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展览解说词

第一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展览解说词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展览解说词（试用稿）

（2006年10月）

一、序厅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不久，平津沦陷。著名的北方三校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长沙，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继续办学。随后，南京沦陷，战火危及长沙，临大被迫迁至昆明，并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高举“爱国、民主、科学”的伟大旗帜，“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在昆八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英才，对云南的科学、文化、经济建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被誉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相关连接：这是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旗图形制作的倒三角锥体灯箱，底座是一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老昆明地图，寓意三校落脚昆明合组西南联大：顶部采用了光导纤维七色光线的变化制作了无数星星闪烁的星空，寓意了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像星空中闪烁的星星一样众多而耀眼）

二、西南联大的前身

北京大学是我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其前身是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1917年蔡元培担任校长后，按照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北大多方改革和整顿，延聘具有先进思想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到校任教，使北大走在新思想新科学的最前面，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传播马列主义的主要阵地。其中，北大校徽是前北大校长蔡元培请鲁迅先生设计的。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1911年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1912年改名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称国立清华大学。1931年梅贻琦担任校长后，推行“通才教育”，实施“教授治校” 等制度，使清华成为我国又一所著名高校，教学与学术空前发展。

南开大学前身是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张伯苓1904年创办的私立敬业学堂，1907年改名为南开中学堂。1919年建大学部，成立南开大学，制定了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倡导团体组织、注重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等五项“训练方针”，到30年代已成为我国最著名的私立高校。

北方三校南迁，全因战火所迫。“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不久，平津沦陷，天津的南开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罹难的高等学府，校舍尽被日军飞机炸毁，而清华大学的体育馆被改作日军厨房，图书馆也被挪作它用。

为保存中国的教育文化力量，北大、清华、南开随内地、沿海高校相继迁往大后方。最初三校迁至长沙组成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租借韭菜园、圣经书院、岳麓书院等地为校舍，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上课。（相关连接：因此每年的“11月1日”成为临大，后来的西 1 南联大和我们今天云南师大的校庆日。）不久，南京失陷，仅维持了4个月的长沙临大又被迫再度西迁。

长沙临大决定迁滇，是认为昆明离战区较远，相对安全，又有滇缅公路、滇越铁路通往国外，交通较为便利。

1938年2月，临大师生分三路入滇：一路沿粤汉铁路至广州、香港，乘船至越南海防，转滇越铁路到昆明（相关连接：该路女生和教职员家眷）；一路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至南宁，再经越南转滇越铁路到昆明（相关连接：该路10余位教师——朱自清、冯友兰、陈岱孙、钱穆等）；另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横跨三省进入昆明。同年4月，三路师生先后抵达昆明。其中，第三路是最为艰难，也是影响最大的一路。它由二百多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步行团，徒步三千五百里，历时两个多月抵达昆明，被誉为教育史上的长征。（相关连接：闻一多坚信抗战必胜，在路上未剃胡子，到昆明时已留起一部美髯，但没想到这一留便是八年，直到日本投降之日他才剃掉，一时传为美谈）

旅行团由闻一多、黄钰生等十一名教师组成辅导团，带领学生西行。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先生十分关心教育，出发前，为每一位同学准备了统一的行装：草绿色军服，外罩黑色棉布大衣，打绑腿、背干粮袋和水壶及一把长沙油纸伞，并委派了一位将军带队护送前行。

由于每天要步行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挑脚泡”成了同学们每天必做的“功课”。在步行团到达贵州地界后，地形变得复杂艰险，像“鹅翅膀”、“二十四拐”这样的地形屡见不鲜。当然旅行团一路上也饱览了祖国的锦绣风光，同时师生们深感如此的大好河山，怎可任糟日寇践踏？途中，接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想到自己辛酸的求学史，同学们悲喜交加，团队和当地百姓一块儿冒雨庆祝。

当步行团抵达云南地界，云南省政府派专车为步行团接送行李，大大鼓舞了师生们的士气。4月28日，步行团在昆明东郊贤园整修后，整齐地列队进入昆明，受到了先期抵达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等的欢迎。在行军途中，同学沿途收集素材，著书立说，使得这次行军不仅是人员的迁徙，更具有教育的意味。这是步行团成员编著的《西南三千五百里》、《西南采风录》，其中，闻一多和朱自清专门为《西南采风录》作了序。随着步行团抵昆，也就开始了西南联大在昆八年的历史。

同学们正当弱冠年华，血气方刚之际被迫迁滇求学，他们在祖国山区行走了三千多里，亲眼看到了山区的同胞是怎样过着封建愚昧、没有文化、极度贫困的生活！他们敏锐意识到国家领土无比辽阔，意识到了时间、空间及思想方面的可怕距离分隔了东部沿海城市地区和处于原始状态的内地。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

三、西南联大在云南

西南联大在滇八年，时值物资紧缺，物价飞涨，又屡遭日机轰炸，生活困苦不堪。但师生们克服种种困难，精诚合作，共济时艰，结茅立舍，弦歌不辍，继承和发扬三校优良校风，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了边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其影响延续至今，享誉世界。

奉教育部令，长沙临大抵昆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的校门，在今天云南师大正门的位置（相关连接：在向前推进八米的地方，因市政建设而拆）（相关连接：据一些老校友回忆，是由联大师生动手垒成）联大校歌，歌词采用《满江红》的词牌名填写而成（相关连接：是一篇高昂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这首歌也一直为我们今天云南师范大学的师生所传唱）。

联大校徽，以大三角中套有三个小三角组成，寓意三校的团结与合作。校训为“刚毅坚卓”，刚强、有毅力、坚定而卓尔不凡，这一校训一直为我们今天的云南师大所沿用。（相关连接：联大校旗-——这面校旗是1941年10月10日，举行首届昆明市运动会，要求参赛的单位举棋绕场一周。为此，经讨论确定制定一面由三角形组成图案的校旗，三个等腰三角形代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该校旗原来为美国的联大校友保存，后来辗转送回国内，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讨论，认为该校旗应该保留在云南师范大学，1998年由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李传信同志转送云南师范大学，2003年65周年校庆时，我校复制了三面分别赠送北大、清华和南开。）.1938年4月启用关防，“关防”，作用相当于今天的公章。

西南联大的行政机构是汲取西方大学制度之长、结合中国国情、集三校管理经验而建立，适应了三校联合办学与战时特殊形势的实际，有较高的权威性与办事效率。联大最高领导机构为校常委会，其领导下的议事办事机构是“两会三处”，即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教务处、总务处、建设处(后改为训导处)。

联大没有专门的校长，由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芩、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组成三常委，共管校务，由于张、蒋均在国民政府兼职，负责日常事务的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相关连接：张伯苓——我的表你戴（代）着；蒋梦麟——我的不管就是管。）

西南联大初到昆明，没有专门的校舍。理学院租用昆华农校，工学院租用拓东路的迤西会馆、全蜀会馆等地，由于校舍紧张，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则在蒙自办学，直到一学年后，新校舍建成才迁回昆明。当时昆明流传一句话：昆明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1939年新校舍建成。新校舍十分简陋，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是西南联大图书馆和学生食堂。（相关连接：“民主草坪”——图书馆前的草坪常举行各种时事讲演、聚会，称为“民主草坪”，今天的云南师大仍有所保留。“火腿椅”——当时联大学生使用的一种桌椅两用的椅子，称为“火腿椅”，这种椅子今天在联大旧教室内仍有保留。）图书馆前的草坪常举行各种时事讲演、聚会，称为“民主草坪”，今天的云南师大仍有所保留。当时联大学生使用一种桌椅两用的椅子，称为“火腿椅”，这种椅子今天在联大旧教室内仍有保留。学生们的学习条件是这样，生活条件呢？在这样一间宿舍里，要住四五十人，床挤着床。用水只有几眼土井，还得担心日军飞机的轰炸。

为躲避敌机轰炸，联大教授疏散到昆明城郊农村居住，加之战时物资匮乏，通货膨胀，货币一再贬值，师生们生活极其艰苦。但是，大家深信抗战必胜，保持乐观精神，崇尚真理，追求真知。

在这个小院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小屋里，曾住过华罗庚和闻一多两家共十四口人，用一块布帘隔屋而居，为此，华罗庚曾赋诗一首：“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 3 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教授收入微薄，为了维持一家人生计，闻一多公开挂牌刻印以贴补家用……联大教授薪金比例表……教授们艰难，同学们更艰难……（介绍兼差示意图）。

联大在昆之初，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四学院，增设师范学院后，拥有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经常在校的教职工约35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约占一半，八年间在联大任教的教授先后共有300余人。联大大师云集，名家荟萃，为当时国内教授阵容最强、学术水平最高的高等学府。

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历史学、哲学心理学四个学系，知名教授约四十余人。许多基础课程常由几位教授同时或先后开设，让学生自由选修。文学院学生每学年一般在450人左右，共毕业本科生650余人。

理学院设算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地理气象学五系。1942—1943年，有教授、副教授50余人，学生的共同必修课，除国文、英文、体育外，尚须修习中国通史、社会科学基础课程等。每学年在校生平均约350人，共毕业本科生670余人。

