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贵州民主与法治问题研究

第一篇：推进贵州民主与法治问题研究

推进贵州民主与法治问题研究

凯里市三棵树镇计生办 秦先波

在我们的现行体制之下，民主和法制建设对于向贵州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建设较为落后的地区来说，这种建设必须是在框架之内的。在框架之内，意味着基本的民主和法治建设不能突破国家基本政治法律制度的约束。单一制国家地方自治活力较之于联邦制活力不足，但其稳定性却值得考虑。这似乎会认为，我们地区的民主和法制建设顶多在小问题上修修补补，乃至裹足不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其理由是，法律（立法法）赋予地方国家机关（人大或政府）制定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法律（地方性条例、地方政府规章），贵州属于多民族省份，更需要这方面的探索；其次，即便是在遵照现有大一统制度下进行民主和法治建设，也未必就是小打小闹无所作为，也可能在并不违法基本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推进民主和法治建设，因为，民主也好、法治也罢，都不是人类活动的终级目的，而只是人类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保障基本权利自由的制度性工具而已，民主和法治并非铁板一块，大体上必须符合社会物质发展的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经典的结论。本文就此讨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一些问题。

一、如何认识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要性？

对于民主和法治社会来讲，将民主和法治提高到何种重要地位并不过分。我们国家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建设，相比而言民主和法制建设较为滞后，这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于人们对此认识不够，很多人甚至是领导干部认为，经济建设是硬指标，民主法制建设是软指标，首先搞好了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自然就会上得去。毫无疑问，这种观点来源于马克思经典作家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理论，这种理论及其变种有相当大的市场，至今发挥着广泛的影响。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民主和法制就越显得不足，似乎更证明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远远超于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

马克思从本体论的哲学观点来思考人类社会的的二元形态，论证“物质决定意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过，这一论述范围不能扩大，从而形成了物质优于意识的认识。波普尔曾批评这种认识属于“政治无用论”的观点，事实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分离之后，各自有各自的发展规律，即便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自身的问题也会影响甚至决定了经济基础的发展，这正是马克思“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深刻性体现。

而且，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没有人会忽视民主法制对激发一个群体、一个民族创造力的意义，也没有会认为民主和法制仅仅是经济建设的副产品。民主和法制的独立价值，在我看 来，不是仅依靠经济指标来进行衡量的。如果说经济建设在于扩大人们实现自我目的的能力，而民主和法制则是保证这一能力的必要条件，否则无异于丛林世界。公民只有完全享有民主自由权利，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潜力，更能服务于经济建设。当一个地方经济建设出现滞后的时候，有必要检视基本民主法制制度建设。

二、什么是民主和法制？

民主法制建设滞后会带来一种危险，将民主法制演变为一种口号，让期待的人们失望之极，掺杂各种负面因素而演化出更为剧烈的变革方式。民主法制建设的滞后，有两个因素值得考虑，一是当权者自身的问题，而是民众对之认识不足。对民主法制建设认识不足而进行建设，实则南辕北辙。

那么，何为民主，何为法制？最朴素的看法，是将民主视为选举方式，民主集中，一人一票，将法制看成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笔严，违法必究”。在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中，一人一票也是最为普遍的形式。自然，这种作法并不不当之处，只是按照这种理解，无法揭示民主法制的更多内涵。在我看来，民主法制的核心问题在于，一是保证公民按照利益和意愿自由选择任何候选人组建政府，二是独立的司法体系保护公民权利的行驶，三是限制和监督公权力（国家权力）的使用。在提倡法治的今天，以宪政为基本的模式收到广泛的适用。宪政民主糅合了民主和法制为一体，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有效的方式。

此外，对构建一个文明稳定的现代化国家而言，民主和法制建设是并行不悖的。历史的经验证明，在民主和法治之间偏重于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都导致人类文明遭受挫折，按照西方经典思想家的描述，没有法治的民主，会形成“多数人的暴政”，苏格拉底也就是按照民主的形式被人民推向了绞刑架；没有民主的法治，只会是“恶法之治”，人民权利会在法律框架内被蔑视乃至践踏，历来的专制社会何尝不言及律法但无实质的法治。因此，民主和法治，是两条腿走路，蹩脚对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危害不言而喻。无所谓何为优先的问题。

三、民主法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一是民主法制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生活中，群众对民主法制的认识还有误区，抽象谈论民主法制的现象仍然存在。公民有序的参与政治，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存在薄弱环节。人大的知情、知政权和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渠道不够畅通。二是政府在决策时人民群众和社会的参与程度和深度不够。对本地区的经济建设、社会事务、公用事业等重大决策事项，决策的过程、进展和结果还不够公开和透明，决策中缺乏与群众互动的机制，有的决策没有正确反映群众的意愿，影响决策实施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人民群众关心的公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医疗、社保、拆迁、征地、交通、环保、物价上涨等方面的事项。三是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公开办事制度有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村级、社区民主理财、集体资产监管不够，村（居）委会干部离任审计等基层民主管理制度空缺。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村两委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社区工作有行政化、机关化倾向，社区居民自治程度不高。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相对滞后，特别是在发挥工会组织作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营造和谐劳资关系和企业发展的民主管理等方面还需加强、完善和提高。企业职代会职权得不到切实落实，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现象比较严重。四是一些群众的正当诉求不受重视，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群众的正当诉求不被重视，群众的困难疾苦得不到救助，致使矛盾积压，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一些群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五是一些领导干部法治素质不高，以言代法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依法治国，还只是一些人的口号，而没有成为领导者新的执政理念和新的领导行为方式，法治尚未深入人心，“人治”在一些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以言代法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六是权力监督机制不健全，违法行政，滥用职权的问题依然相当严重。一些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不能正确看待手中的权力和正确行使手中权力。在言行上将自己置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有的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滥用职权，利用手中的权力近乎疯狂地寻租。有的从本部门的利益出发，制定和实施一些违反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土政策”、“土办法”，损害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有的违背公平正义原则，将执法权作为创收手段。有的执法人员为获取私利，与黑恶势 力相互勾结，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

