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法与帝国的遗产读书笔记

第一篇：罗马法与帝国的遗产读书笔记

《罗马法与帝国的遗产——古罗马政治思想史讲稿》读书笔记

一、全书概览

《罗马法与帝国的遗产》是菲利普·内莫《古典与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的第二卷。全书分为五部分，作者首先对罗马从王政到共和国再到帝国的历史进行梳理，并介绍了罗马的政治体制以及私法，在最后的两部分中分别论述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时期的政治观念。如果说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是希腊人的成果，那么将其付诸实践的就是罗马人。最初在城邦时代，希腊和罗马同源并无二致，但是最后罗马发展成为一个统治地中海两岸的帝国，这其中与罗马的政治实践分不开关系，可以称之为治国天才和政治天才的欧洲民族。正如奥克肖特所言，罗马是这样一个民族政治：他们的创造力不是用来从事危险的政治实验或令人眼花缭乱的投机性冒险，而是致力于解释和回应具体处境。1因此，内莫此书在梳理罗马历史进程及政治体制基础上进行的关于共和国和帝国时期政治观念的论述体现出了罗马在政治实践中的智慧，与面向问题而产生的政治体制的变化。罗马共和国末年的**不是没有由来的，而奥古斯都建立的元首制，是基于当时政治实践的唯一解。通过君主的权力来维系国家的统一，平衡多元的民族。而“披着共和国外衣的元首制”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在元首继承制度上的种种问题，使得在戴克里先时期的改革讲罗马从元首制推向了君主制。内莫此书就对罗马各个阶段制度变化及其政治思想的变化进行了梳理。

二、罗马帝国初期的政治制度

罗马政治制度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渐进的方式，西方学者普遍把公元前31年，屋大维打败对手安东尼赢得亚克兴战役作为罗马共和国终结和帝国开端的标志，但是在屋大维实行的元首制时帝国还呈现出“披着共和国外衣”的现象。元首体制中存在传统的政治观念，这种观念强调了共和国与奥古斯都创立的政体之间的延续性。这些在奥古斯都本人所写的《奥古斯都的神圣成就》中得到了表达：“当元老院和罗马民众联合起来鼎力推选我，而非其他任何一位同僚，来执行法律和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威时，我拒绝履行任何同我们祖先的体制不相容的职责，我是 1 迈克尔·奥克肖特，秦传安译：《政治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7页。以护民官的职权行使元老院依托于我的政策。”奥古斯都在创立元首政体时断言

1除了恢复共和国末期因动荡而毁于一旦的“我们祖先的政体”之外别无他求。罗马的政治制度变化是逐渐浮现出来的，是一种很微妙的重新安排。在每个阶段的变化都不很明显。正如奥克肖特在其《政治思想史》中所言，它是印引人注目的政治节约，从近在手边的材料中产生出来。罗马人从来不醉心于政治发明，只要他们能够在他们的典章制度中找到适合于当时情景的东西。2变化的每个阶段都很不明显，因为它根之前所出现的只有极小的不同，没有人能够有把握的说出老的在何处结束，新的在何处开始。屋大维将“共和国转交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这是一个戏剧性的举动，所得到的回应同样是戏剧性的。经过公民大会批注，元老院把执政官的统治权授予屋大维本人。凡是需要的地方，都安排了牢固的控制通过把所有军团都置于一个人的指挥之下从而避免了内战的危险。在罗马的制度设计中，一个人可以在不担任任何职位的前提下行使该职位的权力。奥克肖特在其书中就对罗马政治中的权威与权力进行了比对梳理。权威（auctoritas）指的是拥有“创始”或“发起”的品质，是罗马最初家族祖先相关联的。权威是没有限制的，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权力（potestas），它所表达的是一种合法性权力。所谓的统治是权力的行使而非权威的运用。因此，奥古斯都在《成就》中所说的：“我比所有人更有权威，但是同我所有担任不同职务的同僚相比，我拥有的权力并不比他们多。”奥古斯都凭借这种权威凌驾于其他拥有行省总督全权的行政官员之上。