法商学院初设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商学四系。1940年5月，社会学系从历史社会学系中分出归入法商学院。1942—1943年，法商学院有教授约30人，学生700余人，占全校学生35％以上，其中经济学系500余人，是全校学生人数最多的一个学系，共毕业本科生1280余人。

工学院设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四系。1938年秋，增设航空工程学系。1939年初，又增设电讯专修科。本院有教授、副教授约70 人。全院有学生近2400人，毕业本科生929人。

联大师范学院为当时全国6所师范学院之一，共设国文学系、英语学系、史地系、数学系、理化系、教育学系和公民训育系七学系。系主任及任课教师多由联大其他学院教授兼任。1942—1943年，师院共有教授、副教授16人(未计兼任)。建院之初，借用昆华中学北院校舍，1940年10月日机轰炸，昆北院校舍几乎全毁，即迁往昆华工校，直到联大结束。师院共毕业本科生220余人（落实人数）、专科生80余人。为给云南培养更多的师资，师院开办了三年制的专修科，并与省教育厅合办过暑期讲习会、中学在职教员晋修班、中学理化教师实验讲习班等。

联大实行“通才教育”，既重视基础课程的教授，又适应抗战急需安排必修课与选修课。教学中兼容并包，文理渗透，科学与人文并重，贯穿抗日救国教育思想，加之实施学分制、选修制与严格的招生考试制度，在民族危亡关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联大的研究机构由三校独立设置，但研究工作则由联大统一协调。三校共设置13个研究所（室）32部（组），其中，北大有3所11部，清华有8所16部（组），南开有2所（室）5部（组）。研究实力之雄厚，在战时中国高校中首屈一指。它们除了培养出一批研究生（招生240人，毕业74人）外，还与联大各院系相互依托、配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 4 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联大科研的许多方面适应战时需要调整了研究重心，其中特别注重科学技术在国防军事及工农业生产方面的应用研究，为抗战救国和大后方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是为抗日救亡、民族复兴而进行的一场中外罕见的教育大转移。它保证了我国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到最后胜利的精神财富和人才资本，为战后中国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和物质基础，为边远地区注入了新的文明因素和发展动力。西南联大以其人才、思想、学术的优势，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等边远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先声。

教学与科研结合，是研究型大学的传统。中国近代大学科研从20世纪20年代起步，至全面抗战前已有相当基础。在战时环境中，西南联大的科研特别注意汲取国内外最新成果，具有创新性与前沿性，有利于促进教学与培养学生成才。

抗战时期科研转向是时代的趋势，然而也有过分注重应用研究而忽视理论研究的偏向。此种情势下，联大既重视抗战急需的应用科学，又着力于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基础科学，许多项重大研究成果，进入世界前列。

西南联大不仅在科研和学术走在时代的前列，同时也被誉为“民主堡垒”。西南联大爱国民主运动是在中共联大地下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联大地下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层组织，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基层组织。它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先是长江局）和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皖南事变”以后，云南省工委主要在昆明以联大为中心展开学生、工人的工作。1944年国民党当局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挫败后，联大党组织在上级领导下，发起组织了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联大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联大结束，三校北返，师院留昆，联大党员或到平津、或留云南，为新中国诞生作出了新的贡献。

抗战军兴，抵抗侵略的炮火唤起了国人的民族自强意识，抗日救亡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随着内地文化艺术单位和一批著名大学的迁入，众多文化名人相继来滇，昆明继重庆之后成为大后方又一文化中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昆明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其中，知识青年从军抗日和抗战文化活动是其主要方面之一。1、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局势朝着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开始反攻。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战场与中国战场结合的云南，已从抗战后方变为反攻前线，为将侵略者逐出国土，中国与盟军配合，积极准备反攻滇西和缅北。满怀爱国热情的联大同学，响应前方召唤，纷纷投笔从戎，奔赴抗日战场。

2、战时昆明，抗战文艺社团及其创作、出版、演出等各种活动十分活跃。满怀爱国热情的联大师生是抗战文化活动的主要力量和积极参与者。

3、战时昆明先后出版的报刊有250种以上，其中，许多报刊由联大师生创办、编辑，或撰稿。联大师生通过报刊等大众传媒宣传抗战、倡导民主，为国人了解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局势，坚定抗战决心，重振民族精神、宏扬中华文化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4、1940年8月1日开播的昆明广播电台，是为抗战国际宣传而建立的中国最大的广播电台。西南联大以其强大的思想、学术、人才优势，全力支持了该台的抗战宣传。从1940年该台试播到抗战胜利，先后在该台专任或兼任编辑、播音员和技术人员的联大师生有100余人，成为该台编播人员的主体。

在民主运动低潮时期，1942年1月6日以联大学生自发的 “倒孔”运动，打破了“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沉寂的局面。从1944年起中共联大地下党组织、进步社团组织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爱国民主运动，因此西南联大及昆明被誉为中国抗日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西南联大的历史使命结束，三校准备复员北返。云南人民依依不舍送别八年来生死与共的联大师生，对西南联大在转移学界风气、开拓边地文明等备加褒扬。

四、联大人杰

“中兴业 须人杰”，西南联大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诺贝尔奖获得者，两弹元勋等一大批英才，还有一批志士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辉煌业绩，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联大在滇八年，总计前后在联大就读过的学生有8000余人。共培养联大学籍的本科毕业生近2500名、专科生约200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籍的本科毕业生1280名、研究生74名，总计毕业约4000名。是当时全国毕业生最多的高校之一。

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由于作出了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这一物理学上的重大发现，推翻了宇称守恒定律，从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华人科学家首次获此殊荣。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行表彰大会，向在“两弹一星” 研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学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奖的23位科学家中有8位是联大校友。

我国自2000年起开始设立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励在我国科技领域作出重大贡献、业绩最突出的科学家。该奖每年颁发1次，每次奖励2位科学家。2001年，联大校友黄昆获此殊荣。2003年，联大校友刘东生获此殊荣。2005年联大校友叶笃正获此殊荣。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在科学技术和工程科学技术方面设立的最高学术称号。当选者均为中国科学技术界学术水平最高、贡献最大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1955年，中国科学院开始设立学部，选聘学部委员。以后停止评选。1980年重新选聘学部委员。1994年起改称院士。1995年开始评选院士。中国工程院1994年初次遴选院士，1995年开始增选院士。

西南联大除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外，还培养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其中有的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先后有17位联大校友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立而英勇献身。从1938年至今，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和云南师范大学，肩负历史的重任，发扬西南联大爱国、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恪守“刚毅坚卓”的校训，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建立了辉煌的业绩。作为西南联大五个学院之一的师范学院，今天的 6 继承者——云南师范大学，秉承历史、勇创未来，为国家特别是云南的教育、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8年根据教育部令，西南联大于当年8月增设师范学院，为当时中国的六所师范学院之一。西南联大迁滇，大师云集，名家荟萃，“一时文教之盛，遂使昆明屹然成为西南文化中心”。发展师范教育，培养人才成为当时社会之共同呼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在昆成立，培养了很多高水平的优秀教师，并采取多种方式培养云南师资，对云南的文化教育、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西南联大三校战时使命结束，返回在即。为了答谢云南人民对西南联大八年的鼎力支持，继续为西南培养师资，教育部决定，西南联大师院留昆独立设置，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改称昆明师范学院，是时全校共设有七个系，在校学生约1000余人。60年代初，云南体育学院、滇西、滇南大学撤销，相关专业并入昆明师范学院，学校发展成八个系12个专业，在校学生达2800余人。1984年4月11日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1998年7月经云南省报教育部批准，云南教育学院、云南体育进修学院和云南师范大学合并办学，组建了新的云南师范大学。

构建二十一世纪的新型师范大学，已成为云南师大承负的历史重任。在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中，它将为实现云南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展的介绍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参观！

“一二·一”运动展览解说词（试用稿）

（2006年10月）

1945年爆发的“一二·一”运动是继伟大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又一次震撼全国的著名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结束后，它是国民党统治区燃起的第一把反内战、争民主的烈火；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工人、农民和爱国知识分子组成的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的起点。“一二·一”运动从1945年11月25日，由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在联大民主草坪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开始，到1946年3月17日争得出殡大游行而胜利结束，历时113天。

“一二·一”运动发生在云南这片红土地上，是云南人民的骄傲，它继承和发扬了云南各族人民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是云南历史上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也是当前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省情教育的极好教材。正如闻一多先生殉难前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中所说：“云南省光荣的历史，远的像护国运动，近的像‘一二·一’，这些都是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一定要发扬这些光荣的历史。”

抗日战争爆发后，昆明成为后方重镇，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和中法大学及一些文化企事业单位纷纷南迁昆明，进步力量在此大汇合，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形成坚强的民主基地。

