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国农村多元化住房保障体系构建探析
我国农村多元化住房保障体系构建探析
吴志宇
2012-11-21 15:46:10
来源:《现代经济探讨》(南京)2012年5期
【内容提要】为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难问题,政府出台了各种政策和措施。但在农村中农民除了可以无偿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的宅基地外,几乎得不到政府在住房方面的任何资助;而且这种单一的以宅基地福利为基础的居住保障方式亦已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而面临着难以持续的困境。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住房保障体系,不仅是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现实需要,也是贯彻住房机会平等,切实保障农民住房权利的必然要求。
【关 键 词】农村/宅基地/住房权/住房保障
长期以来,住房保障制度仅适用于城镇居民的惯性思维,让人们对在农村建立宅基地福利以外的其他住房保障政策和措施提出质疑。其实,农村宅基地福利制度只是使农户无偿获得了一处可以用于建造住房的土地,它并未真正解决农村贫困家庭的住房问题;而且,这种单一的以宅基地福利为基础的居住保障方式亦已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而面临着难以持续的困境。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形势下,从理论上重新反思和探讨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住房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住房权及其保障原则:农村住房保障制度的正当性分析
所谓住房权,又称“适足住房权”,“是指公民有权获得可负担得起的适宜于人类居住的,有良好物质设备和基础服务设施的,具有安全、健康、尊严并不受歧视的住房权利”(Janet Ellen,1997)。作为基本人权的住房权最先是在国际人权法上被提出来的。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196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5条首次明确提出了“住房权”的概念。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进一步重申了《世界人权宣言》的有关规定,明确提出:“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的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各缔约国将采取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一权利,并承认为此而实现基于自愿同意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1981年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住宅和城市问题研究会议通过的《住宅人权宣言》明确提出:“具有良好环境的、适宜人的住处,是所有居民的基本人权。”1991年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专门发表的《关于获得适当住房权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指出:“适足的住房之人权由来于相当的生活水准之权利,对享有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至关重要的。”“各缔约国政府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障适足住房权的实现。”1996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联合国第二届人类住区会议把“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和“城市化进程中人类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两个具有同等全球性重要意义的主题,讨论并通过了《人居议程》和《伊斯坦布尔人居宣言》,各国政府承诺在住房政策、方案和项目等方面促进男女平等,致力于充分和逐步实现国际文件所规定的适当住房权利,并寻求各种伙伴的积极参与,确保住房保有权的法律保障和免受歧视的保护,以及人人能平等获得可负担得起的适当住房等。
政府在尊重、保护、促进和实现住房权时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基本原则就是住房机会平等原则([美]阿列克斯•施瓦兹著、黄瑛译,2008)。所谓住房机会平等,是指人人都有获得充分住房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因为种族、性别、年龄、党派、性取向等在住房的获得和使用上遭到歧视。处境不利的经济或者社会弱势群体,诸如灾民、贫民、重症病人、老年人、儿童、残废人、艾滋病患者、精神病患者等有充分和持久地得到适足住房资源的权利,并应得到优先保障。1996年联合国第二届人类住区会议通过的《人居议程》明确指出:在公平的人类住区中,所有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者其他观点、国籍或者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者其他地位,均有平等享有住房、基础设施、保健服务、充足的食物和水、教育和空地的机会。
我国政府在1996年联合国人居大会上指出:“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是一项最基本的人权,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内容。”1997年我国政府正式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作为缔约国,我国政府自应承担起履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适当住房权”的义务。但目前在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府推出的各种住房保障政策和措施,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限价房以及住房公积金等制度,均只适用于城镇居民;对于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而言,除了由集体经济组织无偿分配给其用于建造住房的宅基地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住房福利。农民的住房一直由农民自己出资修建,除非是农村的“低保户”或者“五保户”,否则农民不可能无偿获得政府提供的哪怕是十分简陋的住房或者在住房方面的任何补贴。从住房保障角度看,我国现行的农村宅基地福利制度是一种间接的、最低层次的居住保障措施,农民只是无偿获得了一处可用于建造住房的宅基地,而不是获得了可供直接居住的住房,它并不能为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家庭提供真正有效的居住保障。如在我国不少经济落后地区仍然存在一定规模的危房户、缺房户甚至无房户,其居住条件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和保障;部分无力承担建房费用或经济条件有限的家庭,其居住的房屋质量低下、配套残缺、外观简陋,甚至存有严重的安全隐患等。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形势下,改革和完善目前我国农村单一的宅基地福利保障方式,逐步建立起多元化的农村住房保障体系,不仅是改善农民居住条件,促进社会和谐,而且也是贯彻住房机会平等原则,保障农民住房权利的客观需要。
二、以宅基地福利为基础的农村住房保障制度面临的困局及其成因
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目前我国农村最基本的两项保障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为了保障“耕者有其田”,以满足农民“吃”这一基本生存需要;宅基地使用权则是为了保障“居者有其屋”,其目的在于保证农民有一块可以建房的宅基地,以满足其“住”这一基本生存需要。为了实现宅基地对农民的居住保障功能,我国《宪法》、《民法通则》、《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从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等方面进行层层设计,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身份”色彩的宅基地法律制度(刘俊,2007),主要包括:一是“两权分离,一宅两制”,即宅基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农户仅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但宅基地之上的房屋所有权属于农户。二是“主体特定,一户一宅”,即宅基地使用权仅限于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享有,非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包括城镇居民不得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必须以“户”为单位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而且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三是“无偿使用,限制流转”,即只要符合法定的申请条件,农户就可以取得宅基地使用权,且无需支付任何代价;宅基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和住宅;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这种凭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而无偿获得宅基地使用权,并严格限制其流转的制度不仅可以为农村村民提供基本的居住保障,同时也可以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并能有效防范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现行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不仅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其固有的保障农民居住权的功能也面临着难以持续的现实困境:一方面,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人多地少、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日益尖锐。据统计分析,今后20年我国每年约有1200多万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镇,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新增2000平方公里的非农建设用地,城市建成区面积将扩大158万亩(王家庭等,2008)。在严格保护耕地,耕地资源不可减少的情况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将是补给城市规模扩张的主要来源,农村宅基地资源的稀缺性将日益突出(刘守英,2008)。但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城市人口,农村居民点用地在范围上应当逐渐缩小,在数量上应当逐渐减少,但在我国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形。据统计,1996-2006年是我国城市化最快的10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34%,农村人口减少了1.23亿人,但农村居住用地反而增加了近130万亩,新增宅基地80多万亩(张汉飞等,2010)。与此同时,由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在城市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其在农村的宅基地和房屋长期被闲置,一些地方甚至形成了规模不等的“空心村”,农村宅基地规模不断扩张与大量闲置并存的局面非常突出。