在公园14年，奥古斯都去世了，理论上讲权力和权威应该与他一起消亡但是新的统治秩序已经赢得了这样的新任，以至于有一点开起来似乎很清楚，应该有人能偶并准备继承他。接下来，提比略继任了，元老院和公民大会把他们曾经授予奥古斯都的一切权利和权威都授予了他。谁能不说，某种新的统治制度、某种堪比国家新建的东西已经出现。然而，谁又能满怀信心的宣称，老的共和政体已经成为过去？改变肯定是发生了，它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没有人准确的知道改变是何时发生的，也不知道究竟什么被改变了。

那么，从共和国到帝国的变化过程中，为什么选择了元首制？为什么共和国 1 菲利普·内莫，张竝译：《罗马与帝国的遗产——古罗马政治思想史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21页。2克尔·奥克肖特，秦传安译：《政治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6页。的形制自某个时刻起变得过时了呢？而且既然“神圣君主制”这一前公民时代的形式显得极为落后，那么君主体制能通过何种意识形式来证明自己呢？随着在共和国时期攻城略地的扩张，巨大的版图无法使其适应城邦体制乃至共和国体制。内莫在书中指出：在“城邦”和“共和国”政治体制中存在一种同质的舆论（opinion publique），舆论可以在公共集会或者元老院得到表达。在奥克肖特的书中，他将罗马人的组织核心的东西称为由家庭组成的共同体（communitas）。但是随着国家版图的扩大，国家是开始称为多个种族及多元化的集合体，同质性消失。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受制于交流技术的限制，舆论无法与社会或政治事件同步形成。在一个如此庞大的集合体中没有一个机会可以成为代表。因此，君主的产生可以替换同质性的舆论，为国家构建出一个内在统一体。在国家这个内在统一体中，只有一个统治者，所有人都能见到国家不同部分的“和谐”，所有人都以他马首是瞻，而统治者则确保管理职能上的一致性。但是，在元首制的控制下，君主发挥巨着巨大的权威也是有代价的，新的政府不再拥有以前的那种合法性，也不像以前那样在广场、元老院或者讲坛上自由讨论，为了保证这种权威就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内莫指出，为了保证这种权威要不必须要以恐怖治国来瓦解反对派，要么就是建立哲学架构以从中受益。罗马帝国初期，告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它是罗马的一种制度性毒瘤，它在帝国时期更为普遍主要是因为帝国的制度设计为其提供了更多机会。

在内莫的书中，论述了很多思想家的政治观念，这些政治观念都有关于帝国制度的思考。比如塞涅卡，作为尼禄当政时期的“首相”，在他的《论仁慈》中，建议君主要表现仁慈，但是在进行进一步论述时却不折不扣地阐述了君主专制社会的必然性。他坚持认为罗马从此之后就是君主专制，他没有被共和国的外衣所迷惑，而且他认为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带来和平。另外还有塔西佗，像内莫所言，因为他受过演讲术训练，所以他在论述不同主题时喜欢权衡每个论题正反两面。塔西佗论述了元首政体的平庸及罪行，但是他也指出，和平是基本的公民准则，只要推进了和平，那么君主就应当受到赞颂。

在罗马帝国初期，元首继承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罗马帝国初期，元首继承方式多样且不稳定。皇帝不能仅仅以父传子的方式继承，因为这种方式体现了臭名昭著的传统君主制的主要特点。可他们又不能不去确定自己的继任者，但这又会无政府状态再次打开方便之门。剩下的解决办法都不完善：制定继承人、将该继承人同权力结合起来、家族通婚、收养等等这些制度的不完善对帝国争夺继承权时导致的无序混乱均负有责任。

