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企业营销伦理的失范问题及其对策探 析

第一篇：医药企业营销伦理的失范问题及其对策探 析

医药企业营销伦理的失范问题及其对策探 析

医药企业营销伦理的失范问题及其对策探析［摘 要］医药企业所暴露出的营销伦理失范问题,如医药贿赂、虚假广告、药品质量问题、价格高导致的暴利问题等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从产品、诚信、价格、营销四个方面对其营销伦理失范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指出加强营销伦理建设是医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医药企业；营销道德；利益相关者；关系营销；绿色营销 1 加强医药企业营销伦理建设的必要性

随着全球化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医药行业的快速成长,医药企业所暴露的营销伦理失范问题已引起学术界与企业界的广泛关注。近几年来,我国各地频繁发生了各类医疗商业贿赂案件。据国家审计署的调查,2001年以来北京市所属10家医院收取药品和医疗器械厂商等支付的各种折扣、回扣、赞助等约3亿元,这最终增加了医疗患者的经济负担。除医院外,有关医生、药品管理人员索取和收受回扣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据中央电视台报道,2006年4月,因“开颅戒毒手术”而名噪一时的广东某医院原院长涉嫌贪污50万美元；2006年12月,已经卸任一年零六个月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因涉嫌收受贿赂,被中纪委“双规”,医疗监管过程中的贪污腐败问题成为众矢之的。2007年8月,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的一个有180多个处方医生的医院,竟然有120个医生在一年多时间里收受了103万元药品回扣。事实上,这些巨额回扣及受贿金额等最终都是由患者“负担”,他们成了药品流通链条终端的“冤大头”。每一起医药大案浮出水面,都会引起人们对医疗商业贿赂的新一轮议论与关注。无论是药品和医疗器械注册审批,还是药品和医疗器械采购,以及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采购与销售中都存在了诸多商业回扣与贿赂问题,这导致了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价格不实。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医药行业竞争加剧,部分医药企业急功近利,漠视企业社会责任,严重背离了市场伦理道德与法律法规。因此,重视并加强医药企业营销伦理建设,不仅已成为医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医药企业营销伦理中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大部分医药企业开始重视伦理与文化建设,但仍有不少医药企业忽视营销伦理建设,甚至有些医药企业的行为严重违背了企业伦理与国家法律,导致了营销伦理的失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药品质量问题。药品质量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部分医药从业人员素质不高,药品质量监督与管理落后,药品的安全性难以保证；②个别医药企业生产或经销假冒伪劣药品,坑害消费者,对消费者产生了很大危害；③药品包装的信息失真或夸大,如药品成分、功能、生产日期或有效期有虚假现象；④包装设计精巧、而药品分量不足,药品说明夸张、而药品疗效失真；⑤个别企业或销售点缺乏良好的售后服务,也有一些企业有承诺而不兑现。

（2）药品价格问题。目前我国医药市场上较为突出的违背道德与法律的价格主要包括：部分药品厂商运用掠夺性价格、欺骗性价格、垄断性价格等形式进行销售。其中,掠夺性价格表现为低成本高售价,如十几元或几十元成本的药品却以上百元或数百元的价格销售；欺骗性价格主要是以虚假广告的方式宣传药品效用与成本,并采用虚假折扣手段诱导顾客购买；垄断性价格主要表现为一部分生产同类药品的厂商为实行价格联盟,以同类药品的协议价进行销售，从而避免药品市场价格的总体下降。

（3）药品促销问题。在药品促销方面,营销伦理失范的表现为：①一些医药厂商设计与播放虚假或失真广告,诱导消费者等；②个别企业采取弄虚作假等方式,如夸大药品功效,刊登虚假病历,甚至雇用医托,欺骗患者等；③通过打折或抽奖等方式,诱导消费者购买并积存较多的药品；④通过贿赂与回扣等方式,勾结医药有关领导与医生,导致医药厂商、医院、医生联合损害消费者利益等。

（4）药品分销问题。药品分销伦理失范主要表现为：①制药企业与药品经销商不恪守合约,双方合同纠纷时有发生；②营销渠道的无序或不公平竞争,导致营销渠道权利冲突现象的发生；③医药货款之间脱节所导致的纠纷等;④医药经销商或医药中介以低价进高价出,从而牟取暴利；⑤药品分销中存在非法药品、假冒伪劣药品等,导致了医药市场的无序与混乱。加强医药企业营销伦理道德建设的对策与措施

由于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们对医药企业的行为非常关注。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药品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社会伦理对医药企业行为约束加强。每个医药企业、每个营销经理都应坚持诚信,唤回良知,切实对消费者负起社会责任。医药企业及医药营销人员要深入理解企业伦理的内涵,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用伦理道德约束自身的行为。

（1）以消费者为中心。消费者是医药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顾客是企业的“上帝”。以消费者为中心,以满足顾客需求为导向,设计营销活动是医药企业营销伦理建设的核心问题。医药企业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不仅可以提高企业产品研发能力,还可以增强消费者的信任,得到消费者的青睐。如我国同仁堂靠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和“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古训就体现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伦理价值观。医药企业以消费者为中心,要重视以下几点：一是确保药品的安全,提高药品的疗效,降低毒副作用；二是确保消费者对药品价格的知悉权,包括药品的采购、促销、分销和研发等方面的成本,让消费者明明白白地消费；三是积极处理消费者的抱怨和投诉,接受消费者的批评,协调药品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四是在产品研发中,广泛调查并采纳消费者的意见,了解消费者行为变化,及时研发新产品,真正生产出消费者需要的药品。

（2）坚持以人为本。药品作为医药企业的产品,其一级客户是中间商及药房,二级客户是医院,终端客户才是患者。患者作为终端用户,因专业知识所限,很难合理、科学地选择用药。因此医生的处方权对于厂商的药品促销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医生与患者在药品信息方面具有不对称性,导致患者对药品使用量取决于医生的处方量。因此,药品厂商销售对象主要是药房及医院。正是这种利益链,导致了医药代表在向处方医生推广其药品时,往往通过赠送礼品、回扣或贿赂等方式,取得处方医生的合作。因此,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患者或病人为本,通过伦理建设,唤回药品营销者和处方医生的良知,同时加强医药行业自律,坚决用法律手段惩处医疗行业的违法违纪行为,约束医药营销中不道德的行为,从而促进医药企业与医院建立良好、和谐的客户关系。

在医药企业的营销政策中,硬性任务指标分配以及以提成为主的过度激励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驱使营销人员采取“潜规则”和不法手段推销药品。这种政策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难以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另外,医药企业对于营销员的考核主要根据业绩决定去留,因此药品销售人员的流动性较大,长此以往也特别不利于医药渠道及终端建设。因此,坚持以人为本,要求药品厂商规范销售方式,合理制定销售任务、考核标准和奖惩措施,从而更好地调动医药营销人员的积极性。

（3）坚持诚实守信。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中庸》也指出：“唯天下之至诚,为能经伦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下之化育。”药品关系人民群众的生