四、出路和对策。

思想解放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存在的前提,是我国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实现法制化的重要保障。继续解放思想，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对进一步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大力推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解放思想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前提

民主法治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78年，在中国大地上，理论界开展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正是这场反映人民群众愿望和历史转折要求的讨论，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和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的讨论所促成的思想解放，给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了巨大动力，促使了法制的恢复和民主的新生。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2、采取“六强化”措施，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树立法治观念；转变传统管理方式，推进依法治理；转变宣传方式，广泛宣传，生动普法，形成良好的法制环境。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和司法公 正，切实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一）强化法制宣传，深化普法教育，提高民主法制意识

加强法制宣传和深化普法教育，将法制宣传和普法的对象扩大到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农村村民和进城务工人员。着力构建从幼儿教育起始的，以中、小学为基础的，包括成人继续教育的终身法制宣传教育框架；进一步完善主管部门与社会各方面力量齐抓共管的法制宣传教育体制。充分尊重和维护人大代表的民主权利，拓宽人大代表的知情权和知政渠道，维护人大代表通过法律规定的多种途径，畅通民意沟通的渠道，收集和反映群众的意见。市人大通过行使监督、重大事项决定等职权，更好的推动社会民主法制的进程。

（二）强化政府重大决策社会参与，提高公众的决策参与率知晓率

一是建立政府重大决策社会参与的互动机制。有效解决政府决策时社会参与的程度和深度不够，群众对出台的政策不知晓、不理解，以及政府决策与群众的愿望、与现实相脱节的状况，建立重大决策政府决定与社会参与的互动机制。在构建和谐万源、法治万源中，凡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要让群众广泛参与进来，确定专门机构收集和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并汇总到决策部门研究讨论；决策部门研究讨论后，将采纳意见的情况及有关意见反馈社会，继续征求意见；最后，由政府专家学者和群众代表集中对决策的内容充分讨论，形成 较为一致的决策方案或意见，提交决策部门决定。二是建立重大决策社会公示制度。探索和试行通过电视传媒、报刊等平台和渠道向社会公布重大决策事项的决策过程、进展和结果。

（三）强化基层民主自治和民主管理，健全民主治理机制

一是加强农村民主自治建设。结合实际，创新机制，健全以村委会、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村民理财小组为主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推进村务公开，实现“阳光村务”，推进“一事一议”，提高透明度。完善村级民主理财制度、集体资产监管制度、村委会换届后的移交制度和离任审计制度。二是健全社区民主治理机制。充分发挥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作用，完善社区民主治理制度、居民会议制度、社区协商议事制度。积极培育和发展社区志愿者协会、社区民间养老、文体、医疗卫生等公益性服务组织，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四）强化司法民主，切实抓好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

建立方便群众诉讼的司法机制。贯彻司法为民精神，提高审判效率，司法工作向亲民化、便民化发展。全面落实对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众的司法救助，体现社会的公平、公正。根据诉讼费减免规定，基本实现“应援尽援”，为他们提供多种形式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

（五）强化人大监督，确立人大在权力运行机制中的主体地位

“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领导，坚决支持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职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决定，事前要经过同级党委原则批准，通过后，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坚决执行。如有不同看法可以保留意见，可以按组织原则向上反映，但不能拒不执行”。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最重要的是保障法定职权的充分运用和实施，即保障宪法和法律在本行政区域的实施，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权利的实现，确保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及时纠正滥用公权，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提高国家权力机关履职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提高人大工作的透明度和公开性，以展示人大工作的人民性，树立人大工作的亲民形象。运用听证、论证、座谈、接待信访等多种形式，扩大公民对人大工作的有序参与，使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要求得到充分表达；扩大人大同社会各方面的联系，通过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建立与社会组织的联系渠道，使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得到平等表达；健全社情民意的反映、分析和反馈机制，使不同的利益要求得到有效表达；运用多种形式，引导群众以合法理性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遵纪守法，使群众的利益诉求得到有序表达；建立健全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凡涉及公民重大利益关系的事项，都向社会公布，公开听证，使法规和决策最有效地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透明度和公开性是人大正确履职行 权的防伪标志和防腐剂，使人大能更好地发挥权力机关表达、平衡、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功能，落实在党的领导下，人大在权力运行机制中的主体地位。

（六）强化党的领导，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与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一致的。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在执政理念上实现由主要靠政策到主要靠法治的转变，在执政方式上实现主要由政策领导到主要靠法治领导的转变。从而在体制和制度层面上更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把党依法执政的过程作为领导人民实现当家作主和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过程，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把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贯穿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全过程。

第二篇：推进基层民主法治进程

推进基层民主法治进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永和村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工作汇报

今天，我们迎来了上级领导和专家，对我村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进行检查验收，这对我村的创建工作是一次极大的鼓舞和促进。在此，我代表永和村党总支部，村委会和全村人民对检查团的领导、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我村隶属于吴江市盛泽镇，处于镇郊结合部，北与荷花村为邻，南倚西白漾（现东方丝绸市场），西倚蚬子荡，东邻桥北荡，紧偎丝绸商城。全村行政辖区面积为8平方公里，共有6个自然村，11个村民小组，居住总户数374户，在册总人口1314人，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在本村12000人，耕地面积330亩，现有中共党员53名。近年来我村坚持以服务群众为目标，以人民满意为标准，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深入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保证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维护社会安定稳定，加快推进全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实现了在加强党的领导下实行自治，在自治过程中规范民主，在扩大民主上加快发展的总体目标。