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实践中土地执法不严、监管不力的问题,也与现行的宅基地制度本身不完备有关,比如:《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但对“户”的认定标准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不少农村地区,只要男性村民成年结婚后就可以分户,兄弟几人每人一户一宅。有的父母也单独拥有一宅。这样,在农村新出生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村庄规模和宅基地使用面积也就随之不断扩大。再如,虽然《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但《民法通则》、《继承法》等法律规定,公民的房屋作为个人财产,可以继承和赠与;而且,《土地管理法》并没有禁止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而只是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因此,农村村民可以通过继承、赠与和买卖住房等方式,占有多处宅基地,从而导致实践中“一户多宅”的情形比较普遍(长子中,2011)。此外,现行法律严格限制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尤其不允许将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给城镇居民。但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实际已分得宅基地的农民已不可能购买宅基地,否则势必违反“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的规定;而没有分得宅基地的村民又可以依法通过申请方式无偿取得,没有必要通过转让取得。因此,实践中同村村民之间的住房买卖很少进行,从而导致大量宅基地长期处于闲置状态。
三、维持农村宅基地的福利性居住保障功能,实行严格的“一户一宅”制度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处于初创阶段,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宅基地仍然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地,应当继续维持宅基地对农民的福利性居住保障功能,同时实行更为严格的“一户一宅”制度。
1.坚持“一户一宅”原则,明确“一户一宅”的内涵。我国人多地少,根本没有条件为农民提供多处宅基地,或者随意放宽农户建房的用地标准,只有实行定量分配才能满足农村村民对宅基地不断增长的需求(孟勤国,2005)。因此,在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等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和贯彻“一户一宅基”的基本原则。同时,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规定“一户一宅”的具体内涵是指“农村村民一户可以并且只能通过申请或者其他合法途径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
2.严格宅基地使用权的申请条件。明确规定分户和宅基地面积的计算标准。在分户方面,应当充分尊重我国农村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可规定多子家庭的成年儿子结婚后可以分户;一儿一女或者一儿多女家庭的成年儿子结婚后,如其姐妹有招婿情形的,才可分户;无儿多女家庭的成年女儿结婚后,如其姐妹有招婿情形的,可以分户;独子女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与父母分户。在宅基地面积的计算标准方面,由于现代农民家庭住房大多以钢筋水泥结构的复式楼房为主,而不再是传统的平面结构样式,因此,应当按现有宅基地上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韩松,2011)。
3.维持宅基地的福利性,继续实行宅基地的无偿使用。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经济还不发达,农民收入相对较低,应当维持宅基地的福利性保障功能,继续实行宅基地的无偿使用。否则,不仅会无谓地增加大多数农民的负担,而且会导致一部分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流离失所,失去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有观点认为,目前农村已经存在宅基地分配不均、批少占多等问题,无偿取得宅基地,既无法满足农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需要,也影响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应当实行宅基地有偿使用(胡康生,2007)。其实,对于实践中存在的少批多占等问题,只要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的宅基地分配标准,就完全可以避免;况且,少批多占等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对违法行为应当通过法律手段予以纠正,而不应当通过收取费用或者对价的方式使其合法化。
4.维护宅基地对农民集体成员的保障性,限制或者禁止其自由流转。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具有严格身份限制和特定目的限制的福利性“成员权”,当原集体成员的身份丧失或者不再需要在集体所有的宅基地上居住时,应当将宅基地交还给集体或者由集体收回,也可以随宅基地上的房屋所有权一并转让给符合宅基地使用条件的本集体的其他成员,而不能转让给本集体已取得法定标准的宅基地使用权的成员,更不能转让给非本集体组织的成员。即使是已建有房屋的宅基地,也不能通过房屋的买卖、赠与或者继承等方式自由流转,应当实行“房随地走”的原则,由有权取得该房屋之下的宅基地使用权的本集体成员继受取得。有观点认为,允许宅基地自由转让,是实现“物权平等”和“同地同权”原则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宅基地的交换价值,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为农民创业致富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有利于提高宅基地的利用效率,减少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导致的宅基地闲置和浪费等(朱岩,2006)。实际上,这些观点“似是而非”:首先,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集体为了满足其成员的居住需要而无偿分配的,而允许自由流转的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则是通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市场有偿取得的,限制或者禁止农村宅基地自由流转不存在“物权不平等”和“同地不同权”的问题。其次,允许宅基地自由转让虽然会提高宅基地的交换价值,便利农民融资,但对只有一处宅基地并用于自住的农民而言,宅基地价格的上升并不会为其带来多少实际利益,济一时之需而卖地的农民再想置地时就得付出更高的代价(韩松,2011)。再次,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但如果将其宅基地转让后又没有及时融入城市,回到农村又无“立锥之地”时,将会流离失所,从而影响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
5.建立宅基地收回制度。促进宅基地有效利用。对原始取得合法,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不符合继续使用条件的宅基地,应当经由特定程序,由所在集体予以收回。我国现行法律虽然规定了某些可以收回宅基地的情形,但对收回程序以及补偿标准等缺乏明确的规定,致使实践中收回宅基地使用权的情形寥寥无几。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宅基地收回制度的适用条件和程序,规定在以下几种情况下,经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议,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宅基地:(1)原宅基地使用权人已迁入城镇落户,并享有城镇居民待遇的;(2)原宅基地使用权人已迁入其他集体经济组织落户,并取得了新的宅基地使用权的;(3)因村庄规划或者宅基地整理等各种原因,已取得新的宅基地使用权的;(4)原宅基地使用权人死亡后“绝户”,或者没有相应的具有宅基地使用权取得资格的继承人的;(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陈小君等,2010)。
四、拓展农村住房保障方式,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住房保障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形势下,应当进一步强化政府对农村住房保障的义务和责任,提高农村住房保障的层次和水平,逐步改变目前单一的宅基地实物保障模式,建立起与现代住房保障理念相适应,针对农村村民家庭不同情况的,包括宅基地实物保障、住房实物保障和货币化补贴等各种方式相结合的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住房保障体系。
