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现阶段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分析范文

第一篇：关于我国现阶段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分析范文

关于我国现阶段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分析

—感悟“王怀忠的两面人生”

摘 要：伦理对人们行为的控制作用大为降低。伦理失范也就应运而生了。因此，在这个关键的时期，有必要对行政伦理失范做一些研究，以适应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需要，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些意见。

关键词：行政伦理

行政伦理失范 公务员 原因

治理对策

伦理是一定社会用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行为的准则、规范的总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伦理具有广泛性，渗透于各种社会关系中，其体系包括作为社会行为基本规范的伦理和作为特殊领域规范的伦理。前者的具体化就是普通公民要遵循的社会公德；后者则比较集中地表现为职业伦理领域。各行各业都有与本行业和岗位权利义务相一致的伦理标准和行为规范，并且是一种社会化了的角色伦理。

行政伦理即是一种职业伦理规范，在现代行政管理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它是一种特殊领域中的角色伦理，它是政府工作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行政伦理实质上是指国家公务员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过程中，在公共行政领域所应遵循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总称，既包括作为个体的公共行政人员所应遵循的行政伦理要求，也包括作为群体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所应遵循的行政伦理要求。行政伦理可能表现为有利于政府和人民利益的行政行为，也可能表现为有害于政府和人［］民利益的行政行为1。因此，在我国目前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不尽人如意的地方。伦理对人们行为的控制作用大为降低。伦理失范也就应运而生了。因此，在这个关键的时期，有必要对行政伦理失范做一些研究，以适应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需要，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些意见。以下即是我从几个方面来论述行政伦理失范的相关内容，同时，我会重点结合王怀忠的案例来分析这一现象。

一：行政伦理失范的涵义

行政伦理是指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主体应该遵循的价值规范，那么行政伦理失范就是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会为了私人利益而置行政伦理的规范和原则于不顾，利用公共权力满足私人利益，其本质即行政权力的异化。

在我国，公务员作为我国的行政人员，他的道德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对党和国家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执行的状况；直接影响到行政效率的高低以及行政目标的实现情况；同时也直接影响到社会公德的履行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在这里本文主要考虑的是作为我国行政管理主体的公务员的个体的行政伦理失范方面的内容。

所以行政伦理失范具体是指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公务员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为了自己个人的私利而违背了行政伦理规范的相关原则，背弃了行政权力的公共性和服务性。比如说，王怀忠作为阜阳市重要公职人员时，本应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的，但他的行为违背了这一原则，异化为尽最大的可能去为自己或自己利益相关人谋利益，个人最后的不明财产更是高达1059多万元。这是一个典型的行政伦理失范的案例，在他的例子中，我们可以见到多方面关于行政伦理失范的相关内容。

二：行政伦理失范的类型 行政伦理失范在社会的各个不同的领域会呈现不同的表现，在我国现阶段主要表现为以下主要的方面。

（一）经济类的失范，当然这一方面主要涉及的还是与金钱有关的一类的失范行为。即是经济类的贪污行为。一般来说，贪污是行政人员利用职权通过欺骗、瞒哄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行为。主要包括这样的几个方面。

1.权钱交易，在我国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经济的日益繁荣，而相比之下，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制度不能及时的得到完善，让一些想搞经济腐败的有权人钻了空子。他们有的通过“官

［］倒”、“官商”等经济违法行为，一夜之间成了“百万”、“亿万”富翁2。这一点在王怀忠的案例中也有明确的说明：王怀忠在任阜阳市委书记的时候，其身边多是一些所谓“有所作为”的企业家，更有被称为“八大金刚”。特别是其中的李洲曾先后多次贿赂王怀忠，他的“亚杰国贸公司”在王怀忠的帮助下更是先后省了近1000万元的投资，这比钱就是侵犯了广大老百姓的利益而省下来的。

经济领域的贪污腐败无疑是损害了我国的财产的公共性，严重的危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一些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出现了腐化的倾向，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不平衡，使得他们为了经济利益而走上了腐败的路途。

2.公款挪用，有的公务员也许遇到了经济困难时期或是单纯为了享受，就利用手里的权力挪用公共财产，有的也许会事后补齐，有的则直接的当自己家的用了，如果没人发现就会更变本加厉的擅自挪用公款去追求个人的利益。现实中比较多见的我认为是“公款消费”这一块可能会比较容易出现。因为这一消费一般是一次性数额不大且公务员也确有这一福利，所以比较易出现。还有就是现在的“私车公车不分”的情况，有的公务员的私家车加油也是政府报款的。

3．行政人员经商，有的公务员因为有权就会比较容易的与别人一起做生意。利用自己的权力为企业谋取一定的优惠，加入一定的股份，分配其中的利益，似乎是一个潜规则，当然这是隐藏在水底下的黑暗面。比如说王怀忠愿意为李洲谋取利益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李洲之前有承诺过，如果国贸大楼盖好了，股份他和王怀忠一人一半，这是一典型的间接经商的案例。

除此之外，经济类犯罪表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非法集资、涂改票据、做假账、伪造证据、侵吞公款甚至为了个人私利以权压法，不按法定权限、程序履行职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循私枉法甚至执法犯法。但主要还是以上主要的延伸，它们的结果大多是带来大量财产的不明。

（二）政治类失范，这主要是说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犯了政治性的错误，危害了国家的利益。这主要是指官僚主义作风。官僚主义一般指公务人员脱离实际，不关心公众利益，官气十足，铺张浪费，贪图个人安逸和享受，导致工作效果和效率低下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其具体表现为:沉湎于文山会海，应酬接待;对待上级布置的任务是有决定而无落实，有布置而无督查，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比如说，王怀忠在阜阳市被称为“四见三拍”干部即“只见奠基不见竣工，只见剪彩不见效益，只见投入不见产出，只见投资不见收效”及“拍脑袋创意，拍胸脯决策，拍屁股走人”。

（三）组织人事类失范，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浓缩可谓是“官本位”思想。“学而优则仕”是社会公认的准则，现在这种思想为更多人接受。所谓“一人当道，全家升天”。这在当代主要表现是权权交易，是指在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中以权换权、权权交换，以权谋权力的最大化。我国目前的管理体制决定了各级行政领导在各类行政人员录用、提拔、任命等方面拥有一定的决定权。一些人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拉帮结派、任人唯亲、上下勾结，搞自己的权力圈。更有一些人则跑官、要官、甚至出现卖官、卖官的现象。这些官场上的“黑色交易”严重的损害了政府的对外形象。如在王怀忠任阜阳市委书记的时候，从1998年12月的时候就开始大力拉帮结派，建立自己的更大的团体组织。增加编制，乱射机构，他的原则是“因人设事，随意进入”，在他任职期间共提拔12602人，使得干部人口严重失控，机构膨胀，人员超编达46.5%，事业单位也超编27.8%，造成严重的后果。

（四）失职类失范，主要是说，公务员在履行公共职责的过程中，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主要表现为渎职和失职。是指掌握权力的人不履行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不谋其政，不尽其职，空占其位，对公共权力和职位敷衍了事，徒有虚名，有的甚至玩忽职守，只谋私利，生活堕落腐化，丧失了起码的道德人格，更何谈为官的道德要求，他们已经使国家和人

［］民的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进而破坏社会稳定3。王怀忠在任重要职务时，为了自己的利益，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在自己的位置上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失。在其位不做其位之事，严重的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五）生活作风类失范，主要是说，作为国家公务人员，在履行公职中，没有树立好的道德规范，生活作风败坏，严重影响了公务员作为国家形象代言人的形象问题，使老百姓对政府人员投来怀疑的眼光。王怀忠在当了县级干部后就乱搞男女关系，自己有固定的情妇，还把嫖娼作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严重的影响了阜阳对外形象。总之他作风上的专横跋扈，生活上的腐化堕落。

以上是在当今的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比较重要的类型，当然，由于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逐渐的融合，所以他的失范类型的外延也在不断地扩展，到时要具体事情要具体分析。

