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BOT项目法律要点问题
BOT项目法律要点问题
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通常直译为“建设－运营－转让”。BOT实质上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的一种方式，以政府主管部门和投资人组建的项目公司之间达成协议为前提，由政府主管部门向投资人或其组建的项目公司颁布特许权利，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筹集资金，建设某一基础设施并管理和经营该设施及其相应的产品与服务，通过收取费用以获取收益。政府主管部门对该项目公司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数量和价格可以有所限制。整个过程中的风险由投资人或其组建的项目公司分担。当特许期限结束时，项目公司按约定将该设施移交给政府主管部门，转由指定单位负责经营和管理。这种投融资模式拓宽了政府投资项目的融资渠道，创新了投资建设管理方式，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采用该模式。但与此同时，国内缺乏明确规范BOT模式的较高层次的立法，配套的法规、政策、管理标准等也不完善，导致BOT模式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适用范围不明，审批权限不清，合同双方基本权利义务不确定，在实际运用过程中经常出现很多法律方面的争议和问题。
一、BOT模式立法状况 目前，中国尚没有一部规范特许经营行为的法律或法规，特许经营法律规范仅停留于部颁规章和地方立法层面。关于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的全国性行业规范性文件主要有《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建设部颁布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交通部《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投资人招标投标管理规定》，还有相关部门颁布的一些政策性文件，例如2003年原建设部颁发的《关于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天津、贵州、山西、重庆、上海、贵州、湖北省市等省市也都先后出台了适用于当地市政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但上述办法、意见等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局限于城市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高速公路等行业，且法律效力层级低，其中的特殊性规定在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发生冲突时，往往因效力层级低而无法得到执行。这些规范性文件基本上都带有政策导向性色彩，一般侧重于规定政府如何实施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的模式以及操作程序，对项目运营及移交环节的规定则少之又少，导致实践中无法操作，对项目投资人的保护不足。
二、BOT项目合法性问题
根据目前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法律法规缺乏的情况，在实施BOT方式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过程中，行为的合法性尤其重要。合法性方面的瑕疵，将会给投资人带来根本性的法律风险。
1、项目本身的合法性
包括项目是否经有审批权限的机关核准、是否存在立项文件的内容与实际操作不一致的情形。在实践存在着一些须经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核准的重大项目只有地方政府的核准批文的情形。《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规定：实施特许经营的项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确定。但是目前，很多地方对BOT项目的审批程序及运作程序没有相应的细则和明确具体的规定，造成了很多不确定性。因而投资人投资项目时，需要特别关注政府部门是否履行了完备的政府审批程序，也就是项目在程序上是否合法。
2、授权主体的合法性
实践中有些BOT项目是由地方交通、建设等主管部门出具特许经营权授予文件，由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项目必须由有批准权限的人民政府授予，仅有当地相关主管部门批准授予特许经营权的文件不够。《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收费公路的收费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标准审查批准。公路收费权（特许经营权）的授予及期限的确定必须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才能生效。《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中规定：“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市政公用事业主管部门依据人民政府的授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具体实施。”实践中，BOT项目合同一般是政府部门。投资人在签约时，首先应审查该政府部门是否有政府的合法授权、是否具有签订合同的权限。
3、签约程序的合法性
2004年实施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十条明确规定，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应当向社会公布，采用招标投标方式选择投资者。2008年实施的《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投资人招标投标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选择投资人应当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公平、公正、公开地选择经营管理者。《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8条对主管部门选择投资者或者经营者也提出进行招标的要求。但是，2012年2月1日起施行的《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却延用了《招标投标法》的概念，实施招标的范围限于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对选择投资人是否适用招投标程序没有明确规定。上述法律规定的不明晰，导致操作中的混乱。实践中，通常政府采用招标、竞争性谈判、直接授予等多种方式，选择投资人。投资人在采用非招标方式获得BＯＴ项目时，更应当十分关注授予主体和程序的合法性问题。
4、项目用地的合法性
投资人需要注意审核建设用地文件是否符合建设用地审批权限的规定。实践中，地方政府须报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批准的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往往滞后，这对于项目建设进度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若在签署BOT合同时尚未取得有关建设用地的相关批文，投资人可在BOT合同中设定相应限制性条款，要求地方政府及时取得相应用地批准文件，对征地拆迁的进度及延误的违约责任进行明确约定。
5、项目所有权的合法性
在政府将特许经营权授予某一投资主体后，在项目移交给政府之前，特许权人是否对其融资、建设、经营的项目享有所有权目前尚没有专门的明确规定。在ＢＯＴ模式下，项目由投资人投资形成，建成的设施所有权理所应当属于投资人所有，而实践中，政府却倾向于不在合同中对设施的所有权给予明确。投资人应当特别关注这一问题。在合同谈判中，如果政府部门不愿意明确项目设施所有权的，投资人必须要求以项目公司为投资主体办理项目所有批文，特别要明确项目公司是土地使用权人。有的BOT项目在招标时政府已完成立项、初步设计审查，项目公司成立后，政府应把项目的立项文件和各种审批文件转批至项目公司的名下。
6、其他相关文件的合法性