1.加强村庄规划和宅基地整理,引导和支持农村村民集资合作建房,变宅基地实物分配为住房实物分配。目前我国农村村庄普遍缺乏科学规划,居民点分散、规模小和生活基础设施缺乏的状况比较突出,长此以往,现行的农村村民一户一处宅基地的基本国策将难以持续。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村庄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逐步改变目前农村普遍存在的宅基地粗放利用的现状,引导和支持农村村民集资合作建房,变宅基地实物分配为住房实物分配。如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可引导和支持农村村民集资建设容积率较高的多层甚至高层住宅,变“一户一宅(基地)”为“一户一房”。这不仅可以有效控制农村宅基地规模的扩张,减少占用耕地的压力,而且可以促进农村居民点和住宅的适度集中,改善农村的居住环境,提高农村村民的居住质量。必须指出的是,在村庄规划和宅基地整理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各地农村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农民生产、生活的现实需要。防止片面追求土地容积率和利用效率,集中建设所谓的“欧式村”和“赶农民上楼”等项目(张秀智等,2009)。
2.为农村贫困家庭,特别是农村“低保户”和“五保户”等住房困难家庭,直接提供住房实物保障或者货币补贴。一些农村贫困家庭,特别是“五保户”,房屋破旧,面积狭小,质量低劣,甚至已成为危房,居住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和保障。对这一部分住房困难的农村贫困家庭,政府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采取不同措施:房屋修缮后仍可居住的,由政府提供直接的现金补贴或者建材补贴;属于危旧房无法修缮的,由政府负责拆建,统一安置;对由于自然灾害等各种偶然因素而出现经济和居住困难的家庭,政府可为其向金融机构贷款建房提供担保,还可以实施财政贴息,减轻其还贷负担。
3.建立宅基地置换机制,引导和支持已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村村民迁入城镇落户,并给予其住房实物保障或者货币补贴。通过宅基地置换,农民退出宅基地使用权,政府在城镇给予其住房实物补贴,或者为其在城镇购买住房提供货币补贴,不仅可以增加耕地或者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而且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目前,我国已有部分地区(如天津、浙江、重庆等)开始试行让农民用其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城镇户口或者社会保险的改革。但是,实施宅基地置换应当坚持农民自愿原则,不得强制推行;而且要使置换农民在城镇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无后顾之忧。否则,置换农民很可能会沦为城镇贫民,成为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郭书田,2009)。
4.建立宅基地指标交易机制,多渠道筹集农村住房保障资金。农村住房保障实质上是政府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或者服务,其保障范围和水平主要取决于政府的财力。建立宅基地指标交易制度,实行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不仅可以使广大农村村民分享到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成果,而且可以为我国农村住房保障建设提供大量合理、稳定和持续的资金来源。所谓宅基地指标交易,是指在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对耕地予以严格的保护,以及对各区域建设用地指标予以严格控制的前提下,通过城市向农村购买建设用地指标,或者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购买建设用地指标的形式,以实现土地发展权在区位上的置换。我国目前实施的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政策就是宅基地指标交易的一种表现形式。推进宅基地指标交易,关键是要确认和实现宅基地的发展收益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农村村民的居住权,农民集体或者农户对宅基地进行整理,复垦为耕地后,政府因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而获得的土地出让金等收益应当优先用于原宅基地使用权人的住房保障支出,包括对原宅基地使用权人的房屋拆迁补偿,以及安置等费用;并应拨付一部分给农民集体,专款专用于农民集资合作建房补贴或者农村“低保户”和“五保户”等住房困难的贫困家庭修缮、改建住房等。此外,大力发展农民集体经济,吸引社会资金参与,也是多渠道筹集农村保障性住房资金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1].Janet Ellen.Steams Voluntary Bond, the Impact of Habitation U.S.Housing Policy,Saint Louis University Public Law Review, 1997.[2].[美]阿列克斯•施瓦兹著、黄瑛译:《美国住房政策》,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3].刘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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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守英:《中国的二元土地权利制度与土地市场残缺》,《经济研究参考》2008年第31期。
[6].张汉飞、石霞:《我国现行农村宅基地制度及创新》,《农业经济问题》2010年第12期。
[7].长子中:《当前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宅基地问题》,《中国经贸导刊》2011年第2期。
[8].孟勤国:《物权法开禁农村宅基地交易之辩》,《法学评论》2005年第4期。
[9].韩松:《论对农村宅基地的管理与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0].胡康生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11].朱岩:《宅基地使用权评释》,《中外法学》2006年第1期。
[12].陈小君、蒋省三:《宅基地使用权制度:规范解析、实践挑战及其立法回应》,《管理世界》2010年第10期。
[13].张秀智、丁锐:《经济欠发达与偏远农村地区宅基地退出机制分析:案例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6期。
[14].郭书田:《“宅基地换社保”的三个前提》,《中国土地》2009年第8期。^
第二篇:关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思考
关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思考
【内容摘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是促进农村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稳压器”,是农民安居乐业、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保障。就在今年的全国两会就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展开调查结果显示:“社会保障”问题仍然高居榜首。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现行农村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性,并借鉴国外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宝贵经验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为构建人民满意的社会会保障体系努力奋斗。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重要性;启示
一、我国现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
从建国以后,我国逐步建立起的社会保障先天性的存在着二元结构,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城市居民实行的是较为完整的保障政策和措施,而对农村居民则长期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使他们长期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制之外,处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化”状态。
(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覆盖面窄、发展不平衡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与生活保障三部分。这三部分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长期处于孤立的状态,农民的各项保障始终得不到解决和政策的落实。社会保障制度,是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以达到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权利、维护生活稳定、实现生活公平为目的,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保证。但数据统计显示,占全国80%左右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占全国保障费总支出的11%,而占人口不到20%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费支出占总支出的89%,可见,农村与城市人口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极不平衡。此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各地的发展也很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呈现严重的非均衡态势。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很多农村大部分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贫困地区的现状就不容乐观了。
(二)政府资金投资力度不够,筹资渠道单一
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社保资金短缺,来源渠道狭窄,资金短缺问题已成为制约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要瓶颈。在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方面,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政策扶持”的原则。据有关研究表明,在我国农村约有1.4亿的人群因收人低于488元而尚不足以维持其基本的食品消费,更不用说支付大量的医疗费用。国家虽然已经加大了社保的投入力度,但远不及农民对社保资金的需要,社保资金增加的幅度远低于物价的上涨速度。
