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村的新农村建设困境

第一篇：历史文化名村的新农村建设困境

历史文化名村的新农村建设困境

——以浙江省郭洞村为例的考察

韩振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北京100089）

【内容摘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过程中，历史文化名村是一类独特的存在，其面临的保护与发展的二难困境，以及深藏在表面困局之后的管理体制、权责关系等问题，值得认真探讨。本文以浙江省武义县郭洞村为例，考察历史文化名村的新农村建设困境，揭示困局的复杂性及其纽结点所在。【关 键 词】郭洞 历史文化名村 保护 开发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会后，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建设总体目标，各地农村开展了较大规模的造势宣传，一大批新农村建设典型得以树立起来。然而，新农村建设并不是由旧换新的“一刀切”工程，除了因地制宜的地方性因素以外，还有一类农村因村落性质的特殊，这些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之复杂性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尤其是所谓村容整治方面更需多方斟酌。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名村就是这样一类特殊的存在。

“历史文化名村”是由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确立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落，主要指的是由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共同评定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历史文化名村负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在新农村建设中遭遇到的问题有其共同性。而依此类似性，由省市县各级建设及文物保护部门确立的位于农村地区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亦应列入我们的考察范围。这里以笔者对浙江省武义县郭洞村所作的调研为例，尝试揭示历史文化名村（含农村地区历史文化保护区）在新农村建设中遭遇到的发展困境与转型难题，分析困境成因及问题纽结点，以促进对新农村建设复杂性的思考。

一．郭洞遭遇的发展困局

郭洞是坐落于浙江省武义县城南十公里群山环绕中的一个村落，依山傍水，风景宜人。因村东西各有龙山、虎山夹峙，“山环如郭，幽邃如洞”，故有“郭洞”村名。又因宝泉、漳泉双泉汇注合一成龙溪穿村而过，遂有“双泉古里”之雅号。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郭洞虽不大而形制丰富、完整，至今村内仍保存有明、清、民国古建筑六十余幢，古建筑面积达2.3万平方米；村中人口主要由聚居的何姓家族构成[2]，整个村落建筑的布局以一祠（何氏宗祠）四厅（内厅、中厅等四厅）为骨干，依血缘房派关系规划建设，这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物化证据。何氏家族崇文重教，明清两代曾考取过百余名秀才以上所谓“有功名”的人才（包括两名举人），这些都显示了村落深远的人文历史。可以说，郭洞是一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双佳的所在。现在的郭洞，身披六大光环，分别是县级历史文化保护区（1997年）、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省级风景名胜区（1997年）、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2000年）、中国民俗文化村（2002年）、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03年）。郭洞声名鹊起，与之相伴随的是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业带来了村民物质生活的改善，然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兴旺的旅游业带来的是村落内、外更为深刻的矛盾。“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称号为郭洞带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但历史文化名村的村落特性又仿佛为村落的现代转型、村民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设置了障碍。较突出的问题表现为：

（1）郭洞获得的一系列名誉，尤其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省、县两级“历史文化保护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称号，使得对村落原始风貌的保护居于首要地位，这与村民发展经济、建设新住宅形成了矛盾。一方面按照《文物保护法》（2002年）、《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含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条例》（1999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年）等法规，历史文化名村内无法进行大规模新的住宅及商业性建筑建设，以维护古村的原真性与整体性。而另一方面，根据2006年6月的一份调查统计，近年村内盖过新屋的已达57户，现急需盖新屋的有52户左右，想住新房的有60余户，想结婚而没有住房的又有20余户；同时，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又势必要求建设一些商业性建筑（如饭店、宾馆）。可见，法律要求的保护村落古风貌确与村民改善生活质量（尤其是改善居住条件）、发展生产的愿望形成了某种紧张关系。现有的情况是，旅游开发十年来，村落内外已建起了大量与村落风貌严重不符的新房子，特别是村口处由文化旅游局建设的新售票房和大停车场直接破坏了村口风貌，“洞天福地”的村落肌理已受到严重威胁和破坏，以至于重返故地的古建专家为此伤心落泪。

（2）在当前有利条件下，郭洞抓住机遇发展旅游业以增加政府和村民收入是正当的要求。但是，按照古建专家的意见，郭洞应限制游客数量，并把旅游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拿出来用于古建筑的维修与村落基础设施的改善。在渴望致富的基层政府和村民看来，尽快从旅游业中获得收益和好处是最重要最迫切的。而在一些有远见的专家及民间人士看来，村落内的一系列情形是触目惊心的，整治变得刻不容缓：村内62幢古建中急需修理的达35幢，成为危房而面临倒塌的达20余幢，有95%的古建筑物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村内的街路石板、石子巷道、排水设施都有较严重的破损。而事实上，村落旅游收入用于古建维护及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少之又少。

（3）优美的古生态系统是郭洞成为历史文化名村和风景名胜区的重要条件，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古村的生态系统遭到了较大破坏。现在小小的郭洞每年有十万游客，双休日及“五一”、“十一”长假每天有两、三千人进村参观、吃饭，给环境造成的污染是触目惊心的：村里的两道名菜是炖土鸡、竹筒饭，村边的龙溪（由宝泉、漳泉及大湾水库的水合流而成）过去是村民洗衣、洗菜，儿童玩耍游乐的地方，如今却成了村口众多饭店宰洗土鸡的场所；而做竹筒饭需要消耗大量毛竹，这还在其次，要紧的是做竹筒饭需要用炭火烧烤半个多小时，由此造成的炊烟既污染了古村的空气，炊烟的熏染又殃及了近在咫尺的古树[3]，已有多棵几百年树龄的古树受此影响而生病、枯萎；尽管村内设立了多个垃圾箱，但游人制造的垃圾仍有一些堆放在路边（郭洞没有集中的垃圾处理场），而饭店产生的大量污水，直接通过地面沟排进溪河，亦对河道下游造成污染。相对来说，因为村集体经济不发达，村落在整治污染方面并没有得力措施。

（4）伴随着自然生态的破坏，村民的精神生态也有恶化趋势，集中表现为：村民的旅游业收益严重不均，由此影响了山村民众淳朴的家族性格，导致民心不顺、人心涣散；“风物是秦馀”的乡风已然不再。据调查，从旅游开发中直接获利的只占村民的10%，主要是开饭店、宾馆的几户，但他们制造了大量垃圾，却不交卫生费、停车费，其他村民对此意见颇多。而有的村干部只顾开店赚钱，“带头”建造违章建筑，面积达400多平方米，村两委形同虚设，已在村民中丧失了公信力。另外，旅游开发中受益的主要是郭下村，同属何氏家族的郭上村却无利可图，两村在利益分配问题上经常产生纠纷，两村在历史上已有矛盾，现在矛盾进一步加剧。

按照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制定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二章第十二条规定，已公布的历史文化名村“因保护不力使其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的，批准机关应当将其列入濒危名单，予以公布，并责成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限期采取补救措施，防止情况继续恶化，并完善保护制度，加强保护工作”。考虑到郭洞目前各方面的情况，已经不仅是断送祖宗丰厚遗产的问题，而更扩及威胁到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历史文物保护等根本问题了。最早带队考察郭洞建筑并在郭洞“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誉申请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清华大学楼庆西教授，2006年4月重返郭洞，发出了“救救古村”的吁请；而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2007年4月第三次到郭洞时，更为郭洞遭受的严重破坏痛心疾首，禁不住潸然泪下„„