一、着眼于增强活力，不断完善村民自治组织

认真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关要求，切实加强村民委员会及其相关配套组织建设。设立了治保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并根据我村实际需要设立了城建组、计生组。同时，依据地理分布，将全村划分为11个村民小组，配齐配强了22名村民代表，建立起了完整的村民自治组织。为了使各个组织形成合力，有效运作，我们建立建全了各项规章制度。一是村委会工作职责，对村委会的工作范围、目标和权力、义务进行界定，做出明确规定；二是分工负责制，村“两委”成员分工明确，分片包干，每人都分别负责某一方面的具体工作，都分别挂钩一个村民小组，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良好工作格局；三是村委会任期目标和工作计划，根据本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在每届村委会产生之际，就制定村委会三年任期目标，提出全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同时，按照任期目标的要求，在每年年初制定工作计划，任期目标和工作计划产生之后，都交由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四是联席会议制度，村党总支和村委会班子定期 1 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讨论村里的事项，统一意见和看法，对一些重大的事项，经联席会议研究同意后，再提交党员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五是学习教育制度，每周一次组织两委成员进行集中学习。村级组织机构的健全和各项管理制度的完善，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也为依法治村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二、着力于规范提高，扎实推进基层民主建设

村党总支、村委会牢固树立民本思想，认真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不断加以规范、完善和提高，进一步深化民主自治工作，尊重民意，集中民智，增强民力，凝聚民心，形成加快发展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整体合力。

一是规范程序，在民主选举中体现民意。村级换届选举工作坚持在镇党委的领导下，以及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认真按照《党章》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规定，精心组织选举工作，规范选举程序，真正按照群众的意愿，依法选出群众满意的村级领导班子。在换届选举工作中，村党组织换届采取“两推一选”方式进行，认真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选举工作规程，组织党员和村民代表对党总支班子成员进行充分的酝酿和认真的推选，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础上，依照《党章》规定选出党总支领导班子。村委会换届选举认真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强化宣传，规范程序，坚决杜绝买票贿选、强行拉票等违法行为，同时，对村民代表，也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

二是集思广益，在民主决策中集中民智。我们建立健全了党员议事制度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制定了议事规则和议事程序。村里大事、要事以及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事项，由村“两委”会研究提出方案后，提交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集思广益，减少失误。与此同时，我们不断把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推向深入，组织开展村务民主听证工作，对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有关事务，以及事关我村改革和发展大局的重大事项，包括重大决策的出台、村集体财务收支、基建工程招投标、宅基地分配及土地征用补偿、计划生育、福利、党务等方面的村务及村规民约的修订等，都进行民主听证，听取群众意见，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三是建章立制，在民主管理中增强民力。我们成立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领导 2 小组和村务监督小组，并由党员和村民代表推荐选举产生其组成人员。经过“民选”产生的小组成员工作中认真负责、公正严明，把每月28日定为“理财日”，他们集中在村部对当月村中财务收支的每张票据认真审核，符合规定的有监督小组签字后交会计登记入账，对不符合规定的哪怕是支部书记同意或村委会主任签字的也给予否决。村务监督小组不仅参与制定全年的财务收支计划，编制预决算，审核村财务的收支，还认真检查各种合同、协议书的签订及执行情况。

四是公开透明，在民主监督中凝聚民心。我们健全完善了一系列配套制度，进一步规范完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一是在公开内容上，坚持凡是群众关心的问题全部公开，应公开尽公开。不断细化、明了公开栏目和数字，取消群众认为含混不清易作假的“其它”栏目，做到公开内容具体、真实、明确、完整，掏心交底。二是推行过程公开，一般达到三榜、四榜公布，就是一项工作每个关键环节都对外公开，吸收群众参与，接受群众监督。三是做好群众意见处理。在公开之后，及时收集群众对公开内容的意见，对群众提出的疑问，一般在3-5天内就给予明确答复。四是严格财务管理制度。规范财务开支审批，规定计划外生产性开支2000元以内和非生产性开支1000元以内的经村主任与村党总支书记通气后由书记审批，计划外生产性开支2000—5000元和非生产性开支1000—2000元的经村主任通气后由村主任和村党总支书记共同审批，计划外生产性开支5000元以上和非生产性开支2000元以上的经村两委研究后，交由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决定。与此同时，推行民主评议村干部制度，每半年开展一次评议，由党员、村民代表和部分退休干部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民主测评，对评议不合格的限期改正。

三、着重于综合治理，切实维护社会安定稳定

针对我村地处镇郊，外来人口多，人口流动性大，社会治安工作相对复杂的情况，坚持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入手，加强领导，强化措施，坚持综合治理，扎实推进依法治村工作。

1、找准切入点，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紧紧抓住“ 五五”普法的有利时机，大力开展法制知识宣传教育。在村部大楼一层分别设立了法制宣传栏，每两个月至少刊出一期法制宣传专刊。充分利用横幅标语、宣传单等形式，大张旗鼓地进行法律知识宣传。定期举办法制培训班，利用村民法制学校阵地，每季度至少一次开展法制知识讲座，聘请司法部门等领导来授课，加强对村两委成员、党团员、3 村民代表、青少年等重点对象法制教育。开展“法制知识进万家”活动，摘录一些与农民关系密切的法律法规知识，编订成册，发送到家家户户。切实加强群众的法制教育，提高群众懂法、守法、用法意识。

