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部分, 是法治的“灵魂”和源泉,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该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二是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即“良法”与“普遍服从”。法治文化是指溶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法律行为及其价值追求,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机构、法律设施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是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表现出的涉及法治的行为方式。
一、法治文化的内涵
法治文化作为法治精神在文化层面的体现,无疑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基于法治文化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用,如何来正确定位法治文化和开展好文化建设显得尤为迫切。法治文化是以法治理念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所以相对于社会其他的文化体系,法治文化的内涵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法律至上原则。法治所强调的是法律的权威和制度的保障。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本质体现,是法治社会的基 本原则和根本特征。法律至上意味着法律是评判公民、法人和国家机关行为最基本的准则,是解决纠纷和社会冲突的首要选择。
(二)法律普遍性和公开性。法律针对普遍的人与事,主张“类似情况类似处理”和“类似情况反复适用”,法律适用排除了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的随意性和任意性;公开性是指法律要为民众所知晓,让公民知道什么是法律所禁止的或者允许的,让公民可以有意识的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样的普遍性和公开性可以给人们的生活一种确定性、有序性。
(三)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依法行政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行政是否依法进行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实现法治。而司法是保障人民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它要求司法主体的产生要公正、司法主体的行为方式要公正、司法程序要公正、司法的结果要公正。要保证司法公正就必须要保证司法的中立,而司法的中立的基础就是要保证司法的独立,因为只有司法机关自己能够独立地分析处理问题,才能不为其他的权力或者社会舆论所干涉。
(四)实行权力制衡与监督。我们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利的让渡。权力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又进行必要的约束和监督。这种在约束中行使权力,在 2 行使中又约束其它权力的机制,是法治社会运行较为理想的状态。
(五)依法保障人权。现代法律已经从以前的“义务为本位”转向“权利为本位”的法,而人权是作为基本的权利的一种,必然要成为现代法治的保障的核心。
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法治文化建设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对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实现法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共同发展,有利于夯实法治国家建设的文化支撑,有利于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创造具有浓郁地方特色、体现当代法治建设方向的社会主义文化。而中国现阶段国情所面临的法治文化现状与人民对法治文化急剧需求之间的矛盾,迫切需要政府自觉地重视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
(二)法治文化建设有利于西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我们强化法治文化建设,旨在形成一个事事有法可依、人人知法守法、各方依法办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治环境。政府依法行政,廉洁从政,用法制来引导、规范、保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平台和执法司法环境,使市场经济基础稳固、秩序健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诚信守法,合法经营,并依法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
(三)法治文化建设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万事皆规律,有法才和谐。法律文化建设为和谐提供守法意识,用法意识,依法处臵,消除各种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的秩序、公平和正义;依法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维护稳定;执法人员依法办事,杜绝因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执法犯法等而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努力消除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减少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依法协调各类民商法律纠纷,稳定社会秩序;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全民的法律素养,不仅要使人们信法、守法,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自觉尊重法律秩序,更要使人们学会用法,在自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能够自觉诉诸法律解决,从而在法治框架内维护自身权益,让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在人们知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氛围中诞生。
(四)法治文化建设有利于全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法治文化不是抽象和悬空存在的,它取决于作为主体人的公民素质的程度,同时又需要内化并体现于公民素质之中,不断提升公民素质。任何一种制度要想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推行,行之有效,就必须同公民的文化观念之间形成一种相互配合和彼此协调的关系,否则,再完善的制度也会在一种不相适应的文化氛围中发生扭曲甚至失去意义。在构建和培育法治文化时,就是把提升公民素质放在中心的位臵,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公民不是对象而是目的。所以法治文化建设能够提高全民崇尚法律的意识、遵守法律的意识、运用法律的意识、维护法律的意识。使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成为全民的公共精神和社会理想,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行动,达到有为而治,无为遵守。
三、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中央、国务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与此相伴,西部地区的法治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若要给西部地区法治建设问题定一个位臵的话,那么在法治建设的横向的差序格局中,西部地区的法治建设状况与中部地区一样,处于第三层次,港澳台地区位居第一层次,东部地区则处于第二层次。[3]如何进一步 深化法治文化建设,培育公民信仰法律和崇尚法治的意识,以良好的法治文化环境推动法治建设的进程,需要我们积极的思考和不懈的努力。尽管我们的法治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我们工作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和提高。
(一)历史上缺少法治文化的传统。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历史,应该说我们并没有现代的法治文化,在传统社会中一直存在的是理治和德治,而理治和德治在本质上是人治。古代统治者主张的法治也不是今天法治的含义,实际上还是一个权大于法,法受制于权力的人治。中国缺少法治的文化传统,这不仅无助于法治,甚至它本身就是法治的障碍。
(二)民间传统习俗与法治文化冲突。我国西部地区位于亚欧大陆的腹地,远离海洋,地理位臵相对偏远,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不畅。这样民间社会长期以来由共同的道德信仰形成的习俗做法,就会不断促成乡土秩序的衍生、巩固和强化,成为社会的主要规范,这些土生土长的礼俗秩序逐渐成为了百姓生活中的“活法律”,一代代流传下来,根深蒂固、极难改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如今我们的很多法律在很多方面己经西方化,但许多中国人并不习惯于这种法律,因此在许多地方出现了许多法律规避和违法现象。[4]曾几何时,抱有“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心态的人在民间为数 众多,打过官司的人常被视为异类,“这人不好惹,这人品行可疑”通常成为评价他的标准。“中国人极不愿打官司,亦很少打官司,亲戚朋友一经诉讼,从此便不好见面”。[5] 尽管有些法律规定是科学的,也是符合我国现阶段需要的,但是,在某些地区某些情况下,仍然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贯彻起来仍然存在障碍
(三)法治文化内容形式单一,文化融合不足。法治文化内涵涉及到法治的体制形态、法制体系、法治思想、社会心理以及公民的日常行为规范等各个方面。现有的法治文化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来看,都较为陈旧,不能有效的吸引民众。法律与文化的结合点也未能得到全面开发,与机关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农村文化的融合程度需要进一步加深,与传统文化、廉政文化、行业文化、旅游文化、环境文化等有待进一步拓展。
(四)实践开展不够充分,法治惠民需要务实。法治文化建设是为了培育出民众信仰法律的精神,培养出从内心认同法律,使法律内化为自己行为一部分的思维方式,从而达到构建法治社会的目的,可以让群众享受到法治实实在在的成果。目前,法治文化实践活动开展不够全面,法治文化建设的“酵母效应”没有充分发挥,导致民众对法治带来的安民、富民、惠民的效果感受不深,影响了法治建设的进程。
四、推进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对策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这为新时期如何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也为积极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努力增强公民的法治观念,形成人人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提出了新的课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西部地区的法治文化建设:
一是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弘扬法治文化,重在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指针,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核心内容。要通过普法活动,教育引导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围绕“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内容,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穿于法治建设的实践,在全体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特别是在立法、执法、司法等部门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坚持社会主义法治 的正确方向,把推进法治建设的过程作为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过程。