昆明的民主运动，是和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怀与领导分不开的。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新华日报》指导在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设在昆明青云街的《新华日报》昆明营业处旧址、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翠湖南路小井巷一号旧址，都表明昆明的民主运动是在中共南方局和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党中央派朱德同志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团结、争取工作，争取了一批社会上层和地方实力派人士站到爱国统一战线方面来，使昆明民主运动得以蓬勃开展。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8年，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经长沙迁到昆明，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南迁来的人中，有不少知名的学者，而且有许多还参加了“五四”和“一二·九”运动，随着他们的到来，带来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火种，促成了“一二·一”运动的爆发。

西南联大当时被誉为国统区的“民主堡垒”，在西南联大的民主墙上，经常有各种进步社团刊出的反内战壁报和漫画。

抗战的胜利使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人们渴望休养生息，治疗战争创伤，重建祖国家园，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妄图夺取胜利果实，阴谋发动内战，维持其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于1949年8月25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声明实现和平、民主，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是全民族面临的重大任务。三天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到重庆同蒋介石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于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背信弃义，秘密印发了《剿匪手本》，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把大批国民党军队运到内战前线，疯狂进攻解放区，妄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

为发动内战，控制云南。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派卢汉率部前往越南受降为名，调滇军主力离开云南，同时，命其嫡系部队发动突然袭击，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将龙云赶下台，由李宗黄代理云南省主席职务，准备镇压共产党领导的云南爱国民主运动。《新华日报》报道了云南改组事件。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独吞胜利果实，实行独裁统治。1945年11月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正规军已达八十多万人，11月5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昆明学生酝酿以行动响应。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11月23日，由西南联大、云大、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四校学生自治会发起，决定于11月25日在云大至公堂举办反内战时事晚会，但遭到国民党当局禁止，并强迫云大校方不准借给会场。

当晚，时事晚会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举行，到会的有六千多名师生和各界人士，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教授先后在会上发表演讲，呼吁制止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会议期间，国民党中央第五军包围了联大校本部，并切断电源，鸣枪放炮，还派特务查宗蕃捣乱，企图扰乱会场，破坏晚会。群众揭穿了特务的面目，将其赶出会场，师生冒着敌人的枪弹，点着小汽灯，聆听四位教授的讲演。大会通过了四大学学生团体建议：发表反对内战宣言，呼吁美国人民和政府，反对美军参加中国内战的提案。大会在《我们反对这个》的反内战歌曲中结束，这时国民党军队已实行戒严，封锁路口不准通行。学生群情激愤，纷纷签名罢课。第二天，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西郊匪警，黑夜枪声”的消息，完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更加激起了学生的愤慨，西南联大、云大、中法大学、昆华工校等十八所大、中学校学生相继罢课，发表了《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许多学生到接头讲演，遭到暴徒的追捕。学生们不畏强暴，继续写标语画漫画揭露国民党的暴政。

由于爱国学生罢课，广大群众投入到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激流中来。反动派凶相毕露，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实行武力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12月1日上午九时左右，一帮军警、特务带着刺刀、铁棍、木棒、扁担闯进云大，撕毁标语，追打同学，并嚎叫“冲上去”。因云大门口台阶较高，加上学生早有准备，他们居高临下，用石头、瓦片不断还击，特务只好退去。云大当即派人向联大罢委会报信，联大学生当机立断，紧守校门，发动同学用黑板、课桌椅等顶住大门抵御暴徒、特务的进攻。十点左右，二百名佩带“军官总队”符号的武装特务，气势汹汹地向联大新校舍冲来，借口要看联大“民主墙”上的壁报，强行入校。先入校的十余名暴徒一进校就行凶打人，同学们闻讯纷纷赶来，群起反击，并爬上墙头高呼“中国人不打人”，奋力将暴徒逐出校门。暴徒在门外继续行凶，打伤前来劝阻的袁复礼教授等人。当一个暴徒揭开手榴弹，欲往联大校内扔时，南箐中学于再老师急忙上前，将正要行凶的特务拦腰抱住。几个特务将他推到几丈远的地方，随即将已拉开弦的手榴弹向他扔去。随着爆炸声，于再老师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用自己的宝贵的生命挽救了无数战友。

十一时左右，另一帮暴徒在三青团头目周坤的率领下，闯到龙翔街的联大师范学院，配合反动派安插在学校的特务学生，拆毁师院大门一扇，冲到第三院（食堂前男女宿舍楼下），同学们退到西面楼上，抛掷石块、砖瓦与敌人对战。特务肆意行凶，在饭厅前投掷手榴弹一枚，学生们猝不及防，推开食堂窗口，退入隔壁昆华工校，与工校同学一起进行反击，将暴徒逐出大门。暴徒又打破大门，投进两枚手榴弹，炸倒学生多人。联大师院学生李鲁连头部中弹，在送往医院途中身亡。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被炸，弹片穿入脑中。英勇抢救同学师院女生潘琰（共产党员）被炸倒地，特务龚正德又用尖头铁条向她腹部猛刺三下。三人均于当天壮烈牺牲。一起参加反击暴徒的缪祥烈同学，被炸断了左腿，成了终身残疾。12月1日这一天，有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四人牺牲，五十多人受了轻重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为此，以联大为首的昆明三十余所大中学校成立了罢课联合委员会，并于12月2日为四烈士举行了入殓仪式。12月4日，“罢联”举行烈士公祭，控诉反动派的罪恶。设在联大图书馆的烈士灵堂，庄严肃穆，“党国所赐”的横幅特别醒目，它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暴政。至24日止，前来公祭的团体达六百五十多个，群众约十五万人次，捐款法币近三千万元。

反动派的残酷屠杀，激起了昆明大中学生的无比愤慨，同学们以“我们决不退下”的誓言投入斗争。罢联根据省工委的布署，组织了上百个宣传队，从12月2日起，走上街头、9 郊区宣传，并深入居民中演讲，向各界群众说明事实真相，控诉反动派的罪行，以争取社会各界同情和支持，孤立反动派。学生宣传队在街头演讲、散发传单，为四烈士筹募殡葬费而进行义卖活动。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发表了对制造“一二·一”惨案的抗议，联大教职员致函慰问受伤同学。在运动中全市中学生勇敢参加斗争，坚持罢课的中等学校达三十七所，轰轰烈烈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震撼昆明城乡。

“一二·一”惨案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为了援助国民党统治区蓬勃发展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在党的号召下，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为援助昆明学生的游行示威，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中国并辐射海外。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1日发表了《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大会，向昆明学生致敬》的社论；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说：“今天是昆明学生无愧于‘一二·九’的后继者，的确是真正的爱国青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也发表声援函：联大校友在重庆集会追悼四烈士，李公朴先生参加追悼会；上海各界群众二万人集会，追悼“一二·一”死难烈士；林汉达、柳亚子、马叙伦参加了于再同志的追悼会；马尼拉等地群众及华侨也声援“一二·一”学生运动；惨案发生后，上海、天津、成都、遵义等地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的暴政，声援昆明学生。

由于大中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的暴政，使国民党当局十分害怕，被迫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宗黄调离昆明，将昆明血案祸首国民党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停职。

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昆明学生掌握斗争策略，把复课条件同反对内战要求区分开。“罢联”提出了罢课的三大目标（严惩主犯李宗黄、关麟征；负担死难同学之抚恤费，受伤同学之医药费；赔偿一切公私损失等）五条要求（保障人身自由，不得非法逮捕师生；取消禁止集会的非法禁令；负担丧葬、善后费、赔偿公私损失；中央社更正诬蔑学生的消息；继续控诉凶犯力争严惩）。昆明学生通过艰苦斗争，在五条要求达到后，宣告罢课胜利结束。12月27日，“罢联”发表了《复课宣言》，全市三万学生有秩序地正式“停灵复课”，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昆明学生复课后，立即转入了新的斗争。1946年3月17日，为四烈士举行了盛大的出殡及公葬仪式。出殡行列以“一二·一死难四烈士殡仪”的横幅布标为前导，撞击自由钟开路，由知名爱国民主人士参加的殡仪主席团走在出殡队伍前面。队伍中有在惨案中被暴徒炸断左腿的联大师院学生缪祥烈，有昆华工校、昆华师范、云大附中、昆华女中、联大工学院、云南大学等校的师生三万多人，行经昆明的主要街道近日楼、金碧路、护国门等地，沿途均设路祭台。昆明群众涌向街头，含悲注目，送别四烈士。下午，殡仪队伍回到西南联大校本部，举行四烈士公葬仪式。闻一多、吴晗教授作了悲愤的讲话，学联代表三万多群众在烈士墓前宣誓：安息吧，勇士！我们将以更坚决的步伐前进，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向反动的中国法西斯余孽痛击！最后公葬了四烈士。至此，“一二·一”运动胜利结束。

