轨行为等微观社会过程提出了一些有启示性的见解。但这一理论过分强调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忽略了社会结构对互动过程的影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五、社会批判理论
社会批判理论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要代表，兴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德国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
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认为，作为西方传统研究对象的社会是病态社会，“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马尔库塞把资本主义制度与结构的非人性视为病态的标志，把资本主义社会病态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结构。他在《单向度的人》（1964）一书中，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需要的双面人变成了完全受物质欲望支配的单面人，使具有批判功能的哲学成了与统治阶级利益协调一致的单面的思想。他认为新的控制形式整合了社会对立力量，一种舒适、温和、合乎情理且民主的不自由，正在发达工业社会盛行。机械化过程对个性的压抑在这里显得分外明显。劳动阶级正发生着决定性的改变：第一，机械化正日益减少着花费在劳动中的体力的量和强度；第二，职业分层过程中出现同化趋向；第三，劳动者的态度和意识发生了变化，主动地将自身与生产技术过程相结合；第四，新的技术劳动削弱了对立阶级的否定地位，劳动阶级不再表现为现存社会的对立面。因此，当代工业发达社会似乎能包容社会变化，包容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结构和生产过程，以及人类生存方式的质变。马尔库塞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基本阶级仍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他认为无产阶级已不再具有革命动力的作用，革命的强大的新动力是“新左派”，包括：知识分子、大学生、少数民族和妇女等社会团体。他把“新左派”的革命称为“本能革命”。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主要是对人本能的压迫。因此“个人感觉的解放应该构成普遍解放的序幕，甚至是基础；自由社会应该建立在新的本能需要上”。
尤根·哈贝马斯（J.Habermas）被认为是当代最富创造力的批判理论家，其中心论点是批判“科技理性”对人类的控制。哈贝马斯认为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现代事业”并未走到穷途末路，其历程仍未完结。他严厉批判科技理性对现代社会产生的坏影响，并指出实证论者以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研究的典范，并强调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人的存在。他认为如果说社会生活缺乏意义和冷酷无情，那是由于产生科学的技术利益有权决定哪些知识是被允许的和合法的。哈贝马斯把科学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危机的一个潜在原因。哈贝马斯将分析重点从马克思对生产的经济危机之分析转到对意义和信任危机的分析上，由此他日益专注于人们相互间产生理解和意义的沟通过程与互动过程。哈贝马斯采取了“系统-生活世界”这一双重架构去理解和分析社会现象，他认为社会的整合取决于系统与生活世界过程之间的平衡。现代社会的整合程度很低，因为围绕着经济和国家的系统“侵占”和支配了涉及相互共享的意义、理解和相互主观性的生活世界过程时，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整合问题明显表现在“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危机中，即再生产生活世界的沟通性互动的活动被金钱、权力等所取代。因此，批判理论的目标就是证明那些生活世界被侵占了的社会方面并且提出如何创造一种沟通活动（互动）能够实现的环境的途径。
社会批判理论同时受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尽管在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中，他们也得出了个别与马克思主义相同的结论，但在许多基本问题上，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是存在着根本分看上去的，因此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六、后工业社会理论与后现代理论
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和反主流文化思潮漫及整个西方，社会学理论更是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各大流派相互融合，界限也不再分明，其中具有综合性质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和侧重价值、认同、沟通与媒体等方面分析的后现代理论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
