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失范的类型分析[精选五篇]

第一篇：当前我国社会失范的类型分析

“失范”(anomie)是由法国社会学家e·涂尔干最早提出的，其字面上的意思是“缺少规范”，但涂尔干所指的主要是一种对个人的欲望和行为的调节缺少规范、制度化程度差而丧失整合的混乱无序的社会状态。他认为失范是病态的，是外在的和约束性的道德控制的离散。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进一步发展了失范理论，他把失范看成是“规范的缺席”，即人们对现存的社会规范缺乏广泛的认同，从而使社会规范丧失了控制人们行为的权威和效力。他认为，社会失范是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的不平衡。简而言之，当人们能够用社会所肯定的手段以达到社会所认可求的目标时，它们是平衡的。这时社会成员的行为是遵从行为。反之，由于社会化教育缺乏，人们不知道社会所肯定的目标是什么，或者有些人群对这种目标不感兴趣，或者人们不重视达到这种目的所应该遵循的手段，这时社会规范的目标与社会所认可的手段发生不平衡，人们就容易发生越轨行为，其形式主要有：创新、形式主义和造反等。可以说，涂尔干对失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结构层面，默顿的失范研究则是从社会结构失范来研究个体行为失范。笔者在这篇论文中要分析的便是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的失范，即社会失范。

当前我国社会失范的分类及主要现状

“社会失范”，是对社会的这样一种状态的表述：社会的规范丧失了或者陷于混乱，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失去了标准，整个社会失去了控制，呈现出无序化局面。社会失范是指由于社会规范缺乏完整、明确和自治的特征而导致社会的不正常状况或曰社会病态。

关于失范与越轨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笔者以为，社会失范与越轨虽然都是对于社会规范的背离或违背，但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一种现象属于社会失范，但未必就是越轨。而任何越轨都是一定的社会失范。即社会失范现象包含越轨现象和虽未越轨但通常被看成是反社会的或不道德的现象。可以说，越轨现象是严重的社会失范。本文所要研究的社会失范包括了越轨，是社会成员面对社会规范而难以遵从或遵从的成本大于收益或违反规范的行为会带来更大的收益时，发生了违反社会规范甚至法律、法规等的行为而导致的社会现象。社会失范可以表现为许多情景，如社会秩序的破坏、离轨，犯罪现象的增多，社会生活中道德的败坏、腐败的盛行等等。

在本文中笔者选取了两种在全国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报纸——《人民日报》与《法制日报》，并通过对1980、1990和2000年这三年中这两份报纸关于社会失范报道的文献研究，按照失范发生的领域或性质，笔者初步将我国社会当前存在的社会失范分成经济领域失范（即经济失范）、政治领域失范（也可称为行政失范）、道德领域失范（即道德失范）、知识领域失范（即知识失范）、治安领域失范（也可称为秩序性失范）以及风气失范等六种类型。并且根据对《人民日报》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关于社会失范内容报道的检索结果进行统计以及分别对1990年和2000年的《法制日报》有关社会失范的内容报道隔月抽样（每年以1月为起点），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看到，1980年—2000年中国社会存在的失范现象的基本类型及其现状为：

1.经济失范：假冒伪劣（如假币）、弄虚作假（包括伪造单位印章、标签、公文、存单等，虚假包装，制售假票据，彩票作假，仿制涂改国库券，短斤少两等）、乱收费（包括擅自设路卡）、乱罚款乱摊派、乱报销、合同欺诈、利用税务发票徇私舞弊、开空头支票、虚开增殖税发票、持汇票诈骗、高息融资、非法集资、恶意透支信用卡、非法吸存不还、收受回扣、强买强卖、出口骗退税、票据诈骗、证券市场黑市交易（即倒爷现象）、私下倒卖外汇、无照经营（如无照行医）、非法生产、骗销、窃电、偷油、偷漏税、投机倒把、非法贩烟、挪用资金（包括个人挪用单位资金、企业挪用下岗职工生活费、挪用移民资金等）。据统计，1980年《人民日报》报道的经济失范案例共47起，占当年社会失范报道的24.48%；1990年《人民日报》报道的经济失范案例共86起，占当年社会失范报道37.89%；2000年《人民日报》报道经济失范案例共169起，占37.22%。另外，1990年《法制日报》报道的经济失范共39起，占当年上半年社会失范的14.55%；2000年经济失范案例共109起，占当年社会失范报道18.29%。

2.政治失范（或行政失范）：行贿受贿、贪污腐败（如贪污公款）、滥用职权（包括利用职权谋私利、协助走私、非法食息）、干部嫖娼等。据统计，1980年《人民日报》报道的政治失范案例17起，占全年社会失范报道的8.85%；1990年《人民日报》报道的政治失范共18起，占当年社会失范报道的7.93%；2000年《人民日报》报道的政治失范共52起，占当年社会失范报道的11.45%。另据对《法制日报》的统计表明，1990年《人民日报》所报道的政治失范案例共27起，占当年的社会失范报道的10.07%；2000年《人民日报》所报道的政治失范案例共56起，占当年的社会的失范报道的9.40%。

3.道德失范：包括捏造传播谣言闲话（包括利用互联网损害他人名誉、诽谤等）、哄抢、见死不救（即旁观者的冷漠）、违法、环境污染（如违规倾废、乱倒生活污水）、践踏草坪、偷猎珍禽、违章搭建筑、无票扒乘货车、收购死鸡、虐待父母、撞人不救、诬告、代人摸奖占为己有、飞机上乱打手机、打骚扰电话、作伪证等。此外，尤其应该注意职务失范。职务失范是国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活动时，实施了某种与其职责要求背离的行为。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为人没有履行或是没有完全履行其职责范围内本应当履行的义务，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损害；二是行为人逾越职责范围，滥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图谋私利。笔者将职业道德的失范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执法机构失范，另一类是非执法机构失范。我们将后者简称为狭义的职业道德失范（即职业失范）。

在统计结果中，1980年《人民日报》所报道的道德失范案例共56起（其中职业道德失范36起），占当年该报所报道的社会失范案例的29.17%，其中报道的执法机构失范案例共4起，占2.08%，非执法机构的失范即职业失范案例共32起，占16.67%；1990年《人民日报》所报道的道德失范案例共26起（职业道德失范占了12起），占当年该报所报道的社会失范案例的11.45%，其中被报道的执法机构的失范案例共3起，占1.32%，非执法机构的失范即职业失范案例共9起，占3.96%；2000年《人民日报》所报道的道德失范案例共68起（职业道德失范占了40起），占当年该报所报道的社会失范的14.98%，其中被报道的执法机构的失范案例共10起，占2.20%，非执法机构的失范即职务失范共30起，占6.61%。另据对《法制日报》的统计表明中，1990年《人民日报》所报道的道德失范例共33起（职业道德失范共17起），占12.31%；其中执法机构的失范占6起，占2.24%，非执法机构的失范即职务失范共11起，占当年本报报导的社会失范的4.10%；2000年道德失范共71起（职业道德失范共41起），占当年本报报导的社会失范的11.91%；其中执法机构的失范共20起，占当年本报报导的社会失范的3.36%；非执法机构失范共21起，占当年本报报导的社会失范的3.52%。

4.知识失范：非法出版、盗版侵权（如技术侵权、侵犯商标专用权以及抄袭网页广告、抄袭产品说明书、抄袭申请书等剽窃他人之作的行为）、虚假广告、假新闻、侵犯商业秘密、制造假证件假文凭、盗图纸、窃取情报、假冒商标、网上知识产权纠纷、技术转让传授制假、考试营私舞弊（包括替考等）等。由《人民日报》统计得出，1980年知识失范共5起，占当年本报报导的社会失范的2.60%；1990年知识失范共11起，占当年本报报导的社会失范的2.42%；2000年知识失范共3起，占当年本报报导的社会失范的1.12%。《法制日报》中，1990年秩序性失范共139起，占当年本报报导的社会失范的51.87%；2000年知识失范共24起，占当年本报报导的社会失范的4.03%。

5.秩序性失范：包括绑架勒索诈骗敲诈、拐卖妇女儿童、走私、杀人、黑社会团伙、路霸车匪、地痞乡霸、海霸水匪、盗掘古墓文物、地下海关、盗窃、抢劫、强奸、随意殴打、暴力抗法、毒品、偷渡、非法拘禁他人、酗酒等。根据《人民日报》统计结论，1980年秩序性失范即严重妨碍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失范共52起，占当年本报报导的社会失范的27.08%；1990年秩序性失范共90起，占当年本报报导的社会失范的39.65%；2000年秩序性失范共144起，占当年本报报导的社会失范的31.72%。《法制日报》中，1990年秩序性失范共139起，占当年本报报导的社会失范的51.87%；2000年秩序性失范共327起，占当年本报报导的社会失范的54.87%。

6.风气性失范：包括迷信（如坟墓吞噬良田；农村闹丧、私办公墓等）、赌博、贩黄（包括网上贩黄）、公车私用、公款消费（如公费旅游；公款吃喝）、请客送礼、卖淫嫖娼、私设小金库、超生、公房转租、滥发统计报表、党政机关干部经商办企业（如外贸局长兼作私企老板）等。由《人民日报》统计可以看出，1980年风气性失范共15起，占7.81%；1990年风气性失范共7起，占当年本报报导的社会失范的3.08%；2000年风气性失范共10起，占当年本报报导的社会失范的2.20%。根据《法制日报》结果，1990年风气性失范共27起，占当年本报报导的社会失范的10.07%；2000年风气性失范共9起，占当年本报报导的社会失范的1.51%。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是按照失范发生的领域及性质予以了分类，但这种分类依据不是绝对的。六种失范类型彼此间是互相关联的。比如除了经济失范以外，其它五种失范类型在一定意义上也都和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是为了追逐一定经济利益而导致的失范行为。又比如除了道德失范以外，其它五种失范类型也都与道德有着根本的联系，可以说，所有的失范行为的发生究其根本，是源于失范者缺乏一定的道德或道德自律不强。

从以上的社会失范的类型及现状可以看出，从1980年到2000年，社会失范的数量日益增多。其中经济失范和秩序性失范上升的幅度最大。

第二篇：当前中国的道德失范的成因分析

当前中国的道德失范的成因分析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峻的道德失范现象。造成中国道德失范的原因是各方面因素的交错影响的结果，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表现。正确分析当代中国道德失范的成因，对于正确把握当前中国道德现状，进而为推动中国道德重建任务都具有深刻的现实和实践意义。解决连德缺失问题，应加强对优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淡化行为主体的功利性思想。道德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内容，是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它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社会舆论所维系，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集体、国家、社会、自然之间行为规范的总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就被世界公认为礼仪之邦，具有源远流长的优良道德传统。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地不断深入，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却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许多十分严峻的道德失范现象正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显现出来：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逐渐改变，集体主义价值观逐渐淡化，社会公德逐渐丧失，职业道德陷入诚信危机。道德的底线是一个民族存亡的底线，正确认识道德缺失现象，探讨解决道德缺失问题的对策，对于唤醒沉睡的人性，营造德福一致的文化氛围，重塑社会需要的道德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道德缺失现象的几点表现

1、诚信缺失

诚信是一个古老的道德命题，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体现。由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较短，受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人们对经济学本身的内涵还不了解，导致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诚信缺失现象。在经济领域，存在着企业信用缺失、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缺失。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假东西充斥如假文凭、假政绩、假鉴定等，不一而足。以企业信用缺失为例，据有关资料统计，企业逾期应收的贷款额占贸易总额的指标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仅占0.25%一0.5%;而我国目前超过5%，其水平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10倍到20倍。

