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乔致庸和胡雪岩两个家族的创业故事
两个家族的创业故事
晋商与徽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两大商业群体，乔致庸与胡雪岩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乔致庸是乔家经商第三代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卒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享年89岁。乔家商业从第一代乔贵发起家，到第三代由乔致庸大手笔经营，使乔家成为商业巨族，故致庸可谓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
乔致庸是乔贵发第三子乔全美的次子，幼年读书很用功，中秀才后，曾雄心勃勃要走举人、进士的仕途。可是天命难违,不久长兄致广夭亡，父亲也相继去世，他便成了乔氏家族中三门的大梁。于是弃儒从商，走上了经商之路。乔致庸经商既有雄才大略,又多谋善断，更重要的是非常会用人，常常提拔年轻俊才来担任乔家商号的新掌柜，是一位广受敬重的商场高手。
乔家在包头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在他的策划下发展为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复盛协、复盛锦、复盛兴、复盛和等庞大的复字号商业网络，基本上垄断着包头商业市场，故包头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光绪十年(1884)，乔致庸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创立了汇通天下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在乔致庸的经营下，乔氏商业遍及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业务繁荣，财多势旺，成为商场巨贾。
乔致庸成为商场巨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善于用人，面对有创业心态的年轻人，他会放手让其经营商号，甚至付给资金，助其在新的地方开创生意。他甚至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
乔致庸的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乔致庸尤善于用人，这是他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礼遇聘请阎维藩。阎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自行做主曾为恩寿垫支银两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便派其子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维藩，致庸之子说明来意和父亲的殷切之情，使阎氏大为感动。阎心想：乔家富甲三晋，财势赫赫，对他如此礼遇，实在三生有幸。致庸之子又让阎坐八乘大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这更使阎氏感动不已。二人相让不已，最后只好让八乘大轿抬着阎氏衣帽，算是代阎坐轿，而二人则并马而行。
阎氏来到乔家，受到盛情款待。乔致庸见阎维藩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而阎氏时仅36岁，致庸更是感叹年轻有为，是难得之经济人才。当即聘请阎氏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阎氏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当即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阎氏自主持大德恒票号以来的二十六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阎氏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又如，乔致庸大胆起用文盲马荀为大掌柜。马氏原是乔家包头复盛西商号下属粮店的一位小掌柜，马虽是文盲，但经营有方，使小粮店连年盈利。而当时的复盛西商号却因经营不善，需要小粮店贴补。本来小店掌柜是无资格面见大财东 的，但马荀回到祁县时却采取自称大掌柜的方式，要求面见大财东，乔致庸感到奇怪，便召见了这个自称大掌柜的人。马氏便把包头商业情况当面向乔致庸做了汇报，乔致庸看他对业务讲的头头是道，是个人才，遂付其资本让其粮店独立经营。后来，果然出手不凡。不久又让其经管复盛西商号，马氏又为乔家赚回了大量银子。马荀由于没有文化，遇到需他签名时，“荀”字经常缺胳膊少腿，以致成了“苟”字，人们又戏称他为“马狗”掌柜。在当时，商号能写会算的人有的是，一般不会让一个文盲管一个大商号，但乔致庸却不拘一格用人才，破格任用了文盲马荀，取得了成功。