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决策以后，郭洞村所在的武义县2005年在全县开展了“十村示范，百村整治”的农村建设工程，其细化标准是“外墙粉刷、拆除‘三房’、道路硬化、卫生洁化、水体净化、路灯亮化、村庄绿化、公园和广场建设等”。而对历史文化特色村，则主要采取保护修建的办法实施整治，政策有所倾斜，相应补助款也多于一般农村[4]。2006年4月武义县召开专门会议部署新农村建设任务，强调“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强调要做好规划，而且规划应因地制宜，“要突出不同地方的乡村特色、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形成类型多样、特征鲜明、风格各异、多姿多彩的新农村”。应该说，这些政策还是充分顾及了历史文化名村的独特要求的。郭洞属“百村整治”之列，村里为了保护古村风貌，提出“外墙粉刷”只把红砖和水泥墙刷白，而把村里少量老房的泥土外墙保持原状并不刷白；“道路硬化”也不用水泥路代替村内原有石板路和卵石路；“卫生洁化”要求的铺设污水管道也不能破坏原有路面„„[5]但郭洞在各方面离县里的整治要求仍有很大距离，例如村里除少数饭店自己打深井用水外，大部分村民仍需到分布在村内的七口古井或溪河中打水用水；而全村铺设污水管道并在村外建设污水处理场，以及建设全村统一垃圾处理站，在经济上都是村里暂时无法承受的。

事实上，郭洞遭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个别的。据笔者了解，在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共同评定并公布的7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以及其他省市县级历史文化名村中，郭洞遭遇到的问题有其代表性。在这些村中，往往是名誉一来，旅游开发迅速跟进，继而大量棘手问题纷纷涌现。某些问题陈陈相因，解决起来更是困难重重。

二．现有问题的根本症结 表面看来，旅游开发是促生历史文化名村众多问题的“罪魁祸首”，但在实际上，旅游开发并非造成困难现状的充分条件。问题的形成有更深的理念、制度、管理等层面的原因。

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来看，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土改等政策的实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传统建筑、生态赖以存在的传统农业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历史文化、传统的文脉隔断了；“文革”前及“文革”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破坏了大量文物，在今天如果脱离经济刺激而单纯保护文物、维持古村风貌，只会寸步难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大潮引发了多次建设大潮，部分农民经济实力的增长也导致旧房更新，这也使得自然旧民居的面貌难以为继。

除了时代大背景这一宏观因素外，还有一些微观因素也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说时代潮流难以改变的话，那么这些微观因素的形成则往往是人为的，实际上是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改善的。这些微观因素主要有：

（1）理念上的认识误差。

误差之一：历史文化名村走向旅游名村是必然的趋势（事实上相当一部分特色村落申请“历史文化名村”称号时即立意先扬名再发展旅游，最终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但发展旅游业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赚钱或吃历史的老本，而更重要也更恰当的目的应在于，将保留至今的历史物证提供给世人，以作为认识传统文化丰富性和复杂性之场所。也就是说，以长久的眼光来看，发展和参与历史文化旅游的重要宗旨首先应是感受的、认识的，而不是像官方所看重的“拉动内需”或平民百姓留意的休闲玩乐。只要历史文物存在一天，就有体验、认识真实历史、完整历史之可能。特别是，历史文化名村保留的是传统人们，尤其是古代农民生产、生活的真相和生命智慧，而不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这些少数历史人物的生活情境。基层领导干部和农民文化上的苍白尚不能认识历史文物的不可再生性和真实性价值，而“文化上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必须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历史文化修养的提高、艺术欣赏能力的提高，才可逐步提高”[6]。

误差之二：村落获得的一些称号，按其本义是以“保护”为首要任务的[7]，但在一般主事者及大部分村民心目中，“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却与开发旅游直接相关联，增加旅游收入成了当地人民的“粗壮”神经，而“保护”则落入第二义。打开“天窗”的当地农民发觉了当地生产、生活条件的落后，自然期望通过增加收入过上现代生活，这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保护历史文化名村和文物方面我们一直缺乏足够认识，也缺乏实际经验，广大农民的相关意识比较薄弱。“轻保重用”的观念甚至也蔓延到一些高层管理人员、研究人员中间，例如2007年6月9日召开的“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就有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一位副所长宣称：目前国内历史文化街区之所以保护不力，“主要是因为我们重保轻用”[8]。

（2）制度层面仍不完善，以致实践中无章可循，有章难循。

首先，2002年通过的《文物保护法》至今仍是历史文化名村各项工作的最重要依凭，其确立的“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亦应指出，这部法律多的是原则性规定，而缺乏清晰具体的界定和利于操作的细化措施。例如，《文物保护法》未对各种违规行为作出详细规定，也没有说明违规行为发生后的执法一方，并且没有可行的处分及补偿措施，这样法律条文就显得形同虚设。尤其是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保护区一般仍是居民区，大量人口聚居于内，与单体的保护性建筑很不同，具体实践中会产生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相关法规的制定要么滞后（如长期酝酿的专门法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迟至2008年4月29日才正式公布，2008年7月1日起施行），以至于无法可依，要么缺乏操作性，有法难依。

其次，《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专门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保护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郭洞所在的浙江省也在1999年7月30日公布施行的《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含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条例》第二十六条中规定：“历史文化名城所在地的县以上人民政府和有条件的历史文化保护区所在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成立保护委员会，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管理等重大问题进行论证，提出意见，并协调、监督保护规划的实施。各级保护委员会由同级人民政府负责和规划、文物、建设、计划等部门负责人及有关专家、学者组成。”与这些法律条文形成对照的是，有些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保护区既无具备资质的、可行的保护规划，也没有成立保护委员会。规划不健全，管理不到位，当然容易滋生各种问题，以至于这些问题陈陈相因，到最后乱作一团麻。即如郭洞，也没有成立保护委员会；这还在其次，关键之处在于郭洞旅游开发十年来仍没有合理、合法的保护规划[9]，无此法规性文件作为保护、建设、旅游的依据，各种问题随之纷至沓来。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三章第十三条规定，“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批准公布后，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保护规划应当自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批准公布之日起1年内编制完成”，而现在距郭洞被批准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已过去了接近六年！

（3）管理混乱，权责不清。

已有多位专家、学者指出，郭洞现在遭遇的发展困局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管理体制的不合法不合理引起的。按照相关法规的约定（如《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含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条例》），历史文化名村的合法管理者是建设部门和文物保护部门，其中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合法管理者是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但郭洞的实际管理者和经营者却是武义县文化旅游局下设的景区管理处[10]。旅游局首先是一个旅游开发和旅游经营单位，关注的是让历史文化名村吸引以及容纳更多的游客，而非保护村落历史风貌和各类文物。由文化旅游局来管理郭洞，可以想象各项政策和措施肯定是“重用轻保”的；事实上，前述由文化旅游局牵头为郭洞编制的第二次、第三次旅游规划就是“重用轻保”的规划，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带有破坏性的“用”，而非保护性规划。同时，文化旅游局为“包装”郭洞以事招徕，将大量以假乱真的信息附会到郭洞身上[11]，这也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不但不能帮助游人正确认识历史，反而起到了混淆历史真面目的反作用。而建设部门和文物保护部门在这个过程中则被“悬置”起来了。

应该说，文化旅游局在接管郭洞景区以后，在景区宣传、旅游促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郭洞旅游业能够迅猛发展，文化旅游局功不可没。但是，文化旅游局的经营在郭洞却几乎是丧失民心的，村民对旅游局的经营存在强烈不满，从2004年以来多次联名“上书”，要求将郭洞景区的经营权还给郭下村。村民的不满主要有：

其一，《文物保护法》第24条规定，国家文物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用来经营谋利，而村民认为，文化旅游局把郭洞作为景区来经营，却不怎么关心文物和古生态保护，已带来严重后果。例如，村内重要燕翼堂（明代古建筑）多年失修，行将倒塌，2000年“6．23”洪灾时郭洞回龙桥坝和护坎被冲坏，文物旅游局皆不管不问；景区管理处违章建设了有碍历史风貌的票房和停车场，之后不听文物和古建专家“票房应该移走”的建议，相反在2003年10月票房被大火烧毁后扩建了新票房，而且不赔偿在大火中被烧伤的古棵珍贵古树。村民认为景区管理处未按合同约定投入较多资金进行景区建设，而只是吃郭洞老本，有违村民意愿和初衷。更严重的是：2005年10月国家发改委、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关于《申请编报2006－2010年国家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专项资金》的通知，要求各地发改委、建设局、文物局联合上报申请材料，郭洞村的材料却仍由文化旅游局申请；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申报材料中提供的仍然是由浙江省建设厅退回的不合格的“保护规划”，而且竟将迁建旅游饭店、商店、游人服务中心的预算1500万作为“历史建筑修缮”项目；将建造“生态旅游停车场”、新桥、集散广场等的300万预算作为“历史街区环境整治”项目。这份申请报告未通过县建设局和文物部门而是由县发改局经县政府上报北京，这种从程序到内容都不符合规定的申报材料当然被建设部否定[12]。

