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审查的中立立场

第一篇：宪法审查的中立立场

宪法审查的中立立场

2010-2-9 13:51 【大 中 小】【我要纠错】 读桑斯坦《偏颇的宪法》

【摘要】在桑斯坦教授看来，美国宪法审查制度正偏颇地运行着：一者，保守地将现状看成中立、公正的基线，任何对现状的背离都被看作是派系私见；二者，企图令宪法意义的确证只能求诸于最高法院的决定。这背离了法院乃审议民主之精致系统中的参与者角色。在审议民主这一目标下，法院应奉行以宁窄勿宽、宁浅勿深之判决为常态的司法极简主义，运用忠实于文本、结构和历史的三层结构的解释方法，实现宪法审查的中立立场。

【关键词】违宪审查；审议民主；司法极简主义

【正文】

根据桑斯坦教授的主张，美国宪法是偏颇的。或许更准确但冗长的表达是：美国宪法的运行状况所体现的宪政框架是偏颇的。如《偏颇的宪法》一书的扉页所写，这种偏颇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在第一层意思上，“它是有偏见的。当下的宪法把现状看成是中立的、公正的，任何对现状的背离都被看作是派系私见。”[1]另一层意义的偏颇是，“只能求诸于最高法院的决定才能确证宪法的意义”，这种判决十之八九是宪法审查权的运营。两者既是宪法之偏颇的体现，也是导致偏颇的原因；前者之偏颇是本源性的，后者或隐或现地体现并进一步巩固着偏颇的现状，两者相互交织，成为桑斯坦教授批驳的靶子，依仗宪法审查权所形成法院中心论（court-centeredness）难免成为靶子上的一环。

一、宪法审查的目标设定——实现审议民主

在桑斯坦教授那里有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制宪者最重要的目标在于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创设。”[2]于是，此制宪目标必然与宪法的中立（neutrality）允诺相挂钩，这一许诺要求法官在宪法审查权的行使中秉行中立立场。“这样的中立观涵盖了一个重要的真理：法官的确有忠诚于已制定的法律文件的义务。”根据这一义务，可以得出以下标准：“任何通达的解释体系都必须试图既限制解释者的裁量权，又要抑制法官在民主过程之上的权力。”[3]

基于前述认识观望美国的宪法审查权的行使状况，桑斯坦教授认为，“法院中心论构成了美国宪法思潮中的持续问题”；其弊端在于：“这实际上弱化了其他官员和普通公民的责任感，分散了对司法外其他策略的注意力。”因为，“宪法所指向的应当不仅仅是法官，而是所有人。”[4] 毕竟“一般而言，宪法对于国会、总统、政府以及公民的意义，要比最高法院对其所作的狭义界定和建构更重要。” [5]

对“法院中心论”的质疑，司法审查在美国宪政框架中的基石地位并未动摇。[6]但司法审查的应然目的应恢复到这样的轨道上来：“创制进一步的制衡”，“保护人民经慎思考量后的判断，免于在颁布法律实施间，受到因作为人民代理人的官员的不当或短视考量而带来的侵害。[7]一言以蔽之，忠实于审议民主的立宪目标。

为实现此立宪目的，桑斯坦教授关于宪法审查的理论不拘泥于任何的审查标准。根据桑斯坦教授的进路，笔者认为，以合理审查为代表的“温和的审查形式”是他更愿意赞赏的，理由是：一方面，“法院缺少审查其他政府分支的事实认定决定的能力”[8]；另一方面，尤其“当民主在处于伦理上或政治上的不确定状态时，法院不可以阐发最好的或最终的答案。”[9] 但在禁止赤裸裸偏好的“弱版本”情形下，出于捍卫审议民主所需，桑斯坦教授提出了两个较严格的机制：[10]

（1）“严格审查标准”（heightened scrutiny）。当受司法审查的措施很可能是明显的偏好时，会引发对严格审查标准的关切。在此，我们看到，为了捍卫审议民主的利益，司法去积极的介入对政治的管束之中。“但严格审查标准并非可以泛化使用，它包含两个最主要的要素是：一方面，”要求政府能够说明其主张的正当理由和立法者所选择的相应促进手段间的紧密关联。“另一方面，寻找更少限制的手段。[11]

（2）“不容许目的理论”。第二个机制是一个“更严格的禁止赤裸裸偏好的版本，其理论构成意在去辨别政府行为的基础是合法还是非法。”根据此理论，法院可以渉入各式各样的关于政府可以作什么的观念。

在桑斯坦教授看来，司法审查的重要性来自于其作为捍卫审议民主的一个环节的角色。出于此保障功能，宪法审查的价值取向应以司法极简主义为常态，但并不排斥在审议民主的召唤下积极介入的可能。