2、把握关键点，努力形成齐抓共管的整体合力。成立了依法治村领导小组，由党总支书记任组长。加强治保会和调解委员会，完善工作目标责任制。完善村规民约，根据本村实际，制定完善了20条《村规民约》。成立村规民约执约队，由村民代表选举产生办事公道、群众威望高7名执约队员，负责监督处理违反村规民约的行为。同时，加强民兵营、青年团、妇代会建设，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形成合力，推进依法治村工作的深入开展。

3、抓住着重点，及时协调解决各种矛盾纠纷。加强信访工作，村主要领导随时接待村民的来访，及时解决好村民反映的问题。加强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对“释解 ”人员，村里实行定人包干帮教办法，热情帮助他们安家就业，为他们提供致富信息，防止他们重新犯罪。做好矛盾纠纷调解，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开展文明创建活动，每年都评选一批“双文明户”、“五好家庭”、“计生光荣户”“平安家庭”，村里拨出专项资金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实践证明，通过创建“民主法制示范村”活动的深入开展，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实现了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的进一步好转，有效推动了全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为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通过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活动，全村干群众团结一心，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加快发展、勤劳致富上，有力促进了村集体经济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一、二、三产业齐头并进。

2、密切了农村党群干群关系。通过开展“民主法治示村”活动，村干部的民主意识明显增强，做事情都坚持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把村里的钱主要用于发展集体公益事业上。几年来，集体公益事业不断发展，村民福利待遇不断提高，对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每人每年发放500元的养老金；对困难户、特困户和天灾人祸的村民每人给予300—2000元的资金扶助费。由于群众福利待遇的日渐提高，更由于集体财务和村里大小事务都向群众公开，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都交给党员和村民代表讨论决定，有效消除了群众对村干部的怀疑和不信任，使上下形成一条 4 心，干群拧成一股绳。

3、维护了社会安定稳定。通过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活动，一方面，村干部依法办事意识明显提高，做什么事情都能依照法律、法规、政策规定进行。另一方面，群众的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有什么矛盾纠纷，都能主动寻求法律帮助,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几年来，全村没有发生集体上访事件。无民转刑案件，无重大责任事故，群众对社会治安状况满意。

我村近年来在推进农村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中作了一些探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农民群众的期望比，与上级领导的要求比，与兄弟单位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同时在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工作中，我们也深刻体会到：提高认识、形成创建良好氛围是关键；齐创共建、形成合力是前提；建章立制、依法办事是核心；组织建设、党的领导是保证；普法教育、精神文明是基础。我村的创建工作还刚刚起步，还需要不断的探索完善。这次检查团到我村进行创建工作检查指导，是对我村创建工作的促进和鞭策，希望检查团对我们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和意见。下一步我们将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思路再完善，目标再调高，责任再加码，领导再加强。认真学习十七大会议精神，努力实践“三个代表”,围绕“两个率先”和富民强村的目标。在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部门的关心指导下，借这次检查的强劲东风，进一步加强创建工作的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创建意识，在全村范围内进行一次再动员，强化责任意识，加大经费投入，进一步巩固“民主法治示范村”的工作成果，搞好农村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努力提高依法治村的水平，不断开拓创新，把“民主法治示范村”活动引向深入，为促进农村三个文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盛泽镇永和村村民委员会

第三篇：民主法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一、加强民主法治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任务，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和重点任务。

1、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政治体制改革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事关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既要坚定不移实施，又要积极稳妥推进，特别是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全会《决定》从三个方面提出和部署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二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三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2、人民民主：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

全会强调：“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三个更加”意味着，今后国家会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通过制度保证人民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3、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会《决定》鲜明地提出：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就是推动两个方面的创新，一个是理论方面的创新，当然也包括实践层面的创新，目的就是要更好的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们国家根本制度的作用。

全会《决定》强调：“完善人大工作机制，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近年来，我们辽宁省人大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去年以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就教育经费支出、大气污染防治、农田水利建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进行了专题询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

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的论断。协商民主的推进有利于人民民主权利的实践，从而更好地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那么其次就是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有就是协商民主的推进有利于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从而确保各级党委和政府实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最后就是协商民主的推进还有助于我们推进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转变。

全会《决定》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了全面的规划和部署，明确提出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

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系统阐述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制度要求。“法治中国”将作为治国基本方略的依法治国思想进行了重大提升，释放出强烈的改革信号。

1、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法治中国”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有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版”、“综合版”和“升级版”，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要求和法治基本精神的“具体目标”，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具体平台。

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法治中国建设，应当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意味着“法治中国”建设将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系统工程。

2、行政执法体制：权责统一、权威高效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两大支柱。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着力点是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目标是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全会《决定》针对权责交叉、多头执法等问题，提出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要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3、司法体制改革：公正、高效、权威

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为了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司法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改革主要侧重于立法的审查、执法的监督和司法的独立，做到这三点创新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我们司法的公正，让老百姓在整个司法的过程中、执法的过程中体会到对他们权益的保障，体会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有助于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

全会《决定》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三个方面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做了具体明确的部署。

4、劳动教养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实行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胡建淼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在历史上对于维护社会治安、确保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应当看到它的弊端非常大。中央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心也体现了中央对人权的高度尊重。”

中央司改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从今年3月起，各地基本停止适用劳动教养，社会治安保持了平稳态势，社会各界也都认可。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起草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议案，将按程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第四篇：论民主与法治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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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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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法治一直是近代以来文明国家的共同追寻。中国自“开眼看世界”以来便对西方民主与法治环境下的文明社会推崇不已，于是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引进和制度移植。但由于西方社会自身历史的特殊性以及西方对民主和法治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再加上中国自身传统思想的影响，这条学习之路异常缤纷但十分艰辛。其间思想流派杂陈观点互相辩难，而经由思想催化的制度更是千姿百态甚至自相矛盾，不仅难以与我国国情相契合而体现出先进性，反而有淮橘为枳的尴尬甚至流祸无穷。

