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价值观的失范

第一篇：伦理价值观的失范

最近有几件事，折腾得很是热闹：被指涉嫌抄袭的承德市作协主席刘英辞职；贵州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世杰被曝雇用枪手；新一轮张爱玲热。这几件事本身，都让人觉得怪怪的，好像还应该再往深处想一想。这一想，让我想到了伦理价值观。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长期形成的各种伦理观念。这些伦理观念不是平面的，也不是线性的。同一件事，因角度的不同，常常会出现两种以上的相互矛盾的伦理标准，于是就有了一个“谁管谁”的问题。一般来讲，当然是低阶位的伦理服从高阶位的伦理，但在实际上，对于究竟哪个高哪个低，人们的看法往往不一致，就形成了不同的伦理价值观。比如“孝”，本来是一个很高阶的伦理，素有“百善孝为先”、“以孝治天下”一类说法。你的生命是父母给的嘛！可是一旦遇到“忠”，就要打折了。皇上要用你了，主子要用你了，老爸老妈的事只能后搭搭。“义”的阶位稍低些，跟“孝”也比较容易“两全”，问题是就怕碰上“大义”，一旦碰上了，就有“大义灭亲”一说了。不过那个“大义”得弄对。当年儿子揭发、批斗老子，其实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那里面没有大义，连小义都没有。

高阶位不是“高标准严要求”。像“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一种“高标准严要求”。如果某人真能一辈子一闪念都不曾闪过，自应受到尊崇，但这种人即便真有也不多，更何况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同样应该受到尊重。但是，这儿又有一条底线，就是不能损人利己，也不能损人不利己。这种要求不高但却是做人底线的伦理，也是一种高阶位的伦理。

当作家，搞创作，有种种的写作伦理。对于一个有追求、有出息的作家来说，创新意识只是起码的要求。再降低一点，不模仿别人，不重复自己，应该不难做到。可是话说回来，一个初学者模仿模仿别人，一个江郎才尽的老作者重复重复自己，也不是多么严重的事。然而，不抄袭，不剽窃，却是写作伦理的底线。既然底线属于高阶位伦理，那么换句话说，就是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作为越过这条底线的借口。

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底线又经常会受到挑战，尤其是受到某些话语强势者的挑战。郭敬明抄袭案就是一个彰明显著的例子。

2003年末，庄羽将郭敬明告到法院，诉称被告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了原告的《圈里圈外》。2006年6月，北京一中院做出终审判决。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挺郭的一方，主要是郭的粉丝，一直没有停止鼓噪，一面支持“小四”，一面攻击庄羽。终审判决出来以后，郭敬明被判定抄袭成立，被告方支付了罚款和精神抚慰金，但是却拒绝道歉。这个“不道歉”激起了强烈的谴责声，但是――至少据我的印象――仍然高不过郭的粉丝们的支持声。然后，人们又看到了法律的边界――法院可以判令侵权者道歉，但是无法强迫其道歉。这也对。道歉本质上属于当事人的意愿表达，别人（包括法院）很难强迫，而且强迫出来的道歉也不是真的道歉。法院的办法是，“逾期不履行，„„法院将刊登本判决的主要内容，费用由郭敬明、春风文艺出版社承担”。应该说，这是一种比强迫出来的假道歉更好的解决办法，相当于明白昭示那个当事人没有悔改之意，亦不失为对粉丝们的鼓噪一个有力的回答。

但是，最终决定天平向哪边倾斜的，是另一家机构。就在这之后不久，这个拒绝道歉、没有悔改之意的抄袭者，被接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此举同样明白地昭示出一种伦理价值观。从协会的性质看，这应该是一种官方的伦理价值观，或者说是具有实际社会影响力的伦理价值观。虽然它既不能代替所有协会会员个人的伦理价值观，也不能代替所有各省市协会的伦理价值观，在此之后，仍然有很多作家继续谴责抄袭者，而新疆作协更是毫不含糊地将抄袭者遥远开除出会。但是，无论是作为个人的作协会员，还是作为地方机构的地方作协，其实际社会影响力都是无法与中国作协相比的。从伦理价值观的角度讲，一个没有悔改之意的抄袭者照样能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意味着抄袭行为已不再是写作伦理的底线。如果抄袭者手里握有其他方面的筹码，仍然可以就此做一番博弈，输赢仍在两可之间。郭敬明就赌赢了。遥远则是赌输了的例子；或者如有的论者所嘲讽，“很少有抄袭的作家像他（遥远）这样倒霉”。

在这样的背景下，承德市作协主席刘英被指抄袭一事闹腾得如此沸沸扬扬，就不免带上了一种怪怪的味道。

这事儿咱们从后往前说。最近事情有了结果，有报道说：“承德作协前任主席刘英被指新作《草叶上晶莹的露珠》涉嫌抄袭后，承德市文联高度重视，责成相关人士开始核实详情。调查人员分别对刘英、出版社等相关人士进行调查，文联调查人员发现，《草叶上晶莹的露珠》书中收录的文章的确与原作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承德市文联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关于刘英是否抄袭其他作者文章，‘现在也不好说，因为文联没有权力对是否抄袭进行认定’。”

看来承德市文联不仅高度重视，而且高度慎重，所以在最后表态时，还记得他没有“认定”权。美中不足的是，他忘了他实际上也没有“调查”权。当然，这里所说的“调查”权、“认定”权，都是法律意义上的。如果只从文学的意义上说，是不是抄袭其实很简单，因为《草叶》是本散文集，不像小说还可以抄情节、抄人物关系，散文要抄，只能抄文字，所以只要把相关的文字两相对照，应该一目了然。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刘英的抄袭与否是明摆着的，用不着拿“有很多相似之处”打马虎眼。至于确定是抄袭之后，数量有多少，性质严重到什么程度，也不难做出文学上的考量。