此外，乔致庸的大德恒票号，还为我国的银行培养了第一任银行行长，他就是大德恒票号太原分庄经理贾继英。当庚子事变，慈禧太后一行由京仓惶而逃，途经山西时，贾曾代表大德恒票号总号为清皇室支垫西行路费银30万两(一说10万或20万)，但要求西行之财赋收入暂由大德恒经管。对此囊中无银的慈禧太后自是恩准。当慈禧太后途经祁县时，大德恒总号又专设临时行宫接待慈禧等人。在这个临时行宫内铺着红地毯，挂着锦缎，美酒佳肴，山珍海味，使仓惶出逃的慈禧大喜，对乔家的大德恒票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慈禧太后在西安住了一年，财赋皆由大德恒经管，使大德恒一时俨然成了清王朝的临时财库，不仅原支垫的30万银两如数收回，而且从经管的财赋业务中还赚了一笔。后来，慈禧回到了北京，准备筹办户部银行时，想起了大德恒票号的贾继英，便下旨召见了他。慈禧问贾继英想做官，还是想经商。贾继英说做官自己不是这块料，但经商还可以。慈禧太后说道：那就给你个既做官又经商的差使吧。于是慈禧下旨，授他官职，同时筹办户部银行。光绪三十一年(1905)，户部银行成立，贾继英出任第一任行长。光绪三十四年(1908)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贾继英继任行长。可见，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这样的人才，原是由乔致庸开办的大德恒票号所培养。
严格的号规和家规，是乔家商业兴盛的又一重要原因
严格的号规制度，是乔家商业兴盛的又一重要原因。如其号规定有：号内员工包括掌柜在内，一律不准携带眷属，更不准嫖妓纳妾；所有员工不准赌博、吸食毒品；所有人伙按在号地位和身股大小，层层节制。如不循规蹈矩，到账期按所犯错误情节，或开除，或抹身股，或减劳金等。
乔致庸治家很严。其家规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乔致庸先后娶过六位妻子，但都是续弦。乔致庸将《朱子格言》作为其儿孙启蒙必读之书。他常告诫儿孙戒“骄、贪、懒”三字。并教育儿孙“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知欲圆、行欲方”；“待人要丰，自奉要约”。若儿孙有过错，则责令跪地背诵《朱子格言》。如浪费粮食，则命跪诵若干次“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当念物力维艰”，直到承认错误，磕头谢罪。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挂在内宅门上，以教育其儿孙，其对联称：
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福非惜财，缘惜福。
乔致庸的子弟掌柜们在这样严格的要求下，个个都成为了能征惯战、会经营善开拓的高手，乔家的事业，全靠手下的掌柜们经营、开展，最后，乔家的票号达到了“汇通天下”的理想，而经营实业的商号也遍布全国，仅茶叶贸易一项，乔家的掌柜走出了山西，到了中国名茶的产地武夷山，将那里的茶叶制成茶砖，用商船和骆驼运往北方，远销到蒙古、俄罗斯等地。乔家在山西的大院，是乔家所有产业根基的象征和信息汇集的总部，远在各地的掌柜们，有事需要和东家商量的，可能回来住上一段时间，就当是回自己的家，但更多的时候，掌柜们惦记的是怎么样把生意做大，做到更远的地方去。有一个年轻的伙计，被乔致庸看中，派其到包头开设商号，经过近三年的奋斗，这位伙计经营的商号竟然超过了包头最大的竞争对手，几乎垄断了整个行业。乔致庸去包头的时候，他仍然还是年轻的小伙子，乔致庸赞其功劳很大，想擢升嘉奖，结果他说：“东家，等我们把生意做到像天那么大的时候再说吧。”
可以说，这些掌柜们，正是乔家事业壮大的生力军。而乔致庸，则是发现他们，培养他们，并激励他们去开创事业的人。靠着这样的路子，在重农轻商的封建社会，乔家终于成了富可敌国，声名远播的巨富，成为了一代晋商的传奇。
说到近代中国商界大红人，不能不提胡雪岩。他家庭出身贫寒，却在极短时间发迹，成为名闻遐迩的巨商；清廷御赐二品顶戴，慈禧太后恩赏黄马褂„„正当胡氏事业接近巅峰时，忽遭变故，十几年光阴就由盛转衰。沧桑巨变，留给家族后代的是巨大的伤痛和无尽的思考。
位于杭州元宝街的胡雪岩故居，原建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当时正是胡雪岩事业鼎盛时期，豪宅修建了3年多才完工，可见其工程浩大。而现在修复的胡雪岩故居，由杭州市政府投资2900万元，经500多位能工巧匠16个月施工完成，2001年1月20日对外开放。看着故居内的亭台楼阁，朱扉紫牗，雕花门楼„„犹如闯进了一座迷宫，遥想当年一代巨商胡雪岩的无限风光，让人感慨万千。
胡雪岩（1823年——1885年），名光墉，幼名顺官，字雪岩。胡雪岩父亲胡鹿泉字芝田，以农耕为生，粗通文墨，头脑活络，经常往返沪杭等地，贩卖土产山货，但家境仍很拮据；妻子金氏，生下胡氏兄弟六人，依次是光鼐、光墉、光鉴、光培、光桂和光椿，其中长子光鼐和六子光椿幼年就夭折了。
胡雪岩12岁那年，父亲病逝，本来就不宽裕的家里日子更难过。据说，父亲临死前，曾留下话说：“欲兴吾家，其惟顺儿乎！”顺儿是胡雪岩的乳名，可见其父对他的厚望。胡雪岩从13岁开始就孤身出外闯荡，先后在杂粮行、金华火腿商行当过小伙计，19岁那年，被杭州阜康钱庄于掌柜收为学徒，逐步成为钱庄的业务骨干。