比如规划设计审批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初步设计文件、施工图文件审批的合法性，以及该等文件与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一致性审查。
三、BOT合同条款的要点 ：
1、授权的范围，是投资人行使权利的范围，主要包括勘察设计委托权、建设权、经营权，投资人可要求明确约定经营权的内容包括收费权、广告、服务设施经营权等等。
2、项目公司，约定项目公司设立的程序、条件，以及项目公司成立后合同权利义务的转移、项目公司在特许期内股东变更条款等。
3、试运营期和运营期，应明确约定试运营期和运营期的起止时间，运营期应与政府授予的收费期限相一致。
4、中止、延展及终止，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特许经营权的中止、延展及终止的各种情形及法律后果。
5、质押和转让，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一般投资人可以通过特许经营权的质押进行融资，也可通过转让特许经营权的方式提前收回投资。特许经营权的质押和转让均须原批准机关的批准，投资人可在BOT合同中对此作出明确约定。
6、经营收费权，投资人对于占项目收入主要组成部分的收费没有自主定价权。投资商应在BOT合同中对此风险的承担作出相应约定，比如收费价格的建议权、参与听证的权利，以尽量规避由政府确定收费标准的风险。
7、提前赎回，发生政府方面提前收回的情况下，相应的收回的情形、程序，投资人损失如何得到充分补偿，明确补偿原则与补偿方式。
8、政府承诺，可要求政府给予相应的承诺，比如承诺项目的合法性、不批准有竞争项目、不收回经营权、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授予BOT项目配套服务项目的优先开发权等，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
9、政府协助义务，由于BOT项目的实施需政府在审批、许可、与各地方协调等方面进行配合，在合同中应约定相应的协助义务。
10、政府违约责任，可在BOT合同中设定政府违约时须承担的违约责任，比如给予补偿、赔偿，延长特许期，给予税收等优惠政策等。政府批准建设另一具有竞争力的项目等。应当充分预计该等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在合同中就该风险发生的后果及责任承担、损失补偿等相关内容进行细化约定
11、不可抗力风险。投资人可在BOT合同中对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发生时合同双方责任、义务的承担进行明确约定。
12、争议解决，最好不要约定由项目当地的仲裁/诉讼机构解决纠纷。作为投资人，应当尽可能选择第三地。
总之，BOT项目涉及到的主体较多，运作期限较长，法律关系比较复杂，且跨越投融资、公司设立、建设工程、项目运营等多个专业领域，相对来说投资风险较大，投资人在投资BOT项目时，应当加大法律的参与力度，尽可能早地让具有服务能力的法律专家参与其中，这是保证操作严密性、行为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也有利于政府和投资人避免法律上的风险，最终使双方都获得收益。
第二篇：公路BOT项目法律风险防范
转载：公路BOT项目中的法律风险与防范
2013-08-18 12:20:38| 分类： BOT项目 |举报|字号 订阅
随着各地政府逐步开放公路领域的融资渠道，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投资商通过BOT融资模式承接中国各地的公路项目。由于特许经营领域法律法规的欠缺，以及投资商和各地政府在该领域操作经验的普遍匮乏，公路特许经营项目往往在立项手续、特许经营权授予、特许经营及相关合同的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出现种种纷争和矛盾，从而影响到合同的正常履行，有些项目甚至影响到特许经营权的合法性和融资机构对该项目的支持。为维护投资商在公路BOT项目中的合法权益，笔者根据有关客户在公路BOT项目中所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和法律风险进行简要分析，以期引起其他投资商的注意。
BOT 项目的合法性问题
对于投资商来说，公路BOT 项目的首要问题就是要确保 BOT 项目的合法性。若在此方面存在瑕疵，将会动摇整个BOT合同的基石，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潜在法律风险。投资商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BOT项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立项核准文件的合法性。比如是否经有审批权限的机关核准为经营性公路项目、是否存在立项文件的内容与实际操作不一致的情形，等等。在实践中存在着一些须经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核准的重大公路项目只有地方政府的核准批文的情形，因此，投资商投资之前最好对立项文件的合法性进行严格审查，若出现上述情形，须对立项文件进行补充和完善。有的公路项目中，由于一开始并未核准为经营性公路，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了BOT的实施模式，就会存在立项文件的内容与实际操作不一致的情形，此时须根据实际操作情况调整立项文件。
特许经营权授予文件的合法性。包括授权主体是否合法，被授权主体是否合法，授权文件的形式是否合法。实践中有些地方公路BOT项目是由地方交通主管部门出具特许经营权授予文件，由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路收费权必须由有批准权限的人民政府授予，因此，在公路项目中，仅有当地相关交通主管部门批准授予特许经营权的文件是不够的。
BOT 项目建设用地文件的合法性。投资商应注意审核建设用地文件是否符合建设用地审批权限的规定。实践中，地方政府须报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批准的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往往滞后，这对于项目建设进度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若在签署BOT合同中尚未取得有关建设用地的相关批文，投资商可在BOT 合同中设定相应限制性条款，要求地方政府及时取得相应用地批准文件。
BOT 项目其他相关文件的合法性。比如规划设计审批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初步设计文件、施工图文件审批的合法性，以及该等文件与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一致性审查。另外，投资商为外国投资者的，须注意是否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相关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这关系到外商投资 BOT 项目设立项目公司的模式问题。BOT 合同及其相关合同的整体架构安排问题
公路BOT项目通常涉及多方参与者相互之间签订的多种合同，主要有政府与项目公司或投资商之间的BOT 合同（特许协议），银行与项目公司的贷款合同和担保合同，政府对贷款银行的安慰函，投资商（股东）之间的合作合同和相关章程，投资商对贷款银行的完工担保合同，项目公司和建筑承包商之间的建设工程合同，项目公司和维修运营商之间的运营维修合同，项目公司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项目公司和供应商之间的供货合同，项目公司和公路使用客户之间的服务合同，等等。BOT项目中的各个角色都希望尽可能分散、减少和消除风险，安全获得理想回报。
通过 BOT 合同及其相关合同的整体安排，充分保护投资商在 BOT 项目中的利益，是各投资商投资 BOT 项目的必然要求。这一要求可以通过严密完整的法律文件架构及内容设计和安排得以实现。一般公路BOT 项目的合同基本框架如下图所示：
签订BOT 合同时应注意的问题
BOT 合同与 BOT 项目立项等文件的一致性。BOT合同应与 BOT 项目立项等文件保持一致，比如 BOT 合同中约定的建设工期、投资总额等事项应与立项文件中的规定一致。
BOT 合同主体的合法性。签订BOT合同首先应注意签约双方主体的合法性，是否有充分的权利、权限和授权来签订Ｂ Ｏ Ｔ 合同。