所以，这件事的怪异之处，就在于它本来没有涉及诉讼，却偏要拉开一副做大的架子，去做法律意义上的考量。这可真是一道奇怪的风景线：按报道中开列的名录，被抄袭者人数众多，健在者亦有多人，他们的作品被人抄袭，却没有一个人起而维权，倒是一些旁观者在那里义愤填膺抱打不平。那么，你既然想就这事儿抱打不平，就理应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最基本的实情吧？像承德这样的“厅级”，它的“市作家协会”是怎么回事，该协会的会员是什么样的作家，它的协会主席是哪一级干部，是怎样的“文坛掌门人”，又是怎样产生的，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事实上，我看到过一篇文字，其作者说曾在网上将“刘英”百度了一下，发现在有限的几个条目中，除了说到她是承德市作协主席，开过什么会，在会上讲了什么话，并未涉及她有什么作品。可惜，该作者仍然只是将这些当作挖苦的材料，却没有想一想，虽然抄袭确实是很不光彩的事，但对于这样一个没什么像样作品行世的作者，有必要闹腾得如此沸沸扬扬吗？何况那本《草叶》根本不是正版书，只是买一个书号就可以“出版”十本那种。这种书根本进入不了市场，更赚不了钱。从常理上讲，确确实实没什么值得闹腾的。如果说这件事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在拒绝道歉、毫无悔意的抄袭者郭敬明被接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之后，人们既然对大抄郭敬明无可奈何，就只好拿刘英这样的小抄来足足地显示一下自己的正义感了。

刘世杰是贵州省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这个职位应是副厅级。他在一部“小说”上署了名，而且是惟一作者，但这部“小说”他没写过一个字，甚至没抄过一个字，完全是“坐享其成”。事情好像挺明白，但是从法律的意义上说它是个什么“案件”，就难说了。如果让法庭来判，未必多么难判，问题是和前一件事一样，没有任何一个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人进行告诉。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个“小说”是由“同名电视剧”改编的。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是一个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你不署小说原作者的名，人家肯定不干。但是一个由电视剧改编的“小说”，署不署原编剧的名，很可能就不是“问题”，因为它有很多个编剧，而这些编剧们没人把那个据以改编为“小说”的剧本当作自己的作品，只认为自己干了其中派给自己的那份活儿，并且已经得到了该得的报酬。你看在那么多的议论纷纷、纷纷议论中，竟然没有一个人、一句话提到谁才是这部“小说”的无可争议的作者！有报道说，“书的真正作者是女诗人言美芳”，也就是那位所谓被雇用的枪手。虽然我对言女士的很多方面都极为同情，但我仍然认为她只是个写作者而不是创作者，最多是个改编者。说白了，我们面对的是一部从流水线上“组装”出来的“小说”，一部没有一个真正的创作者的“小说”。如果有谁真想有意义地闹腾闹腾，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值得闹腾一下的地方。当一部电视剧可以有很多编剧，却没有一个编剧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作品时，当一部这样的电视剧又被书商找来写手改编为“小说”，因而这个“小说”已经不存在确定的作者，以至电视剧的制作方觉得自己有权“指定”谁是作者时，我觉得――至少是在这部“小说”中――确实是“文学已经死了”。文学都死了，谁是作者还有什么可闹腾的？

张爱玲热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面。像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有人喜欢、很喜欢，有人不喜欢、很不喜欢，都正常。不正常的是“张爱玲热”――总是隔几年“热”一次，隔几年又“热”一次，每次都“热”不了多久，慢慢凉下来，然后就有人再把它炒热。依我看，一次又一次的张爱玲热，并不是真正喜欢她的作品的人炒起来的。张爱玲是个特点突出的作家，这些特点决定了她的价值，决定了她的局限，也决定了哪些人会喜欢她的小说，而这些人手里并不握有足够的公共资源，不具有把她炒热的能力。既有动机也有能力的，是那些拥有话语权的人，是那些某种意义上的“知识精英”。两年前，借电影《色?戒》上映，一轮新的张爱玲热卷地而来。它几乎成为近二十年以来最热的一次张爱玲热，可惜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像炒家们估计的那么健忘，结果大热变成了大凉。两年以后，更新一轮的张爱玲热再次卷地而来，这次借助的是一部叫《小团圆》的长篇小说。跟着掺和的还有一部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倾城之恋》。掺和而已，从三万字的小说变成了36集的电视剧，里面还有多少东西姓张，已经是很难说清的事了。实际上，一次又一次的张爱玲热，本质上决不是对她早年那些作品的关注。那些能“代表”她、决定她的文学地位的作品，并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地方，它们好在哪里，好到什么程度，以及有哪些不足，缺少什么，如果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到今天还搞不清楚，那么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没一个人还配活着。真正在那里来回“炒”的，不是张的这些作品，而是张本人的“行状”，说白了就是她和胡兰成那点事，最多加上那点事在她后期的作品里变成了什么样子，剩下了一些什么样的渣子。炒《色?戒》时如此，炒《小团圆》时仍然如此。炒《色?戒》时，《南方周末》发表了梁文道的《焉能辨我是忠奸》（2007年11月15日），它首先批评“中国人学历史就像小孩看戏”，除了忠臣和奸贼，“再无第三条路”。然后引用德国在二战后清理“通敌者”的故事，谴责“一些没有什么天分”的人，借“狠批几位造诣非凡的大师曾经出任纳粹伪职”，“心态很阴暗”地“取而代之”。接着又引用加拿大的中国史学家的话，认为“曾经帮侵华日军指认出藏匿于平民中的败逃国军，结果害死了这些抗日军人”的人究竟是好是坏，也“很难判定”，因为这样做“起到了保护其他平民百姓的效果”。经过这样一番弯弯绕，真是“焉能辨忠奸”了。连忠与奸都不可辨了，还有什么伦理价值观可言？最近炒《小团圆》，《南方周末》又刊登了对陈子善的访谈《张爱玲也许不高兴》（2009年3月26日），说“张爱玲被胡兰成连累了”，并质问道：“这是什么逻辑？你说汉奸的老婆不能纪念，那汉奸的哥哥能不能纪念，鲁迅是汉奸周作人的哥哥，周作人是比胡兰成更大的汉奸，怎么可以开研讨会？”做此质问，居然还提到逻辑。作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先生真的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毫无可比性？比如，鲁迅在周作人当汉奸之前就已去世，而张爱玲是在胡兰成正当着汉奸时成为他老婆的？