二是要加大宣传教育,营造氛围。应该在法制宣传工作中加大法治文化的含量,通过倡导和组织各种法治文化活动,使人们在参加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活动中,自觉地接受法律知识的传播和法治思想的熏陶;通过“法律六进”全方位的传播法治精神。并根据机关、乡村、社区、学校、企业、单位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人员构成,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市民,分专题有侧重的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坚持集中宣传与经常性宣传相结合的方式,法律宣传与法制实践相结合。着力提高领导干部和广大公务员依法办事、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的能力,着力提高社会各方面人员依法维权、依法处臵矛盾纠纷的能力。政府各职能部门要担起开展法制宣传的责任和义务,大力开展司法和执法领域的依法治理,将司法、行政执法、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以及人民调解与法制宣传有机结合起来,将群众“要说法”解决自身涉法问题的过程,作为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治文化的过程,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互动性、针对性。扩大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增强渗透力和感染力,促进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的提高,为西部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三是推进公正司法、依法行政,着力构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提高公民的法治素质,促进全社会知法、守法、用法、尊法,依靠法制宣传教育可以实现。但是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文化观的真正形成,从根本上讲要通过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提高司法公信度,而逐步培育形成。“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公正的举动祸害尤烈,因为后者不过是弄脏了水流,前者却破坏了水源。”法律只有在实施中满足了人们的安全、正义和秩序的需要,使损害得到救济,利益分配的扭曲得以矫正,其威信才能树立,其权威性、公正性和神圣性的价值才得以彰显。司法公正起到了公平正义法治价值体系形成的巨大潜在作用。法治文化的建立不但要以良法存在为前提,更要以良法的公正实施为目的、为保证、为重点。虽然说整个法律的实施,是包括着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执法司法和公民群众的普遍守法两个基本的方面,但前者即掌握并行使公共权力的执法和司法者却始终处在决定和影响法律实施的主导方面。因此,作为一个必须满足法治要求的和谐社会,就必须要实现执法和司法的公正。因为只有执法和司法公正,才能维护社会公正,而这显然是整个法治文明的基础。所以,培育法治文化的实践中,必须进一步强化法治政府建设和抓紧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促进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四是加强法治理论研究和法治文艺创作,着力营造全社会普遍关注法治文化的良好氛围。理论是实践的指导,要把握法治建设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加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注重在法治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法治文化理论,更好地指导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在法治文化的研究培育过程中,要注重继承吸收传统的法治元素,并大胆借鉴和移植“外来”的先进法治文化,同时使之民族化、本土化。加强法治文化的培育,要鼓励引导支持法治文艺创作,努力为广大群众提供丰富的法治文化产品。重视发挥执法机关和专业文化团体、业余文艺团体、各级文化馆(站)的作用,贴近法治实践,贴近群众文化生活,积极开展法制题材文学艺术作品创作,让法治文化融入主流文化之中,以丰富生动的法治文化作品吸引人、感染人、说服人,不断提升公民的法治文化修养,从而形成全社会普遍关注法治文化的良好氛围。
在新的历史起点谋划和推进法治建设,既是时代的紧迫要求,也是人民的普遍呼声。相信只要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西部地区的法治文化建设一定会得到不断的完善和提高,从而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大繁荣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第二篇:试析西部地区法治文化与法治城市建设研究
试析西部地区法治文化与法治城市建设研究
[论文摘要]法治城市的基本特征是有序化、公信度、民主性和自由度。法治文化奠定法治城市的思想基础,法治文化培育是法治城市建设规律的必然要求,我国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相对落后,西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民间组织、法律职业群体和广大民众等主体的积极作用,建设法治城市。
[论文关键词]法治城市 法治文化 建设
一、关于法治城市和法治文化
(一)法治的内涵
法治,是指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
(二)法治城市的概念
法治城市是现代化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指在城市实行依法治理,确立法律在城市社会调整体系中具有最高的地位,它实现了对城市社会关系基本领域的全面控制和调整。法治城市建设实行依法治市的基本方略,实现在城市社会中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城市要建立完备的城市管理法律体系、严格的执法制度、公正的司法制度等。
(三)法治文化的概念
法治文化是指存在于特定环境中的,与法治紧密关联,体现着法治的精神和理念、原则、制度、运作实践和生活方式的进步文化状态。
二、法治文化与法治城市建设的关系
法治城市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标志,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理想状态,建设法治城市的关键在于人,一切法律都要靠人来执行和遵守,才能产生法治的效果,人是否能够守法,既取决于他所具备的综合素质,更取决于城市法治环境。
(一)法治文化是法治城市建设的核心内容
法治城市的内涵关键是看城市的建设和管理是否在法
治的框架内依法、规范、有序、自觉的运行。城市法治文化是一个城市全体市民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包括人们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想、法律价值取向等。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灵魂,是法治城市和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法治文化奠定法治城市建设的思想基础
在任何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成败和效果总是取决于其自身特定的文化环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律并非我国社会的主导性秩序模式,人们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我国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使我国成为了“熟人社会”,人们依赖社会的程度不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而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在市场经济体系内,交易各方的一切经济活
动都必须在法律规范内进行,按市场规则办事。法治,作为最好的城市生活制度安排,需要有相应法治文化的支撑,法治城市的实现与否,关键在于法治文化建设。
(二)法治文化是法治城市建设必然要求
我国目前存在的一个矛盾,就是法律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的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的矛盾。法律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人是否能够依法,既取决于他所具备的综合素质,更取决于社会整体的法治文化建设。法治文化关系着广大民众法治意识、法治情感的培育,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与法律制度同样的作用,因此,只有当法治文化和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才能催生出法治建设的丰硕果实。
(三)法治文化是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内在要求
在推进城市法治化的进程中,首先要普及必备的法律常识,更重要的是要树立法治的权威、法律的信念、法律的理念、民主的意识、人权的意识等。有了这一系列意识,才能有效推进法治建设,没有城市社会主体的法治意识,就不可能有城市的法治氛围。当今社会存在的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公等现象,就是因为社会缺乏应有的法治意识和法治氛围。
三、我国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历史上缺少法治文化的传统
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历史,应该说我们并没有现代的法治文化,在传统社会中一直存在的是理治和德治,而理治和德治在本质上是人治。古代统治者主张的法治也不是今天法治的含义,实际上还是一个权大于法,法受制于权力的人治。
(二)法治文化内容形式单一,文化融合不足
法治文化内涵涉及到法治的体制形态、法制体系、法治思想、社会心理以及公民的日常行为规范等各个方面。现有的法治文化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来看,都较为陈旧,不能有效地吸引民众。
(三)群众文化程度较低,缺少法律文化培育土壤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民群众的受教育程度也较低,因此人民群众的整体文化素质较低,培养法治氛围相对更难。
四、加强西部地区城市法治文化建设
(一)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弘扬法治文化,重在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指针,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核心内容。要通过普法活动,教育引导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围绕“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内容,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穿于法治建设的实践中。
(二)立足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文化建设,深入开展法制宣传
一是加强与群众生产生活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围绕服务和改善民生,进一步
加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权益保护等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二是组织开展“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主题宣传活动,针对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法制宣传教育,引导公民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三是抓好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学法用法工作的指导意见,广泛开展适合不同对象参与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推进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的深入开展。