BOT 合同签订的程序。政府选择投资商签订BOT 合同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政府违反有关选择程序的规定也会给投资商带来相应的法律风险。２００４年之前，政府选择投资商多通过协议方式，在《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于２００４年１１月 １日施行后，政府选择投资商则必须通过招标方式。《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转让收费公路权益的，应当向社会公布，采用招标投标的方式，公平、公正、公开地选择经营管理者，并依法订立转让协议。
BOT合同的效力。合同效力问题是签订BOT合同时应注意的主要问题之一。比如合同生效条件如何设定等。需特别注意的是，公路收费权（特许经营权）的授予必须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才能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国道收费权的转让，必须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国道以外的其他公路收费权的转让，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BOT 合同条款的要点。在公路 BOT项目中，投资商应注意在 BOT 合同中对如下要点进行明确约定：
项目范围，是项目公司将来实施特许经营权的实物资产范围，应明确约定。
建设标准，是项目公司在建设工程中须遵守的标准，同时也是将来竣工验收、移交的基本标准。
特许经营权的内容（范围），是项目公司行使权利的范围，主要包括勘察设计委托权、建设权、经营权，投资商可要求明确约定经营权的内容包括沿线车辆通行收费权、广告、服务设施经营权、沿线土地优先开发权等。
特许经营权的中止、延展及终止，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中止、延展及终止的各种情形及法律后果。
特许经营权的质押和转让，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投资商可以通过特许经营权的质押进行融资，也可通过转让特许经营权的方式提前收回投资并获取利益。特许经营权的质押和转让均须原批准机关的批准，投资商可在BOT合同中对此作出明确约定，即投资商有权进行特许经营权的质押和转让。
项目公司按照《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在 BOT 合同中约定项目公司设立的程序、条件，以及项目公司成立后合同权利义务的转移、项目公司在特许期内股东变更条款等。
项目造价与投资估算／预算／概算，根据经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投资估算／预算或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项目投资概算（如有）为依据，在合同中列明各项费用金额，并应对项目造价超过项目投资估算／预算／概算时的处理（比如补偿、补贴和延长经营期限等）作出明确约定。
项目建设用地，应明确约定征地、拆迁过程中双方的权利义务，由于征地、拆迁工作难度巨大，投资商可要求政府负责完成或配合完成。另外，公路征地拆迁中还会遇到压覆矿产、三电迁改、文物保护等问题，可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该等补偿费用的承担。
建设期（工期）内双方权利义务，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建设期（工期）起止时间，以及在建设期（工期）内双方权利义务。
交工验收、竣工验收，应按照交通部有关公路竣（交）工验收的相关规定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验收的程序和方式。试运营期和运营期，应明确约定试运营期和运营期的起止时间，运营期应与政府授予的收费期限相一致。
运营期的权利义务，应明确约定合同双方在运营期的权利义务，比如收费标准的确定、须遵守的运营标准、维修养护义务等。
收费价格的建议权，尽管《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了车辆通行费的收费标准的听证和审批程序，但投资商依然可通过适当方式在BOT合同中约定投资商拥有收费价格建议权以及参与听证的权利，以尽量规避由政府确定收费标准的风险。项目保险，可在合同中约定建设期（工期）及运营期的项目保险条款。
特许经营权提前赎回，应明确约定提前赎回的情形、程序，及合理的补偿方案等。
项目移交，应注意约定移交前过渡期安排、移交范围、移交验收程序、技术培训、风险转移等。
政府承诺，可要求政府给予相应的承诺，比如承诺项目的合法性、不批准有竞争项目、不收回经营权、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授予 BOT 项目配套服务项目的优先开发权等，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
政府优惠政策，充分利用本项目可能利用的各种优惠政策，如按照西部地区开发及外商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给予优惠政策，还可要求其他当地政府有权直接给予的优惠政策。
政府补偿／补贴，可在合同中约定，在某些情形发生时，由政府给予补偿／补贴，比如特许经营权提前赎回、项目造价超过预算／概算、政府行为或法律变更或不可抗力导致项目终止或投资商无法获取预期收益或增加成本／支出、经营期收益达不到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预期收益、政府违约等等。
政府协助义务，由于 BOT 项目的实施需政府在审批、许可、与各地方协调等方面进行配合，在合同中应约定相应的协助义务。
政府违约责任，可在BOT合同中设定政府违约时须承担的违约责任，比如给予补偿、赔偿，延长特许期，给予税收等优惠政策。
不可抗力，应注意明确列举不可抗力事件，比如瘟疫、非典等重大流行病及防疫隔离等。
合同变更、解除和终止，应注意约定合同变更的条件，合同解除、终止的情形及责任承担。
违约责任，应注意违约责任条款的可操作性，比如明确约定因一方原因导致建设期（工期）延误的违约金数额。争议解决，作为投资商，尤其是外国投资者，最好不要约定项目当地的仲裁／诉讼机构，在中国投资的外商多约定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投资商在投资BOT 项目时应注意的相关风险
政治风险。由于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行为造成BOT项目无法继续实施的风险。这种风险通常被称为“政治风险”，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传统的”政治风险，比如特许经营权被国家或地方政府强制性收回或征收特别赋税，从而对投资商债务偿还、收回投资成本以及取得预期利润造成不利影响；另一种是“管理”风险，比如对公路服务的提供采用更为严格的标准，或批准建设另一具有竞争力的公路项目等。充分预计该等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在合同中就该风险发生的后果及责任承担、损失补偿等相关内容进行细化约定。商业风险。通常情况下，BOT项目运营收入主要包括车辆通行收费收入、广告经营收入权、服务设施经营收入。然而，在现有框架下，投资商对于占项目收入主要组成部分的收费收入却没有自主定价权。如公路车流量减少或者第三产业的开发出现问题，就会导致投资商无法取得预期收益，严重影响其支付能力。投资商可在BOT合同中对此风险的承担作出相应约定。
运营风险。在运营期间，投资商无法达到合同约定的持续运营标准或出现服务中断，则可能会被政府追究相应的违约责任，面临特许经营权被提前收回或政府单方解除合同的风险。谈判中政府方面通常要求投资者承担该等风险，投资商应对此予以充分重视。
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风险。投资商无法控制的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造成的BOT项目的实施中断，这些事件可能是自然的，如洪水、风暴或地震等自然灾害，也可能是人为的结果，如战争、**或恐怖分子袭击，最终导致投资商收入损失，项目设施的物质损害甚至无法修复。投资商可在BOT合同中对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发生时合同双方责任、义务的承担进行明确约定。
公路存在设计／施工问题导致无法正常运营的风险。BOT 公路项目中，虽然投资商（项目公司）是项目业主，但政府方面往往要参与甚或主导勘察、设计单位的选择及设计方案的审查。在公路运营后，可能会出现由于工程设计或施工过程中存在问题导致公路无法达到预期使用功能，造成投资商不能达到预期经营目标的风险。投资商可在谈判中对该等情形发生后的责任承担进行明确约定。
上述风险可通过BOT合同相应条款的设计和安排尽量避免，即投资商可通过合同谈判将上述部分风险转嫁给政府或与政府共同分担。