三：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分析

行政伦理失范在任何国家都存在，在我国新旧体制转轨的社会转型时期,一定程度的行政伦理失范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难以避免的。在我国社会处于转折时期，造成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以下主要的方面。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弊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在不断地得到发展。但作为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也会带来一些西方国家的不好的地方，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等。造成社会普遍的道德伦理的下降，从而严重的影响了我国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在王怀忠的案例中，我们知道，青年的王怀忠还是干事业的，有自己的理想的。这也是与我国计划经济的社会氛围相适应的。他的主要的贿赂行为还是集中在1997年之后，这也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开放而带来的。

2.政治体制带来的弊端。社会转型期，新的体制未建立，旧体制的弊端仍然影响着我们，一是行政权力“公权私化”。尤其是行政领导职务的刚性，即一旦获得了行政职务，在规定的退休年龄之前，只要无过错或有过错而不被追究，他就只能上不能下，即便退休，其身份、级别、待遇也不改变。这就必然造成官员的过剩和滞留，进而形成错综复杂的行政伦理关系。二是“官僚泛化”现象普遍存在。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行政机构臃肿，行政权力全面介入社会生活，行政人员可以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地位合法占有各种稀缺资源。谁一旦获得行政权力，谁就有了进行权力“寻租”的大量机会，就可以充分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这种现象更为普遍。自1983年行政体制改革后，王怀忠被推为亳州地委书记，1986年亳州撤县建市提升为亳州市委书记，自此便开始飘飘然。这一过程也体现了我国的政治体制所带来的一些弊端。

3.价值多元化的冲击。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着文化价值方面的复杂局面:一方面，我国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信奉的是诚信、义务、团结、奉献等具有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理念。但另一方面，我国又是一个急剧现代化的国家，不仅利益、地位分化会产生价值观念与生活观念的分化，而且各种来自异域的新思想和新观念也会随着国家的开放纷至沓来。这些新情况新变化将会持续且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社会，也会对国家的行政伦理带来挑战和影响，导致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向多元化方向转化。旧的道德规范被冲破后，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完全得到确立并加以完善。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被严重扭曲，如果公务员不能正确认识基本的行政伦理准则和规范，那么，在履行行政职责时就难免会出现偏差，行政伦理失范也就不可避免了。

4.公务员个人双重角色的冲突。公务员一是我国行政权力的执行者，又是作为一个人（有欲望有追求）的社会人。他既要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又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这样的角色冲突下，有的公务员在利益的选择下，会走上违背人民意愿的倾向。即公务员一方面作为个人，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同时，又拥有社会公共权力，容易造成角色冲突，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王怀忠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要履行一个官员的职责，同时作为一个社会人又要满足自己的经济精神的要求，但他没有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5．缺乏强有力的社会监督和制约机制。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是行政伦理失范的客观条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不够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行政伦理失范的程度。孟德斯鸠曾说过，人一旦有了权力，就会滥用权力，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只能用权力制约权力。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强有力的监督体制可以很好的督促行政人员好好的履行职责。在王怀忠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个“查了十八次的人被提了十八次的人”说明，我想，第一次没有查出他的问题在他以后的发展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在王怀忠的眼中，没有用钱解决不了的事，为了对付检查，“需要什么材料就准备什么材料，该盖谁的章就盖谁的章”。这说明了我们的制约机制的不够完善和监督体制的不到位。王怀忠从1993年任地委专员到1998年市委书记，这么长的时间中，居然没有人给予重要的证据来证明他的罪行，这也是监督的不力的表现。

6.行政伦理建设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实。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一直非常重视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从建国初期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上始终严格要求，与时代同步。但是在传统体制下，由政治力量所支持的社会舆论不会次于法律的约束性。由于缺乏法治环境，缺乏相应的机制和制度，随着领袖崇拜和政治人格化的神圣性的消解，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失去了往日的政治约束力。特别是随着传统计划体制各种弊端的暴露，与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机构重叠臃肿、职责不清相伴随的是人浮于事、官僚主义、责任意识淡漠、缺乏进取心等严重违背行政伦理道德的现象。

7.从众嫉妒等心理因素的影响。从众心理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现象，用我们最通俗的解释就是“人云亦云”，或者是“随大流”。很多人在生活中有这样的心理：既然大家都这样认为，我就这么做了［4］。“出事大家顶”的责任分担心理有时是很可拍的心理现象。而嫉妒心理的产生是差别和比较的产物，属于一种内心情绪体验。差别和比较的结果是：在差别和比较中产生心理的不平衡，基于此而想使那些不平衡得到平衡。所采用的形式大多是消极的。总是与不满、怨恨、烦恼、恐惧等消极情绪联系在一起，构成嫉妒心理的独特的情绪。嫉妒内容主要表现在名誉、地位、钱财、爱情上［5］。从这两个心理方面来说，公务员贪污现象的不断涌现，是其他公务员不免会产生从众的心理、同样，面的社会上那些千万百万富翁，他们也会产生嫉妒的心理，而往往赋予消极的方式即是贪污腐化的方式。可以说王怀忠政治上退化变质，经济上贪得无厌，作风上专横跋扈，生活上腐化堕落，组织上任人唯亲等均与他的嫉妒从众心理是分不开的。8．其它的影响公务员道德修养方面的家庭学校氛围方面的原因。在广大的家庭教育中，大都还是把公务员作为摆脱贫困、无地位的情况。还要面对家庭的一些矛盾，在王怀忠的案例中，我们也看到，其妻子韩桂芬收受贿赂的行为无疑助长了王的气焰。他个人的成长也是一个原因。同时，大学教育的某些弊端也影响了公务员的素质。例如，学术腐败问题。有的学生把论文粘过来粘过去，反过来反过去的抄，他们总是认为写得越多就越好，也就是：花架子行为、形象工程在校园学习中的典型表现。

总之，造成公务员伦理失范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能单方面的加以考察。有的只是侧重点的不同。王怀忠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带病上岗的典型；搞的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花架子；采用浮夸风，弄虚作假，不实事求是，欺骗组织；做的是欺上瞒下，索贿受贿与组织对抗，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应该有效地制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培养一批求真务实，拥有正确的政绩观，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催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

四：行政伦理失范行为的治理对策

防止和治理行政伦理失范行为是促进行政伦理建设、推进社会民主政治建设、保证行政管理目标得以实现、健全行政监督体系的需要。公务员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必须进一步的提高行政伦理建设，使之适应和谐社会的要求，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对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1.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道德作为一种调节社会行为的力量，必须具有其外在的威慑力，否则等于就开了“空头支票”。作为行政伦理规范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有效地社会监督机制的作用，那么对于公务员的行为就没有很好的约束作用，那么滥用权力的行为就会出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监督机制正在不断地得到完善但仍旧有许多的不如意的地方，比如说大官压小官，小官压老百姓的行为时时常发生。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等新型化的信息流通方式的运用，使得社会监督的渠道也在不断地得到扩展与延伸，会越来越有益于我们的监督。从而更有效的规范我们公务员的行为。公务员更要自觉的而不是被动的，虚心而不是抵触，真实而不是虚假地接受八小时之外，来自社会团体的、人民群众的、新闻媒体的批评和监督，增强行政组织决策的科学化、制度化和民主化，提高行政行为的透明度和公开度。

2.建立与完善公务员考核机制。公务员作为国家行政人员进入社会管理的队伍。进入的时候是经过层层的选拔即所谓的“德才兼备”的人员。但随着他们进入这个领域，他们所面对的环境也在不断地变化，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也在不断增多。往往会面对金钱、利益、名誉等与他们的身份相抵触的情况，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走上背离人民的道路。这就需要建立完善的考核体制。所谓考核是指国家根据法定的管理权限，按照公务员考核的内容、标准、程序和方法，对所属公务员执行公务、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全面考察和评价，并以此作为升降、奖励、调整、培训等的依据［6］。考核应始终贯彻平等公正、客观公正的原则。要将年度考核、平时考核、定期与不定期考核有效地结合到一起，不要总是出现“只升不降’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完善我国的考核机制，从而督促公务员的合法行为。