“一二·一”运动吹响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战斗号角，它给国民党发动派以沉重的打击，丰富和发展了青年学生运动的经验。随内迁学校的复员和学生的毕业，师生们把“一二·一”运动的精神带到了北方和全国各地。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青年学生继续掀起新的爱国运动。他们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了反对国民党发动派的第二条战线，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装斗争，加速了革命的进程，迎来了全国的解放。“一二·一”运动是继“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以来最深入、最持久、规模最大的一次爱国学生民主运动。它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代表了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全国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援，逐渐成为全国性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继“一二·一”运动之后，爱国民主运动方兴未艾：1946年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上海工人举行反饥饿游行；1947年，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地学生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10 总罢课；上海复旦大学学生首先举行了“反美扶日”大游行；昆明学生开展人权保障活动等等。

在昆明，“一二·一”惨案使广大青年学生看清了国民党当局的真面目。他们纷纷觉醒，在党领导下，许多学生纷纷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黔桂边纵队，有的成了边纵各支队的骨干，有的为了云南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了。在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和云南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1949年12月9日，卢汉宣布云南起义。1950年2月22日，周保中、陈赓、宋任穷率二野四兵团进入昆明，云南和平解放。

先烈虽与世长辞，但他们的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每年“一二·一”运动纪念馆都有许多大、中、小学学生和各界人士前来参观、祭扫、悼念先烈。我们纪念馆也专门成立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学生义务宣讲团，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西南联大和“一二·一”运动精神。

1965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将四烈士墓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建“一二·一”运动陈列室，1985年更名“一二·一”运动纪念馆，邓颖超同志亲自题写了馆名。1992年、1994年，纪念馆先后被列为昆明市、云南省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997年，“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和纪念馆被中宣部列为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2005年“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和纪念馆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2006年，西南联大旧址（内含“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和纪念馆）被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二·一”运动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继承和发扬了“五四”和“一二·九”运动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继承和发扬了中国青年为祖国的命运而献身的革命精神，写下了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

李公朴、闻一多殉难展览解说词

“一二·一”运动反内战爱国民主运动刚刚过去，1946年7月，在昆明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李闻惨案”。国民党发动派暗杀了著名的民主战士李公朴和闻一多。

1946年国民党发动派悍然撕毁政协协议，在全面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的同时，加强对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妄图用逮捕、监视、屠杀等恐怖手段把一切爱国者斩尽杀绝，以建立其法西斯独裁统治。当时的昆明“黑云压城城欲摧”，进步力量自西南联大复员后有所削弱。面对白色恐怖，著名的民主战士、民盟中共执行委员李公朴、闻一多不顾个人安危，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中，获得各界人士的支持，同时也招致国民党发动派的忌恨，加紧了对李、闻的暗害活动。李公朴听说国民党特务已把他列入暗杀的黑名单后，毫无惧色，对家里人说：“我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进来。”表现出为民主革命事业献身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先生和夫人张曼筠外出归来行至大兴街学院坡（现青云街）时，被国民党特务枪击受重伤，于12日清晨牺牲，临死前痛骂国民党“无耻”，并用尽力气说“我为民主而死”。

对于李公朴先生的被害，闻一多怒不可遏，大家劝他暂时避一避，但他却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参加了李公朴先生丧葬委员会，并于7月15日去云大至公堂参加为李公朴举行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他发表了他那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演讲》，愤怒地谴责国民党的 11 罪行是“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极端蔑视反动派，把生死置之度外，并庄严宣告：“我们随时象李先生一样，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在跨回来。”当天下午，他出席《民主周刊》社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发动派杀害李公朴的罪行。会后，闻一多在归途中被特务暗杀于西仓坡联大教授宿舍门前。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受了重伤。

一城之内，五日之间，两位民主战士惨遭杀害，消息传出，举国共愤。毛泽东、朱德从延安分别电唁李、闻家属，并高度赞扬李、闻“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在上海各界举行的追悼会上，邓颖超宣读了周恩来亲撰的悼词：“今天再次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们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说？我谨以自己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有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烈士为民主而死，烈士的血没有白流，它唤起了更多的群众丢掉幻想，投入到埋葬蒋家王朝的战斗中。

李、闻生评述略

李公朴（1902—1946），祖籍江苏常州，生于镇江。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社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35年任上海各届救国会执行委员。1936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同年11月，在上海与邹韬奋等六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世称救国会“七君子事件”。抗战爆发后获释。1939年5月到达延安，率领“抗战教学团”到晋察冀边区进行抗战教育和宣传，1941年底到昆明曾开设“北门书屋”，后又开办“北门出版社”，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并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一二·一”运动中李公朴坚决站在爱国青年学生一边，多次撰文抨击国民党，痛悼烈士。1946年他在重庆“较场口事件”中被特务打伤，伤未愈又回昆投入新的战斗，同年7月11日晚被国民党特务枪击重伤，次日清晨牺牲。

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县人。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著名诗人、文史学者、教授，是近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后从事诗歌创作。1922年赴美国留学。1925年回国。先后在北京艺专、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清华等高校抗战南迁，他随校到长沙临时大学。因战火所迫，学校西迁，他随“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行走三千五百华里，沿途考察风土民情并写生。1938年任西南联大教授期间，积极从事抗日救国和民主运动。1943年后积极参加昆明的民主运动，“一二·一”运动中积极支持爱国学生，向反动黑暗势力作坚决的斗争，是青年学生的良师益友。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他生前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成为记载“一二·一”运动的不朽文献。

外 景 讲 解 词

欢迎大家来到“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参观，我是本馆的讲解员

学院

级

班的学生

，今天由我给大家做总体的讲解。

1982年11月27日，为纪念“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纪念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并作为“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中坚力量的西南联大，纪念支持“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并为争民主、和平献身的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修建了“一二·一”运动纪念馆。

纪念馆初建于时称“一二·一”运动陈列室。1985年9月经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批准，更名为“一二·一”运动纪念馆，邓颖超同志亲自题写了馆名。1992年、1994年纪念馆先后被列为昆明市、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7年又被中宣部列为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2005年2月，纪念馆及四烈士墓又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个中央和国家部委、局选定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并被纳入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昆明——会理——攀枝花——冕宁——西昌”，成为昆明市唯一一家入选的单位。

“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占地总面积7000余平方米，内含不可移动文物：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纪念标，联大旧教室等。设两个展馆及一个展室：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一二·一”运动纪念馆、云南师范大学校史暨成果展览室，展室面积共计1422平方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及“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分别陈列展出了西南联大校史、“一二·一”运动历史以及李公朴和闻一多俩先生的生平事迹三个展览，共计展出696幅历史图片，12幅图表，161件实物，300余万字，是目前全国有关西南联大及“一二·一”运动资料最多、最集中的展馆。

“一二·一”运动纪念馆建馆至今，共接待海内外各界人士90余万人次，其中90%为大、中、小学学生，每逢清明、“五·四”及“一二·一”纪念日期间，他们都到这里举行入党、入团、入队及成人宣誓仪式。李岚清、李铁映、周培源、雷洁琼、费孝通、王汉斌、彭珮云、孙孚凌、朱光亚、陈至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杨振宁、李政道等著名学者均来馆视察和参观过。

20多年了，纪念馆已成为宣传云南、昆明的重要窗口，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课堂和阵地。西南联大和“一二·一”的历史虽然都已成为历史，但历史不容遗忘，历史创造的伟大精神更不容遗忘，让爱国主义精神永 驻人心！

各不可移动文物介绍：

1、“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建于1946年3月，在216平方米的墓地上，从右至左排列着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四烈士的水洗石长方形墓，墓前各有墓碑一块。上刻烈士姓名、籍贯、所在学校、终年春秋。四烈士墓的后方正中间是高3.2米，宽3.55米的自由女神像浮雕石屏。自由女神身后跟随着无数热血青年，呼唤光明；石屏基座上为阴文镌刻的冯至、萧获等人写的5首悼诗。四烈士墓前是闻一多先生衣冠冢。烈士墓四周有铁链围栏。进入墓台的台阶之上刻有一柄“自由民主”之剑，象征了闻一多先生的勇敢战斗精神。整个陵园为参天塔柏翠竹衬托，庄严肃穆。墓地正前方两侧矗立着两根高3.5米的石雕火炬柱，两团熊熊燃烧的火焰象征革命传统代代相传。其基座上镌刻着闻一多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是记载“一二·一”运动的不朽文献。同时，四烈士墓后还有1946年7月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先生的衣冠冢，因“李闻事件”的特殊历史关系，1980年3月26日而从昆明西山迁移至此。

2、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位于四烈士墓西侧，立于1946年5月4日，碑为墨石，由碑首、碑身、碑座和石拱券组成。碑首半圆形，高0.55米，宽1.23米。通高3.5米。碑额篆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由联大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题写。碑文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写，联大中国文学系系主任罗庸书丹。被称为现代“三绝碑”。碑文详细记述了西南联大前后九年的办学经历，是一篇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杰作。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阴面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碑，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同年而立，碑为墨石，碑身高2.28米，宽0.88米，碑首为圆形，高0.6米，宽1.23米。碑座高0.65米，宽1.23米。通高3.5米，碑文由联大校志委员会纂列，楷书、阴刻，27行，共记抗战八年联大投笔从戎学生834人名单，是西南联大学生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历史见证。