在对《小团圆》的炒作中，经常引用张爱玲自己的一句话：“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其实这正是问题症结之所在，也正是张爱玲的一个死结。她在为《色?戒》辩解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中，说到王佳芝行为的心理依据时，用了很长的篇幅去强调王佳芝对“表演”的痴迷，仿佛易先生的上钩，只是“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她还设置了种种其他的依据，例如“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再如把王佳芝及其同伙都说成是“羊毛玩票”，并非专业的特工；甚至还有个“远因”，即第一次在香港谋刺未成却枉失了童贞，以至“有点心理变态”。总之，张爱玲为了使王佳芝的行为有合理的解释，什么理由都可以用，连“心理变态”都用上了，惟独铁嘴钢牙死也不往“爱国动机”上说。原因很简单，一旦确立了王佳芝引诱易先生是出于爱国，那么最后的“捉放曹”就是叛国。“冰雪聪明”的张爱玲当然不会干这种傻事。说到底，《色?戒》只是一篇回避了国家立场的小说。它并没有为汉奸辩护，更没有歌颂汉奸。那不是张爱玲的动机。张爱玲的动机仅仅在于――为一个女人爱上一个汉奸寻找种种与国家立场无关的理由。

她不是不知道，在面对日本侵略者时，国家立场是“大义”，是伦理底线。她的刻意回避，恰恰证明她知道。这是她的态度，是她的选择。围绕张爱玲热所出现的争论，实质上就是对她的这种选择和态度，我们应持什么态度。而这些不同态度的分水岭，就在于伦理价值观中的伦理底线有没有刚性。这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但背后却是一个利与害的问题。强调伦理底线的刚性，对某些人显然不利；而对这种刚性的削弱乃至抹杀，则明显有利。

如果要找个人来和张爱玲比一比，为什么不选郁达夫？即便对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做出最高的估价，也高不过郁达夫――再退一步，高不过很多吧？郁达夫的个人行状并非完璧无瑕，但在国难当头之际，他的国家立场毫不含糊，决非张爱玲那种含糊、回避可比。但是，我们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张爱玲热，郁达夫热却是一回都没有。这叫什么？这就叫伦理价值观失范。

第二篇：从行政伦理失范分析职务犯罪

从行政伦理失范分析职务犯罪

行政伦理失范就是行政人员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臵行政伦理的规范与原则不顾，把公共权力用来满足私利的情况或现实，从而导致公共利益受损。从本质上说，是行政权力的异化。行政伦理失范是和各个领域相互关联的，大体可以分为以下类型:

1、经济类失范。这类失范包括贪污挪用、行政人员经商和隐匿财产。

2、政治类失范。这主要是官僚主义。

3、组织人事类失范。

4、失职类失范。在公务活动中，行政官员的失职、渎职是行政伦理失范的一种典型表现，造成行政伦理失范主要有以下原因：价值多元化的冲击、行政体制的弊端、行政监督机制不健全、行政人员是追求个人利益(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行政伦理建设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实、行政人员双重身份的角色冲突等。

职务犯罪是行政伦理失范的一种具体表现，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利用已有职权，贪污、贿赂、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破坏国家对公务活动的规章规范，依照刑法应当处以行政处罚的犯罪，包括《刑法》规定的“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修订后的刑法规定，检察机关管辖53中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划分为三大类：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伴随着阶级、1 国家、职务、法的产生而出现的，它为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所不容。我国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职务犯罪依然存在。

一、职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首要基本特征，职务犯罪由于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具有一定职务、掌握一定权力而表现出其比一般犯罪更为严重，社会危害性更大的显著特征。具体表现为：

（一）危害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职务意味着责任，意味着管理，其对象涉及人数多，涉及面宽，如果职务行为人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或滥用职权，就会损害多数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如有关主管领导或工程管理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按有关规定履行职责，或徇私舞弊、贪污受贿，就会造成工程质量劣，豆腐渣工程等问题的发生，从而导致工程不能用，甚至倒塌造成人员伤亡等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严重受损情况的发生。

（二）造成公共财产的大量流失。贪污、挪用等职务犯罪严重违反国家的财经纪律及有关法律法规，往往造成公共财产的大量流失，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为贪污、挪用行为人往往掌握有一定职权，掌握着数额较大的公共财产管理权、使用权等，如果他们私心严重，利欲熏心，就会不择手段违法违纪，侵吞、动用公款，就会造成大量公共财产的流失，就会造成比盗窃、抢劫、诈骗等犯罪行为更为严重的公共财产损失。

（三）腐蚀国家的肌体，危害国家的长治久安。贪污贿赂、2 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不仅严重腐蚀国家肌体和人们的灵魂，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降低国家和政府的声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且直接危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削弱国家的职能。同时，职务犯罪还必然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干扰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令的贯彻和实施，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危害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职务犯罪的产生原因

(一)主观原因。

⒈思想道德防线溃败，以权谋私。面对改革开放复杂的外部环境和个人工作生活经历，有些国家工作人员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丧失了党性，与党离心背德，在关键时刻把握不住自己。私欲观念和特权思想作祟，思想变质、道德防线溃败，不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己任，反而处处以权谋私，最终走上腐败堕落的不归之路，葬送了自己的前程。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是从思想上变质开始，然后道德上滑坡，最后触犯刑律、落入法网。

2.自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存在侥幸心理。职务犯罪者由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蜕变，使他们成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俘虏，导致他们在思想上贪得无厌，行为上放纵自己缺乏自律。为所欲为，视党纪国法于不顾，最终背弃了党和人民锒铛入狱。

(二)客观原因。

1.社会的负面影响。体制改革为我们党和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给一些职务犯罪者有机可乘，他们钻制度的漏洞，混水摸鱼，在“空档”地区打“擦边球”，大肆进行贪污受贿;贪官给人们树立了“腐败的领导人榜样”，社会分配不公，“不捞白不捞”，对贪官惩治不力，受贿数百万也不会被处死。

2.监督乏力，监督机制不到位。权力高度集中，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等弊端，给犯罪者提供了犯罪的空间和条件。而失去制约的机制必将产生腐败。虽然已建立各级人大、政协、纪检、检察机关、政府的监察审计和人民群众监督等多层次监督体系，并已颁布《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但受“官本位”思想影响，大部分监督机关不敢于监督、不善于监督，尤其是对 “一把手”的监督形同虚设。