(三)推进公正司法、依法行政,着力构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
提高公民的法治素质,促进全社会知法、守法、用法、尊法,依靠法制宣传教育可以实现。但是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文化观的真正形成,从根本上讲要通过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提高司法公信度,而逐步培育形成。“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公正的举动祸害尤烈,因为后者不过是弄脏了水流,前者却破坏了水源。”法律只有在实施中满足了人们的安全、正义和秩序的需要,使损害得到救济,利益分配的扭曲得以矫正,其威信才能树立,其权威性、公正性和神圣性的价值才得以彰显。司法公正起到了公平正义法治价值体系形成的巨大潜在作用。所以,培育法治文化的实践中,必须进一步强化法治政府建设和抓紧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促进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四)动员社会力量,加强法治理论研究和法治文艺创作,营造法治文化的良好氛围
理论是实践的指导,要把握法治建设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加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注重在法治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法治文化理论,更好地指导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在法治文化的研究培育过程中,要注重继承吸收传统的法治元素,并大胆借鉴和移植“外来”的先进法治文化,同时使之民族化、本土化。
(五)发挥党组织和政府的带头作用
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总结了55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其中就有“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因此,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要在宪法内活动并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坚持法治建设。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我国西部地区法治建设,既是时代的紧迫要求,也是人民的普遍呼声。相信只要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我国西部地区城市的法治文化建设一定会得到不断地完善和提高,为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和文化大繁荣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第三篇:以法治文化建设引领西部地区社会管理创新
以法治文化建设引领西部地区社会管理创新
摘要: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十二五”时期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所在。社会自然需要管理,并且变动着的社会,管理更需要不断创新。否则,管理方法和模式的滞后,就会导致社会解体的后果。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只有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法制体系、法治程序和规范为支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最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这是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的重要环节。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概况
(一)社会管理创新提出的背景
党中央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与我国当前面临的经济社会形势有直接的关系。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转型社会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会出现诸多利益冲突和矛盾,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当前,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多发期,使得经济社会稳定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管理面临重大挑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很多人有传统的“体制内”走到了“体制外”,由原来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很多问题由原来的单位解决变为了社会解决,很多人处于一种分散化、原子化的状态,尤其是在非传统单位体制中就业的人员以及农民工组织化程度低,相互之间形成一个“陌生人”社会。在“陌生人”社会,人际关系疏离、情感纽带缺失、内部关系松散、信任程度较低、社会制约因素相对较少,这也为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启蒙和提高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人民群众要求扩大民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他们希望党和政府切实保障自身权益有,希望有更多渠道能了解、参与党和政府的工作。而互联网的兴起,1 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增加了透明度,公民的表达空间进一步拓展,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与难度。
但是,由于传统的影响,我们在制约、监督公权力方面的制度积累与还不充分,思想理念、行动能力上也有不足。(阶层群体冲突增加
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相当单一的,就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他们之间的利益是高度趋同的,不仅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甚至直接的冲突都几乎没有。但这些年来中国社会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纷纷出现,新的社会阶层与传统社会阶层之间,新的社会阶层内部由于利益获取模式的不同往往会发生各种冲突与纠纷,这些冲突与纠纷极易引发社会问题。像前段时间出现的农民工因讨薪而自焚跳楼、土地拆迁中的暴力争端等等社会性事件,背后其实都是阶层利益在冲突。
而且,伴随着阶层分化,社会管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基本上都要属于一个“单位”,干部在机关、工人在工厂、农民在生产队。按单位管理,政府好管也省事。但现在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的自由人,不再是“单位人”而成为了没进入麻袋的土豆。对于这些人,仅仅依靠单位模式是想管也管不住了,就算把他们吸纳为临时工,临时工已经没有必要也没有动力像“正式工”那样本分地听话了。流动性问题
目前我国有超过2亿的流动人口,在中国的东西部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流动。这种流动对社会管理提出很大挑战。传统的户籍管理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萝卜就在坑里边,而人口流动,西边的萝卜跑到了东边,导致东边的一个坑里可能有几个乃至好几十个萝卜。相应的社会福利保障、公平正义诉求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治理等等一系列问题就产生了。比如,农民工建设了城市,但却很难在城市中居住下来,只能像候鸟似的飞来飞去。如何调动流动人口建设流入地的积极性,保障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各项社会福利,让流动人口不至于因心态失衡引发行为失控,已经成为了城市化发展不能回避的紧迫问题。
人口流动好歹还能看得见,信息的传播与扩散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信息开放与信息封闭状态下的社会管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难度更是天壤之别。在信息不畅通的情况下,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捂住再慢慢应对。可是互联网让信息迅即甚至呈几何级数传播,往往“网下刚冒烟,网上已燃烧”。本来一个小事情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信息一传播到网上,马上情绪激愤。加之,互联网还有强大的组织功能,它可以把全世界各地看似一点联系也没有的人在不知不觉间组织在一起形成集体行动。
更近一步看,在信息化环境中,人的社会交往已经不仅仅是实体的交往,不仅仅是面对面的交往,而变成了网络的交往与沟通。一个人足不出户并不意味着孤立无为,闭门也能造车,网上也可以开店。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宅男宅女很可能是社会中交往关系最复杂、最广泛的群体之一,据说目前中国网民已经超过4亿人。虚拟社会不同于现实社会,但它又与现实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虚拟社会的所作所为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崭新要求,又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紧迫任务。
维权意识更加强烈。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很快,跨越了温饱,实现了小康。但是,在老百姓吃饱穿暖的同时,对政府的意见也不断增多,群众与干部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凸显出来了。为什么啊?社会诉求在提高,群众愿望在升级。我们党员干部在实现群众经济小康方面成就很巨大,但让群众精神小康方面准备不足。可是,准备不足,群众就会聚集起来和你要、和你闹。尤其是随着社会公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过去不 3 是问题的问题今天成为了大问题,过去理所当然的事情今天越来越理不直气不壮了,过去坚不可摧的合法性基础今天越来越有些靠不住了。邓小平晚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们过去总认为发展慢了不行,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之后,发展快了问题更多、更棘手、更复杂。后邓小平时代10余年后重温这句话,确确实实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是伟人的高瞻远瞩。社会失范引发风险
社会发展可以突变,社会价值观的培育却不能一蹴而就。中国社会用30余年走过了西方社会数百年的历程,既有价值观已经失去了共识,新的价值观又没有真正形成。而一个社会只有存在共同的价值观才可能产生一致的行动。当出现价值真空的时候,一切行为都将自以为是,都将无所顾忌,都将不可预期。有权的“官二代”信奉赢者通吃,自鸣得意而视法如无法;弱势群体则绝望无助,看不到过上好生活的希望便铤而走险非理性杀人。就算那些自诩为只是“打打酱油”的群体,在其貌似超然的背后何尝不是一种无奈与愤懑,这使得他们往往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肥沃土壤。当一切都不再相信、一切都不敢相信、一切都不能相信的时候,谣言就会主宰社会,恐慌就会降临社会、动荡就会席卷社会。前些天的“盐慌”背后并不仅仅是经济投机,更多的是社会性的焦虑与迷茫。
没有社会的稳定,就不可能有经济政治的繁荣发展。面对这些新的社会管理问题和管理要求,我们用惯了的、会用的、曾经很管用的、数十年来延续下来的一些社会管理模式与管理方法越来越不适应、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如何在新的发展背景下,有效地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社会管理创新成为了必由之路与不二法门。社会管理国际经验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与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政府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也不同。