因此，明确二者的含义、厘清二者的关系便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了。而在我党以大无畏的精神拨乱反正并毅然选择了法治的治国之路后，这种探讨尤为重要。当然，笔者并非对民主与法治做一个系统的正本清源，那需要几本厚厚的专著恐怕才能完成，在此只想对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作一点力所能及的阐述。

一

民主，永远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词语。民主理论源远流长，它从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的文明中持续不断的发展而来，传播到了每个大陆并成了人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主的含义众多，但在现代宪政理论中，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政治事务中最基本的权利应属于人民。民主能让我们避免独裁者暴虐、邪恶的统治，能保证公民享有更为广泛的基本权利，使人民能够运用自我决定的自由，在自己选定的规则下生活。从民主的发展史来看，民主理念要在国家统治中得到实现，离不开法治。

法治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观念。西方历史上的法治观念源于梭伦变法，至亚里斯多德时已经基本理论化。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的发展，法治的观念开始广泛传播，并在宪法和其他法律中得到明确肯定和宣布。“法治包含着多重含义。首先法治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视法为社会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其次，法治是一种价值的体现。法治不但要求一个社会遵从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法，而且还要求这种被普遍遵从的法必须是好法、良法、善法。……再次，法治是一种以„法的统治‟为特征的社会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它并不排斥社会道德等对人们内心的影响和外在行为的自我约束，但它排斥以人为轴心的统治方式，它奉行„人变道不变‟的哲学原则。”[1]（第99—100页）

民主与法治是现代文明政治制度的主要支柱，但是人们对它们的含义及相互关系的理解却各不相同。然而，无论如何理解，我们都可以发现它们的立足点和价值追求并非完全一致。并且，它们在现实中的表现也迥然有异。

（一）民主与法治并不天然统一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把“民主法治”相提并论。许多学者也认为民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法治社会必然是民主社会，不是法治社会也必然不是民主社会；反之亦然。但情况可能并非如此。

首先，民主也可能产生专制，即使是我们所推崇的西方式的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沦为工具，法治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于这一点，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们就早已发现。杰弗逊曾写道：“一百七十三个暴君必然与一个暴君一样具有压迫性……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专制政府并不是我们奋斗所寻求的目标……集权民主制中的政府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的，它控制除了与代议民主制有关的条件之外的所有方面，它既是实际的，也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2]（第114、263页）事实上，西方式的民主确曾导致过“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语）或“多人的专制主义”（孟德斯鸠语），如一百多年前美国妇女和黑人的处境，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由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授权美国行政当局将日本裔的公民关进集中营。而康德则坚持认为，民主是“18世纪的人们理解专制的必要词汇”[3]（第151页）。在一定意义上说，民主的专制比不加掩饰的专制更为可怕。甚至还有人认为，“通过人民定期普选产生领袖的体制称为„民主制‟（democracy）。民主制虽言称„民治‟，却也是少数领袖在统治，是人治的一种。正因为„人民‟无法行使„治权‟才需要政府，需要领袖。”[4]这段话虽然有些偏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民主与法治并不自然的相生相存，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

资产阶级革命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权力来源于神。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学说深入人心。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原来的学说受到批判，认为“人民”是一个集合主体，“人民”的概念不断抽象，也成了神一般的字眼。而权力来源于法律这一学说二战后逐渐被接受。立法、行政、司法的权力统统来源于法律。这样现代法治才有了它的逻辑起点。“法律精确的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普遍正义和抽象道德原则的具体化。基本法的源泉不是„人民‟，更非人民代表的票数可以任意更动。……”[4]因此，如果法治希望减少法律中的专断因素，那么公众的参与本身也必须服从审查和批评。我们可以发现，人民之所以对民主如此心向往之，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正了解了什么是民主，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在所处的时代，受到了太多学说的鼓吹，或只是对自己崇拜的偶像话语的迷信罢了。贡斯当乃至其后的托克维尔、伯林对民主可能产生侵犯自由的暴政都有过发人深省的论述。

其次，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主与法治的矛盾更是在很多方面得到体现。

（1）民主社会也并不一定都是法治社会。现实中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往往过于简单。美国的成功，使它变成了民主的象征，似乎只有美国式的民主才是唯一的民主模式。亨廷顿在谈到这一点时说：“人们愿意模仿取胜的典范”，这多少有点成王败寇的味道，但如果把民主政治简单等同于美国模式或西方模式，不顾世事的变迁和自己的国情而盲目追求，后果则令人担忧。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盲目效仿西方，大搞党派政治，却不顾民主自身的弊端和本国实际发展情况。经常是几十甚至上百个政党争权夺利，结果是“民主政治秀”作足，法治却进展缓慢，甚至造成社会动荡，经济和民生遭殃，更使人民对民主产生幻灭感。二战后，一些国家模拟西方模式，建立起多党制、议会民主的国家，大国如俄罗斯，小国如阿尔巴尼亚、卢旺达。民主不仅没能给他们带来秩序安宁，相反却是官员腐败、治安恶化、争辩频繁，社会秩序、民主制滑向崩溃，法律被束之高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更何谈法治！