一是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民主和监督。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又由于民主集中制没有有效地贯彻执行，使权力过分集中到个别领导者手中。权力过分集中的一个主要弊端就是容易产生特权现象，以及对领导干部监督管理的软弱无力。过大的权力集中膨胀了一些自恃大权在握者的个人意志，他们为所欲为，自恃无恐，骄横跋扈，违法乱纪，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大肆进行贪污受贿。可见权力作为双刃剑，既是造福社会的手段，又是腐败的根源。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 4 如果权力失去制约，就必然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只能导致腐败。

二是制度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表现在：个别单位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有些制度形同虚设，制度不健全，漏洞多，空隙大，内部管理混乱，财务账目不清，从客观上给经济职务犯罪提供了空间;私设小金库，搞体外循环，账目不公开，“一支笔”审批，缺乏监督，客观上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条件，成为滋生腐败和犯罪的温床。这不仅表现在行政、事业、经济管理部门，就连不起眼的村一级也因私设小金库，财务混乱，监督管理不到位，而出现了守业贤之类的贪污受贿职务犯罪。

三是监督机构形同虚设，舆论监督不够。尽管我国设臵了诸多的权力监督机构，监督机构之多是世界上罕见的，几家监督机关的重复监督还不如香港廉政公署工作效率高。但由于体制没有理顺，致使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形同虚设。同时舆论监督也乏力，表现在群众对贪官的抨击常常很难转化为组织制度的有效制约，从而使得某些握有权力者的无所顾忌。现实中，对一些贪官的看法，群众意见归意见，提拔的还是照样提拔，助长了贪污受贿犯罪行为。

3.法网疏漏，执法不严，打击不力。

一是廉政法制不够完善。财产申报是廉政法制的重要内容，可至今尚未出台相关法律。即使已有的法律，也因为立法粗疏，5 概念模糊，可操作性差，也难以有效地惩治职务犯罪，特别是经济职务犯罪。

二是执法不严，打击不力。近年来，尽管查处了大批经济职务犯罪，特别是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改变了过去“刑不上大夫”的做法，但由于立法不完善，地方保护主义，关系网干扰，查处力度相对薄弱，对经济职务犯罪发案不报，包庇袒护，打击不力，表现为立案少，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少，判决少，办案效果差等情况的发生，使得查处犯罪数与实际发案数相差很大。同时由于受“自古不打送礼者”观念的影响，司法机关比较少查处行贿者，这虽然是从考虑有些行贿者是为了办事方便，出于无奈才去送礼的，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职务犯罪的打击。由于执法不严，影响了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也达不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使违法犯罪人认为有利可图，胆子越来越大，助长了犯罪的侥幸心理，从而出现了经济职务犯罪上升，涉案金额大，大案要案增多等令人担忧的现象。

三、防治职务犯罪的具体对策

(一)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1、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强思想教育是一个基础工程。既要突出教育的广泛性，又要讲究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和针对性;既要讲时效，又要造成一定的声势。

2、提高道德素质，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贯彻实施《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不断提高道德素质。要把反腐教育与道德修养结 6 合起来，面向全社会，努力营造浓厚的法制氛围，使每个公民都能学法、懂法、守法，坚持“八荣八耻”，树立正确的荣耻观。

(二)强化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1、强化党内监督。要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评议制度等，强化党委内部的监督和纪委的监督。

2、强化权力机关的监督。要充分发挥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作用。监督其是否正确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有违法、渎职行为等依法进行监督。

3、强化行政监督。应当扩大政府监察部门的权限，同时要完善行政监察管理体制，使之能真正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其他机关、团体或者个人的干涉。

4、强化群众监督。明确便于群众对于权力监督的重要内容和监督的方法，同时要依法保护群众的监督权，调动群众监督的积极性，提高群众监督作用。

5、强化舆论监督。要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尝试给予新闻媒体的知情权、调查权、评论权、曝光权，使之不失为制约职务犯罪的锐利武器，营造不能犯的外部条件。

(三)建立和完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

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对职务犯罪人员增设资格刑。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人员服刑后故伎重演，重犯新的职务犯罪。

(四)强化刑事司法，加大查处力度，震慑犯罪分子

1、确保刑罚的确定性。公检法、纪检监察、审计等执法执纪部门既要通力协作，积极配合，打击查处经济职务犯罪，但又要明确职责，做到纪检等部门一旦发现公务人员有可能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就应立即移交给司法机关，以确保刑罚的确定性。

2、确保刑罚的及时性。案件能否及时侦破，直接关系犯罪人能否早日发案，不致再犯，而且也关系刑罚威慑效果的强弱。因而，刑罚具有威慑性与有效性，不可避免性和及时性。

3、严格执法。检察机关作为职务犯罪的侦察机关，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即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又要有敢于碰硬的心理素质，在办案中敢于排除各种干扰，刚正不阿、执法如山。

4、打击行贿行为。行贿之风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从生病时要给医生送红包，到办各种证件要送红包，一直到集体性的“公贿”。行贿行为直接促成了职务犯罪的泛滥成灾，按照现行《刑法》规定，行贿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因而很有必要对行贿者给予打击。

5、加大对重点部门的打击力度。当前必须严肃查处行政、企事业单位、经济管理、建设、司法等热点部门的经济职务犯罪，重点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司法人员，行政执法人员的贪污受贿经济职务犯罪案件，国家工作人员充当黑势力“保护伞”利用职便参与包庇、纵容、破坏经济秩序从中收受贿赂犯罪案件。通 8 过打击犯罪，震慑犯罪分子，有效地抑制经济职务犯罪率的上升和蔓延。

(五)深入体制改革，从源头上预防经济职务犯罪

经济职务犯罪的许多方面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和创新，从“思想反腐”过渡到“制度反腐”，建立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从源头上治理腐败，营造不能犯的外部条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三篇：2015年国家公务员申论热点：网络伦理失范[推荐]