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时期,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十分有限,主要是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这一阶段政府社会管理的基本特点与主要经验是:第一,社会管理以社会自我管理与社会自治为主,政府对社会基本上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政府对社会自我管理采取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地方自治特别是市镇自治是政府社会管理的基础,是公民社会不断发展的前提条件。第二,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主要是进行社会秩序管理。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目标是保护财产权,维持一种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其主要手段是运用财产权利保护的法律维护社会根本秩序的基础。第三,政府承担起了济贫的职能,但济贫职能的履行尽量利用非政府组织进行。
20世纪初至1978年左右的混合市场经济时期是福利国家建立与完善时期,政府社会管理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经验是:第一,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福利国家是指承担维护和增进全体公民基本福利或社会福利的职责的国家;其主要目标是维持全体公民的最低生活水平与教育水平,实现充分就业,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二,建立和完善基本社会关系管理制度。建立资本与劳动合作的社会制度;完善社会主要利益集团围绕国家政府与公共支出的多数表决制度;同时,发展社会自治和社会自我管理。第三,始终注重提高消费需求,以促进充分就业、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作为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标。混合经济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福利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一种追求资源配置的全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经济制度和模式。
1978年以来,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时期,这一阶段政府社会管理的基本特点与主要经验是:第一,以教育、培训、基础科技领域为主要投资方向,以人力资本投资为核心,将“消极的福利国家”转变为“积极的福利 5 国家”、“工作福利国家”或“社会投资型国家”。第二,以充分就业政策为核心,将“福利”转变为“工作”,并适度限制福利支出的增长,达到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发展、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中和的社会管理与经济增长目标。第三,主动利用基本社会组织、社会利益群体、非政府组织进行社会协作治理。福利国家改革时期也是非政府组织大发展的阶段,如法国1990年就有60000多个私人社团成立,而60年代每年只有11000个组织成立;在德国,每十万人口的社团数量从1960年的160个增加到1990年的475个,增长了近3倍。瑞典公民社会的参与率世界最高,创建了一个每十万人口就有2300个社团的稠密的社会网络。第四,重视社会资本、重视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向社区回归的发展趋势,即社会社区化或社会人文化的趋势。)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内涵
“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是化解社会矛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①社会管理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广义上的社会管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它还包括其他主体以及社会自身的管理。作为政府职能之一的社会管理,是指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社会政策和法律规范,对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引导;培育和健全社会结构;调整各类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维护和健全社会内外部环境;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协调发展的一系列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过程。广义上的社会管理则是多元主体以多样化形式进行的上述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过程。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管理模式及[1] 6 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或者这些活动的过程。社会管理创新既是活动,也是活动的过程,是以社会管理存在为前提的,其目的在于使社会能够形成更为良好的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义:
1、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发挥人民首创精神,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
2、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更好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增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协调性,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地区发展,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才能落实科学发展的统筹兼顾的要求。
4、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才能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最佳路径选择是加强法治文化建设
(一)法治文化建设的提出
中国人对法律的理解,往往把它看成是一种工具或制度的东西,把它看成是一种治理的规则和惩治的手段。我们缺少一种人文的、文化的层面去审视法律。如此,我们对法律只有畏惧而没有尊敬,只有抵触而没有服从,这不能不说是法律发展的缺陷和法治发展不健全的一大重要根源。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已取得丰硕成果。在新时期新阶段应向更深层析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形成。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报告强调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法制观念教育等。“法治文化”,就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机构、法律设施体现出的文化内涵,是公民理解并遵循以法律价值观为核心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它体现或代表了人们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价值追求。
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对法治有精辟的认识:“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亚氏的这段话在后世被奉为法治的经典公式,其贡献在于,通过对法治实践环节与形式要素的完整把握,以“良法”与“普遍服从”两个特定概念的链接,建立了法治的基本逻辑结构。由此演绎,法治是一个地区或国家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社会状态,法治的表层含义是一种社会管理模式,深层含义则是一种体现治国理念和规范人们言行的文化精神。“法治文化”,就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机构、法律设施体现出的文化内涵,是公民理解并遵循以法律价值观为核心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它体现或代表了人们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价值追求。
当代法治文化至少包括四种意识:一是崇尚法律的意识,它反映着人们对法律的情感和态度,是法治能否真正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二是遵守法律的意识,它强调不仅普通公民要守法,而且掌权者更要守法。三是运用法律的意识,它意味着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要运用法律来分析问题。发生纠纷时要寻求法律的保护,诉诸法律来解决争端,四是维护法律的意识,它意味着,法律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要通过法律扬善惩恶,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利益,维护社会的秩序、公平和正义,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不允许以权压法,以钱代法。
(二)用法治文化建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邓小平同志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所有制度中,法律制度最具明确性和国家强制性。通过法律明确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形成社会建设的长效机制,从而使社会建设和管理不因领导人及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时代要求从法治层面为社会建设和管理提供坚实的保障。党的十七大强调,进一步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提出要从发展教育、扩大就业、完善分配体制、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完善社会管理等方面入手。这种“以人为本”的社会建设,特别需要通过法治来强化社会权利的平等和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我们在创新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同时,要高度重视法治保障的重大意义。
(三)法治文化建设是影响社会管理创新的灵魂
社会管理创新是法治的具体化,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保障。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应当在法治的规范之下进行。社会管理需要法治化,法治需要丰富社会管理的内容。法治文化建设是法律制度得以产生和正常运转的指导思想和精神动力。没有法治文化建设的协作和支撑,社会管理创新就难以向广度、深度推进。在现实生活中,民众在做出一个行为时,一般是凭借自己的理解,基于自己的法治文化水平做出判断或选择。法治文化建设使得法律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的效力不仅仅是来源于外部的强制和权威,而是来自于内心的信仰和服从。
(四)法治文化建设有利于社会矛盾化解。
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目标是实现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绝对不是一个没有矛盾和冲突的社会,而是看社会有什么样的化解矛盾的机制。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能够理性对待并妥善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社会,达到使各方利益都得到表达和维护、不同利益主体相互理解和认同的和谐状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法治的社会。而要实现这种调节和均衡就必须靠“法”。因此,社会各阶层一定要有 “法”的精神和信仰。