胡雪岩传奇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于掌柜没有后代，把办事灵活的胡雪岩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咸丰十年(1860年)，于掌柜生了一场大病，弥留之际，将胡雪岩叫到床前，把钱庄悉数托付给他。这所价值5000两银子的钱庄，堪称胡雪岩在商海中的第一桶金。
胡雪岩的传奇一生，与晚清两个官场人物密切相关：一是王有龄，一是左宗棠。而王有龄就是他在阜康钱庄时期结识的好友。那时王有龄还是个穷困潦倒的书生，胡雪岩与之交谈后，发现此人很有城府，而且志向高远。王有龄说，他想去京城捐官，可惜缺少银子，连旅途的盘缠都没有。胡雪岩认定王有龄是支“潜力股”，就私下里从钱庄里“借”出500两银子，作了一次风险投资。后来，经京城同乡帮忙疏通关节，王有龄果然青云直上，在杭州海运局补了个肥缺，当上了粮台坐办，不久又升任湖州知府、浙江巡抚。为报答胡雪岩当年的“赠银之恩”，王有龄将收来的税银全部存入胡家的阜康钱庄，且不要利息，这让胡雪岩饱赚了一笔，账上的财富呈几何数字增长。
胡雪岩命中的另一个贵人就是湘军统帅之
一、湖南人左宗棠。太平军攻破杭州，王有龄自缢殉国，当时，胡雪岩正在上海为王有龄采办米粮军火救急，闻讯后既伤心又发愁。伤心的是好友王有龄之死，发愁的是手中采办的几船米粮没了出路。听说接任浙江巡抚的是左宗棠，胡雪岩决定再来一次风险投资，将采办的500石米粮献出，希望获得左大帅的信任。左宗棠刚刚接手浙江军政，正为粮食问题伤神，见胡雪岩前来献粮，大加赞赏。于是他委任胡雪岩为总管，主持杭州城解围后的善后事宜及浙江全省的钱粮、军饷。阜康钱庄因此获利甚丰，更重要的是，胡雪岩再次找到了一个大人物作靠山。
此后，胡雪岩的商业帝国迅速扩张，以杭州为起点、上海为中心，生意越来越兴旺，阜康钱庄的商号旗，遍插苏州、镇江、宁波、福州、汉口、北京、天津等地，除了继续经营钱庄外，他又插手丝绸、茶叶、药材等领域，编织起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真正称得上“日进斗金”，史书上称他“富可敌国”。
1882年，胡雪岩已经手握大量现金。他发现，丝绸业的洋商为了获取暴利，拼命压低中国民间手工生产的生丝价格。胡雪岩看出，其中原因是华商各自为战，让洋人趁机攫取了定价权。他决定和洋人一搏高低。从1882年5月开始，胡雪岩派人大量购进生丝，到10月，买进的生丝达到1.4万包，洋人则一两生丝都买不到。无奈之下，洋商表示愿意加价1000万两购买胡手里的生丝，胡雪岩则咬定要1200万两。他还联络同行，一起收购生丝。洋商觉得如果就此妥协，将来必定受制于胡，双方陷入僵局。
到1883年8月，胡雪岩已经投入超过1500万两资金，继续囤积生丝，眼看双方就要最后摊牌。就在这时，忽然传来了意大利生丝丰收的消息，对华商的信心是一大打击。到10月，中法战争爆发，市面动荡，银行和钱庄开始收回短期贷款，储户们也纷纷提款。11月，华商的价格同盟瓦解，仓库中的生丝开始也霉烂。胡雪岩不得不忍痛将生丝低价售与两家洋行。
商战失利，胡雪岩损失惨重，但尚不至于倾家荡产。然而船漏偏遇顶头风，胡雪岩曾代上海道台邵小村向洋商借过一笔款子，此时正好到期。为挤垮胡雪岩，洋商强逼他代为还账，风声走漏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挤兑潮，钱庄资金周转不灵，于是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12月1日，阜康上海总号正式倒闭。消息传开，引发挤兑风潮，扬州、福州、宁波、镇江、汉口的众多钱庄纷纷倒闭。
1884年9月，左宗棠在福州病逝。胡雪岩失去了最后的靠山。户部尚书阎敬铭趁势上奏，指责胡雪岩侵取公款，要“请旨拿交刑部治罪”。11月，朝廷下令对胡雪岩革职查抄。胡雪岩闻讯悲愤交加，回想曾经的繁华，恍若隔世。治罪的圣旨还没有送到胡家，他就抑郁而死。
胡雪岩死后，大家族的美好时光也随之消失。胡雪岩后代保存着一首诗，作者是胡雪岩三子胡品三的夫人，诗中有“狂奴恶妇施谗口”、“生平所遇未舒眉”、“酸辛赠与辛酸读”等句，字里行间流露的悲怨情绪，凄楚动人，也道出胡家破败后的矛盾冲突，已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
清廷在胡雪岩死后大规模清理他的财产，刑部尚书、满族人文煜作为最大的债权人，给了胡家子孙一点“招牌股”，分给几房男丁，这成了胡家人聊以度日的主要经济来源。
1918年腊月十七，胡雪岩故居“芝园”发生了一场“蹊跷”的火灾。很多今日仍健在的胡氏后代，听长辈讲过那场火灾的情景：夜半被喊叫声惊醒时，只见窗外火光烧红了夜空，巨大的黑色烟柱腾空而起，被点燃的房梁、檩子和屋檐，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有人去铜缸里打水救火，却发现水早已被冻成了冰块—
—时值寒冬，一切仿佛是有人事先安排好了。慌乱中，胡家人仓皇失措地逃命，总算老天有眼，没有将这一豪门巨族灭绝。但豪宅烧得只残留门口的一间轿厅。如今回忆起来，胡家后代对大火有多种解释，一是与争家产有关，是家族内部成员纵火；二是佣人不小心失火；三是仇家潜进“芝园”放火。从此，每年腊月十七都是胡家的“家难日”，全家吃素一天以作纪念。