命健康,药企更要坚持诚实守信,杜绝“重利轻义”的商业陋习。医药企业坚持诚实守信要求：一是药品厂商及其营销代表在药品营销中坚持实事求是,不夸大,不隐瞒,不销售假冒伪劣药品；二是处处为消费者考虑,恪守营销职业道德,不贿赂处方医生及有关人员；三是充满爱心、做事讲良心、推广宣传实事求是,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总之,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医药企业销售网络也在发生变化,而诚信问题成为医药企业渠道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赢得消费者的关键。医药企业必须认识到不讲诚信的危害,以及给企业带来的风险。

（4）降低药品价格。由于我国医药企业的特殊情况,长期以来医药企业产品价格居高不下,产品价格远高于成本价格。众多因素导致药品价格居高不下,如产品经历的流通环节过多,致使终端药品销售价格过高；医院将药品作为其利润重要来源之一等。药品价格过高使消费者深受其害,也导致了“看病难”、“看病贵”等社会现象。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医药企业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科学调整药品价格,将价值让利给消费者。另外,随着医药行业竞争的加剧,同类疗效的药品品牌众多,如何在竞争中求生存、促发展,成为许多医药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医药企业应加强价格方面的伦理建设,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同时要“以良心做好药”、“做不贵的药”,切实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重视绿色营销。伟大的营销学家阿尔•里斯和杰克•特劳特曾说：“营销不是一场产品战,而是一场认知战。”伴随着消费者对健康、自然、绿色产品的偏爱和热衷,“绿色认知”将成为主导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主流思想。就医药企业而言,实施绿色营销是其应对激烈竞争和实现长远发展的理性选择。根据药品生命周期,选择药品营销策略,如在市场引入期,要加强宣传,成本核算中要计入产品环保成本。在市场成长期及成熟期,要培育绿色品牌,逐步建立稳定的绿色营销渠道,做好基础性工作。另外,药品厂商应主动参与环保等社会公益活动,重视“节能减排”,探索循环模式,从而树立企业的绿色形象,为开展绿色营销奠定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马畅.医药企业营销伦理的理论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22):117-118.［2］杜义朝.医药商业贿赂的成因及治理［J］.商场现代化,2007(10):317-318.［3］王恕.医药营销道德与创新营销方式的思考.中国营销传播网,2001(8).

第二篇：伦理价值观的失范

最近有几件事，折腾得很是热闹：被指涉嫌抄袭的承德市作协主席刘英辞职；贵州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世杰被曝雇用枪手；新一轮张爱玲热。这几件事本身，都让人觉得怪怪的，好像还应该再往深处想一想。这一想，让我想到了伦理价值观。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长期形成的各种伦理观念。这些伦理观念不是平面的，也不是线性的。同一件事，因角度的不同，常常会出现两种以上的相互矛盾的伦理标准，于是就有了一个“谁管谁”的问题。一般来讲，当然是低阶位的伦理服从高阶位的伦理，但在实际上，对于究竟哪个高哪个低，人们的看法往往不一致，就形成了不同的伦理价值观。比如“孝”，本来是一个很高阶的伦理，素有“百善孝为先”、“以孝治天下”一类说法。你的生命是父母给的嘛！可是一旦遇到“忠”，就要打折了。皇上要用你了，主子要用你了，老爸老妈的事只能后搭搭。“义”的阶位稍低些，跟“孝”也比较容易“两全”，问题是就怕碰上“大义”，一旦碰上了，就有“大义灭亲”一说了。不过那个“大义”得弄对。当年儿子揭发、批斗老子，其实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那里面没有大义，连小义都没有。

高阶位不是“高标准严要求”。像“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一种“高标准严要求”。如果某人真能一辈子一闪念都不曾闪过，自应受到尊崇，但这种人即便真有也不多，更何况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同样应该受到尊重。但是，这儿又有一条底线，就是不能损人利己，也不能损人不利己。这种要求不高但却是做人底线的伦理，也是一种高阶位的伦理。

当作家，搞创作，有种种的写作伦理。对于一个有追求、有出息的作家来说，创新意识只是起码的要求。再降低一点，不模仿别人，不重复自己，应该不难做到。可是话说回来，一个初学者模仿模仿别人，一个江郎才尽的老作者重复重复自己，也不是多么严重的事。然而，不抄袭，不剽窃，却是写作伦理的底线。既然底线属于高阶位伦理，那么换句话说，就是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作为越过这条底线的借口。

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底线又经常会受到挑战，尤其是受到某些话语强势者的挑战。郭敬明抄袭案就是一个彰明显著的例子。

2003年末，庄羽将郭敬明告到法院，诉称被告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了原告的《圈里圈外》。2006年6月，北京一中院做出终审判决。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挺郭的一方，主要是郭的粉丝，一直没有停止鼓噪，一面支持“小四”，一面攻击庄羽。终审判决出来以后，郭敬明被判定抄袭成立，被告方支付了罚款和精神抚慰金，但是却拒绝道歉。这个“不道歉”激起了强烈的谴责声，但是――至少据我的印象――仍然高不过郭的粉丝们的支持声。然后，人们又看到了法律的边界――法院可以判令侵权者道歉，但是无法强迫其道歉。这也对。道歉本质上属于当事人的意愿表达，别人（包括法院）很难强迫，而且强迫出来的道歉也不是真的道歉。法院的办法是，“逾期不履行，„„法院将刊登本判决的主要内容，费用由郭敬明、春风文艺出版社承担”。应该说，这是一种比强迫出来的假道歉更好的解决办法，相当于明白昭示那个当事人没有悔改之意，亦不失为对粉丝们的鼓噪一个有力的回答。

但是，最终决定天平向哪边倾斜的，是另一家机构。就在这之后不久，这个拒绝道歉、没有悔改之意的抄袭者，被接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此举同样明白地昭示出一种伦理价值观。从协会的性质看，这应该是一种官方的伦理价值观，或者说是具有实际社会影响力的伦理价值观。虽然它既不能代替所有协会会员个人的伦理价值观，也不能代替所有各省市协会的伦理价值观，在此之后，仍然有很多作家继续谴责抄袭者，而新疆作协更是毫不含糊地将抄袭者遥远开除出会。但是，无论是作为个人的作协会员，还是作为地方机构的地方作协，其实际社会影响力都是无法与中国作协相比的。从伦理价值观的角度讲，一个没有悔改之意的抄袭者照样能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意味着抄袭行为已不再是写作伦理的底线。如果抄袭者手里握有其他方面的筹码，仍然可以就此做一番博弈，输赢仍在两可之间。郭敬明就赌赢了。遥远则是赌输了的例子；或者如有的论者所嘲讽，“很少有抄袭的作家像他（遥远）这样倒霉”。