3.提高公务员的个人道德素质。公务员作为我国行政管理的明信片，应该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维护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不做损害人民大众的事情。同时在特殊时期我们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在各种不良为文化的影响下，公务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就要求在对公务员的培训中也有强调对道德的培养，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次品”总比“危险品”好。主要包括行政道德教育（他律）和道德修养的教育（自律）。行政道德教育指政府要制定相应的伦理培训规划，有计划地对公务人员进行伦理培训，提高公务员的综合能力即他律。自律是指公务员要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自我锻炼、自我学习，努力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4．严格用人机制。人选的对不对，人用的合不合适直接影响了后面的工作的履行。如果用人机制得不到有效地完善，还是“走后门”、“托关系”这样的关系社会，我想怎样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只能是“小团体泛滥”、“权力圈”等奇怪现象的出现。在选拔公务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贯彻“平等、公开、竞争和择优”的原则，保证公务员的质量。我国的公务员录用主要采用的还是考试录用，它是指政府根据用人计划，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通过公平竞争考试，择优录取人

［7］才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做法。可以说这保证了我国公务员相对的录取公平，因为在具体的操作中还是涉及了某些人的主观判断，这是不利于我国公务员的纯洁性的。这就要相关部门在用人机制这一块好好的把好关，尽量最大化的保证录取的公平公正性。

5.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当旧的体制逐渐失去约束力，而新的体制尚未形成时，体制的缺失造成了权力约束的真空，从经验上来看，这种约束的弱化使腐败呈迅速膨胀、广泛蔓延的态势［8］。而且我国的行政伦理失范总是和政府职能过多、权力过大有关。因为政府职能过多、权力过大，就会使行政官员滥用权力成为可能。所以，加快行政体制改革也刻不容缓。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一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摆正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实现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二就是要承认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切实把政府的行为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使政府在它应该发挥作用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作用，减少“权力真空”，防止“权力滥用”，从根本上防止行政伦理失范。

6.加强行政法制建设。我国在行政伦理监督法制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公务员法》、《国务院工作人员守则》等。依法治国当然也包括行政伦理失范方面的法律保障，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专门法律，也也给某些不法人员钻了法律的漏洞，因此促使法律立法也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同时也应加紧制定专门的行政道德法典以及法律实施细则,以加强行政伦理监督。通过在法律上的确认，得到法律的认可，然后建立制度化的公务员伦理约束将会对我国的行政伦理建设发挥重大的作用。

对治理对策的探讨还会随着时间变化它的外延会不断地扩展。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会遇到许多的新问题心情况，需要我们保持警醒的头脑，既要看到我们在行政伦理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也要看到它的不好的一面，认真研究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不断推进我国公务员的素质，是我国公务员队伍更加的纯洁从而成为政府和国家的美丽的风景。

以上即是我关于行政伦理失范相关内容的阐述。总之，关于我国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我们既要保持警醒的态度又不能消极的认为我国的公务员都是不称职的，不能犯以偏概全的错误，更不能认为我们的公务员是国家最忠诚的代表。我们要辩证的看到这个问题，然后再实践中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推动公务员伦理建设，共建和谐社会。参考文献

［1］ 王辉 段华洽 丁先存.新编公共行政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150 ［2］ 王辉 段华洽 丁先存.新编公共行政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165 ［3］ 王辉 段华洽 丁先存.新编公共行政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165-166 ［4］ 刘青.生活中的心理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16 ［5］ 刘青.生活中的心理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21 ［6］ 王辉 段华洽 丁先存.新编公共行政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140 ［7］ 王辉 段华洽 丁先存.新编公共行政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139 ［8］ 王学俭 张新平.政治学原理新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65

第二篇：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与对策探析

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与对策探析

时间：2011-05-22作者：谢宜家来源：中国论文库字号：T|T 摘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是社会进步与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

在客观分析我国公务员伦理失范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加强公务员 标签：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

摘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是社会进步与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

在客观分析我国公务员伦理失范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完善行政体制建设、强化行政权力监督和

加快行政伦理立法，对提高我国公共行政管理中公务员的伦理素质，营造一个和谐的政治社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

作者简介：谢宜家，中共陕西省宝鸡市凤县县委办公室，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地方政府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3-154-03

公务员作为个体的公民和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其伦理也包含着两个方面，即作为公民所应遵守的社会伦理和作为公务员身份的行政伦理。

现实生活中，行政伦理经常遭到公务员的践踏，造成大量行政伦理失范现象的存在。所谓行政伦理失范，笔者认为，就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部门、个人或与自己有密切关系者谋取利益，践踏法律的权威、违背基本的社会公德、侵害具体相对人或社会公共利益

并造成恶劣影响的行为。

一、当前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主要体现

（一）服务意识淡薄，特权思想浓厚，形象工程泛滥我国《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公务员必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的监督。现实中，常常出现主仆地位颠倒的现象，服务意识严重淡化。“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是人们对

政府机关的形象描述，反映出了人们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的不满。

部分公务员官本位思想严重，认为握有权力，就享有特权，严重影响了公务员为民服务的意识和服务水平。官僚主义和利用职权寻租普遍，失职渎职现象大量存在，侵犯人民合法权益的事件不胜枚举。

据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2009年，全国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3175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

人、省部级8人，立案侦查失职渎职、侵犯人权涉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共9355人。部分公务员为了确保“政绩”，增加自己升迁的筹码，在各地相继出现了大量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如原广东开平市市委书记赵瑞彰搞所谓的经济建设，大量征地搞工业园区建设，4年征地3万亩，不仅造成土地浪费，且严重伤害了人民的合法权益，被人们喻为“军阀”。

（二）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盛行，官德败坏严重贪污受贿作为最常见的腐败类型，每年都有大量的贪脏分子被查获，2009年，全国共立案

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部分公务员行政伦理素质不高，将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己有，从事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违法行为。主要运作模式

是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企业老板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内幕消息、充当保护伞等获取企业的非法财物。如山西省临汾市煤炭工业局原局长杨吉

春，利用职务便利为煤炭老板提供各种便利，获取巨额回报案，影响恶劣。

任人为亲，跑官要官，卖官鬻爵等大量官德败坏，行政伦理素质低下的事件屡见不鲜，成为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障碍。原重庆市公安局副

局长和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文强利用职权便利，收受时任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某支队队长的陈涛40万元，其后陈涛顺利升任市局治安总队

副总队长一案就是典型。

（三）利益部门化严重，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现象较多部分行政部门在履行公职时，常常以部门利益为出发点，不能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上级与下级、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宣传是一套，做起来是另一套，遇到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事件，就推诿给其他部门，互相踢皮球，在无过便是功的心态下，谁也不愿多做事，以防因事得祸。遇到有力可图的事情，就都争着抢着去办，硬将部门利益纳入职权范

围内，以所在部门利益最大化为标准，制定相关的政策、规章制度等，甚至为了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而出台一些与上级政策不相符的红头文

件，如前几年某市为保护本地产品，而指定某些特定单位必须采购和使用本地产品，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国家有

关法律的规定。

（四）违背组织纪律和社会公德，生活作风堕落民主集中制是我国基本的组织原则，是我国各级政府进行决策、行使职权的重要活动原则

。而目前有的部门领导人搞一言堂、家长制，我行我素，实行所谓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威胁模式，容不得有不同的声音，严重破坏了

民主政治建设。

诚信缺失广泛存在，公务员面对公民的请求，满口答应后不了了之，出台的政策得不到落实，严重有损政府的形象，既与当今诚信政府的

建设背道而驰，也不符合公民基本的诚信道德，使国家和人民都蒙受了巨大损失。有的行政领导凭借自身权力，纵容自己的配偶、子女及亲属

利用自己的所谓影响谋取非法利益，个别行政领导甚至与黑社会势力相勾结，为虎作伥。

生活作风方面，随着社会物质条件明显改善，部分公务员便不再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勤俭节约的美德，常常沉迷于享受权力而不顾

最起码的社会公德。例如部分行政人员以考察、工作为借口，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大肆挥霍公款，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严重败坏了社会公

德，玷污了政府的形象与尊严。

二、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分析

（一）传统陋习沉渣泛起我国自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就确立了统治者至高无上的特权，前后长达三