据胡庆余堂老药师赵玉城寻找和研究，胡雪岩的直系后代有200余人，多在海外，分布在7个国家，几乎不经商。次子胡缄三卖掉了胡庆余堂的“招牌股”，送子孙到了国外读书。而胡雪岩临终前曾对儿子说：白老虎可怕。意即白花花的银两害人，经商是最有风险的事情。于是在胡氏后人中，几乎无人经商，也无人入仕，基本“从文从教从自然科学”。
胡雪岩出身寒门，由极盛而衰，仅历时十三载，家族刚形成便遭遇变故而解体。说到显赫，这个家族只有他个人，并没有先迹或后续的传承。
对比乔致庸和胡雪岩，他们都是一代巨富，都曾经营金融票号业务，都曾于达官贵人交往，商业票号都遍及大江南北，但两人发家的轨迹、对后世的影响和事业的传承，都迥然不同，乔致庸是职业商人，懂得如何团结一帮人做大做强共同的事业，他培养的一大批掌柜，极大地拓展了“复字号”的天地，甚至培育出了中国最早的一代职业经理人，这样的事业根基，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显得十分稳固，即使遇到天下大乱，也不至于伤筋动骨，而作为“红顶商人”的胡雪岩，其家族的显要与地位，均来自他一人的聪明才智和苦心经营，从安徽到浙江，从金华到杭州，从山海到北京、天津，再到全国，胡雪岩只身一人带着家庭成员创造了丰功伟绩，这些成绩，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胡雪岩所依靠的官场贵人，等到王有龄、左宗棠先后去世的时候，胡雪岩的事业也走到了尽头。
由可知，事业的持续发展是在无数满怀激情和创业精神的年轻人接力奋斗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仅仅依靠创业者不断拼命，弹精竭虑而实现的。今日之中国的事业，也是无数华夏青年精英未来的事业，我们永远年轻的心态，渴望创造出一番天地的豪情，是缔造中国各产业基业长青的源泉！
第二篇：家族创业
家族创业
时钟停留在１９９９年春节刚过后的某一天晚上。
电视机里还在转播武汉一台录制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音量调得很低，但还是吵醒了身旁熟睡的丈夫。他翻个身，嘴里咕噜了一句，不久就不见动静了。
偶尔有一两声警笛传来，她知道那是马路对面的武昌分局的干警们在出勤了。隐隐的还可以听到不远处传来的搓麻将的声音。除此之外窗外一片死寂。
夜已很深了。
韩增桂女士苦笑了一下，自言自语道：“都打了一天的牌了还在打，下岗了也没有说出去找点事做做。”看看钟，还有几个小时就又要起床了。可是新店到底租不租呢？那家店门面倒是不错，价格也还是公道。如果租了那家新店，又由谁来经营比较合适呢？妹妹最近的生意又不太好，这次要不要再帮她一次？自己年纪也一天天老了，将来的这一摊事又由谁来接手呢？这一切都该如何和大嫂谈？
韩增桂
韩增桂女士是这条街上有名的“女能人”。早在１９８３年，由于家中经济困难，她就在所在单位办理了劳保休养手续，回到家中开了本街区的第一家早点摊位。由于这是当时本街区的第一家早点摊位，又加上她服务态度非常好，全无国营单位的生硬作风，包子也是个大量足，口味也随时随顾客的偏好而调整，不久就在该街区卖得非常好。
“黑店”之一
１９９１年以后，韩增桂女士又回到单位，做上了食堂管理员。于是她开始借此机会学习正规餐饮业的经营管理技巧和一些相关的技能。经过两三年不断的学习和摸索以及在大排档基础上不断的试验，终于在１９９４年借助于自家的空闲房屋开始了正规的中晚餐的供应。这时韩增桂女士也相应地在单位办理了退休的手续，准备全身心投入自家新开张的餐馆。由于韩增桂女士一开始就奉行着物美价廉、薄利多销、顾客第一的原则，虽然刚开始时做出的菜还谈不上什么风格，但味足量大，加上她踏实、肯干、不辞劳苦、处处为顾客着想，极大地解决了周围商业单位职工午餐的问题。更由于就近的武汉音乐学院和武昌公安分局等单位内部食堂伙食水平低或根本没有食堂，因而培养了一大批忠实客户。再加上学习和工作在这些单位中的人们就餐时间不固定，而且有消费能力，餐馆也满足了他们对弹性就餐时间的需求。渐渐地，餐馆成为了这些顾客们的“第二食堂”。
由于餐馆的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去餐馆的路上有一条必经的四季阴暗的小巷，所以人们就亲切地将这家小店叫做“黑店”。
生意日益火红，经济上也日渐宽裕。但由于刚开始时的目标仅仅只是为了解决必需的家用，且孩子们也都相继有了不错的工作，帮忙的时间越来越少，加之由于本着补贴家用的目的，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资金有许多没有用在扩大再生产上而多留作他用；这时餐馆的发展也就显得相对缓慢。
刚开始聘请的员工中还有一两位是非亲非故的，后来也都全部换成了丈夫家庭中由于所居住地理位置的限制而无非常好的发展机会的子弟们了。这些职工，在血统上是夫家的远房亲戚，从辈份上而言都是她的儿孙辈；因此，平时在一起工作时他们都叫她“奶奶”。妹妹
１９９６年时“黑店”已发展得小有规模了，共有三层营业厅提供给顾客就餐，员工多时也有１０余人。这时由于妹夫突然被检查得了胃癌，看病住院花费甚大，且妹妹的单位经济效益一直欠佳，自己做生意又不太成功，因而她家里的经济状况直线下滑。本着帮助同胞姐妹的目的，韩增桂女士将“黑店”承包给了妹妹。另外也由于同等档次的餐馆最近在该街区成长很快，且餐馆的经营需要大量的体力。连年的劳作，让她心中已十分厌烦，希望有一段时间的休息调整。