在这样的背景下，承德市作协主席刘英被指抄袭一事闹腾得如此沸沸扬扬，就不免带上了一种怪怪的味道。

这事儿咱们从后往前说。最近事情有了结果，有报道说：“承德作协前任主席刘英被指新作《草叶上晶莹的露珠》涉嫌抄袭后，承德市文联高度重视，责成相关人士开始核实详情。调查人员分别对刘英、出版社等相关人士进行调查，文联调查人员发现，《草叶上晶莹的露珠》书中收录的文章的确与原作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承德市文联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关于刘英是否抄袭其他作者文章，‘现在也不好说，因为文联没有权力对是否抄袭进行认定’。”

看来承德市文联不仅高度重视，而且高度慎重，所以在最后表态时，还记得他没有“认定”权。美中不足的是，他忘了他实际上也没有“调查”权。当然，这里所说的“调查”权、“认定”权，都是法律意义上的。如果只从文学的意义上说，是不是抄袭其实很简单，因为《草叶》是本散文集，不像小说还可以抄情节、抄人物关系，散文要抄，只能抄文字，所以只要把相关的文字两相对照，应该一目了然。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刘英的抄袭与否是明摆着的，用不着拿“有很多相似之处”打马虎眼。至于确定是抄袭之后，数量有多少，性质严重到什么程度，也不难做出文学上的考量。

所以，这件事的怪异之处，就在于它本来没有涉及诉讼，却偏要拉开一副做大的架子，去做法律意义上的考量。这可真是一道奇怪的风景线：按报道中开列的名录，被抄袭者人数众多，健在者亦有多人，他们的作品被人抄袭，却没有一个人起而维权，倒是一些旁观者在那里义愤填膺抱打不平。那么，你既然想就这事儿抱打不平，就理应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最基本的实情吧？像承德这样的“厅级”，它的“市作家协会”是怎么回事，该协会的会员是什么样的作家，它的协会主席是哪一级干部，是怎样的“文坛掌门人”，又是怎样产生的，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事实上，我看到过一篇文字，其作者说曾在网上将“刘英”百度了一下，发现在有限的几个条目中，除了说到她是承德市作协主席，开过什么会，在会上讲了什么话，并未涉及她有什么作品。可惜，该作者仍然只是将这些当作挖苦的材料，却没有想一想，虽然抄袭确实是很不光彩的事，但对于这样一个没什么像样作品行世的作者，有必要闹腾得如此沸沸扬扬吗？何况那本《草叶》根本不是正版书，只是买一个书号就可以“出版”十本那种。这种书根本进入不了市场，更赚不了钱。从常理上讲，确确实实没什么值得闹腾的。如果说这件事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在拒绝道歉、毫无悔意的抄袭者郭敬明被接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之后，人们既然对大抄郭敬明无可奈何，就只好拿刘英这样的小抄来足足地显示一下自己的正义感了。

刘世杰是贵州省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这个职位应是副厅级。他在一部“小说”上署了名，而且是惟一作者，但这部“小说”他没写过一个字，甚至没抄过一个字，完全是“坐享其成”。事情好像挺明白，但是从法律的意义上说它是个什么“案件”，就难说了。如果让法庭来判，未必多么难判，问题是和前一件事一样，没有任何一个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人进行告诉。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个“小说”是由“同名电视剧”改编的。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是一个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你不署小说原作者的名，人家肯定不干。但是一个由电视剧改编的“小说”，署不署原编剧的名，很可能就不是“问题”，因为它有很多个编剧，而这些编剧们没人把那个据以改编为“小说”的剧本当作自己的作品，只认为自己干了其中派给自己的那份活儿，并且已经得到了该得的报酬。你看在那么多的议论纷纷、纷纷议论中，竟然没有一个人、一句话提到谁才是这部“小说”的无可争议的作者！有报道说，“书的真正作者是女诗人言美芳”，也就是那位所谓被雇用的枪手。虽然我对言女士的很多方面都极为同情，但我仍然认为她只是个写作者而不是创作者，最多是个改编者。说白了，我们面对的是一部从流水线上“组装”出来的“小说”，一部没有一个真正的创作者的“小说”。如果有谁真想有意义地闹腾闹腾，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值得闹腾一下的地方。当一部电视剧可以有很多编剧，却没有一个编剧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作品时，当一部这样的电视剧又被书商找来写手改编为“小说”，因而这个“小说”已经不存在确定的作者，以至电视剧的制作方觉得自己有权“指定”谁是作者时，我觉得――至少是在这部“小说”中――确实是“文学已经死了”。文学都死了，谁是作者还有什么可闹腾的？

张爱玲热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面。像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有人喜欢、很喜欢，有人不喜欢、很不喜欢，都正常。不正常的是“张爱玲热”――总是隔几年“热”一次，隔几年又“热”一次，每次都“热”不了多久，慢慢凉下来，然后就有人再把它炒热。依我看，一次又一次的张爱玲热，并不是真正喜欢她的作品的人炒起来的。张爱玲是个特点突出的作家，这些特点决定了她的价值，决定了她的局限，也决定了哪些人会喜欢她的小说，而这些人手里并不握有足够的公共资源，不具有把她炒热的能力。既有动机也有能力的，是那些拥有话语权的人，是那些某种意义上的“知识精英”。两年前，借电影《色?戒》上映，一轮新的张爱玲热卷地而来。它几乎成为近二十年以来最热的一次张爱玲热，可惜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像炒家们估计的那么健忘，结果大热变成了大凉。两年以后，更新一轮的张爱玲热再次卷地而来，这次借助的是一部叫《小团圆》的长篇小说。跟着掺和的还有一部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倾城之恋》。掺和而已，从三万字的小说变成了36集的电视剧，里面还有多少东西姓张，已经是很难说清的事了。实际上，一次又一次的张爱玲热，本质上决不是对她早年那些作品的关注。那些能“代表”她、决定她的文学地位的作品，并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地方，它们好在哪里，好到什么程度，以及有哪些不足，缺少什么，如果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到今天还搞不清楚，那么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没一个人还配活着。真正在那里来回“炒”的，不是张的这些作品，而是张本人的“行状”，说白了就是她和胡兰成那点事，最多加上那点事在她后期的作品里变成了什么样子，剩下了一些什么样的渣子。炒《色?戒》时如此，炒《小团圆》时仍然如此。炒《色?戒》时，《南方周末》发表了梁文道的《焉能辨我是忠奸》（2007年11月15日），它首先批评“中国人学历史就像小孩看戏”，除了忠臣和奸贼，“再无第三条路”。然后引用德国在二战后清理“通敌者”的故事，谴责“一些没有什么天分”的人，借“狠批几位造诣非凡的大师曾经出任纳粹伪职”，“心态很阴暗”地“取而代之”。接着又引用加拿大的中国史学家的话，认为“曾经帮侵华日军指认出藏匿于平民中的败逃国军，结果害死了这些抗日军人”的人究竟是好是坏，也“很难判定”，因为这样做“起到了保护其他平民百姓的效果”。经过这样一番弯弯绕，真是“焉能辨忠奸”了。连忠与奸都不可辨了，还有什么伦理价值观可言？最近炒《小团圆》，《南方周末》又刊登了对陈子善的访谈《张爱玲也许不高兴》（2009年3月26日），说“张爱玲被胡兰成连累了”，并质问道：“这是什么逻辑？你说汉奸的老婆不能纪念，那汉奸的哥哥能不能纪念，鲁迅是汉奸周作人的哥哥，周作人是比胡兰成更大的汉奸，怎么可以开研讨会？”做此质问，居然还提到逻辑。作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先生真的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毫无可比性？比如，鲁迅在周作人当汉奸之前就已去世，而张爱玲是在胡兰成正当着汉奸时成为他老婆的？