2.职业道德缺失

道德是一定群体认同的调节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集团之间行为关系的规范、原则的总和。一个群体所遵循的规范和原则是以某种职业的道德体系来体现的，职业领域中的道德素质滑坡主要是和从事职业的主体奉行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权利本位的价值观密不可分的。医生“药品回扣”、“收受红包’、“漠视生命，’;警察“知法犯法”、“警匪勾绪，、“随意扩张权力范围”;公务员“行贿受贿”、‘公款私用”、“行政不作为”„„可见，职业领域中存在的道德缺失和失范现象确实令人担优。

3.社会责任感缺失

中国现代化的宏伟理想能否早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社会各阶层社会责任感的强弱。而在当代的中国，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泛滥，假冒伪劣、以权谋私、挥霍浪费行为屡见不鲜，吸毒贩毒、赌博盗窃、漂娟卖淫、坑蒙拐骗等丑恶现象又滋生蔓延起来，使整个社会道德秩序混乱，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间题。这里所说的社会责任感，不仅指对自己的家庭和国家承担责任，而且是指对全社会、全人类的共同责任的担负，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二、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

造成我国社会公德缺失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经济状况方面的原因:经济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人们的行动受经济利益的支配。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使中国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主导之下，分散的小农经济使我们的民族一直以来都缺乏公德意识，缺乏遵守社会公德的习惯。虽然现在经过经济改革，小农经济的状况已完全改变，但是那种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依然影响着人们。“个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的处世哲学，制约着社会公德意识的形成。

其次，法制建设方面的原因、社会公德是社会成员起码的社会生活规范，必须要有一定的强制性约束。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呈现出新旧交替和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点，人们在强调尊重个人权利、利益的同时尚未认同个人与社会利益的联系，公德意识、公民意识仍十分匾乏.但是法制建设却明显的滞后，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对道德的支持力度不强，影响了社会公德的进步。

再次，教育方面的原因:教育重心的偏离也是致使社会公德缺失的一个原因。道德教育是人类精神绵延所不可或缺的手段，它使人类能够在短时间内汲取几千年来积淀流传下来的文化成果，从而走向文明。但是，由于教育侧重点的不同，公德建设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

第四，社会方面的原因: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封闭式的单元结构住房，把邻里过去四合院之间的亲情隔开了;又由于受到旧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不关注公共利益，认为社会公德与己无关，是多管闲事;加上长期的分配不公，造成人们心里失衡，现在实行市场经济，对过去分配不公的补偿心理导致一部分人的行为危及社会与公众的利益。

第五，传统伦理方面的原因:社会公德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更新其内容，创新其形式。在我国，过去以出身背景为基础的血缘、地缘的社会联系逐渐过渡到以居民身份为基础的社区联系，公共生活场所逐渐成为重要的生活场所。与此相对应.传统的大家庭的亲情伦理的家长负责制有排斥社会成员之间民主、平等地位的倾向，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民主和谐关系受到阻碍。其次，它只注重血缘、地缘关系.对有“关系”者恩宠有加，对无“关系”者漠不关心，甚至损人利己，从而导致不良风气的蔓延。解决道德缺失问题的对策 1完善道德教育和强化道德实践

康德认为人具有有限理智，还不能把握普遍规律，通过责任观念才找到道德规律。长期以来，我们认为道德建设的唯一目标就是要宣传和推崇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一普遍发展规律，而不顾公民的实际道德状况、不考虑主体现有的道德素质和水准，导致社会主体普遍缺乏具体道德标准。因此现阶段我们道德教育必须强化个人德性的教育培养和公共道德体系的建设，使得人们实际生活“有德可依”。在加强道德教育的同时也要积极深化道德实践的作用。党员及国家干部的道德规范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公务员和国家干部要在道德教育中起着先锋模范的作用，要为广大公民树立好榜样。2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文化

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当代人而言已经过时了。因此我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在百年来却遭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压制和废弃。原因在于，现代文明的标志被许多人误解为仅仅是科学技术的发达，科学技术强，文化就先进的错误观念已经深人人心，因此造成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当代缺失了。与此同时，优良的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缺失只是间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指传统文化中糟粕的东西反被中国人继承了，如重男轻女、官本位的观念早已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再如儒家学说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道德原则一直被中国人所推崇，使人们自然形成崇尚权利的意识。同时，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意识，也使得人们交往的圈子狭小，社会公共意识淡薄，自私保守，缺乏创造性思维。因此，要想提升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巫需拯救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3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

通过法制的强制性和制度性的权威性来促进社会公德向好的方向发展。应该承认，人的道德水平各不相同，道德教育并非万能，社会舆论也不一定对每个人都起作用，当人们对社会公德教育还不理解，遵守社会公德还不自觉时.就必须制定一些行政的或经济强制的方法甚至法律的手段，制度的建立包括行政手段和法律措施，它是一种约束机制，是对弱自律性行为的很好约束，同时又是对善行者的激励。行政和法律规范是“他律”，是靠外在强制制约.而道德则是通过“自律”.是靠内在的自觉性。社会公德要求人们自觉遵守公共生活准则，通过一段时间制度化的约束.人们的社会公德意识就会逐渐形成.遵守社会公德就会变为自觉的习惯，在这个问题上，美丽的花园城市一新加坡就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典范。因此，要形成、发展和巩固良好的道德风尚，必须以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行政管理制度作为保障，把公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社会管理结合起来。把公德规范纳人法制轨道，制定具有操作性的法律法规，以打击歪风邪气。4发挥媒体作用，调动舆论力量

良好的社会公德氛围，需要社会各方面加大宣传力度，其中新闻舆论的作用不可忽视。因为，新闻舆论对社会公德意识的培养具有特殊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大众传媒应充分发挥教育和监督功能，利用传媒信度和效率高的优势，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使公德规范深人人心，变为人们自觉的意识和行动，通过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公交车上的城市频道，以及网络等现代手段，进行正面的社会公德教育，起积极的导向作用。通过舆论的力量净化社会空气、升华人心、扶正祛邪、弘扬正气。如厦门电视台有专门的栏目对违章的车辆和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进行曝光，通过媒体舆论的方式告诫和提醒人们遵守交通法规。

社会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道德重建的工程也是如此。面对当前中国社会除旧立新的进程，一定要充分认识到道德重建的紧迫性和长期性，道德重建路径需要在长期的探索中不断前进和发展。相信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国的道德现状一定会逐步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第三篇：我国当前权力道德失范及其治理

我国当前权力道德失范及其治理

[摘要]行政道德是政府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行政道德失范现象日渐突出，这不仅是由于行政管理主体与行政体制自身存在着诸多问题，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还在于缺乏强有力的社会监督制约机制。解决行政道德失范，必须从加强公共行政伦理建设，提高行政人员的行政道德素质，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行政道德；失范；原因；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道德失范现象大量出现，行政腐败问题日趋突出。行政腐败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腐蚀着社会肌体，涣散了党心、民心，败坏着社会道德风气，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极大威胁。

行政道德失范是指行政权力异化，指本来是国家及其工作人员按照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行使行政权力，但是发展的结果却变成了异己的力量，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行政权力变成行政主体损害国家及公众利益、谋取私利的工具。综观行政道德失范现象发生的领域和现实中发生的案例，目前行政道德失范的现象大体可以分为权力寻租型、公贿型、贪污腐化型、卖官鬻爵型、渎职型、官商型等几类。不过无论哪种类型的行政道德失范，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就是行政主体放弃或违背了行政权力的公共性，进行非公共的活动，为自己谋取私利，最终导致行政腐败。它的危害极大，致使行政效率低下，政策执行走样，行政目标难以实现。长此以往，公众势必会对政府失去信任和信心，严重者会引发社会动荡。

一、引起行政道德失范的原因分析

关于导致行政道德失范的原因，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是概括地说，不外乎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

(一)行政道德失范的内因

行政道德失范的内因，主要是指行政管理主体与行政体制自身的原因。

行政管理主体而言，他的双重人格，使其在履行道德义务过程中经常会发生角色冲突，需要他在公与私、权利与义务之间作出选择。这时候，其自身的道德意识、道德感情、道德意志、道德信念、道德习惯，一言以蔽之，道德修养如何，便成为决定其选择方向的关键性因素。这实际上是一个道德价值判断的过程。一般地说，如果行政主体自身素质差、道德修养不高，行政道德规范与实践脱节，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就可能失控，导致行政道德失范现象发生。

行政主体对行政道德准则和规范的认识与理解不够正确的话，那么，当他在履行行政道德义务时，支配他的行为方式的内在心理动力，即道德感情，就会出现偏差，以致是非混淆，善恶莫辩，而道德感情偏离行政道德准则的直接后果，便是道德意志危机，缺乏克服内心障碍和外部困难的勇气与毅力，进而造成道德信念滑坡，个人人格与组织人格错位，道德责任心建立不起来。这样，日积月累，积淀于行政主体的心底，养成不良的道德习惯，行政道德失范就不可避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主体自身的素质差、道德修养不高，是行政道德失范的内在根据之一。

行政道德失范的内在根据之二，是行政体制自身的问题。所谓行政体制自身的问题，既包括行政组织结构，又包括行政组织管理两大问题。它们是“组织人格”的物化形式，又是“组织道德”的具体体现者。“组织道德”是行政道德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贯穿于行政目标、行政分工、行政协调、行政授权、行政管理幅度与层次、行政集权与分权等诸多方面。“组织道德”与行政道德失范的关系至为密切。“组织道德”规定并影响着组织行为。如果出现政府机关“经商”、公检法“下海”一类组织行为，那么，行政道德失范就会以加速度进行，造成结构性的行政道德失范。“组织道德”失范，反映行政体制自身的弊端。诸如政企不分，政府职能泛化；机构叠床架屋，编制缺少立法；用人制度不公开，人浮于事，因人设事，人满为患，干部素质低下；行政权力过分集中，行政决策靠领导人“拍脑瓜”；管理目标不明确，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无程序，行政监督无法；等等。这些属于行政体制自身的毛病，都为不道德的组织行为预留了空间，并引发出法人犯罪、单位集体犯法的非正常现象。其结果，必然造成大面积的行政道德失范。

(二)行政道德失范的外因

1．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引发行政道德失范

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其实质就是分配向交换的转变，从而不可避免地将金钱推上了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深深地卷入了市场。于是，人们开始更多地承认金钱的作用，金钱发挥作用的领域也被泛化，其中包括公共权力在公共行政领域中被大量地交换，权钱交易就是一个典型。在这种金钱交易关系泛化的今天，部分人已经把金钱当作崇拜的对象，成为价值取向的核心。这就使得原有的价值体系、道德标准受到较大冲击。同时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同利益主体为了各自的利益，有时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用回扣、贿赂等多种方式向握有实权的行政人员“进攻”，与那些缺乏免疫力的人员达成权钱、权物、权色交易，从而导致行政腐败。

2．多元价值目标冲击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建立法治国家的实践，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改变着人们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认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西方价值观的不断渗透，如实用主义、存在主义、唯意志论等，对人们的道德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宽松的政治环境，极大的选择自由，使每个人都能自由地选择实现自己理想的目标，谁都可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人们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进而导致道德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即人们对自身或他们的任何一种行为，似乎都可以找到一种价值观的肯定赞扬或否定批评的评价依据，甚至截然相反的行为也都可以找到对其行为有利的文化支援。这种多元价值观深刻地影响到行政道德领域，导致国家公职人员道德价值取向紊乱和行政道德失范。因此，行政道德失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行政人员受多元价值目标的冲击和影响。