总之，公路 BOT 项目涉及到的主体较多，运作期限较长，法律关系比较复杂，且跨越投融资、公司设立、建设工程、项目运营等多个专业领域，相对来说投资风险较大，投资商在投资公路 BOT 项目时，首先须审查 BOT 项目的合法性，在签订 BOT 合同时须把握要点，并对 BOT 合同及其相关合同的整体架构进行合理安排，通过合同条款的设计和安排尽量避免和减少 BOT 项目投资风险。
路BOT协议法律性质的风险分析(2008-04-09 14:26:06)转载▼ 标签： 杂谈 分类： BOT研究文选
【案件与争点】
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港中旅）与福州市城乡建设发展总公司就投资建设闽江四桥，经营闽江二、三桥及其附属的白湖亭收费站，组建了合作公司。福州市政府与合作公司签订《专营权协议》，后来由于福州市市政建设的原因导致收费站车流量急剧下降，合资公司经营难以为继。为此港中旅多次与福州市政府磋商未果。一度由国资委和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出面与福州市政府联系，同样未获得积极的效果。
最后，合作公司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终止与福州市政府的《专营权协议》，并由福州市政府返还总额达9亿多元的投资本金和投资补偿款。贸仲会正式受理后，福州市政府随即以贸仲会无权受理为由，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
本案最终在国资委及福建省政府的直接协调下，于2005年6月1７日，港中旅与福州市正式签署了解除合作项目的协议书，并由福州市城乡建设发展总公司将3亿多元人民币投资款退还港中旅。
如果不是港中旅的特殊背景，如果不是国资委和福建省政府的直接参与，港中旅恐怕现在还要深陷福州大桥项目。福州市政府一纸管辖权异议就把仲裁条款给推翻了，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到底《专营权协议》是什么？这也正是本文的核心，如果类似的BOT协议性质不明确，则适用法律、协议的法律效力不明确，投资人的救济程序安排亦不明确。
一、BOT协议是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的核心法律文件
公路等基建项目一般由财政投资并由国家专营，私人资本未经授权时不得进入。按照《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的规定，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须采用招标投标方式选择投资者，公路是否实行收费经营，需要经过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在选定投资人以后，由政府与投资人签订BOT协议，确定公路项目特许经营中政府与项目公司之间的基本问题。
所以，签署BOT协议是投资人进入公路特许经营项目的前提；并且要确保协议中所约定的事项符合法律规定，一旦发生争议，能够获得确定的法律救济，因此，明确的BOT协议又是确保项目公司顺利运营的法律保障。那么，如此核心的BOT协议在现有法律上是否已经有完备的法律规范，其法律属性是否可以确定，就成为公路特许经营项目需要考虑的最基本的法律风险。
二、公路BOT协议性质尚存争议
查找现行法律，《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要通过招标投标方式选择投资者，即表明中标人将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关于试办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审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省（区、市）政府或行业部门与项目公司要正式签署特许权协议。地方规章中，《浙江省高速公路项目业主招标投标暂行办法》规定交通厅将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四川省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实施BOT方式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投资商与省交通厅签订经营合同。
但是，考虑到公路BOT项目的公共性、BOT协议内容的特殊性，上述协议或合同是否是我国合同法上的合同？目前尚存在不同的观点，陈述如下：
(一)行政合同说
理由：BOT协议一方当事人是行政主体，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不平等，协议的内容涉及公共事务管理，旨在实现公共利益，这些符合行政合同的基本特点。
(二)民事合同说
理由：行政合同说将增加私人投资的风险，民事合同能充分体现意思自治原则，有利于适应各个项目的具体情况，而且我国立法中并有明确的行政合同制度。
(三)行政许可说
这种观点认为，通过BOT协议授予特许经营权是一种行政许可，尽管采用了协议的形式，但是授予特许经营权实际上是行政许可。
(四)混合说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借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所编《私人融资基础设施项目法律指南》务实、灵活的态度，而不必在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BOT协议兼具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双重属性，应该把它既当作管理财产的营利合同，又把它当作提供公共服务的许可证件。
三、BOT协议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分析(一)行政许可说的法律后果
如果BOT协议是行政许可，一旦产生争议将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进行解决，当需要政府承担赔偿责任的时候，只能依照《国家赔偿法》请求行政赔偿；而行政赔偿资金来源需通过严格的国家预算程序。基础设施项目少则几个亿，多则几十亿上百亿，一旦发生纠纷，行政赔偿往往难以提供足够的赔偿。
而且BOT协议中有很多条款是政府和特许经营者之间的约定；实际操作中，多数BOT协议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是仲裁，如果是行政许可，按照目前的法律制度，只能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仲裁机构无权管辖（本文所引用案例即如此）。所以，行政许可性质与BOT协议的实际情况也难以符合。
(二)行政合同说的法律后果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法律对行政合同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学者就行政合同的现象进行了学理探讨，比如公用征收合同、国有土地使用合同、城市房屋拆迁合同、公共设施建筑经营特许合同（如公路BOT协议）等。
在审判实践中，上述案件一般按民事诉讼程序审理。但是在执行上却遇到难题：如果行政机关败诉，对行政机关财产的执行措施要受到限制，如公路BOT协议引起的诉讼中，政府实际上并没有预算财产可供执行，法院的判决也就无能为力。(三)民事合同说的法律后果
如果完全采民事合同，也存在问题：首先，BOT协议实际上授予了特许经营者在限定的时期内有权在一定区域内独家经营，这种垄断之所以得以维持，是因为政府行政强制力的作用。其次，BOT协议规定了大量的政府监管权，这些“权利”和政府依法行使的行政职权相互交错。另外，从争议解决机制来看，虽然约定通过民事诉讼或者仲裁解决纠纷，但是如果政府败诉，同样面临着行政合同说中的执行问题。
(四)混合说的法律后果
是否将BOT协议定性为既具行政性又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混合体就能够解决上述的问题呢？如果就同一个合同的内容分别进行判断，符合行政行为特征的通过行政诉讼解决，符合民事行为特征的通过民事纠纷解决途径处理，则整个特许经营制度将变得混乱不堪，没有安定性，难以让当事人对特许经营协议进行预测和防范。所以，混合说虽然理论上弥补了单独归为某一类型的缺陷，其实在救济程序上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四、关于BOT协议内容安排的建议
结合前文的分析，公路BOT协议性质总体上采民事合同说有利于投资人权益的保护，有利于构建良好的投资环境。但是，为了克服目前实际中BOT协议存在的问题，建议借鉴市政公用事业领域中部分地方法规的经验做如下调整。