(三)缺乏适度的监管机制和法律保障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从机构上来看,呈现出“多龙治水”的现象,部分地区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农村职工社会保障统筹归劳动部门管理,医疗保障由卫生部门和劳动者所在单位或乡村集体共同管理,农村社会养老和优抚归民政部门管理,由于这些部门所行使的职责和任务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致使各部门之间权责不明确、分工不合理,又缺乏相互的监督机制,造成办事效率低下,农
民的利益得不到切实保证。从农村的社会保障基金来看,缺乏有效的监督。农村的社会保障基金由各级地方政府的下属机构来征缴、管理和使用,三权集于一身,当地的管理部门任意挪用、挥霍甚至贪污资金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保障资金的正常运转,损害了农村居民的切实利益。从法律的层次上看,目前尚未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法律框架,使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治理效率低下。
二、建立健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性
自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人们对于“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显得越发的突出,人们已经认识到,农民问题依然是我国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解决不好,将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屣和整个现代化进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严重滞后,已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最薄弱环节,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农村社会保障作为“农村社会安全网或社会稳定器”,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及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的需求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六大明确指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的手段,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本质和最终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阶级和剥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进社会福利,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
(二)有利于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建立健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三)推动社会经济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前提条件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深化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改革,保持社会稳定,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稳定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成效与农村居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是关系民生和国家稳定发展的重大战略,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建设具有巨大的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2008年出现的全球经济危机,使身处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我国的GDP 出现了一个近五年以来少见的低增长态势。为此,国家和政府采取了许多相关的解决措施,扩大内需就是其中的一种,用本国内在的消费能力来调整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并最终带动经济持续健康增
长。在我看来,扩大内需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在我国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给民众最大限度公平感和安全感,切实解决民众最关心的医疗问题、教育问题、养老问题、住房问题,尽可能地解除民众的后顾之忧,那么民众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积极地投身于经济建设,努力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了更可靠的保障,才能不断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稳定运行。
三、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创新性思考
渐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的法律体系渐趋完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取得初步成效,但由于国家和政府对于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重视不够,政府保障金投资力度小,筹集渠道单一,没有进行合理的监督和管理等一系列原因,使得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缺乏有力的支撑。为此,针对现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为加快建立健全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特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解决措施:
(一)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统筹城乡均衡发展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公民因年老、疾病、伤残、孤寡、事业、死亡及灾害造成生活困难时,为其基本生活安全提供保护的一种体现社会调剂功能的制度安排。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就是居者有其居,能接受免费公共教育和医疗保障,基本生活需求能得到满足。胡锦涛总书记也说:“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现阶段制约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发展的因素就是各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保障相对滞后,事实表明,只有建立健全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城乡经济的均衡发展,以城市带动农村,农村促进城市,减少城乡差距,破除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二)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拓宽农村社保资金来源渠道
社保资金来源需广辟融资渠道,通过多种形式筹措农村社保资金。除农民个人负担外,国家财政、用人单位、社会及个人资助、社会福利设施、民间捐赠机构等都可以成为社保资金的有效来源。建立广泛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必然要以雄厚的资金作为基础。没有充足的资金保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是一纸空话,因此,一方面中央财政、地方财政需要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保资金支出比例,加大对农村社保资金的投入。同时,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要明确各自责任和投资分配比例。另一方面,也要鼓励和引导参保人员积极缴纳社会保险费,鼓励社会捐赠,减少政府的财政压力,起到“抑富济贫”的作用,有利于构建统一和谐的社会保障体系。
(三)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管理机制和法律监督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经济制度,要使其在我国农村顺利实施并发挥积极作用,就必须保证其规范性和相对稳定性,而这只有加强法律的监督力度才能做到。因此,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一个不可忽视 的因素。一方面可以通过一些法定的机构促进社会保障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建立建立严格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贯彻执行。