3．缺乏强有力的社会监督和制约机制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人一旦有了权力，就滥用权力，使用权力直到尽头。”权力的这种无限扩张的倾向决定了对其监督和制约的必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和社会管理层面的各种规章制度建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和制约机制也随之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但与迅速发展的客观现实相比，毕竟还存在着许多“真空”地带。同时，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人治”传统的社会，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权大于法、情大于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也还未得到有效的解决，一些腐败现象难以得到及时惩处，一些已出台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在某些现实条件下难以真正发生实效，使得行政道德失范现象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遏制。此外，由于对一些违反行政道德的行为处罚太轻，一些腐败现象难以得到及时有力有效的遏制，由于官官相护现象的存在，许多违法行为得不到惩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行政道德失范的进程。

二、行政道德失范的治理路径 行政道德失范和行政腐败，是人类社会管理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中国正处在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包括行政腐败和行政道德失范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对此，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还要对之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治理。

(一)加强公共行政伦理建设，提高行政人员的行政道德素质 行政伦理是以一定的价值体系为基础、以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增进以及个人人格的完善为目标，通过自律和他律的方式，调节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一系列的行为规范。行政伦理建设的目的，是要在政府官员中形成普遍的、完美的道德人格，即行政伦理的道德人格。所谓行政伦理的道德人格，是指国家公务员与其他职业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是国家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道德尊严、道德品质、道德境界以及所理解与实现的社会道德价值的总和。行政伦理道德人格是政府官员长期的习惯性道德行为的升华，是评价国家公务员综合素质的最重要标准。

以行政良心和道德自律为主，在行政良心和道德自律中反映和遵从着行政义务和道德他律，即构成行政伦理道德人格的总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强道德修养，提高政府官员的自身素质才是解决行政失范的根本。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行政体制改革，还是加强监督制约机制，都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只是解决了不能贪、不敢贪的问题，都是从外部、他律的角度解决问题的；只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行政主体自身的素质，才能真正解决“不想贪”的问题，才能从根源上杜绝行政失范。此外除了要加强公共行政伦理建设，还要提高行政人员的行政道德素质。

崇高的社会主义行政道德素质的形成并不是自然的，必须通过反复的教育和灌输。列宁在谈到培养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时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因此，必须运用教育和灌输的方法提高行政官员的行政道德素质。行政官员的行政道德素质的构成是一个以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习惯组成的有机统一体。

(二)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道德监督制约机制

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很容易滥用权力。”任何权力，如果没有监督与制约，都可能导致权力的滥用，即使这种权力的存在有多么合理和必要，也不能保证其权力的行使不会造成坏的结果。因此，我们要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结合我国当前行政腐败和行政道德失范的现实，学习和借鉴世界上许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瑞士、新加坡、香港等)的经验，他们都将行政道德法律化，依靠法律的强制性、惩罚性来维护行政道德的纯洁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要加强人大监督，扩大社会监督，重点抓行政监督，不仅要对已发生的问题的非道德行政行为进行监督，而且要对日常行政活动进行全面的监督，切实形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且只能依法办事、以德办事的实践环境。行政道德法律化的优点在于，它为政府官员解决伦理冲突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导，也为惩罚那些违背最低道德要求的行为提供了依据，但是缺点则在于它停留于一般性原则的指导，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操作，并且如果严格执行的话，也会损害政府部门内部的工作气氛。

(三)加快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

实践证明，行政道德失范现象总是和政府职能过多、权力过大有关。政府职能过多、权力过大，就会使公职人员滥用权力成为可能。比如行政审批权，目前我国审批制度仍有不少突出问题，政府部门实际承担的审批事项仍然过多，手续仍然过于繁杂，一些部门还暗箱操作，人为的障碍比较突出。这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为行政道德失范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机会。因此，加快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是打破计划经济条件下全能政府模式、减少政府权力寻租机会的需要。

第四篇：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各阶层分析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各阶层分析

——探寻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的阶层基础

杨华

【摘要】当前农村社会被分化成精英阶层、富人阶层、中上阶层、中农阶层、中下阶层、贫弱阶层和灰色势力等7个不同的阶层，它们有着各异的构成、职业分割、利益取向、关系重心、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对农村政治社会的影响差异也很大。说明农民不再是铁板一块，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也不再是所有均分土地、居住在农村的“农民”。通过对不同阶层的秉性、功能和利益关系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农阶层是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是坚强的依靠力量；中下阶层是中农阶层的盟友，是可以团结的对象；贫弱阶层是救济、扶助的对象；切忌将中上阶层对土地私有化的想象变为土地制度变革的方向；应该警惕富人阶层渗透进党和国家政权内部，慎言“富人治村”；谨防政治精英与富人阶层、灰色势力同流合污，结成利益联盟；要求严厉打击灰色势力对农民的侵害和对政权合法性的侵蚀。并主张，在农村社会高度分化的今天，只有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以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巩固党和国家政权。

【关键词】农村；社会阶层；中农阶层；社会资源；政权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农民由原来清一色的从事农业劳动、收入水平相对平均的群体，分化成为经营多种职业、收入差距不断加剧的不同阶层。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是指固守在土地上的农民大量转移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成为其他身份主体的过程。[①]这个过程从分田到户之后就开始出现，但前十年分化并不明显，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各阶层才开始明朗化、清晰化，也就从这一时期起，学术界对农民分化问题的大量研究成果也次第出现。

一般认为，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不是社会封闭机制限制社会流动的结果，而是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迁带来的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促成了我国农民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相对均等化向阶层分化的转变。具体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前期，它促成了农民在农业部门内的最初分化，之后出台的鼓励农民向非农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系列政策，使农民的职业分化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而城乡户籍制度的松动，则使农民的身份转变有了可能，另外，对外经济开放加速了我国农民分化的历史进程。[②]近来又有研究表明，土地流转对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与重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③] 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使农村社会的利益主体和利益来源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矛盾明显化，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利益新格局和社会矛盾新体系，从而给社会利益协调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提出了新的课题，特别是非农化过程中出现的阶层间的利益矛盾，如若处理不当，就有可能演变为社会冲突，危及社会和谐发展。[④]因此，之所以要研究农村社会分层，就是要通过客观描述农村现实生活中农民之间因拥有各种资源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差别，揭示资源配置、地位获得的社会机制，分析农民之间差异的社会影响、社会意义以及社会对这种差别应有的价值判断，并为应对这种差别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而制定适当的社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⑤] 如此一来，为了更好地研究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明确研究的问题意识，面对一个分化的农村社会在逻辑上就应该追问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分化后的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实际状况、特性是什么，它们有什么样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各阶层相互之间关系的性质如何，以及它们作为分化主体的实践对农村社会将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社会效应？

第二，为什么当前农村社会出现阶层的高度分化，农村人财物不断地大量流入城市，而农村却并未出现人们所预想的社会动荡与道德混乱。除了基层党和政府有所作为外，农村内部是否有分化出来的接应力量，有稳定的中坚力量存在？ 第三，如果说在农村改革之初、农村社会分化较小的情况下，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础是均分土地、普遍受惠的所有农民的话，那么在农村社会阶层高度分化、利益高度不一致、人员高度流动的今天，农村中的哪个（些）阶层会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础和坚定的支持力量？

第四，按照一般逻辑，一个社会既然有分化的机制，就必然会有其整合的机制，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其阶级、阶层高度分化的情况下，中间阶层（中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它的“中间价值”——预留社会政策调整空间，以缓解上、下两层的矛盾冲突，起到了社会整合的效用。[⑥]那么，在我国农村，有没有一个主导的阶层会作为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之后的整合力量而存在？

然而通观既有研究，它们较少涉及上述根本问题，于是不可避免的会有如下缺陷，一是对农村社会各阶层间的关系及其对农村政治社会的影响泛泛而论，多未论及到实质；二是，将农村社会各阶层当作均质主体来论述，平均着墨，不愿意看到农村社会分化后的主导阶层及其主导作用；三是，问题意识多来源于西方社会阶层理论，而没有从我国农村的实际问题出发，更没有站在党和国家政权基础的高度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四是，意识不到阶层（阶级）分化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源于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而我国农村社会的分化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因为自然村落社区内的农民不仅生活在一个“人地”持续紧张的关系中，也不仅生活在一个阶级剥削的关系中，还生活在一个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中，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冷冰冰的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关系，还是血缘亲情、人情面子的文化网络，[⑦]等等。因此，既有研究虽然在农村社会分层上下了很大功夫，也做出了很多成就，但总体研究水平并不尽人意，且有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简化切割中国经验的嫌疑，中国本身的问题意识不明确，研究成果难能服务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本土社科理论的建构。

鉴于此，本文抛砖引玉，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来探讨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问题，寻找农村社会的主导阶层，探索农村阶层分化后党和国家政权的基础和基本支持力量。本文将从社会资源、尤其是土地占有与耕种的角度将农村社会划分为精英阶层、富人阶层、中上阶层、中农阶层（中等阶层）、中下阶层、贫弱阶层、灰色势力等7个阶层，并在分析各阶层特性、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论证“中农阶层”作为当前农村社会的主导阶层，在分化的各阶层中发挥着润滑和整合的功能，是农村政治社会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稳定器，同时也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础。

二、农村社会分层的标准：以土地耕种为线索的考察

西方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迄今为止建构了三大理论传统，即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与布迪厄的消费分层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划分为阶级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的，而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地位差别，构成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事实，对这种事实的把握和认识是社会学认识和理解社会结构及其运动规模的重要路径之一。[⑧]韦伯及其尊崇者的多元分层理论将财富、权力和声望作为三位一体的标准将人们分成不同的层级，在研究中则主要以“职业”为操作手段。布迪厄在上述二者对立的基础上另辟蹊径，认为将人们划归为不同的阶层不在于其占有财富的多寡，更重要的是他们消费了什么，消费了哪个阶层的物品。[⑨] 具体到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析，抽取职业为标准的多元分析理论运用得较为广泛。影响较大的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陆学艺、张厚义依照职业、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分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等8个阶层，这一划分由于比较切合当时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得到了多数的认可。[⑩]进入九十年代，陆学艺又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变化修正和调整了对农村社会阶层的划分，将农村划分为10个阶层：农村干部、集体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智力型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农业劳动者、雇工、外聘工人、无职业者等。[11]另有，林后春依照农民从事不同职业及其特点将农民划分为17个阶层，分别是单纯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兼业为辅的Ⅰ兼业农阶层、以兼业为主的Ⅱ兼业农阶层、不稳定兼业农阶层、农村工人阶层、城市农民工阶层、农民企业家阶层、农村文化阶层、农村技术阶层、农村乡务管理者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包括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宗教职业者阶层、游民阶层、反社会阶层、准社会阶层等。[12] 相对于多元理论分析路径，以阶级理论分析农村社会阶层的研究较少，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的缘故。陆益龙依然主张，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构成，阶级阶层分析法为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提供了一种极为实用的工具，即便当今时代阶级斗争不显得那么重要，但对阶级阶层结构的把握依然是认识社会现实的重要切入点。他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分析法，研究认为新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在60年的变迁过程中，阶级阶层结构经历了从制度变迁型的平等化结构到政治运动型的平均主义化结构，再到市场转型的多云分化结构的转变，并发现改革开放后尽管农村内部的阶层分化加大，但并不存在矛盾的、对立的阶级阶层关系。[13] 随着农村消费结构的变迁与分化，不少研究也开始从农民的消费结构切入对农村社会分层的研究。例如，陈文超研究发现，农村社会中不仅存在消费分层，还存在着一种消费分层机制，即农民的主动消费与被动消费，从而相应产生了在消费社会中处于主动与被动地位的消费阶层现象，他为此将当代中国农民划分为炫耀型消费阶层、攀比型消费阶层、实用型消费阶层、生存性消费阶层、贫困型消费阶层等五大阶层。[14] 对上述几大大传统研究径路并非没有批评者。毛丹、任强就曾指出，一方面整个多元分层理论本身就存在理论上的张力，另一方面认为农村还不具备进行职业分层的条件，因为在市场经济、较高的社会流动率和社会流动的自由、社会的工业化程度较高这几个方面农村都是不成熟的。而这些都是职业分层标准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同时，以职业作为分层标准忽视了马克思分层理论中的社会分层的积累性的问题。所以他们主张从社会资源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更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与包容性。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和象征性资源，它对于农村分层研究而言应该更具有解释力。[15]而从消费角度切入分层的最大困境在于，广大的中西部农村的消费分化现象并未凸显出来，并且强有力的村庄规范抑制了人们的消费膨胀和炫耀性竞争，因而各阶层的消费冲动都被限制在一个中等的水平线上，无法彰显分化效应。[16] 本文拟采用社会资源的视角研究农村社会分层。按照毛丹等人的定义，经济资源是指获得经济报酬的能力，象征性资源包括所有潜在的和现有的能够对自己或别人的生存、发展机会产生影响的资源，比如知识、权力、社会关系、身份地位等。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可以相互转换。[17]但是，毛丹等人在阐述社会资源时，并没有把农村最重要资源的“土地”纳入分析的视野，也就是说在研究农村社会分层过程中忽略了土地的影响因素。而事实上，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之后，土地的占有与耕种，无论在质还是量上，都对农民的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产生着重要影响。土地的占有与耕种应该作为农村社会分层的一个基础性标准，具体来讲有以下几点理由：