当前社会,群众需求千差万别,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社会问题各式各样,社会诉求机制不畅造成社会协调断裂,社会建设相对滞后造成社会控制整合相对不力,社会关系紧张导致群体性事件多发高发。要从源头上预防和降低社会风险,就要建立公众广泛参与的多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为社会各阶层提供顺畅的利益表达制度平台,形成规范的对话、协商和处理问题的反应机制,立足于处置“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真正从源头上预防和降低社会风险。在处理矛盾和问题时,应以民意为导向,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维稳”的思路从“保稳定”转变为“创稳定”。
三、用法治文化建设引领西部地区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操作
1.加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坚实的理论保障。对于西部地区乃至全国而言,法治文化理论目前还属于初创阶段,法治文化体系更是一个创新的概念。法治文化理论的研究决不仅仅是法学家的事,还需要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者共同探讨。西部地区应针对自己的社会经济状况,研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法治文化建设,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举办“法治文化论坛”、“法治文化讲座”等形式,加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注重在法治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法治文化理论,更好地指导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鼓励引导支持法治文艺创作,努力为广大群众提供丰富的法治文化产品。同时,法治文化建设还需构筑法治文化人才高地。没有人才的支撑,一切都可能是空话。深入研究和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必须要有一批大师级人物,有一批在法治文化事业各方面有号召力的领头人和一大批专家、学者、能工巧匠,并以此形成有特色的法治文化人才队伍。在此基础上,成立法治文化创作队伍,组建法治文学、法治曲艺、法治美术等创作基地,有计划地组织法治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和生产;应组织力量集中攻关,重点推出一批 10 反映时代精神、富有生命力、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化精品,努力提高作品的影响力和震撼力;加强执法机关法治文化人才的培养,分期分批组织培训和采风活动;加强基层法治文化骨干的专业辅导,积极为人才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建立和完善优秀法治文化人才脱颖而出的激励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西部地区的社会管理创新中,法治文化之水源源不断,为其提供更多更好的方式,保证社会管理创新的成效。2.2.管理创新要注重培养西部地区公民法治素养
目前,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群众中,还存在畏上、畏权、不畏法的情形,这说明了社会法治观念的淡薄。而且,群众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和监督者,因此,着力提高群众法治意识必不可少。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抓法治文化建设首先要从青少年抓起,要保障每个学校实现计划、教材、课时、师资四落实,法制副校长配备率达到100%,做到青少年普法的常态化。要加强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执法守法情况考核。建立健全公务员,特别是执法人员学法培训与考核、晋级、表彰相结合的配套机制,建立健全公务员普法的报告、抽查、通报和建议制度,确保公职人员全年学法不少于40学时,司法、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更新培训每年累计不少于15天。要加强群众的普法力度,通过开展专题普法讲座、出动普法大篷车、聘请律师解答群众提问等各种途径,积极开展居民法律服务,宣传有关法律法规,保障与维护居民的权益。引导群众依法诉求、依法办事、诚实守信。从整体上提高全社会的法律素质。
3.与西部地方特色文化相结合,搭建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管理平台。法治文化建设本质上就是以法治精神塑造人、以法治信仰引导人,以法治实践提高人,以法治文化熏陶人。要运用法治文化的特有功效,渗透到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成功架起法与群众之间的桥梁,以一种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力量默默地传播法治,以它的独特优势与魅力体现法治文化的人本意识 和人文关怀。当前形势下,要把满足人的需要、增强人的需求、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西部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并形成了包括语言、宗教信仰、自然崇拜、神个话传说、故事、歌谣、舞蹈、节目、服饰、建筑、手工艺、礼仪习俗以及生存理念、生活和生产方式等在内的民族文化。在新时期的社会管理创新中,我们必须依托西部地区文化底蕴深厚、资源丰富的优势把法律知识通俗化,把法律规范直观化,把法律历史形象化。通过编制琅琅上口的歌谣、丰富多彩的节目、脍炙人口的故事,让群众感觉到原来法律并不遥远,法律就在身边,更容易保证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社会协调发展。、4、法治文化建设有利于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的形成。
法治文化建设同法治实践相结合才有生命力。既不能离开经济发展空谈法治文化建设,更不能用法治文化建设干扰和阻碍经济发展。要支持和引导法治文化建设朝着促进依法行政、服务大局等方向发展,努力推动经济社会的法治化,形成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导向,使之作为新时代深入推进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倍增器”,成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助推器”。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必须以人们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要适应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多采用接近大众、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化表现形式。应更多地依托各种媒介,如公益广告、手机短信、普法网站,运用图片、文艺节目、法制短信、法制动漫等多种形式开展工作,增强法治文化的渗透力。西部地区应争取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中,发掘特色,打造品牌,如选择贴近老百姓的题材播放普法电影、建设法治文化主题广场、举办“法治文化艺术节”、开展“律师送法进村入户”活动;创建“百米法治长廊”和大型法治公益广告,积极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法治文化品牌,让人民充分感受社会法治文化的气息,有助于社会稳定发展。5.12
①***:《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求是》2010年第4期。
第四篇:浅析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浅析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法治文化是法律和文化的有机统一,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法治动力和发展方向。如何进一步深化法治文化建设,培育公民信仰法律和崇尚法治的意识,以良好的法治文化环境推动法治建设的进程,需要我们积极的思考和不懈的努力。尽管我们的法治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我们工作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和提高。
促进民主法治的几个因素
宏斌云
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更加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目前,社会更加注重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其中起作用的因素很多。明显的就有以下几个。
律师的促进作用。司法体制、法制体系的格局改变中,律师制度的建立是一个重大的标志。律师制度作为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必不可少的。而律师的存在本身,就必然促进司法体制、法制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由于律师的职业功用的内在要求,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其服务的对象是当事人,其收入来源是当事人,有其特殊的利益诉求,由此决定了要求更加完备的诉讼制度和法律制度。律师是现代诉讼制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律师的存在也反过来更好地促进了现代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律师制度的建立,推动了外于政府之外的一种力量的产生和发展,这大大推动了民主法治的建设。现在不能设想,如果律师制度取消,将会是怎样的后果。可以说,律师对于民主法治的促进是第一位的。没有律师制度,也就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诉讼制度、法律制度。
信访的促进作用。由于法律体制还不完善,也由于法律体制解决问题的有限性,还由于社情的状况要求,只是依靠法制本身来解决各种社会民生问题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信访也就顺势产生了。并且,在一定历史时期,信访还将继续存在。其实,如果一个社会完全杜绝了信访现象是不可能的,如果信访现象被完全杜绝了,这个社会就是不正常的。虽然信访让地方政府以及司法机关感到压力巨大,难于处理、化解,但是这种社会力量的客观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正是在当今社会有了这些信访的存在,使得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不能为所欲为,而在许多事项上有所克制,规范自身行为,更加注重民生问题的解决,更加注重矛盾化解。信访已经成了促进社会民主法治的重要力量。
网络微博的促进作用。一般意义上的网络,对于民主法治的促进作用已经是明显的了。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方便快捷,使得社会的意思表达方便快捷,民意表达,民意上传,只是用秒秒来计算的问题。而微薄的出现,更使得这一网络信息技术的方便快捷表现得更加充分明显。看近期的高铁事件、美美事件、宋瓷事件,等等事件,都迅速地在一种社会力量!网络问政,网络参政,网络议政,已成为社会的一个现实。并且,目前的微博问政,微博参政,微博议政,更是成了民众的一种常态。网络微博促进民主法治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愈来愈明显。
律师对于民主法治的促进作用是制度上的安排,信访对于民主法治的促进作用是社会上的客观存在,网络微博对于民主法治的促进作用是技术上的结果,力量巨大。但愿在经济建设上取得更大成效的同时,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也迎头跟上。
法治之治与法治之制
法治之治与法治之制
徐显明 谢晖
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法治国家,是我国既定的目标追求。
一、法治之法必能导致法治吗?
中国百年法制变革的历程表明,倾向于法治的仁人志士,往往对良法情有独钟。从清末立法始、中经民国立法再到共和国八届人大期间以平均28天立一部法律,都深刻表达着法学家和政治家关于“良法先行”的思想意识。然而,法律运行的逻辑却并未遵循立法者的设定,法律的大量堆砌不但没有给中国带来法治的现实,而且整个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人治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这必然启示我们思考如下问题:法治之法(良法)必能导致法治吗?