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旁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独立设置题写的“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纪念标柱，为火炬形，寓意联大光荣传统代代相传，背面有“教学相长”四个篆字。

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教室，为土坯墙，铁皮顶，东西向，长条形，长16米，宽5.8米，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艰苦办学的历史见证。

第二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介1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学校简介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战八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而成。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北大、清华、南开原为著名的高等学府，它们有各自独特的经历，有各自的教学作风，组成联大以后，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学风，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著名高等学府。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毕业学生约2000人，均学有成就，有的成为举世闻名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抗战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3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自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至1946年5月4日结束，西南联大在滇整8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许多是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科学家[1]。

学校纪年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旗

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岳麓山下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一个月后，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危及衡山湘水，师生们于1938年2月搬迁入滇，4月，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开课，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7月31日宣布结束，西南联大在滇8年期间，于1938年春在蒙自建立分校。于1940年8月设叙永分校。

1946年5月，上述3校迁回原址，师范学院留昆独立设院，改称昆明师范学院，后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组织机构

校行政有两个机构，一个是校务委员会，一个是教授会。

校务委员会是权力管理机构，校务委员会委员由教授会民主推荐，校长批准任命，校长为校务委员会当然主席。校务委员会通过民主讨论和决议全面主管全校重大事务。西南联大有三位校长担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前两位老教育家为了支持校长负责制一元化领导，公推年青的梅贻琦校长主持校务，他们二位退居二线，留守重庆，从国民政府教育部方面谋求对西南联大的实力支持。所以西南联合大学自始终至终都是由梅贻琦校长主政，实行了“校长负责制”。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中主管管理的职能部门的领导人，全部都是知名教授，其中包括常设的校务委员会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建设长等，全部由教授担任，由教授会民主推荐，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报校长批准任命。

教授会是一个校务咨询机构，虽不是权力机构，但很有威望，成员包括全校教授，经常工作由全校教授推选常委会主办。教授会是校长的得力参谋，也是办学校务得力骨干的资源库。各学院有院教授会，学系有系教授会。院教授会主席后来改称为院长，系教授会主席后改称为系主任，由相应院系教授会民主推选，校务委员会讨论备案，报校长批准任命。各院系教学及管理业务，统由教授会评议，由院长系主任执行实施。所以院系教授会实际上是院长系主任领导下的民主办学权力机构。

西南联合大学校行政管理机构简约，从领导到职工，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工作效率高超。对于不属于职能部门的临时性重要工作，则由校务委员会讨论研究，请教授会推荐适宜教授人选，组成各种临时工作委员会（推选主席）主持工作。工作任务完成后即行解散，保持主体常设机构精干灵活。被推选参加这些临时工作委员会的人员，也是兼职不兼薪，没有任何工作津贴，完全是义务工。

专业设置

西南联大共设文、理、法商、工、师范五学院，共26系，另有先修班和体育部。

联大校舍

西南联大先租得蒙自海关、昆明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拓东路迤西会馆等处为校舍，总办公处设在城内崇仁街46号，但仍不敷应用。1938年7月，学校以昆明市西北角城外荒地124亩为校址，修建新校舍。

1939年4月，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有学生宿舍36栋，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食堂2栋，图书馆1栋，为砖木结构。

大学文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徽

校庆日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这一天，后来定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校训

刚毅坚卓

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校风

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新、团结实干。

校徽

三角形的三等分，那一点是正三角形的三点合一，也暗含三角形的稳定性，上半年即已确定使用。

著名教师

吴大猷 周培源 王竹溪 梁思成 金岳霖 陈省身 王力 朱自清

冯友兰 吴有训 陈寅恪 沈从文 陈岱孙 闻一多 钱穆 钱钟书

费孝通 华罗庚 朱光潜 赵九章 李楷文 林徽因 吴晗 吴宓

潘光旦

著名校友

杨振宁 李政道 朱光亚 谢玮 邓稼先 黄昆 彭佩云 汪曾祺

王希季 陈芳允 郭永怀 屠守锷 吴讷荪 陈忠经 戴传曾 王浩

杨凤 何兆武 李长之 何其芳 吴大观 任继愈

教育成效

联大8年，前后任教的教授有朱自清、闻一多等300余人，他们都是各个学科、专业的泰斗、顶级专家。学生有8000人，毕业生近4000人。

联大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共171人（学生92人），其中有杨振宁、李振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3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宋平、彭佩云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

学生参军

抗战八年间，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834人，其中不乏主动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联大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担任翻译外，联大学生还参加了远征军和空军。在1942年至1945年间，为了保证空中运输线“驼峰”航线的畅通，1500名中美健儿血洒长空。根据记载，其中就有联大的从军学生。

第三篇：校史展览解说词（模版）

校史展览解说词

今年是我校的百年华诞，也是中国国立农业高等教育开展的一百年纪念。作为曾经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策源地，今日中国农业高校的领头雁，农大百年沧桑，经历了晚清、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校名和校址也屡经变迁，从我们面前的这张历史沿革表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曲折的经历，坎坷的岁月，磨砺了农大坚韧顽强的精神，形成了农大情系民生的传统，也铸就了农大的世纪辉煌。

一、学基初奠 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农学院（1905、12－1914、2）

中国农业大学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905年，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的筹建。也许是巧合，也正是那一年传统中国选拔人才的科举制被废除，现代教育真正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农科大学择地建校

京师大学堂自1905年起建设分科大学。在这张珍贵的历史文献——学务大臣《奏请建设分科大学片》中，将瓦窑村地方已购土地留作建农科大学的字迹清晰可见。1908年，望海楼一带取代了瓦窑村成为学校新的落脚地，下面的两个历史文献（《奏请拨望海楼地方苇塘官地建设农科大学片》、《教育公报》）对改址的原因均有记载。罗振玉，农大人不会忘记这个名字。他不仅是堪与梁启超、王国维比肩的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文化名人，更是农科大学的创始人。1909年，罗振玉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首任监督，他对将农科大学的创建极为重视，这份《复勘钓鱼台地亩情形报告》就是他当年亲力亲为的明证。报告意见被当局采纳以后，农科大学的校址就基本落实了，从望海楼到罗道庄，面积达1200亩，这给日后农科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1908年算起到1958年迁校马连洼，农大在此办学达半个世纪之久。

农科大学校址的选择，严格遵循了四个原则，充分地体现了第一代高等农业教育者的良苦用心与严谨精神。

1912年11月，农科大学从马神庙京师大学堂旧址迁入北京阜成门外罗道庄（今北京玉渊潭公园）校址，石刻“农科大学”高悬于大门（第一张板的门头，回指对照1993年复制实物）。“农科大学”的大学的讲堂大楼（工字楼）和办事楼比赫赫有名的北大沙滩红楼还要早六年。尽管今日我们已无处凭吊，但在这些老照片中，我们依稀可以想像出它们当年的雄姿。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5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改称“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1913年，农科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走出校门，此时距1905年建校已经有8年之久，这也折射了中国现代农业高等教育创办的不易：大学堂1904年正式招收预备科第一班学生，1909年预科班毕业后，部分学生和一些同年毕业的师范第四类学生升入大学堂农科，成为农科大学的第一批学员。1913年，在经历时局动荡影响之后，农大的第一届毕业生在12月离校。他们(指照片)就是中国现代农业科技的星星之火！

二、风雨前行 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14、2－1923、2）

1914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以“教授高等农业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办学宗旨，将农科大学改组为独立的“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成为与北京大学同属于教育部的当时北京国立八校之一。由于其时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学校在此后9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用“步履维艰、风雨飘摇”8个字来形容，但仍取得了可观的办学成就，师资力量不断加强，学科体系不断完善。

民国建立初期，中国教育模式“以美为师”取代“以日为师”的趋势十分明显，这张小小的学年历就是历史的见证。1921年，在校长吴宗栻（图片见第二板）主持下，改革学制：由3学年制改为4学年制；各学科采用单位制（相当于现在的学时制）；设必修与选修课程。大家可以参看这个文献（教育部批准改革学制）。1921年10月20日《晨报》上刊登的《添招女生广告》对我校而言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女性开始进入现代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视野中。可惜当年响应者寥寥，并没有招到学生，直到1926年才有第一名女生入学。从第一名女生于1930年毕业算起，解放前共有71名女生从农大毕业，而今天的农大，女生的比例已接近一半。

当年的校园农场“两岸苇花一溪水，新田千顷尽嘉禾”（1916年校友诗作），当年的农大人“愿学为农意岂奢，田间风味足桑麻”。农专时期，学校教学改革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重视学生的实地调查研究，这些老照片生动的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从1916年起，每届毕业班（三年级）都利用假期到国内各地和日本、朝鲜考察实习。第一次考察团的带领者，即这位许璇教授（指照片中的许，再回指上一页照片）。他在农大四个不同时期任职累计长达20年，并四次出任院长、校长，为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卓越成就，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做出了杰出贡献。因此，他在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上享有崇高的声望，被当年教育界誉为“罕有人物”、“一代宗师”。许璇教授1934年积劳成疾而不幸去世后，北平大学为他举行校葬，为一位教授的逝世举行校葬，在北平大学尚史无前例。