其一，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与收入多少成正比。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段时期，由于分田到户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加上集体时代兴修的水利设施发挥作用以及化肥、农药、良种的普遍使用，农民在这段时期是增产又增收；但从80年代末开始，由于农民负担日益加重，许多地区的农民不堪重负，种地不划算，于是出现大量土地抛荒现象，村社内土地自发流转也在这一时期开始；2004年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但不再向农民收取任何税费，反而还向农民发放各种补贴和实施各项支持力度越来越大的惠农政策，种田逐渐变得有利可图，并且如果耕种一定规模的土地，家庭纯收入还十分可观。

据我们在湖北江汉平原、安徽芜湖农村等地调研情况来看，一个家庭耕种8—40亩土地，无需兼业或外出经商务工，年纯收入可大1.2—2万元，如果耕种40—100亩土地，年纯收入可达3—4万元，而耕种超过100亩土地，则很容易亏本。在农村，一笔拥有2万元左右的年收入，可列入中等略偏上水平，家庭生活就会过得悠闲、惬意而没有生存的压力和竞争的压力。[18]因此，如果农民占有与耕种8—100亩土地，其收入就会随着土地耕种的增加而增加。

其二，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与村社内部关系质量成正比。农民在村社内部的关系网络的质量是其社会资源（象征性资源）的重要衡量标志——一般情况下，关系越广、质量越高，说明他在村社内的地位越高，可支配、利用和调动的资源越丰富，他在农村社会的层级中位置就高，反之则低。

当前农村的普遍特点是，农民的职业分殊严重、流动性越来越大，这就造成两大普遍现象，一是村社内部自发土地流转频繁，二是流动、外出的农民在村时间越来越短，即农民之间在村时间的不一致性。结果是，大量土地流转至一部分农民手中，这部分农民耕种8—100亩不等的土地（且多为20亩左右），而无需再外出务工经商而能收入可观，因而在村的时间比其他农民要多。

按照农村内部的逻辑，之所以村社土地会自发流转到这一部分人手中，而不是其他人手中，是因为这部分人一是在村里家族、亲戚、朋友多，后者按照“差序”原则将土地流转给他们，二是这部分人在村里本来就人缘广、好为人、道德高尚，外出的人放心将土地流转给他们，而不担心会有不良后果。从调查的情况来看，耕种土地越多的农民，这两个方面都比较突出。

另外，耕种土地越多，留在村里而不外出兼业、务工或经商的时间就越多，他们充分利用这部分时间与其他农民交往，关心、扶助因人口流动带来的留守老人、妇女和小孩，因而这部分农民较外出人员与村社其他家庭的关系要深刻和厚重得多。且因为耕种土地越多，利益关系就越束缚在土地上，就越希望土地耕种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备，就越需要与他人合作共同建设与维护，因此就越需要与其他农户建立良好的关系。

总之，无论是从获得土地的方式来讲，还从在村时间来讲，土地耕种越多的家庭，其在村社内部的关系质量都比土地耕种较少或不耕种土地家庭要高得多，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其三，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与超村社关系网络大小成正比。现代性进入农村后，农村社会也逐渐开放与活跃起来，超出村社的关系网络对于农户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也变得十分重要，因而超出村社的关系网络也是评判农民社会资源多寡的重要标准。土地的占有与耕种在以下几个方面与超村社关系网络相关：

一是耕种的土地越多，农民在土地上的生产要素投入就越多，就越要与农业生产资料等供应主体打交道，如与农机商、农技结构、农药化肥销售商的来往频繁； 二是与粮食收购商有密切往来，及时掌握粮食等商品的供销情况，否则就会导致信息不对称，耕种的土地越多就越要往这方面花功夫；

三是这部分人耕种的土地，有很大部分来自他们在外工作、经商、定居于城市的亲朋好友，后者多是农村出去的“成功人士”，能够给在村种地的人提供资金、信息和其他关系资源。

这样，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就会同超村社的关系网络的大小成正相关关系，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留在农村种地的人都是“老弱病残妇幼”[19]。“老弱病残妇幼”只是耕种土地较少，因而超村社关系网络较小的那部分人。其四，土地占有与耕种的多少与接近乡村政治权力程度成正比。在我国政治权力依然集中大部分资源的客观环境下，跟政治权力越接近的人，毫无疑问，其社会资源、尤其是象征性资源也将是越多的人，这部分人定然会处在较高层级。在农村，接近乡村干部群体，就意味着接近乡村政治权力，与乡村干部群体越是强关系，就说明越接近乡村政治权力。乡村干部、特别是村干部主要是与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打交道，二者打交道的频度和深度与农户耕种土地的多寡有很大的关系：

一方面，农民耕种土地越多就越关心土地上的收益，也就越在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完善，同时也越在乎国家的惠农政策、越关心国家土地制度安排的动向，而这些情况都与乡村干部有莫大的关系，因此这部分农民就会主动与村干部建立强关系；

另一方面，乡村两级在农村的主要工作是保障农村社会安定、农业生产安全，搞不好就会被“一票否决”，而耕种土地越多的农民在村时间越长，也就越了解农村情况，也最懂得农业生产的安全风险所在，因此乡村两级的农村工作还得仰赖这部分农民，因而也会主动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

甚至，许多耕种土地较多的农民会被安排为村民小组长，直接服务于乡村两级组织，与乡村政治权力就更接近了。之所以让这部农民担任小组长，是因为他们不仅在村时间长，了解农村情况，而且重要的是他们农业上的收入可观，生活无忧，有充足的时间去做上级安排的事务和处理农村驳杂的琐事。因此就一般情况而言，土地占有与耕种越多，农民跟乡村干部的关系就越近，其获得的政治资源及由此而来的经济资源、象征性资源也就越多，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综合上述四点，土地能够在农民获得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占有与耕种土地较多的农民能够获得较多的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反之则少。当然，除了土地的占有与耕种之外，在农村要获得经济资源与象征性资源还有其他的方式，诸如经济、权力、知识与社会关系，在阶层分析中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

三、当前农村社会各阶层状况及其特点

以下的论述将以土地的占有与耕种为基础，结合经济、权力、知识和社会关系等获得社会资源的方式，将当前农村社会划分为精英阶层、富人阶层、中上阶层、中农阶层（中等阶层）、中下阶层、贫弱阶层、灰色势力等7个阶层。

1、精英阶层。精英阶层是指直接握有社会资源的人，他们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都会得到最充足的保障，[20]包括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与经济精英，其中经济精英在当前党和国家的政策里具有独特的政治意涵，下面会将它单独作为一个独立阶层来考察，即富人阶层。

政治精英主要由现任村两委干部、退休村干部以及村民小组长组成，他们是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组织者和管理者，是党和国家在乡村的代理人和方针政策的执行者，约占农户数的1-3%。政治精英的主要特点是：首先除小组长外，他们大部分的经济利益不从土地上获得，而是依靠科层体系内固定的工资收入（或退休工资）以及丰厚的灰色收入，这样一方面他们摆脱了经济压力，生活较为宽松富裕，另一方面他们的利益关系在村社之外，从而使得他们无需对村社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与情感；其次，由于政治精英的利益关系、发展机会不在村社内部，因此他们社会关系网络也主要是超出村社之外，他们交往的层次要高于普通村民，而与村社内部的关系较弱，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干部基本上“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21]不再与普通村民打交道；最后，除了小组长外，他们基本上不再耕种土地，而将土地流转给他人耕种，他们作为农村管理者对辖区内土地上的建设与投资不再热心。

知识精英是指居住在农村从事技术服务、文化教育的人，主要包括农技员、教育工作者、医务人员、传统文化人（如主持仪式的老礼生），约占农户数的1-3%。这部分人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养都比较高，他们不耕种土地或耕种较少土地，依靠其文化技术使家庭经济收入较为稳定，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与象征性资源；他们对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较为关心，有极大的参政议政、建设农村的热情，也有较强的正义感和道德优越感，敢于对农村政务和不良现象发表意见。但是由于农村参政议政的渠道越来越封闭、农村社会“人心不古”、金钱主义逻辑当道，使他们的意见无法表达、他们的热情被泼冷水，从而极大地挫伤了他们的政治热情，产生政治无力感，因而这部分人在人际关系上逐渐退出农村社会，与普通农民的交往越来越浅、不再关心村社事务。

2、富人阶层。指农村通过经商、投资办实业及其他门道而拥有数十万到数百万不等的年收入，这部分人在东部沿海农村较多，在内地农村较少，一般在农户数的1-3%之间。虽然人少，但是作为一个拥有庞大资产的阶层却富含极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近三十年来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策都鼓励由富人出来担任村干部，以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简称“双带”。这种村治现象被热捧为“富人治村”。富人阶层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不再耕种土地，或将土地流转给他人，或撂荒；二是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利益关系不在村社内部，而拥有广泛的超社区关系网络；三是与农村其他阶层关系较为淡薄，不太关心普通农民的生产、生活和交往状况，也缺乏建设村社、融洽村社关系的兴趣和热情；四是有极大的参政议政的热情，与县乡村干部有密切关系，不少人被推选为村干部，或县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五是不关心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方针政策，但热衷于向党和国家索取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和措施，等等。

因此，富人阶层虽然居住在农村，或拥有农村户口而居住在城市，但他们的关系网络、利益关系、精神归属、社会关照早已不在农村，即便担任村干部，或者名义上作为农村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他们的阶层属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代表真正的农民，不可能作为建设农村的力量、维护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而存在。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调研情况来看，所谓的“双带”富人干部，也极少起到了真正带领群众致富的作用，相反，他们恰恰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农民身份谋取私利、排斥其他农民参与农村政治。[22] 这个阶层不会轻易脱离“三农”身份，而只有当利用这个身份将农村利益攫取一空之后，才会彻底脱离农村，否则他们会一直将“农民”扮演下去。他们是农民中的“伪装者”。

3、中上阶层。这部分农户主要是举家外出经商农户，占农户数的10%左右，年收入在3万元至10几万不等，他们是外出经商的成功者，他们的经济资源较为丰厚，也拥有一定的象征性资源。这个阶层的主要特点是：首先他们不再耕种土地，将承包的1—3亩土地全部转出，基本上不会再回村耕种土地；其次，他们全家、全年在外经商，利益关系在村外，家庭主要成员都较少在农村生活、居住，因此与村社内部的关系较为淡薄，也不熟悉农村的情况，他们甚至认为贫弱阶层也与他们一样生活在温暖的雨露中；再次，如果有老人留在农村，他们会与农村中的中农阶层搞好关系，希图后者照料，而与其他阶层较少来往；又次，他们与村干部接触并不紧密，没有参政议政的热情，既不关心农村建设，也不关心农村的人情世故、世风道德；最后，他们不关心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策，也没有希望政策向他们倾斜的企图，等等。