其二，村民在旅游收益分配问题上与景区管理处产生严重分歧。1999年双方订立最初合同时，合同规定管理处每年支付郭下村4万元，以后每年以10%递增，有效期为十年。但郭洞旅游门票收入增长迅速，到2003年已达100多万，而村里只得到其中6万元，双方分歧渐深。经县政府调解，景区管理处本着“让利不让权”的前提于2004年9月与郭下村签订了《郭下风景旅游资源开发经营补充协议》，重新决定收益分配为固定数额，每年由文化旅游局给郭下村65万，其中一半为郭下直接收益，另一半为景区建设费用于景区建设及管理，这“另一半”仍由景区管理处掌握使用（事实上几乎没有投放于景区保护；与之相对，村里还要负责安全、环境卫生、商业管理等事务）。2005年票价上浮后，旅游收入达到200万元，2006年达到300万元左右（此处依村民和专家学者的估算；景区管理处声称2006年收入不足200万元），但村里的实际收益还是32．5万元，双方矛盾进一步加深，村民要求归还管理权的呼声又一次高涨。尽管村民认为新合同仍是“霸王条款”，但新的协议签至2009年，且依新合同约定，2009年协议期满后，仍将由文化旅游局下设的景区管理处经营管理郭下旅游区。

总之，在景区管理中，文化旅游局的有权不管、建设局和文物保护部门的无权难管这一管理错位，共同造就了郭洞文物保护工作的严重缺位。旅游局与村民之间的经济矛盾，事实上也是文化旅游局这一政府部门违背新农村建设“多予、少取、放活”精神，违背农民意愿，与民争利的表现，理应得到纠正。

管理层面的问题还包括郭洞村两委基层管理的办事不力，拈轻怕重，难孚众望，两委班子建设未见起色。且某些村干部见钱眼开，只顾个人好处，不管集体利益、不为百姓谋福。由此造成村集体收入微薄，集体经济发展十分滞后。村民中旅游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这也成为对乡风民俗产生负面影响的重要因素。

三．路见何方？ 郭洞的问题相对比较复杂，然而在众多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保护区中，郭洞的问题是典型而有代表性的。在改造、新建之风冲荡之下，完整而有特色的古村落正在华夏大地上迅速减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决策提出后，部分主事者简单地认为乡村建设就是拆旧房盖新房，并拿有些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村庄的“排排坐”村落布局当作“村容整洁”的模板，到处帮农民找贷款拉赞助，以多快好省地建成新农村。古建专家们早已提出，历史文化名村是先人们创造的完整物质生活环境，全面记载着我国农耕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古代历史的物化见证；它所包含的物质文化遗产（如乡土建筑、文物古迹、街巷空间、聚落形态、田园景观等）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宗教礼法、民俗民风、传统技艺、名人轶事等）一经破坏，就无法再生。破旧立新的思维在面对历史文化名村和历史文化保护区时无疑是错误的，以这种思维统领新农村建设，只会使旧村改造变成一种“建设性破坏”。很多地方一方面在义无反顾地推倒老房，建设“排排坐”的新房，制造着“千村一面”的新农村建设“奇迹”，另一方面又斥巨资建起一条条仿古街道，拿这些文脉不通的“假古董”来吸引眼球；一方面是对既有古村落保护不力，另一方面又在新建古村古宅„„这些举措实在既让人扼腕叹息，又让人皱眉侧目。

那么，历史文化名村在新农村建设中、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如何发展？笔者以为，除了要对历史文化名村中的建筑、街巷、文物、环境做必要的维修和整葺（而且必须修旧如旧）外，村落的整体风貌应该保持原真性。历史文化名村的存在，本身就是以古色古香的原始风貌参与现代性进程：它以深刻的历史性品格和丰瞻的人文性内涵，点示传统文化的真实，同时以物化的传统智慧（生态的、人文的）启迪现代性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对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是对历史上曾有的人的生存、生活的尊重，也是对当下人生存、生活的尊重。在这个意义上，不尊重历史，也就无法尊重当下。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逐渐成熟，古村落的珍贵价值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承认和尊重。我们近来从各种媒体看到、听到的保护历史文化的报道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这一光荣事业中来。关于郭洞，笔者最近也听到一则让人稍感安慰的新闻：在古建专家的呼吁和有识之士的奔走下，武义县2007年6月19日召开了郭洞景区拆违动员会，发布了《关于开展郭洞景区环境整治活动的通告》，将派由街道和县国土、城建、旅游、公安、工商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进驻景区开展工作，集中一个月对郭洞景区的非法建筑、违章搭建和广告牌等进行专项整治拆除。亡羊补牢，其未晚乎？

然而，如果整治只是停留在拆违，那么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一时之举。只有在完善各项法规的前提下严格执法，真正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尽快为历史文化名村编制出切合实际的保护规划[13]；理顺管理关系，合理分配旅游收益，依法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尊重农民意愿，在保证古村保护投入的前提下，多予农民实惠，让全部村民都能从古村旅游合理开发中获得好处。只有这样，“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方针才能切实落到实处。也只有这样，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富有多样性的新农村发展局面才能最终形成。

[1] 至笔者撰文时为止，“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已公布了三批，凡72处，分别是2003年10月8日公布的包括郭洞村在内的第一批12处、2005年9月16日公布的第二批24处、2007年6月9日公布的第三批36处。

[2] 郭洞在元代以前仍是十余个姓杂居的村落。元代至正年间，清源何氏后裔何寿之始迁居到郭洞，其后人蕃衍兴旺，而村内其他姓氏则相继衰没，最终形成了何氏家族占村民绝大多数的局面。

[3] 郭洞东西两面分别为龙山、虎山，两山植被繁茂，树种丰富。尤其是东面的龙山，山体下半部有各种乔木和灌木计42科101个品种，其中乔木约占三分之二，且大多数是常绿乔木。许多古树的树龄在四、五百年以上，村内亦常见直径一米以上的苦槠、甜槠、红枫、樟树、罗汉松、红皮树、虎皮楠、红豆杉等，其中红豆杉被称为植物活化石，是国家一类保护树种。龙山是千百年来天然自生的原始古木林，具备原始生态特性。大量古树保存至今，何氏族规发挥了重要作用，族规对保护龙山树林作出了严厉规定：“上山拾柴拔指甲，砍一小树断一指，砍一大树断一臂，”还要跪在祠堂前向祖宗请罪立誓永不再犯。”丰富的植被使得龙山古林中空气特别新鲜，且富含负氧离子，也对调节郭洞的气候产生了巨大作用。

[4] 《武义县农村“十村示范、百村整治”工程实施细则》（2005）。

[5] 这些是郭洞村根据自身特色提出的措施，因为资金等方面的限制，这些措施还没有推行到实践层面。此一小节的撰写，部分参考了楼庆西教授的调查报告《救救古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浙江武义县郭洞村调查纪略》（2006年5月5日），特此致谢。

[6] 孙大章：《中国民居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627页。

[7]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是由国家及各级政府的建设及文物保护部门确立的，本来与文化旅游部门无关。

[8]《文化遗产遭遇CBD街区》，见光明网2007年6月18日：http://news.sina.com.cn/c/cul/2007-06-18/***8s.shtml。