这一时期，学校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不断发展，九年时间里共有三百零五名学生从这里毕业。同时，在农专校园还成立了足球队、网球队，办起了杂志、丛刊，文化生活开展的红红火火。

五四运动中的农大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农专在“五四运动”中做出过重要贡献，是“五四运动”早期发起者之一，并始终站在运动前列(当年13院校，今天多已不存)。这是农大的光荣和骄傲，农大成为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可以说即是从“五四运动”起。

农专的师生在5月4日和其他12所院校学生一起，齐集天安门举行大会，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政府投降卖国行径的示威游行，6月3日，学生运动遭到镇压，上千学生被捕，农专学生罗家楷等亦在其中，为了支援学生运动和营救被捕学生，农专学生发动捐款，并在北京第一舞台和北大、清华、高师三校举行募捐义演（义演、捐款启事和义演的剧目单）；1920年，农专学生会抗议日本政府就山东问题和中国政府“直接交涉”所印发传单；1920年5月，农专学生创办《醒农》半月刊，把目标朝向农民，《醒农》的发刊宗旨是：“促人民之觉悟”，“谋农业之改进，”它是“五四时期”有相当影响的刊物之一，发行国内外。

三、开拓奋进 国立北京农业大学（1923、3－1928、11）

1923年3月，经过三年多时间的酝酿，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改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章士钊在“改大”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时他刚刚从欧美考察归来，即投身农专的建设中，并成为改大后的第一任校长。1922年12月，他到农专发表演说，阐述办学方针，声称愿作改造农专的“炮手”。1923年上任之后，章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来推动农大的发展，他刊登在《晨报》上公开纳贤延聘国内外农业专家来校执教的《征聘农业专家特告》就是一例，这一举措在30年代开始显出成效。1925－1926，在他已任教育总长后仍兼任过一段时间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的校长。章士钊不仅为农大发展规划蓝图，而且在他任校长期间，将每月工资捐赠农大购置参考书籍，至今图书馆仍有遗存。

这一时期，学校不仅学科体系完善，师资力量雄厚，这份经过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批准的《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组织大纲》或可说明；学校当时拥有四个农事试验场，增添了大量试验器材和图书资料，学术活动异常活跃，农业化学学会、森林学会先后成立；而且一度经费充足，1923年学生人均经费为一千一百五十元，是当年北大学生人均经费的三倍还多。“不愧为吾国最著名之农业大学。”

这一时期农大革命组织的“萌芽”也值得我们关注。

“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道。1921年初，在邓中夏的直接指导下，杨开智(杨开慧兄)、乐天宇、蒋文xiao（音同“孝”）三人组成了社会主义小组，这样的小组在当时北京高等学校中只此—家。半年后，根据邓中夏指示，在此基础上，建立农专第—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这也是北京高校最早建立的团支部之一。团支部的建立把农专的学生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1924年1月，根据中共北京地委的指示，农大青年团(此时已改称共青团)的全体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成立了农大历史上第—个中共支部，乐天宇为第一任支部书记。农大支部是北京高校中最早成立的中共支部之一。此后，革命运动在校内外迅猛发展，组织迅速扩大。党员人数由最初的十余人，到1926年发展到五十余人之多，最多时占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农大支部还在京郊农民中发展党员，进行农民教育，开展农民运动。农大党支部是大革命时期北京地区一支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那个时期还有一些事值得我们铭记。“苟且偷生生同朽骨，为国而死死亦光荣。”这是1926年6月，写给三•一八惨案中死难的农大学生林孔唐烈士的挽联，在那场发生上世纪20年代中期的反帝运动中，农大学生用鲜血写就了不能忘却的纪念。这些文献和照片真实地记录了那段历史。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后，北京各界掀起了反日运动。农大全体教职工和学生们立即行动起来，集会、游行、宣传、成立反日济案后援会，抗议日军的暴行。8月，为了唤起人们永不忘国耻，在校园里建起“毋忘国耻”纪念碑。“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农大校园被日军占据为兵营，纪念碑被毁。这座“毋忘国耻”纪念碑的建立，足见当年农大师生爱国热忱。

四、发展壮大

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1928、11－1937、9）

1928年，国民政府进入北京，改北京为北平，实行大学区制，再提国立九校合并改组，几经抗议反复，北大、北师大各自独立，但农大却从此开始了她作为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历史。这是解放前农大历史上继农专时期后第二段较长的稳定期，也是学校不断发展壮大的时期。

北平大学农学院校门两侧墙壁上有四个醒目大字：教民稼穑。全校师生也用实际行动为这四个字做了最生动的注脚，他们秉承了农专农大的优良传统，近一步加强了同农民群众的联系，在全国各地农村参加劳作，进行农事推广，设立农村建设试验区，开展面向农村、服务农民的教育活动。据记载，1935年，西郊农民赠农学院七尺大木匾一块，上书“福利农民”。此匾曾高悬生物大楼之上，后屡经战火**，不知所终。这一时期每年举办的“与农民同乐大会”，正是自农科大学建立起，一代又一代的农大人坚持走面向农村，为农业、农民服务的道路中的一种有效尝试，是不断思考与摸索得到的成果。

北平大学农学院任职较长的刘运筹院长，虽然政治上不够明智（阻碍学生运动的开展），但其办学业绩不容抹杀。他提出了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三大建设计划，对学校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提出并推行“农村建设实验区”，别具匠心倡议以每年11月11日为“中国农民节”，其“双十一”的含义，即为“士”与“土”两字的组合，意为知识、知识分子与土地、农民相结合。

这一时期，学校的学术科研活动渐成规模，各种学会组织多达九个，学术会议不断，农业刊物也有十余种，尤其是随《世界日报》出板发行的《农学周刊》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到20世纪30年代，经过学校二十余年的建设，教学设施逐年增加，原先“水涸已无鱼可钓，池塘只有鸟堪罗”的荒芜校园也是“红桃白李，争风河岸，绿柳青松点缀全境”，风光秀丽，景色怡人，时有“东方小瑞士”之称。

在学习之余，学校的体育运动也是开展的有声有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学生和教职工也迅速地投入到了救国运动中。10月，农学院抗日救国会在校内外连续举行救国宣传，演出自编自演的新剧，观看演出人数达1500多人。11月时，在突破当局再三阻挠，赴南京请愿的北平各校2000多人大学生队伍中，就有农学院90余名学生的身影。同时，农学院师生还积极进行军事训练，准备投身救国战斗中。这为他们日后从事农业科研活动，为抗战中的颠沛流离、艰苦西迁进行了必要的体力上的准备。

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平大农学院学生同样以巨大的爱国热情汇入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之中。

五、共赴国难 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1937、9－1938、7）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偌大的中国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国民政府将北平大学等北京数所大学几经辗转，迁至陕西，组成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学校成为西北联大农学院，后又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组建国立西北农学院。国难时艰中，平大农学院因国土沦丧而消失，新的国立西北农学院建立起来，这对大西北地区高等农业教育而言无疑是一大贡献，但却是以取消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农科大学为代价的。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已是百岁老人的原北平大学校长兼农学院院长徐诵明教授，在与农大研究校史的老师讲起当年的经历仍十分激动，谈到他极力反对教育部肢解北平大学，甚至当面和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争论。农学院校友胡子昂等也纷纷致函致电陈立夫，表示反对，要求保存农学院建制，以便战后复员。但农大的百年发展还是在这里一度中断。从京师大学堂一路走过，中国最早的农科大学三十三年的起落沉浮，也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史的艰难开篇。

抗战期间，华北伪政府在北京建立了北大农学院，抗战胜利后，其中的部分人员经过甄别，也并入后来的重建的赓续血脉的北大农学院中。

六、浴火重生

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1946、6－1949、9）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国立北京大学在北平复校，农大也同饱经忧患的中华民族一起开始了她的重生之路。

抗日战争胜利后，西迁的学校大多开始复员原地办学，而原来的平大农学院，因为被拆散、并迁，已经不复存在。但在校友会的不断努力下，多次与北大校长胡适联系、协商，达成共识，原北平大学农学院得以在原址恢复重建，改属北京大学，农大被中断的历史得以延续。这份当时被刊载于北平各报的历史文献（胡适亲笔致函答复北农校友总会）就是复校的见证，在答复中胡适明确表达了对北大农学院继承原先北农历史的肯定和支持，称“现在之北大农学院，即为延续北农历史之学院。”

在院长俞大绂的主持下，李先闻、李景均、熊大仕、林传光、周明牂、黄瑞纶、陈华癸、李连捷、应廉耕、李荫桢、汪振儒、汪国舆、吴仲贤„„一大批学界才俊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宏大的规模、广阔的教学实习场所和优美的校园环境，北大农学院拥有当时北京大学各学院中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北大农学院设系之多，分科之细为当时全国农业院校之冠，当时北大有六个学院三十三个学系，农学院就占十个。