三、罗马帝国后期的政治制度

罗马帝国的元首制度从其产生起就带着自身的弱点，虽然它可以在君主的统一作用下使国家成为一个统一体，但是元首继承上的问题以及罗马帝国混乱的军事统治使得元首制也岌岌可危。但究竟在哪个时间节点上，元首制度得到重大修改，似乎又很难准确阐述。就像从共和国向元首制度过渡时一样，起初，它是奥古斯都根据当时的情况留下的坚实足记，他的每位继任者都在上面增加了自己的足迹，而且未必是跟着奠立者亦步亦趋的。人们普遍认为公元192年，也就是奥古斯都去世150年之后，非洲将领塞维鲁夺取皇权，标志着元首统治的结束和赤裸裸的独裁统治的开始。戴克里先结束了罗马帝国的三世纪危机，创立的四帝共治制。戴克里先为自己选取了新的头衔称为主和神，这与之前的皇帝称为元首和第一公民不一样，戴克里先在头衔的称谓上就移除了所有虚假的称呼，将自己设定为最高的君主。

在内莫的书中就君主时期的王权理论也进行了论述，并主要介绍了新毕达哥拉斯派的狄奥托金与艾柯方特的王权理论。这两篇论述王权的文本被收录于斯托比的《选集》中，他们在阐述王权本体论时提出了一些新颖和论点。狄奥托金指出了在王权、法律和正义之间的均衡，他心目中的国王不是滥用权利的暴君而是继承了希腊化时期传统“受到激发的法律。”“最公正的人才能成为国王，与法律最为相符的人才能最为公正。因为公正含于法律之中，法律是公正的原因，而国王是或者的法律，是顺应法律的行政官员。”1他认为国王的职责是指挥军队、施行正义和荣耀诸神。国王应该用某种方式使他的国王特质表现出来，即威严、权力和善良。威严是国王将自己立为尘世神明的一种品质，他异于常人。若国王效仿法神那就是为了让人类效仿他，无论何时对于人类来说国王就是存在的典范。艾柯方特对于君主权力的论述与狄奥托金的内容有很多相似，除此之外，艾柯方特更加强调国王与普通人之间的差距。他认为国王统治在于凝神注视高等世界，1 菲利普·内莫，张竝译：《罗马与帝国的遗产——古罗马政治思想史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05页。国王由于拥有高于其他人的优秀本质所以只有他才能同高等世界进行沟通。

四、罗马的私法和公法

在内莫的书中，作者也用了一定的篇幅来论述罗马的私法。在罗马早期阶段，法律是与古代时的宗教相结合的，是专属于贵族的。自从出现了联盟的军事首领后，法律随之改变，平民与贵族斗争之一就是促使《十二铜表法》出台。内莫将从那时起，罗马法的历史划分为了三个阶段：法定诉讼时期、程式诉讼时期和特别诉讼时期，分别对应着罗马共和国时期、共和国末期至帝国前期以及帝国后期三个阶段。在法律诉讼时期，司法是在私人领域，因为在罗马初始阶段，法律是在氏族内部应用的，但是纷争有可能会使不同氏族之间的个体互为对抗，产生族际仇杀的危险，因此要完全避免首次出现的联盟制王权造成这种危险，但是没法一下子从“部落”形式过渡到国家垄断司法的形式。所以，国王首先对私人的复仇行为进行引导，以便使其固定的形势得以实现但是又受到他控制，但是国王并不负责整个诉讼过程，集权制所持有的这种保留态度在今后很长时间都发挥了影响。这一特点在法定诉讼时期的两个阶段中表现的更加明显，即预审阶段和法官受理阶段。在那个时代，法律基本上有三种渊源：习俗、法令和法理。在共和国末期到帝国前期阶段中出现了程式诉讼，内莫称这种诉讼来源于外事大法官所拥有的强制执行权，因为他在确定自己掌握的诉讼特点时，无法在法律诉讼的已知范畴内定位，所以他就不得不应用某种程式（formulate）向法官发布命令。1这种诉讼方式更为灵活，在面对新情况时，大法官可以进行研究并找出符合现有案情的程式，应用范围也更为广泛。在帝国后期的特别诉讼时期，法律成了大规模的系统化和编纂工作的对象，并随着查士丁尼法典的问世而达到顶峰，这些法律成果对于中世纪和现代西方的传播至关重要。在那个时期推广的诉讼程式被叫做“特别”是因为对于皇帝及其官员来说该诉讼可以跳过那些程序。帝国后期的法律原则更具综合性而少分析性，更为简化而少有创制，皇帝才是唯一创设法律的人。