[9] 事实上，郭洞已制定过三次规划但都中途“流产”。第一次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乡土建筑组2000年7月免费为郭洞做了一次保护规划，并于2000年10月30日在武义县政府举行的论证会上获得通过，但此次规划因故未上报浙江省建设厅批准，因而没有公布施行。第二次是2002年浙江省建设厅下拨专款要求郭洞做好保护规划上报审批，武义县文化旅游局请国家林业局华东勘察设计院为郭洞做了整体规划及水口入口区详细规划，此次规划虽亦获得武义县政府通过，但因对规划单位的资质存在疑问，另外此项规划偏重于旅游角度而含有多项“破坏性”内容（主要是不考虑建筑肌理与文脉，把城市规划方法直接搬到郭洞这样的古村落中），引起部分专家强烈反对，所以此项规划最终也没有报请浙江省建设厅通过。第三次是2004年文化旅游局请华东勘察设计院重新修订了郭洞的保护规划，在武义县通过后报到省建设厅但并未获得通过，省建设厅专门下文指出“制订郭洞保护规划的单位无资质”，“必须请有此项规划资质的单位重新制订并上报审批”。

[10] 1997年郭洞开始自力更生开发旅游，1998年7月3日正式对外开放，7月20日旅游局就要求把郭洞景区经营管理权交给他们，双方僵持了一年多。因为郭洞开发旅游所需的经费无法自足，故双方最终在1999年3月签署了《郭下风景旅游资源开发经营协议》，正式把郭洞的旅游经营权承包给旅游局下属的武义县温泉旅游度假区景区管理处。

[11] 例如，文化旅游局在旅游包装中宣称郭洞现有的村庄生态格局是郭洞何氏先祖寿之公仿《内经图》建造的，鼓吹郭洞是“江南第一风水村”。这些说法都是经不住推敲的。

[12] 关于申请材料等情况，此处参考了楼庆西教授《救救古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浙江武义县郭洞村调查纪略》，特此说明。

[13]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一章“总则”第三条特别规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应当遵循科学规划、严格保护的原则”，“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另外，关于编制保护规划，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在古村之外选址规划建立新村，统筹安排村民新住宅和旅游服务设施的建造。这既能满足村民建新房的愿望，又能更加有效地保护古村落肌理。经过合理规划在古村之外另建新村，这已被证明是成功进行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的重要途径。

第二篇：历史文化名村申报材料（推荐）

篇一：河南省历史文化名村申请报告 河南省历史文化名村申请报告

一、石佛村概况

（一）地理位置

石佛村位于河南省三门峡义马市常村镇东部，义马市东部15公里处，三面分别于渑池、新安，宜阳三县交界，东径111 58北纬34 42距洛阳50公里，位于西安与洛阳两大文明古都之间，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

（二）历史沿革 石佛村古称“轼谷”1949年解放后更名为石佛。村中绝大多数居民为李氏，间为焦氏等杂姓，据《李氏家谱》记载“传为元末避乱，始祖从善公从母潘氏，弟从德公、堂弟从道公自亳州亳县顺河湾八里集迁至河南府渑池县治东轼谷村”，是以家族血缘关系纽带兴起的村落。隋朝以前属新安县管辖，公元605年始划入渑池县管辖，民国31年（1942年）石佛村归属常村乡，1956年，渑池县撤区并乡，石佛村划归渑池县洪阳中心乡，1970年7月，归义马矿区管理，1981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义马市成立，石佛村归义马市常村乡管辖至今。

（三）环境条件

1、气候石佛村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日照充足，年平均气温12.4度，无霜期118—276天，年均降雨量666.9毫米，年差较大。

2、水文

石佛村属新安水文地质单元，主要河流为涧河，涧河最大流量1540立方米/秒，最小流量0.024立方米/秒。地下水水质比较好，没有受到严重污染，有第四系松散岩孔隙水和基岩裂隙水。

3、地形地貌

石佛村属于浅山丘陵地带，位于秦岭余脉崤山延伸带，总体地势东南高西北低。

（四）规模

石佛村现有居民526户，1998人，辖12个村民小组，总面积2.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170亩，林地面积1200亩。

（五）交通及通讯

历史上石佛村位于崤函古道上，陆路交通十分便利。现在陇海铁路穿村而过，东距火车站6公里，北依310国道，连霍高速公路，常盐线，霍石线等县乡公路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捷。石佛村通讯方便，建有移动联通通讯基站3个，现有实现有线电视，电话村村通。

（六）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石佛村为传统的农业村，全村人均耕地面积1.1亩，村民以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为主，近年来村民普遍种植中药材、朝天椒等经济作物，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部分村民利用农闲时节就近务工，2010年农民人均收入4200元。

二、历史文化资源

(一)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鸿庆寺石窟

1、石窟

鸿庆寺石窟群位于石佛村白鹿山南侧山崖，坐西朝南。石窟开创的确凿年代无法考证。据窟龛形制，造像题材，艺术风格和有关资料考察，应是始建于北景明年间，唐代续凿。据现存碑刻记载：“鸿庆寺由来久矣，考之金石，创始于六朝间，迨唐景龙五年，□□□□华龛六，虽古式不全而遗迹犹有存者，斯地也。”“昔公输子游我韶阳，登此山峰„„.称曰白鹿山乃佛游之地也，闭山门偷修数龛„”。石窟群现存洞窟5座，佛像120余尊，飞天12个，佛教故事4幅。鸿庆寺石窟具有总体上规制严整，布局适当，设计精巧的特点。其中第一窟当属窟群中的精品。西壁两侧有天幕龛，正中的大型高浮雕“降魔变”更是精华，北壁的“出城娱乐图”乃是研究中国古典建设筑难得的历史资料。其它几窟亦不乏精工之作，第二窟逼真自然的衣饰，第四窟惟妙惟肖的思维菩萨及供养人等，巧妙地将主题、形式与装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出娴熟的雕刻技艺和丰富的想像力，堪称北魏晚期雕刻艺术之杰作。文革期间，石窟遭到严重破坏。1956年，政府两次拔款开始对石窟进行维修，1963年首次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窟正处崤函古道，居历代交通之要冲，对于研究我国北朝晚期有、特别是北魏阶段佛教文化发展与繁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石窟的艺术美也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情趣，更是弘扬传统文化，普及历史文化知识，激发爱国，爱乡意识的重要场所，也为当地乃至周边地区的信教群众提供了一个礼拜祭祀的场所。

2、文物建筑---鸿庆寺西厢房 据史料记载，鸿庆寺原名三圣庙，“后周圣历元年，（公无698年）圣主御驾亲临，观此佛境，改名鸿庆寺，历代赐修数次，不记年矣。”金元时期，寺院仍占有耕地数百亩，纺车，侧轮水磨等生产生活资料一应俱全，每年向村民收取稞子。明清两代，寺内仍屡次修葺佛龛，佛殿，观音殿等建筑。寺内殿宇曾多次损毁重建，现石佛村年长村民还记得陇海铁路之南的鸿庆寺山门。鸿庆寺内建筑破坏比较严重，现只有当初寺院的西厢房保存相对完整，依然香火旺盛，寺院山门及大雄宝殿都已不复存在，东厢房只剩下残垣断壁。1982年建了保护围墙，1994年进行了清理修补。