这个阶层是农村中的“独行侠”，当他们与农村没有任何瓜葛之后，最终将完全脱离农村。所以他们甚至希望农村土地能够自由买卖，这样他们就可以将土地卖出去，而不是廉价或无偿转出去。据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湖北沙洋、京山、南漳等县农村调查，占当地农户8%—11.5%的中上阶层不再占有与耕种土地，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农民负担沉重的时候直接丢掉土地，或近些年通过“搭地卖房”的方式，将土地卖给他人，从而脱离与农村的关系。[23]

4、中农阶层。这部分农户不仅在土地耕种上是中等规模，土地上的收入在农村也是中等水平，因此是农村的中等农户阶层，简称“中农阶层”，占农户数的15-20%左右。中农阶层是土地流转时代的创造物，大概而言，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人口流动和职业分殊，农村自发土地流转开始频繁出现，经过15年左右时间的实践与沉定，农村土地逐渐流转到一部分农户手中，他们耕种着村社的60%—80%的土地，每户耕种13—100亩不等，收入在1.5万—4万元之间，但多数耕种在20亩左右，年纯收入在2万元左右。

自己原有6—8亩土地，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中期开始转入土地，到取消农业税后，其耕种的土地在13亩—40亩不等。夫妻两个都在家务工，两个劳动力加一台拖拉机，就能将这些田地精耕细作地种好，除了收割要请大型机械外，一般不用另请劳动力帮忙。这部分农户的收入在1.5万—2万之间。这个收入在农村算是中等以上，有了这个收入，家庭生活就比较殷实、从容，孩子的学费、建房子娶媳妇、老人的赡养都不成问题，因此即便冬季农闲时间，男子也不再需要外出务工，而是留在家里享受悠闲的生活。

这部分农户可以不再转入更多的土地，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如60岁以后就种不了太多的土地了，便开始转出土地，直到没有劳动能力时将土地完全转出。如此，中农阶层耕种相对较多（中等规模）的土地，且大部分利益诉求在土地上和村社内部，按照上文详述的“土地占有与耕种”的标准，他们将具备以下禀赋： 第一，经济收入高，家庭生活殷实，日子过得无忧无虑，不用为生计操心、没有竞争压力，因此总是精神抖擞、精力充沛、心态乐观向上。

第二，生活比较悠闲，空闲时间较多，可以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也就较多，他们的交往能够活跃大量“人财物”流出后的小农村社。

第三，土地耕种较多，在村时间就多，对村社内部方方面面、各家各户都比较熟悉，这样就便于照顾那些因人口流动带来的留守“老弱病残妇幼”，可为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营造一个稳定的、无后顾之后的“大后方”。

第四，主要工作是务农，因而时间安排就较为灵活、机动，这样的人适合于担任工作时间不固定、事务繁复驳杂但角色很重要的村民小组长，以及乡村两级组织在农村的代理人。第五，利益关系主要在村内，经济关系主要在土地上，因而乐于见到村社内部各阶层、各户关系融洽，也乐于带头解决村内矛盾、纠纷，带头履行社会责任，如修建农田水利基本设施等。

第六，中农阶层之所以会转入人家的土地，本身说明他们既是家族、兄弟、亲朋较多的人，即势力大，也是村社内部道德较为高尚的人，即能够以德服人，因而他们敢于介入各阶层矛盾，协调各阶层利益关系，甚至敢于抵御混混等灰色势力对普通农民的侵害。

第七，中农阶层与政治精英有互相借用的关系，并需要经常向知识精英请教相关的农业技术知识问题；其他阶层中的外出务工户、经商农户、半工半农户、兼业农户等，因为留守有家庭、老人、妇女、小孩、病号等需要中农阶层全程照顾，因而有交好于中农阶层的理由；中农阶层在农村家族、亲朋势力大，连乡村混混都要敬畏他们三分，轻易不敢惹；富人阶层若要选任村干部、被推选为县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要交好于中农阶层，因为中农阶层往往“握有”大量选票，以及拥有或多或少的建议、推荐权。因此，中农阶层在村社内部几乎与各个阶层都有交情，上下关系融洽，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这样的人适合于做阶层之间“中间人”和“调处人”。

第八，中农阶层超社区的关系网络较广，能够代表下层农民完成某些超社区的交往，如作为担保人向银行借贷、向农资商家赊账，以及作为中间人、搭桥人与县乡村各级政府打交道，等等。

第九，中农阶层接近乡村政治权力，与村干部关系交好，他们既受惠于这层关系，也可以充分利用这层关系为下层农民谋福利，传达农村、下层农民的实际需求，亦向下层农民传达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从而可以作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连接人。

第十，中农阶层的利益关系几乎完全在农村、在土地上，最知情农民缺什么、农村需要什么、农业到底怎么搞，也最关心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因此他们状况应该成为农村政策评估的晴雨表，他们的诉求、心声应该作为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

总之，中农阶层是农村中独立、自主、自为的阶层，因而是农村中的主导阶层。

5、中下阶层。这个阶层包括四部分人，一是举家外出务工农户，二是半工半农户，三是以兼业为辅的Ⅰ兼业农户，四是以兼业为主的Ⅱ兼业农户，占总农户的50%左右。夫妻俩外出务工农户承包1—3亩土地，将土地全部转出去，务工收入在5千—1万元之间；半工半农户和以兼业为主的Ⅱ兼业农户承包4—5亩土地，既不转出也不转入土地，而自耕，家庭年纯收入在5千—1.2万元之间；以兼业为辅的Ⅰ兼业农户承包6—8亩的地，再转入他人3—4亩，一般耕种8—12亩地，收入在1.2万—1.5万之间，很少达到2万元。这个阶层的主要特点有： 首先，他们拥有少量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超社区的关系网络。其次，除了举家外出务工不耕种土地外，其他农户都耕种少部分土地，并且在村居住一段时间，他们有部分利益关系、社会关系在村社内部，但他们也有很大部分利益关系在村外，因而他们关心村社、建设村社的热情没有中农阶层高。再次，他们的主要劳动力要外出务工、经商或兼业，其留下来的家庭其他成员，尤其是“老弱病残妇幼”就需要在村的中农阶层照应和扶助，因此他们就要交好和受制于中农阶层——按照中农阶层定义的村社规范行事、不破坏中农阶层营造的村社共识，否则外出的“大后方”就不稳当，就不放心外出。从这点讲他们是不独立的阶层，可视为中农阶层的同盟军——笼络了20%的中农阶层，就等于团结了45-50%的中下阶层。

又次，他们经济收入不高，要为生计奔波、为稻粱谋，因此他们没有闲情逸致、精神不充沛、生活不从容，因而对农村政治事务、村社事务既没有时间关心，也没有那份热情。

最后，由于目前他们的很大部分利益关系在村外，他们不太关心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方针政策，对农村政策的变动不敏感、不在意。这个阶层是农村中的“冷漠者”，他们除了要极力讨好中农阶层外，与其他阶层的关系半冷不热，但他们终究不是独立的、自为的、能够影响农村政治社会事务的阶层。

6、贫弱阶层。根据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湖北江汉平原、安徽芜湖农村的调研来看，这个阶层占农户的7.3%—12%之间。[24] 这部分人耕种较少的土地，一般在1—3亩的样子，不转入人家的土地，有的家庭甚至还因故转出土地，因为鳏寡孤独、既缺少技能又缺少劳动力、好吃懒做、常年有病号等缘故，他们不仅土地上收入较少，而且无法（没有）外出务工、经商，基本上没有多少社会资源可以利用，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也受到威胁，他们是农村社区中的边缘人口。[25]他们在村社内部的关系网络如此之狭窄，以至于中上阶层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群人，更不用说他们能够影响、结交其他阶层，只有中农阶层会向他们伸出橄榄枝。

贫弱阶层有时会利用“弱者的武器”[26]、上访等向乡村组织要补助、救济，以至威胁村干部，多数时候则是通过“中间人”——中农阶层向乡村组织反映自己的问题和需求，因此也常常交好和尾随于中农阶层；他们是农村基层组织照顾的对象；因此，他们不是一个自为的、有力量的阶层，而是依附于其他阶层、特别是中农阶层的弱势群体；

7、灰色势力。这部分人主要是指农村中的“混混”，在普通农民看来他们是不务正业，以暴力或欺骗手段谋取利益，危害农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扰乱乡村生活正常秩序的群体。[27]灰色势力人数不多，一般不会超过村社人口的1%，但能量很大，他们侵入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与乡村干部结成利益联盟，从中截取国家和集体的大量资源。这不仅影响到农民对自身的安全感受和对国家政权性质的判断，稀释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的合法性；而且，还带来了新一轮的政权和治理的“内卷化”，即国家本是希望通过向乡村社会输入资源来“购买”合法性，不料资源输入越多，灰色势力与乡村干部合谋截取的资源也就越多，国家资源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流失得就越多，形成恶性负反馈。[28] 农村灰色势力一般不耕种土地，以在灰色地带谋利求取生存，拥有相当的经济资源。他们多是欺软怕硬、攀附权势、贪图钱财之徒，一方面与政治精英、富人阶层关系暧昧，甚至结成利益联盟，另一方面尽量不去招惹中农阶层，乃至给后者面子，而如若与其他阶层发生利害关系，就会拳头相向，以暴力解决问题、获取最大的利益。他们超社区的关系网络较大，与村社外的混混结成“乡村江湖”，多混迹于城镇，一旦农村出现流动资源（如土地开发、征用，国家惠农工程、资金输入，等），他们就会集聚而上以暴力攫取。尽管灰色势力在江汉平原农村为人们所艳羡，甚而将自己的子弟送至混混团伙以趋利避害，[29]但他们在大部分农村尚不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没有群众基础，一旦国家政权机关下力气打击，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

总结以上分析，农村社会各阶层在村社内关系质量、在村时间、超社区关系网络、利益关系、与其他阶层的关系、接近政治权力程度、对农村政策的态度等方面，都存在着还在拉锯和扩大的差别，而且这些差别的确与“土地占有与耕种”标准密切相关——土地占有与耕种较多，则上述指标正向增高，反之则低（见表1）。这些差别足以说明农村社会的阶层结构、利益格局、社会关系、矛盾性质等发生了剧烈的变迁，进而意味着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的阶层基础有了新的变化。

表1 农村社会各阶层状况

所占农户比例耕种土地面积在村与否村内关系超社区关系利益来源与利益关系与村干部关系政治社会态度经济资源（年收入）象征性资源

精英阶层政治精英1-3%无，转出在村弱很强村外；科层体系内部——蜕变为基层特殊利益集团≥2万，灰色收入多多

知识精英1-3%无，转出在村强较强教育体系内部；关心农村弱拥护党的领导，但对基层干部不满≥2万多 富人阶层1-3%无，转出有时在村很弱很强村外，利用农民身份谋取政治利益很强利用党给的地位谋利，进行政治投机≥20万多