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是丹尼尔·贝尔（1919-）。他认为，社会可以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社会结构、政体与文化。社会结构包括经济、技术和职业制度，是一个旨在协调个人的行动以达到特殊目的的职能结构；政体则强调调整权力的分配和评价个人之间与集团之间发生矛盾时的权力和要求；文化是指表达象征和含义的领域。现代西方社会从产品生产转变为服务性经济；社会结构与文化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在后工业社会中，是“科技治国”，在这种制度中，决定性的影响属于政府部门和经济部门中的技术人员，即掌握新的智能技术的科学家、工程师等知识分子。过去，社会结构、政体与文化三个领域是由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来维系的，但在当代，这三个方面正日益趋于分裂，分别围绕着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的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这种价值观念方面的冲突更加突出，难以遏止。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矛盾和危机，贝尔也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一些政策制定原则：第一，理论知识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第二，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与控制；第三，创造新的“智能技术”制定决策，通过对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判断而设法把损失缩小到最低限度。
后现代理论是学者们对现代性建构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和造成的无数痛苦与不幸的反思而提出来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生了日益剧烈的变化，媒体、电脑以及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空间和时间经验，让人更强烈地感觉到社会文化的矛盾，甚至是根本性的断裂。于是，人们惊呼，现代性已经终结了，我们迈入了后现代社会。正如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的精神状诚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反对美学对生活的证明，结果就是它对本能的完全依赖，认为只有冲动和乐趣才是真实的和肯定的生活。第二，抹煞了事物的界限，坚持认为行动本身就是获得知识的途径。第三，极大地冲击了历史戒律和心理禁忌，把曾经秘而不宣的东西公开宣布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并把这一精神贵族的财产变成了现今大众的财产。第四，后现代主义潮流沿着两个方向向前发展，一是哲学方面，它是一种消极的黑格尔主义。如米歇尔·福柯认为，人是短命的历史化身，犹如“沙滩上的足迹”，浪涛打来便荡然无存。一是以解放、色情、冲动以及诸如此类的名义，猛烈打击着“正常”行为的价值观和动机模式。
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倾向，大体可以归纳如下：第一，反对整体化的倾向。所谓整体化的倾向，是指社会科学理论在解释社会现象时，注重寻找模式化的关系和宏观的历史规律。后现代主义不仅否定现实的整体性，也否定历史的整体性，它认为，由于研究者学识的有限、人生经历的短暂、理论的局限，人们只能发现“微观的小故事”，根本不可能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研究了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段历史时期，便断言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这种做法是危险的。第二，反对单一的理论视角。社会成员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与环境，其观点也是多元的。因此，只从阶级或经济的观点分析复杂的社会问题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单一的理论视角是难以揭示复杂的社会矛盾的。第三，重视话语分析。后现代理论认为，权力关系存在于日常话语的风格上。通过对日常话语的风格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存在于知识和传统之中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第四，否定建立客观的社会学的可能性。后现代理论认为，任何学科知识都是历史与文化条件的产物，都是其先人假设的结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客观的社会学是不可能产生的。也正因为如此，社会学家应该社会学家应该倾听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故事，进行比较分析，而不是去发现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后工业社会理论和后现代理论不仅试图回答社会现在是怎样的，以及社会将会怎样，而且还试图回答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这些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工业社会形态的发展和解释后现代性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五篇：鱼塘软基处理施工技术方案
鱼塘软基处理施工技术方案
一、编制依据
1、《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J013-95）。
2、《公路软土地基路堤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JTJ017-96）。
3、关于下发《XXX合同段鱼塘软基加固设计图》、《K8+800～K9+100段路基处理设计图》的通知。
二、施工准备
1、施工人员见后附《路基施工人员一览表》施工机械见后附《路基施工机械一览表》。
2、鱼塘处理的工程数量见下表 工程数量表 项目
单位
数量
备注
处理面积
m2
15191
防渗土工布
m2
10025
两膜一布(500g/m2)
天然砂砾
m2
40110
塑料排水板
m
126575
按8米计(型号：SPD-2)
挖淤泥
m3
7687.5
平均按0.5米计
堆载土方
m3
22090
护坡
m3
835.5
路基土方
m3
30419.7
土工格网
m2
21600
渗水性土工布
m2
15191
500g/m2)
砂
m3
958.2