3、白鹿山佛塔

佛塔位于石窟北侧的白鹿山上，原塔现已完全损毁。

（二）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家大院

李家大院位于义马市区东南15公里常村镇石佛村，鸿庆寺石窟东侧。李家大院建筑群创建于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距今已有150余年。李家大院由五套四合院组成，村民俗称“五过庭”（由东而西命之一号院至五号院）。其中一号、二号院为石佛村李氏九代李一元所建，李一元“敕赠儒林郎布政司经历，盐运司知事”。三号院至五号院为其子李景阳所建，李景阳，安心葵，号太召，生于清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卒于同治元年（1862年），享年75岁，史料记载“邑庠生，议叙武信骑尉，晋封儒林郎布政司经历”，“性简易，虽素处蓄厚，无骄矜气”，“虽俭朴，而事涉义举无不乐为„„..施义塜，里人立石，舍桥梁，近村树碑，他如修理佛殿(鸿庆寺)、建议奎楼、赈贷亲邻，种种善行，难以枚举”。石佛村南洼坟茔现存有“敕赠”墓碑一通。三、四、五号宅院主人依次为：长兄李鸣鹤（贡生）、掌门李景阳、四弟李鸣盛（武略骑尉）。自李景阳而后三代间，历仕武信骑尉、武德骑尉、布政司理问、太学生等数人，家业累聚，有地400余顷，传有“从义到铁门不踩二家地”之称。至十三世以后逐渐衰落，至解放前夕家业颓败，现除个别房屋土改时调整给其它村民居住之外，大部仍有李氏后裔居用，至今十七代。篇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申报表 附件1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申报表 篇三：十大文化名村申报材料 报 告

门村是天涯镇一个纯黎族聚居的地区，位于天涯镇北5公里处，交通便利，下辖13个自然村，22个村民小组，1080户，5275人。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耕地水田2740亩，旱地1120亩。该村历史悠久、古树参天，生态环境良好，家家户户都种有槟榔、椰子等热带经济作物，目前共有槟榔树20多万株，椰子树约10万棵。文门村先后荣获：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海南省生态文明示范村、海南省村民自治示范村等荣誉。当今的文门村，在天涯镇委、镇政府的领导下，紧紧抓住三亚发展的历史机遇，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力争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发挥天涯镇独特的地理优势、旅游资源优势以及三亚旅游的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天涯文化、黎族文化、海洋渔村文化、热带生态文化，把新农村建设与旅游相结合，打造农家乐乡村旅游示范区，努力使天涯镇由“农业小镇”建设成为“中国旅游强镇”，使文门村成为文化名村。

一、文门村传统文化集中，保存完好，具有突出的历史 文化价值。

（一）以古远的历史与历史名人遗事

据史志资料和民间传说，相传南朝、隋初洗太夫人抚定海南千余黎峒，委白虎将军南来文门寨立坛，会一方黎首歃血盟誓。隋文帝特赐临振县（今三亚市）为洗太夫人汤沐邑（封地）。由此可以推悉，文门村史至少有一千四百年以上，而且这个村庄在冼太夫人的功勋史册中有位臵。

清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钦差大臣苗、曹、汤等三人奉御命来海南，巡视至文门，但见：四围青山怀抱，左右蟠龙向海，得水藏风，祥云紫光泛起。他们认定此地为福地，决定驻节其中，并定“文门”为村名，以敷扬文教。古与今，山与海、黎与汉，封闭与开放，蛮荒与文明，都要通过这座“门”来吐纳、转化。文门村名象征意义极强，是具有历史地理的实感的、诗意化了的地名。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程哲来守崖州，又骑马从崖州府（今崖城镇）出发，再循着苗、曹、汤 钦差的足迹来到文门，重申保护芒果林的禁令，并鸠工把它修整成可以游憩的风景园林，同时建一山居，取名为“程公庐”，程哲随风化俗居此庐中。后又沿着天涯古道到“海判南天”石刻处，在一块巨石上镌“天涯”二大字。清光绪末年，发生山林雷火，文门芒果林被击坏一部分。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崖州太守范云梯从崖州启程，同样循天涯古道到文门，再从文门沿踪到“天涯”刻“南天一柱”。在文门期间，他见芒果园林遭雷火之灾，深怕朝廷追问责任，故召集黎民补植一些林木。现在，这块园地中的果木，树龄长短不一。这种差别的形成，据说是由于钦差立禁封园之后，再经过两任太守相继保护更新所产生的结果。由于有地方史志资料作依据，再加上世世代代民间传说的史话，上辈村民一般都称这块古老果林为“钦差林，太守园”，也有人叫“贡果林”的。新中国成立后，文门村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上世纪九十年代，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等先后莅临视察，留下一个伟大时代的足印。二十一世纪起，文门村成为三亚市建设文明生态村的先行点，被誉为“天涯第一村”。现在，该村文化活动中心陈列这许多照片，记录着许多珍贵的镜头，对后代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

（二）连结天涯海角的石刻与古迹

文门村现存的石刻、古迹，有石门子、天涯古道、“惊天石”、“钦差读书石”、“熊石”、“闺妹石”、“钦差林”等。这与天涯海角的“海判南天”、“天涯”、“南天一柱”等著名石刻，在文史脉络上有直接关连。它们或为同一历史名人所题刻，或镌载着同一重要的历史大事，它们一头靠山，一头滨海，互为补充，互作应证，相成相辅，连作一体，都是天涯石文化的代表。透过它们的历史影迹，人们发现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段山道，每一座山崖后面，都蕴藏着一段动人的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具有巨大的研究开发价值。

二、文门村独一无二的生态保护村史

从古至今，文门村民悉心保护着村庄周边的1000多亩古林。其中700亩在山上，300亩在山下，山下的300亩即前人传说的“钦差林”，今人辟建成生态园。园中有很多名树，如乌墨、木棉、非洲桃花心木、芒果、酸豆、山荔枝等。树龄最长的有300年，一般也有近一百年，最大的树高18米，胸径538厘米，树冠15米，这片古老的果木林，自从清代钦差苗曹汤封园示禁至今垂300年，村民们自觉地保护更新，禁绝任何破坏行为，相约不在此地砍树、割草、垦殖、创土、葬坟。即使在“大跃进”和“文革”年代，毁林开荒。烧炭炼铁，伐木建房的狂热中，也无人敢破例越轨。保护自然生态资源的良好民风村风，已经形成历史传统，深入人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文门村特殊的政治优势为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胡锦涛、江泽民、朱镕基、贾庆林、吴官正等中央领导先后来文门村视察过，使文门村几乎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视察海南时必到的黎族村庄。省领导及外国考察团也经常踏访，对文门村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给予了充分肯定。凸显在文门这个黎族村响应党中央发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而建设好文门新农村、文明旅游生态村，无疑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全国性示范效应。

三、古朴而灿烂的黎族文化和风情习俗 文门村是一个纯黎族村庄，文门的黎民百姓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船形屋”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住宅建筑，这种草顶、高架于空中形似船篷的房屋，作为山区旅游客舍，使人感到新鲜好奇。黎族妇女精于纺织，纺、织、染、绣四项工艺都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她们用简单的“踞织机”织出有美丽图案花纹的筒裙、花带、花包等是很富有特色的民间工艺品。黎族人民性格开朗，豪放自由，人人能歌善舞，歌词情意绵绵，歌声优美动听。上山劳动、婚礼宴席、家族盛典和节日聚会都要引吭高歌，抒发情怀，特别是黎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三月三”盛会，男女青年聚会于山林旷野，以歌声来表达情意，寻找伴侣。黎族的舞蹈更加丰富多彩，如“打柴舞”、“舂米舞”、“钱铃双刀舞”、“打鼓舞”、“竹竿舞”等都是全国优秀的舞蹈。参观黎村、观赏民族歌舞、选购民族工艺品等，是项十分有吸引力的旅游活动，民俗学家及民间艺术家在这里发现和搜集整理很多黎舞、黎歌、黎服、黎锦，以及传统的黎族民间体育、黎族酿酒技艺、黎族婚丧礼仪等丰富多彩，具有十分珍贵的文化艺术价值，是天涯文化遗产一笔重要的财富。