首先，将BOT协议关于行政许可和政府行政职权的详细规定予以剥离，政府单独以颁发授权书的方式授予项目公司特许经营权，政府的这一授权行为属于行政许可性质，项目公司可就政府违反行政许可法的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另外，关于政府依法行使的行政职权无需在协议中详细规定，即使在协议中有所规定也仅是宣示性条款，无需双方就其内容及行使进行约定。
行政许可及行政职权以外的条款，属于双方自由约定的或可以通过市场调节但需要政府规制的事项，以BOT协议进行约定。调整后的BOT协议在内容上符合民事合同的要求，同时民事合同性质可以在BOT协议中安排民事担保，如在协议中约定政府为履行回购义务提供第三方担保，可能来自政府投资的企业，或者直接安排第三方主体作为回购主体，一旦发生如本文所引用案例中的纠纷，可以通过民事救济获得赔偿或补偿。（上海济邦咨询）
第三篇：公路BOT项目投资商谈判要点
公路BOT项目投资商谈判要点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何帅领
[下述要点属一般要求，需根据具体项目进行调整，供参考]
一、通过询问和要求提供有关BOT项目的书面材料，首先对项目合法性作出初步判断。
1、主要问题：
（1）目前项目审批进展情况？
（2）项目是否为经营性公路项目，是国道还是省道？
（3）项目可研报告是否已批准，立项文件是否已拿到，是否为有批准权的政府部门批准，文件内容是否与政府介绍的内容一致？
（4）由哪个部门或地方政府与投资商签订BOT合同？
（5）项目已取得的批准文件（包括立项、规划、设计、用地等）有哪些？
2、要求提供材料：
（1）项目建议书（如有）/可研报告
（2）立项、规划、设计、用地等批文
（3）有关上述问题的其他文件
注：国道一般须国家发改委核准
二、要求政府解决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必须采取招标方式确定投资商的问题。
主要问题：
（1）政府打算通过何种程序确定投资商并与之签订BOT合同？
（2）《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要求通过招标方式确定投资商，政府如何操作能够保证拟定的投资商能够中标？
注：《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应当向社会公布，采用招标投标方式选择投资者。
三、要求政府作出相应的承诺。
可要求的政府承诺如下：
（1）不批准有竞争项目
（2）不提前收回特许经营权
（3）授予BOT项目配套服务项目的优先开发权
（4）给予省内最优惠政策（即给予政策不低于任何其他公路项目，如给予其他公路新的优惠政策，自动适用于该项目，包括税收政策）注：可就具体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商讨。
四、可要求政府补偿/补贴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要求政府补偿/补贴：
（1）经营期收益达不到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预期收益
（2）项目造价超过预算/概算
（3）特许经营权提前赎回
（4）政府行为/法律变更/不可抗力导致项目终止
（5）政府违约等
注：可要求政府对其义务（尤其是补偿/补贴义务）提供担保，比如地方商业银行或大型国有企业提供保证担保。
五、与政府就相关重要问题进行商讨并确定。
相关问题：
（1）BOT合同是由投资商与政府签，还是由投资商先成立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与政府签？
（2）政府是否允许项目公司将公路收益权质押给银行用于贷款？
（3）收费期限是多少年？如不属于中西部地区，政府如何保证给30年收费期限？收费期限起止点如何计算？
（4）政府能否负责征地拆迁工作？（由于地方征地拆迁难度很大，大多投资商要求政府负责征地拆迁）
（5）政府对投资商有什么要求？在本项目中是否有特殊要求？
（6）争议解决是否可约定在[]仲裁？
注：《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收费公路的收费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下列标准审查批准：经营性公路的收费期限，按照收回投资并有合理回报的原则确定，最长不得超过25年。国家确定的中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营性公路收费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0年。
第四篇：BOT项目介绍
BOT与EMC的区别以及在节能项目中的应用
中国合同能源管理网2011-9-16 10:18:08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合同能源管理包括三种形态：
一是节能效益分享型，即由节能公司提供资金和全过程服务，在客户配合下实施节能项目，在合同期间与客户按照约定的比例分享节能收益；合同期满后，项目节能效益和节能项目所有权归客户所有。
二是节能量保证型，即客户分期提供节能项目资金并配合项目实施。EMCO提供全过程服务并在合同中承诺节能项目的节能量，且节能量效益能够弥补所有项目还款额和一切为EMCO提供的检测、检验、运行与维修服务费用。如果项目没有达到承诺的节能量，按照合同约定由EMCO承担相应的责任和经济损失。如果实现的节能量效益超过项目还款额，客户和EMCO可以共享超额收益。三是能源费用托管型，即客户委托EMCO进行能源系统的节能改造和运行管理，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能源托管费用；EMCO通过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费用(扣除新增的管理费用)，并按照合同约定拥有全部或者部分节省的能源费。
目前节能效益分享型项目仍是主流，节能量保证型项目迅猛增长，能源费用托管型项目纷纷涌现。而在分布上，节能效益分享型项目主要分布在建筑领域；节能量保证型项目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能源费用托管型项目主要出现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医院、宾馆饭店和商业卖场。在时间上，节能效益分享型项目的分享期限有延长的趋势，平均超过4.5年，最长超过10年；能源费用托管型项目的托管期普遍较长，平均超过10年，最长为15年。随着国内合同能源管理公司运营管理的不断成熟，目前开始出现节能效益分享型与节能量保证型相结合、节能效益分享型与能源费用托管型相结合以及租赁业务与合同能源管理相结合的复合型商务模式。
四是比较有争议的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移交”。BOT模式是在政府和EMCO之间达成协议，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特许期限结束时，EMCO按约定将能源系统移交给政府部门，转由政府指定部门经营和管理。
BOT可有多种“变形”：
BOOT（build-own-operate-transfer）模式，即建设-拥有-运营-移交。这种方式明确了EMCO公司在特许期内既有经营权又有所有权，经过一定期限后，再将该项目移交给政府或公共部门。
BOO（build-own-operate）模式，即建设-拥有-运营。这种方式是EMCO公司按照政府授予的特许权，建设并经营某项基础设施，但所有权归EMCO公司，并不将此基础设施移交给政府或公共部门。
BT（build-transfer）模式，即建设-移交。即由EMCO公司融资、建设，项目建成后立即移交给公共部门，政府按项目的收购价格分期付款，其款项可来自于项目的经营收入。
BTO（build-transfer-operate）模式，即建设-移交-运营。与BT方式不同的是，政府在获得项目所有权后委托EMCO公司运营和管理该项目。
BLT（build-lease-transfer）模式，即建设-租赁-移交。即政府授予特许权权，在项目运营期内，EMCO公司拥有并经营该项目，政府有义务成为项目的租赁人，在租赁期结束后，所有资产再转移给政府公共部门。
IOT（investment-operate-transfer）：投资-运营-移交。即由EMCO公司融资并收购现有的能源系统，然后再根据特许权协议运营，最后重新移交给公共部门。
来源：南方财富网
新能源暨风电发展的综合评析