中上阶层约10%无，转出不在村最弱较强村外，不关心农村无希望土地私有化，不关心其他农村政策2-20万较多

中农阶层15-20%13-40亩全年在村很强强全部在村社、在土地上较强关心和拥护党的农村政策2万左右较多

中下阶层45-55%或转出；或4-12亩部分时间在村较强较弱部分在村社、在土地上，部分村外较弱不太关心农村政策，在政治态度上跟着中农阶层走5千—1.5万较少

贫弱阶层约12%1-3亩全年在村较弱很弱全部在村社、在土地上很弱不关心农村政策，跟着中农阶层走≤5千缺少

灰色势力1%无，转出部分时间在村弱较强村外，谋取国家、集体和农民的资源强关注国家输入资源政策，以谋取私利≥2万较多

四、农村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社会态度

面对一个利益主体和利益来源日益多元化、利益关系加速复杂化、利益矛盾逐步明显化的农村社会，已难再笼统地说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的基础是包括所有农村社会成员在内的“农民”。那么，当前农村社会各阶层中，哪个（些）阶层会是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的阶层基础呢？下面对每个阶层逐一进行考量。

精英阶层中的政治精英是农村政治社会事务的组织者和领导阶层，是党和国家政权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基层治理的代理人，他们占农民的比例极小，他们掌握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权机构，是维护农村政治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但不构党和国家政权的基层基础。更何况，农村的政治精英正在加剧蜕变为脱离农村社会、攫取国家和农村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严重影响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形象及政治合法性。

知识精英在参政议政、介入农村社会事务中不断碰壁之后，要么噤声、关起门来两耳不闻窗外事，要么成为农村中的“怨妇”，整天抱怨社会、埋怨农村党政干部，越来越难以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如果给予他们以“平台”，建构让他们参政议政的政治机制和社会导向，以他们的秉性和知识分子的士人情结，知识精英就能成为党和国家在农村可资利用的积极、正面因素。

富人阶层的利益来源不在土地上，利益关系不在村社内部，且与除村干部群体外的其他阶层没有多少来往和利益瓜葛，即便他们担任村干部或代表、委员之类的公职，也不能代表农民的利益，没有群众基础和社会威望，无法调动和带动其他阶层的农民。他们担任公职之后，往往阳奉阴违，以公谋私，扩充自己的财富基础。[30]更重要的是，富人一旦以炫耀财富而出任村干部等公职，就会在农村社会形成政治排斥机制，即形成只有“有钱人才能担任村干部”的道德舆论，使其他阶层的人丧失了参与村庄政治的道义基础，使农村出现富人阶层的“寡头统治”，最终将导致农村社会阶层间的矛盾、隔阂扩大和激化，造成农村政治社会的分裂和不稳定。[31]因此，富人阶层不但不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和可以依靠的力量，而且是党和国家要提防乃至严控的阶层，在政治和治理层面要谨防“富人治村”。

中上阶层（即外出经商阶层）所有的利益关系、社会关系几乎都在村外，他们已经或者将要完全脱离农村而在城市定居。因此，这部分人一般不牵涉到任何农村政治社会事务，也无法影响农村政治社会事务，农村政策的制定和调适无需考虑这部分人。但是，这部分人的土地还在农村，他们主张更激进的土地私有化政策，以使土地能够自由买卖，这样他们就能将土地高价卖掉，或者留在农村等着升值，或者放在那里作为乡愁，或者成为不在村地主，[32]等等。而且恰恰这部分人在城市离新闻媒体近，有能量表达自己对土地的私有化想象，进而被媒体放大为所有农民的心声。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要警惕这部分不在村农民，切不能以他们对土地制度的想象来安排农村土地制度。

中下阶层奔波于生计、忙里偷不了闲，无心于农村政治社会事务，是农村政治冷漠的阶层。尽管如此，一方面他们有一部分利益关系和很大部分社会关系在农村、在土地上，最终还得回到农村、回到土地上，而且有一部分中下阶层可能会逐渐转入土地而上升至中农阶层，因此他们对农村政治社会事务、对党和国家的政策有一定的关切热情；另一方面他们是不独立的阶层，有求于因而受制于中农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将听令于中农阶层的调遣，而中农阶层则因其利害关系、禀赋而最关心农村政治社会事务和农村政策，因而在这两个方面中农阶层将对中下阶层有引领作用。如此一来，如果中下阶层不是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的阶层基础的话，那么这部分占农户45-50%的人群也是可以团结的对象。贫弱阶层在经济资源和象征性资源都处于农村的最下层，他们在生存、人格、地位以及社会影响上都依附于中农阶层，难以对农村政治社会事务产生独立影响。但在极端的时候，他们会通过“弱者的武器”、上访、死缠烂磨等方式要挟农村基层组织，产生不良政治社会后果。贫弱阶层是党和国家政策救济、扶助和安抚的对象，在政策上对他们的倾斜最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灰色势力是近年来破坏农村政治社会稳定、扰乱人心、教唆他人上访、攫取国家利益、腐蚀干部队伍、消解农村基层组织合法性的罪魁祸首，理应是党和国家政权严厉打击的对象。但近年来农村基层组织却与乡村灰色势力结盟，企图通过灰色势力治理农村和攫取国家输入农村的资源。这是引狼入室之举，不及时纠正，终将危及党和国家政权的根基。

上面分析了农村七大阶层中的六个，既有打击的对象，也有扶助和利用的对象，亦有团结的对象，唯独尚未论及依靠的力量，即阶层基础。只剩下中农阶层未及叙述，那么中农阶层能否堪当此重任？

在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中，阶层之间并不是均质存在的，有主要关系和次要关系之分，而主要关系是农村社会结构内部的关键变量，它制约着其他方面的关系。从上一节对中农阶层“十大禀赋”的叙述中，可知中农阶层几乎与其他每个阶层都发生着较强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变化会影响农村社会阶层的整体结构，它是个阶层相互关联的结点。然而在地位上，中农阶层与其他阶层不能等量齐观，它是农村社会中的主导阶层。但是，主导阶层是否就可以成为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的阶层基础？

五、中农阶层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

以下从中农阶层在农村各领域中扮演的角色，及由其禀赋释放出来的价值来阐述这个问题：

1、中农阶层营造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大后方”。由于中农阶层的存在，农民流动时代的村社才依然是伦理与生活的共同体，才是外出经商人员的“大后方”。中农阶层在以下几个方面完成了村落伦理与生活的重构，一是他们的身影活跃了农村。诚如上文所言，中农阶层是个很悠闲的阶层，既不为“五斗米”发愁，又有大量闲暇的时间，因此他们打发时间的一个重要渠道是走门串户，“今天到这家打麻将，明天到那家打牌，要不然就是无所事事地闲聊”。甚至只有他们，才能够活跃村落公共生活和文化生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在村落里到处跑、各家跑——老人走不动了，小孩走也没用，妇女因为禁忌不好到处走，年轻人没时间走，打工回来一段时间就走了，对村子也不熟悉。

二是他们有时间、有热情照顾在村的老弱病残妇幼，为在外打工的农民营造一个稳定、安全、没有后顾之忧的“大后方”。举家外出经商、务工，或者家里的男子外出务工的家庭，许多事情都需要其他人的照应、帮忙，比如房子、老人、妇女、孩子留在家里需要人照顾，尤其是老人，以及诸如架电线、修电器、调解纠纷、干比较重的活、拉水泥、建房子、割稻子、斥责坏习惯、找乡村干部办事„„老人、孤儿寡母的搞不成这些事，那么就需要在家的中农阶层去接应、处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处理好了，一方面外出务工的人就放心将老人、孩子留在农村，安心地在外工作，另一方面也使农村变得安定和谐、有人情味和富有道德意涵，伦理和生活共同体才依然存在。

总之，正因为中农阶层留在农村，才使得农村富于生机与活力，富于道德与传统，也因此外出经商、务工的人还对它有想往和牵挂，也因此对农村有份敬畏，还想着要回来，也回得来，同时也还对之投以情感，而不是蔑视，更不是回来搞破坏，回来占便宜。

2、中农阶层是农村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润滑剂、缓冲器和整合力量。农村社会利益关系如此复杂、阶层分化如此剧烈，农村却并未出现阶层之间巨大的冲突，更没有所谓的“阶级矛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农阶层在各阶层之间扮演着润滑剂、缓冲器和整合力量的角色，它使得分化的农村社会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整合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中农阶层及时调处各阶层、家庭之间的摩擦和纠纷。农村社会分化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阶层间的摩擦、矛盾与纠纷，如普通农民与政治精英因后者的腐败、不作为等缘故产生互不信任、工作中的正面冲突；下层农民与富人阶层因价值观念、生活习惯以及相互鄙夷等缘故产生的矛盾、冲突；知识精英因道德优越感、正义感等秉性与政治精英、富人阶层摩擦出的各类火花；富人阶层、中上阶层因土地流转与转入土地的农户之间矛盾；以及各农户之间日常性的摩擦；灰色势力见利忘义，欺占下成农民的利益，等等。中农阶层与各个阶层都存在着某种强关系，而且他们本身具有道德性以及家族等势力，因而有能力在各阶层间来往穿梭，从中斡旋，将各类矛盾纠纷摩擦及时解决。

二是中农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农村社会分化之后，利益关系是各阶层之间最重要的关系，这个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出大乱子。农村的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公共利益的分配与贫富差距问题。在公共利益分配问题上，中农阶层会极力主张向中下阶层和贫弱阶层倾斜，缓和政治精英、富人阶层以及灰色势力从中攫取的程度，以平衡利益分配。贫富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无法通过劫富济贫达到平衡，但中农阶层可以说服上层人通过让渡一部分利益的方式，使下层农民也受惠，从而消除上下层的紧张关系。典型的如，富人阶层经商、开矿、搞工程、搞建设等，则可通过中农阶层的中介，将业务交给下层农民去做。

三是中农阶层沟通下层农民与精英阶层、上层人士的关系。中农阶层是沟通中下阶层、贫弱阶层与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富人阶层以及中上阶层的桥梁。下层农民因其经济资源、象征性资源的严重缺失，在社会交往中往往被排斥在上层人士的交往范围之外，无法与后者建立联系以获取相关的经济资源和象征性资源。如果按照这个刚性结构发展，就很可能造成下层农民与上层人生的隔离，以及出现社会资源上的“马太效应”，富者恒富，贫者恒贫。但是因为有中农阶层这个桥梁在，上下就可以交流，下层就有机会借助上层的社会资源上升至上层，形成良性社会流动。例如，贫弱阶层可以通过中农阶层的中介，达到与政治精英接触以获取救助的目的，或与富人阶层发生借贷关系以救急或缴纳子女学费；中下阶层可以借助中农阶层的关系，转入上层人士要转出的土地，从而上升至中农阶层；下层农民可以通过中农阶层向政治精英表达政治态度及对农村公共品需求的表达；而政治精英则可以通过中农阶层的人脉关系，笼络下层农民，博取选票，等等。

四是中农阶层定义竞争规范，使农村社会竞争保持在一个各阶层都能接受的程度。农民尽管分化成不同的阶层，但是大部分农民依然还共同生活在一个社区内，那么哪个阶层的竞争规范、价值标准会成为整个社区公共的行为准则呢？在大部分农村地区是中农阶层的行为准则具有共公性。这可能源于它既是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又是主导阶层。就前者而言，中农阶层在经济上较为充裕但不是富得流油，因此没有消费的焦虑，却也不会过分消费，由它定义的竞争规范和标准（典型的如办酒席的规模与档次），中下阶层能够承受得起，贫弱阶层虽然有难言之隐，但达不到也不会觉得丢太大的脸，而上层人士按中农的标准去做，也不会觉得太掉身价，依然能够获得面子和声誉。就主导阶层而言，中农阶层能够通过他们的行为、力量、德行将自己的规范、价值贯彻到农村社会生活中去。因此，中农阶层定义的竞争规范和标准，是各个阶层都能够接受、又能体现差别的公平的规范，因而能够整合各个阶层，而不会引发阶层之间的恶性竞争、妒忌成性、相互鄙夷，导致社会各阶层的分裂。