1菲利普·内莫，张竝译：《罗马与帝国的遗产——古罗马政治思想史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87页。

第二篇：帝国与传播读书笔记

《帝国与传播》读书笔记

《帝国与传播》是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伊尼斯的一部重要著作，哈罗德·伊尼斯，1920年起，一直执教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政治经济系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他在政治经济学、文明史和传播学诸领域的成就，使他成为世界级的著名学者、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先驱。前期的代表作聚焦于加拿大经济史和文明史，主要有有《加拿大的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鳕鱼业》。后期的两本代表作成为传播学的经典，它们是《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

一、本书的构造

《帝国与传播》这本书作者从历史的视角，来阐述不同媒介在各种文明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将不同帝国的文明进行了对比。本书分为七章，我把这七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第一章的绪论部分，在这一章，作者指出“一种基本媒介对其所在文明的意义，是难以评估的，因为评估的手段本身受到媒介的影响”，同时指出，文字发明以后，口头传统和集体社会中那种升华的语言形态，让位于个人的写作，记录和信件取代了集体记忆，诗歌有文字记录下来，从集体节日里分离出来等等。第二个部分主要介绍埃及、巴比伦、希腊和罗马帝国等国家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一种新媒介的出现，必然给帝国的文明带来重大的影响，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和时间问题，应当不断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部分，主要介绍作为媒介的羊皮纸、纸张和印刷机在帝国发展当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和一些消极影响。作者将他所谓的帝国分为两大类，即政治性帝国和宗教性帝国，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而不断进行着疆域的拓展，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该朝换代的折腾合帝王更替的沧桑。

口头传统与希腊文明

希腊文明是口语词力量的反映，“灵活的字母表有助于阿拉姆语、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的传播，促进了印欧语系语言文学的发展。后来西方政治帝国的问题，尾随着这个字母表的适应力而起起落落。”随后，字母表挣脱了圣书经文的局限，而使有效的表音功能保留下来了，使希腊人能保持丰富的口头传统。苏格拉底是口头传统产生的最后一位伟人，也是最后一位阐述口语传统的人，他呼吁更好地语词，更好的讲话，希望说话更加富有表现力。口头传统的力量，隐含着一种适合它自身需要结构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体现在史诗的演变之中，史诗的技巧，要求在音步的控制下，能够灵活的使用语言的形态、词汇和常用表达，而这些又促进了语言的发展。口头传统在雅典力量之强大有三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是使雅典的法典形成缓慢，行政长官继续行使司法职能，司法制度允许伸冤，在困难时期授权个人立法。其次是使家庭的地位削弱，梭伦废除了个人担保制度，推到地产上的石刻铭牌，口头传统有效地顶住了石刻文字的侵蚀。禁止用人身作为债务担保，防止劳工受奴役，使之不至于成为一股破坏性力量。第三个方面是梭伦设计的国家机器容许不断的调整，这也是口头传统的力量。贵族不再凌驾于民之上。

希腊人的口头传统强大，字母表灵活，这使他们能够抵御东方帝国的倾向，不至于走上绝对权威的君主制和神权政治。然而，希腊的散文战胜了诗歌，标志着希腊文明的一个根本变化，文字的传播毁灭了一个建立在口头传统上的文明。并且，文字的广泛传播加深了城邦之间的鸿沟，加快了希腊文明的瓦解。

所谓的“媒介决定论”