妹妹在来“黑店”之前长年在一家土特产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原本想凭她多年来在商业中从事工作的经验，可以很顺利地接手“黑店”的管理工作。可事情却并非如此。
长期以来，“黑店”内基本没有成文的规章与制度。每当员工有什么错误时，韩女士多用口头的批评来解决，极少数情况下也有将员工重新交由其父母带回家乡的事件发生。员工全部住在她自家专门腾出的几间宿舍里，平日就餐也多与她及自家子弟在一起。虽然韩女士在工作时对他们要求严格，批评起人来也毫不留情面，但在工作之余，彼此之间关系十分和睦，员工们如看到她有何决策不当的地方，一般都会当面指出。有时员工还会开开她的玩笑，她也丝毫不计较。由于平时工作、生活都在一起，且这些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员工彼此都是亲戚，大多自小就认识，在刚来不久就能很快融入到这个小集体里。由于这些员工多是韩女士的儿孙辈，他们的父母在他们来“黑店”工作前一般都不仅希望自己的子女能进城打一份工，也更希望韩女士在让他们有一份合适的工作的同时，能帮助他们远在家乡的家长来管教他们，纠正他们的一些不当的行为。甚至有几位在初来时，都由其父母陪同；在其父母住在韩女士家中时就开始了工作，以适应新环境。在其父母表示对一切都满意、即将离开武汉前，一般都会对韩女士嘱托再三，要求她帮助他们自己来管教他们的子女。为了限制这些子弟员工们的行为，韩女士一般都是一年只发两三次薪水。每次发薪时，韩女士都将他们各人的工资存入他们自己的存折中，在他们看过存折后，又将存折收回，代他们保管。在他们春节回家前，会将存折及红包一并交还他们。在这时，他们的车票一般也都是买好了的。员工们也都乐意如此，因为他们的生活空间相对狭小，又是集体宿舍，他们必须考虑到财物的安全问题。平时如有急需，他们可以随时同韩女士讲明原因，取回属于自己的那份存折。从未发生存折取不回的现象。除工资之外，韩女士还会不定期地以零花钱的名义向他们发放数量不等的奖金。但大多数员工并没有将这笔奖金花光，而是小心地保存起来。发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平日的住宿、伙食费用都不用操心，日常的生活用品也都是随时可向韩女士索得。除少量开销之外基本无重大支出项目。“黑店”对于这些员工而言，并不只是一个工作的场所，而更是一个家，韩女士则代他们的父母在行使权力，承担义务。１９９５年后，韩女士也曾试着将“黑店”的管理交由她下岗在家的媳妇——杨女士来管理，而自己只从事宏观的管理。但由于杨女士当时经验还不够丰富，最终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而韩增桂女士的这些做法却让已失去工作的媳妇对“黑店”的未来充满了憧憬。
妹妹刚来到“黑店”时，由于对餐饮业的运作方式还不太熟悉，因而在初期，还是主要由韩女士来作决策。随着妹妹经验的积累，韩女士就将“黑店”的业务基本上交给妹妹来管理，原先负责“黑店”管理的杨女士此时也退居参谋与协助的位子。在刚开始时，妹妹在管理上基本上仍然沿用韩女士的管理办法。在对店中的许多不明不白的现象，如部分员工在收银时未将现金如数上交等事上，也遵循着韩女士一家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而未进行太多的干涉，保持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之后不久，她在征得韩女士的同意后，让自己身体状况稍有好转的丈夫来店中担任收银员的工作，店中的现金流失现象才稍有好转。随着时间的推移，妹妹也相应地推出了许多制度。当后来问起她为何在当时要转变管理模式时，她回答道：“我从事商业行业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每个单位都是只有在建立了良好的制度，并有效执行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正常运转。咱们店开张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扩大，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咱们在运作时，太多地考虑人际之间的亲情因素。好不容易挣到的钱，有许多不明不白地流到个人的手中。如果说办这个店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维持家用，那也就罢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由于单位的效益不好，许多下岗后的工人都在开餐馆，我们的顾客越来越少，利润也越来越薄，如果再像从前那样，将来怕只有倒闭一条道了。而且，虽然说是一家人，什么都好商量，但如要办成大事，亲兄弟也要明算账才行哪！”但是现实的情况却并不像妹妹想象中的那么如意。随着制度的推行，员工（亲戚）们都越来越感觉到行为的被束缚，从前韩女士管理时的宽松气氛不再存在。妹妹在执行起制度来时是毫不留情面，许
多员工开始怀念起韩女士管理时的情形。虽然从表面上看来许多从前不明不白的现象得到了制止，但是，消极怠工的情绪却在四处蔓延。妹妹的指挥也不似从前那样有效了。