（2）同样，法治社会并不一定都是民主社会。反观亚洲一些经济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民主的水平并不甚高，可以说是“有法治少民主”的社会，如新加坡和香港。新加坡法治发达，法度严谨，在西方人眼里是个严刑峻法的威权国家，但其经济成就无法否认，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幸福，并且逐步发展出了自己的民主选举制度。世界各国公认香港回归前是一个法治社会，却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回归前，统治香港的是英王委任而不是香港居民选举产生的港督。港督作为英王统治香港的代表和象征，在香港享有最高的、绝对的权力。当时的立法局、行政局也都只是港督的辅助和咨询机构，其主席由港督担任。但它在有法治少民主的情况下却能维持社会繁荣、稳定。虽然，民主是法治社会的追求，但它们的融合发展却是阶段性的，需要时间的。

正如李光耀在2001年3月1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所总结的经验：“我不认为通往民主的道路只有一条，也不认为只有一种民主。”亨廷顿由此论述不同的文化导致不同的政治选择，政治竞争“不是日本文化，也不是中国或亚洲文化搞政治的方式。这会导致争议和混乱。”[5]（第366页）由此可见，民主与法治并不是天然的相生相存，民主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反而是有其自身缺陷的。并且，它的模式也并非一种。如果离开了法治、宪政和个人的权利保障，民主独立发展的结果很可能是集权主义的暴政。

（二）当然，民主与法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这也正是现代法治所追求的目标。“法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民主创造一个可操作的、稳定的运行和发展空间，把民主容易偏向激情的特性引导到理性的轨道，为民主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民主为法治注入新的内容和动力，使法治为保护人权、自由，促进人的幸福生活服务。”[6]“在典型的现代民主社会中，民主是法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治支持民主，民主也兼容法治。法治通过对一切私人的、公共的权力施以必要的法律限制，从而保障了基本人权，支持了民主秩序。”[7]（第259页）民主与法治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虽然二者的运用需要有先后，但在近代政治制度的整体建构上两者在探索中逐步实现了统一。

从法治的历史发展来看，法律信用是法治生成的必然要件，它贯穿着法治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梅因关于社会进步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的经典论断早已为世人皆知，所谓“契约精神”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诚实信用。我们不应把“信用”一词仅理解为民商法领域的特定含义，它实际上也深刻的影响着刑法领域乃至整个法治现代化进程。如果当事人之间绝对信任，就无须对方许下诺言；如果双方之间绝对不信任，那么即使怎么许诺，也不会有契约。因此，契约是“信”与“不信”的矛盾统一体。契约一经形成即具有法律约束力，除非当事人合意解除或者改变。不论是契约的提供者-国家，还是另一方相对人-公民都必须严格依契约办事。法律文本就是契约的内容，适用法律就类似于履行契约，人们可以从契约推断出自己行为的后果。契约的履行须靠双方当事人信用的维护。正是从此意义上，李斯特说，“刑法典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它同犯罪人达成一项文字保证，对他们的惩罚只是当具备法律条件时才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实施。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两句话是一道屏障，保护公民免受国家权威、多数人的权利、利维坦的侵害。”若国家一方因民众的要求突然背弃刑法典撕毁契约，另一方公民也必然不再遵守契约。这样契约便成为一纸空文，作为契约表现形式的法律也就不再具有信用。在“黑哨”问题上，如果代表国家意志的司法机关不顾罪刑法定原则把龚建平定罪，刑法的指引功能将不复存在，人们不能根据刑法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做出正确的预测，那刑法的信用就消失殆尽。推而广之，整个法律体系都毫无信用可言，法治失去了基础，只能等待崩塌的命运。对于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托克维尔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在法国大革命时“民主革命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没有发生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应变化。因此，我们虽然有了民主，但是缺乏可以减轻它的弊端和发扬它的固有长处的东西；我们只看到它带来的害处，而未得到它可以提供的好处。”[8]（第9页）这种认识深刻揭示出第一，没有法治及相关的意识形态建设，民主政治无法立根，甚至会走向反面。第二，法治的确立有助于培养与民主相适应的思想、民情和道德。

对此，我国学者也有深刻认识，林毓生先生曾在考察西方历史的基础上认为“西方较优良的民主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它们的民主是从法治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9]（第91页），并言简意赅的指出：“中国原没有法治的传统，而法治是实行民主的首要条件。”[10]（第298页）他还强烈呼吁要弄清民主与法治的含义。再反思五四一代思想家与保皇党的论战中对民主法治的认识，以及对我国国情的分析都是颇有启示的。[11]（第167-176页）

对于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对民主与法治的分殊与融合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引进西方民主经验的时候，必须仔细考察它特定的孕育背景，必须仔细研究它与本国国情的契合条件。同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却有着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大民主”传统，有着数千年重道德轻法治的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影响的国家来说，民主与法治的任务尤其艰巨。我们在推进民主政治时，既要以各方面完备的法律体系代替对个人完美道德的预期；又要防止西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乘虚而入。在增强民主参与意识的同时增强法治观念，再扩大自由完善民主，让社会在稳定的环境中逐步实现民主政治，而不能让激情的民主淹没理性的法治。

二

在了解了民主与法治之间的一些紧张之后，我们再通过一国内法律体系的运行用法律的视角继续审视二者的关系。因为法律体系是一国建构其秩序的必需及实体外化，它的运行与走向深刻体现着各种通向文明社会的思想，民主与法治自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下面我们就以前一段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足球“黑哨”为例继续分析二者的关系。