从1945年到1948年12月（罗道庄解放）的三年间，农学院的进步力量，在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不断发展。从反“甄审”斗争到抗暴斗争，到“五二○”反饥饿反压迫斗争，再到“八一九”大逮捕，到处可见北大农学院师生反抗、斗争的身影。1948年12月17日，北大农学院所在的罗道庄地区获得解放。农学院在历经苦难之后，怀着对光明的热切期待，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更大的新生。

1949年7月，辅仁大学农学院并入北大农学院。农业大学最粗壮的源流就此形成了。

下面，让我们把目光再次回到风雨如磐的现代中国历史中，梳理农业大学另一个主要源头：清华大学农学院。

一、学科草创 清华学校农科与清华大学农学院筹办（1921－1933）

二十世纪初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因为当时学生“多有志向学习农科者”，就以开始设置农学方面的课程，不少学生经由清华赴美学习农学或生物学，学成后即归来报效祖国，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中国现代农学研究和农业高等教育的中坚。

1921年，清华学校开办农科学校，又有许多有志学农的青年从这里走出国门；1928年清华改为大学，30年代初即已开始积极筹建农学院，当时的国民政府甚至已将圆明园故址拔归清华办农事试验场。

二、人才辈出 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1934－1946）

1934年，作为农学院过渡的农业研究所在清华创立，由校长梅贻琦担任主任，在有限的条件下在河北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但是，很快的抗战爆发了，正常的发展被迫终止，清华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转移和在大后方昆明艰难办学的历程。农业研究所克服了种种困难，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农业、生物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更为可贵的是，这一时期的农研所为国家培养储备了一批农业科学技术人才，如展览中所写名单，一个只有60人的队伍，有这么多的院士先后产生，实属罕见。所以说清华农研所是一所英才库，毫不夸张。这是清华农研所对国家最大的历史性贡献。

三、志存高远 清华大学农学院（1946、6－1949、9）

抗战胜利后清华复员北平。1946年，清华农学院成立，汤佩松任院长。汤佩松奉命筹备清华大学农学院时，设计了一幅崭新蓝图，拟订了农学院的发展目标。

对于清华大学农学院要办成什么样，培养目标是什么，要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等等，汤佩松在当年的《筹备方案》和日后的回忆中阐述的十分清晰。（汤佩松谈办学目标中的划线部分）这样的设想和全盘筹划，在我国农业教育中可以说独树一帜。

由于不久新中国建立，清华农学院被合并组建北京农业大学，汤佩松的抱负未得实现，但他的办学理念，并没有全被埋没。农大应当办成什么样的学校？这个问题，一直是农大人思考、议论、关注的问题，今日的农大，以国内最高、世界一流的高等农业学府为目标，已经是我们的共识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近汇成农业大学第三支源流是华北大学农学院。

一、筚路蓝缕 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1940、8－1946、3）

华北大学农学院的前身是1940年中共中央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主任是农科大学的老毕业生乐天宇。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为陕甘宁边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大家每次听到熟悉的《南泥湾》的旋律时，都会想到王震和他领导的三五九旅。但历史不会忘记，是乐天宇和他领导的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深入细致的考查和科学的研究报告，促成了南泥湾的开发。

二、不畏时艰

北方大学农学院（1946、3－1948、7）

1946年，为了“开展农村大生产运动，为战争和人民服务”，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经延安大学农业系的短暂过渡后，在山西长治成立了北方大学农学院。学院在参加生产的同时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尤其是兽医研究，被国际学界认为是“现代中兽医学”的开端。

三、高歌猛进

华北大学农学院（1948、7－1949、9）1948年7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农学院随之称为华北大学农学院，并从太行山上搬迁到石家庄办学，对华北地区的农业实践发挥了科学的指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北大、清华、华大的三所大学的农学院，在中央的支持下，开始酝酿大的调整。三院合并已是大势所趋。从9月中筹备起，只用一个半月，合并与搬迁工作就顺利完成了。12月17日，新领导班子宣布就职，乐天宇任校委主任。钱俊瑞(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兼农大筹委主任)在就职大会上讲话说：“今天全中国范围内以这样大的力量办这样的学校是头一个。中央人民政府对这个学校方针与实施给以重大注意，我们建设这个学校，对中国农业及农业教育要树立新的榜样”。1950年4月8日，北京农业大学校名确定，农大历史的新篇章就此展开。

“三位一体”办学方针

乐天宇提倡“生产、教育、研究三位一体”，其实早在40年代初就有实践。当时，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师生在大生产运动中，到农村去与群众密切结合，边生产、边教学、边研究，在完成群众生产任务的同时，完成学习和研究任务。“三位一体”在北方大学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一直延续下来。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实行“三位一体”办学方针的华北大学农学院为解放区的农业生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积累了宝贵的办学经验。新中国建立后，乐天宇在主持北京农业大学工作时仍坚持这一构想。1950年起举办的农耕学习班，正是“三位一体”论的重要实践。后来，由于三位一体方针不够明确、具体，又在实践中发生了单纯强调生产的狭隘实用主义的偏向，渐渐地就不再被提起了。

农大建立之初的教改回顾

三院合并成立的北京农业大学后是新中国第一所多科性农业大学，既肩负着历史赋予的重任，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首先遇到的是如何把具有不同历史传统与特点的三所农学院真正团结起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农业大学而共同奋斗。建校初期所采取的一系列各项教育改革的尝试，有的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中央和师生们所肯定，但也有失误，尤其在课程改革上，出现了有违党中央的方针与政策的现象，以致出现了“农大**”问题。这也是新中国的高等农业教育者们在探索中前进时所付出的代价。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直接关怀下，农大纠正了错误，重新步入正轨。为“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培养高级农业建设人才”，学校建立较为齐全的教学和学科结构，一面进行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一面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

1954年北京农业大学被国务院列为全国六所重点院校之一。

农大的院系调整

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在中央的部署下，全国性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展开。农大原有的11个系调整为6个系、9个专业。（展览所列机构表）。而此次调整中分离出去的森林系与河北农大森林系合并建立了北京林学院，现在是北京林业大学，已经别立新宗；分离出去的农机系，则与华北农业机械专科学校、北京双桥机耕学校合并成立了北京机械化农业学院，成为新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一所重要学府，1960年，北农机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院校。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后来改为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又于1995年与北农合并成立中国农业大学，它位于清华东路北侧的校址，是现在的东校区。

五年学苏

在教学上，这一时期的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都进行了很多探索和改革。如全面修订教学计划，精简课程，减少学时（见计划表的对比）；如在学习苏联取得的经验上，遵循“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对教学大纲进行修订；建立生产实习制度（有图片）；改革考试制度；请进苏联专家；引进、翻译苏联教材等等。1954年以前学校的科研工作，重在恢复和整顿，为日后大规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做好准备。1954年之后，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从各个方面（展览有说明）加强科研工作。全校的学术水平、科研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农业调查、品种选育、植物保护、兽医、植物生理等方面均有大量建树。

这些珍贵的图片与文献，真实地记录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探索中的曲折发展

从1958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夕，农大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经过了“教育大革命”、全校下放锻炼——调整，贯彻《高教六十条》——试行半农（工）半读等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这十年是学校在曲折中前进的十年，学校工作既遇过挫折，也有迅速发展，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克服环境的艰苦，取得了令人称道的丰硕成果。1958年，北京农业大学搬离了走过半个世纪风雨的罗道庄老校区，新校址位于圆明园西北面的马连洼，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西校区。

遵照毛主席指示，1958年北农大和北农机全体师生均下放锻炼一年，这一年的实践有得有失，获得了不少经验，也付出了代价。但正如1961年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高教六十条》的指示中所说：“不论是成功的经验或者是错误的经验，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认真总结1958年前后的“教育革命”经验与教训，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高教六十条》，学校工作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建立了正常的、稳定的教学秩序，调整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甄别了冤假错案，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特别是老教师受到应有的尊重，充分发挥他们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全校科学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为农业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学生中认真读书努力学习蔚然成风，教学质量显著提。全校师生员工团结一致，共同战胜暂时困难，学校的领导工作，学校的风气和教学质量出现了继五十年代之后，第二个辉煌时期。

文革罹难，坚韧求卓

在文革十年中，中国农业高等教育受到严峻的考验，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农机学院都遭受了那个年代特有的苦难与艰辛。

两所学校受到的远大于其他高校的冲击，学校几近瘫痪，甚至面临被解散的境地。学校分别被迁出北京，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经历了数次辗转，颠沛流离，甚至几次更改校名，陕西甘泉县的深山沟，重庆山城，河北的涿州和邢台都留下了它们的足迹。许多宝贵的历史文物也因此劫难而散失无踪，那块“农科大学”的石刻门头原本在1958年随校从罗道庄移到马连洼，现在也只能在发黄的相片中看到，永远成为记忆中的风景。