四、国外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综观世界各国经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总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建立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但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起步晚、标准低,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立人民满意的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社会保险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四个方面,如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社会保障这个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检验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试金石。2011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在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快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继续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及相互衔接,推进解决社会保障历史遗留问题,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关心,顺应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为建立健全人民满意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二)强化政府职能,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稳定器”功能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确保广大农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为目标和宗旨,具有非盈利性、普遍性的特点,这一性质决定了承担农村社会保障职责的主角是政府。各级政府应将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列入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中,切实增强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确保农村社会保障的顺利发展。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建立覆盖全社会范围、保障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体系还需要经过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各政府相关部门也应该充分发挥各自的效用,强化政府的社会职能和公共管理服务职能,加大政府扶植力度,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可靠地物质保障。
(三)制定合理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原则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需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农村社会经济的特点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制定合理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原则。首先,社会保障要遵循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原则。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必须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出发,防止社会保障成为经济发展的包袱和障碍;其次,社会保障要遵循公平和效率相结合的原则。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必须将社会产品进行合理的分配,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主要通过发挥市场的作用,再次分配注重公平,主要通过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有助于社会公平。再次,农村社会保障应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在规划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时应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量力而行,坚持社会保障的循序渐进,稳步发展。最后,坚持自愿的原则,在沿海等有条件的地区先开展试点,取得经验之后再进行推广,从而确保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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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研究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研究
摘 要: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医疗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多项制度的改革与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果,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为此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探讨。
关键词:社会保障;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农村医疗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现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获得巨大发展,各项制度不断健全,财政投入不断增加,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内容主要包括农村社会保险、农村社会救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社会福利等四个方面,并具体体现为六种形式:
1、是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即为农村居民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抚养义务人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在衣食住医葬(教)等方面提供最基本生活保障的制度。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五保户供养资金来源渠道发生了重大变化,五保供养通过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逐步纳入了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据统计,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已从2003年的204.2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526万人,基本做到了应保尽保。
2、、是农村军人及家属优抚安置制度。即政府对军人及其家属为主体的优抚安置对象进行物质照顾和精神抚慰的一种制度。据了解,目前全国有4000多万个优抚安置对象。
3、是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主要包括对遭受自然灾害后的农民进行救济、对其他贫困农民进行救济以及对贫困农民进行医疗救济等多个方面。目前,在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区,这些救助对象基本上都纳入了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据统计,2007年各级财政共安排农村社会救济支出186.8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农村低保补助资金30亿元,专项用于支持已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的地区完善制度和未建立制度的地区建立制度。
4、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2003年后,一些地方开展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取得了突破和进展。到2007年年底,全国已有31个省区市的近2000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有50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保险基金300多亿元,有300多万参保农民领取了养老金。
5、是计划生育保险和奖励制度。2004年各地开始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夫妇,每人从年满60周岁起享受年均不低于600元的奖励扶助金,直到亡故为止。
6、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3年国务院要求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政府资助为主、农民缴费为辅的筹资机制。为进一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受益水平,从2006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合农民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10元提高到20元。据统计,截至2007年底,全国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县(市、区)已达到2451个,参合农民7.3亿人,占全国农业人口的84%。2003—2007年,中央财政共安排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169亿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不断推进,缓解了农村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
二、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城乡社会保障差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生产、农民生活与市场的关联度越来越大,受市场的冲击也越来越大。同时,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决定了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更多地受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农民生活水平的稳定因素要多于城市人口,但就目前看,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很大差距,农村的医疗、养老、低保这三项最基本的保障形式,仅处在试点或探讨阶段。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保障方式短时期在农村无望实施。
2、社会保障覆盖面窄、层次低、发展不平衡。从社会保障的支出看,到目前为止,占全国80%左右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占全国保障费总支出的11%,而占人口不到20%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费支出占总支出的89%。可见,农村与城市人口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不平衡。从覆盖面看,城镇已达91%,而农村只有2%。另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各地区也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好于东北、中、西部地区。