二、宪法审查的价值取向——司法极简主义

法院“作为审议民主的精致系统中的一员”，在运作宪法审查权这一杀手锏时，应恪守的价值立场是：司法极简主义（judicial minimalism）。

在桑斯坦教授所勾勒的审议民主框架中，强政府或曰行政国家是备受推崇的；司法机关在其中的地位，较之其在通说“同位（Co-ordinate）制衡理论”[12]中的地位，是有差距的。书中关于1937年革命以及新政的褒赞不惜浓墨重彩，桑斯坦教授将新政时期对宪政体系的重构列位理解美国审议民主观念的最显著源流之一。[13]

形成对比的是，对洛克纳时期的批判可谓鞭辟入里、别具角度。桑斯坦教授选取了该时期的三个典型性案例立靶：Plessy v.Ferguson；[14] Lochner v.New York；[15] Muller v.Oregon.[16] 三案例的共同问题在于：政府限制资源选择的角色，缺乏正当化根据；将事实上由法律创设的制度，视为自然和前政治的。在洛克纳案中，是使用现状作为判定党派私见和中立与否，或者判定政府作为与不作为的基线。[17] 不同于传统见解将洛克纳时代的错误归结于“法院愿意去干预民主”；[18]在桑斯坦教授看来，洛克纳案不仅在于错误的将现状定为中立的基线；更在于该案被普遍化，被遴选为宪法分析的基线，其实这只是“一个由政府创立的根本谈不上中立的，而且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是不公正的体制。”[19] 也因此，洛克纳时期常与“臭名昭著”（notorious）这个形容词相联系。

为将这种批判进行到底，桑斯坦教授甚至将矛头指向了崇高的普通法和曾经奉为圭臬的自由放任观念。借罗斯福之口指出：“我们应该抓住这样的是，经济法律并非自然制造的，而是由人类制造的。”[20] 并将新政定性为将普通法去自然化（denaturalization）。[21] 桑

斯坦教授进一步直言不讳道：“自由放任观念流脉的荒诞不经”，自由放任体系“确实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22]之所以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却并不被认为是信口雌黄，其中奥妙乃是桑斯坦教授道出了偏颇的现状被奉为中立的基线的根源：无论普通法还是自由放任观念，都是一头与现状划等号，对现状的放任；另一头与中立划等号，被认为是中立姿态的表现，通过此中介，现状与中立之间的间接等式成立了。

由此，新政、特别是1937年的法律革命，“首先应被理解为是对这些中立和行为观念的否定”，从而“强化了原初对审议民主的宪政承诺”。在从这个意义上，它“所代表的是一场真正的法律文化的革新”；而不应将它“单单视为是'司法节制'的背书，更不能将它视为对特定新政项目的接受。”[23]

与此相对应，司法审查机制的启动和运行应奉行极简主义的价值立场，这是由原初审议民主约定所决定的。具体缘由大致如下：

（1）权力正当性问题。不同于国会之拥有其成员之直接的民主正当性，行政权由于可溯至其政府组成之民主正当性而得有间接之“人的民主正当性”，司法权之正当性的特殊之处在于：不具备任何“人的民主正当性”，其民主正当性仅源于宪法，并由其所执行之法律予以补充，其所特殊具有之独立性可以作为民主正当性以外之补充的正当性基础。[24] 桑斯坦教授明确得区别到：司法决定与其说是脱离民主（democracy-foreclosing）或源自民主（democracy-authorizing），毋宁是增援民主的（democracy-promoting），因而，这样的决定要求充分论证和说明理由的义务。[25]

（2）法官的局限性。当法官缺乏相关信息，司法答案可能是错误的，或者即使正确却无法实现预期目的，对于获得多数共识的纯粹实践问题，司法极简主义是一种合理的甚至是必需的回应。[26]“当民主处于伦理上或政治上的不确定状态时，法院不可以阐发最好的或最终的答案。因为，司法答案可能是错误的；或者即使正确却无法实现。”[27]

（3）维系未来的可塑性（flexibility for the future），这一优点尤其体现在现状与价值观出于流变状态时。司法极简主义拒绝凝固于现存的理想与观念；而是忠实于这样一种理想：给未来的审议和选择留下空间。不能确信自己是否正确的法官们，就像在未知海域上的水手，可以迈出的步伐应当是谨小的、可修正的，以容纳不可预期的变化。极简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有助于增援民主之目标，它不仅仅是将问题留待后决，同时也通过民主的商谈过程，使得各种意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统一。[28]

（4）美国法的承诺。一个极简主义法院应当承载着具有宽泛核心内容的实体理念，这些理念源自宪法对政治平等和审议民主所做的承诺。[29]