这是一个既需求诸实践亦需求诸理论的问题。就实践而吉,除前述中国20世纪之大量立法并未带来法治实效外,相关例证在国外也屡见不鲜。例如当今亚洲各国,几乎毫无例外地标榜立宪主义,并以此为基制定了各式各样的宪法。但真正奉行宪政者寥寥,从而使宪法带有明显的“未来政治计划”的特征。宪法作为法治的规范母体并未带来法治的制度母体——宪政,不正说明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的殴违吗?何以法治之法并不必然导向法治?这需从法律和法制(法治制度)相结合的角度探讨。
因此,法治之法具有单面性、静态性、机械性、独在性;而法治之制则具有立体性、动态性、应变性、同构性。这必致两者的实践对接一旦失当,则法治之法无以呈现法治之制的情形。
第一,法治之法的单面性与法治之制的立体性可能造成两者间的错位。法治之法的单面性指的是它只反映或体现法治某一方面的要求,即法治对规则的要求,但规则的具备对于法治可能有两种结果:其一是规则导致法治其它要素与之配套,表现为实有的法治;其二是规则未致法治其它要素与之配套,从而在法律与法治间出现错位。这种错位,又有两种形成机制,要么法律违反法治,要么其它制度与法治之法不相配套,或未依法治之法而立。法治之制是一种立体性的存在,所谓立体性是指它由多方面要素结构而成,法律仅是这谙要素中的一种,虽然法律对其它诸要素——观念、组织(主体)、行为、监督等具有至上的调节功能,但当其它要素与法治之法间出现整体性错位时,法治之法则徒唤奈何。
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间的这一矛盾,说明良法的制定只为法治的实现创造了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亚里士多德强调良法之外,守法对法治的重要性,其启示是深远的。今天的法治论者可能对法治持有更多的见解,但良法与该法必须被遵守永远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当然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问的配套并不具有固定的模式。文化的差异、法治化程度的高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相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等等,皆是影响两者配套的因素。但无论如何,倘法治之法未转化为法治之制,所谓良法也只是提供给人们止渴的画梅。
第二,法治之法的静态性与法治之制的动态性可能造成两者间的错位。良法也罢,恶法也罢,作为规则,均是静态的。只有使静态的法律转化为动态的法制,才能实现法律的应有效果,这对法治之法也不例外。但在现实中,两者的错位时有发生,以致当代法学在社会法学的深刻影响之下,把“活的法”视为真正的法,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与传统良法法治观,“硬法”(严格规则)法治观相对应的“软法”法治观。尤其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价值的多样和规则的多元更为突出,究竟以国家制定的正式法律作为法治的基础,还是以社会通行的非正式法律作为法治的基础便日显重要。如果秉承国家主义,则正式法律至上,不论其能否造就法治;如果秉承“社会”实用主义,则只要能造就法治的规则,便是法治之法,而不论其是否为国家确认。问题在于现代科技和信息的发展在为社会主体提供更好的自治条件的同时,也为国家权力提供了更方便的干预条件。论者往往只重前者,而对后者重视不足,以致“软法治”观念只是一种理论设想,而不是工业化时代及后现代社会的现实。即使社会规范的应用,也与正式法律的宽容与否、宽容程度等息息相关。因此,现代国家对法治之制的追求,在根本上还有赖于正式法律。但正如前述,法律静态性与法制动态性的固有矛盾使得无论按严格规则设制,还是按“活法”设制,两者错位的可能性总是存在,这更要求人们在注重法治之法时,同时注重它与法治之制的调适。
第三,法治之法的机械性与法治之制的可变性可能造成两者间的错位。机械性是法律固有的弊端之一,即使良法也不例外。然而,法治之制与其动态性相适应,必须有应变性。倘若法治之制与法律一样机械,则社会因此而僵化,实践因此而停滞。但是,法治之制的应变性究竟至何种程度,才既能维护法律至上这一法治的基本原则,又能确保在严谨乃至机械规则调节下的法治其它要素的活力。这不但涉及理论的设定,更是一个实用性的制度技巧。在这方面,英美法系国家推行的判例法(法官创法)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范例,法官作为机械法律与应变法治的联系者,可以较好地解决两者之间的错位。但即使如此,要完全解决这一错位,仍然是一种理想。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实践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急剧扩大,采取了坚定而又富有成效的法律变革,即以正当程序和严格规则相结合的方式调控行政自由裁量,从而把急剧变革的行政行为规范于法治的框架内。法治之法的机械性与法治之制的应变性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因此,在实践中如何保障两者的对位也是一个常新的话题。如果不能较好地解决两者的对位问题,则必然使良法与法治间出现错位,从而使法治之法难以达致法治之制。
第四,法治之法的独在性与法治之制的同构性可能造成两者问的错位。对于法治而言,与其相关的法律可以是一个独在的系统,而法治之制的其它要素必须以法律规范为前提并与之保持同构,否则,便出现两者的错位。虽然,在那些具有良好法治传统的国家,规则与其它制度的同构一般不存在问题,但事实并非全然如此。相反,法治其它要素对法律的冲击在任何国家都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前述行政自由裁量权曾对严格规则模式的冲击,无过错责任方式的客观实存曾对过错责任原则的冲击,等等。如果说法治发达国家法律和法治问的这种错位往往为其更好的同构提供了正向的指示的话,那么,在法治后进型国家,一旦法治的其它要素对法律形成冲击,则每每形成法治系统的紧张,形成法治之法和法治之制度要求间的反向对立,其结果是活动的制度走向法治的反面,而只留下供人们探讨和迫思的独在的法治之法。孙中山先生及其“临时约法”给我们的就是这种启示;当代中国法律规范的繁荣和与之配套的政治经济体制、主体观念一行为模式、社会一政治组织架构的严重匮乏亦很能说明问题。因此,在法治后进型国家,如何解决法治之法和相关制度的同构问题,如何使法治之法的独在性变成法治之制的同构性,是其走向法治之路时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
综上所述,实践中法治之法无以导致法治之制的情形,是由两者间的内在矛盾决定的,然而,人类的智慧在于发现矛盾并解决它。针对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的矛盾,首先要解决的是法治之法需哪些与其配套的制度要素。
二、法治之法需要哪些配套制度要素?