中国合同能源管理网-2010-12-29 16:39:58 提起“新能源”这个耳熟能详的名词，是当前发展低碳经济的追求目标。人们普遍将太阳能、水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统称为“新能源”。其实，这样的称呼不准确，上述所有能源，我们的老祖先数千年来都在使用。比如：先辈们烧饭取暖用的柴火、木炭等，以及照明用的豆油，就是利用生物质能；农作物和食品的晾晒，是利用太阳能；水车抽水和水磨加工粮食，是利用水能；古代的主要运输工具帆船是利用风能，抽水的风车也是利用风能，将粮食颗粒与碎屑分开还是利用风能；唐代杨贵妃“温泉水滑洗凝脂”，是利用地热能。可见，“新能源”并不新。现代主要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仅仅是工业革命后，随着蒸气机和内燃机的发明，才逐步得到大规模地普及应用，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仅仅只有两百多年的时间。当这些矿物质能源的使用，带来了严重地环境污染和气候灾难时，人们才猛然地惊醒，急切地寻找替代能源，反朴归真地重新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反而将老祖先已经使用了数千年的能源，冠上了“新能源”的头衔。
何谓新能源？严格定义应当是：低价可再生清洁能源。“低价”、“可再生”、“清洁”这三要素缺一不可。而现有的水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其实都不完全符合上述三要素。虽然水力发电成本相对较低，但存在投资高、建设周期长、对河流局部地质环境影响大，还有溃坝风险等，并未真正达到生态环保和安全可靠的要求。至于太阳能发电，虽然对使用方来说是清洁能源，但对硅晶片生产制造方来说，却存在着严重污染和巨大能耗；实质是污染和能耗地点的转移，综合衡量不能算是清洁能源。只有风力发电，确实称得上是可再生清洁能源，但目前的风力发电还处在投资高、效率低、并网难的困境。根据上述分析，未来的水力发电，只有在改变大规模拦河筑坝的水能利用方式后，才能算是让人满意的新能源。太阳能发电，也只有在找到光电转换效率高、成本造价低、生产过程无污染的新材料后，才能算是具有普及使用价值的清洁实用能源。风力发电，必须在大力降低成本后，才能算是真正合格的新能源。比较之下，只有风力发电前景最光明，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水力发电资源有限，不仅要依赖大江大河，还受地理地质条件限制。太阳能发电受阴云雨雪、季节、黑夜等众多因素制约。只有风力发电，适应范围广、制约因素少、普及较方便，是最具有发展前途的可再生清洁能源。
回顾人类对风能的利用，可以说历史悠久，成效非凡。直到工业革命前的数千年间，风能在人类的水运和航海史上，曾经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风能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现代的风力发电，对风能利用的效率却不如古代的帆船；因为古代的帆船不论风大、风小、顺风还是逆风，都能日夜兼程地向前行；而现代的风车，每年大多数时间都是处在无法运转状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要从现代风力发电的历史说起，我们知道现代的风力发电靠的是风车，也就是人们常见的三桨水平轴风车。其实，风车的最早用途并不是用来发电，而是用来抽水，不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欧洲的荷兰、丹麦等国家，最先都是将风车用作抽水为主。不过中国古代采用的是垂直轴阻力型的帆式风车，而欧洲国家采用的是水平轴升力型的桨式风车。真是殊途同归，为了同一个抽水目的，有风就抽，无风不抽，风大多抽，风小少抽，让人们悠闲自得、极少烦神地使用了数百年。直到欧洲人率先将风车用于发电时，人们才对风车寄予了更大的厚望。出于加快风车转速，提高发电效率的目的，采取了减少桨叶数量、加大桨叶长度、缩小桨叶面积的办法，竭力降低桨叶的阻力，增大桨叶的尖速比。增速后的风车，果然达到了增加发电量的目的，却付出了降低微风性能和风时利用率的代价。好在北欧国家海洋性气候的风速较大较稳，这样的改进利大于弊。随着风车逐步向大型化和超大型化发展，受桨叶材料的限制，为了既增加桨叶的尖速比和扫风面积，又减轻自身重量，只能把桨叶设计成更细更长的空心结构，最终变成了“一根杆子三根针”的现代式样。现在大量普及的三桨水平轴风车，是西方人应用空气动力学原理，并参照直升飞机螺旋桨理论设计的。其原理是：依据伯努利方程，在流体流速变化界面两端，流体的总能量守恒。将风车桨叶的扫风界面看作流体流速变化的界面，来进行桨叶设计。这样的理论在应用于小型风车设计时，由于小风车的旋转速度很高，依据该理论还有一些可参照性；但在应用于大型风车设计时，仍然用该理论作为设计依据，就明显不合适了；因为大型风车的旋转速度很低，桨叶的扫风界面，不能再被看作是流体流速变化的界面了。其实，飞机螺旋桨与风车桨叶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飞机螺旋桨是主动高速旋转，而风车桨叶是被动低速旋转，两者根本就是不同的概念，不应该采用相同的设计理念。
至于西方人为什么会得出水平轴风车效率高于垂直轴风车的结论？应该说是有实验依据的，早期的西方人肯定进行过风洞对比试验，而这样的风洞对比试验，很大可能采用的是小型风车。由于小型风车的转速高，水平轴风车桨叶在高转速下，其截风效能不仅不受影响，反而更有利，效率当然高。而小型垂直轴风车，在转速相对较高的情况下，桨叶截风效能随转速的提高而降低，逆风侧的阻力反而加大。况且，早期的小型风机，普遍采用的是共轴直驱式电机，转速高的水平轴风车明显占优势；可想，在这样的早期对比试验中，难免会得出水平轴风车效率高于垂直轴风车的结论。
我们知道：西方人办事很严谨，有时又太刻板，思维常受理论束缚。岂不知：即使早期的理论没错，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风车逐步大型化和超大型化，其旋转速度越来越低，水平轴风车的优点在大型风车上表现弱化，弊端反而强化。而大型垂直轴风车由于转速很低，原有的弊端和不足反而明显弱化。所以，我们不能用西方的风电理论和早期验证结论，盲目否定大型垂直轴风车的应用前景。
受风面积越大，获取风能越多，这是尽人皆知的基本常识。不论是古代的帆船，还是现代的滑翔机，都是靠加大受风面积来获取更多风能。而“一根杆子三根针”的现代风车，却是靠缓慢转动的细长桨叶来获取风能，从直观上看就令人心生疑窦。但为什么这样的基本常识，在现代风车设计理论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是因为人们被权威的空气动力学理论所震慑，盲目相信这样的设计有道理，以为不管这“三根针”有多细，只要桨叶的扫风面积巨大，就会像理论计算的那样高效获得风能。其实，空气动力学理论，是用来对流体中高速运动的物体，进行结构受力分析。早年的西方人之所以按照空气动力学理论进行桨叶设计，就是为了消除空气涡流阻力，从而提高桨叶的旋转速度。这样的设计虽然能够减少桨叶的风能损失，并不能比同等面积的普通桨叶截取更多的风能。当然，用在高速旋转的小型风车上，其扫风界面更接近伯努利方程的条件，有利于风车效率的提高；但是，用在低速旋转的大型风车上，这样精巧设计的效果却是微乎其微。所以，尽管现代风车桨叶的外形设计非常符合空气动力学要求，但用在低风速、慢转动的情况下，还是难以发挥出应有的效能。事实证明：理论与实际脱节，再权威的理论用错了地方，也不会产生出理想的效果。就像在铁路上行驶的高速动车，其外形有必要按空气动力学结构进行设计；而对于普通列车，进行这样的设计就是画蛇添足、劳而无功。看来，只有那些对西方风电理论执迷不悟的人，才会相信这样自欺欺人的“神话”！
尽管现在三桨水平轴风车得到了普及，技术也相对成熟，但我们不能因为西方人也在使用该风车，就不加分析地认为这就是最佳设计。其实，这种与风向垂直转动的桨叶，仅仅利用了有限的升力，却损失了更大的轴向阻力，不仅桨叶自身受风面积太小，而且升力型桨叶对风向扰动和空气涡流十分敏感，风机之间必须保持足够大的距离，才能避免相互干扰，这就大大降低了风车安装密度和风电场地的利用率，造成了大量风能资源无法利用。并且，这种风车在风大和风小时都不能正常运转，年风时利用率不足25%，每年的大多数时间成为摆设，还得依赖电网三到四倍的电力配套。这种状况，既有风车设计自身的原因，也有我国平均风速较低，达不到西方原设计要求的原因。这样的风电不可能成为电力供应的主要来源，也难以满足低碳经济发展的需求。总之，“一根杆子三根针”式的风车不符合中国国情，其大量普及，是对现有风能资源，特别是优质风能资源的极大损失和浪费！更是风电行业的悲哀！这种盲目跟踪西方风电技术的做法，造成了投资高、效率低、并网难、风能资源浪费大的状况，必须尽快扭转！
在国家大力扶持新能源发展的补贴政策鼓励下，激发了人们对风电的投资热情和冲动。当然，国家鼓励新能源发展的本意没有错，西方国家也对风电实施补贴政策。在国家补贴政策的鼓励下，很多风电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是在眼前利益上盲目参与风电竞争，特别是一些大型央企为了争夺火电配额，不惜赔本也要参与风电竞争，跑马圈地和跑马圈海的现象时有发生。可见，补贴政策的实施，虽然促进了风电发展的突飞猛进！却掩盖了后续危机，削弱了风电创新的意愿和动力。按我国目前的风电发展速度，很快就会令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而且，这样的无序竞争，不仅会将优质风能资源迅速消耗殆尽！还可能造成大批风电企业破产倒闭！最后的烂摊子还得政府出面收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不能只看到风电装机总量达到世界第二，更要看到风电投资的实际效益和存在的问题。按照现有风电发展状况，陆上风电投资收回成本至少需要八到十年甚至十多年，海上风电投资收回成本更需要十多年到二十年，这还得靠国家政策的补贴；否则，可能设备报废时也难以收回成本。可是，不管中国人能否收回成本？国外核心技术转让和关键设备销售的利润早就揣上了腰包。许多缺乏自有知识产权的风电制造企业，其实就是在为洋人打工。