足球“黑哨”问题前段是广大球迷乃至全国上下议论的热点，同样也引起了众多法律界、学术界人士的关注。大家对足球“黑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看法，见仁见智，众说纷纭。①“黑哨”道德品质恶劣，惹得热血球迷群情激愤。一时间，似乎不杀“黑哨”不足以谢天下。于是随着龚建平的被逮捕、高检通知的出台、人大常委会立法建议的提出，许多人为之欢欣鼓舞，似乎唯如此才是正义得以伸张，民主真正实现的法治国家。但从法治的含义和要求看，冷峻的罪刑法定原则却似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直令民愤难平。它不仅涉及到刑法的领域-民主与法治在罪刑法定原则面前交锋，更可以看成是民主与法治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冲突的一个缩影。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黑哨”应以贪渎行为定罪量刑。但“黑哨”问题定罪的难点却有很多，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难：“面目模糊”的中国足协性质难以界定，二难：裁判是不是法律规定的国家公务人员，三难：执哨足球是否属于执行“公务行为”。这三个问题直接决定着“黑哨”是否定罪，或者该定何罪的问题。在我国的《刑法》中，涉及受贿的罪名有两项：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这两罪的主体都是特定主体，前者为国家公务人员，后者为公司企业人员，其他行业中的贪渎行为还没有经过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确认。也就是说，如果“黑哨”裁判不属于上述两种特定主体，他就不应该受到刑罚的追究。而裁判的身份性质问题正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至今没有达成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而根据法治的重要原则-“罪刑法定”的原理，则无法对其定罪。

罪刑法定原则，即什么行为是犯罪，对犯罪行为处什么刑罚，都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原则，或者说，除非法律有明文规定，否则行为不构成犯罪，也不能对行为人施以刑罚的原则。[12]（第131-132页）罪刑法定原则的提出，体现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以及对人权的尊重，在刑法发展史乃至整个法治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罪刑法定与罪刑擅断相对，在一定程度上其本身也是民主与法治斗争的产物。当然，罪刑法定并不是只要写在刑法典中就能得到实现的，相反，它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法律文化的发达和法治观念的进步。它和法治中的许多原则一样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对立统一。

当透过罪刑法定原则再去关注“黑哨”问题时，我们必须厘清民主与法治的关系，群情激愤的民主不能越过理性的法律边界。否则，法律权威丧失，法律信用无存，结果将会是得不偿失。民主应该在法治的引领下在健康的轨道中运行以实现其终极目标。

第一、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用-民主的法治要求

民主追求的是大多数人的参与。为了更好的实现民主就需要饱满的热情、煽情的话语和昂扬的斗志，因此，人的因素无可避免。但法治却崇尚理性，“法律主治”需要树立起法律的权威。人治与法治最根本区别即在于树立起以宪法为核心的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解决社会纠纷的最权威力量。民主的激情需要法

治的理性加以引导控制。

有人说“黑哨”问题引起了极大的民愤，象这样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能依刑法定罪，那还说什么法治？说什么法律体现了人民的共同意志？易言之，对“黑哨”道德审判的诉求大大超过了现实法律的诉求。让我们冷静的想一想，民愤到底是不是定罪的根据？能不能因为人民气愤就以刑罚手段来处理问题？有罪和违纪、违法、违规是不同的，坏人就一定是罪人吗？国家的法律是有层次的，其责任的承担也是各不相同的。为什么会有法律、法规、条例、纪律等不同的规定，道理就在于此。如一味地因民愤极大而置刑法的规定于不顾将“黑哨”定罪，那法律岂不又沦为“防民工具”，成为当权者手中的令牌，既可以随时拿来挥舞一番，也同样可以随时将它束之高阁。人民心中原本神圣不可动摇的法律也在“民愤”面前任人摆弄、任人曲解，而显得那么的软弱无能。

法律若想在现实中真正树立起权威，除了理论的精辟分析，宣传的大力倡导外，关键还在于确立法律信用。法律无信用，法治必然难以展开，人民的权利将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法治也就很难成为民主的要求了。在当代中国，法律权威不高，人们有法不依，执法人员执法不严，遇到纠纷当事人不愿求助于法律而是寻求其他解决途径，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法律信用的缺失。

法治需要树立法律权威以维护法律信用，而民主则要求严惩不法行为以实现广大人民的意愿，如何才能较好地处理这对矛盾呢？这就迫切需要为民主创造一个可操作的制度，将民主纳入法治的轨道之中。就“黑哨”而言，笔者认为最符合法治原则的解决方法就是启动刑法修正案，将“黑哨”问题及有关需要定罪的行为科学、客观、准确的加以规定，并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只对以后再出现的类似情况予以适用。毕竟，刑法具有极大的刑罚权，能直接剥夺公民的财产权、人身自由权、政治权，甚至生命权。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而草率地将“黑哨”予以定罪，虽然可以一时平息民愤，满足人民的民主要求，但给法治带来的危害却是深远、长久的。

第二、权力制约，权利保障-法治的民主要求

法治不单单是法律的统治，依法而治，它还“内含着平等、正义、自由、善德等社会价值，推行法治也就是在促进社会的价值。”[13]（第608页）这些社会价值归根结底反映在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上。权力制约原则是指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监督、彼此制约，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14]（第101页）在历史上权力制约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政治家、思想家对权力制约问题的阐述很多，尽管他们分析的角度、语言的表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建立、健全权力制约机制是建立民主制国家的基本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赋予法治以现代概念。如果法治没有民主的注入，将显得僵化而不能体现保护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此大多数杰出的思想家都选择了权力制约的机制以保障权利。

围绕“黑哨”问题是否适用罪刑法定原则的争论其实也反映了法治的民主要求的现实。罪刑法定首先意味着立法权与司法权严格分工。刑事立法权只能由国家立法机关行使，而司法机关只能严格执行立法机关所颁布的刑法行使司法权，而不能介入刑事立法领域。其次，罪刑法定原则还意味着以立法权限制司法权。[15]（第96页）这种限制途径主要表现在：排斥习惯法、禁止类推和事后法的禁止。这样能较好的限制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对行为的定罪和量刑，均应严格按照刑法条款的规定，也有助于司法人员树立严肃执法、依法定罪判刑的法治意识，消除曲解法律、无视法律的错误观念，为司法公正打下基础。反之，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行专断的权利，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16]（第156页）