虽然在现代社会里,与国家或政府相关的制度总是与法律紧密相联的,以致在宏观层面,法律与制度间到了难以分解的程度,然而,这绝不是说制度就是法律。法律只是制度的基础要素、前提要素和导向要素,但有了基础、前提和导向,并不意味着制度的建立,正如有了土地、材料及图纸,并不意味着房子已经建立一样。那么,法治之法究竟需要哪些与其配套的制度要素?笔者认为,这些要素有法治观念、法治组织(主体)、法治行为和法治监督四个方面。
第一,法治观念。如果把法治之法的配套要素划分为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话,那么,法治观念属于软件部分,其特点是既可存在于法律之前,或法律诞生过程中,亦可存在于法律之后。一般说来,超前存在的法治观念常为社会精英阶层所拥有,而在法治之法基础上推广的法治观念则为大众法治观念。
对法治之法而言,法治观念不仅是其催助剂、而且是其营养液。说其是催助剂,在于倘无超前的法治观念,则法治之法难以产生,如没有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法治思想启蒙,就没有近现代资本主义法治;没有近20年来中国法学界对法治的热切呼唤,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将更加困难。说其是营养液,则在于法治之法一旦没有法治观念的支持,则必是“死法”,而无法变成“活法”。这在目前我国虽制定了大量良法,但从因法治观
念的弱化而难以实现的困惑中可得明鉴。
法治观念可分为法治的价值观念和技术观念两个方面,其中价值观念决定着法治之法的质态方面,而技术观念决定着法治之法的量态方面。虽然法治之法有其统一的、恒定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法治国家的法律无质的区别,相反,要在世界各法治国家找出完全相同的法律则是困难重重的。同样,法治之法也有天下同理的度量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在法治之量态标准方面的完全同一,其中最明显的则是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运用截然不同的法律技巧成功地进行着各自的法治建设。这种法治观念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也正是这些国家法治的特点所在。如果法治之法和法治观念在一个国家相匹配,则该国的法治之路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
第二,法治组织(主体)。主体是人类一切活动的主导,也是其目的,法治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模式,既离不开主体推动,也必须以主体为目的。与法治观念相对,法治组织(主体)是法治之法的硬件。与法治之法配套的法治主体,必须是法律化的主体。所谓法律化的主体,是指社会上实存的组织或人取得法律上的资格,即取得法人资格或自然人的法律资格。在现代社会,法治主体实际上存在着组织化的主体和非组织化的主体两个方面,其中组织化主体更具有主导性,虽然不少学者认为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日趋发达,未来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更趋个体化,从而使组织化主体的地位下降。但笔者认为,这只是组织化主体的一种模式变迁,而不是组织化主体功能的弱化。事实上,现代科技的发展,更加强化了组织化主体的功能,即个体对组织化主体的依赖性日益增强,而不是相反。例如在信息网络化社会中,一旦网络出错、信息失灵,则个人的行为将无所适从。
但是,组织化主体的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其是法治之法的目的,相反,并不占法治主导地位的个体主体,从来是法治的目的。如果组织化主体最终不能实现个体的要求和期望,那么,它便是背离法治之价值宗旨的组织,就不是与法治之法相配套的组织。
从原生意义上讲,与法治之法配套的法治组织只能存在于法律之后,在法律之先存在的组织,倘未得到该法律的认可,就是法律取缔的对象,而不是法治之法的同构体;而作为个人的非组织化的主体,即便未得到法治之法的认可,也不是其可以取缔的对象。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是因组织化主体的工具性和个体主体的目的性之所致。
第三,法治行为。主体行为是法律调节的最基本的对象,依法律行为也是法治的基本要素。法治之法要转化为法治之制,其关键环节就在于依法行为。
法治行为虽然也是与法治之法相配套的制度硬要素,但因其自身的活动性,使它成为连接法治之法与法治主体、表现法治观念与法治监督的关键所在。如果人们的行为与法治之法不配套。那么,设置法治的其它要素则为徒然。
从应然性讲,法治行为必须合法,才能与法治之法相对应,然而,在法律运行的实践中,往往是违法行为与合法行为并在,这就需要法律的适时和恰当调节。如果法律不能导引合法行为,则无法治之制;同样,如果法律不能制裁违法行为,亦无法治之制。主体行为与法律的相契性,是从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的基本动力。但这种境界的实现,既有赖于法律观念与法律之间的调适,更有赖于主体对依法行为之道德感的增强。
法治行为也只能产生在法律之后,没有法治之法,便无相关的法律行为,存在于法律之前的行为,并不是法律调节的当然对象,因此,法治之法一般要求其颁布后的主体行为与它同构。如果在法律颁布后,主体行为未保持与法律的同构,则法治之法仍未转化为法治之制。世界法治史的实践表明,凡是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地方,人们依法行为(包括运用权利和遵守义务)的程度较高;相反,凡是法治化程度较低的地方,人们依法行为的程度必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已从立法的严重不足转向主体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这既包括公权主体——国家机关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也包括其他主体依法行为的严重不足。要使法治之法转向法治之制,则必须克服这一情形。
第四,法治监督。监督是法治之法的基本保障和必须要素。从广义讲,法律即监督,法治之法即为实施监督的标准和规则,它源自人性的不完善,法律就是人性不完善的救济措施和导人向善的监督机制②。然而,狭义的的监督在法学上仅指对公权主体之行为的监督,作为法治要素之一的法治监督也仅指后者。
法治监督的根据和标准只能是法治之法的规定和
要求,其对象是权力运行,其目的是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为何权力运行必须监督?对此,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尤其近代以来的思想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外,笔者认为,权力作为社会必备的要素及其在社会中的强势地位是其受监督的根本原
因所在。虽然自卢梭以来,主权在民观念深入人心,但这并非权力和人民权利必然是统一的,相反,即使近现代的权力,其一产生就是人民权利的异己力量,并且人民实际表现形态的个体性和分散性,致使其权利具体表现也具有此种属性;而国家表现形态的整体性和聚合性,则使其权力获得了相应属性,因此,权利与权力间从来是弱者对强者的关系。法治之法之所
以要设定对权力运行的监督要素,其目的就是为制约强者(国家及其权力)以救济弱者(人民及其权利),并最终使两者在社会功用上实现动态平衡,在人类进步中实现功能互补。
没有对权力监督和制约的法律便不是法治之法,对权力监督和制约失效的法律即使是法治之法,也只能表明其并未导致法治之制。可见,法治监督是法治之制的必需要素。法治不力的地方,法治监督要素大率松弛;而法治得力的地方,法治监督要素也必然严格。
综上所述,法治之法只有同时与法治观念、法治组织(主体)、法治行为和法治监督相同构,才能从法治之法转向法治之制。否则,如果上述四方面与法治之法出现紧张甚至对立,则法治之法徒具形式,法治之制殊难呈现。那么,如何实现从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的转换呢?