四川中公教育

2015年国家公务员申论热点：网络伦理失范

【背景链接】

网络时代，信息化技术给人类带来了便捷、快乐与希冀，赋予人类新的生存领域与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隔膜、痛苦与危机也相伴而来，情感纠葛、道德滑坡、人性异化等由网络社会滋生出的各种伦理失范问题也层出不穷。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伦理道德的失范不断地触及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底线，网络伦理道德失范问题逐步升级。

【标准表述】

[网络伦理失范的主要表现] 网络谣言肆无忌惮。谣言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现象，常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播。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与普及出现了网络谣言，伴随手机、即时通讯工具、微博等新兴信息技术的运用，网络谣言呈激增之势。与一般谣言相比，网络谣言无须面对面传播，其具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途径多、危害大等特点，容易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稳定、国家形象造成严重影响。网络谣言所具有的特点，使其不能不引起全社会高度警惕。

个人隐私暴露无遗。网络为人们进行信息交流提供了无限可能。在信息的海洋中，公共信息与私人信息同在，人们在共享他人信息的同时，经常以牺牲个人信息为代价。在网络世界里，任何一个人只要拥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和一部电话，就很容易一览他人的私人信息。互联网便捷了信息的联络，但也使个人的隐私信息暴露无遗。

网络诈骗层出不穷。网络欺诈是指利用网络技术在网络上通过非法编制诈骗程序、发布虚假信息、篡改数据资料等手段，非法获取信息、实物或金钱等网络违法行为。网络诈骗比其他诈骗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其诈骗手段更是层出不穷，常见的有黑客诈骗、网友诈骗、网络钓鱼诈骗等多种形式。网络诈骗严重危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甚至会危及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

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笔试备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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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中公地址：成都市武侯区锦绣路1号保利中心东区1栋12楼(美领馆旁)

四川中公教育

网际关系疏离冷漠。随着信息网络的普及，人们的交流变得更加便捷和多样，这极大地增加了人们的互动频率。如果善加利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人际关系更加亲密。但由于网络信息的简单化和网络空间的虚拟化，反而疏离冷漠了人际关系，现实社会中那种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在网络空间中异化为以网络和数字符号为中介、在超文本多媒体链接中实现人—机—人互动的冷冰冰的网际关系，具有了虚拟性、不确定性等特征。网际关系已严重危及人际关系的正常状态，使人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淡。

[解决思路] 网络伦理失范造成了网络生活的失序，严重冲击了真实社会生活的伦理秩序。网络社会中出现的各种伦理失范问题，亟须根据其根源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完善立法、严格执法，用法律来规范广大网民的网上行为，加强网络伦理规范建设，是促进网络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和保障。

[具体措施]

第一，加强网络伦理规范与法律规范教育。虽然道德与法律具有一定的界限，但道德往往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则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因此，治理网络伦理失范必须道德与法律双管齐下，并将法律作为最终保证。要使人们遵守道德和法律规范，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加以重视，使之在思想上意识到网络社会存在着与现实社会相同的道德原则与伦理规范。为此，政府机关和网络管理部门需要不断加强网络伦理规范和法律规范的教育和宣传力度，通过教育活动使广大网民充分认识到网络伦理的重要性，在网络生活中切实做到用道德良知和法律规范要求自己。

第二，建立健全网络立法。网络空间不仅是一个道德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法治空间。离开了法律的规范，网络伦理就失去了坚强后盾。为确保网络的畅通和健康发展，为顺应网络时代发展需要，1997 年以来，我国政府先后颁布了诸多部规范网络秩序的法律法规，这意味着我国网络社会向着法治化与规范化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但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网络违法与犯罪的情形日益严重，但与此同时，我国诸多有关网络空间的立法尚处于空白状态，一些现存的网四川中公教育：http://sc.off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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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法律规范则与法治化要求相差甚远，网络立法效力的层次有待进一步提高、调整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操作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第三，加强网络安全执法。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严格执法是保证网络安全、防止网络伦理失范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网络法律执法力量还十分薄弱，执法力度明显不足。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由于网络违法犯罪行为一般都是在高科技领域发生，我国执法人员在这方面缺乏足够的训练，执法力量仍然十分薄弱，面对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很难及时有效展开工作。因此，需要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科技水平和法律素养，建立一支精通业务的执法队伍，有效防止和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为网络伦理的良性运行奠定可靠基础。

总之，网络伦理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网络伦理建设也将是一个艰难、复杂而长期的过程，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从思想、文化与制度等各方面协同并进，通过立法、执法、法律教育和宣传等各种手段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社会环境，才能不断推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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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政府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及对策探讨

中国政府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及对策探讨

一、中国现阶段行政伦理的价值标准

行政伦理实质上是指国家公务员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过程中，在公共行政领域所应遵循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总称，既包括作为个体的公共行政人员所应遵循的行政伦理要求，也包括作为群体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所应遵循的行政伦理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伦理应包括以下内容：树立高尚的行政理想，树立廉政和勤政理想，将公正廉洁作为行政职业活动的价值追求，把实现“为人民服务”作为行政职业活动的奋斗目标。树立正确的行政态度，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树立不畏艰险、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树立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先锋态度。培养优良的行政作风，培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民主作风，为人民办事的务实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塑造独立的行政人格，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念，树立效率观念、创新观念、服务观念、竞争观念等现代化观念。树立高度的责任意识，遵守誓言、忠诚努力、忠于职守、承担义务、完成任务的责任，切实做到“权责一致”，树立公正意识、仁爱意识、宽容意识、求实意识和节制意识等。严格遵守行政纪律、工作纪律、保密安全纪律、廉政纪律、财经纪律、行政道德纪律等。坚持“他律”与“自律”相结合，树立公平精神、公仆意识，为形成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而努力奋斗。

二、目前中国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及其原因

行政伦理失范就是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为了私人利益而置行政伦理的规范和原则于不顾，利用公共权力满足私人利益，其本质即行政权力的异化。