四千年，尤其是封建社会时期，更是达到鼎盛，皇权思想、君臣思想影响深远。我国虽已进入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但时间较短，传统官僚主义

思想还不能从根本上清除，现今传统官僚主义思想沉渣泛起，变相的被部分公务员所接受和奉行，“官”的思想充斥在政府部门的各领域，导

致公务员服务意识低下，特权思想严重，由人民的公仆变为主人。

（二）自身素质不高

古语云：“内修则外理，形端则影直。”现实生活中，公务员自身素质不高是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根本原因。由于公务员身份的两

重性，一旦在履行公务员职责时牵涉到了自身的私人利益，就有产生行政伦理失范的可能。有的公务员只要进入了公务员队伍就不再注重身心

道德的修养与提高，沉迷于特权和享受之中，将对党和国家的誓言抛到九霄云外，从而伦理道德陷入滑坡并从此跌落，徇私枉法，追求个人利

益最大化，甚至营造条件去搞腐败行为。

（三）行政体制不完善

由于受传统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行政体制自身还存在许多弊端：行政职权扩大化、机构设置臃肿、人浮于事、管理目标不明确、行政效

率低下等。目前我国处于转型期，新体制从开始建设到转入良性运行需要一个较长的探索和调整期，各种配套的相关法规、制度、章程还不是

很健全，导致管理上存在不少漏洞，从而成为产生行政伦理失范的隐患。

（四）监督机制不健全

1．监督主体多元化，监督体系缺乏合力从总体来看，我国对政府机关和公务员行为的监督，既有国家监督又有社会监督，既有部门内部监

督又有外部监督，各种监督之间没有形成一个关联的系统，也缺少监督分工，往往出现监督盲点，给不法分子留下投机空隙。

2．司法监督受到限制，监督效果不佳在我国，司法机关监督行政的范围非常有限，《行政诉讼法》把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限定在具体行政

行为的范畴，而将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可能损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外。

同时，检察院对行政的监督不够全面，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长期以来，人们集中关注于法院，而对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重视不够，目前

检察院主要是通过对相关犯罪行使侦查权和提起公诉进行监督，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探析

（一）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明确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务员是人民公仆的地位关系，削弱传统的“官老爷”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

意识，必须加强行政伦理教育，强调廉洁自律和服务意识，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伦理失范的问题。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1．加强行政

伦理教育，坚持正确的行政价值观注重公务员队伍的再教育工作，定期开展培训教育，适当地请优秀公务员和道德模范作报告等，确保广大公

务员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增

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自觉性，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因为这是树立公务员道德的基础和根基，同时也是现代公务

员行政伦理教育的重要内容。

2．增加政治理论学习，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提高公务员的政治修养。强化

公务员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让公务员队伍成为一支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优秀群体。

同时，公务员要结合时代发展的趋势，明确当今我国政府转型时期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的意义，遵照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细节要求和总体规划

对公务员行政伦理提出的新要求，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修养，做到与时俱进。

3．强化公务员的道德自律意识，正确处理公务和私人问题具体就是要求公务员在工作和生活中，常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教育，做到自重、自

省、自警、自励，管住自己的嘴、管住自己的手、管住自己的腿，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自控能力，坚决抵御各种落后思想和腐朽文化的侵蚀。

正确定位自己的公务员权力与职责，明确区分与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将外在的强制转化为内在的自觉，促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习惯，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实践。

（二）完善行政体制建设

多年的反腐败经验表明，行政伦理失范现象总是和政府职能过多、权力过大有密切关系。政府职能过多、权力过大，就会使行政官员滥用

权力成为可能。因此，必须进一步转化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从制度上制止行政伦理失范发生的可能性。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1

．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转变政府职能，摆正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实现由传统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加快政府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明确各政府机关的权力和职责，减少权力交叉造成的各种推诿扯皮现象；

在制度规范上，要尽可能的可量化，执行时确实需要自由裁量的一定要遵守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在行政方式上，要完善民主集中制

建设，真正做到民主决策、行政公开、政府行为透明，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减少公务员权力寻租、以权谋私的机会。同时，要加

强“治贪”力度，增加贪官腐败的成本和代价，营造一个团结向上、公正廉洁、勤政为民的良好行政环境。

2．完善人事行政机制，规范公务员任免机制严格遵守《公务员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用人上要秉承因职招人、因材器使、人事动态

平衡的原则，在源头上把好关，确保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能进入公务员队伍，同时还应形成合理的人才流转机制，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保证

公务员的行政伦理素质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3．建立公务员伦理道德考核机制在公务员录用、考核、提薪、晋升时充分考虑其伦理道德状况，建立一套完整可行的考察办法，切实付诸

实践而不流于形式。

建立一套公务员伦理道德考核机制，具体可包括道德评价机制、道德奖惩机制，对尽职尽责的公务员提供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对违背行

政伦理和社会基本道德的公务员要严惩不贷。

（三）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

1．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监督法，构建整体合理的行政监督体系充分整合现有各种监督主体与手段的优势，通过一部统一的行政监督法来明

确规定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政府机关内外监督的重点和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互相联系互为补充的整体性的行政法制监督体系。

2．改革行政监督机构，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作用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的层级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行政机关及公务员的违法或者不当 的行政行为，把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同监察、审计等专项监督结合起来。各部门都要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恪尽职守，减少政府和公务员行政

伦理失范问题，大力推进法制政府建设，确保政府行政行为法制化。

3．完善司法审查制度，强化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具体做法：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之内，这样可以压

缩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的空间；加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来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利。

（四）加快行政伦理立法

日本作为廉政建设成绩显著的国家，其行政伦理建设的特点在于确立了行政伦理的核心价值，重视程序规定和行政伦理法治化，制定了统一的伦理法典。借鉴日本行政伦理建设的经验，我国应建立行政伦理管理机构，制定完善的行政伦理法规，加强监督，推动权力规范运行，健

全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展开：1．建立专业的行政伦理管理机构在日本中央政府，有专门负责公务员伦

理事务的机构——国家公务员伦理审查会，直接隶属于日本人事院，负责各种公务员行政伦理规则和处分细则制定、调研审查公务员的伦理问

题等，对提高日本公务员行政伦理素质，防止行政伦理失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的治国实践中，有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

机关”，因其地位、权限等多方因素，致使发挥的作用有限，借鉴日本经验，建议将其纳入中央国家权力机关垂直管理，在人大部门中可设立

专门的行政伦理管理机构——行政伦理委员会，专门负责各级公务员的伦理考核和相关伦理法则的制定等问题，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和完善有

效的科学的公务员行政伦理管理体系和管理机构。

2．加快行政伦理立法，把伦理行为上升为法律行为作为公务员个人修养的“自律”和社会法律法规的“他律”是督促公务员行政伦理行为 的两大力量，而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实践，实际上是循着经“他律”并在“他律”的支持和督促下，形成“自律”并以“自律”为主要的约制力

量的过程。虽然我国也非常重视行政道德建设，提出一系列政策方针，如以德治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记两个务必，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目前我国大多公务员还停留在他律的基础上，靠公务员自律来规范行政行为的理想，与

现实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加快公务员行政伦理立法，将行政伦理纳入国家法律效力范围内是很有必要的。

笔者相信，只要权力机关、司法机关高度重视，公务员积极配合，社会认真监督，从借鉴国外经验，开展公务员行政伦理教育、完善行政

机制、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和加快行政伦理立法等方面着手，就能保证政府职能转型期公务员行政伦理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实现向服务型政府 的转变，营造出和谐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早日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

第三篇：从行政伦理失范分析职务犯罪

从行政伦理失范分析职务犯罪

行政伦理失范就是行政人员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臵行政伦理的规范与原则不顾，把公共权力用来满足私利的情况或现实，从而导致公共利益受损。从本质上说，是行政权力的异化。行政伦理失范是和各个领域相互关联的，大体可以分为以下类型:

1、经济类失范。这类失范包括贪污挪用、行政人员经商和隐匿财产。

2、政治类失范。这主要是官僚主义。

3、组织人事类失范。

4、失职类失范。在公务活动中，行政官员的失职、渎职是行政伦理失范的一种典型表现，造成行政伦理失范主要有以下原因：价值多元化的冲击、行政体制的弊端、行政监督机制不健全、行政人员是追求个人利益(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行政伦理建设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现实、行政人员双重身份的角色冲突等。

职务犯罪是行政伦理失范的一种具体表现，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利用已有职权，贪污、贿赂、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破坏国家对公务活动的规章规范，依照刑法应当处以行政处罚的犯罪，包括《刑法》规定的“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修订后的刑法规定，检察机关管辖53中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划分为三大类：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伴随着阶级、1 国家、职务、法的产生而出现的，它为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所不容。我国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职务犯罪依然存在。

一、职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首要基本特征，职务犯罪由于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具有一定职务、掌握一定权力而表现出其比一般犯罪更为严重，社会危害性更大的显著特征。具体表现为：

（一）危害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职务意味着责任，意味着管理，其对象涉及人数多，涉及面宽，如果职务行为人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或滥用职权，就会损害多数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如有关主管领导或工程管理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按有关规定履行职责，或徇私舞弊、贪污受贿，就会造成工程质量劣，豆腐渣工程等问题的发生，从而导致工程不能用，甚至倒塌造成人员伤亡等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严重受损情况的发生。

（二）造成公共财产的大量流失。贪污、挪用等职务犯罪严重违反国家的财经纪律及有关法律法规，往往造成公共财产的大量流失，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为贪污、挪用行为人往往掌握有一定职权，掌握着数额较大的公共财产管理权、使用权等，如果他们私心严重，利欲熏心，就会不择手段违法违纪，侵吞、动用公款，就会造成大量公共财产的流失，就会造成比盗窃、抢劫、诈骗等犯罪行为更为严重的公共财产损失。

（三）腐蚀国家的肌体，危害国家的长治久安。贪污贿赂、2 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不仅严重腐蚀国家肌体和人们的灵魂，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降低国家和政府的声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且直接危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削弱国家的职能。同时，职务犯罪还必然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干扰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令的贯彻和实施，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危害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职务犯罪的产生原因

(一)主观原因。

⒈思想道德防线溃败，以权谋私。面对改革开放复杂的外部环境和个人工作生活经历，有些国家工作人员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丧失了党性，与党离心背德，在关键时刻把握不住自己。私欲观念和特权思想作祟，思想变质、道德防线溃败，不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己任，反而处处以权谋私，最终走上腐败堕落的不归之路，葬送了自己的前程。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是从思想上变质开始，然后道德上滑坡，最后触犯刑律、落入法网。

2.自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存在侥幸心理。职务犯罪者由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蜕变，使他们成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俘虏，导致他们在思想上贪得无厌，行为上放纵自己缺乏自律。为所欲为，视党纪国法于不顾，最终背弃了党和人民锒铛入狱。

(二)客观原因。

1.社会的负面影响。体制改革为我们党和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给一些职务犯罪者有机可乘，他们钻制度的漏洞，混水摸鱼，在“空档”地区打“擦边球”，大肆进行贪污受贿;贪官给人们树立了“腐败的领导人榜样”，社会分配不公，“不捞白不捞”，对贪官惩治不力，受贿数百万也不会被处死。

2.监督乏力，监督机制不到位。权力高度集中，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等弊端，给犯罪者提供了犯罪的空间和条件。而失去制约的机制必将产生腐败。虽然已建立各级人大、政协、纪检、检察机关、政府的监察审计和人民群众监督等多层次监督体系，并已颁布《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但受“官本位”思想影响，大部分监督机关不敢于监督、不善于监督，尤其是对 “一把手”的监督形同虚设。

一是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民主和监督。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又由于民主集中制没有有效地贯彻执行，使权力过分集中到个别领导者手中。权力过分集中的一个主要弊端就是容易产生特权现象，以及对领导干部监督管理的软弱无力。过大的权力集中膨胀了一些自恃大权在握者的个人意志，他们为所欲为，自恃无恐，骄横跋扈，违法乱纪，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大肆进行贪污受贿。可见权力作为双刃剑，既是造福社会的手段，又是腐败的根源。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 4 如果权力失去制约，就必然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只能导致腐败。

二是制度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表现在：个别单位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有些制度形同虚设，制度不健全，漏洞多，空隙大，内部管理混乱，财务账目不清，从客观上给经济职务犯罪提供了空间;私设小金库，搞体外循环，账目不公开，“一支笔”审批，缺乏监督，客观上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条件，成为滋生腐败和犯罪的温床。这不仅表现在行政、事业、经济管理部门，就连不起眼的村一级也因私设小金库，财务混乱，监督管理不到位，而出现了守业贤之类的贪污受贿职务犯罪。

三是监督机构形同虚设，舆论监督不够。尽管我国设臵了诸多的权力监督机构，监督机构之多是世界上罕见的，几家监督机关的重复监督还不如香港廉政公署工作效率高。但由于体制没有理顺，致使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形同虚设。同时舆论监督也乏力，表现在群众对贪官的抨击常常很难转化为组织制度的有效制约，从而使得某些握有权力者的无所顾忌。现实中，对一些贪官的看法，群众意见归意见，提拔的还是照样提拔，助长了贪污受贿犯罪行为。

3.法网疏漏，执法不严，打击不力。

一是廉政法制不够完善。财产申报是廉政法制的重要内容，可至今尚未出台相关法律。即使已有的法律，也因为立法粗疏，5 概念模糊，可操作性差，也难以有效地惩治职务犯罪，特别是经济职务犯罪。

二是执法不严，打击不力。近年来，尽管查处了大批经济职务犯罪，特别是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改变了过去“刑不上大夫”的做法，但由于立法不完善，地方保护主义，关系网干扰，查处力度相对薄弱，对经济职务犯罪发案不报，包庇袒护，打击不力，表现为立案少，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少，判决少，办案效果差等情况的发生，使得查处犯罪数与实际发案数相差很大。同时由于受“自古不打送礼者”观念的影响，司法机关比较少查处行贿者，这虽然是从考虑有些行贿者是为了办事方便，出于无奈才去送礼的，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职务犯罪的打击。由于执法不严，影响了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也达不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使违法犯罪人认为有利可图，胆子越来越大，助长了犯罪的侥幸心理，从而出现了经济职务犯罪上升，涉案金额大，大案要案增多等令人担忧的现象。

三、防治职务犯罪的具体对策

(一)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1、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加强思想教育是一个基础工程。既要突出教育的广泛性，又要讲究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和针对性;既要讲时效，又要造成一定的声势。

2、提高道德素质，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贯彻实施《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不断提高道德素质。要把反腐教育与道德修养结 6 合起来，面向全社会，努力营造浓厚的法制氛围，使每个公民都能学法、懂法、守法，坚持“八荣八耻”，树立正确的荣耻观。

(二)强化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1、强化党内监督。要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评议制度等，强化党委内部的监督和纪委的监督。

2、强化权力机关的监督。要充分发挥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作用。监督其是否正确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有违法、渎职行为等依法进行监督。

3、强化行政监督。应当扩大政府监察部门的权限，同时要完善行政监察管理体制，使之能真正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其他机关、团体或者个人的干涉。

4、强化群众监督。明确便于群众对于权力监督的重要内容和监督的方法，同时要依法保护群众的监督权，调动群众监督的积极性，提高群众监督作用。

5、强化舆论监督。要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尝试给予新闻媒体的知情权、调查权、评论权、曝光权，使之不失为制约职务犯罪的锐利武器，营造不能犯的外部条件。

(三)建立和完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

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对职务犯罪人员增设资格刑。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人员服刑后故伎重演，重犯新的职务犯罪。

(四)强化刑事司法，加大查处力度，震慑犯罪分子

1、确保刑罚的确定性。公检法、纪检监察、审计等执法执纪部门既要通力协作，积极配合，打击查处经济职务犯罪，但又要明确职责，做到纪检等部门一旦发现公务人员有可能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就应立即移交给司法机关，以确保刑罚的确定性。