通过上述三方面论证,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有法治之法并不必然有法治之制,并且往往有良法而无法治,这有其内在必然性;第二,从法治之法到法治之制必须有相关的配套制度要素;第三,法治之法与法治之制相同构的模式是多样的,中国作为法治后进型国家,实现两者同构的方式显然具有多模式综合性。
出处:《法学》1998年10期 17-21页
第五篇:煤炭企业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煤炭企业文化建设问题研究
[摘要]企业文化是企业之根和企业之魂,凡是长盛不衰的企业都有其独特而先进的企业文化。文章分析煤炭企业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存在问题,探讨煤炭企业文化的发展路径问题。
[关键词]煤炭企业;文化建设
[作者简介]徐鲁敬,兖矿集团有限公司电铝分公司,研究方向: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山东济宁,273500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0)09-0093-0002
文化是民族之根、民族之魂,同样也是企业之根和企业之魂。中外企业的发展验证了这样一条规律:凡是长盛不衰的企业都有其独特而先进的企业文化。基于此,本文立足于煤炭企业的实际情况,就煤炭企业文化建设的内涵、特征、必要性、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途径等方面展开论述。
一、煤炭企业文化建设的内涵及特征
煤炭企业文化,是煤炭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所创造和逐步形成的并为企业全体职工所认同和遵循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精神和某些物化的标识。它包括价值理念、经营理念、企业精神、行为准则以及蕴涵在企业制度、企业形象、企业产品之中的文化特色。煤炭企业文化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经文并重、安文结合,以人为本、以心为本,理性控制、自我约束,团队核心、过程管理等四个方面。
二、煤炭企业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煤炭企业文化产生于煤炭企业,形成于企业经营管理过程,壮大于改革发展的历程,借鉴中外企业,吸收传统文化,创新现代管理的不断实践,与煤炭企业的发展如影相随。但在当前煤炭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仍有认识上的误区和实践上的失范。清晰认识误区,正确走出误区,规范操作实践,对于更好地开展企业文化建设活动至关重要。从近年来煤炭企业文化建设的认识和实践来看,煤炭企业文化建设对于凝聚员工、鼓舞士气、塑造团队精神、增强集体战斗力,共同为企业的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煤炭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重形轻质
即注重形式的建设而忽视了实质性内容的提炼,在华丽外表下存在不实之举。表现为:一是口号化、公式化、标准化、概念化、程式化。二是脱离实际、大而化之、大而不当。听起来完全正确,看起来漂漂亮亮,操作起来没有抓手,可望而不可及,形式主义严重。三是浮在表层、缺乏特色、缺少个性。不具有本企业的特性,无棱无角而显得“平沓而无光泽。
(二)重质轻形
即注重内容的实用而缺乏形象化的推介和宣传,表现为:一是不总结、不提炼、不升华,使企业文化停留在零碎、无规律的境地。二是停在一般,滞在实践,忽视提升,忽视整合,忽视建设模式的构建,忽视企业道德价值的渗透。三是缺理论支撑,少理论指导,不善于从现代管理科学理论中去“寻根”,失去了人文基础。
(三)囿于己见,粗放管理
表现为:一是缺乏大众化,成为“老板文化”。二是缺乏科学化、系统化。三是缺乏稳定性、实效性,很难形成全体职工共同的理念、价值观、道德观、哲学观。
四、煤炭企业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企业文化在我国经历了认识、徘徊、发展、创新阶段。总的来看,我国企业文化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如火如荼。既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又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煤炭企业文化建设虽“稍逊风骚”;但起步快,发展迅速,如今也已呈燎原之势。结合煤炭企业的特点,当前加强煤炭企业文化建设,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煤炭企业文化的构建要以人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重视发挥“人”的作用,创造适合于职工发展的工作环境和文化氛围,充分尊重和满足职工发展提高的内在要求,通过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教育人、鼓舞人、激励人的潜移默化的效应,把全体员工凝聚成一个整体,发挥每个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为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奠定扎实的群众基础。
在实际操作中,要认识到文化的载体是人,文化是由人去创造的。企业文化是企业人共同创造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大家的文化,是企业大家共同建设的文化。因此,其文化理念、内涵应为大家所接受、所认同。但总是先由少数优秀分子去创造,再在大众中传播。企业的优秀分子,如企业经营者、领导者、党员、劳模等,对企业文化的提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企业家对企业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决定性的作用,要求企业家具备与众不同的文化素质。提高领导者自身的文化素质,是搞好企业文化建设最为关键的因素。其间,企业家的独特领导能力、高尚的伦理道德、谨慎的决策水平、清晰的战略方向等是领导者必备的重要素质。
(二)煤炭企业文化建设要以煤炭企业经营发展战略为核心,建立先进的经营理念
企业文化是一个团队在完成一项事业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由于企业文化具有灵魂、凝聚、约束、导向、激励等几方面的重要作用,也就决定了企业文化就是一种以做大做强企业为基本内容的企业发展观点和经营理念。企业文化建设只能紧紧围绕这一中心,搞好生产经营和服务,不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使企业健康、稳步地持续发展。这是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所在,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唯一使命。因此,煤炭企业文化就要紧紧围绕企业的经营发展战略,在实践中探索、提练、升华和形成煤炭企业独有的企业文化,从而建立起先进的煤炭企业经营理念。
煤炭企业在实践中,每干一件事、每搞一次文化理念的宣传,都要思考这样做是否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是否有利于员工的精神和物质需要,是否在搞形式主义,是否在实事求是地塑造具有煤矿特色的企业文化。煤炭企业文化建设,实际的目的就是要让煤炭企业健康地存活下去,并且要越活越好、越活越强大。例如,兖矿集团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探索、提炼、升华,目前已形成了具有兖矿集团鲜明个性的精细管理文化,为兖矿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职工接受、认可,并且日益成为其日常的规范和管理实践,形成了企业的核心理念:不求最大,只求更好;安全核心理念:以人为本,科技兴安;管理理念:竞争合作,严实精细,创新超越,无为而治,等等。
(三)煤炭企业文化建设要以增强市场竞争力为目标,树立和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
1.牢固树立品牌形象意识。品牌形象既是企业文化的载体,又是企业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于企业的品牌之中。曾经有人说,中国的品牌是一流的产品、二流的包装、三流的营销、四流的服务。无论这句话有多少水分,但作为一名企业领导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品牌革命时代已经到来。品牌就是企业的生命。对于日趋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企业领导者必须高瞻远瞩,具备与时俱进的战略眼光,对塑造品牌文化的利弊,及时果断地扬弃,把员工的整体素质提升上去, 创造出企业优秀的品牌,使企业具备更强的竞争力。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持续稳步地发展壮大。作为煤炭企业就是要以长久的安全生产和优良的煤炭质量,来树立和提升自己的品牌形象。
2.坚持以文化力提升市场竞争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文化是一种“规范”,是一种相对于制度来说的“软规范”、“软力量”。但它的作用和力量却是巨大的。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要把企业文化当作一种“规范”来建设,当作一种“力量”来使用,并以此持续不断地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3.努力形成文化建设的有效制度。要加强企业文化的制度建设,将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体制机制加以固化,并注意发挥其长效作用。制度是由人创造和设立的,但制度又反过来塑造和规范人,使人不自觉地适应制度。企业的制度是个明显的文化元素,它不仅包括企业内的硬性规定,同时还包括职工们在实际工作中形成的行为习惯、方式、准则等固定化的行为模式。文化直接影响人的行为规范,一个人在社会中生存和活动,都必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获得他所在文化的认同。企业文化建设时,从制度入手是一条强有力的行之有效的途径。
(四)煤炭企业文化建设要创新方式,通过信息化提升煤炭企业文化建设的时代感
员工把企业文化与自身融为一体,从自己身上就能体现出企业文化的特质。员工需要像完善自身一样去完善企业文化。这些都仅仅完成了企业文化建设的初始进程。创新企业文化才是企业文化建设的第二步进程。由于企业是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企业不能固守一种固定文化表现形式。它既要保持其文化的本质不变,又要不断创新它的表现形式,增添新的文化内容。这是企业文化获得巩固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煤炭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还必须充分发挥信息化的作用,不断提升煤炭企业文化建设的时代感。
企业文化是西方管理理论在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与“复杂人”的假设之后,对组织的管理理念、管理过程与组织长期业绩的关系的又一次重新审视。它是自古典管理学问世以来,管理学理论发展的第四阶段,标志着企业管理从物质的、制度的层面向文化层面发展的趋势。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依靠投入资本、资源、技术、劳动力这四大要素实现的。现代经济的发展实践表明,这是不全面的,因为其中缺少了文化要素。当今时代,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发展趋势和规律,有助于实现煤炭企业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
总之,当前煤炭企业文化建设既要正确认识质与形,又要准确把握质与形,更要坚持实践上的质与形及相互转化。只有这样,企业文化建设才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为.造魂工程――企业文化建设之道[M].北京:北京高校音像出版社,2010.[2]王吉鹏.企业文化建设[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3]吕改,黄如金.国有大企业持续发展战略[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