（5）美国的历史经验。法院从未打算成为美国政府中关乎原则问题的唯一机构，在历史上它也从未成为这样的唯一机构。相反，在美国历史上，对原则的慎思明辨，更多的是来自国会和总统。[30]

由此看来，司法极简主义的本旨在于：一次只考虑一个案件的个别情况，偏好让重要议题留待后决（leave things undecided），推崇“程序上宁窄勿宽、宁浅勿深”[31]的基准；避免

形成概括的普遍规则，保持未来的可塑性，只要写出足以正当化裁判结果的理由即可。这是兑现审议民主的需要。

回到本部分开始的概念辨析，司法极简主义所对应的是司法极泛主义，这对范畴并与司法消极主义－司法积极主义的划分是不同的。极简主义只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明智地选择消极主义，它并不否认宽泛的司法规制可能产生良好的效果：（1）如果法院在一些法律领域对相关理论基础有充满自信的理由，它就有深度判决的权利；（2）如果确实需要确立可预测性和设计全面规制方案的充分理由，宽泛判决就是完全合适甚至是必需的。[32]当然，司法消极主义是极简主义的常态。

从审议民主的承诺出发，法院将在两类案件中扮演积极进取的角色。第一类是同民主过程休戚相关，在减损后不太可能获得政治救济的权利。例如：（1）针对政府对选举权或者言论自由权利的干预，提供积极的司法保护；（2）对于教育机会上的大致平等而言，司法至少也要扮演一个补充的角色；（3）因为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是保障免受国家干预，乃至保证公民身份的前提条件，在当前的条件下，似乎不太可能将民主作为积极保护财产权的正当化根据。第二类涉及到的群体或利益可能不会有在立法过程中接受公平听证的权利。总之，像伊利（John Hart Ely）教授所推测的那样，法院在政治竞争中扮演着“反垄断”的角色。审议的热望要求法院不仅仅是去设计一个公平的交易规则；一个审慎的司法角色，并非是在竞争遭拒斥时，而是在审议受损害时发挥恰如其分的作用。[33]总之，司法机关的行事方式应是促进（catalytic）而非阻碍（preclusive）民主过程，这也符合法院乃审议民主的精致系统中的参与者的事实。[34]

三、宪法审查的方法－引入外在于宪法的原则

对于宪法解释的方法，桑斯坦教授认为，无可避免的要求我们去使用外在于宪法的原则，这并非就意味着处于混沌无序或无底深潭之中，或者说法律只是政治而已；相反它只是意味着必须要对这些外生的原则予以确证和卫护。其实，宪法中不存在所谓的脱离解释原则的解释一说。[35]由此，引入“外在于宪法的原则”的方法，在桑斯坦教授的观点中是顺理成章的。

基于此方法，桑斯坦教授驳斥了法律威权主义、形式主义（formalism）、因袭主义（conventionalist）的进路，尤其详细反驳了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法官在《美国的诱惑：法律的政治诱惑》一书所论述的原旨主义（Originalism）与伊利教授的民主增援（democracy-reinforcing）进路。对于前者，桑斯坦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原旨主义者在“一方面中立地与政治无涉地对制宪者原初理解的援引，同另一方面法官主观的负载着价值的（value-laden）对自身偏好的运用之间，作出鲜明的分别。”[36] 其危害显而易见：“向狭义界定的”原初理解“的回归，将导致许多宪法上的卫护被克减。”[37] 桑斯坦教授将原旨主义纳为司法极泛主义的一种形式，并强调：“狭义界定的原旨主义应当放弃，因为它无益于发扬民主，它是披着司法傲慢之外衣的司法谦抑。”[38]

关于伊利主张的司法审查应是去努力强化而非取代民主过程的脱离实体论述之解释论，桑斯坦教授将之定格为“一个程序性的，作为民主增援（democracy-reinforcing）的进路”；它建立于作为民主增援的文本之上，与“价值导向的进路有着显著的不同”。然而，“无论是怎样的司法审查进路，都必须要以实体理由为基础展开。不会说因为依赖了这些理由，主张就

站不住脚。”但伊利教授并未对此给出必要的论述。[39]究其分歧点，在于民主概念的不同导致了司法审查之相位的不同：虽然双方都认同民主和多数统治（majority rule）不是同一回事：在伊利那里，民主是传统意义上的选举民主，司法审查是外在于民主而对之进行补强，而在桑斯坦教授那里，审议民主贯穿始终，司法审查是内在其中的一环，无法脱离实体价值的思考。相较而言，桑斯坦教授所采信的解释论是价值导向的、实质主义的进路。