担任妹妹助手的杨女士听到的抱怨最多，而且她自己也感受到压抑。从前那种大家一起劳作、不分彼此的家的气氛已不存在了，“黑店”这时对她而言只是一个工作场所。许多时候，她都在想，如果自己从前能更加努力地工作，得到韩女士对自己能力的信任，那么今天管理“黑店”的也许就不会是妹妹而是自己了，而自己是决不会采用这种管理方法的。事是人做出来的，如果做事的人没有积极性做事，那么事又怎么可能做得好呢？而且在最近，妹妹为了改变她在“黑店”中指挥失灵的现象，又让她的儿子来担任一部分工作。而这个十来岁的毛头小子，一来就将自己放在了老板的位置上，对许多员工出言不逊，动则指责，甚至发生了与顾客、员工冲突的现象。这让她更感到心中不畅。
韩女士也多次向妹妹表示道：“不要管的太严了！”后当妹妹对韩女士提出进一步的人事权时，也遭到了韩女士的拒绝。
所有的这一切，让妹妹的介入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事后的结果证明果然如此。家族中从前的矛盾也让职工（亲戚）们对妹妹的到来存在着许多抵抗情绪。
＃7
韩增桂女士在家族中排行老二，大哥性格比较内向，长年工作在武汉市的一家特大型企业中，从事着经济事务方面的研究和技术工作。加上他的教育背景好，事业上较有成就，因而他更多地将精力放在了自己本人的工作中，而对家庭的事务只是局限在一般性的过问上。在父亲过世之后，大哥在家中越来越多地充当家长和协调人的角色。但因为各个兄弟姐妹早已长大成人，他的这种家长和仲裁人的身份也就越来越滑向于流于形式和“临时消防员”的角色。
而对姐妹们的实际生活的关心方面，韩增桂女士是做得最多的。由于一直在做生意，韩增桂女士的家庭生活相对于一般的市民阶层要好出许多。各个兄弟姐妹同在武汉三镇，交通十分便利，彼此之间来往也十分密切。加上韩增桂女士热情好客，自家又是干餐饮的，因而绝大多数时候当姐妹们来武昌时，都由她来提供伙食甚至住宿。一两次可能无所谓，但是由于此种情况过于频繁地发生，而引起了在“黑店”中担任职工的夫家的亲戚们的不满。更加上妹妹在此之前也在“黑店”附近开过一家小餐馆。两家餐馆之间不但存在竞争关系，甚至还有一笔谁也说不清的糊涂帐。这些，也加深了“黑店”亲戚——职工们对妹妹到来的反感。“黑店”之二
当１９９７年，韩增桂女士再次接手“黑店”的管理时，“黑店”的生意已大不如前。这一方面有因前一段时间以来内部管理混乱而造成的服务水平下滑、客户外流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整个宏观经济开始不景气，团体消费锐减。从前的老顾客如市公安局的干警们也因单位内部办起了伙食不错的食堂，而减少了来“黑店”就餐的次数。武汉音乐学院的师生们也因校门改了方向，且在新大门两旁迅速地生长出一大批餐馆而同样少来“黑店”就餐。宏观经济不振，造成的更大的负面影响是大批职工下岗，下岗后的失业工人也在附近开始从事各种不同档次的餐饮服务业。商业机构中的顾客也都自带便当，附近的居民也减少了订餐的次数。原本是作高档酒宴的大酒楼也放下架子，开始经营早餐、大排档等不上档次的项目，以求个薄利多销。这时“黑店”在地理位置和经营方式上的劣势开始明显地暴露了出来。“点点店”
１９９７年韩增桂女士再次接手“黑店”之后，马上发觉了导致黑店走入低谷的几个具体的内外部原因。经过协商后，韩增桂女士将“黑店”再次以承包的方式，将经营管理权交给了杨女士。用她本人的话讲，这一来解决了杨女士的就业问题，二来也是为她本人腾出了精力以为家庭的发展开发别的新项目。她本人只在财务上采取一定的手段加以控制。
正好这时家境稍宽裕的大嫂——阮女士也办理了退休手续，正为家中的少量资金无处发
展而发愁。于是二人在一起试探了众多的投资可能之后，决定从“黑店”前不远处的一家行将倒闭的工艺陶瓷商店中将其门面转租过来。不久，她们就成立了一家小商店，起名为“点点店”。
新店
经过一年多的辛苦耕耘，“点点店”发展得十分健康。１９９９年春节刚过，韩增桂女士得知在现“点点店”不远处有一家店辅需要转租。而且转租后，不需过多地接手原店主遗留下来的货物，价格相对而言也是较便宜的。加之韩女士一直有开连锁店的思路，顿时又有了将其承租下来的念头。
而与此同时，妹妹在离开“黑店”之后，也开始在别处与人合伙做生意，但由于近两年宏观经济不振等方面原因，生意也不是很好，最近又赋闲在家。韩女士想，自家几个子弟近几年来因无生活的压力而过于闲散，承租了这个新店后，一来可以再次帮助妹妹解决目前的困难，再者也可为子弟们找些事做，为将来的扩张打下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但考虑到他们从前过于闲散，一下子加担子又可能承担不起，心中不禁一片茫然。
后记
第二天清晨，韩增桂女士与往日一样很早就起了床，在对“黑店”作了简单的检查之后就直奔前面的“点点店”，安排了员工今天的工作并作出了今天的采购计划。中午，当她采购回来时，阮女士也早已来到了店中。韩增桂女士便将昨天晚上的考虑跟阮女士全盘托出，在提出了对未来承租了那个新店的经营构想后，她提出未来的发展仍然是以从前已商量好的连锁店的方式进行。将来在承租了新店后，目前的这个“点点店”将以承包的方式让妹妹来经营，未来的新店也将使用点点店的店名，但在其经营上与目前会有许多差异，人员上也要依靠几个后生的子弟。
阮女士在听过之后，沉思良久，最后说道：“首先，我不同意妹妹的介入。理由很简单，与她的合作从前就不愉快，将来如仍沿用从前的办法也难有起色。第二，我也不同意考虑子弟的安排问题。他们目前都已有较好的工作，而且对我们的生意发展也不太关心。我认为即使是将来要扩张，管理人员也可以通过外聘或提拔我们店内现有的员工的方式进行。最后，我认为将来如想有大的发展，就必须使制度相应地跟上，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不明不白了。” 说完这后，两人便陷入了沉默„„