在对《小团圆》的炒作中，经常引用张爱玲自己的一句话：“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其实这正是问题症结之所在，也正是张爱玲的一个死结。她在为《色?戒》辩解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中，说到王佳芝行为的心理依据时，用了很长的篇幅去强调王佳芝对“表演”的痴迷，仿佛易先生的上钩，只是“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她还设置了种种其他的依据，例如“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再如把王佳芝及其同伙都说成是“羊毛玩票”，并非专业的特工；甚至还有个“远因”，即第一次在香港谋刺未成却枉失了童贞，以至“有点心理变态”。总之，张爱玲为了使王佳芝的行为有合理的解释，什么理由都可以用，连“心理变态”都用上了，惟独铁嘴钢牙死也不往“爱国动机”上说。原因很简单，一旦确立了王佳芝引诱易先生是出于爱国，那么最后的“捉放曹”就是叛国。“冰雪聪明”的张爱玲当然不会干这种傻事。说到底，《色?戒》只是一篇回避了国家立场的小说。它并没有为汉奸辩护，更没有歌颂汉奸。那不是张爱玲的动机。张爱玲的动机仅仅在于――为一个女人爱上一个汉奸寻找种种与国家立场无关的理由。

她不是不知道，在面对日本侵略者时，国家立场是“大义”，是伦理底线。她的刻意回避，恰恰证明她知道。这是她的态度，是她的选择。围绕张爱玲热所出现的争论，实质上就是对她的这种选择和态度，我们应持什么态度。而这些不同态度的分水岭，就在于伦理价值观中的伦理底线有没有刚性。这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但背后却是一个利与害的问题。强调伦理底线的刚性，对某些人显然不利；而对这种刚性的削弱乃至抹杀，则明显有利。

如果要找个人来和张爱玲比一比，为什么不选郁达夫？即便对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做出最高的估价，也高不过郁达夫――再退一步，高不过很多吧？郁达夫的个人行状并非完璧无瑕，但在国难当头之际，他的国家立场毫不含糊，决非张爱玲那种含糊、回避可比。但是，我们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张爱玲热，郁达夫热却是一回都没有。这叫什么？这就叫伦理价值观失范。

第三篇：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与对策探析

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与对策探析

时间：2011-05-22作者：谢宜家来源：中国论文库字号：T|T 摘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是社会进步与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

在客观分析我国公务员伦理失范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加强公务员 标签：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

摘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是社会进步与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

在客观分析我国公务员伦理失范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完善行政体制建设、强化行政权力监督和

加快行政伦理立法，对提高我国公共行政管理中公务员的伦理素质，营造一个和谐的政治社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

作者简介：谢宜家，中共陕西省宝鸡市凤县县委办公室，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地方政府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3-154-03

公务员作为个体的公民和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其伦理也包含着两个方面，即作为公民所应遵守的社会伦理和作为公务员身份的行政伦理。

现实生活中，行政伦理经常遭到公务员的践踏，造成大量行政伦理失范现象的存在。所谓行政伦理失范，笔者认为，就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部门、个人或与自己有密切关系者谋取利益，践踏法律的权威、违背基本的社会公德、侵害具体相对人或社会公共利益

并造成恶劣影响的行为。

一、当前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主要体现

（一）服务意识淡薄，特权思想浓厚，形象工程泛滥我国《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公务员必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的监督。现实中，常常出现主仆地位颠倒的现象，服务意识严重淡化。“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是人们对

政府机关的形象描述，反映出了人们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的不满。

部分公务员官本位思想严重，认为握有权力，就享有特权，严重影响了公务员为民服务的意识和服务水平。官僚主义和利用职权寻租普遍，失职渎职现象大量存在，侵犯人民合法权益的事件不胜枚举。

据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2009年，全国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3175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

人、省部级8人，立案侦查失职渎职、侵犯人权涉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共9355人。部分公务员为了确保“政绩”，增加自己升迁的筹码，在各地相继出现了大量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如原广东开平市市委书记赵瑞彰搞所谓的经济建设，大量征地搞工业园区建设，4年征地3万亩，不仅造成土地浪费，且严重伤害了人民的合法权益，被人们喻为“军阀”。

（二）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盛行，官德败坏严重贪污受贿作为最常见的腐败类型，每年都有大量的贪脏分子被查获，2009年，全国共立案

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部分公务员行政伦理素质不高，将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己有，从事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违法行为。主要运作模式

是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企业老板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内幕消息、充当保护伞等获取企业的非法财物。如山西省临汾市煤炭工业局原局长杨吉

春，利用职务便利为煤炭老板提供各种便利，获取巨额回报案，影响恶劣。

任人为亲，跑官要官，卖官鬻爵等大量官德败坏，行政伦理素质低下的事件屡见不鲜，成为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障碍。原重庆市公安局副

局长和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文强利用职权便利，收受时任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某支队队长的陈涛40万元，其后陈涛顺利升任市局治安总队

副总队长一案就是典型。

（三）利益部门化严重，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现象较多部分行政部门在履行公职时，常常以部门利益为出发点，不能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上级与下级、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宣传是一套，做起来是另一套，遇到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事件，就推诿给其他部门，互相踢皮球，在无过便是功的心态下，谁也不愿多做事，以防因事得祸。遇到有力可图的事情，就都争着抢着去办，硬将部门利益纳入职权范

围内，以所在部门利益最大化为标准，制定相关的政策、规章制度等，甚至为了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而出台一些与上级政策不相符的红头文

件，如前几年某市为保护本地产品，而指定某些特定单位必须采购和使用本地产品，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国家有

关法律的规定。

（四）违背组织纪律和社会公德，生活作风堕落民主集中制是我国基本的组织原则，是我国各级政府进行决策、行使职权的重要活动原则

。而目前有的部门领导人搞一言堂、家长制，我行我素，实行所谓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威胁模式，容不得有不同的声音，严重破坏了

民主政治建设。

诚信缺失广泛存在，公务员面对公民的请求，满口答应后不了了之，出台的政策得不到落实，严重有损政府的形象，既与当今诚信政府的

建设背道而驰，也不符合公民基本的诚信道德，使国家和人民都蒙受了巨大损失。有的行政领导凭借自身权力，纵容自己的配偶、子女及亲属

利用自己的所谓影响谋取非法利益，个别行政领导甚至与黑社会势力相勾结，为虎作伥。

生活作风方面，随着社会物质条件明显改善，部分公务员便不再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勤俭节约的美德，常常沉迷于享受权力而不顾