农大是“抗棍棒的种子”，即使在那样的环境中，农大人怀着报国忧民的胸怀，以顽强坚韧的精神，在教学和科研上孜孜不倦。开展贫下中农再教育，进行调查研究，为当地农民培训技术人才。尤其是具有特色的短训班，对普及农业技术，推动当地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小麦育种工作评选出了适应陕北旱塬地区种植的10多个品种，比当地原有品种增产20%~50%。另外，学校开办的兽药厂、赤霉素厂也陆续投入生产。

1972年、1974年，北农机和北农大分别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北农大有6名代表（沈其益、蔡旭、李连捷、俞大绂、沈隽、汤逸人）出席，12项科技成果获科学大会奖，获得6面奖状。

文革结束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河北日报》等纷纷发表报道农大的文章，这是对农大极大的支持，也寄托了全国人民对办好这所高等农业学府的殷切希望。

迁回原址，拨乱反正

1978年，经历了文革浩劫之后的短暂调整，共和国拨正了航向，科教事业迎来了春天，农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也迎来了转机。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农业机械学院也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两校分别从河北涿县、邢台先后搬回北京原址办学。

(这一段说明作参考)1977年8月4日，沈其益在邓小平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言，高鹏先、王明远、沈其益联名给中央写信，时任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于8月9日作了批示，并建议国务院派专人调查和处理。稍早的时候，俞大绂、沈其益、熊大仕等著名教授就曾先后联名上书邓副主席、华国锋主席，另外以华北农大全体教职工名义写信给中央军委及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请求退还马连洼校舍，恢复北京农业大学校名。1978年11月29日，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华北农业大学搬回马连洼并恢复北京农业大学名称的通知》，在通知发表的第二天，1978年11月30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文章，这恰是经历严寒、迎来春天，农大又获新生的真实写照。

也是在1977年8月，华北农业机械学院王永波、万鹤群、唐文霞、乔东生等十九位教职员工曾给邓小平副主席写信，汇报学院情况，陈述了文革外迁中，学院遭受的损失，反映了广大教职员工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邓小平接到信后不久就做了重要批示。1979年，胡耀邦和邓小平同志批示同意农机学院迁回北京原址恢复原校名，十五位总理、副总理也批示同意。这两个文件清楚的记载了这一事件。农工大也终于回到了发展的航道中。迁回北京办学后，北农大和北农机首先面临的就是收回校园的问题。这是当时校园校舍被外单位占用，学生无处读书，教学、科研和住宿能只能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和厕所里进行的惨状（指收回校园迫切要求一组照片）。经过多年的努力，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学校才收回大部分北占用的校舍。今天，中国农大的两个校区中还能清晰地看到那段特殊历史留下的印迹。

十年浩劫也是人才的浩劫，北农大和农工大在8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同时进行的队伍整顿与建设和也经过十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对照这些图表，我们可以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致力建设，成果斐然

1984年，国务院将北京农业大学列为全国重点建设的十所高等院校之一。1988年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更名为北京农业工程大学。

本科、研究生招生自1980年起开始恢复，且规模不断扩大，学校在教育教学改革上成绩巨大，学科设置日臻完善，教学研究成果斐然。研究生教育方面也获得了较大发展，可以称作中国现代农业科技人才的摇篮。（指招生数字及硕士点、博士点及博导数字）育天下英才是学校的宗旨，学校不仅重视本、专科及研究生的培养，还十分重视成人教育及干部的培训，为国家的农业建设输送不同层次的人才。这是学校继续教育的情况（指继教图片、文字）农大人以解民生之多艰为己任，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为“三农”服务，解决农业生产建设的实际问题方面农大的老师们辛勤奉献，孜孜以求，1978—1995年间，取得科研成果国家级、省部级奖励约280余项（指科研成果统计数字和奖状）。许多具体细节，我们在一楼的参观中都有了了解。学校在国际交往与合作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与德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建立校级关系的情况（指64板上半部分图片）。这是与以色列、德国、泰国、韩国建立国际合作项目情况（指64板下半部分图片）。1980—1995年，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农业工程大学主办国际学术会议50多次，这几项是主要的，涉及到土壤改良、动物、农业工程、生物技术、可持续农业综合管理等诸多方面。（指65板上半步图片）。国际交往增多，打开了师生的国际视野，派出留学、进修、接触外国留学生、聘请外国专家数量多、地域广。获得了国际资助，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校的发展（指65—66板图片）。对照一楼的关于交流与合作的介绍，我们会对中国农业大学近年来的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

这是这一时期校园风貌及文化活动（指67页板面作部分介绍即可）。

两校合并，宏图大展

1995年10月，北京农业大学与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北京农机学院）合并，一所规模更大、学科设置更趋综合化的新型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正式形成。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欣然为学校题写的校名。

1998年，学校被列入国家重点建设“211工程”高校；2003年，学校被列入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985工程”高校行列。

合校后的十年，中国农业大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点您在一楼展区已有较深刻的了解。三届领导班子（指六位领导人照片）在实现学校平稳过渡、逐步地推进学校实质合并、机构改革与创新、提高教职工待遇、校园综合治理等等方面，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努力拼搏进取，迎来了今天中国农业大学生机勃发、欣欣向荣等大好局面。天地玄黄，中国农业大学从20世纪初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源头一路走来；百年沧桑，学校的命运与国家现代化的命运息息相伴。百年发展铸就了她的辉煌，百年积淀造就了她的品格。“长风破浪正当时”，中国农业大学正以开阔的胸襟、开放的眼光，开创属于自己更为光辉灿烂的未来！

第四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撰文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云南。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

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能有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

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第五篇：西南政法大学校史

西南政法大学前身是1950年成立的以刘伯承元帅为校长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1953年，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为基础，合并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重庆财经学院的法律院（系）成立西南政法学院，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将军出任首任院长。1958年，中央公安学院重庆分院又并入我校。特殊的建校背景，使我校汇集了当时西南地区法学和法律界的主要资源，也因此被誉为“新中国政法类的西南联合大学”。

1978年，学校由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是当时司法部部属五所政法院校中惟一一所重点政法大学。1995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学校占地面积2000亩，由沙坪坝校区和渝北新校区两部分构成。

学校现有教职工一千余人，各类学生2万余人。建校五十年来，学校共为国家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近10万人，是全国高校中为国家输送法学专门人才最多的学校之一。

目前，学校设有4个法学院和刑事侦查学院、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管理学院、外语学院、经济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成人教育学院、应用法学院等共计12个学院。已建成以法学为主，兼有哲学、经济、管理、新闻、外语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学校经济法学科已发展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是西部地区惟一一个法学类国家级重点学科，另有6个省（市）部级重点学科。学校是西部地区最早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授权的单位，学校原有4个博士学位授予点。2003年，学校学科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已通过评审，获得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资格，有权在10个法学二级学科招收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学校经国务院博士后管理评审单位审定通过，成为法学博士后流动站设置单位，是西部地区惟一一个法学博士后流动站。

学校还设有17个硕士点。目前为止，学校已发展成为西部地区法学学科体系最齐全、法学教学科研力量最雄厚、在全国法律及法学界有很大影响的高级法律人才培养基地。

学校近年来先后承担国家科研项目近百项，公开出版专著、译著等1000多部，发表论文5000多篇。“九五”期间，学校共承担国家和省、部级重点课题40余项，取得科研成果1680项。学校设有3个省部级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西部法制发展研究中心等各类研究机构22个。2001年、2003年学校两篇博士论文被评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这在全国法学教育界是十分突出的。《禁毒全书》还被中国国家领导人将此书作为中国禁毒研究成果赠送联合国。

学校现有两种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现代法学》和《西南政法大学学报》。其中，法学专业刊物《现代法学》被列为中国中文核心期刊，并被国际权威机构评为世界著名期刊；2003年初，获得我国期刊界最高奖——国家期刊奖；2003年4月，荣获全国首届“CAJ-CD规范”执行优秀期刊奖。学校图书馆藏书100余万册，各种学术期刊2000余种。

学校司法鉴定中心享有盛名，为国家和社会挽回经济损失上亿元。

学校先后与法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等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部分大学建立了校际友好关系，到目前为止，招收留学生近1000人。学校承办了由司法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共同创建的“中国国家高级法律人才培训中心”，面向海外进行学位培训和短期培训，为学校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提供服务。

我校学生有良好素质。2001年在全国商事贸易模拟仲裁辩论会上，西南政法大学代表队力挫国内13所名校，一举夺魁。2002年3月，西南政法大学代表中国国家队参加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办的第九届国际商事贸易辩论赛。其良好素质深获各国专家的好评。2002年11月，我校辩论队参加上海教育电视台举办的“第八届中国名校大学生辩论邀请赛”，荣获冠军，再次展现了我校大学生的优良素质。2003年，我校在全国首届“理律杯”大学生模拟辩论赛中，夺取亚军。

学校培养的各届毕业生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好评。迄今为止，有20多位学子步入中央省部级领导岗位，有13人获得“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称号。从2002年中国首批大法官大检察官以来，有20位大法官、大检察官是西政大毕业。一大批西政大学子成为法学及其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

面向二十一世纪，全校师生员工正在为将学校建设成为立足重庆、面向西部、服务全国，以法学为主的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基地和研究基地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