韩女士最终决定承租新店，并将点点店的经营权全部转交给妹妹。新店同样用“点点店”的店名。新旧两店目前仅维持店名上的联系，未来将会冠以不同的店名。在对未来的接班人的考虑上，韩女士一方面采纳了阮女士的意见——提拔内部员工，另一方面也在家族中物色合适的人选。
问题
１、企业的经营目标主要只是盈利吗？韩女士应如何看待企业的经营目标？
２、家族型企业的管理与一般企业的管理有何异同之处？在何种情况下，家族型企业会表现出特殊的优势？
３、人性化管理与制度化管理哪一种更适合于家族型企业？
４、是否还应让妹妹再次介入？如何介入？为何第一次介入没有成功？韩女士坚持妹妹的进入体现了家族型企业管理上的什么特点？
５、你对韩女士对“点点店”未来的人力资源的构想有何评议？
６、阮女士此时提出几条建议与当年妹妹提出的类似的几条建议意义相同吗？
第三篇：东胜区两个女强人的创业故事
连锁加盟 Liansuo.shgao.comqyue东胜区两个女强人的创业故事 一个人创业解决了46名下岗女工的就业问题，50多户农牧民养牛难的问题，并使他们
逐步见到了效益，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并且带动周边1500多户农民增收致富，与此同时还带动了饲草料种植业、饲料加工业、乳品加工业等许多行业的联动发展，有力的拉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第四篇：创业家族史
创业家族史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经常跟我说他小时候是如何奋斗，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次借李文胜老师的课题作业，综合性地把爸爸的创业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
七十年代，我爷爷是在我们家乡当地的食品站任站长，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的年代，社会资源极度匮乏（计划经济的年代有钱还买不了东西，日常用品还需要凭票供应），而且我们老家是在山里面，家里境况更是窘迫，所以爸爸十来岁的时候就跟着奶奶去山里面砍树，烧成炭，然后运到十多公里的县城里面去卖，维持家用。
八十年代初，正值改革开放，爷爷退休了，爸爸接替爷爷到食品站上班（那个时候国营企业和单位，儿子是可以接替父亲到工作的单位上班的），从一个小职员做起，没几年的时间，爸爸便熟悉业务，和领导、同事关系处理的比较好，慢慢地成为食品站的负责人。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没几个是能压抑内心的热情不去下海创业的，我爸爸也不例外，八十年代末，爸爸便辞去了食品站的职位，追随着下海创业的人潮，来到了深圳，带着他积攒的一些资金，承包起了一个小砖厂。那个时候的深圳就如雨后春笋，国家资金大力扶持，国外资金的入注，一栋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爸爸的砖厂也算办的有模有样，但是好景不长。八十年代末的一次大规模学生运动，让国外的投资人担忧这个刚开放的土地会就此夭折，大量外资撤离，高楼没资金的运作停建了，自然，建材价格一落千丈，爸爸的砖厂也就此破产，还欠下了一笔债务。
九十年代初，爸爸回到了原来的单位，从头开始做起，因为以往对业务的熟悉和积累的经验，没几年就当上了食品公司的经理，零四年的时候筹划兴建肉联厂，升职为商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肉联厂厂长，零六年的时候商业公司筹建旅行社，爸爸调任旅行社的经理，创造了一系列不俗的成绩，几年后因城镇的肉类市场混乱，需要重新整顿一零年重新回到肉联厂兼任厂长至今。
脚踏实地地干，一步步从山沟沟里面走出来，这就是我爸爸的创业史。
第五篇：两个80后创业成功人士的创业故事
两个80后创业成功人士的创业故事
如今，80后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话题，80后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已经稀松平常，也经常可以在电视上看到。然而，作为改革后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依然有许许多多的人在苦苦思考到底应该如何创业。
小田是80后的典型代表，由于学的理科计算机专业，所以他就很自然地接触了IT行业。有着创业冲动的小田在大三时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旅。一开始，凭借自己的勤奋及杰出的编程技术基础，小田从别的公司接了很多活自己来做，并以此获得创业的第一桶金。