最起码的社会公德。例如部分行政人员以考察、工作为借口，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大肆挥霍公款，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严重败坏了社会公

德，玷污了政府的形象与尊严。

二、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分析

（一）传统陋习沉渣泛起我国自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就确立了统治者至高无上的特权，前后长达三

四千年，尤其是封建社会时期，更是达到鼎盛，皇权思想、君臣思想影响深远。我国虽已进入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但时间较短，传统官僚主义

思想还不能从根本上清除，现今传统官僚主义思想沉渣泛起，变相的被部分公务员所接受和奉行，“官”的思想充斥在政府部门的各领域，导

致公务员服务意识低下，特权思想严重，由人民的公仆变为主人。

（二）自身素质不高

古语云：“内修则外理，形端则影直。”现实生活中，公务员自身素质不高是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根本原因。由于公务员身份的两

重性，一旦在履行公务员职责时牵涉到了自身的私人利益，就有产生行政伦理失范的可能。有的公务员只要进入了公务员队伍就不再注重身心

道德的修养与提高，沉迷于特权和享受之中，将对党和国家的誓言抛到九霄云外，从而伦理道德陷入滑坡并从此跌落，徇私枉法，追求个人利

益最大化，甚至营造条件去搞腐败行为。

（三）行政体制不完善

由于受传统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行政体制自身还存在许多弊端：行政职权扩大化、机构设置臃肿、人浮于事、管理目标不明确、行政效

率低下等。目前我国处于转型期，新体制从开始建设到转入良性运行需要一个较长的探索和调整期，各种配套的相关法规、制度、章程还不是

很健全，导致管理上存在不少漏洞，从而成为产生行政伦理失范的隐患。

（四）监督机制不健全

1．监督主体多元化，监督体系缺乏合力从总体来看，我国对政府机关和公务员行为的监督，既有国家监督又有社会监督，既有部门内部监

督又有外部监督，各种监督之间没有形成一个关联的系统，也缺少监督分工，往往出现监督盲点，给不法分子留下投机空隙。

2．司法监督受到限制，监督效果不佳在我国，司法机关监督行政的范围非常有限，《行政诉讼法》把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限定在具体行政

行为的范畴，而将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可能损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外。

同时，检察院对行政的监督不够全面，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长期以来，人们集中关注于法院，而对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重视不够，目前

检察院主要是通过对相关犯罪行使侦查权和提起公诉进行监督，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探析

（一）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明确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务员是人民公仆的地位关系，削弱传统的“官老爷”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

意识，必须加强行政伦理教育，强调廉洁自律和服务意识，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伦理失范的问题。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1．加强行政

伦理教育，坚持正确的行政价值观注重公务员队伍的再教育工作，定期开展培训教育，适当地请优秀公务员和道德模范作报告等，确保广大公

务员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增

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自觉性，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因为这是树立公务员道德的基础和根基，同时也是现代公务

员行政伦理教育的重要内容。

2．增加政治理论学习，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提高公务员的政治修养。强化

公务员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让公务员队伍成为一支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优秀群体。

同时，公务员要结合时代发展的趋势，明确当今我国政府转型时期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的意义，遵照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细节要求和总体规划

对公务员行政伦理提出的新要求，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修养，做到与时俱进。

3．强化公务员的道德自律意识，正确处理公务和私人问题具体就是要求公务员在工作和生活中，常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教育，做到自重、自

省、自警、自励，管住自己的嘴、管住自己的手、管住自己的腿，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自控能力，坚决抵御各种落后思想和腐朽文化的侵蚀。

正确定位自己的公务员权力与职责，明确区分与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将外在的强制转化为内在的自觉，促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习惯，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实践。

（二）完善行政体制建设

多年的反腐败经验表明，行政伦理失范现象总是和政府职能过多、权力过大有密切关系。政府职能过多、权力过大，就会使行政官员滥用

权力成为可能。因此，必须进一步转化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从制度上制止行政伦理失范发生的可能性。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1

．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转变政府职能，摆正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实现由传统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加快政府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明确各政府机关的权力和职责，减少权力交叉造成的各种推诿扯皮现象；

在制度规范上，要尽可能的可量化，执行时确实需要自由裁量的一定要遵守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在行政方式上，要完善民主集中制

建设，真正做到民主决策、行政公开、政府行为透明，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减少公务员权力寻租、以权谋私的机会。同时，要加

强“治贪”力度，增加贪官腐败的成本和代价，营造一个团结向上、公正廉洁、勤政为民的良好行政环境。

2．完善人事行政机制，规范公务员任免机制严格遵守《公务员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用人上要秉承因职招人、因材器使、人事动态

平衡的原则，在源头上把好关，确保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能进入公务员队伍，同时还应形成合理的人才流转机制，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保证

公务员的行政伦理素质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3．建立公务员伦理道德考核机制在公务员录用、考核、提薪、晋升时充分考虑其伦理道德状况，建立一套完整可行的考察办法，切实付诸

实践而不流于形式。

建立一套公务员伦理道德考核机制，具体可包括道德评价机制、道德奖惩机制，对尽职尽责的公务员提供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对违背行

政伦理和社会基本道德的公务员要严惩不贷。

（三）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1．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监督法，构建整体合理的行政监督体系充分整合现有各种监督主体与手段的优势，通过一部统一的行政监督法来明

确规定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政府机关内外监督的重点和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互相联系互为补充的整体性的行政法制监督体系。

2．改革行政监督机构，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作用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的层级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行政机关及公务员的违法或者不当 的行政行为，把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同监察、审计等专项监督结合起来。各部门都要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恪尽职守，减少政府和公务员行政

伦理失范问题，大力推进法制政府建设，确保政府行政行为法制化。

3．完善司法审查制度，强化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具体做法：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之内，这样可以压

缩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空间；加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来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利。

（四）加快行政伦理立法

日本作为廉政建设成绩显著的国家，其行政伦理建设的特点在于确立了行政伦理的核心价值，重视程序规定和行政伦理法治化，制定了统一的伦理法典。借鉴日本行政伦理建设的经验，我国应建立行政伦理管理机构，制定完善的行政伦理法规，加强监督，推动权力规范运行，健

全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展开：1．建立专业的行政伦理管理机构在日本中央政府，有专门负责公务员伦

理事务的机构——国家公务员伦理审查会，直接隶属于日本人事院，负责各种公务员行政伦理规则和处分细则制定、调研审查公务员的伦理问

题等，对提高日本公务员行政伦理素质，防止行政伦理失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的治国实践中，有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

机关”，因其地位、权限等多方因素，致使发挥的作用有限，借鉴日本经验，建议将其纳入中央国家权力机关垂直管理，在人大部门中可设立

专门的行政伦理管理机构——行政伦理委员会，专门负责各级公务员的伦理考核和相关伦理法则的制定等问题，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和完善有