（一）行政人员自身素质发展不平衡

历史和现实证明，行政人员是决定法律、政策能否完全、充分实现的最为关键的主体要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价值观念和利益的多元化，一些腐朽落后的观念侵蚀着行政伦理人员，削弱了行政的权威性，导致行政效率下降，严重危害着社会稳定。在经济领域，挪用公款、非法集资、涂改票据、做假账、伪造证据、侵吞公款，甚至为了个人私利，以权压法；有些行政人员乱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产生“寻租”型失范行为，将公共权力当做交换的商品，为自己和亲友打开便利之门，无视法纪法规，从根本上背离行政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忽视了行政伦理非功利性和非交换性的特征，严重破坏了行政伦理的公平原则。行政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应该用来为人民群众服务，当个人利益与社会根本利益发生冲突时，行政主体为了利益而无暇顾及行政伦理规范，从而造成行政伦理失范。

（二）行政行为不当，行政管理机制不完善在行政管理的实践中，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之间的争功诿过、拖延扯皮等官僚主义现象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混日子”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行政组织中没有完善的责任制度，而恰恰是因为这种制度在注重抑制人性恶的一面的同时，把人的善的一面给抑制住了。所以在制度的建设上，要有机制调动行政人员的热情和活力。在行政管理活动中，领导干部的升迁与政绩息息相关，所以有些领导干部忙于作秀，大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扩大知名度，制造轰动效应，短期内有成效，一旦升迁，新的领导上台，政策不连贯，很多项目无法更新，导致民不聊生。管理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各自为政，执法未能形成合力，形成“大家都在管、大家都管不好”的现状。根本原因是各部门不明确自己的职责，不依法履行，行政人员缺乏责任意识。在行政执法中，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并非公务员，却行使着行政权力，比如城管、协管等等，他们被授予了权力，但能力有限，很难执行复杂的任务，而且执法方式是简单粗暴型的，由于是临时岗位，干得不好可以随时换人，但他们执法中的行政伦理失范行为已经危害了行政客体的权利，也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所以政府需谨慎授权。

（三）行政监督缺位、滞后以及力度欠缺等问题严重

行政人员每年都会从“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进行绩效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同奖惩和工资等挂钩，按比例评选出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进行精神和物质的奖励。许多贪污腐败分子，把权力作为荣誉的基础，用权力去获取荣誉，把荣誉转化为追逐更大权力的砝码、欺压百姓的“护身符”。尽管一路高升，荣誉众多，但是老百姓对之评价并不好，这时权威、法定的行政荣誉机制失去了客观性，失去了道德评价作用。行政工作注重定性考察，缺乏定量考察，对于考核靠后的行政人员除非出现重大失误或违法违纪行为，一般不会予以处理。再者，公务员是“金饭碗”，被辞退、降职的很少，输出管理滞后，所以作为政府内部的行政监督体制，也已名不副实。制度再完善，执行的人不遵守，那也只是流于形式。行政外部的监督体制很多，如人大监督、司法监督、政党监督、社会监督。中国是党管政府，宪法中只规定了党对权力机关的领导，却没有规定权力机关可以监督政党的活动。人大监督缺乏权威性，真正有效的监督难以实施。司法监督有权威性，但法制建设仍需进一步加强。新闻舆论监督限制太 多，缺少自主性。由于无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条文和人民直接监督制约政府的制度，再加上日前行政机关的行政运行过程透明度不高，这就导致公民对政府监督难以到位，只停在表面上。

三、中国行政伦理失范的对策探讨

（一）提高行政人员的综合素质

加强行政人员自律意识的途径很多：行政人员可以通过学习和研究行政伦理学理论，树立与社会发展、人民需求相适应的伦理观念，从而增强抵御腐朽伦理侵蚀的能力。行政人员通过慎独的方法，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省察克治，自我解 剖，不断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行政效率。行政机关通过树立正反典范的方法，使行政人员明确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加强服务意识，减少特权意识。行政机关应定期对行政人员进行职业伦理培训，训练其道德选择能力，学习自我道德判断，接受道德的自我改造，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加强行政人员队伍的行政伦理培训教育、考核机制方面，可以借鉴俄罗斯公务员培训的招投标制，参标的教育机构只要具有国家认证的相应专业资格即可。引进这种竞争机制，将极大地提高培训质量、降低花销，有利于行政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严格考核，对不达标者进行再培训，直到合格为止，或输出公务员队伍，从而提升公务员队伍的整体实力。

（二）加强行政行为的道德法制化和制度道德化建设行政伦理失范现象折射出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滞后。把行政伦理要求纳入法制建设的范畴，实行权威性立法。“行政伦理法制建设有两个基本依据:其一，行政伦理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集中体现；其二，行政伦理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对中国行政体制的立法工作进行修正与完善，严格规范行政权力的来源、运行方式以及行使范围，规范行政主体的伦理行为。改革干部人事选拔制度，逐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实行竞争选举。适当提高干部薪给标准，使其符合养廉要求，以便彻底废除薪酬以外的一切特权待遇。要真正把决定行政人员‘官运’的权力交给人民群众。行政人员的上下、去留、升降，要由人民群众的意愿来决定。制度道德化方面，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行政伦理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依靠社会舆论、社会大众的内心信念和传统习俗来维护和保障。在中国，就目前而言，要减少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仅仅依靠道德伦理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道德“软约束”和法制“硬约束”结合起来，法治只是手段，绝不是目的。当忠诚、公正、仁爱、尊重等理论原则充分贯彻于行政体制之中时，就会大大弥补制度与法律作用的不足，从而起到制度与法律起不到的作用。

（三）加强行政监督体系建设

政府内部要建立“道德监督机制”，强化有权利的监督制约机制，利用外界压力帮助那些不具备自律能力或自律能力不强、不能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人，改变其不道德的行为，逐步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提高道德能力。对于绩效考评不合格者要进行再教育、再培训，不改进者应严厉惩处。行政人员要自律，有自我约束机制，树立正确的行政监督观念。