3、社保资金缺乏稳定来源、筹资困难。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保资金短缺。国家虽然加大投人力度,但远不及农民对社保资金的需要,社保资金增加的幅度低于物价的上涨速度。社保资金来源单
一、有限,主要坚持“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大多数集体无力或不愿承担,国家政策很难落实到位,单纯依靠农民自己缴纳又受农民收人水平的限制。这样,社保资金就缺乏稳定性与持久性。
4、硬件设施差。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农村社会保障相关的研究硬件设施也很差。医疗卫生方面,目前全国乡镇卫生院危房现象十分普遍,乡镇卫生院缺少运送病人的车辆;“五保”集中供养方面,很多敬老院已经危房,房屋破损严重,没有资金进行维修。还有医保、社保信息化建设的硬件设施方面缺口也很大。
5、一些特殊人群的社会保障存在“盲区”。一些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更值得我们关注,如农民工保障问题、农村非农业人口保障问题、失地农民保障问题等。由于这些社会群体的社会保障存在很强的特殊性,目前都没有系统的社会保障措施,多数问题尚在探讨阶段。
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紧迫性、必要性。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要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障碍。完善农村社保障政策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前提和保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目标就是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提供安全保障,以确保其不因特定事件的发生而陷入生存困境,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社会成员解决了由于生活无保障而出现的基本生存问题,并且获得了在其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参与社会竞争的机会,为其能力的发挥奠定了基础;社会保障还通过对意外事故中的不幸者的救济、为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或者失业救济、为疾病患者或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弱势群体提供医疗保障,消除各种危及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社会风险,免除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调动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些正是人的发展的价值目标的充分体现,从而实现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价值目标的有机统一,这正是科学发展观所要体现的内涵。
2、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最近连续几年中央都以“一号文件”的形式来凸显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发展小城镇、农业现代化、调整产业结构、加大资金和技术扶持力度、取消农业税、粮食直补、大型农机具补贴、工业反哺农业等一系列措施多管齐下,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究其根源,广大农民缺乏社会保障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如农民自己编的顺口溜:“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一场大病足可以令农民倾家荡产,在此情况下,国家再好的惠农政策也是枉然。所以,为农民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等同于增加了农民收入,是妥善解决“三农”问题的金钥匙,同时政府的一系惠农列政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四、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
1、要坚持突出重点,逐步推进。根据基层和农村群众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农村社会。障体系应该包括农民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和贫困救助等方面的内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跳而就。必须在充分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和认识水平,考虑省情和财力的基础上,根据农民的需要,突出重点、逐步推进,保障标准由低到高,保障范围由小到大保障内容由单项到综合。
2、要坚持多渠道筹集农村社会保障资金。农村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地方。农民参保三个方面。政府投入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撑,各级政府应当从加快农村小康社会建设步伐、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努力增加用于农村社保的投入。
3、要坚持把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发展农村社会保险事业相结合。建立农村社会。障虽然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但是,由于社会保障的政策性、统一性、普遍性,只能解决农民普遍面临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不可能解决农民保障面临的全部问题,更无法满足不同收入水平农民不同层次的需求。因此,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还应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保险事业,鼓励各类保险机构积极开拓农村市场,开展家业自然灾害,农村家庭财产,农民人身意外伤害、伤残等保险活动,使农民遭受意外损失或意外伤残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化解农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类风险,减少各种天灾人祸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4、大力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工作。首先应当根据宪法尽快制定社会保障立法体系。这一体系,应当包含公民社会保障的基本权利法案和各项专门的社会保障法案。其中,公民社会保障基本权利法案将对社会保障的对象、范围、实施,社会保障资金筹集和管理,社会保障机构的设置,公民享受社会保障的程序,侵害公民社会保障权利行为的处置等,作出具体的规定。在社会保障基本权利法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障法、医疗保障法、老年保障法、军烈属保障法等专门的社会保障立法体系。其次,应当尽快制定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立法体系。可以考虑条件成熟时单独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社会保障法案,以反映我国农村变革中的现实和复杂情况及其不同于城市的显著特点。
5、着重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合作医疗三项制度。现阶段应着重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合作医疗制度。只有将这三项惠大多数农村居民的制度建立和完善起来,农民基本生活才有真正的保障。
总结语:
总之,改变农村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均衡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现阶段应以新农村建设为锲机,尽快完善农村各项保障制度。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支持。同时应该看到建立健全我国农村保障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到诸多方面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可能需要我们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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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农村警务模式的多元化构建
农村警务模式的多元化构建
农村警务是指立足农村,充分利用乡村治安资源,通过警民、乡镇、村社有机结合,维护农村治安、预防违法犯罪,促进农村乡风文明的警务模式。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进行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 以及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逐步深入,在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各种思想、文化交替碰撞下,社会治安稳定面临着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农村公安机关传统的警务模式难以适应现状,农村警务模式亟须创新变革。
尤其是我们新疆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分裂和反分裂斗争的前沿,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在新疆,分裂和反分裂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的。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外各种矛盾问题相互交织的情况下,维护新疆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平安农村建设工程适应了社会协调发展,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平安农村首先应该是治安状况良好的农村。