在此进路下，桑斯坦教授提出一般化的主张——忠实于文本、结构和历史的三层结构，以替代单纯忠实于文本的方案。诚然，“任何漠视了宪法文本的解释体系，都不会得到支持”；但应当注意到“文本是开放的，不能提供完全的导引。有时文本的意义不能仅仅依赖于语义的或普遍适用的解释原则，还有赖于那些明显要求诸于实体论证的原则。”这样的原则，无法仅在宪法自身的帮助下建立起来，宪法结构为此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帮助。当面对竞争性的、甚至根本不存在的推理时，结构也留下了“显而易见的罅隙”。历史对此的关注，“似乎是合理的。桑斯坦教授三层解释论十分强调历史因素的重要性：”历史继续充实着文本的意义“，”所有主张都恰恰因为得到了历史的支持而巩固“。对于限制法院角色的途径，也寄托于”一个要让法官试图依赖于历史的体系。“

从上述梳理中，这位自由共和主义学者的现实主义情怀已历历在目。面对偏颇的现状，桑斯坦教授痛揭以之为中立基准的弊端，甚至以此为例试图挑战公权力不渉入私领域的自由主义信条，期待宪法审查权以极简主义的中立姿态践行其在审议民主框架中的角色，并放弃拘泥于宪法之内的原则。这一学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它是否能撼动了以围绕成文宪法和审查基准展开的宪法解释学所占据的美国宪法通说地位，只能留待较长的时间去印证。就当下状况而言，在审议民主的平台上，为宪法解释引入宪法外的原则，提供一个程序性的、可操作化的方案，是一个可期待的关注点。

【注释】

[1] 桑斯坦教授指出，当现状既非中立也非公正时，这样的推理就会导致不公正。而全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现状是赤裸裸偏好的体现。[美]凯斯·桑斯坦著：《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36.[2]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页1.这是把握桑斯坦教授的理论的核心要件，他一再强调：美国的宪政系统并非是简单的多数决民主，也不是各种私人偏好的集合，而是审议民主。See Cass R.Sunstein，One Case at a TimeJudicial Minimalism on the Supreme Court，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63.[10]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35－36.[11]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35.[12] 也有学者称之为三权在宪法下平等并存，见[日]芦部信喜：《宪法（第三版）》，高桥和之增订，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页。

[13]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57.[14] 普莱西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可了“隔离但平等”的理论。详见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47－50、页。不同观点可见莫顿·J·霍维茨著：《沃伦法院对正义的追求》，信春鹰、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23－38.[15] 详见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50以下。

[16] 详见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72以下。

[17]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77.[18]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76.[19]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65.[20]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67.[21]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65－66.[22]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67、68.[23]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47、77.[24] 张桐锐：“从'判断余地'理论谈司法审查的界限”，载《宪政时代》第二十卷第三期。

[25] See Cass R.Sunstein，One Case at a TimeJudicial Minimalism on the Supreme Court，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59.[27] See Cass R.Sunstein，One Case at a TimeJudicial Minimalism on the Supreme Court，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59.[29] See Cass R.Sunstein，One Case at a TimeJudicial Minimalism on the Supreme Court，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63

[33]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68－170.[34] See Cass R.Sunstein，One Case at a TimeJudicial Minimalism on the Supreme Court，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61.[39] 桑斯坦：《偏颇的宪法》，宋华琳、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21－122.（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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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罗中立 父亲