建立行政信用制度。首先，建立行政主体个人信用档案，记录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的信用状况，完善行政主体的信用记录制度。其次，依法建立行政主体信用资源管理的中介机构，对行政主体的信用资源进行统一管理，涉及到各方面的工作，如信用资料的采集、信用档案的管理、信用资源的披露和使用都必须要有强制性的法律为其后盾。最后，把先进技术手段引入行政主体的信用制度建设。如加快类似“电子政府”、“政务超市”等的建设步伐，以提高行政主体行为的透明度；充分利用网络系统，建立网上反馈机制，使行政主体更好地接受民众的监督，让贪官“上网”，从而使腐败者身败名裂，广大行政主体能更好地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对于人大监督和政协监督，国家应出台相应的法律，赋予相应的权力，建立制约机制，完善法制监督。公开的行政有利于抵制腐败，民主的行政有利于公众参与、公众监督，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为了加强群众监督，政府应建立健全政府信用监督机制，完善信访制度，通过专家咨询会、听证会等形式接受群众的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是群众监督的一种。新闻媒体应十分关注行政人员舞弊、受贿或以权谋私行为，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较强的监督威力。实践证明，强化群众监督将有利于弘扬正气、鞭挞腐恶，将更加密切政府和群众的关系，对治理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促进社会整体进步起到重大作用。参考文献：

[1]李冲锋.俄罗斯联邦公务员培训制度及其启示[J].湖北行政学院学2009(6).[2] 陈胜.服务性政府之行政伦理构建的思考[J].重庆行政，2009，(6).[3] 黄剑宇.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行政伦理研究[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4] 李楠.行政伦理分析———兴起的原因探讨与“失范”的对策思考:第 24 卷[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第五篇：行政伦理失范行为的调研对策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行政伦理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行政伦理失范行为的治理问题已成为公共管理的重要课题。本文结合公共行政人员伦理失范的现象，在分析失范成因的基础上，对如何防止和治理行政伦理失范行为进行探讨。

一、行政伦理失范的涵义

伦理从本质而言是关于人性、人伦关系及结构等问

题的基本原则的概括，针对心性结构、人伦秩序进行逻辑上的通融和交合。行政伦理实质上是指国家公务员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过程中，在公共行政领域所应遵循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总称，既包括作为个体的公共行政人员所应遵循的行政伦理要求，也包括作为群体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所应遵循的行政伦理要求。

失范，也叫违规、越轨，是指社会群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主要是指对社会发展和进步有负面作用的破坏性越轨行为。行政伦理失范就是行政人员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置行政伦理的规范与原则不顾，把公共权力用来满足私利的情况或现实，从而导致公共利益受损。从本质上说，是行政权力的异化。

二、行政伦理失范的类型及表现

行政伦理失范是和各个领域相互关联的，大体可以分为以下类型:

1、经济类失范。这类失范包括贪污挪用、行政人员经商和隐匿财产。一般来说，贪污是行政人员利用职权通过欺骗、瞒哄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行为。具体表现为：集体私分、挪用公款、非法集资、涂改票据、做假账、伪造证据、侵吞公款甚至为了个人私利以权压法，不按法定权限、程序履行职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循私枉法甚至执法犯法。

2、政治类失范。这主要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一般指公务人员脱离实际，不关心公众利益，官气十足，铺张浪费，贪图个人安逸和享受，导致工作效果和效率低下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其具体表现为:有的干部沉湎于文山会海，应酬接待;有的干部对待上级布置的任务是有决定而无落实，有布置而无督查，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

3、组织人事类失范。由于干部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长期以来任用干部只有“选拔”而没有“选举”，人事权掌握在少数领导人手里，其具体表现为:卖官鬻爵、公款行贿、跑官要官。用人问题上的腐败，后果最为严重，它使官场变成了市场，从而使行政伦理失范愈演愈烈。

4、失职类失范。在公务活动中，行政官员的失职、渎职是行政伦理失范的又一种典型表现。失职、渎职有的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巨额国有资产流失。例如:有的造成桥梁垮塌、煤矿安全等恶性事故.给国家财产带来巨大损失，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协进而破坏社会稳定。

三、行政伦理失范的成因分析

行政伦理失范并不是我国现阶段的“特产”,它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我国新旧体制转轨的社会转型时期,一定程度的行政伦理失范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难以避免的。归结起来，造成行政伦理失范主要有以下原因：

1、价值多元化的冲击。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着文化价值方面的复杂局面:一方面，我国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另一方面，我国又是一个急剧现代化的国家，不仅利益、地位分化会产生价值观念与生活观念的分化，而且各种来自异域的新思想和新观念也会随着国家的开放纷至沓来。这些新情况新变化将会持续且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也会对国家的行政伦理带来挑战和影响，导致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向多元化方向转化。旧的道德规范被冲破后，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完全确立，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被严重扭曲，如果行政主体不能正确认识基本的行政伦理准则和规范，那么，在履行行政职责时就难免会出现偏差，行政伦理失范也就不可避免。

2、行政体制的弊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极易出现行政伦理失范。一是行政权力“公权私化”。尤其是行政领导职务的刚性，即一旦获得了行政职务，在规定的退休年龄之前，只要无过错或有过错而不被追究，他就只能上不能下，即便退休，其身份、级别、待遇也不改变。这就必然造成官员的过剩和滞留，进而形成错综复杂的行政伦理关系。二是“官僚泛化”现象普遍存在。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行政机构臃肿，行政权力全面介入社会生活，行政人员可以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地位合法占有各种稀缺资源。谁一旦获得行政权力，谁就有了进行权力“寻租”的大量机会，就可以充分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这种现象更为普遍。

3、行政监督机制不健全。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行政伦理建设，总的来讲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内部控制，即行政伦理道德建设。这种方式主要通过训练和职业社会过程来培养、强化行政人员的职业价值观和职业水平。二是外部控制，即行政伦理制度建设。这种方式强调组织结构的合理安排或是立法、制定组

织规则、设立严格的监督机构等。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是行政伦理失范的客观条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不够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行政伦理失范的程度。

4、行政人员是追求个人利益(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这一判断使行政伦理失范的经济根源展现出来。公共选择理论在探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失灵”的原因和对策中,把“经济人”的假定推广到政治领域,提出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的观点。因为“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者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变化”,他们都会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追求最大化效用或利益。作为选民,他们总是趋向选择那些预计能给自己带来更大利益的政治家或政治选择方案。同样,作为政治家或官员,他们在政治市场上追求自己最大的效用,即权力、地位、待遇、名誉等,而把公共利益放在次要地位。这样,行政伦理失范就有可能发生。