建立起适应新形势要求的现代警务体制,寻找新形势下的农村警务模式,是当前警务改革和基层基础工作深入推进的当务之急。构建并实施农村派出所区域一体化警务模式,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警务模式改革之路。
一、当前常见农村警务模式
农村警务模式既是指将警力立足于农村,利用乡村治安资源,通过警民、乡镇、村社有机的结合,维护农村治安,预防违法犯罪,确保农村警务机制与体制的有效运用和完整实施所包括的农村派出所的软件和硬件设施,包括派出所的内部结构,实施维护农村治安环境的方案,实施农村治安防控体系,办案机制,后勤保障,农村警务生存的一套方式方法。
在当前新疆反恐维稳的新形势下,新疆农村民警的主要职责应为反恐维稳和治安管理两大类。
目前农村实行的是突击救火型警务模式和坐诊式警务模式。突击救火型警务模式指基层派出所对农村的治安维护主要放在事后处置上,缺乏对农村治安防控体系的总体把握,导致效率低下。从工作职责和警力分布看,农村派出所职责重大,警力严重不足。派出所的工作繁杂。派出所不仅要打击违法犯罪,查处和侦破各类刑事、治安案件,还要负责各类纠纷的调解,落实各项公安基础工作,如人口管理,重点对象帮教、邪教、非法组织的监控、帮教、转化等。甚至个别地方党委政府还要求民警参加收税、计划生育等非警务活动。农村各所现有警力已与其所担负的任务明显不相适应。派出所的工作基本上处于疲于应付的境地,有的甚至连应付都应付不过来,更谈不上对社会治安主动出击和实施有效管理。现在的警务模式大都停留于被动警务模式即坐诊式警务模式,农村基层派出所在警务运作上模仿县城公安局的做法,坐等群众上门报案、报警,长期重打轻防,将主要精力放在侦查破案上,而忽视了以人口管理和治安管理为重点的基层基础工作,未能有效地组织起治安防范体系。
二、当前农村警务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是警力明显不足。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的流动性大,管理难度大,处警任务重,加上民警年龄老化,个别单位为了优化警力,将年纪轻身体好业务精的民警放在打击岗位上,将年龄较大身体不好的民警放在驻村岗位上,农村警力却未能相应地得到增长,使之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警力显得更加艰难。民警每天超负荷运转,没有充裕的时间来进行必要休整,时不时还要抽调民警参加各种各样的警卫、值勤和安全保卫等工作,民警精力透支严重。可以说,警力不足是当前制约农村警务战略发展的一个普遍性问题。
二是农村警务的经济保障不足。一是农村派出所条件有限。从各所现有办公条件来看,农村派出所办公条件均十分艰苦和简陋,开展警务工作得不到有效的支持。有的所甚至连基本的办公场所也未解决,只能暂时借房办公,有的所办公桌椅已用了上十年,陈旧不堪。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配套的软件设施,均难以达到等级派出所的基本要求。由于条件艰苦,很难留住民警的心。警心不稳,工作就会不实。有的农村所领导情愿在城区所当普通民警也不愿留在农村。警力频繁调动,给农村派出所工作带来诸多不良影响。有的民警甚至还没完全熟悉辖区情况就走了,因而给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许多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也难以实现对辖区治安的掌控。经费的短缺导致警务工作的效率低。从经费上来说,经费问题是制约农村警务体制创新的瓶颈。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农村警务模式创新必须要有充足的经费作后盾。
三是对农村警务工作重视不到位。从整体情况来看,分局、派出所领导对农村工作重视程度高,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推动这项工作。但是也有个别派出所领导存在重视考核工作,轻视基础工作的不良倾向,对立竿见影能够及时体现在绩效考核上的工作重视程度高。相对而言,对社区基础性工作,一时体现不到考核成绩上的重视不到位。基于这种指导思想,在案件查处、巡逻和农村民警的配置上,往往侧重于案件查处和巡逻。由于领导重视不够,制约了农村警务工作的开展。
四是到群众中工作的力度不够。目前的农村警务室,实行的是“一村一警”、“多村一警”的模式。一个民警,往往管辖一个村甚至几个村,而当前农村警务建设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个别民警不能充分挖掘、利用现有的农村村委会、群防组织、治保组织等基层力量,工作中不相信群众,不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使得群众对治安工作缺乏热情,自治、自防能力下降。民警下辖区时间普遍不足。不能保证每周两个工作日到警务室工作,不能按公开的办公时间去工作,不能把所管村庄每周都走访到,群众见警率低,民警对辖区熟悉率低。有的驻村民警家住在城区,离派出所几十公里远,这部分民警大部分只能吃住在派出所,很难再到警务室和偏远的村庄去走访。民警除农村工作外,还担负接处警、处置群体性事件、维护工程项目开工典礼秩序等工作任务。加之村级“两委”班子换届选举、大型警卫、值勤等,占用了农村民警大量时间,使农村民警无暇顾及社区工作。
五是个别民警工作能力有待提高。从农村民警现状来看,工作能力离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还有一定的差离,表现为:其一处理农村事务能力不到位。当前社农村存在大量邻里矛盾、债务纠纷、上访问题等,这些看是小问题,解决难度大,当前一些青年民警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能力还欠缺。其二缺乏做群众工作经验。农村民警青年居多,他们缺乏社会经验,不懂群众心理,不懂群众语言,不懂与群众打交道的方式,和群众说不上话,不能很好的与群众融为一体,打成一片。其三协调关系能力不够大。
六是少数社区民警工作积极性不强。日常工作单调、枯燥、任务重、压力大,使个别青年民警感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工作激情逐渐衰减。还有少数民警认为做基础工作立功受奖机会少,不如办案民警容易出成绩,对工作岗位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工作积极性降低。有的不安心本职工作,托路子找关系想调离。
三、农村警务多元化建设
我国农村社区呈现出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村落的治理不可能局限于单一的模式,这也决定了农村警务模式的多样化。在实践中,应该采取因地制宜和务求实效的原则,充分认识到农村警务战略的是真正实现 “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根本宗旨是服务人民群众、实现执法为民; 根本目标是维护社会稳定; 根本措施在于将警务工作向基层延伸。
从社区警务的基本原理来看,驻村民警在农村警务系统中,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但不是全部。警察的功能和作用应该是指导和协调,其功能和作用的发挥,既依赖于整个农村各类基层组织的健全,更依赖于全体村民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这就决定了可以建立不同方式的群防群治网络和辅警队伍。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社会治安状况不尽相同,农村警务的建设必须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地理、人文、治安状况等差异,积极探索建立各具特色、灵活、高效的警务工作模式,坚持走有地方特色的建警之路。
(一)“基层警务室+出租房屋托管”的农村警务模式
发展和稳定是新疆工作的主题,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的环境就不可能发展。今年上半年,新疆发生的几起暴力恐怖事件说明在维稳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警务工作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一道基本防线,意义重大。建立基层警务室,这些新近建成的基层警务机构,是集治安巡控、接警处警、服务群众、动态掌握、法制宣传、备勤处突等职能于一体的新型便民警务站,是新疆立足“确保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推动警力“上街面、下社区”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维护新疆稳定和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城中村和城郊结合处集聚着大量的外来人口,人员构成复杂,流动性高、素质普遍较低,其中甚至夹杂着一些负案在逃犯罪嫌疑人。警务室民警结合该社区外来人口众多特点,探索出“警务室+出租房屋托管”的警务模式,对辖区出租房屋进行免费托管,想出租房子的居民将房源登记在警务室,外来人员租房必须到警务室进行联系。社区警务室不收取任何费用,外来人口在租到房屋的同时也同时办理了暂住人口登记,既确保了暂住人口的有效管理,百姓也得到了方便。出租屋及外来人员都同时做到底细清、情况明,所有暂住人口也能及时登记在册并被纳入服务管理范围,看住了房屋,管住了人头,就能控制住阵地。“房屋托管”服务不但给房屋出租人和承租人带来极大的方便,大幅度降低了暂住人口的各类治安事件,有效地实现了出租房屋全管控和流动人口零发案的目标。
(二)山区农村“驻村协勤”警务模式
“驻村协勤”警务模式的核心是选用当地合适的村民作为辅警,协助警察开展警务工作。该辅警必须是长期居住在本村,这样对村里人情世故比较熟悉,也能较好地服务村民; 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解读和宣传法律和政策; 在当地要有一定的威信,能得到大部分村民的认可,便于开展各类纠纷的调解。辅警把自己的家建成村里的警务工作站,成为警察下基层的落脚点和连接警民关系的桥梁,在民警的指导下为本村提供治安服务和矛盾化解工作,最终实现问题不出村、纠纷解决在家中。
“辅警”的选拔工作,首先在自愿报名、村两委推荐的基础上,由乡镇党委、政府和当地的派出所按照拟定的选配条件和要求,对候选人进行深入审查,并进行公示。在正式上岗之前,由市公安局对选定的 “辅警”进行统一培训,初步掌握公安工作纪律、法律法规、刑事政策、收集治安信息的方法、农村治安的特点与防范、民事纠纷的调解、群众工作的开展。
“辅警”通过串门走访拉家常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向村民宣传治安法规、安全防范知识和消防常识,切实提高村民自我防范的能力和意识。
土生土长的 “辅警”具有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和开展工作的便利条件,发挥人头熟、情况明的优势,主动充当 “和事佬”,协助村两委及时解决一些矛盾纠纷,协助民警将治安防控和维稳工作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农户。
对 “辅警”的日常管理,是严格按照统一的考核标准来执行。在 “辅警”工作站最显眼的地方悬挂 “驻村工作室”和辅警的 “去向牌”,室内统一悬挂 “辅警”工作职责、工作纪律和社区民警、综合治理办干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公安机关统一设计印制了 《“驻村协勤”工作日志》、《群众联系求助事项登记簿》、《协助调处矛盾纠纷登记簿》、《送证上门服务登记簿》
对 “辅警”的工作考核,按照 “辅警”对农村社区民警负责、农村社区民警对派出所负责的双向考核机制来进行。社区民警至少每周一次巡视警务工作站,向 “辅警”了解村里治安情况,同时部署任务和进行督促指导。派出所每周把辖区所有 “辅警”集中到所里开一次碰头会,通过“辅警”的回报让所领导了解社区民警下基层的具体表现,辅警之间也借机可以相互交流一下工作经验,客观上起到了培训和提高辅警能力的作用。