画评罗中立的《父亲》

400)this.style.width=400;“> 罗中立创作《父亲》，这个父亲不仅是罗中立的父亲，而且是全中国劳动人民的父亲，《父亲》是农民形象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是罗中立这代年轻人思考的结晶.《父亲》一画是在美国画家克洛斯巨型肖像画的启发下，采用照像写实主义手法画中国的一位普通的，贫困的，苦涩的老百姓，人物的形象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老年农民形象，老人枯黑，干瘦的脸上布满了象沟壑，又如车辙似的皱纹，深陷的眼睛露出了凄楚、迷茫又带着恳切的目光，象是在缅怀过去，又象是在期待未来，让我们感受到那牛羊般的善良目光的“通视”。干裂、焦灼的嘴唇似乎已被封干许久，仅剩一颗门牙的嘴里不知饱尝过多少的酸、甜、苦、辣，尤如耙犁一般的破伤的大手捧着一个破了又被重新锔起的粗瓷碗在喝水，细小毛孔里渗出的汗珠不知已滑落多少，稀疏口胡须，还有那象征着悲剧色彩的苦命痣，都无不打上了他艰苦劳动，生活悲惨的的烙印，站在这幅巨大的肖像画面前，使人们感到了他身上特有的烟叶味，感到他的肌肤在抖动，他的血液在奔流，叫人们思考，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激起广大观众的共鸣面对《父亲》，使我们感到这是一个饱经苍桑，却又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期待，有着乐观精神和坚韧的奋斗力的普通老农民，在他身上汇集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百折不屈的创造力，这种强烈的视觉效果在观众的心中产生的是一股平凡而又伟大的情感，是憾人心魄的，正是罗中立毫不遮掩的把农民的“丑”真实的表现出来，才使得“父亲”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父亲》不论是在题材内容上，还是在形式语言上，都有革新的意义，定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政治气候下的产物，尤其是在80年代初期，社会处于变革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艺术的表现意识深化，这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客观的环境。反映在艺术创作上，艺术家开始对周围身边的琐事及普通人民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改变了以革命领袖为主要描绘对象的创作方法，《父亲》就是在这样一个良好的氛围下应运而生的，构图饱满，色彩深沉富于内涵，容貌描绘得极为细腻、感情复杂、含蓄、主体形象没有被细节的刻划所影响，反而更加突出，这不仅是形式的创新，而且是主题思想的突破，显示出了画者的魄力与勇气，《父亲》开辟了刻划普通农民的复杂性格和表现内心思想的新领域，给80年代的艺术界以巨大的震动，使人们开始思考过去、现在、未来，有人说《父亲》的形象不是某一个农民的父亲，而是中国经历十年浩劫的八亿农民的父亲，也是当代中国农民的形象，这个形象所体现的力量，是支撑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从过去走向未来的伟大力量，这个形象有很大的概括性，又有巨大的包容时，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父亲》一画也反映了他构思中矛盾，他想要歌颂，赞美中国劳动人民的美德，却又对农民身上附着的封建意识感到可悲，所以画面上的农民脸上又笼罩着一丝愁云，所以说《父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特征，它不仅具有美学价值，还具有社会学价值的伦理学价值。《父亲》更象一座纪念碑，屹立在那个年代的人们的心中

罗中立的《父亲》 是在改革开放后初期的艺术作品;从形式上讲,罗中立借鉴了美国的照相写实主义 从社会学上讲, 父亲隐喻的是当时社会的农民问题.当时有这么一句话”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而改革初期一个迫切的矛盾就是农民的问题.和土地承包责任制 的联系,你自己联想吧.反正就是怎么伟大怎么说

农民的头上别了一个圆珠笔, 他是想说 新中国的农民有文化

农民拿着个碗.一是告戒我们,我们有今天,有吃的,都是因为有农民.二是农民的温饱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该画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放大表现老农的《父亲》已成为中国当代人像油画里程碑式的作品。作者罗中立（当时还是四川美院的一名学生）也由此被誉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画坛的一面旗帜。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价格为400多元。尽管美术馆收藏作品支付的仅仅是材料费，但对画家来说，作品被国家美术馆收藏是一种莫大的荣誉。400)this.style.width=400;”> 罗中立，1948年出生于重庆郊区，1968年从四川美院附中毕业后主动到大巴山农村生活10年。1980年，尚在四川美院学画的罗中立以一幅超级写实主义作品《父亲》而一举成名，该作品以纪念碑式的宏伟构图，饱含深情地刻画出了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深深的打动了无数中国心。

1975年的除夕夜，罗中立在他家附近的厕所旁边，看到一位从早到晚一直叼着旱烟，麻木、呆滞守粪的中年农民。罗中立回忆当时：“一双牛羊般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粪池。这时，我心里一阵猛烈的震动，同情、怜悯、感慨……一起狂乱地向我袭来，我要为他们喊叫！”后来，他画了守粪的农民，之后又画了一个当巴山老赤卫队员的农民，最后才画成现在这幅《我的父亲》，开始画的名字是“粒粒皆辛苦”，后改成《我的父亲》（又名《父亲》）。
作为《父亲》的“伯乐”，栗宪庭回忆说：“发现《父亲》其实很偶然。1980年，罗中立创作完油画《父亲》时还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当时这幅作品参加四川省青年美展，《美术》杂志社领导去参加了，带回来一些照片。我是《美术》杂志的责任编辑，有发稿权，在办公室看见《父亲》照片时，我跟罗中立并没有交往，之前只是刊发了他的女知青图等作品。但《父亲》让我特别震动，画的尺寸是用画伟人的规格，画里的农民父亲形象强调了真实的面貌，充满了人性关怀。虽然当时他还是个学生，我还是在1981年第1期《美术》杂志封面上选用了。”栗宪庭当时也是顶着压力刊发《父亲》的，但让他欣慰的是，《父亲》得到了中国青年美展很多评委的认同，随后《父亲》被评了一等奖。