四、旅游特色鲜明

（一）休闲乡村游

文门村毗邻著名的旅游胜地——天涯海角风景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同时又是一个著名的纯黎族村庄，人文历史悠久，是海南著名的“千年古寨”。在这里启动集休闲、度假、旅游为一体的农家乐乡村旅游项目，是三亚市委市政府为了提升农村价值、推动城乡统筹发展而推出的一项新农村建设举措，也是改变传统单一的农业模式，向“农业+旅游”多样化模式转型的一次探索。开发休闲乡村游，文门有着丰厚的人文历史和奇特的异景奇石。山上山下，村里村外，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处处可见绿荫如盖的林木与肖形状物的奇石。同时，文门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闻名全国。改革开放以来，村民大种果木，尤其是椰子、槟榔等热带经济作物，家家如园林，户户花果香。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贾庆林、吴官正等先后到文门村视察，对文门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庭院经济给予充分肯定。

1、叹为观止的石头世界

文门村处于小盆地中部，四面“崇山峻岭如桶形”，通过石门子，形态各异的奇石、美石、顽石、灵石扑面而来，仿佛臵身于石头的世界中，它们点缀着文门的青山绿水，成为文门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惊天石，文门石族之王，鼎峙在文门村天涯古道旁一个秃露的山岗上。其高约11米，周长约85米，石身后部约三分之一处被雷火震裂，形成约2m×11m的长方形大裂口。裂口两壁平直如刀切，从西面向东眺望大石，可以透见裂口衔着背面一幅青山，状如一屏画幕，镶挂在石头上。旁有狮子石，此石酷似一头狮子，日日夜夜依在惊天石旁，看护着文门美丽如画的田园和村寨。

阵石，土龙湖边小山包上的石头，最为集中，保护得很好。山顶左侧大石为“双桅帆”，右侧石似“海豚”，海豚在为双桅帆下水远航喝采。它们之下，一群黑黝黝的巨石错乱堆垒，仿佛一群水牛争先恐后奔下土龙湖。

钦差读书石，传说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钦差大臣苗曹汤巡边到崖州，在马岭海滨巨石上摩刻“海判南天”几个大字，后在天涯古道旁忽见此巨石奇特，有石床二张，便在石上休憩。钦差大人看见山峦环抱，田野秀美，一片明媚，不禁生出读书人的那份雅趣，一边读书，一边养神，悠悠然自得其乐。后召来文门黎家儿童，倚石教书，传授知识。钦差大臣的雅兴与风范，在古时蛮荒的崖州，着实让这奇石披上几道光环。

官帽石，传说北宋时期，一位官员因上书变法新政而触怒宋神宗，最终遭贬海南岛。贬谪路苦。路前方，是无尽的落寞；身后方，是天下苍生。一日，他踽踽独步到天涯海角，路过“官帽石”，发现该石高大雄壮，巍峨耸立，犹如一顶威严的官帽。于是，情不自禁地伸手抚摸石头。突然，一道亮光从石缝中闪出，飘向北方，很快消失。没多久，朝廷一道圣谕让该人官复原职。从此，“官帽石”披上一道神奇的霞光，由此得名。

2、褪却浮华的生态园

文门生态园地理形胜甲海外，得水藏风，垂史逾三百载。传说清康熙年间，钦差苗曹汤巡边，入文门驻节，率黎民种

第三篇：河南省历史文化名村申请报告

河南省历史文化名村申请报告

一、石佛村概况

（一）地理位置

石佛村位于河南省三门峡义马市常村镇东部，义马市东部15公里处，三面分别于渑池、新安，宜阳三县交界，东径111 58

北纬34 42

距洛阳50公里，位于西安与洛阳两大文明古都之间，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

（二）历史沿革

石佛村古称“轼谷”1949年解放后更名为石佛。村中绝大多数居民为李氏，间为焦氏等杂姓，据《李氏家谱》记载“传为元末避乱，始祖从善公从母潘氏，弟从德公、堂弟从道公自亳州亳县顺河湾八里集迁至河南府渑池县治东轼谷村”，是以家族血缘关系纽带兴起的村落。隋朝以前属新安县管辖，公元605年始划入渑池县管辖，民国31年（1942年）石佛村归属常村乡，1956年，渑池县撤区并乡，石佛村划归渑池县洪阳中心乡，1970年7月，归义马矿区管理，1981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义马市成立，石佛村归义马市常村乡管辖至今。

（三）环境条件

1、气候

石佛村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日照充足，年平均气温12.4度，无霜期118—276天，年均降雨量666.9毫米，年差较大。

2、水文

石佛村属新安水文地质单元，主要河流为涧河，涧河最大流量1540立方米/秒，最小流量0.024立方米/秒。地下水水质比较好，没有受到严重污染，有第四系松散岩孔隙水和基岩裂隙水。

3、地形地貌

石佛村属于浅山丘陵地带，位于秦岭余脉崤山延伸带，总体地势东南高西北低。

（四）规模

石佛村现有居民526户，1998人，辖12个村民小组，总面积2.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170亩，林地面积1200亩。

（五）交通及通讯

历史上石佛村位于崤函古道上，陆路交通十分便利。现在陇海铁路穿村而过，东距火车站6公里，北依310国道，连霍高速公路，常盐线，霍石线等县乡公路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捷。石佛村通讯方便，建有移动联通通讯基站3个，现有实现有线电视，电话村村通。

（六）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石佛村为传统的农业村，全村人均耕地面积1.1亩，村民以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为主，近年来村民普遍种植中药材、朝天椒等经济作物，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部分村民利用农闲时节就近务工，2010年农民人均收入4200元。

二、历史文化资源

(一)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鸿庆寺石窟

1、石窟

鸿庆寺石窟群位于石佛村白鹿山南侧山崖，坐西朝南。石窟开创的确凿年代无法考证。据窟龛形制，造像题材，艺术风格和有关资料考察，应是始建于北景明年间，唐代续凿。据现存碑刻记载：“鸿庆寺由来久矣，考之金石，创始于六朝间，迨唐景龙五年，□□□□华龛六，虽古式不全而遗迹犹有存者，斯地也。”“昔公输子游我韶阳，登此山峰…….称曰白鹿山乃佛游之地也，闭山门偷修数龛…”。石窟群现存洞窟5座，佛像120余尊，飞天12个，佛教故事4幅。鸿庆寺石窟具有总体上规制严整，布局适当，设计精巧的特点。其中第一窟当属窟群中的精品。西壁两侧有天幕龛，正中的大型高浮雕“降魔变”更是精华，北壁的“出城娱乐图”乃是研究中国古典建设筑难得的历史资料。其它几窟亦不乏精工之作，第二窟逼真自然的衣饰，第四窟惟妙惟肖的思维菩萨及供养人等，巧妙地将主题、形式与装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出娴熟的雕刻技艺和丰富的想像力，堪称北魏晚期雕刻艺术之杰 作。文革期间，石窟遭到严重破坏。1956年，政府两次拔款开始对石窟进行维修，1963年首次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窟正处崤函古道，居历代交通之要冲，对于研究我国北朝晚期有、特别是北魏阶段佛教文化发展与繁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石窟的艺术美也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情趣，更是弘扬传统文化，普及历史文化知识，激发爱国，爱乡意识的重要场所，也为当地乃至周边地区的信教群众提供了一个礼拜祭祀的场所。

2、文物建筑---鸿庆寺西厢房

据史料记载，鸿庆寺原名三圣庙，“后周圣历元年，（公无698年）圣主御驾亲临，观此佛境，改名鸿庆寺，历代赐修数次，不记年矣。”金元时期，寺院仍占有耕地数百亩，纺车，侧轮水磨等生产生活资料一应俱全，每年向村民收取稞子。明清两代，寺内仍屡次修葺佛龛，佛殿，观音殿等建筑。寺内殿宇曾多次损毁重建，现石佛村年长村民还记得陇海铁路之南的鸿庆寺山门。鸿庆寺内建筑破坏比较严重，现只有当初寺院的西厢房保存相对完整，依然香火旺盛，寺院山门及大雄宝殿都已不复存在，东厢房只剩下残垣断壁。1982年建了保护围墙，1994年进行了清理修补。