目前，很多人知道，这样的局面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要使风电能够持续发展，长远发展，必须要进行重大改革和技术创新！虽然国内的相关风电发明，已经为风电发展点亮了希望的曙光！但多数风电企业仍在迷信西方的成熟技术、难舍投入的巨额资本、看重眼前的既得利益、怕担创新的研发风险等等心态困扰下，求稳不求变，对重大创新发明往往是不屑一顾或疑虑万千。多年的习惯养成了唯有西方的月亮最圆，只要看到西方国家还在使用三桨水平轴风车，就自认为可以高枕无忧，只希望通过购买技术或自我小改小革，来提高现有风车的效率。
其实，西方的风电技术，是在发展理论和发展方向上存在致命错误！所以，我们不可能通过常规化的改进，就能扭转“一根杆子三根针”风车在原理结构方面的弊端和不足。目前，三桨水平轴风车的潜力已经挖尽，很难再有大的突破！风电发展主要还得靠垂直轴风车的创新，今后谁先涉足谁将先得益！试想：古代的先辈们根本不懂空气动力学理论，却能船行八面风，驾轻就熟地扬帆在江河湖海，其利用风能的效率之高，远远超过现代风车，这难道不让风电专家们汗颜吗？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迷信西方的风电技术，尽管西方的技术是成熟的，但不一定是最好的、最实用的！我们要敢于打破西方的风电“神话”，摒弃现有的风电发展模式，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抢抓世界新一轮能源革命先机”，开创中国式的风电之路！
现代的水平轴风车，是西方人在古典欧式风车基础上的继承和发扬，效果并不理想。那我们中国人，更应该对东方特色的垂直轴风车继承和创新，没有必要盲目效仿别人的做法。我们不妨避开西方的风电理论，换一个思路来考虑：既然垂直轴阻力型风车具有受风面积大、旋转速度低、微风性能好、受气流扰动影响小的特点，并且这些特点在大型风车上表现更加突出。那么，我们只需让桨叶增加风载智能调节功能，就会获得更高的风时利用率；并可加大风车安装密度，提高风电场地利用率；不仅可以增强风电场的规模效应，也更有利于设备的集中维护管理。
有适合大型风电场使用的最新发明“双侧风能全利用竖直风车”，其面积巨大的阻力型桨叶，有风载自我调节功能，可在微风或大风状态下正常运转，具有较高的风时利用率；该风车不仅几乎消除桨叶的逆风阻力，还能同时利用双侧风能，使效能倍增，让风电成本远远低于火电；如果与工业电解水制氢技术配套，有可能解决风电储能和并网难题；另外，由于该风车是转速很慢的大型阻力型风车，受气流扰动影响较小，可以提高风车安装密度和风电场地的利用率，其总体投资、运行和维护成本，不会高于现有大型风车。这项中国人自有知识产权的发明，有可能让我们摆脱对西方风电技术的依赖，是当前风电发展的一个可选方向。
根据中国国情，任何行业的重大变革和创新没有政府的强力介入和推动，必然步履艰难。风电行业也同样如此，风电技术创新的风险大、投资高，单靠企业有相当难度。所以，风电重大发明的研发风险，最好能由政府出面承担。毕竟国家每年对风电的补贴数额巨大，只要拿出很少部分用于新技术的研发创新，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国的风电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期，如何尽快突破制约风电发展的瓶颈，实现风能资源高效低成本地开发利用，既是低碳经济发展目标，也是新能源开发中，最有可能迅速取得成效的突破口。只要我们果断抛弃传统的定势思维，大胆创新、科学创新，相信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一定会走出中国式的风电创新之路！迎来风电行业“柳暗花明又一春”的美好前景。
作者: 王树然
第五篇：bot合同签订要点
BOT合同谈判要点分析
结合现行BOT法规、建设部公布的示范文本及相关实践经验，从投资人的角度详细论述了BOT合同在签约主体、项目立项审批、设施所有权、征地、担保、建设、限制竞争、或取或付条款、价格、调价公式、补偿条款、争议解决等方面的谈判要点，试图通过上述分析，使投资人在BOT合同谈判中把握要点，更好的维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BOT；合同：谈判要点
BOT是一种新兴的公用事业投融资模式。一些地方政府以及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投资企业已开始尝试采用该模式。由于BOT在中国还没有十分完善的模式，并且缺乏法律规范，因此，完善BOT合同对项目的运作显得尤为重要。
1、正确的签约主体
BOT合同签约时，首先应审查该政府部门是否具有签订合同的权限。特许合同的特性是政府通过授予投资人特许经营权以获得投资，因此，合同甲方应该是有权力做出该授权的政府部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中规定：“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市政公用事业主管部门依据人民政府的授权（以下简称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具体实施。”根据此规定在签订特许协议时，应审查签约的政府部门是否有政府的合法授权。
2、项目的立项审批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规定：实施特许经营的项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确定。目前，除北京、湖南、山西、深圳等l2个省市外，各地方对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法规的制定并不完善，对BOT项目的审批程序及运作程序没有具体的规定。投资人投资1个项目时，需要考察发起项目的政府部门是否履行了完备的政府审批程序，也就是项目在程序上是否合法；同时，需要考察签约部门是否具备协调协议中可能涉及的其他政府部门职能的能力。BOT项目不仅需要完成建设项目的审批程序，还需要就该项目采用BOT模式完成审批。例如，《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条例》规定：“市发展改革部门确定市级实施特许经营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重大项目应当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区、县人民政府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权限范围内确定本区、县实施特许经营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同时，实施方案还须经各有关政府部门的审查后报政府批准。北京2003年采用BOT模式招标建设的5个污水处理厂均有较规范的操作程序，即：政府部门获得该项目按BOT方式实施的批准——公开招标——投资人按企业投资规定办理立项及其他审批手续——设计——施工——运营——移交。各地政府实施的BOT项目，有的在招标时政府已完成立项、初步设计审查。对于此类项目，政府分担了部分项目公司的工作内容，但是，政府应把项目的立项文件和各种审批文件转批至项目公司的名下。
3、项目设施所有权
国际上BOOT（Build-Own-Operate-Transfer）概念是BOT的衍生模
式，明确了项目设施所有权属于投资人所有。在我国对于新建的特许经营项目一概冠以BOT模式，而对设施的所有权一般均未在特许权合同中明确。如果项目公司是土地使用权人，所有的立项文件都以项目公司的名义办理，则在项目建成以后，这些资产也应列为项目公司名下，项目公司事实拥有项目设施的所有权。因此，投资人在合同谈判中，如果政府部门不愿意明确项目设施所有权的，投资人必须要求以项目公司为投资主体办理项目所有批文，并明确项目公司是土地使用权人。
4、征地
在我国，土地的征用具有强制性，征用主体是政府。因此，BOT项目应由政府完成征地拆迁，再以划拨形式用于项目。投资人需要注意审查项目选址是否已经履行了规划等部门的审批程序。征地拆迁的延误会导致项目进度延误，并增加投资人的成本，因此，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应在BOT合同中对征地拆迁的进度及延误的违约责任进行明确约定。
5、担保
5.1投资人的担保