伊尼斯认为媒介对帝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将这种影响放大为媒介的决定作用，在书中很多地方都有作者认同的媒介的决定作用，例如，作者认为，“巴比伦帝国观念兴起的原因之一，是泥版和苇管笔的文明与石头和凿刀文明的冲突。”“由于改进传播媒介而兴起的政治组织，导致了贸易都会的发展，贸易都会成为位于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之间的中间机构”“罗马人征服埃及之后，纸莎草的供应源源不绝，称为一个庞大帝国行政管理的基础”；“羊皮纸做的书使基督教比其它宗教占有更大的优势。”等等。归结为一句话，“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然而，伊尼斯的媒介偏向和强大的影响，不等于媒介具有决定性，媒介的作用仅限于“加速”、“促进”、“推动”复杂的社会进程，并且影响社会进程的还有其他的许多因素，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当任何一方被推向极端之后，都向着对立面转化，文字被推向极端后，就成为了官僚体制专门化的代理，口头传统被广播和电力媒介推向极端后，就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媒介偏向论

媒介偏向论是伊尼斯提出的重要观点之一，在《帝国与传播》这本书中，作者也有提到，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从行政效率上说，解决了空间的问题，从连续性上来说，解决了时间问题，政治结构的灵活性自然会产生追求能力的持久兴趣，必然会坚持不懈的抨击知识垄断。政治稳定需要注意行政工具的可能性，也要注意其局限性。正如作者所说，集中关注某一种传播媒介就可以揭示其偏向，在文明的文化发展中，它不是倚重空间和政治组织，就是倚重宗教和时间组织。一种新媒介的引进往往会遏制前一种媒介的偏向，并创造帝国发展的条件。拜占庭帝国的出现，是两种偏向融合的结果。一是莎草纸的偏向，它和政治组织相联系，一是羊皮纸的偏向，它和基督教组织相联系。过多倚重任何一方都将出现问题，应当平衡好时间和空间问题。独特的写作视角

纵观整本书，我们发现，作者通过历史记述的方法来细细描述帝国文明的兴衰。麦克卢汉曾写道“如果说黑格尔推出了一个没有存在背景的历史外观模式，那么伊尼斯，正好是在历史和经验的背景中根据新的信息时代精神去寻求模式。”通过这种独特的方法，伊尼斯真正做到了“把某些具体的事件分离出来进行精细的考察”，而“这种方法既能从内部也能从外部对一种文化进行评价。”伊尼斯不仅深入到隐蔽的历史情境中去，从内部区探察文化，了解其运行机制，而不是站在外面对文化进行描绘和叙述，而且，他总是处在悖论之中，因为他同时提供一个环境的许多侧面。

第三篇：《大秦帝国》读书笔记

暑期来临，有时间来寻找自己喜欢别的书来认真看看，选择几本书，终于对《大秦帝国》放不下手，一直在不停地看，我对秦朝感兴趣有三个原因：一是受“中国文化之精髓多在先秦”的影响；二是受荀子“性恶论”和商鞅变法的吸引；三是受从小耳染目睹的“长城”、“兵马俑”和“大地在我脚下……”的刺激。这之中一直都是“好奇心”占强，直到有一本类似历史资料汇编的马非百《秦始皇帝传》，我发现了中国居然是源于中国第一次大统一时期秦的音变，这才对秦始皇敬佩起来。

我觉得能够做到统一中国，首先是实力的象征，其次是志向的映证。（当然，也少不了不计其数的谋臣勇将的智慧与力量。）引刘乐士《秦始皇》中华阳太后对赢政的一番教导就可略知其家志了：