当然，在那个年代，这幅画不可避免要受到非议。有些批评家说，《父亲》“污蔑了中国农民的形象”，“没有反映解放后中国农民的新变化”。于是，油画《父亲》在最后定稿时，就有了一处细节的修改。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在父亲的左耳上，夹了一支圆珠笔。据说，这样就体现了解放后的农民已经是有文化的农民了。把一切艺术品都贴上政治标签，是“文革”期间最为流行的艺术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有害的思想流毒还远未肃清，对油画《父亲》的影响也不能幸免，圆珠笔这个小小细节是那个时代抹不去的标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细节深刻地诠释了油画《父亲》本身产生的历史，成了《父亲》的胎记。它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外延意义比用文字来解释要好得多。

2005年，已是四川美院院长的罗中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要重画《父亲》。他说，“当时《父亲》的社会性更胜过艺术性。如果在20年之后的今天，让我再画《父亲》，我会更多的从绘画、艺术本身来构思，不会还是社会属性很多的那种东西”。
油画《父亲》所承载的东西是不可能重写重画的。《父亲》一旦诞生了，它就属于历史了。我赞同当年大胆推荐《父亲》的资深艺术批评家栗宪庭的观点，“重画《父亲》没有意义，即使是画一个当代农民父亲形象也无法超越当年的《父亲》”。我想，甚至连那个不伦不类的圆珠笔都不能修改。它可能是败笔，是政治符号。但它佐证了“文革”后，中国艺术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走得如此艰辛；它让我们今人反省，不要走回头路，不要重演历史的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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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这幅画构思的产生，是从看到一位守粪农民后开始的。重庆的厕所都是分划给附近县农村的，为了防止别的生产队来自己队上偷粪，每个厕所都有农民看守，大一些的甚至有农民搭棚长期驻守。虽然如此，仍有为偷粪而殴斗、厮打的事情发生。那是1975年的除夕之夜，雨夹着雪粒不断地向人们扑来，冷极了，在我家附近的厕所旁边，守候着一位中年的农民，早晨我就注意到他在雪水中僵直的动态，他用农民特有的姿势，将扁担竖在粪池坑边的墙上，身体靠在上面，双手放在袖里，麻木、呆滞，默默无声地叼着一支旱烟。一直到晚上，他都一直呆在那儿，不同的只是变换着各种姿势。除夕欢乐的夜晚降临了，周围的高楼平房一齐放出温暖的灯火，欢笑、音乐、鞭炮夹杂着猜拳行令的叫喊……响成了一片。但这位离家守粪的农民像是一个被遗忘的人，他呆滞、麻木的神态与周围的环境形成了一种强烈而又鲜明的对比，他也有家，儿女还在盼着他回家团聚呢。此时，他想些什么也许只有一些想法，盼望粪池快满以多挣工分，可以变粮食，养活家人，也养活人民……
夜深了，除夕欢闹的声浪逐渐安静下来，我最后一次去厕所，只见昏灯之下他仍在那儿，夜来的寒冷将他“挤”到粪池边的一个墙角里，身体缩成了一个团，而眼睛，一双牛羊般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粪池，如同一个被逼到一个死角里，除了保护自己之外，绝不准备作任何反抗的人一样。这时，我心里一阵猛烈的震动，同情、怜悯、感慨……一起狂乱地向我袭来，杨白劳、祥林嫂、闰土、阿Q……生活中的、作品中的、外国的乱糟糟地挤到了我的眼前。我不曾知道他今天吃了些什么度过的，我回家取了两块月饼给他送去，好久他说不出一句话，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定因他太老实，才叫他来干这份苦差。事情常常是这样的，老实的农民总是吃亏，这，我知道。“我要为他们喊叫”这就是我构思这幅画的最初冲动，开始，我画了守粪的农民，以后又画了一个当巴山老赤卫队员的农民，最后才画了《我的父亲》，开始画的名字是“粒粒皆辛苦”，后来，一位老师提议改成《我的父亲》，这时，我顿时感到把我的全部想法和感情都说出来了。

〔栗宪庭：重画《父亲》无意义〕

本报讯(记者 彭志强)罗中立在四川美术学院读书时创作的油画《父亲》因获得“中国青年美展”一等奖而闻名天下，然而当年大胆推荐《父亲》的资深艺术批评家栗宪庭却挨骂多年，甚至遭遇停职。昨日下午，来蓉参加“居住在成都———2005中国当代”油画展邀请展”的栗宪庭首次披露了《父亲》获奖背后的内幕。

〔发现《父亲》很偶然〕

“发现《父亲》其实很偶然。1980年，罗中立创作完油画《父亲》时还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当时这副作品参加四川省青年美展，《美术》杂志社领导去参加了，带回来一些照片。我是《美术》杂志的责任编辑，有发稿权，在办公室看见《父亲》照片时，我跟罗中立并没有交往，之前只是刊发了他的女知青图等作品，但《父亲》让我特别震动，画的尺寸是用画伟人的规格，画里的农民父亲形象强调了真实的面貌，充满了人性关怀。没有一点犹豫，虽然当时他还是个学生，我还是在1981年第1期《美术》杂志封面上选用了。”栗宪庭回忆说，他当时也是顶着压力刊发《父亲》的，但让他欣慰的是，《父亲》得到了中国青年美展很多评委的认同，随后《父亲》被评了一等奖。