2、确保刑罚的及时性。案件能否及时侦破，直接关系犯罪人能否早日发案，不致再犯，而且也关系刑罚威慑效果的强弱。因而，刑罚具有威慑性与有效性，不可避免性和及时性。

3、严格执法。检察机关作为职务犯罪的侦察机关，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即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又要有敢于碰硬的心理素质，在办案中敢于排除各种干扰，刚正不阿、执法如山。

4、打击行贿行为。行贿之风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从生病时要给医生送红包，到办各种证件要送红包，一直到集体性的“公贿”。行贿行为直接促成了职务犯罪的泛滥成灾，按照现行《刑法》规定，行贿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因而很有必要对行贿者给予打击。

5、加大对重点部门的打击力度。当前必须严肃查处行政、企事业单位、经济管理、建设、司法等热点部门的经济职务犯罪，重点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司法人员，行政执法人员的贪污受贿经济职务犯罪案件，国家工作人员充当黑势力“保护伞”利用职便参与包庇、纵容、破坏经济秩序从中收受贿赂犯罪案件。通 8 过打击犯罪，震慑犯罪分子，有效地抑制经济职务犯罪率的上升和蔓延。

(五)深入体制改革，从源头上预防经济职务犯罪

经济职务犯罪的许多方面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和创新，从“思想反腐”过渡到“制度反腐”，建立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从源头上治理腐败，营造不能犯的外部条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四篇：伦理价值观的失范

最近有几件事，折腾得很是热闹：被指涉嫌抄袭的承德市作协主席刘英辞职；贵州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世杰被曝雇用枪手；新一轮张爱玲热。这几件事本身，都让人觉得怪怪的，好像还应该再往深处想一想。这一想，让我想到了伦理价值观。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长期形成的各种伦理观念。这些伦理观念不是平面的，也不是线性的。同一件事，因角度的不同，常常会出现两种以上的相互矛盾的伦理标准，于是就有了一个“谁管谁”的问题。一般来讲，当然是低阶位的伦理服从高阶位的伦理，但在实际上，对于究竟哪个高哪个低，人们的看法往往不一致，就形成了不同的伦理价值观。比如“孝”，本来是一个很高阶的伦理，素有“百善孝为先”、“以孝治天下”一类说法。你的生命是父母给的嘛！可是一旦遇到“忠”，就要打折了。皇上要用你了，主子要用你了，老爸老妈的事只能后搭搭。“义”的阶位稍低些，跟“孝”也比较容易“两全”，问题是就怕碰上“大义”，一旦碰上了，就有“大义灭亲”一说了。不过那个“大义”得弄对。当年儿子揭发、批斗老子，其实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那里面没有大义，连小义都没有。

高阶位不是“高标准严要求”。像“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一种“高标准严要求”。如果某人真能一辈子一闪念都不曾闪过，自应受到尊崇，但这种人即便真有也不多，更何况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同样应该受到尊重。但是，这儿又有一条底线，就是不能损人利己，也不能损人不利己。这种要求不高但却是做人底线的伦理，也是一种高阶位的伦理。

当作家，搞创作，有种种的写作伦理。对于一个有追求、有出息的作家来说，创新意识只是起码的要求。再降低一点，不模仿别人，不重复自己，应该不难做到。可是话说回来，一个初学者模仿模仿别人，一个江郎才尽的老作者重复重复自己，也不是多么严重的事。然而，不抄袭，不剽窃，却是写作伦理的底线。既然底线属于高阶位伦理，那么换句话说，就是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作为越过这条底线的借口。

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底线又经常会受到挑战，尤其是受到某些话语强势者的挑战。郭敬明抄袭案就是一个彰明显著的例子。

2003年末，庄羽将郭敬明告到法院，诉称被告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了原告的《圈里圈外》。2006年6月，北京一中院做出终审判决。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挺郭的一方，主要是郭的粉丝，一直没有停止鼓噪，一面支持“小四”，一面攻击庄羽。终审判决出来以后，郭敬明被判定抄袭成立，被告方支付了罚款和精神抚慰金，但是却拒绝道歉。这个“不道歉”激起了强烈的谴责声，但是――至少据我的印象――仍然高不过郭的粉丝们的支持声。然后，人们又看到了法律的边界――法院可以判令侵权者道歉，但是无法强迫其道歉。这也对。道歉本质上属于当事人的意愿表达，别人（包括法院）很难强迫，而且强迫出来的道歉也不是真的道歉。法院的办法是，“逾期不履行，„„法院将刊登本判决的主要内容，费用由郭敬明、春风文艺出版社承担”。应该说，这是一种比强迫出来的假道歉更好的解决办法，相当于明白昭示那个当事人没有悔改之意，亦不失为对粉丝们的鼓噪一个有力的回答。

但是，最终决定天平向哪边倾斜的，是另一家机构。就在这之后不久，这个拒绝道歉、没有悔改之意的抄袭者，被接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此举同样明白地昭示出一种伦理价值观。从协会的性质看，这应该是一种官方的伦理价值观，或者说是具有实际社会影响力的伦理价值观。虽然它既不能代替所有协会会员个人的伦理价值观，也不能代替所有各省市协会的伦理价值观，在此之后，仍然有很多作家继续谴责抄袭者，而新疆作协更是毫不含糊地将抄袭者遥远开除出会。但是，无论是作为个人的作协会员，还是作为地方机构的地方作协，其实际社会影响力都是无法与中国作协相比的。从伦理价值观的角度讲，一个没有悔改之意的抄袭者照样能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意味着抄袭行为已不再是写作伦理的底线。如果抄袭者手里握有其他方面的筹码，仍然可以就此做一番博弈，输赢仍在两可之间。郭敬明就赌赢了。遥远则是赌输了的例子；或者如有的论者所嘲讽，“很少有抄袭的作家像他（遥远）这样倒霉”。

在这样的背景下，承德市作协主席刘英被指抄袭一事闹腾得如此沸沸扬扬，就不免带上了一种怪怪的味道。

这事儿咱们从后往前说。最近事情有了结果，有报道说：“承德作协前任主席刘英被指新作《草叶上晶莹的露珠》涉嫌抄袭后，承德市文联高度重视，责成相关人士开始核实详情。调查人员分别对刘英、出版社等相关人士进行调查，文联调查人员发现，《草叶上晶莹的露珠》书中收录的文章的确与原作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承德市文联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关于刘英是否抄袭其他作者文章，‘现在也不好说，因为文联没有权力对是否抄袭进行认定’。”

看来承德市文联不仅高度重视，而且高度慎重，所以在最后表态时，还记得他没有“认定”权。美中不足的是，他忘了他实际上也没有“调查”权。当然，这里所说的“调查”权、“认定”权，都是法律意义上的。如果只从文学的意义上说，是不是抄袭其实很简单，因为《草叶》是本散文集，不像小说还可以抄情节、抄人物关系，散文要抄，只能抄文字，所以只要把相关的文字两相对照，应该一目了然。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刘英的抄袭与否是明摆着的，用不着拿“有很多相似之处”打马虎眼。至于确定是抄袭之后，数量有多少，性质严重到什么程度，也不难做出文学上的考量。

所以，这件事的怪异之处，就在于它本来没有涉及诉讼，却偏要拉开一副做大的架子，去做法律意义上的考量。这可真是一道奇怪的风景线：按报道中开列的名录，被抄袭者人数众多，健在者亦有多人，他们的作品被人抄袭，却没有一个人起而维权，倒是一些旁观者在那里义愤填膺抱打不平。那么，你既然想就这事儿抱打不平，就理应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最基本的实情吧？像承德这样的“厅级”，它的“市作家协会”是怎么回事，该协会的会员是什么样的作家，它的协会主席是哪一级干部，是怎样的“文坛掌门人”，又是怎样产生的，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事实上，我看到过一篇文字，其作者说曾在网上将“刘英”百度了一下，发现在有限的几个条目中，除了说到她是承德市作协主席，开过什么会，在会上讲了什么话，并未涉及她有什么作品。可惜，该作者仍然只是将这些当作挖苦的材料，却没有想一想，虽然抄袭确实是很不光彩的事，但对于这样一个没什么像样作品行世的作者，有必要闹腾得如此沸沸扬扬吗？何况那本《草叶》根本不是正版书，只是买一个书号就可以“出版”十本那种。这种书根本进入不了市场，更赚不了钱。从常理上讲，确确实实没什么值得闹腾的。如果说这件事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在拒绝道歉、毫无悔意的抄袭者郭敬明被接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之后，人们既然对大抄郭敬明无可奈何，就只好拿刘英这样的小抄来足足地显示一下自己的正义感了。