在当前派出所普遍警力不足的情况下,往往会抽调社区民警开展各种专项打击活动或其他专业工作,不可避免地挤占了为群众上门的服务时间,难以做到随时随地面对面全天候地为辖区群众进行服务,本村的 “辅警”可以有效地弥补这个难题。
(三)建立适应农村警务的信息化模式
警务工作信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有机结合的方式将逐步替代低效单一的人工操作,覆盖全警的综合功能将成为有效集成各警种分散的专门手段。警务信息化不仅丰富和开阔了基层公安机关基础工作信息化的手段和视野,而且将以巨大而现实的应用效果促进警务观念的转变.即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的现代理念。这场革命将带来警务体制机制的全新变革,以科学研判、精确打击替代人海战术、大海捞针,用直接高效的扁平化指挥,革除缓慢低效的多层次逐级传递,最终为整个公安工作带来警务资源效能最大化和公安机关战斗力的倍增效应。首先,公安机关应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将数据资源分类、分级安全地开放给社会组织、企业和群众,一方面,利用网络平台,如公安官方门户网站、公安官方微博、公安官方微信、警务QQ群等,将公安机关公共服务事项和行政审批的要求、范围、内容和程序等公布于众,通过网络平台与社会组织、企业和群众展开互动;另一方面,归纳整理群众的咨询、诉求和建议,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整合,通过数据挖掘,科学地运用大数据决策,引导服务,针对性和有效性地提高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其次,公安机关应以推进大数据“警务云”建设为载体,利用信息技术打通警种间业务数据保护壁垒,以服务流程中心的创建与完善为突破口,不断优化自身组织结构与服务流程,为群众办事提供便捷快速的服务。再次,在创新服务提供的方式上,加强公安官方微博、微信、网站手机客户端APP建设,开发和打造移动信息服务平台,主动、针对性地增强信息的发布。最后,公安机关应完善服务的评估指标,积极打造服务绩效评估的综合监管平台,督导考核方式。
(四)、建设警务主体与多元共治的警务管理模式
从公安工作方式的角度,警务模式创新要更加注重警务主体与警务方式的多元化建设。当前社会发展转型期,利益多样化以及利益诉求复杂化日趋明显,大量社会矛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和进入社会治安领域。各种新型社会治安事件、突发性的群体事件等不断涌现,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舆情导控的难度不断加大,社会治安治理任务日益繁重。在大数据背景下,公安机关要改变传统的治安治理模式,积极探索与政府相关部门、社会组织、行业企业、群众合作共治的警务管理模式,运用众创、众智理念,推动风险共担,提升社会治安治理能力。
首先,公安机关要从战略的角度上做好大数据的宏观规划,统筹数据治理的工作,积极制定与公安大数据应用相关的规章制度,保障数据的质量,保证数据安全,推动数据共享。
其次,公安机关要完善合作协商机制,大数据时代,社会组织有着自身资源优势,企业有着大数据处理技术优势,公安机关要发挥综合衔接作用,积极探索与社会组织、相关企业行业合作、互通共赢的模式。再次,群众自身也是大数据的重要来源,公安机关要积极引导群众的参与,一方面,提高群众的直接参与度,汇聚群众集体智慧,充分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另一方面,一些群众出于自我利益考虑,或者甚至把参与平台作为发泄自我不满的工具,对于这种“无序参与过度”的部分参与主体要依法处理,同时要利用公安官方微博、公安官方微信、公安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平台,主动加强公安工作宣传和舆论引导。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充分利用云计算、物联网等大数据技术,积极探索并构建警务主体、群众参与、社会组织和企业多元共治的警务管理模式,能有效提升公安机关的社会治安治理能力。
第五篇:如何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早在1997年国务院在终结福利分房时,就已将住房保障体系规定为城镇住房市场的主体。然而,房改距今近十年,住房保障体系却还只是人们口中解决房产市场各种问题的镇痛剂,政府部门更是把住房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作为解释房地产出现的利益冲突、房价冲突的理由。
住房保障体系走过的十年却只用一句“不健全”来终结,这个本该是房
产舞台上最璀璨的明星却委屈的当了十年配角。随着近日24号文的出台,住房保障体系被重新推到聚光灯下,人们又得以重新认识这位“老朋友”,感慨万分。
住房保障是全社会的事
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成熟,二三线城市时代的到来,房价高涨等已逐渐成为全国性普遍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房地产市场对整个社会领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解决房地产市场中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不仅是解决房产领域诸多问题的关键,更是稳定社会领域各方利益的要求。
首先,从政府职能角度来看,宏观调控中对住房保障体系的高度关注是毋庸置疑的。从06年开展宏观调控以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住房保障政策:以廉租住房救济最低收入人群;用“90/70”标准严格限定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遍商品住房;还运用土地、信贷等手段,以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这些举动不仅表明了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建立和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决心,同时也体现出政府对住房保障体系重要性的认同。
其次,从新出台的24号文件可以看出,政府重新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得原因绝非单考虑解决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防止社会不公衍生出的各种问题,这一举措充分考虑到了对大局的影响。在24号文中明确规定了“全国要逐步扩大廉租房保障范围”,如此做最直接的效用是为低收入者提供了住房的可能,但从本质上来说,则是从根本上缓解了购房需求,进而缓解了因利益冲突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这对于整个社会稳定的意义更加重大。
可以说,对于住房保障体系,政府所下的决心是人人都能看到的,调控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希望通过解决社会弱势群体基本的住房问题来缓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要知道,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是实现房地产持久繁荣的基础,更是维护社会整体稳定的有效方法。
十年艰苦背后的原因
从97年的房改至今,住房保障体系经过了十年的艰苦磨练,虽然它对于房产市场乃至整个社会领域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为何如此长的时间里都没有使其真正发展起来?其中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
首先,最初的执行偏离导致了现在的问题重重。从97年房改时就曾强调住房保障体系是城镇住房市场的主体,在随后的发展中更是提出中国的住房保障体系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第一层级是不足10%的极低收入的家庭、老人、病人等进入政府提供的廉租屋或公屋,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最弱势民众的居住生存权。第二层级是20-80%的中低收入民众,在政府住房货币化补助、优惠利率、优惠税收等优惠条件下通过住房市场来解决。第三层级是20%以上中高收入者,他们的住房完全由市场决定,不纳入住房保障体系。当时,由于人们对市场经济热潮的不理解以及盲目追求市场利益,而将所有的目光都关注与这20%的市场反应之上,随着它的不断发展,其中的弊病和矛盾就逐渐暴露。由于第一层次人群根本无力承担巨大的房价压力而最早被市场抛弃,而第二层次民众也随着房价的不断高涨而最终脱离市场。这样主导市场走向的就只剩下20%的力量,因此,市场结构出现失衡,问题频出,此时,住房保障体系不得不登台解围。
其次,保障性住房本身在内容设置上存在问题。例如,在24号文件中重点强调了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界定在城市低收入居民,尽管从政府的文件说城市低收入居民的范围有所扩大,但这种扩大只是相对以往城市低保居民的范围而言的,而城市低保收入的居民占整个城市居民的比重有些城市不足1%。这样一来,更大比例的中等收入人群根本无法进入这个住房保障体系,他们就会成为既被市场抛弃又被保障体系遗忘的一个群体,既无力买房又得不到保障性住房,这不能不算是住房保障体系的一大漏洞。
再次,住房保障体系在执行过程中的大打折扣也是造成其一直以来不得宠的原因。拿上海来说,从目前情况看,上海市的规划中,经济适用房仍然难以成为中低收入者短期内实现的期待。自24号文公布之后,上海政府更是始终不采取行动,对于强化24号文上海不会抢先出台细则。看来,这个一直引领中国房地产市场“过热”的城市,在其他同等城市均已高度关注的住房保障领域,依然表现暧昧。
在改变中求发展
解决住房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是保证房地产市场持久有序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平衡社会多方利益的有力杠杆。
首先,从解决房地产市场问题角度出发,住房保障体
系的加强一定要站在市场供需的基础之上。由于房子是一种具有商品和保障双重属性的东西,因此应该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参与、相互角力下发展。就目前而言,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亟需这样一种双方互制的动态机制,以此避免出现以往的偏离行为。在房地产市场,保障对象应该是随着价格和收入对比度不断变化的,房价高了,保障的对象自然要增多,房价降了,保障的对
象就应相应减少。这种动态机制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时刻平衡市场与政府的影响力。焦点宁波房地产网
其次,从社会整体利益角度出发,住房保障体系的加强更应被赋予一种社会责任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虽然政府不能直接出面干预市场走势,但应注重运用特权,通过建立房地产保障基金之类的机制,不断地将房价高涨获得的超额收益转移到住房保障体系建设上来。把以往任务式的完成转变成履行社会责任的一部分,通过兴建保障性住宅,扩大保障范围,化解市场矛盾,从而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平衡起来,使住房保障体系发挥出真正的效用,以此提供一个健康、有序的环境,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