在“黑哨”定罪的问题上，有人还想到了司法解释这一途径。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两高”的司法解释的效力是可以溯及既往的，也就是说，如果一旦相关的司法解释出台的话，凡是1997年刑法颁布以后出现的情况都是可以适用（当然包括已经发生的“黑哨”事件）。但不论司法解释把裁判界定为国家公务人员还是公司企业人员，无疑是将该罪名的主体进行了扩张解释甚至是类推解释。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类推解释是禁止使用的，而扩张解释一般也只适用于有利于被告人的情形，此司法解释将使被告人陷入不利状态，因而也是有悖于法律解释原则的。由此推而论之，在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有许多新事物涌现，如果纷纷以司法解释为准，那么立法意义何在，法律权威何存？于是，在洛克的设想中原本最软弱的司法权逐渐扩张，甚至有可能改变立法者的初衷而形成司法权专断，最终造成对人权的任意践踏与损害。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法治的民主要求：权利保障。权力制约乃至法治的最终目的都在于保障人的权利。这也是民主的精神之所在。民主理论认为，法律的力量在于它承认和保护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为了保护人的尊严和权利，最重要的是让人们通过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制定代表民众利益的法律，这就是法律力量的源泉。这也随之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宪法和法律的合法性是主权人民行使自治权所授予的权威制定的。人们受法律的约束，因为法律表达他们的意志。反之，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政策和法律就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在法治社会中的法必须是民主的法，必须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法。黑哨问题的讨论焦点-罪刑法定原则正贯穿了民主的精神，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一方面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对一般人权利的保障。它明确向公民昭示了何为犯罪行为，何为合法行为，使公民的法律自由空间得以确定，行为的自由度也可以发挥到最大限度，从而有利于公民个人权利的充分行使。试想，如果适用司法解释而进行类推或扩大解释的话，那么，固定了民主意愿而确定了行为方式的法律轻易地便失去了它的确定力。于是，今天是他的权利明天可能是你我的权利便可能同样轻易地被解释掉了。②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民主的精神之所在，法治若失去这种民主的要求便不成其为法治。同样，这当然也是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的主要目标，并且在我国的法治实践中得到体现。如罪行法定原则的确立，使在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的价值取向更倾向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一般人的权利和自由，这有助于我国法治水平的提高。我们应沿着这个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不可被一时的激情冲昏了理性。

结语

民主与法治都是人类文明进步所一直追求的价值目标。人们不能抛开民主片面地强调法治，更不能因一时的冲动而使法治受到毁损。尤其是对我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才是民意所在，才是最大的民主。为此，民主必须体现其法治的要求-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用；而法治也同时体现其民主要求-权力分立，权利保障。民主只有在法治的引领下才能有序稳定的运行而不致脱轨。这样，民主与法治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才能真正得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得到最终保障。

如上所分析的“黑哨”问题所引发的民主的激情虽然表现出民众对“法治”的向往和追求，对消解传统理念、暴露现实缺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必须以法治的理念理性的加以对待，否则过犹不及。在建设法治的道路上，让我们谨记：“民主需要激情，法治需要理性！”

第五篇：民主法治与建设

编号： 0012009-2010 学年 冬季学期

上 海 大 学

本科生课程（选修）论文

论文题目：发展基层民主建设的思考

课程名称：姓名：

学号：

2010年3 月 1日

[内容提要]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意，社会主义与民主不可分割。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需要经历许多发展阶段的长期历史过程。在这整个历史进程中，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依靠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世代相继的多方面的建设和创造性的实践。其中包括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以社区居民自治为核心的城市基层民主建设；以职工代表大会为核心的企事业基层民主建设。

[关键词] 基层民主建设民主自治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提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并强调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贯彻十七大精神，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社会管理层次较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心在基层，基层公共事业的发展和基层公共事务的管理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基层民主同保证人民合法权益密切相关。这决定了发展基层民主、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多年来，我国基层民主不断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村委会和社区居委会直选不断发展。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广泛推行。民主推荐、民主评议、竞争上岗深入人心。人们的民主意识越来越强，享受的民主权利越来越多。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也有了很大的改善。涌现出了一批“民主法治示范村”和“民主法治示范社区”。但也要看到，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包括扩大基层民主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我们要按照十七大的部署，进一步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一、党的领导是发展基层民主的根本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政党、团体、社会各界、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民主政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发展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民主法治途径有序地进行。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发展基层民主的基本途径。

十七大报告将“发展基层民主”与“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紧密地联系起来，将人民依法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的、广泛的途径。目前，我国具有基层群众自治性质的组织主要有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和城镇的居民委员会，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包括城镇社区的居民委员会制度和业主委员会制度、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制度等。发展基层民主，要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

三、将发展基层民主与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结合起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民主监督。

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相辅相成。发展基层民主，要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推进厂务公开，支持职工参与管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没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共产党能否以及怎样跳出封建社会“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就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既要实现对外对内两个开放，还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同志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是我国政权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成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这表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执著追求，始终是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目标。尽管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不是一帆风顺，但社会主义民主始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基层民主建设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动力，并取得了长足进展。扩大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改革开放带来的“四个多样化”局面，给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何使他们和谐相处，形成一个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社会？如何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如何使他们行使好宪法赋予的权利？这些都是新形势下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解决好的问题。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与这种新的社会结构相适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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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素阁, 法制与社会LEGN SYSTEM AND SOCIETY 2009年 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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