“自襄公立国至今，已历二十九位君王，你已是第三十位君王了。五百年来，每位君主都以振兴秦国为已任，试图早日图霸中原。穆公称霸西戎后便挥师东伐，崤山一败含恨而死，留《秦誓》，此后的君王便以《秦誓》激励自己，伺机东侵，但都明白一个道理，称霸天下靠的是实力。因此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新政，富国强兵，惠文王任用张仪连横抗御中原几大强国。武文问鼎中原绝膑而死，你曾祖你昭襄王两次称帝都没有成功……你祖父命短……没有什么建立树……你父王在位虽三年，却有一次壮举，歼灭东周国。东周国虽小，但它是周王室的象征……政儿，你有没有称帝的雄心和勇气要看你如何去做了！”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是统一不了大中国也是稳固不了大中国江山的。秦二世徒有“实”空无“志”，受赵高的阴谋毁了祖祖辈辈创下的伟大霸业；而七国时各国占据一方，不说有志，也应有实，不说有实，也有“合纵”的良方，可是六国者竟皆灭亡于秦！说他们听信谗言轼忠亡国也好，说贪得享乐苟安自己走上亡命失国已罢，两相比较，实力作证！

我们多说“乱世出英雄，困境励斗志”。假如小赵政不在赵国随父亲异人为质，而是在皇宫养尊处优，他便很有可能统一不了中国，正是由于他的处境塑造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格与高人一等的心志。看过电视剧的人都会感触他初进咸阳时为了得到自己的位置而举着牌子边上台阶叫边叫自己是什么孙什么子的勇气。当然，令我最敬佩的不是他不辞劳苦夜批奏折，也不是坐在王位上的威严与号令的凌风，而是秦始皇赢政始终是在用自己的头脑在思考问题。尽管每次听取了多方建议，但在最终决策上他毫不犹豫，就是意识到错误命令也能及时更改。

一个有主见的人又善于兼听，这样的皇帝也就很快成就了一个独裁的中国。我们要去粗取精，就应当以其“霸主”之身成就“霸业”为参照，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高瞻远瞩，果断决策，以自己无限的有志之思考，开创锐意进取的有限人生。无论有多少万人说出同一句话，我们都要品味思索一番，譬如下面三句话，每一次品味每一次的感觉都会不同：

“性格影响人生。

习惯成就未来。

细节决定成败。”

一个成功人士没有点儿霸气是不足以成事的。古语说：“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就是因为一般臣民只图眼前安逸，个人的实力不会完完全全释放出来，而做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要么出乎民意、顺乎人情，依靠集体的团结力量而赢，要么重奖重罚，严令纪律，依靠决策的单向航标而胜。如果能做到两相互补，稳定与繁荣必是大好前景。

所以我们要“霸”一点，“霸”得让人感到一股朝气，“霸”得让人感到一种希望，“霸”得让众人形成合力。

第四篇：大秦帝国读书笔记

《大秦帝国》第一部通篇读完，感触很深，虽然从祖籍上并非一个完整的秦人，但是依旧对这数千年前，在这片秦人的土地上发生过的故事，感到无比振奋。

“黑色裂变”的名称来由，至今无法理解。但变法的触目惊心确实令人敬佩，纵观春秋战国时期，变法诸国的发展路线，不难看出“变法”的社会必然性，但是在秦邦，如何就可以通过“变法”达到“黑色裂变”的效果？

从历史背景来看，秦国是一个被视为异类的诸侯邦国，不服教化的马背诸侯，从国力、势力、军力、财力来看无疑是最不入流的一个。而这样的邦国领袖想要发迹，而最终得以发迹一定不是偶然的。于我看来，有以下几个重要因素不容忽视。

其一：“国耻”石与“求贤令”

经过战败、王薨、临危受命的赢渠梁，冷静的剖析了本国处境，勇于面对现实，将秦国的现状赤裸裸的展示给天下士子，其真诚、其气魄在战国期间是史无前例的。立“国耻”石无疑是表明了复国之决心；对三代先祖满篇微词的“求贤令”令天下士子对其宽大的胸怀和谦逊的真诚折服。此两举将真学名士和蛮夷弱秦真切的联系到了一起。