5、行政伦理建设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实。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一直非常重视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从建国初期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上始终严格要求，与时代同步。但是在传统体制下，由政治力量所支持的社会舆论不次于法律的约束性。由于缺乏法治环境，缺乏相应的机制和制度，随着领袖崇拜和政治人格化的神圣性的消解，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失去了往日的政治约束力。特别是随着传统计划体制各种弊端的暴露，与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机构重叠臃肿、职责不清相伴随的是人浮于事、官僚主义、责任意识淡漠、缺乏进取心等严重违背行政伦理道德的现象。

6、行政人员双重身份的角色冲突。行政人员具有双重身份，这种身份的双重性来源于他进入公职系统之前的“原身”是公民。当他经过法律程序进入公共行政部门后，就形成了新的身份和行政职务关系，公共领域的特殊性要求公务员的公共角色定位。社会利益的实现是以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使用为前提的，为了保证公务员能够公正地行使公共权力，为公众谋取公共利益，必须要求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能够“大公无私”，不掺加任何个人感情色彩，即韦伯在官僚组织模式中设定的“公共人”。我国学者张康之指出:“作为社会的公民角色的公务员，得到行使公共权力的前提恰恰是个人对其权利的转让，即让个人权利服从公共权利的要求”。而一旦优先发展个人权利，就难以保证其公共权利使用的公共性。尤其是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缺乏对公务员角色扮演的严格规范，在原有社会分工体系中居于较高地位，而待遇相对较低的行政人员为了获得与此相适应的经济收人，便很容易想到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以权谋私等行政伦理失范行为的发生就不可避免。

四、行政伦理失范行为的治理对策

防止和治理行政伦理失范行为是促进行政伦理建设、推进社会民主政治建设、保证行政管理目标得以实现、健全行政监督体系的需要。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确立合理的行政伦理道德标准。确立合理、实用的行政伦理道德标准,是实行行政道德监督的前提。目前,不少西方国家都建立了系统的公共部门道德准则。这些道德准则对行政人员提出了相应的道德要求,时刻提醒行政人员对公众所负的责任,对行政人员规范自己行为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具体到我国而言,要对行政人员进行有效的道德约束,必须改变以往过高或过于空泛的道德标准,制定出一套符合行政部门实际工作的道德准则,以便行政人员遵循对照。当然,行政道德准则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道德环境的形成,这种道德环境的形成有赖于政治承诺和领导层的支持,并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同。其次,道德准则的要求必须为行政人员所接受,并依赖于他们的职业道德信念和道德自主性。行政伦理道德的标准内容十分丰富，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忠于职守，勤奋行政。二是廉洁奉公，清白行政。三是遵纪守法，依法行政。四是实事求是，科学行政。五是热情待人，协调行政。

2、建立健全行政伦理监督体系。建立健全行政伦理监督体系，是保证行政伦理规范建设的重要基础。行政伦理监督的形式有多种,如政党监督、行政监督、立法监督、司法监督、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等,它们相互结合,构成行政道德监督机制的基本内容。当前,构建完善的行政道德监督机制工作的着力点在于：一是加强权力机关对政府道德行为的监督。应在现有的政府领导述职报告制度的基础上,建立道德审议制度,将政府及政府官员的道德品行作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二是加强政府系统的自我监督。将政府机构及其行政人员的道德问题作为上下层级监督、行政监察的重要内容之一，将这些道德规范纳入政绩考核、素质考评范围。三是加强司法机关对政府行为的司法审查。四是加强政府与社会的沟通,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对政府行政道德的监督。社会监督(包括社会政治实体监督、社会团体监督、社会经济组织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以及社会成员监督)是不容忽视的体制外的监督形式,对政府的道德行为的监督作用非常明显。当前应提高社会监督主体的监督意识以及监督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同时加强群众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等监督形式的相关制度建设,营造社会监督的良好氛围,以形成强大舆论压力,限制和约束政府的道德失范行为,督促政府依法行政和以德行政。

3、建立利益保障机制。建立利益保障机制,强化社会赏惩制度建设,加大赏善罚恶的力度,是行政伦理制度化的核心。一是建构行政伦理道德代价补偿机制。这种利益补偿,既包括精神的褒奖、工作的变动、职务的升迁,也包括物质利益补偿。二是对违反行政伦理道德行为加大惩罚力度。对公务员违反行政伦理道德行为的惩罚量,必须远远高于违反行政伦理道德所得的收益,必须使他们在政治上、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得不偿失。例如,新加坡政府利用中央公积金制度,把公务员每月工资的40%作为公积金,存放在银行里等公务员退休后才能支取。这40%的公积金,只在公务员的工资中扣除22%,还有18%由国家补贴。也就是说,一个公务员如果从20多岁参加工作,到退休时将会有一笔数目巨大的公积金可以支取,多则几十万,少则十多万,足够保证吃穿不愁,颐养天年。中央公积金是实在而可靠的保障,既是福利,又是一种廉洁抵押,对于胆敢贪赃枉法的人来说,公积金是惩罚的筹码,贪污腐败者被法律宣判后,他的全部公积金将被没收,上缴国库。新加坡政府的做法,实际上是通过向公务员提供良好的福利待遇的基础上,实行廉洁抵押制度,变相提高了腐败行为的“成本”。有鉴于此,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不再可能以少数高风亮节的人民公仆“穷而愈坚,不堕青云之志”的标准,要求大部分的公务员在清贫的生活环境下保持良好的行政伦理水平,我们更应该在“重典治乱”的原则下,根据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逐步建立“以薪养廉”的伦理化的公务员工资福利制度。

4、推动行政伦理监督立法。我国在行政伦理监督法制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公务员法》、《国务院工作人员守则》、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和《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关于国家行政人员行为规范的制定和贯彻,在规范政府和国家公务员的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现实情况看,仍有大量的行政法规,尤其是行政伦理监督方面的法规急需制定。例如,我国还没有《行政伦理法》或《公务人员伦理法》以及实施的具体法令。因此,除了上述行为规范以及宪法、行政法和刑法典中的有关行政道德规范的规定之外,还应加紧制定专门的行政道德法典以及法律实施细则,以加强行政伦理监督。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对于公共行政管理的公正、廉洁、高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切实采取措施，有效防止和治理公共行政人员行政伦理失范行为，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伦理体系，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