注：以上工程数量为设计的工程数量，施工中以实际发生的为准。
三、施工技术方案
1、使用挖掘机或装载机对鱼塘进行清淤0.5m，如果淤泥过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清淤厚度，保证将有机质淤泥清除干净,并将基底推成2%的双向横坡，以便于排水。
2、铺设渗水性土工布，铺设步骤如下：
（1）平整好挖淤后基层，在路堤底宽的全部底面进行铺设，拉直、平顺，紧贴下承层，不能出现扭曲、折皱、重叠。
（2）路堤每边土工布留5m的锚固长度（鱼塘段处理的边长共458m，锚固使用的土工布为2290m2）回折覆裹在压实的填料上，平整顺适，外侧用土覆盖，以免人为破坏。
（3）土工布的连接采用搭接法、缝接法或粘接法。采用搭接法时，搭接长度为30cm～90cm（取平均值45cm计算，土工布的幅宽为3m，每幅土工布的有效利用宽度为3-0.45×2=2.1m）；（4）施工中发现土工布有破损时，必须立即修补好。
（5）土工布在存放和施工铺设的过程中避免长时间暴晒或暴露。（6）土工布铺设好以后按表2.5.2-3进行评定。表2.5.2-3过滤排水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规定分
下承层平整度拱度
符合设计施工要求
每200m检查4处
搭接宽度（mm）
+50，-0
抽查2% 40
搭接缝错开距离(mm)
符合设计施工要求
抽查2% 40
3、在渗水性土工布上松铺40cm厚的砂砾石，砂砾要求粒径不大于8cm，含泥量不大于10%。
4、打设塑料排水板
（1）使用符合施工设计图的塑料排水板，按设计图要求，排水板纵横间距为1m，宽度为以路基中线为准左右30m的范围，排水板应插入持力层，深度按8m计。（2）使用IJB-16型步履式插板机进行施工，施工要点如下：
a使用经纬仪和钢尺进行放样，点位放线误差应不大于±150mm，垂直度偏差小于1.5%； b桩尖采用砼圆形桩尖（见右图示意图），塑料带与桩尖连接要牢固，避免提管时脱 开，将塑料带拔出；
c防止出现滤膜破损、断裂或扭结等现象； d桩尖平端与导管靴配合要适当，避免错 缝，防止淤泥在打设过程中进入导管； e插板机上设进尺标志，严格控制塑料带 打设深度，如塑料带拔起应补打；
f塑料带连接方法采用滤膜内平搭接法，即剥开滤膜，使芯板顺槽搭好，搭接长度不小于20cm，然后包好滤膜，用钉板机钉牢。（3）施工工艺见下施工流程图 塑料排水板 导管 桩尖
砂砾层（a）（b）
(c)
(d)
(e)
(f)a用经纬仪放线，定位，打设小木桩；
b将塑料带通过导管从导管靴穿出，并与桩尖连接后，贴紧导管靴，对准桩位； c插入塑料带至设计深度； d拔出插管；
e剪断塑料带，地面上预留30cm（每根塑料带的长度为8m+0.3m=8.3m，损耗率为0.3/8=0.0375）；
f移位，对桩位四周形成的空隙用砂回填，并将预留的塑料带叠埋入砂砾垫层中。7）塑料排水板施工完以后，按下表进行评定： 表 2.4.2-2塑料排水板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规定分
板间距(mm)
±150 抽查2% 40
板长度(m)
不小于设计值
查施工记录
竖直度
1.5%
查施工记录
5、埋设沉降标，并填筑天然砂砾
（1）按施工图、设计图的位置，每隔20m在路基上埋设大木桩，作为沉降标志，每天定时进行沉降观察。
（2）填筑天然砂砾石，要求每层松铺厚度不大于40cm，压实度不小于90%，填筑至高出鱼塘埂30cm，每边宽填6.5m。
（3）观测沉降，要求沉降量不大于20mm/天，开始填筑路基。
6、铺设防渗土工布，开始填筑路基及填土预压
（1）铺设防渗土工布和土工格网，施工方法同下层渗水性土工布的铺设方法，铺设两层土工格网，每层上填筑0.6m厚的砂砾层，锚固的长度按5m计(长度为458m，防渗土工布铺一层，土工格网铺两层)，锚固防渗土工布为2290m2，土工格网为4580m2，铺设好以后按表2.5.2-2评定。
表2.5.2-2 隔离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规定分
下承层平整度拱度
符合设计施工要求
每200m检查4处
搭接宽度(mm)+50，-0
抽查2% 25
搭接缝错开距离(mm)
符合设计施工要求
抽查2% 25
搭接处透水点 不多于1个点
每条缝
表2.5.2-4 防裂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规定分
下承层平整度拱度
符合设计施工要求
每200m检查4处
搭接宽度(mm)
≥50(横向)≥150（纵向）
抽查2% 40 粘结力（N）
≥20 抽查2% 40
（2）路基填筑方法见该段路基填土施工技术方案，每边宽填6.5m，保证从鱼塘顶算起填高3m，并在填筑到路床顶标高以后，再填筑两米高的土，进行预压。
（3）观测边桩，沉降量连续10天小于1～2mm/天，固结度达到85%即可卸除堆载。
四、施工进度安排：
kXXX～kXXX段软基共长250m，计划2001年4月处理200m，2001年5月处理50m。
五、质量控制计划
1、严格施工报验程序，施工按监理程序报验。
2、施工人员持证上岗，规范施工，严格机械操作规程。
3、施工期间试验员、质检员现场值班，并做好各项检测工作及报检工作,严格按照检测标准、频率检测。
4、规范检测数据记录，严格按照施工记录表规定内容填写。
5、经理部做好施工计划安排，合理组织机械、人员入场施工，做好土方的组织调配工作，同时把好质量的监督检查关。
6、质量保证体系见《质量保证体系机构图》
六、安全文明施工措施
1、成立以经理为组长的安全领导生产小组，具体见后附《安全文明施工组织机构图》。
2、在施工过程中，严禁对周围环境造成不良的影响，施工垃圾必须在指定的地方进行处理。
3、插板机在施工时，必须注意施工安全，防止陷在软基中。
4、在靠近建筑物、设备基础、电杆及各种脚手架附近施工时，必须采取安全措施。
5、会车时应轻车让重车，在通过窄路、十字路口、交通繁忙地段及转弯时，应注意来往的行人及车辆，并注意保持车距，经常检查沿途的道路、桥梁，发现问题及时修补，并在道路狭窄处设立清障车。
6、自卸汽车在卸料时，派专人进行指挥卸料，并检查上方有无电线等，防止刮断。
7、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平地机等大型机械在施工时，必须由专人进行指挥，严禁非施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
8、压路机必须在前后、左右无障碍物和人员时才能启动，靠近路堤的边缘工作时，根据路堤的高度留必要的安全距离。
9、在施工的现场设置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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