效的科学的公务员行政伦理管理体系和管理机构。

2．加快行政伦理立法，把伦理行为上升为法律行为作为公务员个人修养的“自律”和社会法律法规的“他律”是督促公务员行政伦理行为 的两大力量，而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实践，实际上是循着经“他律”并在“他律”的支持和督促下，形成“自律”并以“自律”为主要的约制力

量的过程。虽然我国也非常重视行政道德建设，提出一系列政策方针，如以德治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记两个务必，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目前我国大多公务员还停留在他律的基础上，靠公务员自律来规范行政行为的理想，与

现实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加快公务员行政伦理立法，将行政伦理纳入国家法律效力范围内是很有必要的。

笔者相信，只要权力机关、司法机关高度重视，公务员积极配合，社会认真监督，从借鉴国外经验，开展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完善行政

机制、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和加快行政伦理立法等方面着手，就能保证政府职能转型期公务员行政伦理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实现向服务型政府 的转变，营造出和谐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早日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

第四篇：行政伦理失范行为的调研对策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行政伦理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行政伦理失范行为的治理问题已成为公共管理的重要课题。本文结合公共行政人员伦理失范的现象，在分析失范成因的基础上，对如何防止和治理行政伦理失范行为进行探讨。

一、行政伦理失范的涵义

伦理从本质而言是关于人性、人伦关系及结构等问

题的基本原则的概括，针对心性结构、人伦秩序进行逻辑上的通融和交合。行政伦理实质上是指国家公务员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过程中，在公共行政领域所应遵循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总称，既包括作为个体的公共行政人员所应遵循的行政伦理要求，也包括作为群体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所应遵循的行政伦理要求。

失范，也叫违规、越轨，是指社会群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主要是指对社会发展和进步有负面作用的破坏性越轨行为。行政伦理失范就是行政人员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置行政伦理的规范与原则不顾，把公共权力用来满足私利的情况或现实，从而导致公共利益受损。从本质上说，是行政权力的异化。

二、行政伦理失范的类型及表现

行政伦理失范是和各个领域相互关联的，大体可以分为以下类型:

1、经济类失范。这类失范包括贪污挪用、行政人员经商和隐匿财产。一般来说，贪污是行政人员利用职权通过欺骗、瞒哄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行为。具体表现为：集体私分、挪用公款、非法集资、涂改票据、做假账、伪造证据、侵吞公款甚至为了个人私利以权压法，不按法定权限、程序履行职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循私枉法甚至执法犯法。

2、政治类失范。这主要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一般指公务人员脱离实际，不关心公众利益，官气十足，铺张浪费，贪图个人安逸和享受，导致工作效果和效率低下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其具体表现为:有的干部沉湎于文山会海，应酬接待;有的干部对待上级布置的任务是有决定而无落实，有布置而无督查，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

3、组织人事类失范。由于干部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长期以来任用干部只有“选拔”而没有“选举”，人事权掌握在少数领导人手里，其具体表现为:卖官鬻爵、公款行贿、跑官要官。用人问题上的腐败，后果最为严重，它使官场变成了市场，从而使行政伦理失范愈演愈烈。

4、失职类失范。在公务活动中，行政官员的失职、渎职是行政伦理失范的又一种典型表现。失职、渎职有的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巨额国有资产流失。例如:有的造成桥梁垮塌、煤矿安全等恶性事故.给国家财产带来巨大损失，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协进而破坏社会稳定。

三、行政伦理失范的成因分析

行政伦理失范并不是我国现阶段的“特产”,它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我国新旧体制转轨的社会转型时期,一定程度的行政伦理失范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难以避免的。归结起来，造成行政伦理失范主要有以下原因：

1、价值多元化的冲击。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着文化价值方面的复杂局面:一方面，我国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另一方面，我国又是一个急剧现代化的国家，不仅利益、地位分化会产生价值观念与生活观念的分化，而且各种来自异域的新思想和新观念也会随着国家的开放纷至沓来。这些新情况新变化将会持续且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也会对国家的行政伦理带来挑战和影响，导致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向多元化方向转化。旧的道德规范被冲破后，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完全确立，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被严重扭曲，如果行政主体不能正确认识基本的行政伦理准则和规范，那么，在履行行政职责时就难免会出现偏差，行政伦理失范也就不可避免。

2、行政体制的弊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极易出现行政伦理失范。一是行政权力“公权私化”。尤其是行政领导职务的刚性，即一旦获得了行政职务，在规定的退休年龄之前，只要无过错或有过错而不被追究，他就只能上不能下，即便退休，其身份、级别、待遇也不改变。这就必然造成官员的过剩和滞留，进而形成错综复杂的行政伦理关系。二是“官僚泛化”现象普遍存在。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行政机构臃肿，行政权力全面介入社会生活，行政人员可以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地位合法占有各种稀缺资源。谁一旦获得行政权力，谁就有了进行权力“寻租”的大量机会，就可以充分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这种现象更为普遍。

3、行政监督机制不健全。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行政伦理建设，总的来讲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内部控制，即行政伦理道德建设。这种方式主要通过训练和职业社会过程来培养、强化行政人员的职业价值观和职业水平。二是外部控制，即行政伦理制度建设。这种方式强调组织结构的合理安排或是立法、制定组

织规则、设立严格的监督机构等。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是行政伦理失范的客观条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不够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行政伦理失范的程度。

4、行政人员是追求个人利益(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这一判断使行政伦理失范的经济根源展现出来。公共选择理论在探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失灵”的原因和对策中,把“经济人”的假定推广到政治领域,提出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的观点。因为“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者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变化”,他们都会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追求最大化效用或利益。作为选民,他们总是趋向选择那些预计能给自己带来更大利益的政治家或政治选择方案。同样,作为政治家或官员,他们在政治市场上追求自己最大的效用,即权力、地位、待遇、名誉等,而把公共利益放在次要地位。这样,行政伦理失范就有可能发生。

5、行政伦理建设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实。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一直非常重视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从建国初期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上始终严格要求，与时代同步。但是在传统体制下，由政治力量所支持的社会舆论不次于法律的约束性。由于缺乏法治环境，缺乏相应的机制和制度，随着领袖崇拜和政治人格化的神圣性的消解，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失去了往日的政治约束力。特别是随着传统计划体制各种弊端的暴露，与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机构重叠臃肿、职责不清相伴随的是人浮于事、官僚主义、责任意识淡漠、缺乏进取心等严重违背行政伦理道德的现象。

6、行政人员双重身份的角色冲突。行政人员具有双重身份，这种身份的双重性来源于他进入公职系统之前的“原身”是公民。当他经过法律程序进入公共行政部门后，就形成了新的身份和行政职务关系，公共领域的特殊性要求公务员的公共角色定位。社会利益的实现是以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使用为前提的，为了保证公务员能够公正地行使公共权力，为公众谋取公共利益，必须要求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能够“大公无私”，不掺加任何个人感情色彩，即韦伯在官僚组织模式中设定的“公共人”。我国学者张康之指出:“作为社会的公民角色的公务员，得到行使公共权力的前提恰恰是个人对其权利的转让，即让个人权利服从公共权利的要求”。而一旦优先发展个人权利，就难以保证其公共权利使用的公共性。尤其是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缺乏对公务员角色扮演的严格规范，在原有社会分工体系中居于较高地位，而待遇相对较低的行政人员为了获得与此相适应的经济收人，便很容易想到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以权谋私等行政伦理失范行为的发生就不可避免。