BOT项目通常政府会要求投资人提供履约的担保，从资金方面保证项目得以顺利地实施。作为投资人，提供担保会增加财务成本，因此，在合同的谈判中应尽量说服政府免除投资人提供的担保或降低担保条件。BOT项目中出现的投资人担保有： 1）履约担保
履约担保，即建设期的担保。履约担保是为了防止投资人盲目投标后，因资金无法落实，而耽误了整个项目的进度。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中也规定了特许经营协议中应包括履约担保的内容。2）维护担保
维护担保，即运营期和移交后的保修期的担保。维护担保的合理性有待商榷。项目建成之后，政府的风险已大大降低：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投资人完全依靠项目经营收回投资成本和回报，投资人必然会保证项目设施的正常高效运营。因此，维护担保有画蛇添足之嫌，投资人所增加的财务成本会增加到总投资金中，对双方均没有益处。
5.2政府担保
政府担保适用于提供产品、服务类的BOT项目。从公平对等的原则出发，投资人提供了建设期的履约担保，政府也应提供支付担保，但实际情况是政府处于强势，不愿为投资人提供支付担保，这时可采取变通的方法。如污水处理项目可要求财政部门对协议中的污水处理服务价格、基本水量、调价公式等予以认可。
6、建设
BOT协议中对建设部分的内容主要规定项目公司在建设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进度、质量标准、环境标准等。政府在提供入场施工条件后，一般不承担过多的其他义务，但是拥有监督检查的权利。建设中各方的合同关系是：
1）政府与项目公司之间的特许协议； 2）项目公司对施工总承包方的施工合同；
3）项目公司与监理的委托协议。
投资人应保证建设工程的质量和进度符合特许协议的要求：施工总包方应按施工合同要求完成工程建设；监理方应按监理委托协议的要求对工程质量、进度、资金进行控制。这3个合同环环相扣，因此，在签订合同和履行合同时需要特别注意保持三者的一致性，不仅进度和质量标准一致，索赔期限、违约责任的约定也应一致。否则会使项目公司处于不利的履约境地。
7、限制竞争
限制竞争条款是BOT项目中的重要条款，因为公用事业先期投资成本大、收益低、回收周期长，过度竞争会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利于投资者投资积极性。供水、供热等项目需要配套的管网建设，并且政府一般会保证基本水量，可以从一定程度避免过度竞争。
收费公路项目应该更关注限制竞争条款，因为收费公路没有基本流量的保证，投资人的收益完全来源于通行车辆的收费，如果有可代替的路线，将会严重影响投资人的成本回收及获得合理收益。因此，收费公路BOT项目在前期需对路网规划进行考察。看是否有可代替的路线，会对项目收益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合同谈判时则要严格限制竞争的约定。
8获取或付条款、价格、调价公式 本项条款是协议中最重要的条款。8.1或取或付条款
获取或付条款（take-or-pay）又称绝对付款条款或无货亦付款条款，是指买卖双方达成协议，买方承担按期根据规定的价格向卖方支付最
低数量项目产品销售金额的义务，而不问事实上买方是否收到合同项下的产品。在提供产品和服务类的BOT合同中多采用这种条款。在水务项目中即为政府在协议中保证基本水量。在收费公路项目中，一般不采用这样的条款，因此投资人在投资决策时须考察项目流量，对项目的经营收益进行认真的测算和分析。
8.2价格
价格即对项目公司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约定。例如，污水处理厂项目的习惯做法是政府与项目公司之间订立1个结算价，该价格与对公众执行的价格并不一致。在个别项目中，政府为了吸引投资人，订立1个较高的水价，容易导致未来项目运营时政府需要持续补贴。投资人需要尽可能收集项目所在的实际执行水价的情况并考虑是否存在政府倒贴以及当地的财政情况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的规定，经营性公路的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会同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审核后。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查批准。经营性公路的收费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收回投资并有合理回报的原则审查批准。收费公路最终按照批准的价格和收费年限执行，而批准的价格和收费年限是滞后的，很可能与投标的价格和年限不一致。对于此问题应在签订合同时与政府充分协商，对发生不一致的情形如何处理进行明确约定。现在也有个别省份建立收费预审批的制度。例如，《云南省鼓励投资公路基础设施办法》规定，投资人在项目公司与交通主管部门签订投资合同前，可先依据公路建设项目的成本预算、国家价格法律法规、政策和投资人的合理收益编制收
费预案，由省交通、物价、财政等有关部门预审批。投资项目建成竣工验收后，实际收费标准可以根据经审计部门审计确认的实际造价成本，在收费预案基础上正负10％幅度内进行调整。
8.3调价公式
BOT项目经营期较长，设定调价公式是十分必要的。在合同的签订中政府部门往往要求调价需经过政府批准后才能执行，这使投资人的调价有不获批准的风险。在合同谈判时，应要求协议中的调价公式是经物价管理部门及财政部门的批准的，这样可减小不获批准的风险。根据惯例，收费公路的调价可能性很小，在收费公路的合同谈判时可以约定调价的原则，但投资人不应过于依赖调价。8.4支付
对于政府直接支付的BOT项目，投资人应谨慎考察当地财政支付能力及政府信用。例如，水务项目需要了解当地水费收取后在财政部门之间的实际流转程序，防止政府签约方对收取的污水处理费没有任何实际控制力，又与财政部门之间事先没有一个妥善的安排，导致项目运营时可能出现的付款风险。
9补偿条款
补偿条款是BOT合同中较为重要的条款。一般包括一般补偿和项目终止的补偿由于补偿条款是直接关乎投资人经济利益的条款，因此，在补偿条款的谈判中应尽可能的争取更多的补偿。9.1一般补偿条款
一般补偿事件主要包括：政府原因导致的额外支出和收入损失：不可
抗力：其他非项目公司原因导致的额外支出和收入损失。9.1.1政府原因
主要有：政府提出的变更或政府违约导致的工期延误。9.1.2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条款应该明确哪些情形属于不可抗力。自然原因的不可抗力比较容易达成一致，而社会原因的不可抗力则容易发生分歧。社会原因的不可抗力政府负有一定的责任，所以不同原因的不可抗力的补偿也应有所区别。一般政府都会要求投资人购买保险以弥补损害发生时的损失，但对于没有险种的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政府应分担一些投资人的损失，或者以延长特许经营期等方式减少投资人的损失。
9.1.3其他非项目公司原因
例如：在污水项目中，进水水质恶化，对污水处理设备造成损害，或者在进水水质超标的情况下为达到标准需要进行的工况调整和设备改造。
9.2终止补偿
在订立BOT合同时，很多项目未对终止补偿进行具体的约定，仅约定双方协商解决。由于发生协议提前终止时，政府和项目公司的谈判地位是不平等的，协商的结果也很难有利于投资人，因此，如果能在签订特许协议时对终止的补偿方式进行明确的约定对投资人更加有利。
10、经营权及项目公司股权的转让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禁止特许经营权的擅自转让，却
未对项目公司股权的转让进行限制。但由于政府是因为信赖项目公司的股东，才将特许权授予其设立的项目公司。因此，在大多数项目中，政府都会对项目公司股权的转让进行限制。根据惯例，项目公司在项目建完之后。即已完成项目的绝大部分投资，政府的风险已降低很多。为了增强投资资金的流动性并适应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在合同的谈判中，应争取让政府同意项目公司股权在项目建成之后可以转让。l1、争议解决
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会直接影响解决争议的成本。并可能影响争议解决的结果。BOT合同纠纷是投资人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纠纷，选择由仲裁机构解决争议更公平合理。
12、结语
这里只针对BOT合同的谈判要点进行了简要分析，在BOT项目漫长的运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因此，BOT合同本身是1个需要不断完善的过程。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签约方应本着友好协商，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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