“国耻”石与“求贤令”是成就事业的心态，除了空杯，还要真诚。说起来很容易，真诚认识自己才是大贤之势。

其二：决心、信任、配合、方法、坚持

这几个词组是我对秦公赢渠梁的认识，不单指其素质，还有推行“变法”的思路，以上五点缺一不可，顺序也不可颠倒或混乱。

决心强国做出了“国耻”石和“求贤令”；信任贤臣坚定了“法神”商君；通力配合荡清了新政道路；巧妙的方法化解了次次危机；坚持不懈令大业得以传沿。有张有弛、有节有度、有始有终。

其三：积累、选择、考核、决定、计划、执行而后舍生取义

这几个词组是我对商鞅的认识，其受以“车裂极刑”为最终归宿是商鞅对“变法”的最大限度投入。从入世层面来看，商鞅的发展路线也是明确而明智的。

经过长时间低调的积累；

多方采集信息慎重的选择；

从品评“求贤令”到布衣于“聚贤馆”都是他在用自己的方法考核秦国；

当决定为秦国服务之后又与秦公“约法三章”有言在先；

从推行新法的先后顺序也可以看出其计划的周密，先“连坐法”平私斗而顺民、后“废井田”开阡陌而固民、在“奖耕战”商功爵而犒民，得到民众支持以后，才向贵族皇族发起变通“废世系”、“废农奴”甚至取消了持续了孔子所操持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之道。

而执行期间对老族长、太子、王兄甚至自己都得以“秉公执法”，然则一贯依照“法不诛心”的原则又是难上加难之举。

中国有一句古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先前认为这句话中“扫屋”的意义在于“事无巨细”，凡事从小事做起，简单的事情做不好就不要想着做大事。同时类比于“治大国若烹小鲜”，但现在看来，“扫屋”谈何容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扫屋自有扫屋的章法，凡事除了要求“由小方能及大”，也要求我们对于“小”对于“简单”同样要付出100%的尊重和努力。

第五篇：金融帝国读书笔记

冰山原理

无论我们对市场分析的有多么详细，那么我们找到的原因仍就是有限的，并且所有能够影响市场的原因还是可以分为已知原因和未知原因。如果承认结果，也就是真实的价格是由众多原因产生的话。那么就可以得出“已知原因a+未知原因x=结果b”的公式。通常对于未来走势起更大作用的，恰恰是未知原因。

树形原理

树形原理，说的就是原因与结果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简单的说，事后合理不等于事先可知。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同样的原因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无论你使用什么样的分析方法，同样的原因都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在我看来，交易者是否能够长期获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巨变效应

市场的本质也许就是两种相反力量的正反馈与负反馈。上涨意味着继续上涨，就是正反馈；而上涨意味着下跌，就是负反馈；同时负反馈具有封存效应！上涨的本身就在不停的聚集着下跌的力量，同时上涨又让交易者对下跌的理由视而不见。当市场最终处于临界状态时，一个小事件就能使得聚集起来的下跌因素瞬间爆发出来，从而产生巨变现象。

恐龙效应

也许“恐龙效应”真得能够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很多交易者都是在戴上光环后快速的陨落。能够戴上光环的交易者，必然更多的利用、依赖了市场中的微观规律。一个交易者越能适应当时的市场环境，似乎就越不可能适应变化后的市场环境。这时通过过度适应市场而戴上光环的同时，也就为其后的陨落卖下的伏笔。当市场的特征出现巨变的时候，这种过度适应市场的交易者就会被市场迅速的扫地出门。

钟摆效应

所谓市场，当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能够为一次交易负责的单向真理，而是由众多对立矛盾的概念组合而成的。当你能够找到一种交易的方法，那么我肯定还存在一种与你相反的交易方法存在。或者说，任何方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内都是会有“占便宜”和“吃亏”的时候。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称的，但市场也并非完全对称的。市场具有某种概率上的不对称性，利用这种概率上微弱的不对称性，建立一种具有概率优势的一致性交易策略，从而实现长期必然的获利。