刘世杰是贵州省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这个职位应是副厅级。他在一部“小说”上署了名，而且是惟一作者，但这部“小说”他没写过一个字，甚至没抄过一个字，完全是“坐享其成”。事情好像挺明白，但是从法律的意义上说它是个什么“案件”，就难说了。如果让法庭来判，未必多么难判，问题是和前一件事一样，没有任何一个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人进行告诉。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个“小说”是由“同名电视剧”改编的。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是一个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你不署小说原作者的名，人家肯定不干。但是一个由电视剧改编的“小说”，署不署原编剧的名，很可能就不是“问题”，因为它有很多个编剧，而这些编剧们没人把那个据以改编为“小说”的剧本当作自己的作品，只认为自己干了其中派给自己的那份活儿，并且已经得到了该得的报酬。你看在那么多的议论纷纷、纷纷议论中，竟然没有一个人、一句话提到谁才是这部“小说”的无可争议的作者！有报道说，“书的真正作者是女诗人言美芳”，也就是那位所谓被雇用的枪手。虽然我对言女士的很多方面都极为同情，但我仍然认为她只是个写作者而不是创作者，最多是个改编者。说白了，我们面对的是一部从流水线上“组装”出来的“小说”，一部没有一个真正的创作者的“小说”。如果有谁真想有意义地闹腾闹腾，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值得闹腾一下的地方。当一部电视剧可以有很多编剧，却没有一个编剧把它看成是自己的作品时，当一部这样的电视剧又被书商找来写手改编为“小说”，因而这个“小说”已经不存在确定的作者，以至电视剧的制作方觉得自己有权“指定”谁是作者时，我觉得――至少是在这部“小说”中――确实是“文学已经死了”。文学都死了，谁是作者还有什么可闹腾的？

张爱玲热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面。像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有人喜欢、很喜欢，有人不喜欢、很不喜欢，都正常。不正常的是“张爱玲热”――总是隔几年“热”一次，隔几年又“热”一次，每次都“热”不了多久，慢慢凉下来，然后就有人再把它炒热。依我看，一次又一次的张爱玲热，并不是真正喜欢她的作品的人炒起来的。张爱玲是个特点突出的作家，这些特点决定了她的价值，决定了她的局限，也决定了哪些人会喜欢她的小说，而这些人手里并不握有足够的公共资源，不具有把她炒热的能力。既有动机也有能力的，是那些拥有话语权的人，是那些某种意义上的“知识精英”。两年前，借电影《色?戒》上映，一轮新的张爱玲热卷地而来。它几乎成为近二十年以来最热的一次张爱玲热，可惜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像炒家们估计的那么健忘，结果大热变成了大凉。两年以后，更新一轮的张爱玲热再次卷地而来，这次借助的是一部叫《小团圆》的长篇小说。跟着掺和的还有一部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倾城之恋》。掺和而已，从三万字的小说变成了36集的电视剧，里面还有多少东西姓张，已经是很难说清的事了。实际上，一次又一次的张爱玲热，本质上决不是对她早年那些作品的关注。那些能“代表”她、决定她的文学地位的作品，并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地方，它们好在哪里，好到什么程度，以及有哪些不足，缺少什么，如果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到今天还搞不清楚，那么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没一个人还配活着。真正在那里来回“炒”的，不是张的这些作品，而是张本人的“行状”，说白了就是她和胡兰成那点事，最多加上那点事在她后期的作品里变成了什么样子，剩下了一些什么样的渣子。炒《色?戒》时如此，炒《小团圆》时仍然如此。炒《色?戒》时，《南方周末》发表了梁文道的《焉能辨我是忠奸》（2007年11月15日），它首先批评“中国人学历史就像小孩看戏”，除了忠臣和奸贼，“再无第三条路”。然后引用德国在二战后清理“通敌者”的故事，谴责“一些没有什么天分”的人，借“狠批几位造诣非凡的大师曾经出任纳粹伪职”，“心态很阴暗”地“取而代之”。接着又引用加拿大的中国史学家的话，认为“曾经帮侵华日军指认出藏匿于平民中的败逃国军，结果害死了这些抗日军人”的人究竟是好是坏，也“很难判定”，因为这样做“起到了保护其他平民百姓的效果”。经过这样一番弯弯绕，真是“焉能辨忠奸”了。连忠与奸都不可辨了，还有什么伦理价值观可言？最近炒《小团圆》，《南方周末》又刊登了对陈子善的访谈《张爱玲也许不高兴》（2009年3月26日），说“张爱玲被胡兰成连累了”，并质问道：“这是什么逻辑？你说汉奸的老婆不能纪念，那汉奸的哥哥能不能纪念，鲁迅是汉奸周作人的哥哥，周作人是比胡兰成更大的汉奸，怎么可以开研讨会？”做此质问，居然还提到逻辑。作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先生真的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毫无可比性？比如，鲁迅在周作人当汉奸之前就已去世，而张爱玲是在胡兰成正当着汉奸时成为他老婆的？

在对《小团圆》的炒作中，经常引用张爱玲自己的一句话：“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其实这正是问题症结之所在，也正是张爱玲的一个死结。她在为《色?戒》辩解的《羊毛出在羊身上》中，说到王佳芝行为的心理依据时，用了很长的篇幅去强调王佳芝对“表演”的痴迷，仿佛易先生的上钩，只是“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她还设置了种种其他的依据，例如“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再如把王佳芝及其同伙都说成是“羊毛玩票”，并非专业的特工；甚至还有个“远因”，即第一次在香港谋刺未成却枉失了童贞，以至“有点心理变态”。总之，张爱玲为了使王佳芝的行为有合理的解释，什么理由都可以用，连“心理变态”都用上了，惟独铁嘴钢牙死也不往“爱国动机”上说。原因很简单，一旦确立了王佳芝引诱易先生是出于爱国，那么最后的“捉放曹”就是叛国。“冰雪聪明”的张爱玲当然不会干这种傻事。说到底，《色?戒》只是一篇回避了国家立场的小说。它并没有为汉奸辩护，更没有歌颂汉奸。那不是张爱玲的动机。张爱玲的动机仅仅在于――为一个女人爱上一个汉奸寻找种种与国家立场无关的理由。

她不是不知道，在面对日本侵略者时，国家立场是“大义”，是伦理底线。她的刻意回避，恰恰证明她知道。这是她的态度，是她的选择。围绕张爱玲热所出现的争论，实质上就是对她的这种选择和态度，我们应持什么态度。而这些不同态度的分水岭，就在于伦理价值观中的伦理底线有没有刚性。这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但背后却是一个利与害的问题。强调伦理底线的刚性，对某些人显然不利；而对这种刚性的削弱乃至抹杀，则明显有利。

如果要找个人来和张爱玲比一比，为什么不选郁达夫？即便对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做出最高的估价，也高不过郁达夫――再退一步，高不过很多吧？郁达夫的个人行状并非完璧无瑕，但在国难当头之际，他的国家立场毫不含糊，决非张爱玲那种含糊、回避可比。但是，我们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张爱玲热，郁达夫热却是一回都没有。这叫什么？这就叫伦理价值观失范。

第五篇：转型期我国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成因及治理对策

转型期我国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成因及治理对策

行政伦理是指行政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它是一般社会道德在行政管理职业上的特殊表现，是行政人员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行政伦理实践关乎民心向背和国家兴衰，影响行政管理效率和管理效益的提高。行政伦理失范对行政管理构成严重挑战，有可能造成政策执行走样、行政效率低下、专业水准降低和公信力丧失，其结果会带来行政权力的合法性危机，最终导致行政目标难以实现。因此，必须重视行政伦理失范问题，并加以克服治理。