3、白鹿山佛塔

佛塔位于石窟北侧的白鹿山上，原塔现已完全损毁。

（二）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家大院

李家大院位于义马市区东南15公里常村镇石佛村，鸿庆寺石窟东侧。李家大院建筑群创建于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距今已有150余年。

李家大院由五套四合院组成，村民俗称“五过庭”（由东而西命之一号院至五号院）。其中一号、二号院为石佛村李氏九代李一元所建，李一元“敕赠儒林郎布政司经历，盐运司知事”。三号院至五号院为其子李景阳所建，李景阳，安心葵，号太召，生于清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卒于同治元年（1862年），享年75岁，史料记载“邑庠生，议叙武信骑尉，晋封儒林郎布政司经历”，“性简易，虽素处蓄厚，无骄矜气”，“虽俭朴，而事涉义举无不乐为……..施义塜，里人立石，舍桥梁，近村树碑，他如修理佛殿(鸿庆寺)、建议奎楼、赈贷亲邻，种种善行，难以枚举”。石佛村南洼坟茔现存有“敕赠”墓碑一通。三、四、五号宅院主人依次为：长兄李鸣鹤（贡生）、掌门李景阳、四弟李鸣盛（武略骑尉）。自李景阳而后三代间，历仕武信骑尉、武德骑尉、布政司理问、太学生等数人，家业累聚，有地400余顷，传有“从义到铁门不踩二家地”之称。至十三世以后逐渐衰落，至解放前夕家业颓败，现除个别房屋土改时调整给其它村民居住之外，大部仍有李氏后裔居用，至今十七代。

李家大院建筑群中以五号、四号院保存最为完整，除上房塌毁，四号院外院东厢塌毁外，其它房屋台基、构架、屋顶及门窗均保存完好。文革期间破四旧，屋脊兽，大门门枕及个别屋门木刻遭不同程度损坏。

李家大院为典型的清式“硬山小式四合住宅”，其建筑严格循依清代《工程做法则例》。选址上，依照中国古代风水学说布局：李家大院背依白鹿山之“港湾”，南遥与涧河相望，涧河之滨为平川良田，谓之“前朱雀，后玄武”，堪为清代民俗文化的特写。李家大院建筑用材十分考究，屋顶梁架，一律为成年桐木，可保持构架经年不变形，又能减少屋顶负荷。大小椽子直径统一，正面墙壁青砖到顶，以白灰勾缝。宅院大门开于院落东南巽位，院大而门小，取其“聚气”。大门楼与倒座（南屋）露檐墙保持齐平，东侧借用山墙，墀头上有手工砖雕，门为双扇，门枕为青石雕刻抱鼓石，大门里侧用青砖圈成拱门，迎面为照壁。顺倒座（南屋）前檐廊迂回进入外院，院内布局依次为外院，垂花（过庭），里院，上房，地势逐级抬升，有“高山仰之”之势。

院内通用青砖铺地，屋内用方砖铺成。外院建为二层结构，东厢三间，西厢二间，里院则东西厢各三间，厢房屋门均双扇，窗为槛窗。倒座、垂花、均有前檐廊，檐柱柱基为青石雕刻，造型别致，刻工精良。屋门为四扇格扇门，中间双开，左右两扇背后装有销子，可开启。屋门木作十分精良，上部格心棂子为细木套榫组合花型，四周有仔边，供裱防风纸用。上中下条环板刻有灵芝福寿图。裙板为桐木质手工雕刻图案，风格淳朴，造型逼真，成为李家大院建筑工艺一大特色。

李家大院建筑集木作、木雕、瓦作、砖刻、石刻于一身，构思纯熟，工艺精湛，充分反映着清代制度、思想、习惯、工艺等时代文化背景，代表了清代建筑工艺的卓越艺术成就，更是研究清式建筑的实物性范例。

（三）千年古柏

千年古柏位于石佛村河南组，常盐线义马与宜阳交界处，属国家一家古树，估测树龄500年以上，属柏科侧柏树种，古树高7米，冠幅10.5米。2001年，义马市政府在古树四周设立栏杆，对古树进行有效保护，2006年公布为古树名木，并设立保护牌，现古树生长势旺盛，当地村民把古树当作神灵供奉。

第四篇：河南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河南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第1～6批）

为弘扬民族传统和中原文化，促进河南省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24号）等法规，经申报、评选得出，名单如下：

 第一批

 历史文化名镇

禹州市神垕镇，淅川县荆紫关镇。 第二批（2007年公布） 历史文化名镇

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新安县铁门镇，鹤壁市山城区石林乡，禹州市神垕镇，禹州市鸿畅镇，临颍县繁城回族镇，郏县广阔天地乡，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遂平县嵖岈山乡，光山县白雀园镇，光山县泼陂河镇，永城市芒山镇。 历史文化名村

孟津县朝阳镇卫坡村，卫辉市狮豹头乡小店河村，临颍县皇帝庙乡小商桥村，郏县堂街镇临沣寨，郏县李口乡张店村，罗山县铁铺乡何家冲村。

 第三批（2008年公布） 历史文化名镇

郑州市巩义市康店镇，安阳市林州市任村镇，安阳市滑县道口镇，许昌市襄城县丁营乡，漯河市舞阳县北舞渡镇，平顶山市郏县冢头镇，信阳市固始县陈集乡，商丘市永城市陈官庄乡，商丘市睢县后台乡。

 历史文化名村

洛阳市嵩县田湖镇程村，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大胡村，濮阳市清丰县双庙乡单拐村，平顶山市郏县薛店镇下宫村，平顶山市郏县茨芭乡苏坟村，平顶山市郏县茨芭乡姑嫂寺村，平顶山市鲁山县仓头乡仓头村，信阳市固始县武庙乡锁口村。

 第四批（2011年公布）

 历史文化名镇

尉氏县洧川镇，滑县万古镇，桐柏县淮源镇，永城市李寨镇，商水县邓城镇，淮滨县张庄乡，济源市轵城镇

 历史文化名村 内乡县乍曲乡吴垭村。

 第五批（2012年公布）

 历史文化名镇

登封市君召乡，灵宝市函谷关镇，南召县云阳镇，宁陵县张弓镇，光山县砖桥镇。 历史文化名村

汝阳县蔡店乡杜康村，汝阳县小店镇圣王台村，孟津县小浪底镇乔庄村，陕县西张村镇庙上村，渑池县段村乡赵沟村，义马市东区办事处石佛村，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村，济源市承留镇南姚村。 第六批（2014年公布）

 历史文化名镇

登封市颍阳镇、荥阳市汜水镇、安阳县蒋村镇、林州市石板岩乡、禹州市浅井镇、禹州市花石镇、宝丰县大营镇、宝丰县商酒务镇、项城市秣陵镇、滑县瓦岗寨镇、邓州市汲滩镇、永城市城关镇、永城市太丘镇。

历史文化名村

郑州市上街区方顶村、栾川县三川镇抱犊寨村、修武县岸上乡一斗水村、修武县西村乡双庙村场、禹州市浅井镇扒村、漯河市郾城区裴城村、宝丰县赵庄乡魔冢营村、宝丰县李庄乡翟集村、宝丰县商酒务镇赵官营村、宝丰县石桥镇高皇庙村、郏县冢头镇李渡口村、郏县薛店镇冢王村、郏县茨芭镇山头赵村、郏县渣园乡渣园村、郏县姚庄回族乡礼拜寺村、淅川县盛湾镇土地岭村、桐柏县城郊乡北杨庄村、商城县长竹园乡何家冲村、商城县长竹园乡四方洼村、商城县达权店镇新店村、新县周河乡毛铺村、新县八里畈镇神留桥村。