高低错觉

一般人都喜欢于卖高买低，这时对于个股而言就会出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股票越涨市场介入程度就越低，而股票越跌市场介入程度就越高。道理很简单，一只反复上涨的股票，曾经的持有者会因为价格高而卖出，同时持币者也不会买入找不到高点作为参照物的股票。

在那个庄股横行的年代，庄家反复利用散户这种心理弱点以及对高点的判断错觉。一只股票从 5 元涨到 10 元时，散户会越来越少，这时筹码流向庄家和趋势跟踪者手中。当股票一路上涨时，能够抛售的散户越来越少，所以越涨就越不费力气。如果庄家准备在20 元实现成功撤庄的话，那么通常会拉高到 30 元、甚至 40 元。道理很简单，没有“打折效应”，散户是不会当傻子的！

对错悖论

对于对错的评价应该是基于交易策略而不是基于结果。在我看来，交易者能否取得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取决于坚持“错误”与改正错误的能力。其中第一个“错误”代表自身交易策略带来的合理亏损，而第二个错误代表交易方向错误而出现的亏损。

对于任何交易者来说，都必须找到自己应该承担的东西。交易绝对不是没有成本的不劳而获，所以我们必须首先确定我们能够承担的成本是什么？然后，找到一种合理的策略来一致性的实现全部交易。如果你不能接受“盈亏同源”的事实，那么你就不可能找到固定的基石，自然你的全部交易技术就只能够是空中楼阁。

学习效应

市场的机制就是制造微观定势，然后突然打破这种定势，而将追随定势的交易者一网打尽。

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最吃香：一种是信仰坚定的人，一种是根本就没有信仰的人。我对价格的涨跌就是绝对没有信仰的人，绝对的随势而动。但我对趋势思维又是信仰异常坚定的人，无论输了多少次，我都还敢继续下注。而如果你是既有信仰，但又不坚定的话。那么你就会随着市场这座大钟而左右摇摆，并且永远慢市场半拍。

超市原理

正确率的高低，同预测水平的好坏并非具有绝对的相关性；而与离市策略具有更大的相关性！理论上讲，即使在随机开仓的情况下，只要止损的幅度数倍于止赢的幅度，那么正确次数就能数倍于亏损次数。所谓高正确率只能说明利润是被众多的人（次）平分，而亏损是由少数人（次）承担。由此看来，股民的高正确率，只能说明“利润兑现、亏损挂起”的癖好在起作用。

复利悖论

衡量获利速度的快慢有三个指标：正确率、赔率、交易周期。从“超市效应”中我们可以得知，正确率同赔率是互损的。

鸵鸟现象

如果一种现象你无法消除它，那么与其回避还不如正视它，从而承认它、接受它、研究它、合理地控制它。如果你连承认都不敢承认，那么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合理控制它的。这样一来，我就承认并且接受业绩可能虚假这个现实，从而研究如何控制这种风险对自己的伤害。慢慢的，这种理念甚至成为我其后交易策略形成的一条主线，那就是：从对抗到包容。

圆木桶理论

对于一笔获利的交易而言，你必须把各个环节都做正确；但对于一笔亏损的交易而言，并不需要你把各个环节都做错，只要做错一个环节就足够了！这也是我反复提倡交易应该简单而不是繁琐的原因。

点球原理

不追求确定性还有可能成功，而追求确定性就必然会失败！如果将守门员扑球比做交易的话，那么三分之一的正确率在五倍的赔率面前照样可以获利，而追求确定性的交易者通常什么都得不到！看出趋势的思维方式是错的！趋势不是看出来的，而是赌出来的。

小蝴蝶的故事

大多数交易者的动机，他们只不过是逃避不确定性的存在。所有的优势等于可能捕捉到所有的利润，但所有的劣势又等于可能遭受所有的亏损（承担所有的成本）。事实上，如果一种交易方法能够具有明显的期望收益优势，那么虽然单次（微观上）无法找到确定性，但却能够实现长期战绩（宏观上）的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