一、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

（一）权力寻租泛滥

权力寻租又称“权力设租”，是指政府组织及其行政人员利用行政权力为部门窃取公共资源，为自身谋取私利，侵害和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实现本部门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个别行政人员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将市场的交换原则带入行政管理过程中，通过“买卖”自己手中的权力获取高额回报。寻租问题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一切权力存在的地方，都存在寻租问题。在每一个政府层级中，都有借助行政权利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行为。一方面寻租者通过寻租行为获得一些支配稀缺资源的优先权，使自己在该领域中取得垄断地位。这样，市场就难以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而是由寻租活动来支配，而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他们把本来可以用于生产性活动的资源浪费在一些无益于社会发展的活动上，如寻租者进行游说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等。权力寻租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而且，还会导致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贫富差距拉大乃至社会不平等等恶劣的社会问题。

（二）贪污腐败频发

贪污腐败是社会的一颗定时炸弹，它严重威胁着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对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给党的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危害。转型时期，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目的在于借鉴和利用世界各国一切现代文明成果。与此同时，部分党员干部不能有鉴别地吸收外国资本主义的东西，对资本主义乘虚而入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照单全收，出现了部分党员、干部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现象。在追求民主法制和依法行政时，出现了行政权力被少数人所窃取，并服务于少数人利益的问题。在试图通过分权解决高集权、低效率的问题时，出现了很多个地方集权，并运用该权搞地方保护主义和以权谋私，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许多利益主体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运用各种手段引诱行政人员违法乱纪，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虽然我国近来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腐败现象从未销声匿迹。为了避免腐败行为向更多、更广的部门蔓延，必须加快治理解决的进度。

二、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

（一）行政人员人格障碍的诱导

行政人格就是公共行政主体所特有的与社会其他成员不同的内在规定性。所谓人格障碍，是指人所特有的内在规定性发展的不协调，是一种偏离正常的个人风格和人际关系的异常模式，因为偏离了特定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人格障碍就造成对社会环境的不适应。人格障碍并不完全是神经系统功能的丧失，它仅仅是存在某种障碍和缺陷，它仍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和控制能力。行政人员也是普通人，一样也会有心理疾病，但我国对此一直没加以重视。公共行政人员的职责便是为公众服务，为其争取更多的公共利益。虽然他们拥有别人看来至高无上的权力，挣得可观的薪水，但是，这一工作也包含了一种无法克服的内在困境，即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相冲突时，如何去取舍、调整。当不能妥善处理这一矛盾冲突时，就有可能出现人格障碍。在人格障碍的诱导下，许多行政人员产生了职业生涯的挫折感，为了寻求自己在职业上有所发展而不惜运用各种违法手段，实施违法行为。此外，目前我国为了推进领导干部年轻化，年龄日渐成为一道坎，许多人感到原来的职业晋升期待落空，随之产生很多消极的心理，对工作产生了衰竭行为。这种行政人格障碍将会导致一些大龄行政人员，在自己最后的职业生涯上，迈错步子，踏错步伐，把自己前期所做的一切丰功伟绩都毁灭掉。如一些老领导趁自己离休前，运用手上权利假公济私，中饱私囊。

（二）对行政人员行为监督的缺乏

近代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行政权力是一种管理权力，它和统治权力不同，并不是通过夺取而被占有，是通过授权获得的。这种权力并不为权力的执掌者所 有，权力的主人与权力的主体相分离，是需要得到监督和制约的权力。行政人员有些违法行为之所以出现，并有所扩展，是因为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这也是导致我国行政人员伦理失范的客观条件之一。行政人员的权力来源于民，也必须用之于民。如果对行政人员的行为监督不够，那么势必会导致行政人员的违法行为抬头，使那些违法人员更加肆无忌惮。虽然我国加强了监督机制的建设，加快了监督立法，但还有许多并未加以实施，仅仅是空谈。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常开展，必须加大对行政权力行使过程的监督与制约力度。

（三）传统行政文化的催化

一国的行政体系首先是一个行政文化体系。正是行政文化的不同，才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行政体系是具有自己特色的行政体系。一个国家体系不仅包括行政机构、行政人员、行政法律和行政制度，还包括根据这个体系建立起来的思想理论和行政行为方式等。思想理论会沉淀为行政人员一定的心理定势，对其行政行为起着决定性影响，尤其是行政人员总是在既定的文化背景熏陶下成长，当他作出行政行为时，文化因素必然会潜在地发挥作用。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这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也给我们遗留下了不少负面文化。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导致一些行政人员缺乏公仆意识，由于官职带来的特殊待遇滋长了某些干部的特权思想严重，利用手中的权力搞特殊化，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也带来了官僚主义。这种传统的行政文化既阻碍了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使行政伦理建设出现困境。

三、行政伦理失范的治理对策

（一）完善行政品德的养成机制

行政品德养成和一般美德的养成一样，它不是自然生成的，是需要人们精心培养的。公务员的行政品德不是孤立存在，它是在公务员的行政生活中形成的，又通过公务员行政生活呈现出来。行政品德的养成机制主要包括行政教育培养机制、习惯形成机制和良心调节机制三方面。行政教育培养机制是指政府部 门依据公务员行为规范，对公务员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培养，使公务员逐步接受这些原则规范，并将其转化为自己内在的信念和品德。它是行政品德形成机制最重要的一环。其次，良好的行政道德习惯的养成是一个扬善弃恶的过程。随着行政道德习惯的养成，个人完成道德行为就越来越容易，以致达到自动化的地步。在这一过程中行政道德意志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行政道德习惯的形成，使个性与道德相互磨合，融为一体，形成品德。习惯对于品德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如何形成良好的行政习惯也就成为行政品德培养的主要机制。在行政道德行为构成中，行政良心对行政行为朝着善的方向发展起着监督和保证的作用。对于动机不纯的行为，良心发现可以使不道德行为得到及时校正。而且道德行为本身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行为动机受良心检查已被证明是善的，但并不能保证在行为过程中出现恶的偏差。这样，以良心的发现为表现形式对行为过程的监督就显得特别重要。可见，行政良心在行政品德的形成、发展乃至转变的过程中都起着不可忽视的调控、支配作用。

（二）健全对行政人员的监督机制

一是政党监督机制。在中国的行政伦理监督机制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是其中作用最为巨大的监督。因为国家机构和各级各类公共行政主体的主要 负责人以及绝大多数公务员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这个意义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党风问题，就成为中国行政伦理与公务员行为规范的核心问题。刘少奇同志提出可以从三方面着手：其一，加强民主集中制。其二，完善党对政府部门的领导方式。其三，防止领导人员特殊化。二是立法监督机制。依法治国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一样，都具有极其深刻的行政伦理意义。依法治国反映了新时期执政党领导方式的基本特征，是从全局上、长远上统管一切的。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反映了行政机关运作方式的基本特征，同样是从全局上、长远上统管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各项工作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就必须切实加强立法监督。

（三）加强行政文化建设

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强化以人为本为行政理念为核心，以培 育公正廉洁的行政意识为基础，以树立务实高效的行政作风为关键，以行政道德文化建设、行政科技文化建设、行政文化环境建设为重点，努力体现先进性，增强活跃性，富于创造性。不断发展和创新行政文化，形成和落实“为人民服务”的行政价值观、“民主集中”的行政决策观、“公正廉洁”的行政道德观等，构筑社会主义行政文化体系。在行政文化方面，改变还存在的一种“崇上”、“唯上”、“唯书”的行政思维模式，行政人员要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很好地统一起来，与共产党执政的先进性要求相适应。我们要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实现科学行政、民主行政、依法行政，使行政文化与行政实践两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积极关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高公务员队伍的综合素质，他们要切实行使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服好务，不仅要依法行政，还要遵循一定道德规范。要通过建立健全一系列规范化、制度化的行政规则，把某些道德准则具体化为若干细则和条款，指导和规范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推进行政道德文化建设，贵在经常和坚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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