第五篇：走进第二批历史文化名村

走进第二批历史文化名村{13} 指路

自驾：从宁波城内至龙宫村约８０公里，自驾车从沈海高速宁海梅林下，经梅林街道、深甽镇往马岙、新昌方向，在龙宫村下。

公交：从宁海汽车总站有去马岙和新昌班车，过梅林、深甽和龙宫村。

“阡陌纵横平川展，群山奔涌台屏翠。古木成荫掩村廓。松风竹涛扑面来”。

这是一千多年前，诗人罗隐来到宁海龙宫村，写下的诗篇。深甽镇的龙宫村，位于宁海县西北部，大溪的上游。十八支清泉绕村而过，微漪涟涟。

龙溪、龙山、龙潭、龙桥、龙树„„这里似乎处处与龙有关。卵石堆砌的围墙，枝头上的翠意，偶一回首的村民，像一幅虚淡的水墨画。

龙溪边上穿山龙

进入龙宫村的山路绕了一圈又一圈。探访那天，车里的音乐应景地放着邓丽君的《原乡情浓》：

“山上哪有路，路难行咧，弯弯哪曲曲，一层又一层咧，小哥要去看小妹咧，不怕山高路不平咧„„”

盘旋得整个人云里雾里的时候，同行的杨古城先生说，龙宫村就像在一只大碗的碗底。

到了“碗底”，龙溪绕村而过。几个妇人在溪边洗菜，还有一位老妪用筛子上下晃动着青色的草。

“这是什么草？”

“这是艾青，做青麻糍用的。”

艾青，并不是诗人艾青，而是一种草，当地人用来做青团，做麻糍。那股清新的味道是艾青草的味道，也是春天的味道。

龙溪边就是陈氏宗祠。村里的老年协会会长陈志清已经８０岁了，可是说起陈氏一族的迁徙，仍旧如数家珍，头头是道。

陈氏一族从发源地河南淮阳迁到江西九江，再到福建，北宋宣和年间（１１１９年～１１２４年），陈仲良从平湖迁入，成为龙宫陈氏的始迁祖。

说到这里，陈志清指着两根廊柱上的对联念起来：“根发淮阳枝繁宇环绵世泽，源自平湖流至龙溪振家声。”

这副对联说的就是龙宫陈氏的地域变迁。陈氏村民以好学而考取功名者众多，先后建成三座祠堂。

总祠堂是星聚堂，建于明代崇祯十年（１６４３年），堂内的古戏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宁海十大古戏台之一。

星聚堂内悬挂着一块“状元及第”的匾额，两边是一副对联： “山景如画应记先辈披荆斩棘创基业，前程似锦更需后代昂首阔步建新功。”

还有两个祠堂是建于清代的崇德堂和民国的三之堂。3座宗祠各具特色，是保存完好的山乡古文化的景观。

走出祠堂前，陈志清老人提醒我们注意头顶上的“穿山龙”。这时，才恍然发现祠堂的屋梁上“盘踞”着一条龙。

这条穿山龙，其实是一条长约１５米的树根，形状似一条蜿蜒的龙，有龙头、龙身、龙尾，是几年前村民从山上挖来的。

咸丰皇帝的御匾

移步向前，来到育英书院。这里就是上文提到过的崇德堂，是宁海保存最完整的清代书院之一。

书院坐北朝南，是一个由正厅、东西厢楼和门厅四部分组成的四合院。

有一块大匾，上题“继武太邱”，这块匾是咸丰皇帝亲授的。那么，什么是太邱？

陈志清老人解释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贤之以才”的人被称为“太邱”。

这个太邱，就是育英书院的创办人，大家都尊称他为“锡昇公”。他生于乾隆年间，修建了崇德堂，开了二十间教室，兴办私塾，教书育人。

他逝世时享年８３岁，一些曾受过他资助的贫穷学生，为了报答当年的感激之情，借用杜甫的诗为他送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陈志清老人说，抗战期间，宁波的一些高等学府就曾搬到这里，继续给学生们上课。

如今的育英书院早已空空荡荡，只有院里的两棵金桂花，仍是一年年的明艳动人。

走出育英书院，陈志清老人向我们介绍，村里有3棵巨大的龙树：金龙树、银龙树、乌龙树。

金龙树，其实是古杨枫树，已经有４５０年的树龄，脖子上挂着“浙江古树名木”保护牌。

银龙树是银杏树，比金龙树还高寿，已有５００年的树龄。

乌龙树，又叫乌子树，因为结的果子叫乌子而得名。

龙宫村还有一种上好的茶，名叫“黄金芽”，色泽金黄，口感清冽。村民陈桂军说，只有用龙宫村的龙溪水沏茶，才能最大地彰显它的香气。

抬头仰望苍穹小

走在村里，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每隔几步，就有几行歪歪扭扭的白字映入眼帘。有时是一些小指示，有时是一些感慨。

比如，有一块石头上写着：“龙潭本来两山并拢，为建水库遭破坏，本来从潭岩里，只听其声，不见其形，潭口有大片树木。”

村干部陈国芬解释说，这是村里一个名叫陈勇的退休教师写的。他是个热心的老人，想让大家了解村史，对村里的任何破坏都感到痛心。

陈国芬说，龙潭水流湍急，利于发电。村里为了修电站，不小心把岩壁和龟岩破坏了。这是发展的代价，却让土生土长的村民们感到惋惜。

因为，这可是唐代大诗人罗隐为之倾倒的景观啊。

擦拭干净，扎红绳悬于梁栋上，喜庆吉利，算是龙宫村的宝贝。龙潭，位于村西海拔千米的龙溪水的山壁之中。原名“石龙窦”，潭深水碧，相传有龙于此出入，故曾有“龙腾山清水秀阴阳分明，宫庭人杰地灵日月艳辉”之说。

当年，诗人罗隐善山乐水、遍访名山。初到龙宫村，满目的青山屏翠已让他连连惊叹，想这毓秀之地必有更令人惊艳的风光。

于是，他顺着龙溪，沿着汉代古道，一路向前。拐了个弯的功夫，壮观的石潭峡谷陡峭，赫然屹立在眼前，犹如鬼斧神工般切开两面山，这便是传说中的龙潭了。

罗隐见此情状，诗兴大发，当即挥毫写下：

泄瀑百尺涌白雾，崖高千仞触蓝天。抬头仰望苍穹小，俯前脚下溪河宽。

为龙潭吟诗的，绝不止罗隐一位。还有一首不知名的小诗：“百尺龙槽势蜿蜒，钓徒曾向此间眠；山高亭舞天无日，只听涛声起耳边。”

在巨石上呆立了半天，回去的路上，罗隐还是不过瘾，伴着龙潭水的低吟浅唱，旋即又写下：

“飞瀑击潭洪鼓擂，回音激荡钟声响。流水低吟泉轻唱，山风软语叶细言。”

后来，那块罗隐站立过的巨石被人们命名为“罗隐岩”。

如今，我们站在罗隐当年伫立过的地方，似乎能感受到他当年的诗情与呐喊，穿过幽深的时光与潭水，回荡在耳畔。

专家点评

杨古城（文保专家、古村研究者）：古村落是数千年才形成的的“根”性文化。到了现代社会，人类已从自发文明逐渐转化为自觉文明。地处深山的龙宫村是一座深山古村落，村中四围高山，民居集中于中心台地，无数次山洪暴雨都因天造地设的蓄泄功能，竟末受水旱之灾，可谓藏风得水、避凶化吉。这座古村，从千年之前不足十几人，到１９８０年已有近６００户、约２０００人。现代文明进入深山后，不少村民外迁，住村不足千人，且多是老人。龙宫村就靠这一批老人守护着这块藏龙卧虎的风水宝地。近年入选中国传统古村落之后，村委正在筹划对古建筑逐步修缮、恢复旧貌。而且眼前村中已经有了小型饭馆，来龙宫村探胜怀旧的人也愈来愈多。走进龙宫村的外来人都会接受村人投来的善意的目光。因此，无论是本村人和外来人，都希望龙宫村的古村落能得到更完好的保护，对此寄予更多的希望和深情。东南商报 记者 陈也喆 通讯员 杨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