假设农村社会的规范是由富人阶层定义的话，那么广大下层农民根本无法达到标准但又必须参与竞争，因此不能在竞争中获得社会地位、面子和荣耀，会产生人生的失败感和无意义感，并可能将之归结为富人阶层，阶层之间的“气”就此生发出来，就会产生或明或暗的阶层斗争，如暗地里报复富人阶层、阻挠他们的发展、破坏他们的声誉，等等。富人定义的社会规范，是对大部分人不公平的行为准则，应尽量避免它上升至村社公共层面。

3、中农阶层最愿意承担社会责任，是农村社会的主要建设者和维护者。中农阶层不仅有稳定和建设农村的需求，而且有能力维持农村稳定和建设农村。就前一个方面而言，中农阶层是农村的常住者，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都在农村，农村的不稳定，就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和生活不稳定，农村建设不好，意味着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都要受到很大的阻碍，利益损失较大。例如，他们不希望农村的生活受到外来混混的干扰，因而对外来混混有很强的抵触情绪；还如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他们是最积极的建设者和响应者，他们不会做钉子户和落后分子，因为他们所有的利益都捆绑在土地上；又如，中农阶层在兴修道路、机耕道的工程上，都是积极的出钱、出工和出力者。

在维稳和建设的能力方面，中农阶层不但有相对丰厚的资金，能够出得起维稳和建设方面的费用，不为这些费用发愁。另外，正如上文所言，中农阶层在农村血缘、亲情、朋友众多，其本身就是一股很大的势力，这股势力向稳定方向发展本身就是稳定的基础，同时它又有能力控制、阻挠乃至熄灭不稳定因素、力量的孳生和蔓延。例如，中农阶层敢于干预农村打架斗殴、敢于斥责阻止破坏行为、敢于与外来混混做斗争、敢于介入农村社会家庭矛盾，等等，从而使农村维持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在建设方面，中农阶层带头做榜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并且有能力和威望制止搭便车者。

4、中农阶层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连接点。中农阶层是村组干部的最佳候选人，或者是乡村干部与农民的中介人。

在农村做非脱产的村组干部，尤其是小组长——这个角色工资低、地位低，但很重要，一般需要四个基本条件：一是有时间，二是有精力，三是有责任，四是对农村情况熟悉，五是有能耐。小组长的工作时间不固定，随时都有人找，因此充任者不仅时间要充足，而且要机动，因此举家外出经商、务工农户做不了小组长，兼业农户的时间也不太机动，只有中农阶层有完全的时间而且很机动，他们充任小组长最合适。有精力是指不因为经济问题、家庭琐事而烦恼，否则的话就无法将农村细小、发杂的事务完成，如调处矛盾、做工作等，虽然技术性不强，但都需要有足够的精力和耐心。中农阶层不愁吃不愁穿，不为钱粮烦恼，家庭也因此和睦，所以精力比较好。有责任是指有承担维护农村稳定、建设农村、解决农户问题的责任，在农村各阶层中，中上阶层处村外，对村落责任心不强，中下阶层在忙乎着自己的家务事、户口吃饭的事，无意关心他人和村落里的事，贫弱阶层更无心无力关注他人，只有中等阶层的有这份责任。上文所言，中农的一切都在农村里，因而有对农村稳定、建设的关切需求，有对农村人际关系、邻里和睦的关切心理，因而有较强的责任去建构这些目标。

就对农村情况熟悉而言，外出务工农户只有过年过节才返乡，且呆得时间短、交往范围窄，有的甚至数年、十数年不回家，对农村情况不甚了了，而在家的贫弱阶层和中下阶层，则因为忙于生计而与他人交往较少，只有中农阶层因为悠闲的生活而能够走家串户、与他人有密切往来，因而不仅对农村的基本情况了然于心，而且就是人家的私人生活、酸甜苦辣也摸了个八九不离十，他们是农村的知情人。就能耐而言，除了个人的禀赋外，最主要的是能够服人和有能力做好群众的工作，诚如上文所言，中农阶层是农村的道德模范，本身具有群众威望，而且他们拥有庞大的血缘、亲情、朋友群体，他们能够带动和说服这些人。

中农阶层满足以上数个基本条件，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任命或选举为村组干部，或者协助村组干部干工作，成为基层组织与农民联系的中介人和可倚赖的力量。

5、中农阶层是现行制度和政策的受惠者，最支持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中农阶层是在土地流转中形成的农村新兴阶层，是国家土地制度和现有政策的受惠者，也就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最支持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最支持政府稳定农村、建设农村的措施，因此他们是农村中的保守力量，他们希望保持现有制度、政策的稳健与持续，而不主张巨大的变革、更不欢迎农村的动荡。因而，强大、稳定的中农阶层的存在，是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稳固基础，也是其合法性的源泉。稳住了中农阶层也就等于稳住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稳住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大后方。

综上所述，中农阶层在农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释放出其他阶层无法比拟和替代的价值（见表2），不仅是农村政治社会稳定的阶层基础，而且是党和国际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是党和国家在农村各项工作、巩固政权根基要坚定依靠的对象。废此，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必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亦无法再找到类似强大的替代性阶层基础。

表2 党和国家政权与各阶层关系的理想图式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如何正确认识与对待农村社会各阶层？ 精英阶层政治精英农村社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政治精英是党和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谨防其蜕变，与富人阶层、灰色势力同流合污，结成利益联盟

知识精英利用对象搭建知识精英参政议政的平台，以有效利用其政治热情、正义感、士人情结和对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富人阶层警惕对象警惕富人阶层渗透进党和国家政权，以免其腐蚀乡村干部、谋取私利，并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农村政治之外；慎言“富人治村”

中上阶层（举家外出经商阶层）警惕对象切忌中上阶层对土地私有化的想象成为土地制度变革的方向

中农阶层依靠对象，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引导土地适度向中农阶层集中，培育中农阶层，赋予其社会责任与义务；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策，应以中农阶层的价值观及其行为准则作为调整农村利益结构的基点 中下阶层（举家外出务工、兼业、半工半农阶层户）团结对象，中农阶层的同盟者在城镇完善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使半工半农阶层能够有良好的工作环境；营造外出务工人员“大后方”

贫弱阶层救助对象，中农阶层的跟随者加大对贫弱阶层的扶持力度，加快低保、社保等制度的建设与普及

灰色势力打击对象严厉打击灰色势力对农民的侵害和对政权合法性的侵蚀

六、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上文分析，得出本文的几个基本结论：

结论一，当前农村社会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化成不同利益取向、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的7大社会阶层，各阶层拥有不同的禀赋和特点，农户之间原来固有的政治社会一致性被打破，阶层之间摩擦开始显现化，但阶层间的关系并不是刚性不可调和的，上下层农民通过中农阶层发生一定程度的良性互动，协调彼此间的利害关系，因此并没有出现所谓的“阶级矛盾”。

结论二，在农村社会分化的7大阶层中，只有中农阶层因其独特的禀赋和价值，能够起到润滑阶层结构、协调阶层利益、整合分化的农村社会的作用。农村社会以中农阶层的价值观念、政治态度为基本行为准则，使得我国在近三十年，尤其是最近十五年的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得以获得一个庞大的“稳定器”。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政策，应该以中农阶层的价值观及其行为准则作为调整农村利益结构的基点，只有这样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才有预留和调整的空间。

结论三，在农村社会高度分化的今天，“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党和国家保持农村政权稳固的首要问题，不能回避、不能打马虎眼，理应再度被明确地提出来，以厘定哪个（些）阶层是党和国家政权依靠的力量，哪个（些）是团结的对象，哪个（些）是需要警惕或谨防或打击的对象，只有这样才能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巩固党和国家政权。

结论四，当前农村政治社会稳定与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础，不能再笼统地说是均分土地、居住在农村的“农民”，这个“农民”已被分化在7个不同的阶层中，各自有不同的政治社会态度和功能。只有中农阶层因其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和功能，能够承担起作为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的伟大历史使命。

结论五，在农村社会高度分化的今天，中农阶层是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的阶层基础，是坚强的依靠力量；中下阶层是中农阶层的盟友，是可以团结的对象；贫弱阶层是救济、扶助的对象；知识精英是可资利用的对象；切忌将中上阶层对土地私有化的想象变为土地制度变革的方向；应该警惕富人阶层渗透进党和国家政权内部，慎言“富人治村”；谨防政治精英与富人阶层、灰色势力同流合污，结成利益联盟攫取国家、集体和农户利益；要求严厉打击灰色势力对农民的侵害和对政权合法性的侵蚀。鉴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农村稳定现有的土地制度安排，规范村社自发土地流转，调处土地流转中的矛盾，引导土地适度向中农阶层集中，从农村政策、制度上培育和扶持中农阶层，赋予其社会责任与义务；

第二，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高度，加大对贫弱阶层的扶持力度，加快低保、社保等制度的建设与普及；

第三，在城镇完善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使半工半农阶层能够有良好的工作环境； 第四，严禁政治精英、富人阶层与灰色势力结成特殊利益联盟，截断它们盘剥农民、攫取国家和集体资源的渠道，打击灰色势力对农村各阶层的破坏与欺压； 第五，停止地方政府推动的、必将消解中农阶层的、荒唐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已推动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可以以100亩以下为单位发包给中农阶层，切忌人为制造耕种数百上千亩土地的“种粮大户”。因为耕种超过100亩以上土地的“种粮大户”必将使粮食减产、粮价提高，从而威胁我国粮食安全和粮价稳定战略。[33]

[①] 卢倩云：《当地啊中国农民阶层分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社会学探视》，《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②] 万能、原新：《1978年以来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回顾与反思》，《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

[③] 陈成文、罗忠勇：《土地流转：一个农村阶层结构再造过程》，《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4期；陈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京山县调研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④] 卢福营：《中国特色的非农化与农村社会成员分化》，《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⑤] 渠桂萍：《华北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及其变动（1901—1949）》，第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⑥] 张宛丽：《对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初步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⑦] 渠桂萍：《华北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及其变动（1901—1949）》，第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⑧] 陆益龙：《中国农村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六十年的变迁：回眸与展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

[⑨] 侯麟科：《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社会分层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1期。

[⑩] 陆学艺、张厚义：《农民的分化、问题及其对策》，《农业经济问题》1990年第1期。

[11] 陆学艺：《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第45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12] 林后春：《当代中国农民阶层分化浅析》，《社会主义研究》1991年第1期。

[13] 陆益龙：《中国农村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六十年的变迁：回眸与展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

[14] 陈文超：《消费视野下农民阶层结构的分析——基于一个村庄的研究》，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论文2006年。

[15] 毛丹、任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16] 宋丽娜：《河南农村的仪式性人情及村庄社会基础——深化理解村庄社会性质的新视域》，《民俗研究》2010年第2期。

[17] 毛丹、任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18] 杨华：《土地流转时代的中农阶层：形成于瓦解——对农村政治社会稳定之中坚力量的一项考察》，待刊稿。

[19] 陆益龙：《中国农村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六十年的变迁：回眸与展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

[20] 毛丹、任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21] 欧阳静：《村级组织的官僚化及其逻辑》，《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22] 欧阳静：《富人治村与乡镇的治理逻辑——基于江西桔镇的一项实证考察》，待刊稿2010年。[23] 陈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京山县调研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余练：《土地权属：国家建构与地方性建构——论集体产权在乡土社会中的实践》，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24] 陈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京山县调研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杨华：《土地流转时代的中农阶层：形成于瓦解——对农村政治社会稳定之中坚力量的一项考察》，待刊稿2010年。[25] 毛丹、任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26] 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27] 陈柏峰：《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8] 杨华：《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理解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困境的一个框架》，待刊稿2010年。

[29] 陈柏峰：《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0] 欧阳静：《富人治村与乡镇的治理逻辑——基于江西桔镇的一项实证考察》，待刊稿2010年。