〔为《父亲》挨骂停职〕

罗中立因为油画《父亲》得到《美术》杂志社青睐一举成名，但《父亲》的“发现者”栗宪庭却挨骂多年，甚至遭遇停职。“《父亲》在《美术》杂志上刊发后，除了得到巨大关注外，也引起了很长时间的争论，《父亲》被很多批评家批评为„污蔑了农民形象‟，作为编辑者者的我当时挨骂是肯定的，但我并不后悔，我觉得应该为当时新的艺术一个展示的平台，给年轻艺术家一个露脸的机会。”栗宪庭说，每一个新的艺术出来都会出现挨骂的现象，但最后大家又接受了，因此他不在乎自己为《父亲》挨骂，即使1993年他被杂志社停职两年，他现在也不后悔。的资深艺术批评家栗宪庭给出了这样中肯的评价。

〔反对重画《父亲》〕

栗宪庭透露，在他决定刊发《父亲》时，他还收到罗中立邮寄给他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谈了自己创作《父亲》的感想，让我特别感动。这封信我修改了一些内容，就及时地发表在1981年第2期《美术》杂志上。原信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大致意思是说此画是他长期对农民强烈感受的结果，尤其是农民偷粪那个情节，他说想的就是要给农民说句老实话。他后来绘画坚守乡土风格，我也非常支持。”

不过，但对于罗中立重画《父亲》一事，一直拥护罗中立画风的栗宪庭却持反对态度：“我觉得艺术没法模仿，重画《父亲》没有意义，即使是画一个当代农民父亲形象也无法超越当年的《父亲》。”

第三篇：立场文件

立场文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创了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崭新局面，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富民强国、振兴中华的康庄大道。

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前面的路还很长。在前进的道路上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我们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我们伟大祖国的前程无限光明！

能源是支持人类文明进步的物质基础，也是现代社会发展须臾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近年来，绿色发展在全球蓬勃兴起。其核心是减少对能源资源的过度消耗，追求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此，世界各国进行了积极探索，中国也做出了不懈努力。我们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加大政策扶持，加快清洁能源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倡导低碳生活方式，推行绿色消费。我们面临的困难很多，付出的代价很大，但我们毫不动摇。

为了减少能源资源问题带来的困扰和不平等，世界各国应当进一步行动起来，共同做出更大努力。第一，要把节能增效放在首位，推动建立节约型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通过采用先进科技提高能效，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第二，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各国应加强政策扶持，扩大应用规模，逐步降低成本，越来越多地替代化石能源。第三，要积极推动能源科技革命。政府应当加大投入，推进能源科技创新的工程示范和产业化。发达国家应当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向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提供、转移技术。第四，要有效保障能源安全。可考虑在Ｇ２０框架下，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建立一个包括能源供应国、消费国、中转国在内的全球能源市场治理机制。要通过协商对话，制定公正、合理、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构建能源市场的预测预警、价格协调、金融监督、安全应急等多边协调机制，使全球能源市场更加安全、稳定、可持续。

中国一贯尊重西亚北非地区国家和人民的自主选择，支持其依靠资源禀赋和优势发展本国经济。中国将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可持续创新，致力于发展未来能源，共同建设一个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新世界。

第四篇：营销员立场：

营销员立场：

你的立场代表你生命的意义

1、人寿保险是必须品，每人都需要。

2、今天我决定放下无谓的自我和面子，因为人寿保险的意义和利益太伟大了。

3、今天我决定全力以赴把人寿保险的意义和利益说明给对方听。

4、我不把成败放在心上，我只求无愧我心。

5、我决定不要把自己的前途放在别人的眼神里，我更决定不要把自己的前途放在别人的嘴里。

第五篇：学生立场

学生立场

1、教育者要有“学生立场”。教育是直面人、发展人的事业，不懂得人就不懂得教育。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曾说过：“教学必须符合人的天性及其发展的规律”，所以，教育者心中眼中要把学生的立场摆在第一位，以促进学生生命成长为目标，一切从学生的需要出发，教育才有可能真正的发挥作用。