四、行政伦理失范行为的治理对策

防止和治理行政伦理失范行为是促进行政伦理建设、推进社会民主政治建设、保证行政管理目标得以实现、健全行政监督体系的需要。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确立合理的行政伦理道德标准。确立合理、实用的行政伦理道德标准,是实行行政道德监督的前提。目前,不少西方国家都建立了系统的公共部门道德准则。这些道德准则对行政人员提出了相应的道德要求,时刻提醒行政人员对公众所负的责任,对行政人员规范自己行为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具体到我国而言,要对行政人员进行有效的道德约束,必须改变以往过高或过于空泛的道德标准,制定出一套符合行政部门实际工作的道德准则,以便行政人员遵循对照。当然,行政道德准则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道德环境的形成,这种道德环境的形成有赖于政治承诺和领导层的支持,并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同。其次,道德准则的要求必须为行政人员所接受,并依赖于他们的职业道德信念和道德自主性。行政伦理道德的标准内容十分丰富，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忠于职守，勤奋行政。二是廉洁奉公，清白行政。三是遵纪守法，依法行政。四是实事求是，科学行政。五是热情待人，协调行政。

2、建立健全行政伦理监督体系。建立健全行政伦理监督体系，是保证行政伦理规范建设的重要基础。行政伦理监督的形式有多种,如政党监督、行政监督、立法监督、司法监督、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等,它们相互结合,构成行政道德监督机制的基本内容。当前,构建完善的行政道德监督机制工作的着力点在于：一是加强权力机关对政府道德行为的监督。应在现有的政府领导述职报告制度的基础上,建立道德审议制度,将政府及政府官员的道德品行作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二是加强政府系统的自我监督。将政府机构及其行政人员的道德问题作为上下层级监督、行政监察的重要内容之一，将这些道德规范纳入政绩考核、素质考评范围。三是加强司法机关对政府行为的司法审查。四是加强政府与社会的沟通,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对政府行政道德的监督。社会监督(包括社会政治实体监督、社会团体监督、社会经济组织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以及社会成员监督)是不容忽视的体制外的监督形式,对政府的道德行为的监督作用非常明显。当前应提高社会监督主体的监督意识以及监督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同时加强群众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等监督形式的相关制度建设,营造社会监督的良好氛围,以形成强大舆论压力,限制和约束政府的道德失范行为,督促政府依法行政和以德行政。

3、建立利益保障机制。建立利益保障机制,强化社会赏惩制度建设,加大赏善罚恶的力度,是行政伦理制度化的核心。一是建构行政伦理道德代价补偿机制。这种利益补偿,既包括精神的褒奖、工作的变动、职务的升迁,也包括物质利益补偿。二是对违反行政伦理道德行为加大惩罚力度。对公务员违反行政伦理道德行为的惩罚量,必须远远高于违反行政伦理道德所得的收益,必须使他们在政治上、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得不偿失。例如,新加坡政府利用中央公积金制度,把公务员每月工资的40%作为公积金,存放在银行里等公务员退休后才能支取。这40%的公积金,只在公务员的工资中扣除22%,还有18%由国家补贴。也就是说,一个公务员如果从20多岁参加工作,到退休时将会有一笔数目巨大的公积金可以支取,多则几十万,少则十多万,足够保证吃穿不愁,颐养天年。中央公积金是实在而可靠的保障,既是福利,又是一种廉洁抵押,对于胆敢贪赃枉法的人来说,公积金是惩罚的筹码,贪污腐败者被法律宣判后,他的全部公积金将被没收,上缴国库。新加坡政府的做法,实际上是通过向公务员提供良好的福利待遇的基础上,实行廉洁抵押制度,变相提高了腐败行为的“成本”。有鉴于此,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不再可能以少数高风亮节的人民公仆“穷而愈坚,不堕青云之志”的标准,要求大部分的公务员在清贫的生活环境下保持良好的行政伦理水平,我们更应该在“重典治乱”的原则下,根据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逐步建立“以薪养廉”的伦理化的公务员工资福利制度。

4、推动行政伦理监督立法。我国在行政伦理监督法制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公务员法》、《国务院工作人员守则》、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和《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关于国家行政人员行为规范的制定和贯彻,在规范政府和国家公务员的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现实情况看,仍有大量的行政法规,尤其是行政伦理监督方面的法规急需制定。例如,我国还没有《行政伦理法》或《公务人员伦理法》以及实施的具体法令。因此,除了上述行为规范以及宪法、行政法和刑法典中的有关行政道德规范的规定之外,还应加紧制定专门的行政道德法典以及法律实施细则,以加强行政伦理监督。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对于公共行政管理的公正、廉洁、高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切实采取措施，有效防止和治理公共行政人员行政伦理失范行为，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伦理体系，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第五篇：中国政府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及对策探讨

中国政府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及对策探讨

一、中国现阶段行政伦理的价值标准

行政伦理实质上是指国家公务员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过程中，在公共行政领域所应遵循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总称，既包括作为个体的公共行政人员所应遵循的行政伦理要求，也包括作为群体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所应遵循的行政伦理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伦理应包括以下内容：树立高尚的行政理想，树立廉政和勤政理想，将公正廉洁作为行政职业活动的价值追求，把实现“为人民服务”作为行政职业活动的奋斗目标。树立正确的行政态度，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树立不畏艰险、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树立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先锋态度。培养优良的行政作风，培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民主作风，为人民办事的务实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塑造独立的行政人格，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念，树立效率观念、创新观念、服务观念、竞争观念等现代化观念。树立高度的责任意识，遵守誓言、忠诚努力、忠于职守、承担义务、完成任务的责任，切实做到“权责一致”，树立公正意识、仁爱意识、宽容意识、求实意识和节制意识等。严格遵守行政纪律、工作纪律、保密安全纪律、廉政纪律、财经纪律、行政道德纪律等。坚持“他律”与“自律”相结合，树立公平精神、公仆意识，为形成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而努力奋斗。

二、目前中国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及其原因

行政伦理失范就是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为了私人利益而置行政伦理的规范和原则于不顾，利用公共权力满足私人利益，其本质即行政权力的异化。