[31] 袁松、陈锋：《“气”与分化背景下的“富人治村”》，《中国研究》2010年春季刊。

[32] 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土地制度向何处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3] 陈洁、刘锐、张建伦：《安徽省种粮大户调查报告——基于怀宁县枞阳县的调查》，《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湖北省委农办课题组：《湖北省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情况调查》，《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第五篇：道德失范

道德失范的成因及治理方法的分析

摘要：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道德失范的现象。本文分析了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道德失范的现象及道德失范产生的原因，强调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治理道德失范的治理方法。关键词：问题、道德失范、经济社会、治理

一、社会现状

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现存的四大文明古国，她的文明与美丽是不可否认的。众所周知，中国拥有自然纯真的美丽，富饶的神州大地上，一座座青山相连起伏，一朵朵白云山间萦绕，一条条河流奔腾融汇，一片片花海绽放芬芳，一阵阵歌声随风飘扬，这就是中国自然纯真的美丽。中国的美丽不只在于她的自然，而且更在于她五千年的传统美德和传承不息的中华精神。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崛起令世界瞩目。然而，当我们为中国显著的成就骄傲自豪的时候，随之一些问题日益严重。曾经湛蓝的天空变得灰暗，曾经清澈的流水变得浑浊，曾经青绿的大山变得光秃，曾经放心的食物变得有害，曾经温热的人心变得冷漠，就连曾经应该尊敬的雷锋也被当成了“傻帽儿”，人们不禁的发问：这个社会是怎么了，让我们骄傲自豪的五千年传统美德和传承不息的中华精神哪里去了？在传播正能量的当下，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不能小觑的，小问题的集合便是建设成小康社会道路上的大问题，同时这些问题也折射出在社会发展的途中我们忽视了哪些东西。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是不争的事实。人们过度的获取自然的资源，从而获取利益，导致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追本溯源还是因为人们内心深处已经失去了约束自己的道德规范。还有很多问题，例如：景区内随处可见游客丢弃的垃圾、城市河道内肮脏恶臭的浑水等，很多时候道德与利益比起来已经是微不足道了。人与自然是如此，人与人亦是如此。2014年春节联欢晚会中小品“扶不扶”就是最好的诠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温暖已经越来越淡薄，更多的是冷漠。雷锋精神是我们华夏儿女必须学习与传承的美德，但是不能否认，很多人把这种精神翻译成“傻”，可见五千年的传统美德和传承不息的中华精神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考验。

二、何为道德失范

在五千年的传统美德和传承不息的中华精神严重的考验时，一个崭新的词语进入到我们的眼球里——道德失范。那么什么是道德失范？所谓的“道德失范”就是指旧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被普遍否认，逐渐失去了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而新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尚未形成，不具有对社会成员的有效约束力，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处在一种规范真空的社会状态中。也就是说社会缺乏一个统一明确的道德规范体系，个人行为丧失是非善恶标准，由不同的道德观、价值观相互冲突所造成的道德混乱和无序的现象。

法国社会学家E.涂尔干最早提出“道德失范”中的“失范”二字，字表意思是“缺少规范”。他所指的主要是一种对个人的欲望和行为的调节缺少规范、制度化程度差而丧失整合的混乱无序的社会状态。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进一步发展了失范理论，他认为失范是一种“规范的缺席”，就是人们对现存的社会规范缺乏广泛的认同，从而使社会规范丧失了控制人们行为的权威和效力。同时涂尔干认为道德示范是病态的，是外在的和约束性的道德控制的离散。默顿认为，道德失范是文化目标与制度手段的不平衡。简而言之，当人们能够用社会所肯定的手段以达到社会所认可的目标时，这时是平衡的，人们的行为是符合道德规范的。反之，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教育的缺乏等原因，人们不知道社会所肯定的目标是什么，或者有些人对这种目标不感兴趣，或者人们不重视达到这种目的所应该遵循的手段，这时社会规范的目标与社会所认可的手段发生不平衡，人们就很容易发生越轨行为。这种越轨行为，在我们当下社会就可以理解成我们所说的不道德的行为。

三、道德失范的成因

神州大地，五千年的传统美德和传承不息的中华精神源远流长，为什么还会出现“道德失范”呢？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短短的65年里，中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科技的腾飞，世界瞩目可见。但在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利益的催化，管理及制度的不完善，外来文化的冲击，教育和宣传只浮于表面形式，还有社会成员“知而不为”的心理等等一些列的原因，导致生态环境问题、信任危机等道德缺失问题已经成为发展道路上的阻碍。道德失范的成因，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一）、经济快速发展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是导致道德缺失的唯一原因，但是它是一个事实存在的重要原因。不能否认，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殷实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但是，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确实使得社会处于自由甚至混乱无序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道德规范和法律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有许多的规范及制度需要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地去完善，还有许多的错误需要我们去改正。市场经济，经济为主，很多人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去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一些政府部门及企业的领导一味的追求高产，在权利下，工人们只能放弃了产品的质量。在收获经济效益及美名的时候，却忘了应对消费者起到的责任与义务。在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生态环境问题、信任危机等道德缺失问题都是经济不断发酵的产物，这也说明当下社会还欠缺长效的道德规范及有力的约束制度。

（二）、管理及制度的不完善

2014年春节联欢晚会中小品“扶不扶”，把有人摔倒了扶与不扶的问题又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摔倒的人希望得到救助，理应第一时间有人来给予帮助，这是最寻常不过的了。可某些人利用同情心来诈取好心人的钱财，好心人不但没有受到感谢，而且财产和人格都受到了损失。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当社会制度不能长久有效的维护道德良知的取向时，好心人帮人救人被人嘲笑、质疑甚至诬告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温暖就会越来越淡薄，热心肠渐渐地变成冷漠。因为这样的道德成本真的太高了，而往往反诬的人却能得到丰厚的利益，导致了人们“知而不行”的现象频频发生。事实上，社会诚信的普遍缺失、假冒伪劣的横行，有很多的原因，但管理和制度的纰漏是其重要的原因。因此，有力的管理和完善的制度能确保帮助他人的好心人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这样人们才能由衷、放心和真心的去帮助他人。所以，和谐社会不仅仅需要道德在人内心上的约束和正确指引，而且还需要有力的管理和完善的制度作为外在的强有力约束。

（三）、外来文化的冲击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往来越来越频繁，中国的文化向外传播，同时大量的异国文化也涌向了中国。异国文化很大程度冲击了本土文化，不是否定异国文化的优点，而是说不同的社会环境应存在适合它的文化。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商业文化的前进，而商业文化很容易改变人们原有的消费观念、价值观念，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文化氛围随之产生。最为简单的例子，拜金主义的女孩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那拥有享乐主义的人，每天沉迷于物质世界，物质会慢慢腐蚀掉他的精神世界，在物欲追求的过程中不仅迷失了自我，而且大大增加了社会治安的负担。西方很多社会学家认为，物质主义文化使得人类沦落成一种物欲动物，物欲的膨胀，随时会使人逾越道德的底线或者忘记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如果不能树立正确的社会文化价值观，那么是与非、曲与直、荣与辱、善与恶，人们不能分辨清楚，就会导致道德淡薄和道德缺失的后果。异国文化对本土文化有很大程度冲击不假，但是我们本土文化也存在一定问题，本土文化的不明确、储备不足都会让异国文化钻了空子。

（四）、教育和宣传只浮于表面形式

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社会成员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整体上看，公众素质参差不奇也是现实存在的。那么道德教育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但现实社会中道德教育并不像学术教育那么的具体深刻，往往只只浮于表面形式，并不能起到预想的效果。除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但家庭内部成员及社会成员很多时候不能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甚至用消极的负能量来影响正能量的传播。同时，正能量的传播不能简简单单的靠教育的手段，宣传也是个必不可少的手段。如今信息化社会中，媒体是一个宣传的好工具，但如何让媒体更多地发挥积极营造社会舆论的功能，是媒体应该深刻思考和践行的问题。人都有“从众心理”，而媒体就是“从众心理”的一种导向。所以媒体应大力宣传身边的道德楷模、宣传身边的好人好事，积极营造拥有正能量的舆论，而不是将很多负能量的新闻公布于众后就没有了下文，要利用舆论的压力和道德的批判将不良的社会现象加以改正。在道德楷模的领导下和舆论的氛围里，群众好心人帮人救人不会再被人嘲笑、质疑甚至诬告。

四、道德失范如何治理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道德失范的危害不能小觑。在经济社会的快速进程中，我们必须加强道德建设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不断地推进正能量的弘扬。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梦”离不开道德支撑，和谐社会一定是建立在良好而又普遍的公民道德之上。中国要发展、要前进，除了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支撑，同时还要依赖于整体文明程度的提升。只有形成完备的道德建设体系，推进全社会的道德文明素质，“中国梦”的实现才会有更坚实的基础。道德失范的治理尤为重要，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一）、加强道德教育的力度

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向受教者灌输道德方面知识的同时，而且让受教者知道掌道德知识应该如何去践行。也就是说，必须教导学生具备道德的知识，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努力不懈辅导学生行为规范的实践。这才是道德教育的真正目的。加强道德教育的力度，首先，教育应从主导人群抓起。我国青少年人数占全国人数三分之一还多，而且青少年是我国发展的希望，是中国未来的主导者，他们的道德教育一定程度决定了我国未来社会道德发展的导向。除了青少年，领导班子也一定程度决定了道德发展情况，领导班子起到了领导带头的作用。所以，加大对主要人群的道德教育，能起到积极地推动正确道德规范向导作用。其次，注重教育的方法。道德教育不能只局限于学校的教育，我们可以利用媒体的全面性，对全民进行道德教育。电视中，由影响力较大的影视明星主演的公益广告和动画公益短片，都是普通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还有道德楷模的评选及宣传，不仅能引起学习道德的浪潮，而且能诱导群众地域性自豪感，更有利于正能量的传播。

（二）、完善道德制度体系

很多时候道德制度的缺失，使得帮人救人的好心人财产和人格受到了损失。那么加强道德建设，必须要建立健全的道德体系和法律体系，通过明确的制度形成强有力的外在约束。十八大结束后，很多地方都起草并通过了“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大大的保证了救助人的合法权益。完善道德制度体系，首先，保证制度的合理性。制度的不合理，会诱导群众不道德的行为，也给了不道德之徒趁虚而入的机会。其次，加大制度的惩戒力度，建立相应的惩戒制度。对不文明行为施以严惩，是很多地区的普遍做法，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文明行为还是屡见不鲜。例如酒驾，自从加大了对酒驾的严肃处罚，酒驾下降了近50%。在道德制度的约束力和惩戒制度的威慑力双重保障下，人们会更加重视生活道德。所以建立失德违法行为的惩戒制度，适当的将道德上升为法律，用法律来支撑道德建设，是很重要的。

（三）、全民共同努力

道德建设需要全民共同的努力，不仅仅是普通公民，而且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公益组织的共同奋斗。政府有着维持社会秩序的职能，政府的威信和公正，有利于正确道德观的发展导向。而且政府作为各项制度的编织和实施者，有权利加强违反道德制度的惩治力度，严惩违法乱纪行为。社会公益组织，积极组织社会成员参加各项道德实践活动，落实了道德教育的目的，也使正能量在社会中不断弘扬。作为普普通通的公民，要端正自己的心态，树立道德使命感，用他人的行为鞭策知己，用自己的行为约束他人，进而形成全民道德的良好氛围。三者要多沟通、多实践，唯有三者的共同努力，才能建设一个道德的社会。

总之，德是根，物是花，厚德才能载物，神州大地才能繁花似锦。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将核心主义价值观归为24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正是我们心之所向的道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