2、教育者要有教育的眼光。教育即生长，就是教育者应有的眼光和尺度。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我们就要明确的知道，学习是苦的，是一种修炼自身的过程，在学习过程中必然要忍受身体不适和心灵煎熬。正如陶行知先生说“必使学生得学之乐，而耐学之苦，才是正规。若一任学生趋乐避苦，这是哄骗小孩子的糖果子，绝不是造就人才的教育”。学习，就会形成压力、就会添加负担。“减负”不是“去负”，减掉的是过多过重的负担，去不掉的是“负担”本身。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怎么从促进生命生长的角度，考虑加以什么样的任务和负担才能满足和提升他们的学生的需要？或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学生的需要生长了、发展了么？同时教育眼光还有具有道德重量。在对一切不利于儿童生长的现象保持敏感和进行谴责的同事，还承担了建构的重负——建构促使儿童生长的环境生态，用自己的热情、真诚、智慧和细致入微的行动，为儿童的健康成长遮风挡雨、开辟道路，这种目光里饱含道德的柔情和建构新世界的力量。

3、教育的内容要生活化。

从成人的角度，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从小接受的厚重的教育内容，沉淀在心里、扎根在记忆里的着实不多了。那么同样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生命能量，为什么有的很快就消失的无影无踪，有的却顽强的经过岁月的淘洗留了下来？其实，除了学习者自身的原因之外，教育内容有没有和学习者的生活联系起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只有满足了学生生活需要，唤醒了学生生活经验的教育内容，才有可能留存心底，发挥教育的力量。在德国教育人类学家博尔诺夫看来，生命生长的挑战和危机无处不在，教育的使命，就是帮助学生应对重重挑战和危机，促其走出危机，迎接新生活。能够有此功用的教育，就是最有价值的教育。那么让教育内容在学生的世界中“剩下”，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让书本世界与生活世界沟通，让喜欢躲在象牙塔的书本知识走出来，走进学生的现实生活之中。

学生的课业负担迟迟减不下来，是因为不是“减”的问题，而是应该思考给孩子添加怎样的负担是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的、是利于其生命成长的，是支持其精神世界合理建构的，而这样的负担又怎样添加，以什么样的方式添加才是适合的。课业无效，减多少都嫌少；课业适合，负担加多少，都不嫌多。

3、理想的学校教育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对于很多学校校长、教师、家长、学生来说，怕的不是各种有意义的教育活动，各种岗位练兵，怕的是应付各种上级的检查，应付突发的行政决策。于是乎全校总动员，甚至加班加点不眠不休。有的教

育区域为了抓工作有成绩，连续五年教育局各科室领队年均5次左右下到学校检查工作，所产生的问题可想而知。那么类似这种兴师动众的活动，是否是深思熟虑、真能促进学校发展、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呢？（幻灯片）稍有所得，就忙于展现；稍有亮点，就忙于宣传；稍有成绩，就忙于汇报，以搞运动的方式管理教育忙于各种层出不穷的任务、检查、屏蔽，种种忙造成了闹，闹加剧了忙，各种忙和闹，都可能是对教育本意的南辕北辙。我觉得这是缺乏最起码的教育常识、管理常识的，尤其是对于学校而言。在希腊文中，“学校”一词的意思就是闲暇，在希腊人看来，学生必须有充裕的时间体验和沉思，才能自由地发展其心智能力。而就李正涛教授在书中对这一问题，有这样一段论述“作为事业的教育，本来就应该是安静的。教育是一项静悄悄的事业：静悄悄的校园，静悄悄的课堂，静悄悄的生长，静悄悄的教育，是教育本应有的原貌。教育者心灵的躁动会引发受教育者更大的焦躁，这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心灵躁动的互传互动，在双方的生命之湖中会引发波澜，甚至是毁灭性的巨浪，教育的灾难，由此产生。一颗贪图热闹的心灵，收获的必然是灾难后的荒凉”。

想起，于丹教授《趣品人生》一书中说起一个故事，说清代文人李渔，在家乡兰溪建了一座亭子，传说在建造之初一个财主出自赞助，所以要给名字取名为富贵亭，李渔觉得恶俗，就阻拦说“且停停”。财主不悦，说反正也没取好名字，李渔便说就叫“且停亭”。后来有一副对联提及“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着往者溪山清净且停停”。教育就应该是这样的，把空间和时间还给教师和学生，像夸美

纽斯在《大教学论》中设想的“要找出一种教育方法，使教育者可以少教，但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少些喧嚣、硝烟、无意义的劳动，独具闲暇、快乐以及精神的进步”。这我觉得才是理想中的学校教育。现今的社会是快速发展中的，因此处在其中的人是越发忙碌的，烦躁的，内心荒芜的，重视常识、回归常识、尊重规律、敬畏生命才是教育者该有的一份清醒的认知。《教育常识》这本书我把它比作荒漠里的甘泉，时刻提醒我们为了“那些正在发生的未来”，让我们不只是活着，更要有意义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