与很多创业的人一样，小田注册了自己的公司，也开始招览更多的业务。小田渐渐发现，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已经如法同时为越来越多的客户提供服务。于是小田开始招聘自己的员工，并亲自培训，然而客户的需求又是多样化的。小田凭借自己的技术与才干并不能全面满足企业的需求，同时，小田也没有自己的精力去开发一些应用程序来满足企业的相关需求。这时候，小田想起了牛顿“站在巨人肩膀上”的那句名言。与很多人的想法一样，小田想到了IBM、CISCO等跨国巨头，如果能够和这样的跨国公司合作，那无疑会令小田的事业站到一个巅峰之上。
不过，你想站到巨人肩膀上，也得要看巨人让不让你站。像小田这样刚刚创业的年轻人，何况还是个学生是不可能引起IBM、CISCO兴趣的。在几次碰壁之后，小田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寻找国内一些实力强大的公司来合作。
在互联网的搜索中，小田发现了他一直认为只有跨国公司才会拥有的“中间件”技术，在国内已经被一家叫做中龙网库的公司实现了技术突破。而且，中龙网库所提供的“中间件”在价格上十分便宜。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小田从南京跑到了北京与中龙网库洽谈，而中龙网库也正在着手推广其十年技术攻坚所取得的“EDN中间件”。由于小田自己也是技术出身，因此在看了中龙网库产品之后，当即觉得中龙网库就是他要寻找并愿意让自己站上去的“肩膀”！
与中龙网库的合作，不仅为小田的公司大大增强了技术实力，也大大拓展了业务范围，而且小田也不再需要为自己的售后服务所担忧。不到两个月，小田的业务收入便获得成倍的增长，而如今还在上大三的小田也俨然成为了拥有千万资产的80后成功人士！
在问到小田对自己成功的看法时，小田说：“我们都知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定会让我们事半功倍，关键是巨人到底是谁，该如何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巨人。”
从外地来海口 边读书边做生意
王鹏的家在河北邯郸，他和来自山西朔州的唐文龙都是海南师范大学美术教育专业2006级学生，新生军训时王鹏和比自己大两岁的唐文龙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们都喜欢打篮球，玩桌球，爱好非常相似，我把唐文龙当成大哥。”
唐文龙随后选择了油画方向，王鹏选择了雕塑与陶艺方向，但是他们除了学习之外，都有在大学期间干点什么的想法。
唐文龙和王鹏在大一开始就想了很多种经营项目，而两个人都喜欢打桌球，唐文龙的球技尤其很好，两人商量决定开一家桌球吧。可因为两人家庭条件都非常一般，没有足够的本钱，他们只能长期慢慢筹备。
2007年年底，王鹏和唐文龙缩衣节食，终于筹集了1万元。两人去海口长堤路买了7张球桌，在学校附近的板桥路租了一个店面，开起了桌球吧。
每天只吃一餐 一个月不知肉味
“以前只看到别人做生意赚钱，却不知道其中的辛苦，等自己试过了，发现根本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王鹏和唐文 龙怕家里担心，并没有说在海口开桌球吧。
刚开始创业时，他们租了一个近200平米的店面。由于一开始客人不多，而每月房租、水电费、维护设备费等近三四千元的开支让两人不得不再次勒紧裤腰带，省吃简用，减少日常生活开支。王鹏和唐文龙曾经有一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尝到肉味。“又要忙生意又要上课，店里不能没有人，常常每天只吃一顿饭，饿了就嚼块饼干。”
后来，来桌球吧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每桌每小时收费6元，除去房租、水电费等日常开支外，能有几千元收入。虽然如此，王鹏和唐文龙依然不敢乱花钱。
后来，原来桌球吧所在的楼房要整体装修，王鹏和唐文龙不得不另选店面。搬新店时，为了节省费用，店面的新招牌，是两人自己买漆喷的。桌球吧的广告都是他俩和同学们一起，自己用电脑设计后喷绘。
第一次创业 锻炼比赚钱更重要
在新店的布置中，他俩还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美术特长。王鹏利用雕塑余料，自己制作了一张精致的木桌，他告诉记者，这种桌子要是在市场上买，至少也要100元（王鹏告诉记者，作为学生，他们始终把学业放在第一位。经营桌球吧并不影响学业，平时他俩采取的是轮班制，尽量排空有课时间，当遇上两人都有课时，他们就会提前贴出告示，暂停营业。
王鹏说，在海南读书的这两年多时间，他们都深深地爱上了海南这块热土。他告诉记者，大一暑假，王鹏和唐文龙以及另外两个同学，一起骑自行车去三亚游玩，途经定安、琼中、屯昌和五指山等地，虽然人生地不熟，但沿途的村民们都非常热情地为他们指路，三天后他们骑车到了三亚。“我们亲身感觉到了海南风景的美丽，海南人民的热情。”王鹏说，他和唐文龙都喜欢海南。王鹏和唐文龙告诉记者，在经营桌球吧之后，他们还打算开一个大超市。“但无论开什么店，我们都会珍惜第一次创业的经历，赚多少钱是次要的，锻炼自己积累经验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创业语录：目标在于过程，并不在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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