（一）行政人员自身素质发展不平衡

历史和现实证明，行政人员是决定法律、政策能否完全、充分实现的最为关键的主体要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价值观念和利益的多元化，一些腐朽落后的观念侵蚀着行政伦理人员，削弱了行政的权威性，导致行政效率下降，严重危害着社会稳定。在经济领域，挪用公款、非法集资、涂改票据、做假账、伪造证据、侵吞公款，甚至为了个人私利，以权压法；有些行政人员乱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产生“寻租”型失范行为，将公共权力当做交换的商品，为自己和亲友打开便利之门，无视法纪法规，从根本上背离行政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忽视了行政伦理非功利性和非交换性的特征，严重破坏了行政伦理的公平原则。行政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应该用来为人民群众服务，当个人利益与社会根本利益发生冲突时，行政主体为了利益而无暇顾及行政伦理规范，从而造成行政伦理失范。

（二）行政行为不当，行政管理机制不完善在行政管理的实践中，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之间的争功诿过、拖延扯皮等官僚主义现象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混日子”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行政组织中没有完善的责任制度，而恰恰是因为这种制度在注重抑制人性恶的一面的同时，把人的善的一面给抑制住了。所以在制度的建设上，要有机制调动行政人员的热情和活力。在行政管理活动中，领导干部的升迁与政绩息息相关，所以有些领导干部忙于作秀，大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扩大知名度，制造轰动效应，短期内有成效，一旦升迁，新的领导上台，政策不连贯，很多项目无法更新，导致民不聊生。管理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各自为政，执法未能形成合力，形成“大家都在管、大家都管不好”的现状。根本原因是各部门不明确自己的职责，不依法履行，行政人员缺乏责任意识。在行政执法中，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并非公务员，却行使着行政权力，比如城管、协管等等，他们被授予了权力，但能力有限，很难执行复杂的任务，而且执法方式是简单粗暴型的，由于是临时岗位，干得不好可以随时换人，但他们执法中的行政伦理失范行为已经危害了行政客体的权利，也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所以政府需谨慎授权。

（三）行政监督缺位、滞后以及力度欠缺等问题严重

行政人员每年都会从“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进行绩效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同奖惩和工资等挂钩，按比例评选出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进行精神和物质的奖励。许多贪污腐败分子，把权力作为荣誉的基础，用权力去获取荣誉，把荣誉转化为追逐更大权力的砝码、欺压百姓的“护身符”。尽管一路高升，荣誉众多，但是老百姓对之评价并不好，这时权威、法定的行政荣誉机制失去了客观性，失去了道德评价作用。行政工作注重定性考察，缺乏定量考察，对于考核靠后的行政人员除非出现重大失误或违法违纪行为，一般不会予以处理。再者，公务员是“金饭碗”，被辞退、降职的很少，输出管理滞后，所以作为政府内部的行政监督体制，也已名不副实。制度再完善，执行的人不遵守，那也只是流于形式。行政外部的监督体制很多，如人大监督、司法监督、政党监督、社会监督。中国是党管政府，宪法中只规定了党对权力机关的领导，却没有规定权力机关可以监督政党的活动。人大监督缺乏权威性，真正有效的监督难以实施。司法监督有权威性，但法制建设仍需进一步加强。新闻舆论监督限制太 多，缺少自主性。由于无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条文和人民直接监督制约政府的制度，再加上日前行政机关的行政运行过程透明度不高，这就导致公民对政府监督难以到位，只停在表面上。

三、中国行政伦理失范的对策探讨

（一）提高行政人员的综合素质

加强行政人员自律意识的途径很多：行政人员可以通过学习和研究行政伦理学理论，树立与社会发展、人民需求相适应的伦理观念，从而增强抵御腐朽伦理侵蚀的能力。行政人员通过慎独的方法，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省察克治，自我解 剖，不断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行政效率。行政机关通过树立正反典范的方法，使行政人员明确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加强服务意识，减少特权意识。行政机关应定期对行政人员进行职业伦理培训，训练其道德选择能力，学习自我道德判断，接受道德的自我改造，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加强行政人员队伍的行政伦理培训教育、考核机制方面，可以借鉴俄罗斯公务员培训的招投标制，参标的教育机构只要具有国家认证的相应专业资格即可。引进这种竞争机制，将极大地提高培训质量、降低花销，有利于行政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严格考核，对不达标者进行再培训，直到合格为止，或输出公务员队伍，从而提升公务员队伍的整体实力。

（二）加强行政行为的道德法制化和制度道德化建设行政伦理失范现象折射出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滞后。把行政伦理要求纳入法制建设的范畴，实行权威性立法。“行政伦理法制建设有两个基本依据:其一，行政伦理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集中体现；其二，行政伦理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对中国行政体制的立法工作进行修正与完善，严格规范行政权力的来源、运行方式以及行使范围，规范行政主体的伦理行为。改革干部人事选拔制度，逐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实行竞争选举。适当提高干部薪给标准，使其符合养廉要求，以便彻底废除薪酬以外的一切特权待遇。要真正把决定行政人员‘官运’的权力交给人民群众。行政人员的上下、去留、升降，要由人民群众的意愿来决定。制度道德化方面，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行政伦理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依靠社会舆论、社会大众的内心信念和传统习俗来维护和保障。在中国，就目前而言，要减少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仅仅依靠道德伦理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道德“软约束”和法制“硬约束”结合起来，法治只是手段，绝不是目的。当忠诚、公正、仁爱、尊重等理论原则充分贯彻于行政体制之中时，就会大大弥补制度与法律作用的不足，从而起到制度与法律起不到的作用。

（三）加强行政监督体系建设

政府内部要建立“道德监督机制”，强化有权利的监督制约机制，利用外界压力帮助那些不具备自律能力或自律能力不强、不能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人，改变其不道德的行为，逐步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提高道德能力。对于绩效考评不合格者要进行再教育、再培训，不改进者应严厉惩处。行政人员要自律，有自我约束机制，树立正确的行政监督观念。

建立行政信用制度。首先，建立行政主体个人信用档案，记录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的信用状况，完善行政主体的信用记录制度。其次，依法建立行政主体信用资源管理的中介机构，对行政主体的信用资源进行统一管理，涉及到各方面的工作，如信用资料的采集、信用档案的管理、信用资源的披露和使用都必须要有强制性的法律为其后盾。最后，把先进技术手段引入行政主体的信用制度建设。如加快类似“电子政府”、“政务超市”等的建设步伐，以提高行政主体行为的透明度；充分利用网络系统，建立网上反馈机制，使行政主体更好地接受民众的监督，让贪官“上网”，从而使腐败者身败名裂，广大行政主体能更好地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对于人大监督和政协监督，国家应出台相应的法律，赋予相应的权力，建立制约机制，完善法制监督。公开的行政有利于抵制腐败，民主的行政有利于公众参与、公众监督，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为了加强群众监督，政府应建立健全政府信用监督机制，完善信访制度，通过专家咨询会、听证会等形式接受群众的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是群众监督的一种。新闻媒体应十分关注行政人员舞弊、受贿或以权谋私行为，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较强的监督威力。实践证明，强化群众监督将有利于弘扬正气、鞭挞腐恶，将更加密切政府和群众的关系，对治理行政伦理“失范”现象，促进社会整体进步起到重大作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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